第七章：作为奇点的替代经济

凯文·A. 卡森 · 2010 年原著 · 全书中文初译AI 辅助初译，未经人工终校第 8 / 12 单元

我们已经看到，传统的等级制企业与大规模生产工业背负着高昂的间接成本，倾向于把投入的耗费与生产性产出混为一谈，并奉行成本加成的文化。贯穿本书的一个核心主题，是替代经济更为优越的效率：它的间接成本负担较低，能够更充分地利用投入，并避免闲置产能。

两种经济正在殊死搏斗：一种是高度资本密集、间接成本高昂、官僚制度僵化的传统经济，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大政府与大企业勾结所产生、受到补贴和保护的产物；另一种则是资本需求低、间接成本低、敏捷而富有韧性的替代经济，即使受到束缚、被赶入地下，它仍胜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替代经济正在旧经济的缝隙中成长，准备取而代之。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那句话——“在旧社会的外壳内构筑新社会的结构”——是人们所能想到、最适合概括这个概念的说法之一。

A. 网络化生产与绕过公司节点

对从车库工坊到小工厂的各类分包商而言，网络化生产的一大美妙之处，在于它把旧有的公司总部变成了一个可以绕过的节点。

约翰·瑟德贝里认为，在当前的外包与网络化生产模式下，资本很容易被劳动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他先讲了丰田分包商爱信精机的一则轶事。爱信是“整个丰田网络所必需的某种关键零部件的唯一制造商”，而它的工厂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毁了：

整个企业集团都面临停摆的危险。两个月内，丰田就会耗尽爱信精机生产的零部件库存。面对迫在眉睫的灾难，分包商网络展开了热烈的合作，创造出临时替代那家工厂的办法。在短得惊人的时间里，丰田的附属企业重新调整了自身结构，得以不受这次事故影响而继续运作。邓肯·瓦茨将丰田集团的迅速反应归功于其网络化的组织方式。如果我们假定那家工厂并非毁于事故，而是因劳资冲突而停工，这个故事与劳动理论的关联就显而易见了。网络化资本把每一个生产环节，从企业一直到个人的工作任务，都变成一个可以绕过的节点。

……正是资本企图绕开劳动阵地的雄心，把资本主义引向了网络生产。……国家、工厂、自然资源，以及社会和技术分工中的各种位置，都被变得可以替代。工会的谈判力量建立在封堵资本主义生产链瓶颈的能力之上；资本由此消除了这种封堵的威胁。

但瑟德贝里接着说，资本为了绕开堵塞而创造的这种可替代性，也有使资本本身变得多余的危险：

只要有组织的劳工仍固守过去的胜利和过时的抵抗形式，工会力量就会继续衰退。但网络化生产方式为新一轮斗争开启了一个“机会窗口”，只是这一次，斗争的类型有所不同。既然所有生产环节都已经变成网络中可能被替代的节点，那么，资本作为网络中的一种生产要素，本身也已经成为一个可能被替代的节点。^[1]

（实际上，“第三意大利”发生的正是这样的事情：传统的大规模生产企业试图把生产外包给小工坊，以躲避罢工浪潮；然而，当这些工坊开始彼此联合起来时，大企业却被打了个措手不及。）^[2]

瑟德贝里看到，相对于实物资本而言，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信息领域的同侪生产也正在兴起；在他看来，这些都让人有理由期待，独立、自我管理的劳动者网络能够绕过资本。因此，他特别重视日趋严苛的“知识产权”制度：这是一种压制开源运动、维持对生产条件控制的手段。^[3]

戴夫·波拉德曾以想象中的 2015 年为视点写作，就那些效法耐克，把自身掏空、将一切都外包出去的公司的脆弱性，提出过类似观察：

在 21 世纪初，那些曾经是等级分明、从头到尾包办一切的大企业，开始剥离所有被认为不属于“核心能力”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最后留下的只有商业头脑、市场知识、经验、决策能力、品牌名称和整合能力。这种“空心化”使跨国公司获得了巨大的杠杆效应和利润率；它也让这些公司变得极其脆弱，甚至可能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随着外包加速，一些小公司发现了如何利用这种脆弱性。例如，当它们发现北美制造商为了“提高生产率”而把国内生产外包给第三世界工厂时，就直接联系第三世界制造商，给出略高的价格；然后又直接联系北美零售商，提出更低的供货价格。那些费用高昂的外包发包者，很快发现自己成了多余的中间人。……大公司剥离了所有它们认为不属于“核心能力”的业务之后，懊恼地发现，在相互连接的信息经济中，它们的核心能力所值的，远远低于它们虚高的股票价值；它们已经把很大一部分市场份额输给了由小型创业企业组成的新联盟。^[4]

在一个“想象力”或人力资本是主要价值来源的经济中，企业恐龙最可怕的噩梦，是想象力可能会起身离去：也就是说，真正拥有想象力的人或许会发现，他们不再需要公司的许可，并且认识到，在加密技术和 BitTorrent 的时代，公司的“知识产权”已经无法执行。在制造业，同样的情形也正在出现：面对数百个服务于本地小市场的工坊开展逆向工程，发现侵权并执行专利权的成本，已高到得不偿失。

例如，汤姆·彼得斯举过奥迪康公司的例子：这家公司取消了“整套正式组织”，废除了部门、秘书和正式管理职衔。员工把个人物品放进“储物车，也就是私人小推车里，在完全开放的空间中，根据与不同同事合作的需要，把它们推到合适的位置”。^[5]在实物资本支出已不再构成重大进入门槛的部门，公司守门人面临的危险是：总有一天，知识工作者或许会把他们的“私人小推车”彻底推出组织之外，认定即使没有这家公司，他们也能把一切做得同样好。

B. 在金钱纽带之外创造价值的优势

我们已在第三章和第五章考察过两种趋势：雇佣劳动时数急剧减少，非正规部门创造的价值增加。从效率与谈判能力的角度看，这有许多优势。

在个人层面，非正规经济与家庭经济的一项关键优势，在于它提供了雇佣劳动之外的另一条道路，能够满足个人很大一部分生计需求，并提高劳动者在剩余雇佣劳动中的谈判能力。

如果劳动者恰好拥有住房，没有房东可以驱逐他，那么他的自由会增加多少？如果他住在能够自己生产食物的宅地上，他的自由又会进一步增加多少？

占有资本使一个人在与他人打交道时能够独立，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它之所以使他独立，仅仅是因为它实际地或潜在地为他提供了手段，使他可以不必先征得他人的许可，就用这些手段生产出维持自己生活的东西。^[6]

约八十年前，拉尔夫·博尔索迪已经证明——而且用了统计数据！——种菜、制作罐藏食品，以及用其他形式的家庭生产来替代外部购买，其每小时的“工资”高于大多数外出工作的工资。^[7]

像苏兹·奥曼这样的传统理财权威，建议人们终身定期定额买入股票、向 401(k) 账户缴款，直至达到雇主配比缴款的上限，等等。与他们相反，对普通人而言，最合理的真正投资，是投入资本来减少自己对外部收入的需要。

这包括尽可能低廉地建造或购买自己的住房，尽快还清房贷，并且只要家庭生产与用工资购买相比具有合理的竞争力，就用前者代替后者。博尔索迪写道，相较于金融投资价值的波动，

取得那些可用于生产舒适生活必需品的东西——房屋和土地、机器与设备——就不会受到这些变幻无常的影响。……因为它们的经济用途取决于你自己，不会随着你无法控制的市场、法律或公司而改变。^[8]

家庭生产者摆脱了那种“不安全感：无数人只有保住工作，才能购买生活必需品，而这种不安全感始终纠缠着他们”。^[9]一个不用还房贷、拥有大菜园和充足食品储备的家庭，即使只有一名兼职挣工资的人，也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虽然不太方便）。

正如第三章所示，“知识产权”等人为财产权上的租金蒸发，以及实物生产资本支出的迅速下降，意味着从生产中攫取价值的能力陷入危机。但换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生活成本的崩塌。布鲁斯·斯特林曾半开玩笑地论证（难道他什么时候不是这样吗？）：知识的增长会制造“贫穷”，因为当一切都是免费的，就没有东西值钱了。反过来，当没有东西值钱时，一切也就免费了。〔译注：原文此句作“when nothing is worth everything”，按上下文译为上述意思。〕一个物品免费的世界，对那些过去靠卖这些物品为生的人来说确实很不方便；但对那些不再需要挣那么多钱来买东西的人而言，就很难简单断言它是坏事。当一切都免费时，人们从一开始所承受的谋生压力，就小得多。

等着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一天：互联网的知识丰裕，正在主动地使人在经济上变穷。“天哪，Craigslist 现在能让人买到各种超便宜的东西……嘿，等一下，我的工作去哪儿了？”

总有一天，互联网会提供免费的食物和住所。到了那个时候，人群干脆转身离去。他们抛弃资本主义，就像房地产泡沫破裂中的失意者抛弃一栋资不抵债的楼房。^[10]

C. 更高效地从投入中获取价值

约翰·罗布用一种称为 STEMI 压缩的工程分析框架，评估他所提出的韧性社区的相对效率：

在技术演进中，一种特定设备／程序的下一代，往往遵循市场上一种众所周知的模式：它的设计使它便宜得多、速度快得多、功能也强得多。这使它能够挤掉上一代技术，最终主导市场（例如计算领域的晶体管取代真空管）。把这一发展过程形式化，便得到所谓的 STEMI 压缩：

空间（Space）：使用更少的体积／面积。

时间（Time）：更快。

能源（Energy）：使用更少能源，效率更高。

物质（Mass）：更少浪费。

信息（Information）：效率更高，管理间接成本更少。

因此，要评估某一技术的新一代方案是否可行，往往可以看它能否在不显著损失系统复杂性或能力的前提下，在 STEMI 各方面的压缩上实现实质性改进。这种分析过程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支发展之“箭”，使我们能够沿着某项技术的整个生命周期追踪它。

他认为，这个概念的意义可能不止于新一代技术。“韧性社区，究竟有没有希望实现相对于现有全球体系的代际改进？”

换言之：韧性社区这个概念（按照本文的构想），是否是一种可行的自组织系统，能够凭借系统层面的改进，迅速地、像病毒传播般地挤掉现有结构？如果用 STEMI 压缩来衡量，有理由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空间。地方化（或超地方化）大幅减少支持任一单位人类活动所需的空间。把无用的空间（住宅等等）转变为生产性空间。

时间。全球运输中浪费的时间被消除。在恰当的时间与地点进行即时生产（JIT）。

能源。全球运输所浪费的能源被消除。能源生产与使用地相结合。更高效地利用太阳能——它是我们全球体系唯一真正的外生能源输入。

物质。减少系统性的浪费。按订单生产，而非为市场预先生产。

信息。彻底简化。以简单的地方管理系统，取代复杂得可怕的全球管理间接开支。^[11]

罗布所说的韧性社区与当前全球体系之间的对比，大体契合我们这里两种经济之间的对比。以 STEMI 压缩作为分析替代经济相对于公司资本主义优势的模型，也与其他思想家提出的广泛概念模型相重叠。无论是巴克敏斯特·富勒的“少投入多产出化”（ephemeralization），还是精益生产所说的消除“无效耗费”（muda）、“用越来越少的东西做越来越多的事”，同样的一般思想都有极广泛的流传。

马马丁·西塞所谓的“敏捷经济”，就是一个好例子。正在兴起的后工业时代，是一个“网络时代，在其中，新兴的同侪生产将由敏捷经济驱动”。

规模经济是通过大规模制造商品来降低其成本。与之相对，敏捷经济则是能够根据需求，在不同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之间迅速切换。^[12]

如果说，在 STEMI 压缩和敏捷经济方面，丰田生产方式相对于斯隆主义大规模生产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而艾米利亚-罗马涅模式的网络化生产又相对于丰田生产方式实现了类似进步，那么，非正规经济与家庭经济相对于这两者，都实现了一个数量级的改进。

杰夫·韦尔用“根茎”（Rhizome）这个词，指称与罗布的韧性社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替代经济相联系的组织形式：“一种替代性的人类组织方式，由具备最低限度自给能力的节点构成网络，利用经济活动的非等级协调来运作。”

在我所提出的根茎概念中，有两个关键思想：1）最低限度的自给自足，它消除了使等级制不断积聚形成的依赖关系；2）松散而动态的网络连接，它利用网络信息处理的“小世界”理论，使根茎能够克服通常会压垮等级组织的信息处理负担。^[13]

按这些标准，前面几章所描述、从国家资本主义危机中浮现的替代经济，完全有能力把公司—国家经济吃得一干二净。它的巨大长处，在于更高效、集约地利用有限资源，这与大规模生产的资本主义工业通过粗放地增加受补贴投入的做法正好相反。替代经济能够更高效地从一定数量的土地或资本中提取使用价值，借此减少浪费和低效。

要理解替代经济如何更高效地利用投入，一个重要概念是“生产性递归”（productive recursion）。内森·克雷文斯用它来指这样一种现象：当一件物品在社会经济中生产，不再承担与公司—国家结合体相伴的人为间接成本和浪费时，取得它所需的劳动量会减少一个数量级。^[14]生产性递归带来的节省包括：例如，自己做出一个设计所需的劳动时间，只是挣够购买某项专有设计所需款项的时间的一小部分；或者干脆使用开源设计；又或者，以使用原生金属十分之一的成本，重新锻造废金属。^[15]

当生产方法为便于快速复制而得到简化时，产品成本便会降低。这就是生产性递归。理解生产性递归，是理解我们需要如何重构工业经济体系、以应对这种技术变革的第一步。如果工业体系不为生产性递归而重新配置，它们将在远未接近全面自动化之前崩溃。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帮助避开一个障碍，免得它妨碍个人桌面制造的普及，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全面生产自动化。^[16]

他从尼尔·格申费尔德的《制造》（Fab）中援引了一系列“在实践中证明生产性递归理论的案例”。其中一个例子是，印度农村的有线电视服务成本大幅下降，“原因在于通过分布式生产，对卫星接收器实施了逆向工程”。《制造》写道：

一个典型的村庄有线电视系统，可能拥有一百名订户，每人每月支付一百卢比（约两美元）。付款都很及时，因为那些“有线电视伙计”会亲自拜访每位订户，相当有说服力地确保他们付款。在拜访其中一位有线电视经营者时，我对使这些系统成为可能、并在财务上可行的技术产生了兴趣。

他屋顶上一副手工制作的卫星天线，向村庄的有线网络输送信号。他的有线网络前端并非一整间屋子的电子设备，而只是放在他床脚的一层架子。

架子上，一台灵敏的接收器探测并解读卫星传来的微弱信号，随后把信号放大，送入电缆，在整个村庄分配。这一切的核心是卫星接收器，这种设备在美国售价几百美元。他说，自己的接收器只花了一千卢比，约二十美元。^[17]

这台便宜的卫星接收器由一家叫 Sharp 的企业制造。格申费尔德跑了一番腿之后发现，这是一家“完全独立的本国品牌”，在德里的一个家具作坊区内，靠一间摆满工作台的房间运作。

他们生产自己的全部产品，却不在那个房间里生产——在那里做，成本会太高。装配工作分包给社区里的各个家庭，由他们把零部件组装起来。Sharp 像农贸市场或粮食收储站那样运作，对送来的产品按市场行情支付计件报酬。Sharp 员工的工作是测试最终产品。

这门生意的核心在后面的一间屋子里，一名工程师正忙着拆解发达市场的上一代视频产品。正如我制造课程里的学生会从前人的设计中学习，并以此作为自己设计的起点，这名工程师也正从别处不知名工程师的作品中，获得关于卫星接收的亲手实践教育。他会对他们的设计做逆向工程，以理解其原理，然后重新设计，使之能够用本地可得的零件和工艺，更简单、更便宜地制造。我的学生为先前项目增加了价值，因而不算剽窃；同样，这位工程师从早已过时的产品设计中汲取灵感，原来的卫星接收器制造商大概也不会在意。

这位处在 Sharp 金字塔顶端的工程师擅长自己的工作，却也感到沮丧。他们的商业模式以既有产品设计为起点。公司发现了一个商业机会，可以从有线电视扩展到有线互联网接入；但市面上还没有采用通用零件、可供他们逆向工程的过时电缆调制解调器。电缆调制解调器问世不久，使用高度集成的尖端元件，无法通过外部观察来理解，也不适合在家庭里组装。不过，在技术上，并没有理由不能以这种方式生产数据网络，让印度农村在看到宝莱坞肥皂剧的同时，也能够上网。……

……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之合资合作的单一实体；整个运作在根本上是分布式的。^[18]

生产性递归的另一个例子，同样来自格申费尔德在印度的经历，是对地电阻测量仪的逆向工程。

例如，当地用来寻找水源的地电阻测量仪，价格为 25,000 卢比（约 500 美元）。在维吉扬技术中心（Vigyan Ashram），他们买来一台，将其拆开，经过研究，弄明白了如何只用 5,000 卢比就造出同样的仪器。……另一个例子出现于维吉扬技术中心的农场需要一台拖拉机、却买不起新机的时候。他们转而用吉普车的备用零件，以 60,000 卢比（1,200 美元）的成本开发出自己的“机械牛”（MechBull）。它非常受欢迎，以至于维吉扬技术中心的一位校友，以制造和销售这些拖拉机创办了一家企业。^[19]

还有一个例子，是阿尼尔·古普塔的“蜜蜂网络”（印度的一个替代技术团体）内部，通过改装摩托车开发出的手扶拖拉机。

蜜蜂采集花粉而不伤害花朵，并通过共享花粉把花朵连接起来；“蜜蜂网络”仿照蜜蜂的工作方式，搜集草根发明家的创意并帮助开发，分享他们的想法，而非将其据为己有。

最近一次统计时，他们的数据库已经收录了一万项发明。

一位印度发明家既买不起，也认为没有理由为他的小农场购置一台大型拖拉机；那需要相当于 2,500 美元的费用。但他能够花约 800 美元买一辆摩托车。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价值 400 美元的套件，将摩托车改装成三轮拖拉机（当然可以拆卸，因此仍能用作交通工具）。另一位农业发明家在施肥时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他的解决办法是改装一辆自行车。^[20]

开源生态的马尔钦·雅库博夫斯基认为，生产性递归的效果会不断累积。“当一种产品的可得性降低了下一种产品的成本时，就会出现逐级传递的十倍成本降低。”^[21]我们在第五章已经看到压缩土砖机的具体案例：它的制造成本约为购买竞争性商用机型的 20%。

阿莫里·洛文斯及其合著者在《自然资本主义》（Natural Capitalism）中，描述了这样的成本节省链条：某一设计阶段的效率提高，降低了后续阶段的成本，即“穿越成本障碍”。效率的渐进提高可能增加成本，但整个设计的大规模效率改进，反而可能带来成本的大幅降低。孤立地提高个别部件的效率，可能很昂贵；但提高系统效率，则可能让成本降低若干个数量级。^[22]

实现高度资源效率的工程艺术，很大一部分在于利用具体措施之间有益的相互作用，让节省像饼和鱼一样，不断成倍增加。最基本的办法是“倒着想”，沿系统从下游向上游思考。例如，一个典型的工业泵送系统……包含如此多层层叠加的损耗，以致典型发电厂里约一百单位的化石燃料，所产生的电力传到控制装置和电机，再由电机向泵提供转矩，最后从管道输出的流量只剩十单位——总损耗达到约十比一。

但如果把这十比一的层层损耗倒过来看……它们就会产生一比十的层层节省。也就是说，在最下游节省一单位能源（例如减少管道中的流量或摩擦），就能避免从发电厂到最终用途的一连串损耗，相当于在发电厂端节省约十单位的燃料、成本与污染。^[23]

再举一个例子：动力转向和 V8 发动机，都是底特律汽车业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幅增加汽车重量，以及出于营销考虑而增加马力的决定所产生的结果；增加的马力除快速加速时以外，都处于闲置状态。相反，引入轻型车架，就可以使用轻得多的内燃机，甚至电动机；这又进一步消除了对动力转向的需要。

洛文斯等人所描述的整系统设计中，大多数达到数量级程度的效率提升，都不是来自新技术，而是来自更自觉地使用现有技术，即埃德温·兰德所谓“突然停止愚蠢”，或者“停止抱着一个旧想法不放”。^[24]只要以最有效的方式组合现有技术要素，就可以使效率提高四倍、八倍，甚至更多。

这种整体设计，通常就是下文科里·多克托罗和默里·布克钦所评论的那类现成技术混搭。

效率的提升，来自一种类似埃里克·雷蒙德所说“集市”的设计过程：设计者在持续反馈中，以明智的方式工作。^[25]将用户反馈纳入设计过程所需的步骤与交易成本都减少了。无法“倒着想”所造成的低效，更容易出现在烟囱式的组织框架中：每个步骤或部件，由一位设计师孤立地设计，而这位设计师与整体流程的关系，又必须经由官僚层级来中介。例如，在建筑设计中：

传统建筑的设计，通常是每位专业设计师把“图纸从门楣上扔过去”，交给下一位专家。最后，再把所有参与专家的建议整合起来；有时，所谓整合不过就是用订书机订在一起。^[26]

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导致更高成本，因为孤立地提高单一步骤的效率，通常受成本递增和收益递减规律支配。更厚的保温层、更好的窗户等，都比传统产品昂贵。同样，汽车采用更轻的材料、更高效的发动机，也比传统部件贵。因此，孤立地优化每个步骤的效率，会沿着一条上升的成本曲线前进：该步骤每一次边际效率改进，都比上一次更加昂贵。但如果从整个系统的角度着手设计，就可能“穿越成本障碍”：

当聪明的工程方法和设计开始发挥作用时，大幅节省的初始成本，往往比少量节省或完全不节省还低。足够厚的保温层和足够好的窗户，可以消除对暖炉的需要，而暖炉所需的资本投资，比这些节能措施的成本还高。更好的电器还有助于取消制冷系统，进一步节约资本成本。同样，更轻、空气动力学性能更好的汽车，与更高效的驱动系统相互配合，可以启动一个重量、复杂性和成本不断下降的循环。只有适度效率提升的住房与汽车，确实会有更高的建造成本；但从整个系统出发设计时，超高效住房和汽车的成本，往往比未经改进的原版还低。^[27]

单独来看，增加保温层、提高窗户气密性，会增加保温材料或窗户的成本；但如果把它们整合到建筑的整体设计中，就可能通过减少供暖、制冷系统所需的容量——因而也减少资本设备支出——降低总初始成本。在制冷需求不变时，更节能的空调会更昂贵；但节能窗户、办公设备等等，可以把制冷负荷减少 85%，从而使新的制冷系统规模可以比原来小四分之三。这不但能将能源费用降低 75%，还会大幅减少空调设备的资本支出。^[28]诀窍是“按正确的顺序，做正确的事情”：

……如果你要改造照明和空调，先改照明，这样就能把空调做小。如果反过来，你所购买的制冷容量就会超过照明改造后的实际需要，而且还会降低空调效率，因为它不是在部分负荷下运行，就是过于频繁地开开关关。^[29]

这也是精益生产的一项基本原则：大多数成本来自用量峰值中那额外的 5% 的需求，以及为了覆盖这额外的 5%、而非只处理前面 95%，对承载负荷的基础设施容量所作的扩张。它也与另一项精益原则相联系：生产与需求失去同步——包括流程中下游环节对上游产出的需求——无论这种失配发生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会造成低效。不顾生产流与下游需求，单独优化某个阶段，通常就需要昂贵的基础设施，把在制品从一个阶段运到下一个阶段；而在等候实际需求出现时，还常常需要中间储存。由此产生的基础设施总成本，大大超过各个步骤所节省的成本。任何流程中，连续步骤之间的同步若缺乏效率，都将因为增加仓储和搬运设施，而使间接成本膨胀。

工程师扬·希尔哈姆在上海英特飞地毯工厂的工作，是“穿越成本障碍”的一个好例子。他把某一工序的泵送马力需求降至原来的十二分之一，同时降低了资本成本。在传统设计中，工厂布局与管道系统被视为既定条件，然后再据此选择泵。

……首先，希尔哈姆决定采用大管道和小泵，取代原设计的小管道和大泵。摩擦力大致随管道直径的五次方反比下降，因此，将管道加粗 50%，就能减少 86% 的摩擦。系统需要更少的泵送能量，也需要更小的泵和电机来克服摩擦。如果解决方案这么简单，为什么最初不把管道规格定得足够大呢？……传统的优化方法，只把更粗管道的成本与节省泵送能源的价值相比。这种比较忽略了克服管道摩擦所需〔泵送〕设备的大小，因而也忽略了其资本成本。希尔哈姆发现，他无须计算节省下来的费用能多快收回加粗管道所增加的初始投入，因为泵和驱动设备所减少的资本成本，超过了管道增加的成本，使整个高效系统的建造费用反而更低。

其次，希尔哈姆先布置管道，再安装设备，这与传统泵送系统的安装顺序正好相反。通常，设备先被放在某个方便而随意的位置，然后才让管道安装工把 A 点连接到 B 点。设备之间往往距离太远、朝向不对、安装高度不合适，中间又隔着其他设备；为了把它们接起来，管道常常不得不各种绕弯。……

先布置管道，再放置管道所连接的设备，让希尔哈姆能够把管道做得短而直，而不是又长又弯。这样，他就能利用更低的摩擦，把泵、电机、逆变器和电气设备做得更小、更便宜。^[30]

维奈·古普塔描述了生产性递归涉及的某些具体效率提升；它们结合起来，使替代经济的成本降低一个数量级。^[31]最重要的效率来自分布式基础设施，它提供：

与供水网络、电网等集中系统相同类别的服务，却不需要对实体设施进行大规模的集中投资。例如，干式厕所和太阳能电池板，可以逐家逐户地提供高质量服务，而无须依赖网络。

数字革命与网络组织同分布式基础设施相互作用，消除了把技术送到能够从中受益的人手上时，大部分的行政成本与其他交易成本。换言之，它遵循的是雷蒙德“集市”的规则，罗布也正是以此为基础提出“开源叛乱”。

分布式基础设施还受益于“敏捷经济”。与之相对，传统的大型投资项目需要巨额资本支出，一旦情况变化或资金中断，往往不得不作为“沉没成本”放弃。“……半座大坝根本算不上一座大坝，但一千个小项目中完成五百个，就已经实现了一半的目标。”而且，分布式基础设施项目能够不依赖传统组织那种庞大的行政和间接成本来运作；我们在第二章已看到保罗·古德曼对此的描述。大多数组织与规划工作，由拥有技术知识、以劳动投入换取权益的人来完成：他们直接参与项目，并根据现场情况作出反应。

最后，古普塔认为，分布式金融——小额信贷——与分布式基础设施、网络组织相互作用，会进一步增强敏捷和低间接成本的优势。

我们在第五章也看到了，模块化设计，以及开源设计所促成的痕迹协作式组织，如何有助于降低成本。模块化设计使某项创新能够在整个产品生态中得到最大程度的运用，从而让每一笔研发投入发挥更大效益；同时，它又通过可互换零件，提高系统的冗余度。^[32]而采用开源设计的痕迹协作式组织，则消除了广泛运用现有最高效设计的障碍。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对军事史所作的“大卫对歌利亚”分析，是敏捷经济的绝佳例证。兵力较大的一方，大约十次有七次获胜——这里说的是歌利亚的兵力为大卫十倍的情形。但如果以一敌十的小军队正视这一事实，刻意选择针对歌利亚弱点的非常规战术，它实际上大约十次能赢六次。“当弱者选择不按歌利亚的规则行事时，他们就会获胜……”从 J. E. B. 斯图亚特，到 T. E. 劳伦斯，再到胡志明，游击战士都学会了莫里斯·德·萨克斯将军所说的道理：胜利靠的是腿，而不是胳膊。正如劳伦斯所写：“我们能够调动的最大资源，是部落成员。他们完全不习惯正规战争，而他们的长处在于机动、耐力、个人才智、对当地的了解和勇气。”^[33]另一个好例子，是美军在分析中国非对称作战能力时所谓的“杀手锏”（Assassin’s Maces）：“任何能够用低廉手段对付昂贵武器的东西。”

一个好例子是某种黑盒子：它在地对空导弹所使用的同一频率上发射一万个信号，从而淹没那些以地对空导弹无线电信号为目标的美国空对地导弹。中国方面显然认为，美国会开发针对“杀手锏”武器的反制措施，因此故意让美国情报机构更容易获得较老的此类武器，把它作为一种误导手段；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军方绕过美国反制措施的速度与成本，都可能远优于美国开发这些措施的速度与成本。^[34]

“杀手锏”技术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一款售价 26 美元的现成软件 Skygrabber。阿富汗的叛乱者用它截获美军无人机的视频信号。五角大楼从巴尔干战争起就知道这个问题，但——你听听——一直懒得花钱加密信号，因为他们“认定当地对手不会知道如何利用这个漏洞”。^[35]还记得我们在第三章讨论网络化抵抗时的例子吗？音乐产业认为，它的数字版权管理系统（DRM）只要足以阻挡普通用户就行，因为能够破解它的技术高手人数太少，不会产生重大经济影响。但正如科里·多克托罗所指出，只需一个高手弄明白，再把办法告诉其他所有人，就够了。这就叫“痕迹协作式组织”。现在，这个痕迹协作的老魔头又来了；五角大楼从它那里得到的乐趣，和唱片公司差不多。约翰·罗布这样描述两种组织文化的碰撞：

这件事并非异常。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而且只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为什么？因为迟钝、官僚化而臃肿的军工复合体占据主导地位，军事研发与部署周期长达数十年。敏捷并不在这一体系的基因里，也永远不会在。（我最近的经历又是一个例子：我的团队开发了一种具有突破性且成本低廉的信息战系统，其遭遇再次表明，军方采购体系有多么失败。）

相比之下，大量便宜／开放／易用的技术——商业技术与开源技术——正在快速改进。再与那些能把技术改用于众多原本未预料的需求（例如战争）的修补匠网络结合，这条发展路径就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随着专门关注武器／战争的早期网络迅速变大、变得更富有，等等，正式体系与非正式体系之间的差距——对现状维护者而言是劣势，对变革者而言是优势——只会扩大。（当这些网络与更复杂的部落／社区“暗网”的经济体系结合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36]

在理论上，美国国家安全机构需要做什么，是相当清楚的。各种“第四代战争”学说对此也大体一致。它必须把自己重新配置为一个网络，而且要比它所对抗的网络更加分散、更加敏捷，以便迅速根据情报作出反应，并让小型自主单位同时从许多方向对敌方目标展开“蜂群式”行动。^[37]

问题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基地组织相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奥萨马·本·拉登根本无法像美国军事官僚机构干预军事单位行动那样，干预当地基地组织小组的运作。无论第四代战争学说如何主张，无论军校和参谋学院的口号、流行术语怎么说，只要军事官僚机构还存在，这一切就都无法实现，因为军事官僚机构在本性上就无法克制自己不去干预。罗布描述了这个问题。他引用了乔纳森·瓦卡罗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

根据我的经验，决策通过风险缓解流程时，移动得像糖浆一样缓慢。我发现，当塔利班进入一座村庄时，陆军指挥官需要 96 小时才能取得行动所需的批准。2009 年上半年，我所在的陆军特种部队连队多次试图截击塔利班。但据我们的非正式统计，我们和与我们合作的阿富汗突击队，有 70% 的尝试被叫停，因为我们无法及时获得规定的 11 项批准。

对某些部队而言，展开地面行动以驱逐塔利班，需要一名上校监督。在阿富汗东部，乘坐 20 吨重的防地雷反伏击车辆以外的任何车辆出行，都需要书面说明、风险评估，以及一名上校、一名中校，有时还要一名少校的批准。这些车辆太大，能够开到的村庄还不到阿富汗全部村庄的一半。它们会陷进湿路，压坏干路，在原本供驴通行的山路上需要很宽的空间。而塔利班步行或开着皮卡，就能到达这些村庄。

繁文缛节并不只存在于战场。作战指挥官必须用规定字体、线条宽度和颜色的 PowerPoint 提交报告，以免归档系统乱套。小型援助项目因持续数月的授权程序而拖延。去年，美国资助的霍斯特省一家诊所建好了，但其开张却延迟了八个多月，因为修建防护围栏的文件还在排队等候审批。

与民众沟通也受到严密监督。自杀式袭击者一引爆炸弹，阿富汗街头便充斥着塔利班关于对美战争如何光荣的宣传。与此同时，我们的信息却必须在新闻稿审批管道中一点点挪动，到事发后 24 至 48 小时才冒出来，像一位参加舞会却迟到太久的初入社交界的少女。^[38]

罗布又补充了自己的评论，指出网络技术本可提高敏捷性的潜力，遭到了何等严重的破坏：

风险缓解每一次都压倒主动性。职业前途比胜利更重要。风险评估沿着等级体系向上传递。评估风险需要时间，尤其是那些远离冲突的位置所能获取的信息很少。……

新的通信技术没有被用来实现它原本应有的功能——使现场人员更充分地掌握信息，从而支持分散化运作。相反，它被用来建立更加复杂、更有层级的审批流程：更多的签字／批准，更多必经程序，以及更高层的监督。例如，一位将军和他的参谋班子，远程直接指挥一支小型突击队。^[39]

只要军事官僚机构仍然存在，就不可能在没有那些“尖头发老板”干涉的情况下，将第四代战争的思想付诸实践。

同一现象的另一个例子，是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处理安全威胁的方式：正如俗话所说，“永远在为上一场战争作准备”。

起初，他们用美工刀袭击我们，于是运输安全管理局拿走了所有哪怕只是隐约带刃或带尖的东西。后来，他们试图用藏在鞋里的东西伤害我们（却失败了），于是运输安全管理局要求我们在检查站脱鞋。再后来，有传闻说，有人策划了一起涉及液体的袭击（但从未付诸实施），于是运输安全管理局决定拿走我们的液体。^[40]

分布式基础设施还受益于罗布所说的“尺度不变性”：^[41]即当系统受到扰乱时，局部复制整体的能力。每一个部分，都按照类似全息图的原理，保留定义整体的那些特征。开源生态等项目，^[42]一旦某个本地站点的主要组成部分就位，就能复制其中任何单个组成部分，也能复制所有组成部分，建立第二个站点。制造实验室可以生产蒸汽机、压缩土砖机、拖拉机、锯木厂等等所需的零件，甚至可以制造另一个制造实验室所需的机床。

分产主义作家约翰·梅戴尔在私人邮件中指出，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就是更高效地从投入中提取价值的一个好例子。当时，“更文明的”非利士人控制着巴勒斯坦大多数肥沃河谷，以色列部落联盟则固守中部高地。但他们的“替代技术”着重于从边际土地上获得更高生产力，使他们能够更集约地利用那些对非利士人来说无法使用的资源。

各部落坚守山头，是因为河谷已被城里人（非利士人）“拥有”，而地租规律正充分发挥作用。希伯来人在山上是自由的，也日益繁荣，这既因为他们的自由，也因为新的技术，即等高耕作和防水水泥；后者使他们能够修建蓄水池，度过旱季。^[43]

换言之，一种新技术体系，尽管在获取生产投入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却凭借更高效率，取代了一种享有更多特权的社会形式。希伯来人更高效、更集约地利用了传统经济组织方式下“无法使用”的投入，由此在竞争中胜过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体系。

同样，替代经济把建筑者弃绝的石头，当成了自己的房角石。我在一篇博客文章中曾这样说过（承认吧，这段话有些宏大，但仍然令人无比痛快）：

……有产阶级之所以使用效率较低的生产形式，恰恰是因为国家让他们优先获得大片土地，并补贴大规模生产的低效成本。另一方面，参与替代经济的人，将最集约、最高效地利用他们手中的土地与资本。因此，替代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力量对比，远不会像财产分配所显示的那样悬殊。

如果每一个能从替代经济中受益的人都参与进来，而替代经济又充分、高效地利用了他们已有的资源，那么最终，我们将拥有这样一个社会：普通人消费的大部分东西，都由自雇者或劳动者所有的生产网络制造；有产阶级则只剩下大片土地和人员不足的工厂，对他们而言几乎毫无用处，因为除非支付让自己无利可图的工资，否则他们很难雇到劳动力。到了那个时候，力量对比便已经改变，资本家和地主成为互助主义海洋中的孤岛；他们的土地与工厂，将成为最后陷落的地方，就像西贡的美国大使馆。^[44]

瑟德贝里谈到一种可能性：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将通过有效利用资本主义的废弃产物，“退出劳动力市场”，并“建立非工资生计手段”。^[45]“免费素食主义者”（freegan）的生活方式（说得不那么客气，就是“翻垃圾箱”），处在这一系列可能性的一端；另一端，则是以低成本回收、升级用过和丢弃的电子设备。例如，电脑贬值迅速，因此只需花费购买新电脑成本的一小部分，为几年前的机型增加内存，就能获得几乎相同的性能。

《理性》杂志的布赖恩·多尔蒂运用一套相当曲折的逻辑，试图把免费素食主义描绘成资本主义美德的证据：

资本主义真好，提供了如此满溢的丰饶之角，使全世界的〔免费素食主义者〕都能够选择退出。这个体系甚至不必刻意用力，就能让他们活着、活得很好；他们难道不该优雅一点，对它表达些爱意吗？^[46]

把多尔蒂的论证倒转过来，看看苏联计划经济中扭曲激励造成的大量浪费吧。有些新冰箱和其他电器，在交付地点被粗暴地从火车上扔进一堆货物中，严重受损；因为按五年计划的指标，工厂只要制造出来就算完成任务，铁路只要送到就算完成任务。它们究竟能不能用，抵达零售商时的状态是否好到有人愿意买，都无关紧要。现在，设想苏联替代经济运动中有位心灵手巧的人，以每台一卢布的价格把这些冰箱当成出厂次品买下，或者干脆以废料价格从废品场购入，然后几乎不花钱就把它们修好。多尔蒂会因此赞美苏联社会主义的效率，说它生产了如此多的剩余，让俄国免费素食主义者可以靠这些废弃物生活吗？

国家资本主义对受补贴投入的低效利用，产生了废弃副产品；替代经济能够更高效地利用这些副产品，通过更善于使用其利用不足的资源和废物，从内部取代国家资本主义。此时，若还把替代经济打发成公司资本主义巨大效率所成全的另一种爱好或生活方式选择，未免太荒唐。而且，替代经济使用的是原本会被浪费的投入，由此在资本主义实际效率与潜在效率的差距之间，建立起自己的生态位。

因此，把资本主义的低效当成高效的标志——也就是它竟然负担得起如此低效——完全是一种镜中世界的颠倒逻辑。

替代经济从废弃投入中提取价值的优势，最终会扩展到整个经济。

如果这些孤立的自给节点连接起来、交流并互动，那么相对于等级结构，它们就会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此外，从对角线的视角看，对角线经济最初将是一种互补结构：它与当前体系覆盖同样的范围，却处于不同的相位。然而，恰恰因为它利用了一种更高效的信息处理结构，它才最终能够取代作为底层结构的等级体系，成为主导系统。^[47]

顺便说，替代经济如何让人越来越高效地从废弃材料中提取价值，有一个例子是：即使在专有设计与计划性报废模式的限制内，网络技术仍能促进维修。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朱利安·桑切斯的叙述，即苹果的设计做法如何阻碍低价维修。iFixit 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凯尔·维恩斯和卢克·索尔斯在加州圣路易斯奥比斯波的加州理工州立大学宿舍里，创办了 iFixit（ifixit.com）。那是六年前。如今，他们拥有一家靠自有资金发展的企业，销售维修苹果设备所需的零件和工具。他们的一项创新，是免费制作网上维修手册，教你如何完成维修。

“我们最大的转介来源，是苹果的员工，尤其是 Genius Bar 的工作人员。”维恩斯说。当苹果不允许这些员工修理过保产品、客户因此抱怨时，他们就会把客户介绍过来。（苹果说：“再买个新的就行！”）

iFixit 还会买下你的旧 Mac，拆出可重复使用的零件，再卖出去。……如果这开始听起来像一家汽车配件连锁店，嗯，维恩斯和索尔斯也的确在考虑，某一天把他们今天为电脑和手持设备所做的事，推广到汽车上。^[48]

换言之，支配文件共享运动的同一种开源叛乱模式，正在扩展到各种措施的开发，用以绕过计划性报废，以及公司资本主义的其他非理性之处。正如约翰·罗布所描述，第四代战争组织之所以能够迅速适应，是因为任何一个小组开发出的创新，都会为整个网络所用。同理，在文件共享领域，让 DRM 难以绕过到足以阻吓普通用户的程度，仍然不够。普通用户只需使用谷歌，就能受益于那些已找出绕过办法的技术高手所掌握的更高水平知识。同样，一旦有人想出绕过某种计划性报废的办法，他对硬件的改造就会进入一个人人皆可访问的知识库。

正如科里·多克托罗指出的，可以模块化、可以为任何目的混搭组合的廉价技术，到处都是。“……事实的市场已经崩溃。网络已将查明一个事实的边际成本降到了 0.00 美元。”他援引罗布的观点：“开源叛乱不是依靠详细描述战术和技术的指导手册来运行的。”相反，它们只依靠“可信的前提”来运行。

你只需提出一个可信的前提——也就是根据当前技术可能性，凭直觉提出“某事可以做到”的想法——例如简易爆炸装置可以杀死敌方士兵，随后任何人都能通过网络化的思想市场，几乎以零交易成本，找到如何做到的方法。

但这并不只对叛乱者有效；它对任何试图促成改变或掌控自己生活的人都有效。告诉某个人，她的汽车有一套基于芯片的控制器，可以通过改造来提高燃油里程，你就给了她可以输入谷歌的关键词，让她查到怎么做、去哪里找到所需设备，甚至找到专门替人完成这种改造的公司。

在事实变得廉价的时代，我们所处的世界，知道某件事是可能的，几乎就等于知道如何去做。

这意味着，如今的发明，与其说像发现，不如说更像拼贴。

多克托罗提到，布鲁斯·斯特林对他的小说《创客》（Makers）中主人公所开发创新的反应是：“几乎没有什么工程设计。差不多全都是混搭修补。”或者用多克托罗自己的话说，它“是在组装，而不是在发明”。

并不是所有发明都已被发明出来了，而是我们确实已有很多基本部件就摆在那里，等着被配置组合。拿起一台 200 美元的 FPGA 芯片烧录器，你就能烧录自己的微芯片。把一些代码对象拖来拖去，你就能生成运行于其上的软件。所有这些，都不会像专门定制的解决方案那样高效或有效，但已经够用了，足以把这场摇滚演起来。^[49]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默里·布克钦就在《后稀缺无政府主义》（Post-Scarcity Anarchism）中预见了类似的情形：

假设五十年前，有人提出一种装置，能让汽车沿着道路中央的白线自动行驶，即使驾驶员睡着了也不例外。……他会被人嘲笑，他的想法会被说成荒唐。……但假设今天有人提出要这样的装置，而且愿意付钱，至于它究竟有没有任何真正用途的问题，暂且搁置不论。许多企业都会随时愿意签约，把它造出来。无须任何真正的发明。国内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会以设计这样的装置为乐。他们只要从架子上拿下一些光电管、热离子管、伺服机构和继电器，如果有人催促，就会造出一个他们所谓的面包板模型，而它会运作。关键在于，大量多用途、可靠、便宜的小装置的存在，以及那些懂得如何低成本运用它们的人的存在，已使制造自动装置变得几乎直接而例行化。问题不再是能不能造出来，而是值不值得造。^[50]

D. 像老板一样看待问题

戴维·波拉德十分精彩地揭示了痕迹协作式组织与等级组织，在敏捷性和学习能力上的差异：

因此，以 SMART 目标进行管理〔具体、可衡量、可实现、现实且有时限——彼得·德鲁克〕，便导致了下面这出荒唐而失调的舞蹈：

领导者雇用“专家”顾问，或者自己围成一圈商量，或者干脆拍板，决定组织的 SMART 目标：“明年推出 15 种选定产品的‘改进’版本，使其平均售价比旧版高 25%，并通过内部效率提升，将单位生产成本降低 15%，由此使收入增长 10%，利润增长 20%。”

随后，领导者将这些目标“逐层下达”，命令下属制定 SMART 业务部门计划；如果这些计划成功，合起来就能实现最高层的目标。

下属明白，他们的成功取决于不断提高利润，而领导者制定的目标荒谬，是魔法般的愿望思维。因此，他们提出另一套计划，通过一系列艰难但现实的举措，把利润提高 20%。这些举措包括把一切外包到中国、裁员、逼迫员工不加薪却延长工时；如果一切都失败，就解雇员工，或让空缺一直空着。

组织里的优秀人才纷纷离开，因为他们知道，这种短视思维会造成失调，长期损害组织，无法持续，而且必将造就一个悲惨的工作场所。他们的离开留下更多无人填补的职位空缺，短期内这又降低了成本。

留下来的，是那些摸不清状况的人和失败者；他们试图填补缺口。他们更加卖力地工作，绕过最愚蠢的管理命令，尽力实现这些目标。那些幸运地处于合适市场领域、赶上合适经济环境的人，会被提拔，填补优秀人才留下的某些空缺，却得不到相应的加薪。

结果，领导者实现了短期目标，给自己发放巨额奖金，从股票期权价值的上涨中获利，并在下一年重复整个循环。

到某个时候，这种“管理过程”的彻底不可持续性就会显露出来。公司遇到一个极糟糕的年份。也许人们会怪罪经济环境；也许最高层领导者被解雇，又被那些同样遭遇糟糕年份的其他组织重新雇用；也许公司被收购，或者“重组”，从而使所有旧目标和衡量标准不再适用，再建立一套全新的标准。〔译注：原文此处作 sustainability，按上下文译为“不可持续性”。〕

副产品是一场计划、预算和战略的暴风雪，而它们大体毫无意义。每个人都临时应付，以保护自己，尽量在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以及无能、傲慢的领导者之下把事情做得好一点；这些领导者对自身才智、以及控制组织内部和市场实际情况的能力，都抱着自欺的幻想。

不过，这些组织里也确实发生着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它们没有一项符合“SMART”，因此没有一项得到认可或奖励，其中大多数甚至遭到积极压制。尽管如此，由于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工作仍有自豪感，这些有价值的事情仍会发生。它们包括：

学习：人们从犯错中学习（虽然他们不承认这些错误），因此更善于完成自己的工作。

交谈：人们主要通过非正式交谈，与同伴分享什么奏效、什么不奏效；这同样使他们更善于工作。这类交谈经常偷偷进行，因为它们不被视为“有生产力的”工作。

实践：人们越多地从事某项特定任务，就越擅长它。此类实践大多是变通办法，是人们自己摸索出来、以最优方式完成特定专业工作的办法；它们顶着领导者和正式手册中相反指示的压力，也顶着向等级体系上报 SMART 数据的负担。而这些数据又必须被创造性地编造和解释，以免实践受到领导者新命令的扰乱。

判断力：通过上述学习、交谈和实践的改进，人们形成了良好的判断力。他们作出更好的决定。领导者把这些决定的功劳全部拿走，但这无关紧要。

信任关系：通过同伴之间的交谈，信任关系得以发展。人们彼此信任时，一层层官僚程序就会被剥除。人们可以放手去做自己擅长的事。遗憾的是，大型组织中的领导者几乎从不信任下属，因此，这些信任关系几乎总是横向的，而不是纵向的。尽管如此，它们仍能大幅提高生产率。

专业素养：上述一切的综合结果，就是专业素养的提高。人们就是变得更能干了。

因此，在多年担任管理者的过程中，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角色是倾听，清除员工面前的障碍，找出并剔除那些不值得信任的极少数人——野心过大、过于自私、不愿合作、遮遮掩掩或粗心大意的人——然后信任其余的人，让他们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别挡他们的路。近几年，我开始有些失去这样做的心气，但仍在努力。

因而，理想组织并不遵循 SMART，而是自我组织、彼此信任（不必衡量结果，只管磨炼技艺，结果必然会好）、充分交谈，并且最终实现协作（大型组织不可能做到，因为绩效是按个人而非集体衡量的）。在这样的组织里，表现不佳的人由同伴共同辨识，仅凭同伴压力，他们就会自行退出。它没有等级制。它敏捷、有韧性，能够即兴应对，因为它依靠原则，而不是规则来运作；因为问题一出现，就由自组织的群体立即处理，而不会搁置在那里，直到有人把它反映给“领导者”。它是为复杂性而设计的。它是有机的、自然的。

根据我的经验，这种组织模式可以复制，却无法扩大规模。^[51]

埃里克·雷蒙德认为，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相变，是对难以承受的复杂性的回应。直至 20 世纪中叶，管理中央集权国家与大公司的专业化精英制度，试图运用韦伯式和泰勒主义规则来处理复杂性。他说，在其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确实还算能够胜任地管理这一体系。但近年来，复杂性已经达到超出其处理能力的程度。

“受过教育的阶层”正茫然漂流，在一个复杂程度已超出他们能力的世界里，从一个错误跌向另一个错误。他们无力为这个世界强加一种统一叙事，甚至无力提出一小组相互竞争却可以通约的叙事。他们的处境，恰如过去的苏联中央计划者：被制度锁定，只能不停生产无人想买的产品。

在这些条件下，答案是“适应、分散、强化”——也就是说，沿着他早先在《大教堂与集市》中描述的痕迹协作路线，重新配置体系：

那些足以击败规划的环境复杂性，复杂适应系统却能轻松应对。复杂适应系统不会试图预先规划未来；相反，其中的行动者尝试大量适应策略，成功的策略便得到传播。无论我们说的是人体免疫系统、自由市场，还是生态系统，都是如此。

既然我们已不能指望自己有能力进行规划，就必须适应。当规划不起作用时，权力集中至多是无用的，通常则是有害的。

我们还必须强化体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系统的每一层都建立稳健性，以及自我修复和自我防卫的能力。我认为，大众对此日益增长的认识，解释了备灾者现象。与老派生存主义者不同，备灾者并不是在为末日作准备；他们是在对冲电网、食品配送，甚至社会秩序的相对短暂失灵——在规划失败与复杂适应系统作出回应之间的时滞中，我们可以预期会出现这些问题。

相对而言，以复杂适应系统方式强化金融体系，要容易得多，事实上几乎微不足道。它所需要的，大体只是重新把债务超过资产极小比例的行为视为不体面——不论是谁举债。在这种压力下，金融体系各个层级都会倾向于保有足够储备，从而避免在遭遇不可预测冲击时发生连锁失灵。

再回到恐怖主义。面对内裤炸弹之类的威胁，精英规划者的回应是建立精密却日趋脆弱的安全系统，在其中，航空旅客只以受害者身份参与。复杂适应系统的回应，则会是武装旅客，集中力量部署廉价到数十万平民都能随身携带的炸弹嗅探器，并对击毙恐怖分子支付悬赏。^[52]

与痕迹协作式组织相比，官僚等级制具有系统性的愚蠢。这是罗德里克·朗和布赖恩·卡普兰最近一场辩论的主题。朗这样写道：

兰德描述了资本主义内部运作的一座“能力金字塔”：迟钝的大众，由少数聪明而富于进取精神的人带着走。兰德向我们保证，“顶端的人”“为他下面所有人作出了最多贡献”；而“底层的人若靠自己，就会因毫无希望的无能而饿死，他对上面的人毫无贡献，却享受着他们所有头脑所带来的红利”。兰德没有说，顶端和底层总是分别对应雇主和雇员，但她显然认为通常如此。而这与大多数人日常经历的现实，根本不符。

只要你在商业世界待过哪怕一点时间，几乎肯定就会发现，实际情形更像漫画《呆伯特》，而不是兰德的能力金字塔。用凯文·卡森的话说：商业和政府一样，“那些规定你该做什么的人，大多数情况下，对你正在做的事还不如你自己了解”；企业通常能够把事情做成，只因为“由不直接身处现场的人强加的规则”，被“实际干活的人当成需要绕开的障碍”。因此，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很大程度上看到的是“底层”的人支撑着“顶端”的人，而非相反。^[53]

卡普兰在质疑这一判断时，抓错了重点。他把朗的批评当成了对普通管理者智力的攻击：

但那“大量的实证证据”呢？它们表明，兰德的能力金字塔确实存在。《钟形曲线》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智力是收入、职业和社会地位最强的预测因素之一——即使不是最强的。更切题的是，简单的纸笔智力测试，是对独立测量的工作表现和可培训性最好的单一预测指标。如果你想再深入一点，可以看看关于收入为什么会在家族中延续的大量文献。

那么，我们如何协调亲身观察与经济理论、统计事实呢？这比看上去容易。许多人认为自己的老板愚蠢，是因为：

市场并不能完美衡量才能，因此，成功有一部分来自运气。结果是，有些老板并不令人惊艳。（虽然他们几乎全都比普通基层员工聪明。）

存在很大的对比效应：如果你期待老板的能力位于第 99 百分位，而他们其实只在第 90 百分位，那么把他们误判为“愚蠢”，便很自然。（同样，如果某个人的 SAT 数学成绩在第 99 百分位，英语成绩在第 80 百分位，许多人就会认为他“英语很差”。）

老板比普通员工更显眼，因此，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即使很小，也会很快被注意到。普通人搞砸事情时，通常没人留意。

也许最重要的是，人们高估自己。我们喜欢想象自己非常出色，在智力上远远高于所谓的“上级”。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确实如此。

如果罗德·朗只是说，在自由放任制度下，市场会更加任人唯贤，我同意。但否认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具有高度择优性质，就误入歧途了。若说能力金字塔实际上是倒置的，那就纯属荒唐。^[54]

然而，正如我与卡普兰争论时指出的，重点并不是说管理者作为个人，本来就比较不聪明或不称职。重点是，等级组织——借用费尔德曼与马奇那个绝妙的说法——具有系统性的愚蠢。出于那些令计划经济无法持续的哈耶克式理由，没有任何个人“聪明”到足以管理一个大型等级组织。没有人——无论是爱因斯坦，还是约翰·高尔特——具备让官僚等级制理性运作的品质。没人有那么聪明，正如没人聪明到能够高效管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这就是问题所在。无论他们多么有洞察力、多么足智多谋，无论他们作为人，在处理实际现实时多么审慎，等级制的本性仍会把顶端的人与下层实际发生的事情隔绝开来，迫使他们在想象的世界里运作，使他们的全部智力都失去用处。无论管理者个人有多聪明，官僚等级制都会降低其智力的可用性。

网络组织则恰恰相反：网络化的痕迹协作式组织，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智力的效用。

自我管理的同侪网络之所以敏捷，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官僚等级体系把劳动者与最终用户隔开。质量的主要衡量标准，是最终用户的直接反馈。而在自我管理的同侪网络中，“员工教育”直接来自劳动者在实际工作中的学习。

相反，在公司等级体系中，大部分质量指标的制定，是为了向官僚中间层提供信息；这些中间层既不是公司服务的提供者，也不是最终用户。

而且，与管理层的质量指标一样，他们用以衡量员工技能与能力的指标，也完全脱离现实。例如，在我做过的几乎每一份工作中，“员工教育”学分都是毫无价值的瞎忙，与我真正所做的工作没有关系。

史蒂夫·赫里克在我一篇博客文章下面留言，根据他自己在医院工作的经验，证实了我对大多数“在职培训会议”和“员工教育时数”几乎没有价值的印象：

……我是一名医疗口译员。按照规定，我不能触碰病人（更别说提供护理），也不能碰电脑。然而，按照另一些规定，我却必须通过关于锐器处置、病原体传播、便携式电脑正确使用方法等等的考试。^[55]

当一个官僚等级体系必须制定某种标准，用来评估一支自己对其实际工作一无所知的劳动力的技能或工作质量时，这种荒唐就必然出现。管理层不知道——用保罗·古德曼的话说——“怎样才算把工作做好”，就只能依赖任意的指标。博客作者 Atrios 描述了自己遇到这种现象的经历：

我在暑假做临时办公室工作时，总是惊讶于那种“露面时间”文化：人们必须早早坐到办公桌前、很晚才离开，即使根本没有工作可做，这样做也丝毫无助于实现公司的任何目标。把工作做完、做得合格，完全次于让自己看上去很努力；而证明努力的方式，就是表现出愿意在办公室待得比实际需要更久。^[56]

他的一位评论者用更尖锐的话补充道：“如果你这个管理者笨到连该衡量的是实际产出都想不明白，那么退而求其次，就是衡量人们花了多少时间假装在生产这些产出。”但再说一次，公平地讲，在生产过程外部的人与参与过程的人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要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实际产出指标，使它既能向前者传递信息，又不会被后者操弄，确实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不断加重的文书负担，大部分是为了给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官僚机构制造一种透明与控制的幻觉。大部分新文书，是为了弥补既有文书的缺陷：既有文书体现的指标设计不良，无法恰当传达它们本应衡量的信息。“只要我们能设计出一张完美表格，终于就能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绩效与质量指标不与工作过程本身的直接反馈相联系时，韦伯式工作规则就会必然出现。这是一种为既非创造者／提供者、也非最终用户的人而制定的工作衡量标准。

借用上一章引用的詹姆斯·斯科特的术语，在自我管理的过程中，工作质量对于直接参与者具有横向的可读性。在等级组织中，管理者只能“隔着昏暗的镜子”去看一个对他们必然不透明的过程，因为他们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他们被迫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依据与自己存在根本利益冲突的人的自我报告，制定准确的指标，来评价这些下属的行为。管理层强加给劳动者的一切文书负担，都反映着这样一种尝试：把一组社会关系变得可读；然而，由于管理层处在这组关系之外，它在本性上就必然对他们不透明、对他们封闭。每一张新表格，都是为了纠正下属此前不完善的自我报告。之所以需要新文书，是因为人们假定，必须验证遵守规定的情况：受监控的人与制定政策的人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因此不值得信任；但与此同时，这些文书又以他们的自我报告作为主要信息来源。

每当新的证据显示，尽管已有成摞成摞的文书，某项工作仍没有做到让管理层满意，或某项政策仍未得到遵守时，管理层的回应都是再设计一张表格。“如果你不相信我在不填这些表格的情况下能把工作做好，为什么又相信我会如实填写表格呢？”

这些困难内在于代理问题。人的能动性是不可让渡的。当某人同意在一段时间内按照别人的指示工作时，情形就像卖掉了一辆车，自己却仍坐在驾驶座上。没有哪套神奇的合规文书或质量／绩效指标，能让管理层坐进劳动者意识的驾驶座，直接控制他的双手，或透过他的眼睛看世界。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激励嵌入工作本身，嵌入劳动者与顾客之间的直接关系，使这些关系对当事人可读。必须创造一种情形，让创造者／提供者与最终用户成为商品和服务供给中仅有的直接参与者，使质量指标既衡量他们，也为他们服务。米歇尔·鲍文斯写道：

合作能力在合作过程本身中得到验证。因此，只要具有为项目作贡献所需的技能，项目就对所有参与者开放。这些技能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受到检验，并由共同体确认。公民新闻等开放出版项目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任何人都能发表内容，任何人都能检验文章的真实性。声誉系统被用于共同体的确认。筛选是事后的，而不是事前的。因此，反证书主义与传统同行评审形成对照；在后者那里，资历是参与的必要前提。

P2P 项目的特征是“全视性”（holoptism）。全视性是同侪过程所包含的一种能力与设计：让参与者自由获取关于其他参与者的一切信息——这里说的不是隐私，而是他们的存在及贡献（即横向信息）——并能获取整个项目的目标、指标和文档（即纵向维度）。这可以与等级项目所特有的“全景监视性”（panoptism）相对照：后者的流程被设计成将“全部”知识保留给精英，参与者则只能按“需要知道”的原则获取信息。而在 P2P 项目中，交流并非自上而下，也不以严格规定的报告规则为基础；反馈是系统性的，融入合作体系的协议之中。^[57]

当你为自己或家人做一份三明治时，不需要第三方检查制度来保证三明治合格，因为你作为制作者和食用者之间，或者你与你为之做饭的人之间，存在根本一致的利益。如果三明治质量不合格，你或家人咬上一口，就会因为味道不好而知道。换言之，这一过程直接为参与者的利益而运作，质量反馈也直接嵌在过程本身之中。

只有当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对自己既无内在价值也无意义，他们并不认同它，无法控制它，而它又服务于与自身利益根本对立的人时，才需要复杂的合规与质量指标体系，向远离直接情境的第三方证明其质量。在这种情况下，管理等级体系缺乏制定有意义指标、或评估传入数据所需的工作相关默会知识。

因此，这些指标与数据的功能，至多主要是象征性的：例如，医院评审机构 JCAHO 的检查或 ISO-9000 之类复杂的表面功夫。最坏的情况下，不懂工作的人干预懂工作的人，反而降低质量。结果，你会得到一本 300 页的三明治制作手册，外加许多同样长达 300 页的供应商规格手册，而做出来的三明治仍然难吃得像屎。

官僚规则如何阻碍现场人员的主动性、并产生反效果，网上广泛流传的一起火车失火事件，是一个经典例子（据 Snopes.com 核实，这事确有其事）。某个故障轴承使一节车厢的车轮过热、熔毁。乘务员发现烟雾后，按照规定停车。不幸的是，火车停在一座使用杂酚油处理枕木的木桥上。更不幸的是，从远处指挥乘务员的管理天才们拒绝对规则作出任何变通；规定不准移动火车。结果，桥烧了起来，六节燃烧的运煤车厢坠入下方溪流。^[58]

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一则轶事，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很遗憾，我找不到原始出处，但这个故事太精彩，不能不讲）。一位师长申请把所属炮兵后撤到足以有效射击一条公路的位置，以便攻击沿那条公路前进的德军装甲部队，却未获批准；因为他无法说服政委，向后移动并不等于“撤退”。

还有那个老笑话：埃及人之所以输掉 1967 年的阿以战争，是因为他们逐字遵守了苏联野战手册的指示：“退入内地，等到第一场雪落下。”

僵硬的等级制和僵硬的工作规则，只在可预测的环境中才有效。环境不可预测时，成功的关键在于让直接接触实际情况的人获得权力和自主性。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对基地组织袭击威胁的反应，就是一个好例子。正如马修·伊格莱西亚斯所说：“识别基地组织成员的关键在于，基地组织成员极其稀少，因此（根据贝叶斯定理），无论采用何种识别方法，得到的结果大多都会是假阳性。”^[59]所以——这部分是我自己的话——如果你在上游预测袭击的系统几乎毫无价值，那么“最后一英里”就变得至关重要：当袭击实际发生时，下游必须有人能够识别、阻止它，并且拥有自行判断、加以制止的自由。

当官僚化、烟囱式的工业设计流程把设计者与用户反馈隔离开来时，几乎普遍会出现一个问题：“镀金的粪便”。每当一种产品由一个官僚机构设计，再卖给另一个官僚机构的采购人员，而这些采购人员又是替别人购买时，结果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一坨镀金的粪便。

根据我作为医院工作人员的经历，卖给大型机构客户的卫生纸分配器，就是一个好例子。如果你使用过医院里的公共卫生间或病人卫生间，几乎肯定遇到过佐治亚-太平洋公司制造的那种怪物：一个塑料外壳，让你不把手腕折了，就几乎没法拨动里面的纸卷。

而且，阻力大到你多半会把纸扯断，而不是让卷轴转起来。这些卫生纸分配器，看上去像是费了很大工程心思，专门把自己的功能做得尽可能糟糕，售价却在 20 美元以上。另一方面，普通的卫生纸卷轴——那种确实能轻松转动、使用方便的——大概只花一美元，就能在 Lowe’s 或 Home Depot 买到。

在工作之外，作为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我也有过类似经历。本书前面讲过，我与本地公共图书馆的信息技术主管打交道的经历，就是一个好例子。我给图书馆写邮件，说他们新安装的 Word 2007，以及不知什么版本的 Windows 桌面升级，相较于它们所替代的旧版 Windows 和 Word 2003，表现有多差。就 Windows 产品而言，Word 2003 差不多是你能得到的最好文字处理软件。论复杂程度，它的用户界面与 OpenOffice 基本相同。事实上，我甚至愿意说，除了 200 美元的标价，以及开源软件幸而没有的强制升级之外，它和 OpenOffice 一样好。另一方面，Word 2007 是典型的镀金粪便。它的用户界面复杂而拥挤，控制面板甚至不得不做成多个标签页，才能容纳所有花里胡哨的功能。我告诉那位技术主管，只要发现某个 Windows 产品用起来还算可以，最好的做法就是死死抓住它；一旦雷德蒙德拿出任何号称“全新改进”的东西，就赶紧跑远。她的回应是：Word 2007 是全美国主要公共图书馆和企业的标准“生产力软件”选择。我在回信中告诉她，一样东西尽管是全国各地尖头发老板的“标准选择”，却比被它替代的东西更难用，这件事本身，就生动说明了根据公司官僚的“最佳实践”、而非用户社区反馈来选择软件的“智慧”。不知为什么，我再没收到她的回信。不过，她人还是挺好的。

尼尔·库克在《企业 2.0》（Enterprise 2.0）中，比较了企业外部的社交软件与雇主普遍使用的“企业软件”的效率。自我管理的同侪网络，以及在外部经济中满足自身需求的个人，会用社交软件来组织活动；这些软件由用户自己选择，依据是它们更能满足自身用途、使用起来更方便。而且，他们能够自由地这样做，不必拖着公司官僚机构及其正式程序规则的脚镣。相反，企业软件由不使用它的人来挑选，供另一些人使用；挑选者对使用者的需求，充其量也只略知一二。因此，企业软件经常是一坨镀金粪便。博客、维基，以及谷歌和 Mozilla 提供的免费、基于浏览器的平台，相比管理层通常强加给员工的专有企业软件，是质的飞跃。个人在私人生活中能够免费获取的生产力软件与社交软件，远优于公司官僚替别无选择的用户购买的企业软件；消费级软件的能力，相当于“一个功能完备的替代性 IT 部门”。^[60]与之相反，公司 IT 部门“更愿意投资购买‘微软或 IBM 等既有大厂商提供的一整套工具’”。系统规格由管理层自上而下的要求驱动，而不是由用户需求驱动。

……组织顶端的一小群人发现一个问题，花 12 个月寻找并实施解决方案，再投入巨量资源推出它，随后才发现，员工不使用或不愿使用它，因为他们根本不认同最初认定的那个问题。^[61]

管理层倾向于“仅仅为了选择一个价值 1,000 美元的社交软件应用，就进行一场周期长如大象孕期的详细需求分析”。^[62]员工最后往往会拿公司的信用卡，直接上网购买所需工具，而不是“等待 IT 部门编制商业论证并落实资金”。^[63]这与敏捷恰好相反。

所有这些的结果是，人们离开工作场所时，反倒比上班时更有生产力。

公司 IT 部门，很像上文所述我所在公共图书馆的 IT 部门。它们痴迷于安全与控制，把员工之间自由交换信息看成对这种安全与控制的威胁。它们还偏好与像自己一样的其他官僚机构打交道，这意味着更喜欢向巨型公司购买专有企业软件。它们挑选软件的依据，与一位给刚上大学的孙女买礼物的奶奶差不多：“亲爱的，我就知道它一定最好，因为它是微软最新推出的！”

即便在人力资本是主要价值来源的领域，传统公司内部新生的“企业 2.0”组织，往往也不得不对抗自上而下管理方式的阻挠。在痴迷安全与控制的企业文化中，管理层本能地抵制劳动者按照易用性来选择平台的尝试。促进员工之间信息共享的努力，会触犯这种文化，因为显而易见，员工若想获取信息，肯定没安什么好心。在企业之外，同侪网络则可以不受等级体系干扰，自由地自我组织。结果，在主要价值来源是人力资本、以及用于共享知识的人际关系的生产形式中，外部自主同侪网络就比公司等级体系占据优势。

企业 2.0 与军方第四代战争学说之间的相似之处，十分鲜明。军方的第四代战争学说，试图利用网络通信技术与控制论信息处理能力，在传统军事力量内部，复制基地组织等网络化组织的敏捷与韧性。问题是，正如本章前面所见，军队旧有官僚层级的干预，系统性地阻碍了网络技术提供的全部可能性。新学说的基本思想，是通过网络通信技术，提高直接身处现场的“一线人员”的自主性，并缩短他们的反应时间。但正如约翰·罗布指出的，军事等级体系最后却把新通信技术看成增加中层指挥官对行动的实时控制，以及增加行动提案所需签批次数的手段。等到参加作战行动的人取得上级要求的 11 项批准，参谋军官又有足够时间把信息加工成某种面目全非的杂烩——包括 PowerPoint 演示文稿在内——眼前的局势早已改变到使原计划毫无意义的程度。

因此，真正的事物——独立、自我管理的网络化抵抗运动，其痕迹协作组织的自然反馈与反应机制不受官僚干扰——比军事等级体系那些苍白的模仿品，不知高明多少。

同样，企业 2.0 试图在公司的边界内部，复制雷蒙德在《大教堂与集市》中描述的那类网络化、痕迹协作式组织。然而，公司内部的网络化生产者处处遭到官僚障碍的阻挠，无法根据自己对现场情况的直接经验，对该做什么作出判断后立即付诸实践。

当管理层试图在公司内部采用网络化组织来给员工“赋权”时，实际会发生什么，人力资源博客中的一则轶事提供了线索。为了减少出售多余音乐会门票、二手车、征求搭车等群发邮件，管理层想出了一个绝妙主意：在一个方便的中心位置，设立官方公告栏！但是，他们没有简单地挂上一块软木板，让员工自己张贴通知，而是非得制定一套正式程序，要求提前提交通知，等待审批。随后，如果运气够好，通知又顺利通过了针对所有可能违反公司政策事项的审查，一周以后，一位经理才会用他那串神奇钥匙打开玻璃柜，把广告贴上去。信不信由你，管理层还很困惑：为什么群发邮件依然不断，公告栏却不更受欢迎？^[64]

这类事情，是某一派组织理论家经常讨论的现象。按照查尔斯·萨贝尔对他们的描述，他们主张：

组织的理性如此有限，以至于它们无法通过审议经验来改进决策，也就是无法在这种意义上学习。因此，假定决策者只会“察看”决策当时手边最先可得的可行选择，并“偏好”这一选择，而不是其他选择或不行动，就会产生组织的“垃圾桶”模型：决策来自决策者与解决方案之间的碰撞。……假定决策者只能比较少数现成的问题解决办法，选择最符合自身需要的一个，却无法从这一决定中得出关于后续选择的任何分析性结论，那么有组织的决策，就变成了摸索着混过去。……^[65]

只举一个例子：玛莎·费尔德曼和詹姆斯·马奇发现，信息的搜集与那些据称以信息为基础制定的政策之间，几乎没有关系。当然，在企业为自身辩护的合法化话语中，管理决策总是建立在对可得最佳信息的理性评估之上。^[66]他们对三个组织作了案例研究，发现政策与据称为其依据的信息，几乎完全脱节。

费尔德曼和马奇尽力给出一种善意解释——也就是说，给出“组织具有系统性的愚蠢”以外的解释。^[67]“系统性的愚蠢”大概最符合奥卡姆剃刀原则，我本来很乐意就此接受这一解释。

但费尔德曼和马奇费力地试图从他们观察到的信息使用方式中，找出某种适应性目的。

在我看来，有趣的是，他们描述的大多数“适应性目的”，恰恰就是我所说的“系统性的愚蠢”。他们先考察了关于组织低效的较常规解释，用以说明所观察到的模式。第一，组织“无法……处理已有的信息。它们把解释过剩体验为信息短缺。事实上，过载可能正是导致处理能力崩溃的因素。……”第二，“……组织可以获得的信息，系统性地属于错误的类型。分析能力或协调能力的局限，导致决策者搜集无法使用的信息。”^[68]

接着，他们就组织结构如何影响信息使用，提出了自己的三项观察：

首先，通常的组织程序提供了积极激励，使人低估信息相对于其收益的成本。其次，组织中的大量信息是以监视模式、而非决策模式搜集的。第三，组织生活中使用的大量信息，受到策略性失真的影响。

从严格的决策角度看，组织会鼓励人们搜集超过最优数量的信息。……第一，信息的成本与收益，并不全都发生在组织的同一位置。关于信息的决定，往往由组织中某些部门作出；这些部门能够把成本转嫁给其他部门，同时把收益留给自己。……

第二，个人决策者与组织往往都被要求在事后承担问责……

组织中生成与处理的大部分信息，都可能受到歪曲。……

换言之，决策者必须搜集过量信息，以便预先防御自己的决定可能遭到事后质疑的风险。^[69]作者所谓“监视模式”，是指组织搜集信息，并非为了某项具体决策，而是为了监测环境中的意外。信息搜集所需的提前期，比决策所需的提前期更长。因此，信息必须在没有明确考虑可能作出的具体决定时，就被搜集和处理。^[70]

迄今提到的所有激励，似乎主要都来自庞大规模与等级制——也就是说，再一次，来自“系统性的愚蠢”。信息搜集的成本与收益没有被同一行动者内部化，这当然属于规模庞大带来的低效成本。事后问责问题来自等级制。监视模式问题至少有一部分，也是内部化不足的另一个例子：搜集信息的人与使用信息的人并不相同，因此，前者依据的是一套二手目标，这些目标与他们自己的内在动机并不一致。信息的策略性歪曲，作为一种代理问题，也同样来自等级制，以及成本与收益没有被相同的责任主体充分内部化。换言之，大型等级组织“具有系统性的愚蠢”。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最重要的贡献，是第四项观察：信息搜集在组织中发挥着合法化功能。

官僚组织是建立在理性观念之上的大厦。理性的基石，是关于决策的价值观。……

信息搜集提供了一种仪式性的保证，表明组织确实具有关于决策的适当态度。在这种表演情境中，信息不只是行动依据。它体现能力，并再次确认社会美德。掌握信息与信息来源，会增强人们所感知的能力，激发信心。人们相信更多信息意味着更好的决策，便进一步相信，拥有信息本身就是好事，而拥有更多信息的个人或组织，要优于拥有较少信息者。因此，在一个对于才智的验证高度依赖程序与规范的情境中，信息的搜集和使用，成为决策者或组织试图表现出自己在明智决策的一部分。……

在这种情境中，信息使用中可观察的特征，变得格外重要。当没有可靠的替代方式来判断决策者的知识时，信息搜集与储存的可见方面，就被用作衡量其所拥有、所使用信息之质量和数量的隐含指标。……^[71]

换言之，当一个组织大到无法清楚知道，自己究竟把名义上存在的目的实现得如何时，它就会建立一种“成功”指标，像我们研究斯隆主义组织病症时所见的那样，以投入的处理过程来定义成功。

不过，对管理层公平一点，这不是个人的愚蠢；重申我上面对卡普兰的回应，这是组织的愚蠢。无论领导者个人多么聪明、多么能干，大型等级组织都具有系统性的愚蠢。按定义，没有人聪明到足以经营一个大型等级组织，正如没有人聪明到能够集中计划整个经济。

公司生活的现实，很可能令人沮丧地类似于电影《妙想天开》（Brazil）里的中央服务部，或者尼尔·斯蒂芬森《雪崩》（Snow Crash）中的“联邦人”（The Feds）。后者是美国政府的直接继承者，声称仍对前美国领土拥有主权管辖权；但实际上，在多数领土国家崩溃后出现的泛治秩序中，它只是许多相互竞争的特许经营“政府”或网络化公民社会中的一个。它主要占据着昔日联邦地产上的联邦办公楼，主要活动是设计企业软件，卖给公司。它的内部治理似乎一半反映《妙想天开》的官僚世界，一半反映典型 IT 部门对公司内联网的理想化想象——虽然这两者本来就没多大差别。

“联邦人”的一名员工来上班，经过没完没了的一连串生物识别扫描后登录系统，却收到一份冗长且细致到令人痛苦的备忘录，规定如何管理员工未经批准从家里带来卫生纸的行为；这件事起于最近一轮紧缩行动造成的卫生纸短缺。

备忘录中写道：“本文件的预计阅读时间为 15.62 分钟（别以为我们不会检查）。”她的主管检查备忘录阅读时间时，采用的标准模板大致如下：

少于 10 分钟：该约谈这名员工，并可能进行工作态度辅导。

10—14 分钟：留意这名员工；可能正在形成敷衍态度。

14—15.61 分钟：该员工工作高效，有时可能漏掉重要细节。

恰好 15.62 分钟：自作聪明。需要态度辅导。

15.63—16 分钟：混蛋。不可信任。

16—18 分钟：该员工做事有条理，有时可能过分纠缠小细节。

超过 18 分钟：检查监控录像，看看该员工究竟在干什么（例如，可能未经许可去了厕所）。

于是，这名员工决定花 14 到 15 分钟阅读备忘录。“年轻员工最好多花点时间，表明自己细心，而非自负。年长员工最好稍快一点，以显示良好的管理潜力。”

他们实际的工作，也受到同样细密的微观管理：

她是“联邦人”的一名应用程序员。过去，她会靠编写计算机程序谋生。如今，她编写的是计算机程序的碎片。这些程序由玛丽埃塔和她的上级，在顶楼持续一整周的大型会议中设计。一旦设计确定，他们就开始把问题拆成越来越细的小段，分配给各组经理；各组经理再进一步拆分，把零碎工作喂给程序员个人。为了避免各个编码者完成的工作相互冲突，所有工作都必须遵循一套规则与条例，它们比《政府程序手册》还庞大、还变化无常〔比阅读卫生纸备忘录的规则还庞大？〕。

因此，在读完关于卫生纸公共储备的新小节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登录主计算机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处理的是她正在参与的那个特定编程项目。她不知道那是什么项目——这是保密的——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她与几百名其他程序员共同参与，却不确定到底是哪些人。而每天登录时，都有一摞备忘录等着她，内容是所有人给项目写代码时必须遵守的新规定与规则变更。这些规定让卫生纸那套事情显得像《十诫》一样简单而优雅。

所以，她会一直花到上午十一点左右，阅读、重读并理解项目的新变更〔想必每一份都有建议阅读时间，而且受到仔细监控〕。……

然后，她开始回头检查此前为这个项目写过的全部代码，列出为了兼容新规格而必须重写的所有东西。基本上，她得把自己所有的成果从头重写。这已经是三个月里的第三次。

不过，嘿，至少这还是一份工作。^[72]

如果你觉得这只是个笑话，就回头再读一遍上一部分中，驻阿富汗美军指挥系统如何规定 PowerPoint 演示文稿的材料。

E. 实物资本成本下降的含义

非正规经济与家庭经济，依靠大多数人已经拥有的普通资本品的“空闲周期”，减少了浪费。它使普通人本来就拥有的闲置资本资产得到生产性运用，为失业者的剩余劳动提供生产性出口，并把家庭生产的少量剩余，转变为现成的交换价值来源。

让我们再想想第五章中家庭微型企业的例子——微型酿酒厂或餐馆。在地下室里买一个酿造桶和几个小发酵罐，拿一个多余房间里的几张桌子作为面向公众的餐饮区，等等，最多只需几千美元的小额银行贷款。作出这笔资本投入后，大概每天一个顾客带来的毛利，就能支付贷款分期款。晚上和周末有几个顾客——最初很可能主要来自已有的熟人圈——就足以让你先把一部分工时从雇佣劳动转到餐馆工作；随着顾客群逐步建立，还可能逐渐完全退出雇佣劳动，或将其缩减为兼职。在这类以及许多其他行业中——例如用自己本来就有的汽车和手机，兼职经营非正式出租车服务——极低的进入成本和资本支出意味着，支付固定经营开支、维持营业所需的最低营业额，相当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更多人能够创办小企业，补充收入，并以极小风险和沉没成本，逐步把一部分雇佣劳动转为自雇。

初始资本支出越低，由此产生、必须负担的间接成本越低，微型企业的收入流中不受债务负担约束、能够归自己支配的比例就越大——无论生意究竟做得多大。它没有“要做就做大，否则干脆别做”“做大，否则出局”的压力，也没有为了压低单位间接成本而进行大批量生产的压力，因为它几乎没有间接成本。因此，微型企业可以熬过长期的生意清淡。如果它依托的家庭无债地拥有居住空间，还有菜园和储备充足的食品间，那么这个家庭也许可以在淡季不赚收入，靠旺季积累的储蓄生活。即使家庭仍依赖部分雇佣劳动，在好时候，微型企业也可以提供补充收入，而不必承担有固定经营开支时的那种真实成本或风险；因此，在一个汇集收入的家庭单位中，较少的工资收入也能用得更久、更充分。

正因如此，正如第二章所见，所谓“卫生”“安全”规范，以及职业许可的一项核心功能，就是阻止人们利用自己原本已经拥有之物的闲置能力（或“空闲周期”），把它们转变为生产性使用的资本品。一般而言，国家监管措施若提高了参与生产所需的最低间接成本，就会增加小企业的失败率，并加剧“残酷竞争”的压力。对于高额有息债务负担，以及必须赚取足够收入流来偿还本息的压力这一具体问题，汤姆·格雷科写道：

借款人在这场金融“抢椅子”游戏中彼此竞争，试图履行债务义务，因而被迫扩大生产、销售与利润。……

……于是，债务不断堆积，企业与个人被迫争夺市场和稀缺货币，徒劳地试图避免债务违约。这个体系注定使某些人失败。^[73]

由于家庭经济与微型企业所需的资本支出很少、甚至没有，其间接成本负担就微乎其微。这消除了大批量生产的压力；也消除了在生意清淡时，彻底退出经营、清算资产的压力，因为没有固定经营开支必须偿付。

间接成本降低，会降低失败率；也会降低无限期维持经营的成本，使人能够在好时期完整享有收入，在淡季则几乎无损地熬过去。正如博尔索迪所写：

只有在家庭里，机器的所有者才享受得起这样一种奢侈：只在需要的时候才使用机器。家庭主妇每周只使用洗衣机一两个小时，洗衣店却必须让洗衣机持续运转。不论所有机器是否都在运转，工厂都必须赚到足够的钱，覆盖机器的折旧和过时损失。办公间接开支也一样，无论工厂全时运作还是只开工一部分时间，都必须挣出来。^[74]

而一位家庭主妇，如果在家庭微型洗衣店中充分利用自家的洗衣机，除了肥皂、水、电以外，没有任何额外边际成本，就会把商业洗衣店生吞活剥。

F. 强激励与较低代理成本

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埃里克·雷蒙德如何描述自我选择与激励，在 Linux 开源开发的“集市”模式中发挥作用。米歇尔·鲍文斯这样说：

互联网所提供的无须许可的自发聚集，使人们能够围绕自己热爱的追求汇合。……人们发现，当人由积极的内在动机驱动时，他们会具有超高生产力。……

……公司员工中，热情投入的人还不到五分之一；而同侪生产者中，这一比例是百分之百，因为这个体系会把缺乏热情的人筛出去！^[75]

约翰·瑟德贝里也同样指出：

对受雇程序员而言，他所写的代码，是月底拿到工资的手段。只要能熬到月底，走任何捷径都行。另一方面，对黑客而言，写代码本身就是目的。他总会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事业，否则他就会去做别的事。^[76]

替代经济通过消除“露面时间”范式中所有浪费的时间，减少浪费。雇佣劳动和等级制的特征，是高度的“到岗主义”。由于管理层如此脱离实际生产过程，它对工作缺乏足够了解，无法制定可靠的指标，衡量实际完成的工作。因此，它只能依赖替代指标，例如在办公室里待了多久，以及人们是否“看上去很忙”。劳动者对工作本身没有内在兴趣，只要待在那里就能拿工资，也就没有有效利用时间的激励。

马修·伊格莱西亚斯把这称为“办公室幻觉”：把“待在办公室里”等同于“工作”。

于是，“我到底有没有完成任何工作？”这类小问题，就容易被忽略。同样，我过去每天进办公室时，觉得不能只因为自己不想继续工作，就径直离开。因此，我会故意把事情拖一拖，确保手上的任务拉长到填满整个工作日。相反，如果我不在办公室，就会清楚意识到，自己有一定数量的任务需要完成，“工作”意味着完成其中一些任务；任务做完以后，我就可以去健身房、看电影或看电视。因此，我往往会比较专注、自律地工作，随后去做工作之外的事情，而不是磨洋工。^[77]

在离家上班的雇佣劳动所奉行的“露面时间”范式下，工作与闲暇之间不存在权衡。只要是在上班时做的事，都是有报酬的“工作”。上班时偷懒没有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在家工作时，付出与消费之间的权衡十分清楚。自雇劳动者知道，要支撑自己期望的消费水平，需要多少生产性劳动，于是把它完成，就能享受其余生活。如果他的工作本身也是一种消费品，他仍会以理性、效用最大化的方式，把它与其他活动加以平衡，因为他是自己时间的自觉主人，没有理由因为“反正已经在这里了”而浪费时间。任何相对而言低产出或少有回报的“工作”，都会挤占那些更有生产力、或更愉快的时间用途。

而在上班时，所有时间都属于老板。一班工作，就是从自己生命中割下八个小时，为了换来钱，把它冲进马桶。一般来说，人们不会非常有效地利用属于别人的东西。

J. E. 米德将自雇者与雇佣劳动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作了对比：

在企业主经营的企业里，以给定时薪受雇的工人，为了保住工作，必须遵守最低的工作与努力标准；但他不会有直接的个人财务动机……以促进企业盈利的方式行事。……他的额外努力产生的任何额外利润，首先都会归企业主所有。……

让我们走向另一个极端，考虑一个单人合作社，也就是租用设备的单个自雇工人。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工作时数、休假、工作的节奏与专注程度、茶歇，或在设备与工作方法的选择上作决定；他可以牺牲一些利润，使工作更愉快，从而在货币收入、闲暇和其他舒适条件之间取得平衡。他有任何创新想法，都可以立即应用，并独享全部收益。^[78]

这不仅适用于家庭部门的自雇和自我管理的同侪网络，也适用于货币经济中自我管理的合作社。后者所需的一线管理人员，远少于传统资本主义企业。爱德华·格林伯格比较了资本主义企业员工，与那些拥有并管理自己工作场所的工人，在士气和工作投入方面的差异：

传统工厂的工人，并不把自己看作一个通过互助行动、促进集体利益与幸福的群体。相反，他们相当准确地把自己的工作处境理解为：自己几乎毫无权力，被用于推进他人的目的，服从更高、更遥远权威的决定，并被一个毫不留情的生产过程驱赶。……

这两种不同工作环境的总体氛围，再没有比它们更鲜明的反差了。对那些置身传统等级结构工作环境中的人而言，工作经验并不能给予人的满足或提升。这似乎是那种再熟悉不过的组合所造成的：重复、单调的劳动……以及结构性的无权地位。在这种地位上，工人如同原材料的一部分，被一个只能部分看见的管理等级体系操纵、疏导和指挥。在这种环境中，工人十分明确地把自己视为生产过程的客体，而非主体；他们也相当正确地把整个情形当成劳动换工资的简单交换，因为他们所回应的是客观的从属处境。工作缺乏热情，被认为本身毫无意义，却又必不可少，因为它带来的收入，有助于在工作场所之外过上体面的生活。^[79]

格林伯格注意到一个“惊人”的事实：“传统工厂与胶合板合作社之间，监督员和领班的数量差异极大。”

后者每班不超过两人、常常只有一人，就能轻松管理生产；前者却往往需要六七人。这种差距并不少见。我发现，一家最近从工人所有转为传统私人所有的工厂，新管理团队上任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一线监督员和领班人数增加到原来的四倍。这家工厂的总经理，在转制前也担任经理，他这样说：

我们需要更多领班，因为过去，股东们会自己监督自己。……他们会照料机器，收拾好自己的工作区域，主动帮助疏通生产瓶颈。现在不这样了。我们几乎必须一直盯着他们。^[80]

合作企业中的工人，把更多自我投入工作，也愿意自由分享自己掌握的私有知识；在传统企业中，这些知识则会被更无情地利用，作为信息租金的来源。格林伯格引用了一位胶合板合作社工人的评论；这段话充分说明，相较于自我管理的劳动，雇佣劳动在汇集分散知识方面多么低效：

如果在烘干机末端分级的人不够谨慎，把等级混得太厉害，我就会找个人过来，说：喂，看看，这批料送到我这里时被当作面板料，可它连像样的背板都做不了。这里到底搞什么鬼？

〔采访者：如果这是普通工厂，就不会发生这种交涉？〕

不会发生。〔在普通工厂里〕……他在正在制造的产品里，没有投入一分钱。……他卖的只是时间。他额外掌握的任何知识，都不在他的承诺范围内，也没有义务分享。〔着重号为引述者所加〕

我花了点时间才适应这里，因为我之前工作的地方……有工会，你做好自己的工作，不会跑去干别的。在这里，你会参与进来，做任何有帮助的事。……我看到有人需要帮忙，就直接过去帮。

我也更倾向于……四处看看，确保事情运作正常，程度比……我没有在公司投入任何东西时更高。……要是没有投入，我看见不对劲的事，很可能也根本不会吱声。^[81]

G. 减少供养食利者和其他无用食客的成本

替代经济通过消除供养一个缺席投资者阶层的负担，减少浪费、提高效率。非正规经济降低了参与生产所需的资本投资门槛，让人更容易转向自雇、减少对雇佣劳动的依赖，因而提高效率。由于生产者所有的财产只需养活劳动者及其家庭，要让土地与资本的使用值得进行，所需的回报率便降低了。结果，闲置不用的生产资源减少，生产性劳动的机会增加。

资本的缺席所有制，会把投资引向与劳动者所有资本的经济不同的方向，并压低投资水平。在劳动者所有资本的经济中，仅仅因为一项投资能减轻劳动负担、提高生产力，就足以证明它值得进行；^[82]在食利者经济中，它却必须额外产生资本回报，才被认为值得做。这与让空地闲置的情形完全类似：那些土地本可以让劳动者舒适地生活，却因为不能在劳动者生计之外再产生地租，而不准使用。正如托马斯·霍奇斯金在《通俗政治经济学》（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中所指出：

人们主张……除非劳动者的劳动，除了补偿他使用或消费的一切、并让自己舒适地生活之外，还能给资本家带来利润……除非他的劳动生产出远远超过……维持他自己舒适生活所需的东西，否则劳动就是没有生产力的；事实上，劳动者也就不被允许工作。资本家成为社会全部财富的所有者……按这一原则行事；除非他们确信劳动者的劳动，会在其自身生计之外产生利润，否则他们绝不会……容许劳动者获得生活资料。这……完全就是奴隶制的原则：除非劳动者的劳动既能养活自己、也能养活主人，否则就让他挨饿。因此，如果我们发现它是劳动阶级贫穷与悲惨……的主要原因之一，也不应感到惊讶。^[83]

当资本设备由制造并使用它的同一群人所有，或者由不同人群制造和使用、并按照各自劳动与成本瓜分全部产品时，它是有生产性的。但当资本设备属于一个与制造者、使用者相分离的食利者阶层时，与其说所有者对生产作出了“贡献”，不如更准确地说，他们阻碍了生产。

如果只有资本的制造者与使用者，共同分享他们合作劳动的产品，那么生产性劳动的唯一界限，就在于它能否让他们及其家人获得舒适的生活。但当除此之外……他们还必须生产出足以满足资本家的额外数量时，这个界限就会更早到来。

当资本家……除非能在劳动者的生计之外获得利润，否则既不允许劳动者制造工具，也不允许他们使用工具时，显然，生产性劳动所受到的限制，远远严于自然所规定的界限。第三方手中的资本积累得越多，资本家要求的利润总额就越大，由此便对生产与人口形成了一种人为抑制。劳动者不可能生产出资本家所要求的全部东西，这便阻止了无数活动，例如排干沼泽、开垦和耕种荒地；这些活动原本能够为劳动者提供生活资料，给予他们充分回报，却不能在此之外，再给资本家带来一笔厚利。在当前社会状态下，劳动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资本的所有者，因此，每一次资本积累，都会增加向他们索取的利润数额，并消灭一切仅能为劳动者换取舒适生活的劳动。^[84]

霍奇斯金在《自然财产权与人为财产权之比较》（The Natural and Artificial Right of Property Contrasted）中，就土地问题展开了同样的主题：

然而，显然，如果土地上的全部劳动产品都归劳动者所有，那么开垦我们所有的荒地、直至全国每一寸土地都像伦敦周围的园地那样的劳动，本可以获得充分回报；但同样的劳动，却无法从土地中取得足够的产出，去支付利润、什一税、地租和税收。……

正如荒地的耕种受到抑制，商业经营和制造业也同样受阻。无数事业，本可充分回报为其成功所需的劳动，却支付不起地租、利润、什一税与税收所要求的额外款项。正是这些，而不是缺少土地，也不是工业缺少足够的活动手段，阻碍了劳动者的努力，拖累了社会的进步。^[85]

传统商业经济的行政成本与交易成本，会产生类似食利者收入的影响：它们增加了劳动者在自己之外还必须供养的人数，从而提高了进入市场所需的最低产出规模。正如斯科特·伯恩斯在《家庭经济》（The Household Economy）中所描述，社会经济使参与者能够避开传统组织的间接成本——也就是第二章中保罗·古德曼尖锐批评的那类成本。对分工所带来的效率提高最为热情的赞美，例如 Mises.org 上的那些论述，往往依赖某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用伯恩斯的话说，“劳动可以被直接购买”，或者成为劳动者彼此直接交换的对象。但事实上：

市场上的劳动，不仅必须承担税收的制度负担，还必须承担组织的间接成本与分销成本。即使是最直接的服务机构，收费也是劳动成本的两倍半。时薪十美元的会计师，向客户计费时是每小时二十五美元。……当一般性与特定性的间接负担都被计入时，事情就清楚了：专业化带来的任何生产率提高，都被其必须承担的间接负担抵消了。

例如，看看一位时薪八美元的会计师，雇用一位时薪八美元的维修工时会发生什么，反过来也一样。维修工所在公司向外收费，是他时薪的两倍半，也就是二十美元；为了挣到这笔钱，会计师必须工作三小时二十分钟，因为他的工资中有 25% 被税收吸收。

因而，要在真正的经济意义上有效率，维修工修东西的效率，至少必须是会计师的三又三分之一倍。^[86]

同一原则也适用于交换：家庭与非正式安排所需的行政间接开支，比传统零售商少得多。从家中运作的食品团购俱乐部、易货集市^[87]与闲置物品免费转赠网络，以及 Craigslist 上汇集信息、撮合买卖双方所需交易成本的急剧下降，等等，几乎都没有或只有很少的间接成本。事实上，FreeCycle 之类项目一举两得：它们既提供了传统零售之外的低成本选择，又把替代经济从资本主义废弃副产品中榨取最后一点价值的效率，推向最高。

只举一个例子，看看服装业保理融资的巨大成本。由于大多数大型零售商不按时向服装供应商付款——拖延长达六个月很常见——服装生产商必须依赖保理商，以很大折价买下自己的应收账款。一位经常在博客讨论精益制造的工程师埃里克·赫斯曼，称之为“高利贷利率”，通常为 15%—20%。^[88]要么在等候付款时自行承担数个月的开支，要么只能以高额折价换取及时付款；这项要求形成了庞大的额外成本来源，迫使企业通过大批量生产、以增加销量来弥补。现在，大型零售商又“热心地”推出了一项新的“供应商联盟计划”，实际等于把保理业务纳入内部。^[89]没错，它们居然“把欠你的钱借给你”——这是赫斯曼的说法。严格讲，零售商并非真的把钱借给你，而是将其信用评级延伸到你与独立银行的交易上。这个计划是对近期金融危机中几家主要保理商破产的回应；如果没有保理业务，数百家供应商就可能倒闭。（当然，收货时直接付款，已经超出了那些可怜的大卖场连锁企业微薄资源的承受能力。）

相比之下，小型服装生产商直接为本地独立零售商、本地易货网络，或 Etsy 等网络化平台生产，几乎没有或只有很少的间接成本。再想想其他多少行业里也盛行着类似保理的制度——也就是赊给你一根绳子，让你用它吊死自己。嘉吉和 ADM 与家庭农场主的关系，就是一个好例子：它本质上重现了 18 世纪的包买外发制。凯瑟琳·法萨内拉是一位服务于小型服装业的顾问，其专长之一，是把精益原则运用于服装制造；也正因如此，她热情支持拉式分销网络，例如农民在农贸市场销售，手工艺生产者在 Etsy 销售，等等。^[90]

生产转向无数微型企业中的分散化生产，也使替代经济更不容易受到国家税收、以及人为抬高间接成本的影响。在传统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中，所需资本支出的规模，以及由此产生的企业可见性，为国家执行增加经营成本的法规和“知识产权”法，提供了一个实体人质。

传统企业也是一个大得多的征税目标，执法成本则低得多。^[91]但随着所需实物资本支出急剧收缩，传统制造业融解为小型机械工坊、非正式／家庭“业余爱好”工坊组成的网络，这些目标就变得太小、太分散，不值得大费周章。

顺便说，食利者收入的这种效应，只是我们在全书中以各种面貌反复观察到的一种更普遍现象的例子：无论是最低资本支出、间接成本，还是其他执行某项功能所需的条件，只要提高，就会扩大为支付固定成本所必需的生产规模。间接成本像一块挡板，阻碍努力转化为产出的流动；它对生产性经济的作用，就像便秘或水肿对人体的作用。

埃里克·亨廷在 Open Manufacturing 邮件组中主张，我们在第五章考察的那种重新地方化的柔性制造，会产生一种副作用：竞争加剧、新技术与新工艺容易传播、成本结构越来越透明，三者共同作用，将通过套利把利润率压到近乎零，并把人为稀缺租金和现货市场利润，几乎完全挤出价格。

开放制造所做的，处于工业自动化总体趋势的最前沿：以规模与初始成本不断下降的系统，持续提高生产率和生产柔性——大规模定制／需求驱动的柔性生产。与此同时，制造业在经济上已经耗尽了通过全球化，利用地域性现货市场中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价差的潜力；如今面对的世界，是材料成本日益趋同、能源因而也是运输成本高昂的世界。制造物流的效率，现在真的重要起来了。不管劳动力多么便宜，在遥远地方制造整件成品，已不再合乎经济理性。而且——虽然高管阶层一如既往地反应迟钝——趋势正在转向生产的地方化，以及日益增强的柔性。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受利润动机驱动的商业制造业，正与开放制造沿平行轨道走向同一个目标：生产逐步地方化与多样化。

我预见，这会使全球经济逐步“大宗商品化”。换言之，全球贸易将越来越多地成为标准化材料与部件的贸易，因为当运输成品如此低效时，把它们运来运去就不再有经济意义。大宗商品贸易高度自动化，因为大宗商品生产高度自动化，制造统一规格的产品，而且相对于工人人数，交易量很大。当设备摊销成本超过人力劳动的间接开支时，生产成本便高度可量化；这会逐渐排除最后一种价值仍然（被刻意）“模糊化”的商品所带来的变动性。结果，大宗商品的价值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受到价格压缩，主要是因为隐藏成本、寻找独有的地域性现货市场低价机会，或维持排他性的分销霸权，都越来越难。

交易系统对一切事物的成本，以及预期需求与生产能力，都具有非常高、且持续提高的量化认知。在某个时点，它们可以通过算法剔除利润，开始按照预期需求／产量，不用现金，以大宗商品交换大宗商品。贸易利润建立在买卖双方对价值认知的差异之上。稀缺常常是一种通过隐瞒数据制造出来的认知；而在一个量化分析交易比首席执行官更了解某个行业的世界里，这越来越难做到。当所有人都预先知道一切事物的具体价值，而市场又真正开放，每个人对几乎所有东西都有替代来源时，利润就变得不可能了。^[92]

H. 通过痕迹协作展开的非革命

金·斯坦利·罗宾逊在《火星》三部曲第二部中，借一位人物之口，对传统革命模式的缺陷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评论：

“……革命必须重新思考。你看，即使革命取得成功，它们也造成了那么多破坏与仇恨，以至于总会出现某种可怕的反扑。这是方法本身固有的。如果你选择暴力，就会制造永远抵抗你的敌人。无情的人会成为你的革命领袖，因此战争结束时，他们掌握权力，很可能与被他们取代的人一样坏。”^[93]

阿瑟·西尔伯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在我能想到的历史中，没有例外：无论规模大小，暴力革命带来的局面，都不比叛乱者试图取代的局面更好，而且常常更糟。”^[94]

政治运动的用处，主要在于掩护，为我们建设真正的革命——那场真正重要的革命——守住安全空间。即使使用暴力，也不应让公众把它看成征服任何东西的方式；相反，它应是防御力量，在政府显然是侵略者的情况下，提高政府攻击反经济的成本。运动无论如何都应避免被看成试图把一种新的“替代性生活方式”强加给“传统”公众；它应努力让人们认识到，这是一场使每个人都能按自己意愿生活的斗争。即使在这些情形下，不合作与公民不服从，只要充分利用网络文化所提供的曝光可能性，也很可能比暴力防御更有效。

与其着重设法改变我们与国家之间的暴力能力对比，不如着重增强一种能力：在国家雷达之下，按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这要合理得多。我们在第三章和本章考察的网络化组织形式，是这一过程的关键。

把主要希望寄托于政治组织来获得自由——先组织“一场大运动”，确保每个人意见一致，然后才允许任何人迈出一步——体现了 20 世纪组织文化中所有最坏的缺陷。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充分利用网络文化的能力。

网络文化在本质上是痕迹协作式的：独立工作的个人与小群体各自努力，由此产生一种“看不见的手”的效应。这些独立行动者可能有意使自己的努力与更大的运动相协调，也会把其他行动者的行动考虑在内；但他们这样做时，并没有一个凌驾于他们独立自主权之上的统一协调机构。

换言之，我们需要一种运动，像处于最佳状态的维基百科那样运作（没有那些删条目成瘾的纳粹），或者像开源开发者那样，各自独立地为共同平台定制模块化产品。

从实践上说，改变“法律”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建设反体制机构、开展国家控制之外的反经济活动，使法律变得无关紧要、无法执行。国家声称拥有各种它根本无力执行的权力。如果大部分商业活动都使用某种加密货币，对国家不可见，那么法典上写着什么税法，并不重要。如果车库工厂为公司的专有平台生产通用替换件和模块化配件，而且服务的市场小到发现、惩罚侵权的成本高得难以承受，那么工业专利如何维持计划性报废，也并不重要。如果家庭经营者的顾客群小到无法受到有效监控，那么地方分区法规禁止人们在家做生意，也就无关紧要。

一旦政府无法执行其声称拥有的权力，这些权力本身就与诺顿皇帝的诏令差不多无关紧要。因此，查尔斯·约翰逊认为，直接针对国家的执行能力，比试图改变法律更合算。

事实上，如果允许选举政治以外的选项进入讨论，那么恰恰相反的路径很可能更有效：如果你能建立有效手段，让个人，最好是让大群体，能够避开或绕过政府执法与征税，那么，这条道路很可能比先废除具体坏政策、再借此摆脱政府执法与征税，更有效地消除那些具体坏政策。

举个例子，看看移民问题。如果政府实施了一部暴虐的移民法……你可以用两种方式尝试消除这种暴政。你可以先从法律中最糟糕的部分入手，建立联盟，做那些常规的事情，废除最坏的条款，或至少加以改善，抵御反扑；然后，过几个选举周期，再开始讨论几乎同样糟糕的部分，再建一个联盟，再斗争一番，如此继续，一点点削减移民法的规定，直到最后把它削减到没有，或者削减到现实中所能希望的、尽可能接近没有的程度。然后，如果你真的把它削减到没有，就可以转过来说：“既然我们基本已不限制移民，为什么还要花钱供养边境管制或内地移民警察？干脆把这些也取消吧。”这样，你就完成了。

另一条路是反向策略：不是先瞄准法律，而是先瞄准执行，让边境管制与内地移民警察尽可能无关紧要，以此消除暴政。那么，你要做的，就是建立由黑市与灰市经营者组成的、或多或少松散的网络。他们可以帮助非法移民进入国内而不被边境卫队抓到，为他们在旅途中提供安全住所，帮他们取得绕过移民执法监控所需的证件，私下为他们联络工作与住处，等等，等等。

在你成功做到这些的程度上，你就使移民执法变得无关紧要。没有有效的移民执法，国家尽可以对“邪恶的外来者入侵”大喊大叫；但就现实政策而言，移民法会成为一纸空文。^[95]

二十多年前，查克·哈米尔在一篇早期赞颂网络技术解放潜力的文章中，就预见了这一原则：

我当然不贬低政治行动这个概念，但我不认为它是增加我们时代自由的唯一途径，甚至也不一定是最合算的途径。想想看：与其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试图说服国家废除窃听及一切形式的审查，我只需其中一小部分投入，就能教会每个有兴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如何用密码技术单方面废除它们。……

……假设这个挨饿的爱斯基摩人从未学会捕鱼，是因为他所属民族国家的统治者颁令宣布捕鱼违法。……

……然而，正是在这里，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可以让你的效能实实在在地放大一百倍。我说“实实在在”，是因为走私一百条鱼所需努力的一小部分（而且几乎没有风险），就足以让你轻而易举地复印出一百份捕鱼指南。……

而这正是我试图把 LiberTech 项目引向的方向。与其恳求国家不要奴役、掠夺或限制我们，我主张建立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网络，传播那些使我们能够为自己争取自由的技术。……

因此，下次当你看着政治形势感到绝望，心想：“好吧，如果要等全国 51% 的人、这个州 51% 的人、这座城 51% 的人都变成自由意志主义者，我才能自由，那么还不如现在就有人割了我这该死的喉咙，让我解脱算了”——请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存在着让你自己获得自由的办法。^[96]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戴夫·波拉德所谓的“使之失能”相契合：“抽走旧秩序赖以存续的东西，使它无法运作。”^[97]

但设想一下，与其等待市场经济崩溃、权力精英瓦解，我们能否像游击队那样，自己促成这种崩溃：让信息自由，让地方社区实现能源自给，并通过协作、运用众人之力和开源方式，摆脱企业忠诚、专利和“股东预期”的束缚，从政府与公司主义者（权力精英）手中夺走生物技术的主导权？^[98]

总之，我们削弱旧有公司秩序，靠的不是选哪些人去华盛顿，也不是那些人制定什么政策，而是我们在居住之地如何做事。玛吉·皮尔西的《时间边缘的女人》（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中，一位人物在描述通往其未来分散化乌托邦的革命时，作了完美概括。她说，革命不是穿制服的党派、口号和群众大会。“革命是那些研究出我们所采用的劳动与土地密集型耕作方式的人。革命是所有那些改变人们如何购买食物、抚养孩子、上学的人！……”

“……革命是那些建立新工会、拒付地租、拒绝参战、写作、教育和发表演说的人。”^[99]

如我们此前讨论所见，痕迹协作式组织的一项益处，是个别问题由最适合处理它们、且自愿选择参与的个人与群体解决；随后，他们的解决方案又通过网络，传递给所有能够受益的人。DRM 可能难以破解到只有少数技术高手能做到；但这并不意味着，事情会像音乐与电影产业希望的那样，使“盗版”在经济上变得无关紧要。今天，少数高手找出破解 DRM 的办法；有了痕迹协作式组织，下周奶奶们就会在种子网站上下载没有 DRM 的“盗版”音乐和电影。

波拉德和皮尔西所提到的那类、在公司—国家结合体控制之外生活的每一项创新，都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你也能这样做！每当有人想出一种办法，无视大规模生产公司的专利，在微型工厂制造“盗版”仿制品；或者无视由建筑承包商编写的建筑规范，建造便宜而宜居的房屋；或者无视地方分区与许可法规，以几乎零间接成本，在家经营微型面包店或无照美发店，他们就为这个体系创造了另一个破解办法，并把它加入共同的自由文化。他们越能通过加密货币彼此交易，组织起约翰·罗布所描述的那类暗网经济，反经济就越能成为一个对公司国家不透明、内部连贯的整体。

国家主义最终的结束，不会来自某次突然、戏剧性的失败，而会来自一长串小事的累积效应。把个人塑造成接受国家世界观的人，以及在相当多数人确信自己没有被监视时，仍劝阻他们不服从的成本，会让国家遭受千刀万剐式的死亡。从管理者的角度看，国家越来越多的活动，其成本——不仅是金钱，还包括纯粹的精神烦扰——都会超过其价值。意识形态霸权的衰败与执法可行性的下降，会对国家造成文件共享如今正在对美国唱片业协会造成的那种影响。

痕迹协作原则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变体，是教育与宣传工作。可以认为，有组织、围绕议题开展的倡议团体，确实能够显著影响国家，迫使其停止或减少对替代经济的压制；但要让这类努力获得最大的投入回报，最好的办法仍是利用网络文化的潜力：尽最大努力把信息传播出去，让政府获得大量负面曝光；至于如何把这些信息转化为政治行动，则“让百花齐放”。这一步完成后，政治压力本身就会由许多彼此独立行动的个人与群体来组织；他们受各自的愤怒驱动，甚至不必共享任何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

针对任何一项具体的国家滥权或经济干预行为，都可能有无数人群出于各种各样各自特有的理由反对它，而非遵循某一条共同教条。只要我们揭露这种国家行动的性质，以及它所造成的全部具体不公后果，就会有人把它转化为行动；其人数，会是我们所参与的那个具体替代经济运动人数的许多倍。

即使是并不特别赞同反经济运动目标的人，只要国家执法者被置于看起来像布尔·康纳那样的处境，也可能被激起愤怒。正如约翰·罗布所说：“利用媒体传达意图，并与其他叛乱群体分享创新，是开源叛乱的一项基本做法。……”^[100]国家与大公司，就像一群在亚马孙河里扑腾的牛。只管把信息放出去，食人鱼群里那些各自行动、满口利齿的小家伙，自会把它们啃成骨架。

在公民自由领域，拉德利·巴尔科每天所做的就是一个好例子：仅凭自己的努力，就把执法领域的蟑螂暴露在厨房灯光之下；CNN 关于得克萨斯州某镇严重滥用民事没收权的一系列报道，也是如此。伍德沃德与伯恩斯坦揭露水门事件时，并没有开始试图组织一场政治运动来利用它。他们只是把信息公布出来，随后便引发了一场风暴。

这是罗布所谓“自我复制”的例子：“通过使用社交媒体，以社会工程方式创造你所属组织的副本。基本上，这意味着提供必要的动机、知识和关注重点，使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在你的群体之外，与其毫无联系——能够开展推进你们具体目标的行动，或推进开源叛乱总体目标的行动。”^[101]

正因为普遍教育水平提高、更进步的道德标准得到传播，世界各国才不得不把战争部改名为“国防部”。也正因如此，在 20 世纪与 21 世纪，政府再也不能仿效两个世纪前的王朝战争，赤裸裸地以强权政治为理由发动战争；它们必须制造基于自卫的借口。因此，希特勒侵略波兰时，以但泽德裔人遭到虐待为借口；美国的侵略行动，则以东京湾事件、科威特保温箱婴儿事件等为借口。这不是说，要骗过公众，借口就必须高明；但网络文化也正在改变这一点，第一次与第二次海湾战争中反战动员程度的差异，便是见证。

不止一位网络文化思想家主张，网络技术，以及依托它发展的全球正义运动，正在传播更进步的全球道德规范，并对违反这些规范的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102]全球范围内针对中国、伊朗等国侵犯人权行为的行动与谴责，就像美国全国范围内对亚利桑那州“请出示证件”法律等措施的曝光和抵制一样，正成为越来越大的难堪与压力来源。非政府组织与全球公民社会，正在成长为一股强大的制衡力量，同时抗衡国家政府和全球公司。正如第三章关于网络化抵抗的小节所见，面对网络化的全球行动者，政府与公司常常会突然发现，自己孤立无援、暴露在强烈敌对的全球舆论面前。

鉴于这一切，最合算的“政治”努力，就是让人们明白：获得自由，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现在就开始告诉他们，法律无法执行，并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关于有效绕过法律的知识。宣传各种例子，展示我们如何利用自己建立的制度，在国家执法机构的雷达之下，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地方货币体系、免费诊所、保护占屋社区免受骚扰的方式，等等。削弱国家道德合法性的教育工作，展示法律无法执行的教育运动，以及开发、传播绕过国家控制手段的努力，都最适合以痕迹协作方式开展。

杰伦·拉尼尔和马克·赫尔普林等“数字共产主义”的批评者，谴责网络文化把“个人作者的声音”淹没在“集体”之中，却没有抓住重点。痕迹协作综合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最高实现，分别代表了二者最彻底的形式，而不对任何一方作出任何限制或保留。

痕迹协作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主义”。过去，任何有一定规模的共同努力，都需要一个大型组织来代表集体，并通过等级体系协调个人努力。但痕迹协作又是集体主义的终极实现，因为它消除了许多个体自由开展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

它也是个人主义的极致，因为一切行动都是个人的自由行动，而“集体”不过是多个个人行动的总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提出任何自己认为适当的创新，无须集体许可。每个个人或自愿联合的个人群体，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自由决定采用或不采用某项创新。任何创新的采用范围，完全建立在每个采用它的自愿群体的一致同意之上。每项创新都是模块化的，可以被纳入任意数量、认为它有用的更大项目中。任何一个对是否采用创新存在分歧的群体，都可以分叉，复制自己的项目，分别采用或不采用这项创新。

群体行动变得比以往更容易，交易成本也更低；但所有“群体行动”，都是个人一致同意的行动。

I. 奇点

同侪生产，以及非正规经济与家庭经济的上述全部效率优势，其累积效应，就是创造一个奇点。

正如前面几章所见，资本面临的问题是：实物资本的小型化与廉价化，以及汇集投资资本的网络化手段的出现，使资本变得越来越多余。

由此产生的价值实现危机，构成了根本性威胁。不仅在非物质领域，资本变得多余，而且非物质与物质领域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容易穿透。物质生产正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同样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曾使桌面电脑在物质领域引发生产革命。〔译注：本句末“物质领域”照原文 material realm；结合前文，该处可能漏印了表示“非”的前缀 im-。〕

技术奇点意味着，劳动正在摆脱对资本、以及资本所提供雇佣劳动的依赖，不再必须依靠它们维持物质生活。

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观察，两个多世纪以来，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一直依赖一种能力：把许多再生产职能外部化，交给非货币化的非正规经济与家庭经济，以及处于金钱纽带之外的家庭等有机社会制度。

历史上，资本凭借较强的谈判能力，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划定货币经济与社会经济的边界。当家庭经济与非正规经济承担了否则必须内部化进工资中的再生产成本时，它们就获准运作；但当其规模与重要性可能扩大到足以成为摆脱雇佣劳动的独立基础时，它们就遭到压制，圈地运动便是如此。

雇主阶级对自给经济的恐惧，完全合乎其逻辑。因为，正如克鲁泡特金所问：

如果每个农民都有一块免地租、免税收的土地，如果他还拥有农作所必需的工具与牲畜，那么，谁还会去耕种男爵的土地？每个人都会照料自己的土地。……

如果农村里所有男人和女人的每日面包都有保障，日常需要都已得到满足，谁还会每天领取半克朗工资，替我们的资本家劳动，而自己一天生产的商品在市场上却能卖到一克朗或更多？^[103]

沃勒斯坦写道：“作为汇集收入单位的家庭，可以被视为一座堡垒：既适应、也抵抗积累者所偏爱的劳动力配置模式。”资本倾向于把核心家庭与更大的地域共同体或扩展亲属网络割裂开来，推动一种中等规模的收入汇集家庭。原因是，过小的家庭在汇集收入方面能力过于不足，会迫使资本家把太大一部分生活资料商品化，也就是说，把这些成本内部化到工资中。^[104]不要让工人完全依赖工资收入，符合雇主的利益；因为如果工人无法通过家庭自给经济中的使用价值生产，完成某些再生产职能，就会“被迫要求更高的实际工资……”^[105]另一方面，过大的家庭意味着“确保生存所需的工作产出水平太低”，以及“进入雇佣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下降”。^[106]

这是常识：当家庭中有多名工资劳动者时，他们对任何单个工作的依赖就会减少，每个成员离开特别苛刻工作条件的能力也会增强：“虽然一个有两名或更多工资劳动者的家庭，在总体上并未减少对出卖劳动力的依赖，但它显著减轻了个别成员失业……所带来的影响。”^[107]

事实上，只要随着家庭规模扩大，每人必须承担的固定开支有所下降，它对出卖劳动力的总体依赖也确实会降低。通过让家庭经济部分取代雇佣劳动，成为价值创造的场所，固定开支的绝对水平也可以下降。正如上一章中博尔索迪所说：“当工资与土地的产出结合起来时，一点钱就能用得很久……”

今天的新因素，是竞争优势从雇佣劳动向非正规经济的革命性转移。以小型电动机械和新型集约耕作为基础的家庭生产技术迅速发展，根本改变了大规模与小规模生产的相对效率。博尔索迪近八十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点，此后这一趋势一直持续。眼下低成本制造技术的爆发，有望在未来十年里，比此前整个世纪更大幅度地改变竞争优势。

这种相对优势的转变，为劳动提供了怎样的实际选择，马尔钦·雅库博夫斯基说得很清楚。他的 Factor E 农场，是把开放制造与数字制造同开放设计资料库相整合的最引人注目的尝试之一：

朋友和家人还在烦我。他们仍然叫我“找份正经工作”。现在，我有了一个好回答：

看看上一篇关于碎土机的文章。

考虑一下“找一份年薪十万美元的正经工作”，也就是体制内的高薪差事。如果你够节俭，扣掉税和开支，一年可以存下五万美元。

好。我可以“找份正经工作”，干六个月，然后花 25,000 美元买一台碎土机。或者，我用两周时间，花 200 美元自己造一台，顺手还拯救了世界。

你觉得哪一种更有道理？你能看出来，哪一种对我更有道理。这只是经济学。^[108]

换言之，如果拥有自己的车库工厂，只需两个月工资，你还怎么把人留在工厂里？

詹姆斯·奥康纳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描述这种现象时说：“家庭与社区内部再生产手段及对象的存量积累，削弱了对异化劳动的需要。”

人们通过旷工、病假、提前退休、争取减少每年工作日数，以及其他方式，储存劳动力。保留下来的劳动力，随后被投入自给生产。……建立在非资本主义与反资本主义时间、空间观念之上的生活经济，转入地下：进入重新构成的家庭、公社、合作社、单议题组织、自助诊所、团结小组。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危机而来的就业不足……与大规模失业，加快了替代经济和地下经济的发展。“正规”就业与按照工会工资标准支付的工作缩减，成为发展替代性地方化生产方式的激励。……

……新的生产社会关系与替代性就业，包括非正规经济和地下经济，不仅威胁劳动纪律，也威胁资本主义市场。……替代技术威胁资本对技术发展的垄断……劳动力的储存威胁资本对生产的支配。劳动力的退出，削弱了基本社会规训机制。……^[109]

最近，“距巴比伦还有多少英里？”博客的作者“Eleutheros”，描述了独立维持生计的能力所带来的自由感：

……如果我们把农庄的大门锁上，再也不与巴比伦发生任何往来，我们仍能永远种玉米和豆子。……

这种低技术、低投入的自给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很像杰克·斯派罗对伊丽莎白·斯旺所说的话，当时……他告诉她，“黑珍珠号”真正是什么：它就是自由。对我们而言，我们延续数百年的农业，也以同样方式代表着一种选择。拥有选择，正是我们逃离巴比伦的本质与基础。

……要离开巴比伦，你必须有选择。……巴比伦和任何剥削、控制体系一样，只能靠限制并消除你的选择而存在。毕竟，如果你真的有选择，你实际上可能会选择那些有益于你和你的家人、使你们生活更好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有利于巴比伦的东西。

巴比伦必须消除你作选择的能力。……

所以，我拿自己的玉米田作例子，说明真正的选择是什么样的。我们生产自己的主食面包，完全不需要来自巴比伦的投入。因此，我们始终可以选择吃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巴比伦提供的东西。我们也批量购买小麦，有时做小麦面包；但如果运输成本或小麦短缺，使价格高得离谱——今年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一眼，说：“不，不买了。我们回家吃玉米面包和豆子就好。”同样，我们有时也从摊位和商店买食物，偶尔出去吃饭。但我们始终有选择；如果有必要，我们能够一连数月坚持这种选择。……

当你能够说出下面这句话时，你就开始逃离巴比伦了：“不，我有选择。噢，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围坐在巴比伦的餐桌旁用餐；但如果巴比伦的条款和条件令人厌恶，我也完全不必如此。”^[110]

而得到这些回报，并不需要整个经济彻底崩溃。即使货币经济和分工在相当程度上无限期持续——我认为几乎肯定会如此——即使大多数人仍通过货币购买满足相当大一部分消费需要，这仍是一种有利策略。在石油峰值以及国家资本主义其他终局危机走完其进程后，最终状态更可能类似沃伦·约翰逊的《摸索着走向节俭》（Muddling Toward Frugality）和布赖恩·卡勒的〈重返梅伯里〉（“Return to Mayberry”），而不是吉姆·昆斯特勒的《手工打造的世界》（World Made by Hand）。知道自己无债地拥有住所，知道如果必须，自己即使不做雇佣劳动，也能无限期地保住屋顶、维持餐桌上的食物，这对你此时此地的谈判能力，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即使资本主义仍在持续也是如此。

正如拉尔夫·博尔索迪近八十年前所观察，他能够依靠家庭经济长期“退休”，而潜在雇主又知道他有这种能力，这使他在决定接受某些外部工作时，能够谈到好得多的条件。他根据个人经历，描述了劳动者有能力离开谈判桌时，谈判力量如何大幅增强：

……最终，随着我减少花在挣钱上的时间，收入反而开始上升；或者更准确地说，随着我越来越不依赖那些购买我服务的人，我能够为自己的时间争取到更高价格。……

因为需要工作得更少，反而可能赚得更多；这种可能性会累积，而且向极其广泛的专业工作者开放。当雇主和客户知道，一个人独立到足以拒绝不合心意的委托时，他们对其工作的欣赏，会显著增加。当然，如果工资劳动阶级普遍发展出这种独立性，那么雇主就必须彼此竞争、提高工资来争取工人，而不再是工人为了得到工作，竞相压低工资。^[111]

……经济独立会不可估量地改善你作为服务出售者的地位。它把当下由买方规定条件的服务“买方市场”，转变为由你规定条件的“卖方市场”。它让你能够挑选自己愿意做的工作，并在条款、条件和目的不合心意时拒绝工作。下次当你有服务要出售时，试试看：如果你能让潜在买家相信，你并没有非与他交易不可的压力，你是不是就能要到更好的价钱。^[112]

……双方交换时的条件，取决于各自能够自由拒绝交换的相对程度。……那个“自由”的人——能够拒绝交换的人——规定出售的条件；那个“不自由”、无法拒绝的人，则不得不支付向他索取的任何价格。^[113]

科林·沃德在〈无政府主义与非正规经济〉中，设想了从雇佣劳动向家庭经济的大规模转移：

〔萨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部门的乔纳森·格舒尼〕认为，服务经济的衰退，伴随着自助经济的兴起，正如可以说家庭中的自动洗衣机取代了洗衣业。在美国，与他相对应的人物是《家庭经济》的作者斯科特·伯恩斯。伯恩斯主张：“将改变美国的，不是别的，正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成熟与衰退。促成这一积极变革的工具，将是家庭——重新焕发生机、成为强大而相对自主的生产单位的家庭。”

驱散失业幽灵的唯一办法，是摆脱就业观念对我们的奴役。……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区分工作与就业。世界确实缺少职位，但它从来不缺、也永远不会缺少工作。……第二个区分，是正规的、正式的、可见的、官方经济，与那些并非就业的工作所构成的经济之间的区分。……

……维克托·基根说：“最有吸引力的理论是，我们现在经历的，不多不少，正是在与正式经济短暂交往约两百年后，重新回到非正规经济。”

我们所谈论的，是工作重新回到家庭经济的运动。……^[114]

上文沃德所引用的伯恩斯，把公社的形成、乡村宅地的购置，以及重返土地运动的其他方面，看作一种尝试：

完全取代市场。通过自己建造住房，并将其设计成尽量减少能源消耗；通过修复利用旧汽车，或者彻底不使用汽车；通过自己制作家具、缝制衣服和种植食物，他们正在尽量减少到市场上出售劳动的需要。相反，他们把劳动汇集在扩展家庭中。……新型宅地经营者，可以把全部需求的 70%—80% 内部化到家庭之内；即使无法完全避免挣钱的工作，它也只是间歇性的。^[115]

再次强调：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奇点。在其中，生活必需品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将从用工资购买的大规模生产商品，转向非正规与家庭部门的小规模生产，而资本已越来越无法阻止这种转移。结果，很可能类似维奈·古普塔的“拔插头”（Unplugged）运动：脱离大系统、以低成本舒适自给的可能性，将造成与有产阶级实施圈地时所恐惧的完全相同的局面。在那种局面中，大多数公众对于雇佣劳动，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即使接受，普通人也只会在需要补充收入来购买奢侈品之类的东西时，按自己的条件工作。而且，即使他认为长期而言，为了最理想的生活水平，仍需要补充收入，短期内他也能承受辞去工作、长期依靠自己的资源生活，同时争取最有利的就业条件。那将是一个劳动者而非雇主，更有能力离开谈判桌的社会。总之，它将是韦克菲尔德在土地廉价而充裕的殖民地世界中所哀叹的那种社会：不论提出什么条件，都难以获得劳动力，而想以足够低、能够产生可观利润的工资雇到人，几乎不可能。

古普塔的短篇故事《拔插头的人们》（“The Unplugged”），^[116]讲述了他对这一奇点将如何影响西方生活的设想。

要“从顶端退出”，需要积累几百万、几千万美元的财富。具体多少，取决于你的生活方式和回报率，但总之是一大笔钱，而且会随经济条件而波动。一次崩盘就能抹去你的资本基础，让你无助，因为你拥有的，不过是某部机器中的股份。

因此，我们这些拔插头者，找到了一种新的退出方式：独立的维生基础设施与财务架构——社会中的一个社会——让任何想要“赎身”的人，都能够“从底部赎身”，而不是“从顶端赎身”。

如果你愿意像拔插头者那样生活，赎身成本只相当于工厂工人三个月左右的工资，也就是一辆二手车的价格。你再也不必“工作”——也就是说，不必为了支付基本需要而去挣钱。

技术进步越是降低非正规经济与家庭经济中生产所需的资本支出和间接成本，经济计算就越会朝雅库博夫斯基上文所描述的方向转变。

“拔插头”的基本原则，是把“甘地的目标”——“自给自足”，或者“拥有自己的维生系统所带来的自由”——与“富勒的方法”——以更少获得更多——结合起来。这种自由：

使我们能够与国民经济脱钩，作为逐个个体解决地球问题的一种办法。但甘地的目标，无法超越小农的生活方式，而许多西方人认为，那种生活方式对自己而言无法持续。……

富勒“以更少做更多”的方法，使我们能够以远低于“从顶端赎身”的资本成本，实现自给自足。采用整合的全系统思维来设计可持续生活方式——住房、园艺工具、监测系统——所有这些，都受到富勒及后来那些受效率思想启发的思想家的影响。旧有生活方式中的松弛——也就是浪费——消耗了我们 90% 的生产性劳动来维持。

每月一千美元的综合燃料账单，就是你的生命能量白白流走；因为你居住的地方，把你的生命吸进了废热里，而废热就是浪费的钱，浪费的钱就是浪费的时间。你的汽车、住房，以及政府把你所缴税款用于燃料、电力、废热的那一部分……这些系统只要效率低下、落后于最佳实践，你为挣到这些钱所花的时间，就在相应程度上被浪费了！

詹姆斯·L. 威尔逊在一幅描绘 21 世纪中叶家庭生活的小景中，写到普通人退出工资体系，尽可能在本地满足需求。这主要是对石油峰值所造成价格上涨的回应；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重新掌控了自己的生活，结束了对公司与国家的依赖。

“嗯，你看到这些在自家菜园里干活的人了吗？过去这里可没有这些。人们种草坪，会互相比赛，看谁的草最绿、最漂亮。但有一天，你奶奶从超市回来，坐下来，说：‘够了。我们要自己种食物。’第二年春天，她就在原来的草坪上种起了菜。

“哎呀，有些邻居气坏了。业主协会起诉了她，说菜园不好看，说房产价值会下跌。但到了第二年，更多人开始种自己的菜园。

“而且不只是草坪。人们开始改进住房，让它们更节能。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保护环境，而是为了省钱。社区里的人开始分享想法、一起干活；而此前，他们几乎从来不跟彼此说话。……

“人们也开始到农贸市场买东西，直接向附近农民购买牛奶、肉、蛋和农产品。它们比加工食品更新鲜、更健康。人们意识到，与其让利润流向远方的大公司，不如把它留在社区里，这样自己过得更好。

“就是这个时候，你奶奶，也就是我妈妈，辞去了工作，在家开起了面包店。那实际上违反了分区法规，但人们站在奶奶这边，反对政府。当政府意识到，自己无力压制这种新生活方式，而人们意识到，他们不必害怕政府时，他们就自由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家工作。过去，爸爸妈妈在不同地方做不同工作；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在自己家里一起经营，待在孩子身边，而不必把他们送去日托。”……^[117]

结论

在本章中，我们运用多种不同的概念模型——罗布的 STEMI 压缩、西塞的敏捷经济、古普塔的分布式基础设施，以及克雷文斯的生产性递归——看到了替代经济相对于公司资本主义经济的优势。

所有这些优势，都可以归结为：比资本主义更善于利用物质投入，以及能够利用资本主义的废弃投入。

地方化的小规模经济，是恐龙巢穴里的老鼠。非正规经济与家庭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运作得更高效，而且能够依靠资本主义的废弃副产品运转。它有韧性，并像病毒一样复制。在技术发展的资源几乎全部被导向公司资本主义的环境里，它拿来那些为公司资本主义服务而开发的技术，使其适用于小规模生产，再用它们摧毁公司资本主义。事实上，这几乎就像恐龙自己资助了一所遗传研究实验室，来培育哺乳动物：“让我们重新设计牙齿，更方便吸食恐龙蛋；再加快新陈代谢，好让它们能熬过一场大灾难，比如说，小行星撞击。不，我也不知道这样有什么用——但管他妈的呢，盘古大陆国防部会付钱！”

再说一遍，两种经济正在竞争：一边是它们那种官僚制、高间接成本、巨额资本支出、成本加成的旧经济；另一边是我们这种敏捷、低间接成本的新经济。而最终……我们将埋葬它们。

附录：第三世界的奇点

如果即将到来的奇点，使工业化西方的生产阶级能够退出工资体系，那么在第三世界，它也许会使他们完全跳过这一发展阶段。古普塔在《拔插头的人们》的结尾，暗示了这一原则如何应用于第三世界：“我们鼓励发展中世界把‘拔插头’作为跨越式发展的终极形式：完全跳过超级资本主义、无政府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直接跳到‘拔插头’。”

古普塔设想，当通过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连接互联网的成本，降低到贫困村民负担得起时，第三世界也会出现一个相应的奇点。届时，过去妨碍在第三世界传播可负担中间技术的交易成本——例如 Village Earth 的适用技术图书馆，或舒马赫的中间技术发展小组所面对的成本——终于会被数字网络技术克服。

网络必然会遍及整个星球，或几乎整个星球。手机已经覆盖地球上 50% 的人口。随着技术创新把普通手机变成小型电脑，把普通蜂窝服务变成互联网连接，互联网人口将从主要由受过教育的西方人构成，变成主要由较贫穷国家的人构成；再过不久，就会变成主要由每天靠几美元生活的人构成。……

……大多数人非常贫穷。当互联网连接的价格降低到他们负担得起的程度，就像他们如今负担得起手机一样，我们就有机会真正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生活，为他们找到成长与繁荣所需的信息资源。

想象你是南美洲一位贫穷的单身母亲，住在没有清洁水源的村庄。你的孩子不时因脏水而生病，你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担忧孩子能否活下去。后来，一位较富裕的邻居买了新手机，里面有一个视频，讲解如何净化水〔用两升汽水瓶制成太阳能净水器〕。它简单，用你的语言，讲清所有基本步骤，没有任何需要受过学校教育才能理解的内容。过了一段时间，你掌握了基本的实用技能；在生孩子、不得不工作之前上过的一两年高中，也有所帮助。随后，你把方法教给姐妹们，孩子们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生病……网络改善了生活。

接着出现的，是太阳灶、改良炉灶、预防医学、更好的农业〔古普塔前面提到改良的绿肥技术〕，以及识别那些需要医生处理的病情的方法，外加 GPS 地图与日历，告诉你巡诊医生下一次何时会来到镇上。^[118]

据《纽约时报》一篇报道，这场革命已经到来。手机平均每月服务费为 5 美元，已经覆盖印度三分之一的人口。这意味着，带互联网服务的手机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进入贫民窟、小城镇和村庄，成为印度少见的、能够穿越种姓、地域与阶级壁垒的拥有物；如今，大多数用户位于主要城市和最富裕邦之外”。

而手机连接数量迅速增长，2009 年 3 月新增 1,500 万，相当于在当前 4 亿用户基础上，达到约 45% 的年增长率。如果保持这一速度，五年内就意味着人人拥有手机。^[119]

有趣的是，杰夫·韦尔预测，这种连接性的提高，加上民族国家空心化趋势的特别加剧（见第三章），将使印度成为对角线经济早期发展的先行者（见第六章）。

……我确实想举一个具体地方的例子，说明我认为民族国家这一建构的衰败趋势，在哪里会格外严重：印度。不，我不认为印度会崩溃——虽然会有大量悲惨故事——也不认为占据“印度”大部分地理领土的国家政府会崩溃（请留意这里谨慎的措辞）。相反，我认为，在 2010 年期间，任何抽象的“民族”观念与印度的单一制国家之间，脱节的趋势会变得格外明显。它在印度本已相当显著，但请留意，它会更加显著。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印度的商业与经济在 2010 年会有还不错的表现；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政府越来越无法把这种成功，有效分配到狭窄的城市中产阶级之外。反而，印度农村贫困人口之间不断增强的连接，以及他们对自身处境不断提高的认识，会推动他们越来越努力地实现地方化自给，以及食品生产的韧性——尤其是食物森林与多年生混作达到“临界转折”——这才最有可能动摇印度中央政府的重要性。印度在 2010 年出现对角线经济萌芽的潜力很大。^[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