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论：非知识与数字文化

Introduction: Non-Knowledge and Digital Cultures¶

马蒂亚斯·科赫（Matthias Koch）¶

今天的数字媒体总是伴随着关于知识、非知识（non-knowledge）及二者相互关系的种种激烈立场。数字媒体生成、分发并提供海量数据——这些数据经由建模而成形——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以及潜在的获取知识的新途径。这引发了形形色色、有时颇为激进的设想：在其中，技术要么消除了非知识，要么由于算法所谓的普遍权力与不透明性（opacity），而将非知识深深植入当代文化之中。无论是对非知识进行概念化还是对其展开研究，都已被证明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对于理解当代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s）至关重要。¶

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关于非知识的大量话语，除其他因素外，还可以与诸多迥然不同的方面联系起来，例如自动化与媒介史的发展、风险管理、预测学的兴起、生态与社会的发展，或对复杂性普遍增长的感知（Wehling 2009）。非知识已表明自身是一个无处不在的话题，无论是在政治和经济辩论中、在普通公众之间，还是在为数众多的学术领域中。就学术领域而言，二十世纪见证了人们对认识论的兴趣急剧增长：批判传统的知识概念，揭示并分析研究中未经质疑的前提、不证自明的观念以及盲点。从一种着眼于数字媒体之地位的当代史视角来看，关于非知识的广泛且往往充满激情的讨论，可以被视为“对我们机械化的生活世界的一种根本不确定性的症候”（Burkhardt 2017, 57, translated by the author）。与此同时，非知识的历史与理论也需要反思自身，认识到自己属于一个质疑知识之地位的悠久传统——这一时间视野远远超出了二十世纪，其根源可追溯至古代怀疑论或启蒙哲学。¶

在处理这些辩论及其所表述的问题时，一种典型的术语多样性很快便显现出来。在英语中，non-knowledge（非知识）、nescience（不知）和 ignorance（无知）——其中后者可以说最为常用——都涉及密切相关的问题（关于在理论上加以区分的一种尝试，参见 Gross 2010, 53–56）。尽管这些表达各有其词源和概念史，它们却共享一个语义场，并都试图指称某种给概念化带来严重认识论难题的东西。因此，谈论“非知识与数字文化”（Non-knowledge and Digital Cultures），既不排斥其他现有术语，也不声称要提供一种专属于这一表达的理论。毋宁说，强调“非知识”这一表达，是为了将注意力引向“知识之‘自然的’反面”（Gross 2016, 313），亦即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与讨论非知识的主题语境之高度多样相对应，在分析性地界定那被称为非知识的东西时，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例如，非知识可以被视为知识在事实上的缺席，被视为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不知道某事的状态。这一观念可能在以下种种问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关于科学中知识的增长与非知识的相应增长之间关系的问题；将非知识视为一种生产性力量；区分未特定化的非知识与特定化的非知识；关于根本上不可知之物的假定（“我们将永远无知”〔Ignorabimus〕）；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忽视事实的态度，或决定不去知道某事；抑或有意遮蔽知识、阻止另一方知晓。在此，“非知识”这一表达代表着某种尚未被知道、还不为人所知或不应被知道的东西，某种完全无法触及的东西，某种因忽视事实而产生的东西，或某种与获取知识相伴而生的东西。在这一意义上，非知识可以被视为一种有待克服的障碍，被视为知识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甚至被视为一项基本人权，例如在关于基因诊断的辩论中便是如此。¶

在上述以及诸多其他语境中，一个关键的认识论问题在于：非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究竟被建构为一种对立关系（非知识不是知识），还是一种互补关系（非知识是知识的另一面）。以后一种意义来描述这一关系似乎更有成效：例如，考虑到将任何事物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确定为知识、可知的或值得知道的，总是会同时将另一些事物排除为非知识、不可知的或可以忽略的。此外，在研究中，理论框架、来源的选择、假设、制度性因素、社会语境以及权力结构，都会导致特定问题和话题被纳入或被排除。再者，唯有在反思这种互补关系时，才有可能承认并讨论文化技术（cultural techniques）、默会认知（tacit knowing）或历史先天（historical a prioris）中那些无意识的结构与规律的建构功能，亦即构成个体与集体实践之基础的那种无意识的理性（ratio）。反过来，以这种方式对非知识进行概念化，也必然决定了对研究本身的评估——某种对媒介理论的理解便突出地体现了这一关系：¶

媒介知识的特定方法论体现在它与非知识所保持的那种执着的关系之中。……［它］探测……言说规则的条件，只要这些条件无法被感知，或者在构成上就是被遮蔽的。（Holl 2015, 84）

可以说，非知识、无知或不知——它们与其说是专门术语（termini technici），不如说是一些表达——无论是单独来看，还是作为一个共享语义场的组成部分，在概念上都富有成效，恰恰是因为它们在逻辑上是欠规定的（underdetermined）。换言之，这些表达在逻辑上的含混性与否定性，正对应于它们试图把握之物的特征。它们令人联想到——借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说法——漂浮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s）的运作方式。这些能指“出现以表征一种不确定的意指价值，其本身没有意义，因而能够接受任何意义；它们唯一的功能是填补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缺口”（Lévi-Strauss 1987, 55f.）。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基础上，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提出了空洞的能指（empty signifiers）：它们既是普遍主义的，同时又是欠规定的，其功能在于稳定霸权话语。这样一种能指代表着“某种东西的理论可能性，这种东西从意指过程内部指示出其自身界限的话语性在场”（Laclau 1996, 36）。空洞的能指代表着意指的一种结构性不可能。拉克劳的批判视角非常适合用来讨论非知识话语的政治含义与偏见，例如在关于大数据（Big Data）、监控以及匿名权的辩论中。¶

尽管上述被称为非知识、无知或不知之物的各个方面之间存在差异，这些表达的共同之处在于洞察它们的困难：它们全都在逻辑上主要经由其不透明性与隐含性来界定非知识。在这一意义上，它们全都建立在这样一点之上：该术语是一个没有可固定所指的能指。鉴于“非知识”这一术语所指向的东西在逻辑上是一种否定物，将其概念化为漂浮的或空洞的能指，或许能够凸显意指中的一些关键困难。¶

讨论与非知识及其与知识之关系相关的认识论挑战，对于数字文化研究具有重大价值。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数字技术是否伴随着一种在质上全新的、将知道与不知道相互缠结的模式。这一问题目前推动着大量研究，既引来了关于数字技术所谓革命性本质的激烈立场，也引来了对当今知道与不知道的历史、技术和认识论条件所做的审慎而试探性的描述。当前研究中一个突出的论题（topos）是：当代媒介文化的核心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认知不透明性（epistemic opacity）（Humphreys 2009），这与关于算法之不可表征性（Galloway 2012, 78–100）及其治理权力（Rouvroy 2011）的思考相关联。造成这种不透明性的其他关键因素，在于数字媒体的无所不在，以及它们深深嵌入各种日常实践、感知和身体技术之中，乃至导致“当代情动织体的转变”（Baxmann, Beyes, and Pias 2012, 9, translated by the author）。这种无所不包并改变着感觉能力的处境，已被称为一种情动生态（ecology of affect）（Angerer 2017）。¶

这一切使数字文化研究成为人们所感知到的当代表征危机的一个突出案例，而聚焦于非知识，则有望为这些认识论困境提供有价值的洞见。这意味着要讨论当前科学描述与理解的手段、范围和界限。它还凸显了一些基本问题：今天什么被认为是已知的/未知的、可知的/不可知的；当今处境的种种历史语境；甚至还包括能否将非知识操作化，以便借此了解数字文化。将非知识与数字文化联系起来，或许不仅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数字媒体作为研究对象之地位的东西，也可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当代跨学科媒介研究本身之地位的东西。¶

致谢

本书源于2016年1月在德国吕讷堡大学（Leuphana University Lüneburg）举办的“非知识与数字文化”（Non-Knowledge and Digital Cultures）研讨会。我们衷心感谢研讨会的各位参与者（Timon Beyes、Paula Bialski、John Durham Peters、Eva Illouz、Noortje Marres、Claus Pias、Katja Rothe 和 Christoph Wulf），感谢他们富有价值、启迪人心的报告和热烈的讨论，当然也感谢他们在研讨会基础上撰写的文章。¶

倘若没有热心而专业的助手和协助者，本书便不会是现在的样子。我们要特别感谢 Inga Luchs 承担书稿的排版与格式整理工作，感谢 Janet Leyton-Grant 耐心而准确的校对。此外，我们还要向编委会致谢，感谢其富有合作精神且十分重要的批评性审读。最后，我们要感谢 Ina Dubberke、Samantha Gupta 和 Armin Beverungen，感谢他们为研讨会和本书出版所提供的支持与卓越的组织才能，我们对此深表感激。正是他们的投入，以及我们数字文化中心（Centre for Digital Cultures, CDC）同事们的投入，使我们得以开展真正跨学科的学术研究、讨论与学术交流。¶

参考文献

Angerer, Marie-Luise. 2017. Ecology of Affect: Intensive Milieus and Contingent Encounters. Lüneburg: meson press.¶

Baxmann, Inge, Timon Beyes, and Claus Pias. 2012. “Ein Vorwort in 10 Thesen.” In Soziale Medien – Neue Massen, edited by Inge Baxmann, Timon Beyes, and Claus Pias, 9–15. Zürich/Berlin: diaphanes.¶

Burkhardt, Marcus. 2017. “Vorüberlegungen zu einer Kritik der Algorithmen an der Grenze von Wissen und Nichtwissen.“ Jahrbuch Technikphilosophie: 55–67.¶

Galloway, Alex. 2012. The Interface Effect. Cambridge: Polity.¶

Gross, Matthias. 2010. Ignorance and Surprise. Science, Society, and Ecological Design. Cambridge: MIT Press.¶

Gross, Matthias. 2016. “Risk and ignorance.”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Risk Studies, edited by Adam Burgess, Alberto Alemanno, and Jens O. Zinn, 310–317. Abingdon: Routledge.¶

Holl, Ute. 2015. “Media Theory (or, and, despite) a Theory of Cultural Techniques.” Texte zur Kunst 98: 80–87.¶

Humphreys, Paul. 2009. “The Philosophical Novelty of Computer Simulation Methods.” Synthese 169: 615–626.¶

Laclau, Ernesto. 1996. Emancipation(s). London: Verso.¶

Lévi-Strauss, Claude. 1987. Introduction to Marcel Mauss, edited by Felicity Baker. London: Routledge. (Original French edition: Introduction a l’oeuvre de Marcel Maus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0.)¶

Rouvroy, Antoinette. 2011. “Technology, Virtuality, and Utopia: Governmentality in an Age of Autonomic Computing.” In Law, Human Agency and Autonomic Computing: The Philosophy of Law Meets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edited by Antoinette Rouvroy and Mireille Hildebrandt, 119–140. Abingdon: Routledge.¶

Wehling, Peter. 2009. “Nichtwissen – Bestimmungen, Abgrenzungen, Bewertungen.” Erwägen Wissen Ethik 20 (1): 9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