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数字性、（伪）知识与非知识的本体论特征

Digitality, (Un)knowledge, and the Ontological Character of Non-Knowledge¶

亚历山大·莫南（Alexandre Monnin）¶

知识与非知识（non-knowledge）之间的辩证关系，可能会遮蔽这样一个事实：数字化也对知识进行了“再媒介化”（“remedied”），使其带上了商品的性质，而不再是一种规范（此前知识一直被视为规范，尽管哲学家和认识论学者对其恰当的界定众说纷纭）。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确定非知识相对于知识的位置，还需要确定知识相对于数字化以及第三个术语——我将其称为“伪知识”（unknowledge）——的位置。非知识被视为许多不可还原为知识的现象的必要条件，而与此同时，它正受到由数字技术推动的伪知识之泛化的威胁。

尽管我们对此没有专门的词，但与世界建立适度的“中间连通性”（middle connectivity），是人类境况中如此基本的一个特征，以至于成功做到这一点被抬升到圣洁与开悟的崇高境界；而未能做到这一点，则被认定为令人瘫痪的焦虑之根源。 ——布莱恩·坎特韦尔·史密斯（Brian Cantwell Smith）

知识、非知识与数字性（digitality）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仍有待充分探讨。正如本书所表明的，为“非知识”提供些许阐明的努力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而这些方向——如我们将看到的——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尤其具有相关性。另一方面，知识与非知识之间的对立本身往往会遮蔽这样一个事实：数字化也对知识进行了“再媒介化”，使其带上了商品的性质，而不再是一种规范（此前知识一直被视为规范，尽管哲学家和认识论学者彼此之间对此存在分歧）。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确定非知识相对于知识的位置，还需要确定知识相对于数字化的位置。¶

知识、数字性与伪知识

知识与数字性：认识论问题

知识既容许大量不同的刻画方式，也呈现出多种不同的样态。尽管人们可以在知识的范围上持有共同看法，同时又在其确切定义上意见不一，但分歧仍可能隐现于地平线之上。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或实践知识所指涉的现象，能否与科学知识，或认识论学者传统上所理解的知识，一并归入同一名目之下，这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出于这一原因，乍看之下，将一个统一的知识概念与非知识加以对照（而不一定是对立）似乎是不切实际的。然而，若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概念，对一个与之相应的统一的非知识概念的需要，充其量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对于“知识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最为人熟知的哲学回答长期以来一直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尽管这一定义会引出种种悖论（尤其是葛梯尔问题［Gettier problem］），我们仍不妨以之为出发点，并补充说：知识是关于某个指称对象（referent）的知识，无论其形式是对该对象的准确描述，还是对其行为的真实预测，等等。¶

那么，数字化又如何呢？数字化与知识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且颇为悖谬的关系。回到由数字化的进展所促成的“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1]概念，人们立即就能看清这一关系的本来面目：一种商品化的关系。知识经济中的“知识”不再指称（denote）任何规范或领域（它仅仅是在内涵上暗示［connote］这些），而是预示着一种向商品的广泛同化，其培育本质上是为了维持增长。其结果是，知识的规范性面向与多元性面向似乎都已消失，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

这一演变虽然悖谬，却不应令人惊讶，因为它很可能正是数字化本身的特征。因此，本文的论点之一是：数字性既夸大（overplayed）又贬低（downplayed）了知识的若干显著面向，以至于我们在初步近似的意义上，可以将这一演变视为使知识趋近于其否定——即可称为“非知识”的东西。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随着我们逐步远离认识论问题，引入一个额外的范畴、并将非知识置于另一个层面上的理由将变得愈发有力。¶

我认为，之所以说是“夸大”，是因为概念性知识本就以一种简化的方式把握其指称对象，哪怕只是为了表述真命题——例如，在这些命题中专名指称个体，通名指称属性（这一构想至今仍在逻辑主义人工智能［AI］中使用）。数学模型尽管可能非常复杂，却仍必须简化现实，才能做出更准确的预测。在这方面，它们可以被修订，以容纳一个它们永远无法穷尽的世界的某些细微之处。因此，科学产生关于世界的知识，却不一定给出一幅定论式的图景。¶

而如今，随着数字性的到来，模型与抽象不仅成为概念性知识之可移植性的标志，而且成为实施种种装配（assemblages）的手段，这些装配会催生新的现实，而不是以某种方式服从（defer to）某个先在的世界——同样是以简化和形式化的名义。不要误解：服从世界，就包括考虑到世界正被我们自身的活动以错综复杂的方式改造——在人类世（Anthropocene）中尤其如此！话虽如此，数字化往往在其自身的现实之内看待其模型，而并不总是恰当地服从世界。谷歌的PageRank算法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将传入的超链接解释为投票或认可（而从不解释为挑衅的标志！），意图借助权威性的度量来重新界定网络，同时又自称保持中立——尽管它自身的存在改变了它本应独立度量之物的拓扑结构。¶

而之所以说是“贬低”，是因为知识的商品化——它之所以可能，正是由于对传统知识规范的漠视（在某种意义上，在知识经济中，只要目标得以实现，就“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导致越来越多的数据、元数据、文档等等，即我所称的“知识痕迹”（knowledge traces），被生产、汇集并可供使用，带来了值得认真审视的意外后果。¶

创新似乎更适合由那些不太关心日常生活细枝末节的人来推动，他们坚信自己改造日常生活的使命是有充分根据的。当然，人们可以追问：a）对于那些尚未得到充分把握的东西，究竟如何、又为何要改造它？b）是否有可能确保替代物（或修改）是某种真正新颖的东西？针对第二个异议，人们可以论证说，只有通过枚举的归纳才能提供恰当的回答，而众所周知，枚举归纳是不充分的。那么我们姑且将其搁置，因为从根本上说，我们不得不与类似的“不确定性”共存。¶

第一个异议的回答则远没有那么直截了当。数字技术产生新的装配，同时又声称将先在的现实（智能、权威、投票、信任［trust］等）操作化。改变这些概念/价值/现实的意义，即便曾经是明确的目标，也极少如此。相反，这些现实通常被视为理所当然，至于随之而来的操作化是否最终变成了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甚至与它们此前所代表的东西在逻辑上相互矛盾，则无人过问。¶

装配与展演（performation）向来携手并进，因为装配按定义就展演出某种特定的效果（Centre de Sociologie de l’Innovation 2013）。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合理的担忧：仅仅关注装配，可能会模糊对世界的任何指涉（以及服从）。然而，创新者所表现出的漠视不仅关乎世界，也关乎在世界中产生的装配（随后的操作化总是参照先在的现实来进行，结果是方程的两边通常都被忽视了：被操作化的东西，以及这些操作化的最终结果）。¶

于是，我们从知识走向了我们所称的“伪知识”^[2]——引入这一概念，是为了刻画与知识的一种特定对照，它类似于一种不愿服从/指涉世界的态度，却仍被毫无愧色地视为完备的知识。¶

菲尔·阿格雷（Phil Agre）关于人工智能的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伪知识：¶

〔译者注：此处原文引用了 Philip E. Agre《迈向批判性技术实践》（“Toward a Critical Technical Practice”, Agre 1997）的一段文字，大意为：从实践角度看，人工智能的目的是构建其运作可以用意向性词汇来叙述的计算机系统；创新往往意味着把推理、规划、学习、选择、制定策略等新词汇引入该领域。至于由此产生的系统是否真正具有这些品质，很难说清，而人工智能研究者通常把这一问题当作“恼人的无关紧要之事”（an annoying irrelevance，莫南加以强调）。在实践中重要的，不是这些词“真正意味着什么”这一含糊问题，而是如何以形式化的方式定义它们，从而设计出可被恰当叙述的系统；倘若你不赞同他们形式化推理、规划或学习的方式，他们会说，欢迎你另行发明一种形式化方式。〕^[3]

伪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知识，因为它看似与知识共享对现象进行形式化的目标，从而撇开了现象的部分丰富性。然而，与始终可以修订、永远无法穷尽存在之物的知识不同，伪知识通过将其表征物质化并使之直接可操作，面临着丢失其指称对象、变得自我指涉的危险（数字形式化也比纸笔形式化昂贵得多！）。这正是阿格雷在上述引文中的意思：说到底，“这些词‘真正意味着什么’”或世界真正是什么，远不如设计出新的、可运作的形式系统重要。因此，我们可以将伪知识理解为知识的一种当代病理，尽管它植根于知识本身的某些核心面向，即抽象和/或离散化（这里暂不加以区分）——这是两种根本性的简化形式，却始终需要审慎地加以约束。¶

非知识与伪知识：一种本体论的刻画

在看清了伪知识之后，关于非知识又能说些什么呢？布莱恩·坎特韦尔·史密斯主张，内容（content）——分析哲学中用来指称知识与行动之基础的一个术语——可以是概念性的，也可以是非概念性的。概念性内容涉及设定一个由对象、属性和关系构成的世界，这相当于将现实切分为离散化的个体（它们被视为属性的承载者，并彼此处于关系之中）。非概念性内容虽然仍是表征性的，却并不以同样的方式记录世界，而是以先于对象或个体出现的、未被个体化的“特征”（features）来记录世界——对史密斯而言，这本质上是一个伦理问题（用他的话说，是一个“要紧性”［mattering］的问题）。非概念性内容所提供的图景，本质上是一幅“亚客观的”（subobjective）^[4]图景。非概念性内容以极其丰富的细节描绘世界，适合于情境性的、局部的遭遇；而概念性内容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客观性，则剥除了这些细节，从而使远距离的指涉成为可能（指涉遥远的事物、早已逝去并埋葬于过去的事物、在遥远的未来尚未诞生的事物，或者笼罩于模糊之中、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加以指涉的事物）。^[5]¶

既然对象与本体论以（史密斯意义上的）伦理为前提，那么在形而上学上不可或缺的，便是为指涉活动留出空间。也就是说，要将与世界之间具有因果效力的局部遭遇，与非因果性的远距离指涉衔接起来。换言之，这里所看重的，与其说是某个总揽一切的形而上学范畴（太一、先验的先天、理念、身体等等），不如说是构想近端连接（proximal connections）与远端指涉（distal reference）二者所需的空间：¶

〔译者注：此处原文引用了 Brian Cantwell Smith《对象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Objects, Cantwell Smith 1998, 199–207）的一段文字，大意为：世界的各个部分并非齐步共进，这一点既至关重要，也是常识的锚点；世界从根本上具有一种潜在的“弹性”或“松动”（flex or slop），一种余裕或“游隙”（play），使某些部分能够移动或调整，而不太影响其他部分，也不太受其他部分影响。作为对照，史密斯设想了一个由无穷相互啮合的齿轮构成的世界：所有齿轮完美无摩擦、齿间毫无游隙，整个齿轮宇宙相互连通，因而毫无松动，效果不会消散，任何一个齿轮哪怕最微小的转动都会立即且成比例地波及宇宙中每一个齿轮。若弹性过小，世界便会像齿轮世界那样锁死，万物彼此相关，过于僵硬、过于逼仄，意向性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若弹性过大，则会出现相反的问题：万物过于松散、一切皆属随机，超越效果的协调便不可能——好比无限空间中随机散布着无数从不相互作用、漫无目的漂移的粒子。〕^[6]

追随史密斯，我们将非知识理解为与指称对象相分离的可能性本身（这一可能性本身为“某物”留出空间，为离散化对象的本体论领域留出空间）。于是，悖论^[7]如下：非知识使不借助任何因果联系的指涉成为可能，而伪知识则以可操作痕迹之间的因果联系，取代了指涉与指称对象——尽管这些痕迹与任何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了一种“恼人的无关紧要之事”。¶

乍看之下，伪知识似乎威胁着远距离指涉，因为按照我们所采纳的定义，它不再服从世界，而是一心专注于其自身自我中心的效率。但如果批评仅止于此，那就错了。伪知识固然意味着对其自身局限的一种特殊的缺乏意识，但它同时也由其所生产之物来界定，即“知识痕迹”。换言之，它在原本没有齿轮的地方添加齿轮——在那些空间原本为“世界的弹性与松动”提供了充足余地的地方——填补先在的空隙，助长相互啮合的齿轮与短距离通信的成倍增殖，以模拟连续性来取代远距离指涉。它所采取的策略毋宁说是一种普遍化的填充，齿轮可以在其中被无休止地引入并相互关联。因此，伪知识也提出了本体论问题——而不仅仅是纯粹的认识论问题——因为它以其泛滥的逼仄，威胁着缺席与在场、距离与切近之间的中间地带。¶

本文开头讨论了抽象所带来的威胁。至此，图景变得更为复杂。事实上，为了恰当地说明伪知识所引发的风险，我们还必须做出一个额外的区分。概念形式化是抽象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数字形式化固然参与了抽象，但同时又是非常具体的：在这些词严格的哲学意义上，它是现实的（actual），而不仅仅是潜在的（virtual）。以至于到头来，伪知识将形式抽象物质化了（因此，严格说来，它们已不再是抽象）。由此而来的风险是双重的：a）通过在远端指称对象“之上”添加一层相互连接的形式痕迹，或者添加“代表”这些指称对象的形式痕迹，我们可能不再关心那些我们与之并无局部因果连接的东西（顺带一提，那正是世界的绝大部分！），而这些东西我们只能通过分离和远端指涉来把握——我们需要能够部分地与局部环境断开连接，才能对世界有更广阔的把握；b）由于忽视了被数字化或物质化的东西不过是一种抽象（一个指称对象）的表征，而这一表征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穷尽该抽象，我们往往会忘记，这些形式表征很可能会错误地表征其指称对象——事实上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如此。^[8]¶

爱、适切性与存续

我将通过爱的例子，来探讨这些本体论问题如何具体地显现出来。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在其关于新的数字生活如何塑造我们最亲密关系的研究中，考察了这一问题。^[9] 易洛思指出，浪漫的邂逅日益被知识实践所浸透。由于在线个人资料及其所包含的元数据的普及，知识的角色已经走偏，用她的话说，它抹除了其他类型的关系，并重新划定了切近与距离之间的边界（如我们所见，这是一项后果不容小觑的本体论壮举）。¶

缺席与在场、距离与切近之间的微妙辩证，在被称为“爱”的现象中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因此，以知识（以伪知识的面目）打破这一关系的平衡会使之陷入危险，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亲密性成为一种规范之前，我们从未对自己的爱恋对象了解得如此之多。此外，在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s）、社交网络、在线个人资料之类出现之前，我们在与潜在的爱恋对象相遇之前，也从未对他们了解得如此之多。¶

可以认为，关系中人格的边界已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位移。尽管个人资料看似提供了准确的（即便粗略的）知识，通过维持我们身份的边界而使我们“是谁”变得可见，但实际上发生的是：它们把此前交由偶然邂逅决定的东西，委托（其实是外包）给了计算我们最佳匹配的算法。¶

当然，声称爱情与偶然毫无关系，也并非全新的说法。以社会学为例，这门学科恰恰将其使命（与比如小说写作相对）视为揭示最为亲密、最为私人之现象——包括恋人之间的吸引——背后的社会动力机制。它珍视并致力于揭开幕后起作用的那些不可见的决定因素。而就其本身而言，它当然是正确的。不可否认，爱情或许无法摆脱（至少某种程度上的）决定论。¶

尽管如此，我们仍应注意这两种情形之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差别：社会学家固然为其主张提供了统计学结论，但从来没有人把他们（误）当作精神导师。在某种意义上，随着社交网络和约会网站的出现，恰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每天填写无数的字段，意味着人们成为由此产生的关于他们自身的（伪）知识的提供者，同时也是其消费者。社会学家对爱情的科学看法过去主要在同行之间，或在对这门学科感兴趣的受过教育的读者之间讨论，而如今可以说，它已经渗入了我们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日常交往之中，更有甚者，是以一种退化了的形态。¶

然而，这样的转变或许也会受到欢迎。既然我们如今可以模仿联网物件的行为和功能可能性（尤其是定位功能，以及可获取的“泄露的”知识痕迹），人际关系难道不会因此变得更好吗？毕竟，任何哲学言谈都不太可能驱散这样一种信念：出轨就是出轨，而手机（无疑是物联网的头号公民）确实提供了一种了解这方面真相的有效途径。如果服从世界意味着服从这类简单的真相，我们是否最终必须收回对伪知识的批评？¶

问题毋宁在于，至少就爱而言，服从世界恰恰可能意味着别的东西。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2012）建议我们对形而上学采取一种多元论的观点，以便为那些服从于特定适切（felicitous）或不适切（infelicitous）条件的现象留出空间。回到阿格雷的论述，我们便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数字性绝非无害。数字工具确实许诺透明性（transparency）。于是，人们便太容易将爱视为对透明性的要求。然而，对爱的适切条件的关注，应当会让人得出不同的看法。¶

实际上，爱的适切条件或许与其说在于对真理（或知识）的寻求，不如说在于爱自身的存续（subsistence）；这关乎切近与距离、在场与缺席、知识与非知识之间一种微妙而精巧的辩证，而当（伪）知识以其“泛滥的透明性”占据上风时，这种辩证便处于危险之中（谈论“透明性”体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措辞选择，因为直接的危险，要么是被各种数字痕迹的泛滥所蒙蔽，要么是确实把它们当作透明的中介者）。然而，要恰当地理解非知识在爱这一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就必须首先克服伪知识。¶

与爱一样，艺术也有其自身的适切条件。在这里，存续或许可以恰当地转译为：能够倾听艺术作品的召唤（借用艾蒂安·苏里奥［Étienne Souriau］的说法）。^[10] 而这在必要时可能意味着将创作过程的一部分遮蔽起来。随即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这是否等于说谎？”每当真理被等同于透明性，而对所涉现象几乎或完全不加考虑时，答案就是肯定的。相反，当存续——理解为所涉现象的延续——被置于优先地位时，答案将是明确的“不”，此时知识服从于关怀（care）。这让人想起“民族志拒绝”（ethnographic refusal），即为了避免使研究对象陷入危险、避免剥削性的或无益的书写（这都是该领域研究者面临的诸多陷阱之一）而决定不去书写某一主题。^[11]¶

拉图尔本人也表达了在政治中需要一种“曲折的语言”（crooked language）：¶

〔译者注：此处原文引用了 Bruno Latour《存在模式探究》（Latour 2012）的一段文字，大意为：对这项探究而言，没有什么比找到政治中真与假的区别更为重要；如果说有哪个领域的遗产必须重新审视，那必定是寄托于政治及其扩展能力的种种希望。拉图尔追问：怎样才能重新把曲折的言说恰当地置于我们文明生活的中心，作为汇集集体、尤其是使之普遍化的唯一手段？“圆环”（the Circle）能否像阿里阿德涅之线那样，让我们以一种恰当弯曲的方式、即以政治自身的语言，重新谈论理性与非理性——前提是不用另一块试金石来评判它？我们需要这根线，因为在没有任何科学可以援助、却又不放弃理性的情况下，面对已具有全球规模的争议问题，身处数以十亿计的人群的喧嚣之中，我们如何能在广场（agora）上挺身而立？〕^[12]

与拉图尔不同，我不会将这样一种曲折的语言局限于政治。或者更简洁地说，这种语言可以被视为针对一个更广泛问题所提供的政治回答。就非知识而言，我们已逐渐使存续优先于那些通过过度简化而获得的真理。^[13] 存续需要关怀^[14]和一个好客的中间地带，无论是在政治、爱情还是艺术之中。相比之下，伪知识即便传达着陈腐的真理，也无法服从世界，并竭力打破中间地带的平衡，因而严重缺乏这一面向。正如阿格雷所说，“一种经过改革的技术实践［应当］运用批判性探究的工具，与世界展开一场更丰富、更生动的对话”（1995）。要使这场与世界的对话真正富有成果，非知识就既不应被忽视，也不应被削弱。¶

结论

曲折的语言并非理性之敌，但也不应按照科学所理解的真与假来理解它。正如我们所见，非知识不同于知识（并在较小程度上不同于伪知识——后者不仅仅是一种退化的认识规范，也具有本体论维度），与其说它是一种认识论价值，不如说它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中间地带，使众多一般性现象能够依照其自身的要求而存续（类似于拉图尔的存在模式［modes of existence］）。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本人就曾指出，“同一事物……可以属于许多系统，比如一个人通过热、通过引力、通过爱以及通过知识［着重为笔者所加］而与其他对象相联系”（1996, 1048）。耐人寻味的是，在他的列举中，知识不过是众多此类系统之一。¶

詹姆斯还注意到我们不断添加他所谓新的“串联系统”（systems of concatenation）的倾向：“我们自己也在不断地增加事物之间的联系，组织工会，建立邮政、领事、商业、铁路、电报、殖民以及其他系统，以越来越广的网络将我们与事物联结在一起”（同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要指称这些串联系统减去一个之后的多样性，我们手头只有像“非知识”这样一个否定性的表达……这便是当今伪知识压倒性的分量：它不再是一种规范，而是一个串联系统，不仅遮蔽并扭曲其他系统，而且最终危及它们的存续条件。¶

我要感谢数字文化中心（Centre for Digital Cultures，CDC）的盛情邀请，让我于2015年11月作为研究员参与以非知识为主题的学期活动，并特别感谢玛蒂娜·莱克（Martina Leeker）。¶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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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 Philip E. 1997. “Toward a Critical Technical Practice: Lessons Learned in Trying to Reform AI.” In Bridging the Great Divide: Social Science, Technical Systems, and Cooperative Work, edited by Geoffrey C. Bowker, Les Gasser, Susan Leigh Star, and William Turner. New York: Erlbaum Press.¶

Cantwell Smith, Brian. 1998. On the Origin of Objec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antwell Smith, Brian. “The Nonconceptual World.” (unpublished draft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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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William. 1996. Writings: 1902–1910. Published as The Library of America 38, edited by Bruce Kuklick.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Latour, Bruno. 2012. Enquête sur les modes d’existence: Une anthropologie des Modernes.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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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son, Alan. 2013. “Taking the Measure of Carnap’s Philosophical Engineering: Metalogic as Metrology.” In The Historical Turn in Analytic Philosophy, edited by Erich Reck, 60–77.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Souriau, Étienne. 1955. L’Ombre de Dieu.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Souriau, Étienne. 2009. Les différents modes d’existence, suivi de De l’œuvre à fai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