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恶作剧者、奥伊伦施皮格尔式恶作剧与失灵之物：数字文化中的非知识与批判

Trickster, Owlglass Pranks, and Dysfunctional Things: Non-Knowledge and Critique in Digital Cultures¶

马丁娜·莱克尔（Martina Leeker）¶

非知识（non-knowledge）与不可理解性（incomprehensibility）目前是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s）中的常态。这些状态部分由技术、部分由话语所生产，需要特别关注，因为它们构成了一种"非知识的政治"。在此背景下，批判是必要的，但同时又难以施行，因为获得知识的可能性本身受到了根本性的质疑。本文推荐一种表演性的"批判实践"作为数字文化中的批判方法：它通过夸张的肯定与认同来映照当代关于数字文化的理论化，从而对其加以检验。其目的在于使数字文化能够就非知识的政治形成自我意识。

引言

可以说，数字文化的特征在于多种形式与层次的非知识^[1]与不可理解性。^[2][3] 它们产生于数字文化的技术条件，而对于这些条件，无人能够完全知情，例如不可表征的算法（Galloway 2011）或无法检验的模拟（Vehlken 2016）。在此背景下，蒂蒙·拜耶斯（Timon Beyes）与克劳斯·皮亚斯（Claus Pias）（2014）宣告了数字文化中一种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的文化。也就是说，它们是常态，并要求不同于诸如透明性（transparency）的参与形式与政策——而透明性正是在关于数据监控的争论中被诉求的东西。可以说，在数字文化中，不可理解性与非知识不再是一种必须加以纠正的缺陷或例外状况。相反，它们正在成为现状，并且作为现状具有极高的生产性，因为它们生产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生成主体，并与数字文化的认识论构成相对应。¶

这种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的文化要求新的批判形式。以分析与反思为任务的批判，是对数字文化进行学术考察的核心。迄今为止，批判之所以得以进行，依赖于一种预设的批判距离、一个外部位置，以及对隐藏于背景中的知识的揭示。但是，一方面，当理解被认为是缺席的；另一方面，当人类行动者被假定为总已纠缠于技术环境之中（Engemann and Sprenger 2015b）时，就必须设计并检验不同于传统的、以与社会文化环境保持距离为基础的反思与批判形式和方法。由此出现了一种矛盾的处境：批判的观念与实践在技术条件下发生改变，同时又具有话语假设的地位。^[4]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找到正确的批判概念，而在于理解在数字文化条件下由话语生成的批判现状，以及如何应对这一现状。¶

作为应对这一处境的方法，本文提出并借助一个实践项目探索一种"批判实践"（practice of critique）。在其中，关于数字文化的技术条件与话语被具身化并加以表演。由此产生了在一种"内中之外"（outside in inside）中生产出来的批判与反思，作为数字文化中批判模式的一种提议。这一实践之所以可能成功，归因于数字文化中的一种特定处境——一种由无法摆脱的矛盾性（ambivalence）所构成的处境：在其中，对数字文化的肯定性新描述、技术程序，以及一种情动的政治与经济（Angerer 2007）和作为新的唯一有效存在方式之话语的关系（参见 Barad 2003）彼此共存。从这种共存中产生了一种"技术圈层部署"（dispositif of technospheres），其首要目标是将人类行动者诱缚于技术环境之中；可以说，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正是这一过程的命脉。然而，在这种共存之中仍有缝隙、断裂与矛盾，批判实践可以在其中扎根。在此背景下，对数字文化的理论、话语与技术条件进行表演性检验，应当能够探索技术圈层部署在治理与主体塑造方面的后果，而这些探索同时也可以作为不同于诸如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之类理论构型的其他理论构型的基础。最后，本文提出"形塑/告知文化"（in/forming culture）的方法，以便为人类能动者（human agents）打开知识与行动能力的暂时缝隙。^[5]¶

发生了什么？物的话语、技术生态、数字奥秘、技术圈层部署

当前关于数字文化的数字话语状况，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复杂的大杂烩。技术程序与条件、数字文化的话语生成，以及经济与政治利益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此处所称的"技术圈层部署"。下文将概述这一部署，以及它在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中的构成及其从中获得的利益。关键要素在于：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是数字文化的症候，但同时也是话语的发明，它们有助于促成数字文化中的治理形式与经济体制。这些条件在学术考察中造成了一种持久的平衡行为，在批判分析与话语生成之间来回翻转。为应对这一处境，本文将呈现并分析文化研究与媒介研究当前的话语景观。^[6] 这一话语景观建立在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的基础之上，而后者正在悄然升级为一种"非知识体制"（regime of non-knowledge）。¶

物的话语与技术生态

在正在兴起的"非知识体制"中，一个强有力的话语场由物的话语（discourse-on-things）（Latour and Weibel 2005）与技术生态（techno-ecology）（Hörl 2011）构成，其代表例如马克·B. 汉森（Mark B. Hansen）（2011）、埃里希·霍尔（Erich Hörl）（2014）以及所谓的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Barad 2003）。其出发点是这样一种模型：人类能动者与技术物不应再处于工具性关系之中，而应被结合在一种对称的能动性（agency）之中。于是，正如这一基于技术的洞见所暗示的，所谓的智能物会回望人类，并以主动且预测性的方式回应人类。从技术生态视角来看，这一话语中的范例是马克·B. 汉森（2011）的媒介—神经—哲学假设。他关注的是一种"环境媒介理论"（environmental media theory），在其中，人类是一个由技术力量与效应构成的、存在并运作于人类感知之外的庞大网络化结构的组成部分。属于这一结构的有诸如传感器之类的智能技术，它们本身就是一种亚有机体的感知力（sub-organismal sentience）。按照汉森的说法，对这些技术的描述与分析促使我们不再将人类和主体视为自主的实体，而是视为一个由感觉与事件之纯粹潜能构成的巨大宇宙网络的组成部分。技术环境被视为一种通过情动（affecting）而行动的力量，它已不再能被人类在认知上把握或控制。¶

此时关键在于，这些话语肯定了理解受损与知识不稳定的状态，并赋予其尊严。由于它们处理的是关系——关系被理解为人类能动者存在性地卷入技术环境的运作者——上述理论可以被视为应对当前挑战的一种解决方案。这些挑战包括例如随人类世（Anthropocene）一同被宣告的（气候）灾难与资本主义危机（Hörl 2014; Latour 2010 and 2013）。考虑到关于关系的话语对应于对一种自主且具有自我意识之存在者的人类学的清算，这些话语完全可以被视为试图通过确立一种环境性的谦逊来解决这些危机。此外，在物的话语与技术生态中，与不可理解之物共同生活作为常态得到了承认与颂扬，正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言："我们的时代再一次成为对自然之紊乱感到惊奇的时代"（Latour 2010, 481）。此外，由于非人类与人类行动元（actants）的共存已不再可预测或可控，处于能动性之中的存在应当对应于——按照拉图尔（2008）的说法——从一种自十八世纪以来一直有效的、关于人—物关系的"错误"历史中获得解脱。这段历史的基础在于，人们将自己视为独立于其环境并具有认识能力的存在。最终，知识消解于感知（sensing）与前意识之中，亦即消解于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的非知识之中，这一过程被加以高贵化。确切地说，这一过程带着一种肯定的弦外之音被提出（Hansen 2011），仿佛如今将会产生一幅关于人类能动者的更恰当的图景。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被生产为对"人"与"存在"做出"更好、更准确"描述的可能性条件，以及人类与地球的救星。正是这种过度加码，使得与技术生态话语场建立批判距离变得如此困难。¶

数字奥秘

另一个新描述的提议来自以媒介史和媒介认识论为取向的媒介研究传统，这里以拜耶斯与皮亚斯（2014）的一篇短文为例加以说明。^[7] 该文探讨的是数字文化的一种奥秘（arcana），它由无法揭示的秘密（不可泄露的秘密）构成。¶

皮亚斯提出要发展一种数字文化理论，其构成取自不可理解性与秘密（2016）。具体而言，数字文化的巨大挑战在于其内在性（immanence），因为不再有任何外部，我们身处技术之中。伴随这一构成而来的是一种认识论断裂。取代诠释学的将是构成性的不可理解性，它再也无法被忽视或逃避（Pias 2015）。因此，例如由于所处理的数据量深不可测，理解便不再可能。处理这些数据的程序，其功能与规律对于程序员或科学家而言已不再完全可理解。基础设施中用于数据传输的网络（Engemann and Sprenger 2015a）无法被控制，而且如果它们要正常运作，就永远不可能被控制。最后，技术物可以在没有任何人类干预的情况下以自组织的方式运作。由此，媒介研究中的一种批判诠释学走到了尽头：这种诠释学虽然不相信个体内心心理系统与过程意义上的理解，但很可能相信看见媒介效应与作用的可能性（McLuhan 1964; Kittler 1986）。这种"洞见"的前提是人们所考察的代码或技术剧变的时刻（Pias 2015）。这种回溯性的可诠释性受到了深刻质疑（Beyes and Pias 2014）。¶

因此，拜耶斯与皮亚斯（2014）主张一种关于数字文化之奥秘（mystery）的理论。与可泄露的秘密（secreta）不同，奥秘标示着其自身构成上的不可避免性。由于奥秘的历史可追溯至前现代的主权统治者或宇宙论的概念——它们本就不意在被理解——条件或决定的理由不会被揭示，也不可能被变得透明。¶

作为数字文化中奥秘的一个例子，拜耶斯与皮亚斯援引了气候研究（2014）：其中的计算无法被理解，但仍然被确定为对现实的、无法通过实验检验的预测。取代前现代统治者或宇宙论形式之奥秘的，如今是数据处理的秘密。¶

相互作用：在技术圈层部署之中

本文的论点是，这两种话语构型可以被捆绑为一种"技术圈层部署"。在其中，不知（non-knowing）与不可理解性被肯定并被赋予生产性，或者说其生产性被加以利用。技术生态理论引入了能动性与技术环境，以及一种新的、弱意义上的深层感官技术参与（Hörl 2014 and 2016）；而秘密文化则涉及参与的终结，并提出人类能动者对技术体制的从属。因此，乍看之下，这两种话语构型相互排斥。然而，进一步审视便会发现，两者在剥夺"人类"权力与开启强大技术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两种情形中，这一变化的发生器都是秘密。技术生态涉及的是源于对技术圈层之不认识与不知的秘密。数字奥秘理论涉及的则是权力的秘密以及不知的魅惑。它关乎的是不可见的过程与事件的领域，这些过程与事件只能被揣测。¶

这些新的、所谓的弱本体论（weak ontologies），可以被视为对数字文化中由技术条件及其理论描述所导致的自致危机的一种回应。它们为技术圈层带来一种承诺：在知识、思考与意识之外给予人类一个位置以及一种行动可能性的形式，而这种位置与可能性来自广泛的"感知"，以及对作为新主权者的技术之隐秘力量的神秘煽扬。在技术生态的、几乎是泛灵论式的共振中，人类能动者可以在这一部署中直接运作，即便它已不再可控。与这种参与性的感知相对，秘密文化以保密的魅惑与荣光来引诱人类能动者。¶

这两个话语场在这样一个地方相互连接："感知"与保密补偿了知识与理解方面的不可通达性，并幻想出新的参与形式。秘密文化由此描述了——尽管只是部分地——数据政治的状况，在其中，数据的协商与使用是秘密进行的。然而，由于它们与技术生态类似，以对症候的描述为出发点，并将这些症候指定为现状，它们便有凝结为一种治理术模式的风险。因为数字奥秘不仅使秘密政策合法化——这些政策只能被服从和遵循，却不再能被人类能动者理解或主动创造——而且还以不知的理论模型使技术的封闭合法化。如果不知是现状，那么一切揭示其中秘密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由不同话语所产生的技术圈层部署，因此旨在造就与技术环境一同摇摆、并在感知中颂扬自我优化的人类能动者。如此一来，他们便遗忘了技术圈层的政治。在数字奥秘文化中，这种处于圈层之中的技术性存在的顺从，由此成为政治公众的新仪式。¶

矛盾性：在新描述与政治之间的平衡行为

本文的论点是：一方面，在正在形成的话语景观与技术圈层部署中，所处理的是对技术自组织时代之文化的一种必要的新描述。另一方面，在已不再完全可理解、且日益封闭的技术环境的语境下，探索理论构型的可能性至关重要。这一部署的问题在于，如前所述，新本体论同时在自身中携带着政治，而这些政治有必要被认识与反思。例如，对情动与敏感物质性的兴趣，源于这样一个事实：通过聚焦这些方面，人类能动者越来越多的维度可以被捕获并形式化。这些过程的捕获结果随后首先被转移到数据经济之中，例如用于用户画像；其次被用于调节由算法控制的过程。用户做的事情越多——哪怕是出于失误——算法便能"学习"得越多。被颂扬为例如身体的前意识、与世界相连之中的新知识的东西，也始终可被用于经济利益。因此，有必要根据当前话语景观与一种"情动体制"（regime of affects）（Angerer 2007）的关联来审视它——这种体制毫无疑问地、广泛地、普遍地收编人类能动者。人类能动者对此如此着迷（Sprenger 2016），以至于隐蔽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模式，以及大型玩家（亚马逊、谷歌、脸书）的利益，都受到了欣然的支持。一种在对其政治无知的情况下被消费的持续数据供给，由此便成了参与技术环境的意义与目的。¶

由此看来，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是一部魅惑史中的重要元素，而技术圈层部署必须被解读为这样一部魅惑史。在其中，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起着蒙蔽与分散人类能动者注意力的作用。如此一来，后诠释学的认识论便变异为一种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的政治与体制。¶

如今的巨大挑战在于：发展数字文化之构成所绝对要求的新描述，同时又不忽视其政治与治理方面。按照上述假设，在今天的数字文化中，出发点是这两个过程之间一种无法消解的同时性，因此在本体论描述与反思之间不停息的平衡行为将是必要的。¶

有鉴于此，任务便在于参照新描述并使其作为话语而变得可读，同时仍揭示它们对于理解和应对数字文化的潜力。那么，智能物对人的技术性情动可以如何被描述？技术环境可以如何被看待，而又不忽视它们以及弱本体论话语所携带的总体性诉求（Engemann and Sprenger 2015b, 58）？这些工作必须——而这正是巨大的挑战——在如下前提下进行：由于技术黑箱化、在数字文化中的纠缠，以及方法与发现之间的相互关联（Pias 2015），理解与知识受到阻碍，也许已永远失落。因此，问题在于数字文化中的批判，这种批判所关涉的是由技术引发、却由话语生产的不知与不可理解性。¶

如何进行批判？在展出失灵之物中表演话语与技术

为了进行分析与反思，需要一种考察形式，它在由话语生成的知识与批判处境之下，既允许一种反思性的距离，同时又考虑到既不存在稳定的"数字文化之外"，也不存在传统诠释学意义上的理解的可能性。在这些条件下批判可能是什么样子，将通过展览—表演"失灵之物"（Dysfunctional Things / Versehrte Dinge）来加以阐明。该项目于2015/16冬季学期在吕讷堡大学（Leuphana University in Lüneburg）以"补充研究"（complementary studies）为名、由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发起。项目的出发点是如下考虑：据说，我们的技术处境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与我们的智能技术物（例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冰箱、搅拌机、健身追踪器和GPS手表）——它们常常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生活在一种对称的能动性之中。如果物与技术环境（例如交通系统、智慧城市、购物中心）如今拥有其自身的权利与行动能力，那么我们是否还可以例如简单地丢弃那些发生故障的物？如果这样做如今已不恰当，那么对人类来说，被失灵的技术物所包围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背后的关切，是借助对数字文化理论描述的夸张肯定，来照亮数字文化当前的话语景观。由此，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的构成及其效应也应当得到体验。¶

展览^[8]

为探索这些问题，项目实施了一场"奥伊伦施皮格尔（蒂尔·奥伊伦施皮格尔）式恶作剧"（Owlglass (Till Eulenspiegel) prank），或者按照巴宗·布罗克（Bazon Brock）的说法，即肯定性地"咬文嚼字、照字面行事"的艺术（Brock 1986, 288）。处于中心的是对物与人类能动者之平等的夸张肯定与认同，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后者的废黜。其假设是：发展理论很容易，但这些理论能被多么认真地对待，只有在它们被具身化时才能看出——因为在这一过程中，理论建构的相关性、后果与治理术，在通过经验获得时变得可以辨识。因此，应对并检验所分析的知识与批判之矛盾处境的策略，便是通过将话语以及技术条件付诸表演来生成理论。具身化与表演应当生成知识。这种实践性的理论与知识构型，在人类能动者去中心化的处境中似乎也是恰当的，因为付诸表演与具身化的实践总是在环境中实施，并依赖于表演的不确定性，因而不应有退回自主主体观念的危险。这些实验的问题是：如果上述理论被付诸实践，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在接受物以及我们自身的去权能化方面，我们会走多远？¶

为进行这场奥伊伦施皮格尔式恶作剧，学生们制作或带来了发生故障的物。这些物应当有缺陷，但仍然能够运作。按照设想，它们会以其失灵对人类使用者强加特定的行为，从而使失灵/运作之物（dys/functional things）如何塑造人类变得可见、可感。¶

与失灵之物相关的展览和表演，营造出一个名副其实的、由物与人之能动性构成的平行世界。它就像一部当代科幻作品，其中所讲述的已经成为日常文化。看一看这些项目便可说明这一点。¶

[图1：此处原有图片，未收入译本] 展览：失灵之物。摄影：Martina Leeker & Laila Walter，吕讷堡，2016年。

界面——人类能动者借以进入技术环境的东西——在数字文化中十分重要。界面不仅使对技术操作的控制成为可能；它们还通过其设计塑造使用者的行为。因此，它们是通往技术世界以及人机交互模式与体制的敏感门户。展览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定物的激进平等，当界面受到干扰而又不能被丢弃时，会发生什么？在此语境下，项目搭建了一个工作站，配有一只有缺陷的电脑鼠标，它会做出自行其是的运动，从而生成奇异的图画。¶

[图2：此处原有图片，未收入译本] 展览：失灵之物。项目：Train your Brain（训练你的大脑）（Jan-Erik Förster）。摄影：Martina Leeker & Laila Walter，吕讷堡，2016年。

批评一个界面用户友好性差，与体贴地将其纳入考虑并为干扰感到高兴，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

[图3：此处原有图片，未收入译本] 展览：失灵之物。项目：Betreuungszentrum für grenzüberschreitende Geräte / 跨界设备照护中心（Julie Heitmann, Nadine Teichmann, Franziska Debey）。摄影：Martina Leeker & Laila Walter，吕讷堡，2016年。

"跨界设备照护中心"（Betreuungszentrum für grenzüberschreitende Geräte，BGG）是另一件作品。在这里，失灵之物可以被托付照护，以免它们在无人看管时造成损害。在BGG，形成了一种完全独特的教育与行为文化，范围从与设备合作者一起进行、旨在与技术物恰当接触的心理训练，到例如电子教育学（electropedagogy）的新课程。¶

在失灵之物的人造世界中，"失灵智能手机市场"（Market for Dysfunctional Smartphones）这一站点恰如其分地阐明了新的物与数据世界的经济面向。当人们不再能够摆脱他们的智能手机时，围绕其收购就可以形成一种奇特的生意。这一商业构想由一家别出心裁的初创公司付诸实施。失灵智能手机的所有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将其出售给这家新公司。这家富有进取心的企业随后可以向前所有者收取费用，代其妥善保管该设备。¶

[图4：此处原有图片，未收入译本] 展览：失灵之物。项目：Markt für versehrte Smartphones / 失灵智能手机市场（Laila Walter）。摄影：Martina Leeker，吕讷堡，2016年。

作为保管的一个例子，一部失灵的智能手机被陈列在一座祭坛上，祭坛上摆满了精美水果和鲜花等丰盛供品。¶

在展览中这个奥伊伦施皮格尔式恶作剧的世界里，数据权利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因为智能物是由收集和处理数据的算法所控制的技术设备。¶

[图5：此处原有图片，未收入译本] 展览：失灵之物。项目：Magna Carta der Datenrechte / 数据权利大宪章（Martina Keup）。摄影：Martina Leeker & Laila Walter，吕讷堡，2016年。

如今，在以人权为基础的数据权利中，生命受保护的权利、迁徙自由的权利以及集会（兼容性）的权利已被赋予数据。这些权利的一个后果是，例如，由于迁徙自由，人类能动者不应再被允许使用数据保护的方法。¶

作为批判与抵抗方法的奥伊伦施皮格尔式恶作剧

这场展览—表演关涉此处所概述的当前话语景观的两个方面，即（1）技术生态的话语与（2）数字奥秘。其焦点之一是由它们所生产的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的形式，这些形式被加以肯定，并由此受到批判。¶

（1）物的话语与技术生态的话语被认真对待，并以夸张的方式被体验。由这些话语所生成的、源自复杂能动性与技术环境的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成为（非）知识的新可能性。这种出自非知识的知识及其效应，在"衣物低语者"（Kleiderflüsterin / clothes whisperer）那里清晰而简明。通过倾听受损的衣物、听取它们对修补的渴望，人们达到了新的感受力层次与形式。¶

[图6：此处原有图片，未收入译本] 展览：失灵之物。项目：Kleiderflüsternde Nähwerkstatt / 衣物低语缝纫室（Nadine Teichmann）。摄影：Martina Leeker & Laila Walter，吕讷堡，2016年。

其效果之一是把她毛衣的两只袖子缝在一起，从而使穿着者的双手"失灵化"。然而，在展览中立刻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新的知识形式源自想象，并且——如衣物低语者一例所示——可能负载着泛灵论式的遗绪。¶

这场奥伊伦施皮格尔式恶作剧也试图探索（2）被宣告的数字奥秘。值得注意的是，在展览中，奥秘已经成为失灵地运作着的日常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此一个尤为突出的表现是"物之数据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Data Rights of Things）。因为借由这份宣言，数字奥秘以数据不可侵犯性的形态成为法律，而人类能动者则成为其合作伙伴。¶

在对这两种话语的考察中，夸张的肯定是批判性反思的触发器。通过表演者与参观者进入这些话语景观、肯定它们并生活于其中，其批判的、政治的或治理的方面得以显现——因此，对夸张的表演生产出了其自身的理论输入。¶

恶作剧者的知识

这场展览的任务是，通过夸张的肯定与表演，使在诠释学受阻或受挫时期对数字文化进行话语分析成为可能。关键在于将具身化与表演生产为一种认识论装置，它能够生成并训练此处所描述的矛盾性思维，这种思维与描述和分析之间的平衡行为相关联。为此，表演者扮演了"恶作剧者"（tricksters）。这一混杂形象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按照埃哈德·许特佩尔茨（Erhard Schüttpelz）（2010）的说法，恶作剧者不仅扰乱共识，而且首先激发相互冲突的诠释，并将相关者诱缚于一种无法消解的对立之中。一件事物不只是好或坏，而总是两者兼具，并且还是第三种东西，在其中各种矛盾被作为不可调和者传达出来。¶

恶作剧者的这种地位因此对应于前文所述的数字文化的构成。对"处境"的新描述事实上是必要的，但它们又必须根据其话语的、政治的和治理的效应与潜能不断地接受检验。在这一处境中，恶作剧者以及他所激发的思维，可以被视为一种适合数字文化的认识论立场与练习——因为它们建立起持久的、认知—情动的多稳态图形（multi-stable figures），借此可以激活并支持各种不同的再思考。¶

如此，数字文化经由恶作剧者进入一种阈限状态（liminality）（Schüttpelz 2010），一种永不终结、也不会在任何新秩序中达到顶点的过渡状态。恶作剧（trickstery）由此成为一种行动与思维的形式，它可以通过以夸张的肯定与矛盾介入本体论化来影响数字文化。¶

如何继续？数字文化中的批判实践

在"失灵之物"项目中呈现的反思层面与批判立场，因此对表演者与参观者而言，都表现为对理论构想与话语以及技术条件的具身化与体验。也就是说，理论与条件应当在行动中变得可反思，从而使"人造世界"中的批判位置产生于这些世界以及人们在其中的行为。通过在展览中将理论具身化，一种"来自审美经验的批判"，以及其次一种"批判的审美经验"，就以这种方式成为可能。¶

这种"批判实践"回应了数字文化中由话语与技术所生成的知识、研究与批判状况的构成；如前所述，它们正面临着非知识、不可理解性、前意识感知的论断，以及持续的自我/反思与新本体论描述和批判分析的同时性。此外，数字文化由无所不在的基础设施构成，这些基础设施形成了无法逃离的技术环境。其结果是，批判存在于围绕它的话语之中，以及由前者所生成的处境之中，而不再位于迄今被视为必不可少的"外部"。在这个项目中，人们所实验的不是走出技术文化条件，而是走入其中，这应当使得在内部找到一个批判位置成为可能。这个内部并不指主体的位置。相反，使物与人类能动者变得陌生的夸张认同，产生了一种"作为外部的内部"与"作为内部的外部"。在这一构型中，问题在于在与周围环境的纠缠之中并从这种纠缠出发进行批判。并且，问题在于以生产性的方式应对非知识。¶

批评之后：走私、移开目光（伊里特·罗戈夫）与表演

"批判实践"可以被进一步界定为一种面向数字文化的反思方法，因为它远远超越了随着诠释学危机而变得低效的传统批评形式，并激烈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批评"（criticism）（Rogoff 2003）。按照伊里特·罗戈夫（Irit Rogoff）的说法，批评建立在认识与理解的基础之上，因为它意在使不可见者可见、谴责纳入与排斥，并揭露不公。^[9] 罗戈夫以"批判性"（criticality）（2003）取代这种批评的概念与实践。这一概念的出发点是：人无法站在自己正在批判的处境之外。在数字文化中，由于方法、技术与话语（关于数字文化以及关于批判的话语）相互交织，几乎没有什么存在于数字之外，因此产生了类似的处境。按照罗戈夫的说法，这是"栖居于这样一种状况：我们深深嵌入其中，同时又具有批判意识"（2006, 5）。即便本文预设批判的概念也是由话语生成的——例如当今的距离丧失——并在这一构成中成为现实，罗戈夫的观点对于后续应对已出现的当代距离丧失处境的方法仍有意义。罗戈夫提出了两种可以实现这种"栖居"的方法。它们可以被检验其价值，也可以被检验其在数字文化的技术与话语条件下对于反思与理论构型的价值。¶

罗戈夫将"走私"（smuggling）（2006）视为一种在既定的、合法的秩序中实现渗透的方法。走私沿着边界移动，并在可渗透之处突破。走私的目标不是抵抗或摧毁，而是在一个既定的处境中以另一种秩序存在。在这一构成中，走私可以说是现存法律与秩序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对其进行反思的一种方法。¶

与走私相伴的是"移开目光"（looking away）（Rogoff 2005）。移开目光出自一种反诠释学的冲动，它反对"彻底审视"——后者与这样一种观念绑定在一起，即认为可以看到隐藏在表面之下的预先存在的意义。与之相反，移开目光会使奇异而意外的事件进入存在，意义将是空缺的、流动的。移开目光是一种参与文化的方式，因为借助这种方法与态度，话语的权力受到质疑，其他声音得以被听见。就被宣告的数字奥秘而言，被排斥者的声音可以借助审美的位移而在其大门前被保持在场。¶

"奥伊伦施皮格尔式恶作剧之表演"的方法可以被添加到前述两种方法之中，因为它已在展览中经过检验。恶作剧所运用的不是数字奥秘的感知与笼罩于秘密之中，而是表演的（不）安全性与不可预测性，借此可以形成对权力话语一种完全不同的分析。它们使不知与不可理解性文化的密封外立面变得可渗透，并产生对其话语构成及其"政治"的洞见。¶

形塑/告知文化：发明异质世界

最后，将进一步考察在"失灵之物"项目中被检验的、作为介入当前关于数字文化与批判之构成的话语的方法。问题在于，在数字文化的话语场以及技术圈层部署中，一种具体的位移如何能够发生。这首先关乎允许一种不同的世界观，并通过这些位移去想象和实现不同的秩序。¶

从根本上说，"忘却"（unlearning）（Sternfeld 2014）对于不同文化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但已经学会的东西无法简单地被忘记，因为它深深地嵌入身体与行为之中。也就是说，关键在于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的生产。然而，这并不发生在保密体制或技术生态的语境中，而是在对知识与非知识之阈限进行实验的意义上发生。这里的关键是使对可说者、可见者与可诠释者的重新占有与位移成为可能。¶

这些生产性批判的形式与方法，可以被整合进"形塑/告知文化"（in/forming cultures）的概念之中。这一概念是作为对此处所概述的数字文化之特定技术、认识论与话语条件下的批判的一项贡献而提出的。其含义是：（a）一种独立的、人造的——例如过度的、奇异的、陌生的——文化被创造、表演并变得可通达。这种文化构型（b）通过映照现存文化，在其教育/养成的意义上"形塑/告知"（in/forms）现存文化。从这种双重构型中产生了（c）小范围的——即局部的、暂时的、针对具体情形的——可见者与可说者的位移。由此，反过来又可能产生其他的故事以及自我赋权的集体行动空间。这指的是人造世界与平行世界的生产，在其中，陌生的生活方式或未知的技术结构在运作。它们遵循自身的逻辑，并借此持续渗透进主导文化之中。因此，这些平行世界一方面会以奥伊伦施皮格尔式的夸张肯定揭示现存文化的反事实性。另一方面，作为人造世界，它们会勘察并检验例如技术可能性或其他生活形式的潜能。这完全关乎对数字文化中的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的反复质疑、重新考虑与重新思考，以便在技术与话语生产的非知识之间开辟并拓殖一个反思与知识的空间。事实上，许多事情本可以截然不同，因为——正如本文所阐述的——数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话语创造的，并且作为话语创造物在政治上是有用的。¶

感谢"失灵之物"研讨课的学生们所做的项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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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