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总体档案：论非知识在数字文化中的功能

The Total Archive: On the Function of Non-Knowledge in Digital Cultures¶

安德烈亚斯·伯纳德（Andreas Bernard）¶

本文试图将数字文化中的两种趋势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一方面，搜索引擎与社交媒体似乎正在消除以往的知识空白，而在文学与电影史上，从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到好莱坞浪漫喜剧，这些空白对于悲剧或喜剧情节而言都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这种知识的丰裕——我们口袋里所有这些电子百科全书和社会联系——是由一整套算法与计算操作组织起来的，而这些算法与操作对其使用者而言是未知的，甚至是神秘的。本文讨论数字文化中知识（knowledge）与非知识（non-knowledge）的这种同步增长。我们当下的总体档案（total archive）生产出了新的不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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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部电影问世不过15年，它的故事却仿佛属于某个陌生而遥远的过去。由约翰·库萨克（John Cusack）和凯特·贝金赛尔（Kate Beckinsale）主演的《缘分天注定》（Serendipity）是2001年最卖座的影片之一。片中，一男一女在圣诞购物时偶然相识；在曼哈顿共度了几个亲密的小时之后，两人——各自都有稳定的恋爱关系——就此分别，甚至都懒得问一下对方的名字。“你觉得，”男人在分别时问道，“老天爷会把我的联系方式直接送到你家门口吗？”女人随即说服他把自己的全名和电话号码写在一张五美元钞票上，而她立刻就把这张钞票付给了一个街头小贩。她暗示说，如果他们真是命中注定的一对，那么这张写有他信息的钞票总会以某种方式回到她手中。为了公平起见，她随后也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写在一本书里，并本着同样的匿名性（anonymity）与不可预测性精神，在第二天把这本书卖给了一家旧书店。多年过去，这些流转的爱情信物最终确实让这对命定的恋人重逢，不过重逢恰好发生在男人预定的婚礼前不久。¶

今天，像《缘分天注定》这样的情节，在第一场戏之后不久就必然会土崩瓦解。两个年轻人共度一段美好时光，然后分道扬镳，却既不说一句“在Facebook上加我”，也没有收集到足以在谷歌上搜索彼此的信息——这已是不可想象的了。不久前，演员汤姆·汉克斯（Tom Hanks）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手机毁掉了浪漫喜剧的许多传统，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随时给任何人打电话，或者可以拍下照片，让真相大白。在这一类型中——汉克斯本人在1990年代曾为之贡献过好几部成功之作（《西雅图夜未眠》[Sleepless in Seattle]、《电子情书》[You've Got Mail]）——故事线通常由知识空白驱动：一男一女彼此相爱，却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或者在短暂相遇之后便被分开。在经历一连串波折与误会之后，他们终于在大团圆结局中走到一起。¶

当前的媒介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除了这一戏剧构作原则。鉴于智能手机可以随时查阅，这类故事已经根本无法想象了。1999年，人们还多少有可能把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1940年的经典影片《街角的商店》（The Shop Around the Corner）——片中两名互相看不顺眼的店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了一段浪漫的书信往来——移植到电子邮件通信的时代。在《电子情书》中，汤姆·汉克斯和梅格·瑞恩（Meg Ryan）可以一边作为商业竞争对手相互争斗，一边在互联网上开始一段恋情，因为匿名聊天室、具有误导性的AOL地址以及搜索引擎的缺位，仍然使隐藏自己的身份成为可能。然而，在过去15年里——数据的可获取性与分类在这段时间里所带来的变化，或许比从古腾堡（Gutenberg）到谷歌（Google）之间的500年还要大——再去复活这样一种情节就会显得相当愚蠢：社交网络和约会应用自那以后便以严格的控制约束其用户，确保在线资料的真实性与一致性。此类电影的传统驱动力因而已经失效；由此看来，近年来最成功的喜剧——2009年至2013年的《宿醉》（Hangover）三部曲——每一部都要求其主角在喧闹的前夜之后彻底断片，这或许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Web 2.0填补了角色关于其日常活动的一切知识空白，能够带来任何错误喜剧都不可或缺的那种失忆的，就只剩下毒品和酒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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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以下的思考受到了汉克斯这番言论的启发。正如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一再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如今生活在一种“知识经济”之中。知识的创造、传播与应用早已取代物质商品的生产，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因素。非知识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被理解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缺陷。“浪漫喜剧”的危机只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一股历史性的逆流也已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发展起来：这股逆流的特征在于，文化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日益怀疑，某种程度的非知识事实上可能是组织和实施特定事件与过程所必需的。着眼于我们以数字方式组织起来的文化，我想提出如下问题：当我们越来越接近于生产出一部关于当下的总体档案时，非知识的功能是什么？¶

自本世纪初以来，实现数字技术持续许诺的“联网”的步伐，以惊人的强度推进着——首先是搜索引擎的确立，自2005年起是社交媒体的形式，最近则是所谓的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数据、人、服务和物体如今彼此持续相连；按照某些最时髦的术语，它们被说成是在“交流”，在显示其位置，在“分享”和“被分享”。因此，我首先关注的是这种无处不在的联网——当然，它同时也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身份识别——与人类想象力的历史和现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这涉及对文学和电影等文化产品的考察；另一方面，它也涉及对主观幻想、欲望与回忆之形式的分析。后者并不只是任意的、永恒不变的情感；相反，它们各自都有其相应的历史。例如，它们会对技术媒介将观念转化为现实的方式作出反应。¶

在悲剧与喜剧的经典中追寻那些最具相关性和效果的人物，立刻就会清楚地看到，行动者之间的非知识具有某种根本性的意义。交流中的空白与中断的联系——无论是命中注定的，还是由阴谋造成的——为戏剧提供了无法弥补的罪责，或是那种误会被戏谑地化解时的欢乐。¶

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到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悲剧和喜剧英雄，再到古典戏剧和晚期市民戏剧中的人物，角色的非知识对于作品中发生的事情具有构成性意义。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的格言“人之所以能够行动，只是因为他能够不知道”，首先是一种诗学真理的表达；而颇能说明问题的是，那些关于诗歌法则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论述，都把这一动力置于其阐述的中心。正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诗学》（Poetics）中所言，“悲剧中最能引起情感兴趣的要素”是“情节的突转（peripeteia）与发现场景”（1450a32）。根据亚里士多德，故事中的这些转折点——这些“从无知（ignorance）到知识的转变”——构成了所表现人物的“基础”与“灵魂”（1452a）。¶

如果“浪漫喜剧”确实正面临永远沉没于数字媒介联网漩涡之中的危险，那么这一发展必定与被详尽描画的身份和关系所导致的叙事停滞大有关系。一方面，今天最受欢迎的爱情故事，例如帕斯卡·梅西耶（Pascal Mercier）的畅销书《里斯本夜车》（Night Train to Lisbon），似乎只有以无视技术发展为代价，才能维持其表面上的现实主义（主人公的整段旅程本来完全可以被一点点网络搜索所取代）。另一方面，这种停滞导致了那些面向过去的叙事世界的成功，在这些世界中，当前的知识格局并不适用。文学、电影和电视中奇幻类型那多少令人不安的繁荣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想想托尔金（Tolkien）的复兴、《哈利·波特》（Harry Potter）故事的惊人成功，以及广受赞誉的中世纪风格电视剧《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我认为，可以把这一繁荣与当今的媒介现实及其叙事和想象后果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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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非知识而言，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令我感兴趣的是一种认识论视角，它或许可以被称为一部想象力的技术史——这种历史关注的是想象力在特定时期的建筑、基础设施、通信技术和交通技术条件。此类相互关系不仅在我们当今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它们也曾是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写作的作者们极为关注的问题。在那个时代，许多关于数字文化的当今基本问题首次被提出（正如让妮·莫泽 [Jeannie Moser] 在本书所收的文章中所论证的）：我们应当对百科全书式的计划抱以热情还是怀疑？主权主体与压倒性的海量数据之间是什么关系？表征关于人的知识的可接受方式有哪些？¶

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在1770年代写下的《杂记本》（“Scrapbooks”，即 Sudelbücher）中，有一则题为“小说”的引人注目的条目，记录了他对知识、非知识与文学想象之间关系这一问题的思考。这段文字值得较长篇幅地引用：¶

如今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得如此简单，我们的一切习俗都如此毫无神秘可言……以至于一个想写德语小说的人几乎不知道该如何让人物相遇，或如何系起故事的结。由于今天的德国母亲几乎总是亲自哺育自己的孩子，调换孩子的可能性便消失了，于是一个文学发明的源泉就被堵塞了，而这几乎是用多少钱都无法弥补的。……此外，在英格兰，烟囱不仅仅是排烟的通道，而主要是卧室里的通风竖井，因此它们为进入房屋中的任何地方提供了直接而不被察觉的通道。……然而在德国，一个情人如果选择从烟囱里爬下来，样子几乎不会好看。……最后，阻碍阴谋的一个真正障碍，是德国那本来很好、值得称赞的驿站长制度……以及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没有采用英国的驿车和车辆——怀孕的公主乘坐它们旅行既不会感到羞耻也不会感到害怕——反而引进了我们如此钟爱的露天垃圾车。这些舒适的英国马车所提供的胡闹机会，无需用言语来表达。首先，如果一个姑娘和她的情人傍晚从伦敦私奔，他们在父亲醒来之前就可以到达法国。……然而在德国，即使父亲在事发三天之后才发现女儿失踪了，只要知道他们是乘驿车走的，就足以骑马在第三站追上他们。（Lichtenberg 1968, 373–377, translated by the author）

正如他所写的那样，利希滕贝格在这段文字中关心的是“文学发明的源泉”，它可能因基础设施现实而被“堵塞”或得到促进。18世纪最后25年间在德国和法国确立起来的母亲亲自哺乳的做法、各国烟囱的不同尺寸以及驿车的速度，各自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民族文学中的叙事可能性——而就谱系出身或恋人的逃跑路线而言，构成特定情节之动力的始终是非知识。¶

几年之后，即1812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在其《古今文学史讲演录》（History of Literature, Ancient and Modern）中提出了一个相当类似的问题。与他所珍爱的一些书籍如《堂吉诃德》（Don Quixote）相比，施莱格尔认为当时的德国小说缺乏活力，并将此归因于其时已经确立起来的一种“过于强大而完善的市民秩序”。受到当下社会关系之“透明性”（transparency）或“清晰性”——施莱格尔如此称呼它们——的束缚，德国小说家们被迫寻找“某种通往一个幻想或想象力可以自由活动之领域的开口或通道”。“在许多二流传奇中，”他接着说，“浪漫因素似乎与一种倾向于藐视官府权威的道德状态非常紧密地吻合。”随后他补充了如下预言：¶

一旦市政安排的经营在全面的治安中臻于完善，以至于能够杜绝一切走私贸易，并且侦查得如此警觉，以至于在每个旅行者的护照上不仅描画出其相貌，而且描画出其生平，传奇小说就将因缺乏必要的材料而过时。（Schlegel 1859, 2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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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开头所提到的，非知识的生产力最近开始在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中引起相当多的关注。鉴于过去几十年中那些显著的理论推动，当下对非知识的兴趣似乎相当合乎逻辑；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至少在隐含层面上扮演着显著角色的范畴。因为事实是——继康吉莱姆（Canguilhem）、福柯（Foucault）、基特勒（Kittler）、莱茵贝格尔（Rheinberger）以及像路德维克·弗莱克（Ludwik Fleck）这样被重新发现的作者之后——科学史与历史认识论等学科的特点在于一种去语义化的过程：取代对从一位作者、一个时代到下一位作者、下一个时代不断被修正和取代的科学真理内容进行重构的，众所周知，是注意力的转移——转向特定时期知识的分布，转向其验证的政治或社会机制，转向认知（Erkenntnis）的媒介与实验前提，甚至转向知识的“诗学”（poetology）；用约瑟夫·福格尔（Joseph Vogl）纲领性文本中的话来说，这种诗学“将陈述和知识对象的生产直接与上演和可表征性的问题联系起来”（1999, 7）。¶

一方面，这些理论前提使得另一种东西必须扮演同等重要的角色，即在特定时期、对于特定“思维风格”而言碰巧被视为真实并有助于知识的东西的反面。对一种“话语秩序”的任何揭示，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秩序的负面；也就是说，它必须说明那些从缝隙中滑落的东西，或者那些作为过时的、错误的、危险的或未经充分验证的知识而被抛弃的东西。（就此而言，非知识一直是每一种话语分析式史学方法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最具生产力的研究路径试图将这一认识论对象本身转化为某种积极的、生产性的和可操作的东西。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无知”——也就是说，我所关心的不是那种因与已知者明确对立而因此是错误的、可以纠正的东西。问题毋宁在于一种根本性的空白或缺漏，一个超越单纯否定性的范畴，它使真与假、可表征与不可表征之间对立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并由此产生特定的认识论效果。用阿尔布雷希特·科朔尔克（Albrecht Koschorke）的话说，“社会如何管理其非知识，无疑是文化理论最困难的问题之一”（1999, 445）。¶

可以用三个简短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论点：首先，当然是“秘密”这一范畴，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很早以前就称赞它为“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它因而以非知识的模式牢固地确立了“社会的基础”，无论是在小群体内部还是在国家之间。机构的运作方式——不仅仅是秘密社团和情报机构——建立在不透明性之上。然而，在数字文化的支持者与批评者当中，秘密都声名狼藉。如今首要的准则或范畴是“透明性”，这一点在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关于全球交流之必要性的呼吁中，与在异见性的“泄密”（leak）概念中同样明显——后者即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或欧洲各国海盗党（Pirate Parties）所要求的对不透明结构毫无保留的刺穿与曝光。这些看似不相容的意识形态在对知识与认知之启蒙效果的绝对信任（trust）上是一致的。对这两种立场而言，秘密的社会意义都微不足道。然而，关于如果数字世界的透明性成为现实，事情可能会走向何方，戴维·埃格斯（David Eggers）最近在其反乌托邦小说《圆环》（The Circle）中给出了推想。在他的故事里，关系的完全公开与透明消解为一种极权体系，社会恐怖随之而来。¶

其次，可以说，甚至社会的规范基础也是由非知识来稳定的。这一点可以通过“犯罪暗数”（dark or hidden figure of crime）这一概念来加以证明，社会学家海因里希·波皮茨（Heinrich Popitz）在近50年前就此写过一部精彩的研究。根据波皮茨的观点，一个国家为了维持“其规范的有效性”，就必须不揭露每一次违规，因而也不惩罚每一个违规者。无论从行政角度还是从道德角度来看，这都是不可能的：从行政角度看，因为“制裁组织”将不堪重负；从道德角度看，因为大量的违法者会钝化社会普遍接受制裁的意愿，从而使社会规范丧失其“保护功能”（Popitz 1968, 16 and 18）。波皮茨由这一论证推导出这样的观念：一个“暗数”对于社会系统的运作是必要的。正如他所写，正是这一隐藏的数字“通过限制关于行为的信息，使人们从规范的僵硬性和过度要求中得到解脱”。他总结道，“暗数”这一范畴“开辟了一个领域，在其中，规范与制裁的系统不必被严格遵守，却又不会明显丧失其有效性主张。……它使……社会生活中存在一种模糊的关系成为可能。”（Popitz 1968, 12）¶

波皮茨引入策略性非知识这一范畴，作为对抗“透明社会”威胁的解药（1968, 9）。无论就施莱格尔的评论还是就《圆环》这样的小说而言，颇能说明问题的是，波皮茨立即把逃脱全面画像（total profiling）这一恐怖图景的可能性与文学叙事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总会有，”他写道，“新的机会来逃避信息的利益。即便是奥威尔（Orwell）也能以小说的形式来书写他那关于完美行为信息的乌托邦：他所讲述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展开，只是因为这种完美——尽管安装了种种监控设备——并未达成。在他的故事里，某些事情仍然有可能‘秘密地’进行。”（Popitz 1968, 9）¶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例子，涉及我们关于人的历史知识中的某种断裂，一种转折点；当我们今天处于数字文化的门槛之上时，这一转折点的问题与后果值得进一步讨论。所说的转折点就是1800年前后数值统计的出现。正如沃尔夫冈·舍夫纳（Wolfgang Schäffner）所指出的，它标志着从知识向“数据知识”的过渡，后者“不再以理性、知性或记忆等人类能力为基础，而是以一种特定的物质性为基础来表述认识论问题，……例如在传输和存储海量数据的问题中所显现的那种物质性”（1999, 124）。直到19世纪很久以后，仍然存在一种认识论雄心，希望使一个国家的知识显得完整而透明——例如以表格（tableaus）的形式。然而，在19世纪初，正如舍夫纳所指出的，那种“超出了生产性主体之领域”的数据过剩（1999, 123），要求一种不同的方法——描述统计被数值统计所取代，后者将非知识转化为“一个可操作的空间”。取代“一切数据的完整散布”的，现在是借助“样本”“大规模计算”或“平均值”而实现的“对缺席者的可操作化”（Schäffner 1999, 123）。因此，总结这三个简短的案例研究：非知识成为社会的前提、叙事的前提，以及知识本身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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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今的知识组织——建立在“互联网协议”“算法”或“大数据”（big data）之上（无论这些术语被引用多少次，它们仍然令人费解）——以一种新的强度提出了这些同样的问题。在我们的数字文化中，知识与非知识之间、透明性与不透明性之间、可预测性与不可通约性之间的界线可以划在哪里？无处不在的联网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完全前所未有的可用知识过剩。中断、陌生与距离——叙事的三个构成性条件——已经或多或少被理性化与数据收集的数字潮流所消除。这种理性化也涉及我们集体想象的某些基本特征——例如，包括关于爱情以及如何找到与之分享爱情之人的文化与社会观念。¶

正如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最近以大量证据所表明的，至少在西方社会，在线约会已经成为单身者或滥交者寻找浪漫伴侣的主要方式。这一切背后的机构宣传说，它们能够预测恋爱关系成功的可能性：那些在个人资料和多项选择问卷中留下关于自己及其愿望的足够信息的人——承诺是这样的——最有机会遇到对的人。“爱情不是巧合”，elitepartner.de那似乎无处不在的广告语如是说。当然，这一断言与过去250年来组织着伴侣相遇以及爱情与婚姻之结合的那种“浪漫符码”——借用卢曼（Luhmann）式的术语——激烈冲突。¶

这一符码建立在偶然性与非知识的基础之上，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威廉·黑格尔（Georg Friedrich Wilhelm Hegel）在其《美学》（Aesthetics）中一个题目恰如其分地叫作“爱情的偶然性”的章节里，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与“存在的客观内容，即人的家庭、政治目标、国家和职业义务”不同，浪漫的感情完全被交给了恋爱中的人，而“为什么恰恰是这个男人或这一个女人”的问题，“植根于此人自己的私人性格，植根于任性的偶然性之中”（Hegel 1973, 567）。反过来，黑格尔说，在追求爱情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对恋爱对象的错误选择或得不到回应，都不能被视为一种“自在的不公”和一种“普遍利益”。他指出，这是因为“他之所以只钟情于这个姑娘，并没有什么内在的必然性”（Hegel 1973, 568）。浪漫爱情的观念取决于相遇的不可预测性与非理性，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永恒的行人之流与转瞬即逝的面孔之中，一个特定的形象可能突然出现——犹如波德莱尔（Baudelaire）那首著名诗歌中的“一道闪电”——并赋予一个人的生活以新的意义。在在线约会的世界里，这一命运时刻被精确的数据计算所取代，被数学支撑的“匹配”工作所取代。在大型约会机构中，潜在的“命中”与“配对”与其说是由客户本人的资料搜索产生的，不如说是由计算机程序产生的；据称，这些程序基于一个人的数据和浏览历史，比当事人自己更善于提炼出他或她的品味与偏好。¶

随着在线约会的兴起，浪漫关系的历史似乎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众所周知，由社会、宗教和经济理由决定婚姻的时代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此后占主导地位的浪漫观念——即甚至家庭认可的伴侣关系也应当完全建立在两个人的激情之上——似乎正随着我们对在线约会所寄予的集体信任而逐渐受到侵蚀。搜索引擎和算法已经成为决定潜在浪漫伴侣是否合适的新的外部权威。今天，决定哪些人应当在一起的不再是父母和家庭，而是受雇于约会机构的程序员和心理学家。在21世纪，包办婚姻正在经历一场出人意料的回归。今天的包办婚姻不再由财产、地位或信仰促成，而只在数据状况有利时才得以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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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无所不在的数据，这些数据似乎正在消除一切非知识。如今，每一次社交聚会、每一次公园散步，都发生在一座设备齐全的图书馆里；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似乎是这样一张桌子：桌旁的每个人都转向手机或平板电脑，以便通过在屏幕上按几个按钮来回答或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或难题。在交谈中，人们偶尔还会听到“活百科全书”这个说法，用来形容那些被问及时似乎对最深奥的知识领域也有所了解的人。然而，这个说法如今已适用于每一个手边有智能手机的人；事实上，它作为一种恭维甚至已经不再有意义。此外，由计算机控制的海量数据的收集与分类，不仅可以访问过去和现在；正如我们在新闻中经常听到的那样，它还被用作一种方法，对诸如国内特定地区未来的犯罪活动或消费行为等事情作出据称精确的预测。¶

算法与大数据是当今的知识工具——然而，以数字方式建构起来的知识组织的矛盾性在于：尽管它们的效果——它们的编排与分布——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可见的，它们具体的运作方式却依然不透明。算法的本体——即那一套决定着谷歌搜索结果的排序、Facebook时间线的构成或约会机构的匹配结果的指令——是一个或许只有少数公司程序员才知道的秘密。又或许连他们也不知道，因为复杂而不断增殖的计算机代码并不是以某种具体的方式被表征的，而且其中有些代码只能由知情者在单一地点查看，就像可口可乐原始配方那个被严加守护的秘密一样。¶

因此，过去几年在我们大学里兴起的所谓数字人文学科，似乎是时候开始反思一种数字知识的诗学了。这样一种视角并没有得到该研究领域从业者的足够关注。先锋派对知识那种常常盲目的乐观，以及人文与社会科学中正在开展的项目——它们恰恰依赖“数据挖掘”和计算机生成的定量过程——普遍存在的历史遗忘，确实相当引人注目。在过去几年发表的几乎所有关于大数据使用的文章中，方法论的目标都被宣称为对“模式”的识别。从众多例子中，我引用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他无疑是这方面较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他在一篇论文中得出结论说，“对海量文化数据集的计算机辅助考察，通常会揭示出这些数据中即便是最好的人工‘细读’也会错过的新模式”（2011, 9）。就理论史而言，认识论似乎倒退了50年，回到了德里达（Derrida）撰写他那篇关于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的著名文章、指责结构主义运用了一种关于结构概念的形而上学的时候——这种形而上学只是把那个据称处于整个结构主义事业核心的指涉，转移到一个先验所指之上。或许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举例来说——用谷歌的Ngram Viewer绘制某些词语或短语在数以万计的数字化小说中出现频率时所生成的曲线、图表和图式。¶

然而，就非知识问题而言，我更感兴趣的是数字人文的另一个方面，即计算机辅助的知识组织的可视化效果与其代码之间存在的断裂或不连续——这些代码是一种编程语言具有30年历史的数学起源，而终端用户从来无需学习这种语言，至少自第一批麦金塔（Macintosh）电脑及其直观界面使编码技能变得不再必要以来是如此。基本问题是：算法如何能够被表征？大约十年前，彼得·哈伯（Peter Haber）在思考搜索引擎时，诊断出对任何知识谱系的持续忽视。媒介哲学家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最近也探讨了这个问题：他作出了一个或许不太稳固、可受质疑的区分，把经数字处理的知识分为原始的数值“数据”和可以用文字、图像或视频来表征的“信息”（当然，像“原始数据”这样的东西是否真的存在仍然值得怀疑）。不过，我认为这一区分是富有成效的，因为加洛韦能够借此离析出数学计算的知识与可视化的知识之间存在的裂隙。他援引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那篇著名的短文指出：“对控制社会的充分可视化尚未出现”（Galloway 2011, 91, emphasis original）。¶

例如，可以恰恰从数字媒介化的海量数据之可表征性或不可表征性的角度，来分析对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泄露机密一事的表征——正如报纸报道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影片《第四公民》（Citizenfour）所尝试的那样。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和劳拉·波伊特拉斯（Laura Poitras）在香港一家酒店房间里与斯诺登的会面扣人心弦；看过这部电影之后，你能够就受害者身份与吹哨之间的关系、或就斯诺登此举改变人生的勇气说上几句，但你却很难指出斯诺登所揭露内容之大胆性质的任何细节。这部影片没有为这种抽象而经过编码的数据过剩提供任何具体的图像。在《第四公民》中，波伊特拉斯一再展示斯诺登电子邮件往来开头那些被解码的问候语，可是一旦我们期待看到某种决定性的东西，她就把镜头从那场戏切开了。因此，在今天人们经常说这些揭露所引发的集体愤慨多少有些克制的时候，这种克制的主要原因大概与表征问题有关。¶

最后一次回到加洛韦的思想：算法是一种权威，但它的演算、它的治理原则——安托瓦妮特·鲁夫罗伊（Antoinette Rouvroy）最近称之为“算法治理术”（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仍处于黑暗之中。对于互联网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而言，从其漠然的消费者到其政治活动家，数字世界代表着一个透明、参与和自由的空间——现代性成就最现代的体现。但是，那些更仔细地考察这一空间所产生的知识与非知识之关系的人，也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具有250年历史的市民公共领域的种种要素，与数字文化的运作方式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这正是克劳斯·皮亚斯（Claus Pias）和蒂蒙·拜斯（Timon Beyes）在本书所收的论“透明性与秘密”的文章中提出的引人注目的论点。¶

如果说现代知识组织与社会组织的一个特征在于，它们以开放性、偶然性与参与的概念，既取代了绝对君主秘密而专断的统治，也取代了关于未来的天意观念，那么前现代世界与我们的数字文化事实上确有若干共同之处。算法创造天意：在亚马逊（Amazon）和Netflix上，在我们仅仅进行了一次购买之后，它们就告诉我们哪些书或电视剧可能会吸引我们；它们在社交网络上向我们推荐朋友；它们挑选潜在的婚姻伴侣，而自18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以来一直决定着爱情进程的那种浪漫而主观的伴侣选择的自我赋权，则慢慢被遗忘。¶

然而，对非知识的分析绝不意在留下一种非理性的余味。毋宁说，它应当为分析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作出贡献。正如加洛韦所写：“不可表征之点就是权力之点。而今天权力之点并不在于图像。今天权力之点存在于网络、计算机、信息和数据之中”（2011, 92）。¶

作为知识的权威，这一领域中最强大的行动者完全清楚自己所属的那个古老而宏大的传统。例如，从他们为自己命名时所表现出的那种主权式的戏谑中，这一点就再清楚不过了。毕竟，在互联网历史上第一个主流门户网站雅虎（Yahoo）的首字母缩写中，第二个o代表的正是“神谕”（oracle）一词。¶

参考文献

Aristotle. 1996. Poetic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Malcolm Heath. London: Penguin.¶

Galloway, Alexander. 2011. The Interface Effec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973. Aesthetics: Lectures on Fine Art, Volume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oschorke, Albrecht. 1999. Körperströme und Schriftverkehr: Mediologie des 18. Jahrhunderts.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Lichtenberg, Georg Christoph. 1968. “Romane.” In idem. Schriften und Briefe, Volume 1, edited by Wolfgang Promies, 373–377. München: Carl Hanser Verlag.¶

Manovich, Lev. 2011. “Trending: The Promises and Challenges of Big Social Data.” Accessed February 20, 2017. http://manovich.net/content/04-projects/067-trending-the-promises-and-the-challenges-of-big-social-data/64-article-2011.pdf.¶

Popitz, Heinrich. 1968. Über die Präventivwirkung des Nichtwissens: Dunkelziffer, Norm und Straf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Verlag.¶

Schäffner, Wolfgang. 1999. “Nicht-Wissen um 1800.” In Poetologien des Wissens um 1800, edited by Joseph Vogl, 123–144.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Schlegel, Friedrich. 1859.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cient and Modern. London: G. Bell & Sons Pages.¶

Vogl, Joseph. 1999. “Einführung.” In Poetologien des Wissens um 1800, edited by Joseph Vogel, 7–18.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