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 地球村、错位、右翼幻想、金融资本、思辨实在论、下载、狂喜—恐怖、角色扮演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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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现在说到哪儿了?我们刚才在琢磨那种返祖式、虚构的右翼倒退:在关于移民的种族主义幻想推动下,退回到英国不再属于欧洲的某个时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除了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应以外,还意味着什么?我们这样来讲这个故事吧:在1990年代,设想人人都彼此相连,也许是件有趣的事,尤其如果你是一家全球电信公司的话。
那些非洲人向你挥手的乌托邦广告,如今已经变成了——唉,“全球性”的现实非常令人沮丧、非常令人不安,而且在政治言说中非常令人束手束脚,因为每个人都在努力时时刻刻说正确的话。也都在试图过度矫正自己的政策,使政治意志陷入一种俄狄浦斯式罪疚的死亡螺旋。但除此之外,事情还在于: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我们是一个物种,这相当于意识到,你是一个僵尸指甲上的一点碎屑,而这个僵尸只会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作出反应。这让至少200年的哲学,以及300年或400年的意识形态,都受到了震动。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不再容许我们说:“我眼下处在地方,而不是全球。我在一个地方,而不是空间。我在这里,而这里就在一切地方的正中央。”所以实际发生的是,这个据说抽象的全球,变成了另一种地方,只不过非常、非常大。几周前我在西北大学就是这么说的。当时有人在问,地方会变成什么样。
老掉牙的说法是:“唉,地方已经没有了。它全让空间给侵蚀掉了。”但在某种意义上恰恰相反。那种令人安心的观念——我被抽象的、永恒的、无限的空间包围,空间就像一个把我装在里面的盒子——已经不可思议了。实际上,我们在这里,而且我们也在地球上。地球不是火星。它有这样的一个大气层,有这样的一个生物圈,上面有这样的生物,比如说人类这个物种。我们有眼睛。我们喜欢发动汽车引擎。我们拥有的是这种时间性结构,而不是那一种,如此等等。所以,换句话说,那个据说抽象的想法——尽管我在地方上受到限制,但“其实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到这时候已经彻彻底底地崩溃了。足够讽刺的是,这种崩溃恰恰来自人类之间更多的全球联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地球村,却不是 那种美好、听起来像乌托邦的地球村,仿佛1970年代初,人们也许曾经想过的那样:要教全世界的人完美和谐地齐声歌唱,还要给全世界买一瓶可口可乐。
那从来就不是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对吧?麦克卢汉的地球村也有着令人恐惧的反乌托邦潜能。它真正关心的是这样一种想法:电气通信的伺服机制正在把人脑的功能外置。以至于我们发展出一个——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词——全球大脑,或者说一个轴突—树突网络,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将图像和观念闪送到世界各地。这里有巨大的循环和流动,但也存在着一种尺度断裂:一端是作为生物实体的人——在麦克卢汉看来,由印刷文化所生产的、在线性时间里行进的个人;另一端是他所说的那种得到全球赋能或延伸的人类。即使他本人没用这个词,这听起来也很像赛博格。
我们活生生地证明了那一愿景的阴暗面。崩溃的是“我们在这里,那里在那里”这种观念——也就是人类中心主义。那个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处处都是我们的世界里的想法,已经露出了真相。这不就在爱因斯坦那里吗?欧几里得时空不过是方便我们过日子的一种尺度。对此,我们半懂不懂,也已经有一阵子了。我们此刻正在说的这些东西,过去也有后现代的表达方式。但直到现在,它才真正发生。这当中有某种真正令人不安的东西,如果你是某一类人,就会想缩回一个右翼幻想空间。
有位名叫道格·霍姆斯(Doug Holmes)的人类学家写过一本很棒的书,叫《整体欧洲》(Integral Europe)。他访谈了德里克·比肯(Derek Beackon)、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等欧洲右翼政治领袖,分析他们,把他们的种族主义一点点拣出来。这本书极为出色地揭示了支撑他们那种民族主义的福利主义幻想:在1990年代席卷世界的金融资本、跨国公司,以及以新的种类和强度在世界上流动的人与价值的洪流中,试图搭建一个美好、稳定、小小的幻想之家和炉边。失位不断增多。也许欧几里得式世界观已经无法维持了。你看看1990年代的后现代理论,就会发现它传达的是同一种失位感的现象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面对的与其说是失位,不如说是恶位:位置本身带着一点不祥的意味。我所处的位置并不好。都是失位,可这种失位是一种“错—位”。事情并不是我舒舒服服、安安稳稳地发现自己在这里,随后一切受到扰乱。而是我发现自己在这里这件事,本身就相当阴森。我在一颗行星上。而且是这颗行星,不是那颗行星。而这颗行星反过来影响它所有的子区域。所以,次主体的问题之一,就是这种错位感。有意思的是,在后现代话语中, 存在着一种乌托邦式的兴奋:“噢,终于,我正消失在不再是资产阶级主体或启蒙主体的狂喜中了。”与此同时,那个启蒙主体才是舒适、温暖的主体。而这确实深深地影响着快感。显然也影响着政治话语,因为人们发现,要像约恩·格纳尔(Jón Gnarr)那样说话非常困难。他会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得去研究一下,再回来答复你。”当然,这正是我们需要做的,因为我们理解不了。
而且我们也需要相信那些确实比我们更懂某些事情的人,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理解一切。这与传统民粹主义相反。那种民粹主义的态度是:“从本体论上说,世界就是我们直觉所感知的样子,或者就是我们在道德上觉得它应该有的样子。”接着我们就照着这是事实的样子行动。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就是现成的例子;比起我们这边他的同类,他似乎还稍微好一点。
噢,天哪。我可不确定。他那个腔调。
我们这儿也听得到那样的腔调,而且还没那么老练。
那当然。奇怪的是,法拉奇的嗓音有那么极其细微的一点美国化。他的声音像1950年代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像一种美国化的工人阶级娱乐形式。所以他的吸引力并不真正在于英国性;他更像莎拉·佩林(Sarah Palin)。他是从撒切尔夫人的幻想世界里冒出来的,而那个世界又是某种美国化的1950年代幻想空间,其实与传统的英国性观念并没有什么关系。我来向你提出一个有挑衅性的看法:这些人——佩林们、法拉奇们——自己也在从事某种思辨实在论。
我同意。
这不是保守主义思想,因为这些沉迷幻觉的民粹主义者在话语上的工作,总是围绕一个思辨过程展开:重新想象实在,使他们的政治好歹能讲得通。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居然能让那么多人加入他们的想象工程。这里面缠绕着某种情色意味……
也许这说的更像德里克·比肯,而不是奈杰尔·法拉奇,不过其中一种幻想就是把工业工人阶级社区奉为至高典范。
你看,那就不会是法拉奇了。英国国家党(BNP)几乎有点古色古香——在某种意义上,法拉奇比英国国家党更像希特勒。因为模仿希特勒,已经不完全是在做希特勒了。那种对传统工人阶级社区的诉求,那种光头党的气息——他更像中产阶级下层、汽车推销员、达雷尔·伊萨(Darrell Issa)那样的世界。一个人凭着自己那套荒唐的英国阶级雷达,会在他的声音里听出这些。听出一个窗帘后总有人窥探的世界,听出某种一无所知的中产阶级气。小资产阶级。人们会认为,这就是希特勒的家庭背景——满腹牢骚的中产阶级,而不是寻求某种团结的真正工人阶级。
这个区分很好。这正是位置成为思辨幻想场所的地方。这种有所处的观念。那个所在可以是炉边,可以是家庭,可以是街坊,可以是城市,可以是民族国家。英国国家党有趣的地方在于,尽管他们的话语包含一定的民族主义措辞,但他们真正引以为傲的是:他们挨家挨户敲门,而且知道某条街上每个人的名字。他们的所在是在街道这一层面。人甚至几乎会怀念那些美好的旧日时光,那时候至少还知道面对英国国家党该如何定位自己。
这场对话已经拐到一个奇怪的地方了。
法西斯分子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这也许是次主体与全球错位出现的一种征兆。就连法西斯主义都得改变,不再围绕血与土。它变成了某种奇怪的皮革气味,以及下着雨的郊区小镇上的一场烧烤。这可不意味着它更好。我想坚持这样一种看法:我们能够把握当下错位状态的某些维度。其中之一就是金融资本,它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安全感和有所处的感觉。当整个国家的货币都能被华尔街或伦敦的投机者击垮时,人们只有借助魔法或宗教的语言,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金融是一种超对象。
绝对是。其实这是个有趣的次主题,因为把它作为超对象来思考,就意味着把它想成某种极其具身、物质性极强的东西。到处都有许多真正具身、地方性的资本主义。确实,是错—位的。而且,既然你提到了电信……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运动大体上忽视了“新政”建设的大型公共基础设施——道路、桥梁、水坝——某种民族国家形态就建立在所有这些交通与能源基础设施之上。但是,新自由主义治理却在全球电信基础设施和互联网上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而这又创造了金融作为超对象的可能性。
当然,几个世纪以来,金融资本一直渴望把自己普遍化。但这些新的基础设施,使它的触及范围和速度——速度!——多少达到了那种愿望的程度:价值可以像光一样移动,到处的交易都可以用来收租,而后果则仿佛随机散落,彻底变异,未经规划,也无法想象。于是,不知怎么的,所有货币崩溃、投资泡沫和恶债都变得像天气一样。人会因为一场飓风造成的破坏而责怪它吗?不会,那是“天灾”。在其超对象性中,金融变得像“自然”。如今,强大的服务器控制着股票交易,这些“魔法师的学徒”式算法扫帚翻搅的依然只有过去,虽然距离“现在”不过几纳秒, 却终究还是过去。〔译注:原文此句作“apprentive”及“brooms as only the past”,前者疑为“apprentice”误植,句法也有残缺;这里据上下文译出其意。〕我们需要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政治取向。
并不是地方已经死了。而是地方发生了癌变扩散,普遍性则在某种意义上死了,或者已经病得很重。一个征兆也许就是这个党,这个英国独立党(UKIP):它没有纲领。它唯一的纲领就是“我们要退出欧洲”。其他的一切都纯粹是美学。这又奇怪地令人想起本雅明所不喜欢的法西斯主义的那一面。
另一件奇怪的事是,他们想除掉东欧人,想把他们驱逐出境。至少英国独立党的部分成员在这样说,令组织者大为惊恐。却完全没有人问:为什么这不等于说,应该把黑人和棕色人种遣返回国?这实际上是一种普遍性诉求吗?它类似于族裔清洗、迫害性屠杀,或者一场大屠杀吗?还是说,它其实就像害怕“所有东欧人都会涌向我们”一样荒唐?事实上,是不是根本没有什么全局图景?而且,为什么这种东西在此时此刻居然有政治效果?再说一遍,我赞同这里存在某种可怕的地方性癌变扩散,而新自由主义就是一个例子。以至于我们用来想象新自由主义之后的未来的工具,也许是错误的工具。它们是建立在过去之上的工具。
如果我们把这场讨论搬到美国,把移民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思考,你也会发现许多呼应之处。一方面,人们努力维持一个有边界的族群、一个族群共同体的形象。另一方面,我们显然生活在一个边界多孔的移民社会里。无论在阶级等级的顶层、中层还是底层,各种专门劳动力都在被引进,无论是技术专家,还是采摘水果和蔬菜的人。然而,如同欧洲一样,人们对民族纯洁性和国境之外入侵物种的这些幻想,兴趣越来越浓。族群社会的那种实在论是一种幻想;但只要很多人相信这种幻想,就必须从政治角度认真对待它。它是一种实在。
如果你是个拉康主义者呢?谢天谢地,我不是。你也许最后会说,我们想象实在界的方式,是一种令人不安地引人入迷的荒诞图像,恐怖电影里的怪物就是例子。对实在的想象,有别于我们如何把实在符号化,或者如何使符号成为实在——你知道,就是这个古怪的三角——是过量的、荒诞的、非理性的、怪物般的。也许它的一种表现,就是茶党与英国独立党那种完全毫无根据的禁欲主义。如果他们把线索串起来,注意到穿着1775年的服装玩真人角色扮演(LARP),就等于说自己想要一个没有自由黑人的世界,他们一定会非常不高兴。他们 不会说:“对,完全正确。我这样打扮,穿着我这身相当于民族主义皮短裤的衣服,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它奇怪的地方,因为德国人的那种幻想想必恰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一种准法西斯美学,但置身其中的人,一旦被当面指出自己的种族主义,也许会非常不高兴。奇怪的是,接着,像史蒂夫·金(Steve King)这样的人,又能够谈论那些肌肉大得像哈密瓜的男孩,拖着多得荒唐的大麻穿越沙漠——他说是75磅,那能装满,我都不知道,75磅大麻能装满整整一栋楼。于是,在想象中,体重130磅、肌肉大得像哈密瓜的男孩,正拖着好几栋楼那么多的大麻穿越沙漠。这是一幅绝对荒诞的图景,照理说任何人都不该觉得它讲得通。
可他却不知怎么就觉得自己有权想象它,说出它。这就是我们说的:思辨。在某种意义上,它与某些思辨实在论哲学的方式有着奇怪的相似之处:那种哲学把现实想象成一个荒诞、非理性的怪物,即将把你吞掉,或者刚刚把你吞掉。说到我们先前关于儿童文学和青少年文学的对话,我想指出,青少年似乎对某些类型的思辨实在论项目很有热情。比如,有个播客叫《欢迎来到夜谷》(Welcome to Night Vale)。你听说过吗?
噢,没有。
它已经播了几年了。有点像H. P. 洛夫克拉夫特(H. P. Lovecraft)遇见加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设定是来自美国西南部某个小镇的新闻报道,在那里,所有阴谋论最后都成了真的。值得听听。它抓住了某种次主体—超对象的时代精神。还有另一部,是用微软画图(MS Paint)做的热门网络漫画,叫《宅在家》(Homestuck)。它非常低保真,是冷媒介。但它讲的是一群孩子安装了一款叫Sburb的游戏的测试版,而安装游戏引来了摧毁地球的流星;与此同时,他们被上传进发生在另外一系列行星上的游戏环境。所以,玩Sburb就毁灭了现实里的郊区家庭生活,数字下载成为通往地外冒险的入口。它拥有庞大的粉丝群。
这种下载过程在《录像带谋杀案》(Videodrome)里就有先例。只要你一打开电视机,那个异星实体——不管它是什么——就把自己上传进你的脑袋。或者是《午夜凶铃》(The Ring)和电话下载。再一次,令我感兴趣的是这种沉睡在视线之外的洛夫克拉夫特式恐怖。如今,你甚至都不必找到一册《死灵之书》(Necronomicon)才能接触它。只要打开一个游戏文件,接起一通电话。仅仅因为好奇,你就已经把自己坑了。比如:“我倒想知道,这个克苏鲁(Cthulhu)是什么。”典型的临终遗言。
千万别往那里想。他睡在海底时本来好好的。你为什么非得跑去,对他那么兴奋?思考这种幻想有好几种不同的方式。不过,其中一种肯定与超对象有关,对吧?你做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统计意义上无足轻重,放大以后却变成一个极具破坏性的庞大行动。所以,甚至都不必真的行动,只要有一丝好奇心引你去下载就够了。我刚看过一集《神秘博士》(Dr. Who),里面的青少年登录了一个随手可得的互联网服务,那当然是让外星人前来控制他们的手段。仅仅点击那个特定的无线网络选项,你就促成了它即将到来的降临,以及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毁灭。
真有意思。当然,你总可以把这些东西看作一种灭绝幻想,但既然它们在青少年中这么受欢迎,我总觉得那里还发生着别的事情。你看过《星际穿越》(Interstellar)了吗?
没有。多说说。
你应该看看,不过你大概已经知道它的梗概了。一个人类世的行星正遭到疫病摧残,人类最后的希望是找到另一颗可以迁往的行星。对我来说,把《宅在家》与《星际穿越》对照着看,是一个恍然大悟的时刻。从某种意义上说,《星际穿越》反而让人觉得是对人类世更漫画式的反应:自我辩护,过分严肃,而且莫名地可以预料。《宅在家》是一个图画谜式的宇宙,里面的每个人都在试图——有时还从尝试中得到乐趣——弄清到底他妈的发生了什么。
我有个解释!
解释即将到来。请下载。
如果它与对它自身的官方解释恰好相反呢?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想法——你只是看了某样东西,或是生出好奇心,或是青春期里一点可怜的小火花,你知道,“我想知道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惹出了灾难。如果我是个精神分析师,大概就会沿着这个方向去想。如果这恰恰是一种幻想,挡住了某种平凡得多、却更糟糕或更压抑的东西呢?换句话说,如果那一点小火花点燃全球大火的想法,是启蒙运动那种人类中心主义苟延残喘的表现方式之一呢?关于思辨实在论,我有时就这么说过。它有点像是说,宇宙是个恐怖的宇宙,可那种恐怖依然是我作为人对它的反应。但这已经像是我的人类存在之人类中心主义的极限了。最终,我被自己的理性吓坏了,我的理性本身也变得骇人;我没有翱翔进入天堂,而是伸长脖子围观自己被纳入一个克苏鲁般、多足的恐怖深渊。
而且不知怎么,这就是一种告诉自己的方式,或者说把自己吓到不得不承认:在我的社会 空间里,有一些非人类存在需要我照顾。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挡住的是那些平凡的问题:“也许我该重新布置家里的电路,别从电网消耗那么多能源”;或者“也许我应该为这条街、这个村子或这座镇子搞一点太阳能”;或者“也许我该跟一群人联合起来,重新布置电网”。这些我们早就知道,但我们把它们挡住了。我不是在反对青少年,也不是说他们受骗了。但这也许与作为一个消费主义类别的“青少年”有关:商品世界正试图把他们煽动起来,使他们不去以最平凡、最乏味不过的方式关照非人类。
倒不一定是他们遭到了愚弄。但因为这种幻想说的是,我那无辜的小小力比多,如何不可避免地陷在一个我无法控制的过程里,所以归根结底,它恰恰是一种关于那个庞大事物如何真实存在的幻想。它是思辨实在论,因为像英国独立党一样,我必须发明一股压迫我的庞大全球力量,来安慰自己。奇怪的是,想象自己不过是克苏鲁触手上的一个小吸盘,还挺让人安慰的。相比之下,另一种想象是:在一个由其他行动者构成的世界里,我也是一个行动者,我们有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就是彼此相处;而这其实要讨厌、恼人得多,也更消耗我那小小的力比多。如果我做的一件小事,就会把这种狂喜—恐怖的极端负面高潮带进我的世界——毁灭性的、白热的——那么,我实际上就在妨碍自己想象,怎样把我的力比多接入能源网络,字面意义上的能源网络。这些网络表面上可能显得相当乏味、熟悉。你知道,把心理能量投注进去:“我们在屋顶上装些太阳能板吧……”
完全正确。必须区分次主体性的功能状态——换句话说,一种作为基线、赤裸生命状态的次主体性,由那些我们开始识别、理解、恐惧并惊异于其存在的超对象所构成——以及另一种潜能:一旦一个人认识到并接受自己的次主体性,又能用它做些什么。
成为次主体,有潜伏的形式,也有更有活力、更自觉的方式。对超对象而言,这同样是关键。一旦你知道它们在那里,世界就变了,就像一旦你知道自己在克苏鲁的触手上,世界就变了一样。此后永远不会再相同。恐怖就在这种认清现实之中。随后,疯狂来了。疯狂是对说出某些事情的惩罚,因为为了让当代世界维持现在的样子,这些事情必须不能说出口。你的分析在这里真的很好。你指出,我们如何通过追逐狂喜—恐怖,让自己偏离那些观念和行为,不肯在其中投入,而那些观念与行为若能在大规模上实现,实际上会带来改变。这是次主体经验的功能性类型;我所说的 “功能性”,是就维持事物当前这条人类世轨迹而言。就地球及其物种而言,它实际上是高度失调的。
这是双刃剑,不是吗?关键在于,你可能会卡在那里。我那幅荒唐的《龙与地下城》(D&D)式生态实践地图,是从罪疚开始的。行动的理由是你做错了什么。而后,最终你意识到,行动的理由是我本身就是错的。我开始为自己那些可怕的东西感到恐惧。恐怖比羞耻更深一层。在现象学上,它比“作为一个连回收都不做,或者回收做得乱七八糟的人”的羞耻更准确,也更有说服力。所以,它在这个意义上是合乎现实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你可能会卡在那里。
这也关系到青少年的希望:恐怖实际上是一个必要阶段,青少年进入恐怖并将它消化、走出来,是适当的。我想找来谈谈的,是那些制作恐怖节目、接着又靠发表相关论文赚钱的成年人。是那些买卖所有这些可怕事物的公司。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青春期的恐怖远没那么犬儒。它实际上是一种必要的经验。当然,它与另一种必要经验是同构的:对于你逐渐浮现、同样无法控制的性,你先是感到罪疚、羞耻,然后被吓坏。你知道,有这些激素,而我在这个身体里。实际上,我就是触手上的一个吸盘。这是一个必要的时刻,却不是人愿意被困住的时刻。也许次主体的出现确实会经过这样的阶段。但那些想卡在那里、想不停兜售恐怖的人,才是需要警惕的人。这关系到我们如何回答“我们该怎样处理自己的能源”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再写一本书,讲石油巨头如何把一切都搞得彻底完蛋了。或者,我们可以写一本像这本这样的书——我希望我们正在这样做——说我们并没有彻底完蛋。说实际上,重新调整电网完全有可能。或者像我们前面说的,占领或占屋式地进驻电网。然后从内部一点一点地使它失去效力。
戴上意识形态批判的帽子,我能看出,这种恐怖图像如何成为一种维持全局图景,或者感觉到全局图景存在的方式,尽管我自己只是渺小、可怜、无意义的人类,诸如此类、诸如此类、诸如此类。这像是一种颠倒过来的反乌托邦启蒙思想。但接着,概括地说,它实际上也是通向某种大不相同的东西的一座驿站。
一个辩证图像,不是吗?
是的。这也正是游戏如此重要的原因。依我看,游戏不只是幻想与实验的场所,也是训练想象力跨越尺度、阶段和位置来运作的场所。〔译注:原文为“not only a place not for fantasy”,重复的第二个“not”疑为误植;这里按后面的“but also”递进结构译。〕游戏是次主体学习并扩展自身能力的方式。游戏 能开启世界,这对我们的处境很重要。世界本身在向我们发出召唤,要我们照现在的样子顺着一切过下去,低声说我们存在路径依赖,说这是一场被操纵的游戏,说任何幸福生活都依赖石油公司与电网提供的服务,说一切永远不会改变,那为什么不干脆从中尽可能捞点好处呢?但游戏构思是一个能够开始发展出意外思路的地方。当然,游戏有社会制度结构,这我们都知道。但它值得认真对待。显然,公司正在认真对待它。整套游戏化现象就是如此:你不仅必须拼命工作,看起来享受自己的工作,而且还必须真正地享受它,来真的。
不然你就没法在这场游戏里得分,而得分就等于实际完成工作,因为工作界面现在就是一个游戏。所以,你必须容许公司的力比多从你身上吸取养分,侵入你,侵入到这个地步。这说明游戏——我们说的是电子游戏,对吧——是很有力量的猛兽。
电子游戏,还有桌游,还有角色扮演。游戏有很多种,这个过程中应该认真对待所有这些种类。当你思考什么能够让人参与进来、认真对待自己的次主体性时。一篇学术论文,或者一部电影,当然有潜力做到这一点。但如果你考虑的是广泛可得的自我技术,是纯粹凭其游戏性吸引人们的东西——即使他们其实不确定自己被什么吸引了——那你就必须考虑游戏。有意思的是,在1970年代末,与《龙与地下城》的兴起同步,出现了《克苏鲁的呼唤》(The Call of Cthulhu)这款角色扮演游戏。
我知道这个,我以前玩过。
跟我说说。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把它做成一个游戏很违背直觉。因为它的整个想法,大概就是: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宇宙里。你没办法调节它。但把它做成角色扮演游戏,至少暗示了不同的事情可能发生。
你和我也都属于那一代,我们都玩过《龙与地下城》。在那类游戏的大多数里,你有角色卡,有骰子,有规则书。但《克苏鲁的呼唤》吸引我和朋友们的地方,在于它很适合更自由的想象游戏,至少我们是这样玩的。我们已经相当熟悉洛夫克拉夫特的宇宙。所以它更多地成了一场即兴表演,游戏主持人基本上作为讲故事的人来运作,设置一个谜团,让人通过游戏过程来探索。问题是,那些怪兽是那么——
荒诞。
荒诞,但也致命。致命得荒诞。
它们会逼疯你。说实话,正式的游戏机制其实不足以召唤出洛夫克拉夫特的宇宙。因为如果严格按规则来,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时刻:“掷个骰子,看看你有没有陷入语无伦次的疯狂。”不知怎么,这在我看来没能抓住洛夫克拉夫特的精神,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那种感觉:生活在怪物性即将显现的边缘,感受到认知即将到来时那冰冷的寒意。因此,我们觉得它要求某种不同于我们所玩《龙与地下城》冒险的东西。后者更像一种平凡的、雇佣劳动式的“咱们下到地牢里干够八小时吧”,带着战利品出来,再把它花掉。克苏鲁神话讲的是这样一种可能:遇到某种尺度与意义截然不同的东西,让你发生彻底的转变。用本雅明的话说,这是体验弥赛亚时间的问题。不只是艰难地跋涉于同质的线性时间。不只是把过去铺到未来上,就像把混凝土浇在曾经是森林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我们那个极度控制狂、还特别爱抠规则细节的地牢主持人——他们不都这样吗?——那个主要带我们玩的人,把我们送进了一个世界。大家花了好几个月试图搞清这个不同的维度到底他妈的是什么,才渐渐明白:那是克苏鲁神话的一个维度。慢慢地,事实显现出来: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就是他妈的赶紧离开。总之,我明白你的意思。角色扮演游戏其实挺有意思。我特别热衷于思考:美学形式并不必然受限于它们最终栖居的物质媒介。对我来说,很明显,华兹华斯在某种意义上发明了电影。他写诗的方式打开了一个幻想空间,在其中,制作赛璐珞胶片电影这样的事开始变得重要——那些真正漫长的叙事,里面有不断转移的凝视,以及一种内在的运动性质。甚至当你看他的诗时,一页接一页的无韵诗,就像一英寸又一英寸、一英尺又一英尺的电影胶片。所以,我想知道,那些角色扮演游戏是否开启了一个幻想空间,使某种关于次主体的电子游戏可以被想象,或者变得可想象。
我认为会。你指出,必须忽视《克苏鲁的呼唤》的基本参数,才能以一种对角色扮演者而言说得通的方式栖居在那个世界。这确实似乎与我们面前的政治任务十分同构:我们需要忽视那个被我们视为恐怖的、总体化的、完全由石油构成的世界。
《旋风百科全书》(Cyclonopedia)的世界。内加雷斯塔尼(Negarestani)的石油学。就是那个世界,克苏鲁的世界,再乘以石油,或者经由石油中介。一个绝妙的项目。不知怎么,次主体在忽视这个失位的总体时,反而奇怪地变得 在政治上更有效。如果你被它的车头灯照住,你就根本没法行动。你会被一种犬儒理性麻痹。因为你在游戏空间里做的一切,最终都会让你发疯——毕竟大概是这样:你走得越远,每次掷骰子时发疯的可能性就越来越高。用《龙与地下城》的说法,洛夫克拉夫特的怪物有−20点魅力,基本上就是说,你一看到它们,就会彻底疯掉。你还记得那个叫“孕育万千子孙的森之黑山羊”的家伙吗?
我想是莎布—尼古拉丝(Shub-Niggurath)。
莎布—尼古拉丝!真是个名字。又厌女,又种族主义。
嗯,洛夫克拉夫特两样都是。对吧?
说中了。随着这个项目推进,我想我们应该大力推动这样一个想法:次主体性为创造游戏与培养玩家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壤。这应该是我们努力方向的一部分,确切地思考如何通过游戏呈现次主体。不是《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而是《千个电子游戏》?或者干脆《千种游戏》。如今的电子游戏在许多方面都很了不起,但要在解放想象力上达到角色扮演游戏的水准,还有一段路要走。眼下,它们很美。电子游戏最终会取代电影。
它们正在迅速追上电影。而电影将为回应电子游戏及其更强的互动性、开放世界,以及对故事线和结局的更大影响力,经历一场巨大转变。
如果我们的说法成立,那么,以游戏态度对待政治,也是一种游戏空间。政治行动也成为一种角色扮演。就像在雷克雅未克市长办公室里的约恩·格纳尔。我认为他在那里玩的是一场非常严肃的游戏。整个想法就是把真人角色扮演带入政治领域。角色扮演与政治行动之间存在某种亲近关系,也许还不止是亲近。
回到我们今天开始的地方:如果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有人要求我们栖居于这些乏味的政治幻想和游戏——英国独立党们的游戏、茶党的游戏,以及被诱使参加这些游戏的其他人的游戏——那我们为什么不呼吁,让新型的思辨性依附和实践不断增生,利用我们现有的游戏媒介,通过它们打开新的政治可能性呢?
如果只是把这些现象斥为不仅倒退,而且属于那种“我们早就经历过”的、应该立即否定的新法西斯主义,就没有注意到:英国独立党基本上是一群 真人角色扮演者,如果整个场上只有他们这一场游戏,他们会乐坏的。因为其他政治组织根本不像游戏。他们触及了某种能够抓住人们的东西。所以,奇怪的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英国独立党。但要不一样,要反种族主义、反民族主义。英国独立党的那些人,仍然渴望以自己的方式成为超主体。
最佳党有“最佳”这个词。英国独立党有“独立”,你知道,英国独立。“最佳”一词让人想到:“我们要从所有政策中挑出最好的,再把它们全部砸到一起,不管那些政策是什么。”让意识形态见鬼去吧。这是一种算法。相似之处就在这里。无论我还要说什么,你都知道我最后会说,英国必须独立于欧洲。我的政治陈述有一条规则。最佳党也有规则,但那不过是一个讽刺性的竖起大拇指的姿态。这似乎好上了无数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