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求爱

如果说盗窃的对立面是所有权或占有，那么与盗窃相反的行动就是购买。借一个不完全的类比来说，如果强奸的对立面是非强奸——其形式多样，包括爱情、独身、漠然——那么与强奸相反的行动就是求取或求爱。这些古旧词语，有力地暗示了爱情或性求请行为中所包含的法律期待与要求。如果像我在第1章提出的那样，每个请求都具有诱惑的维度，那么我们便可以预期，性求请的形式化行动，会与请求的规程结合，或构成重要的对位。动物世界中的求偶行为，比乞求行为更普遍、更仪式化，前者可以代表对后者的回忆或改造。本章将考察求爱、调情、诱惑与追求的实践，把它们视为以言语和行动进行请求的不同方式，或请求性地提出自身的方式；这些方式通常逐步走向所谓“求婚”的准契约仪式，而它们自身也构成不同种类的出价。¶

Courting〔求爱〕源自出入宫廷（court）的行为；court 源自拉丁语 cohors，意为围合的空间，引申为被这样围合的一群士兵。人为了求取恩宠或擢升而到宫廷去，因此，人向宫廷求爱，而宫廷也由此被理解为求爱的场所。Hortus〔园圃〕就是这样一种围合空间。动词 exhort〔劝勉〕，连同较少见的拉丁式词语 adhort，表示敦促的行动，尤其用于军事语境。Coherence〔凝聚、一致〕是这种结为一群的空间或机构所表现出的性质。一边是 exhort 与 horticultural〔园艺的〕，另一边是 court 与 chorus〔合唱、歌舞队〕——后者来自希腊语 χορός〔舞蹈〕——这些词语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强迫与同意之间一种富有启发的联合。求爱也许是一种精细或园艺式的劝勉，既需要激情，也同样需要耐心，还需要相当的培育能力。被认为是强迫之反面的同意，实际上必须包含某种程度的强迫，并与之相伴。因为，人可以自由地同意，却不能自发地同意：同意始终是对某种被请求或被提出的事物表示赞同，无论这种请求或提出是明确还是隐含的。所以，真正的同意虽然绝不可能被强迫，但人只能同意某种若无这种同意、就很可能具有强迫性的事物。¶

即便别的方面没有如此充分表明这一点，人“pays court〔献殷勤，字面上为求爱付出〕”这一事实，也应足以说明性求请存在一套经济学。尤其在动物世界中——暂且假定还有某种其他世界——求偶必定涉及支出或耗费，往往因为这种支出本身，就是所提出交易相对合算的保证或证明，恰恰由于它显示提出者完全承担得起。你会希望远离那种求偶时需要牺牲生命活力的伴侣。从这方面说，求爱的请求似乎不同于出于需要或缺陷的请求，例如假定诚实的乞讨者，或生物学家一直关注的“诚实乞求”。请求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是把需要本身当作所求之物的保证。在性或浪漫的求请中，求爱者展示自己拥有的而非欠缺的东西——体力、对称的外貌、良好的营养状态、昂首阔步的自信、歌唱本领、GSOH〔良好的幽默感〕。乞讨者从自己的弱势出发、也因此以弱势为筹码议价；浪漫求爱者则凭借并运用自己的强项议价，以强势施加，而非苦苦哀求。因此，也许我们应把无望恋人的请求看作乞讨性谎言的典型实例：为了贪欲而扮演需要。然而，我们将会看到，爱情的请求与其他请求形式一样，代表着弱势与强势极为复杂的混合。¶

激情

自古典时代以来，在文学与艺术形式中得到滋养、并自行繁盛的浪漫爱情，始终被描述为一种 passion〔激情、受苦〕，即一种饥渴而强烈自我主张的牺牲性服从；它构成一种欢悦的绝望状态，而热恋似乎要求人处于这种状态。安德烈亚斯·卡佩拉努斯在12世纪末写成的《论爱情》（De amore）开头，直截了当地说：“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痛苦 [Amor est passio quaedam innata]”（Capellanus 1969, 28; Capellanus 1892, 3）。Passion 源自拉丁语 pati〔承受、受苦〕，其首要含义是经历，或被作用的状态。现代人听来或许奇怪，passion 曾可中性地表示一种被作用的方式，把它当作特征或属性。例如，约翰·迪伊在1570年《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译本的序言中，将天文学定义为研究“行星与恒星所特有的自然运动、表象和受动性质”（Euclid 1570, sig. B1r）。塞缪尔·约翰逊在其《词典》（1755）中，把拉丁语中既能主动也能被动的“通用动词”，例如 aspernor〔我鄙视／我被鄙视〕，定义为“既表示行动也表示受动的动词”（Johnson 1755, n.p）。但自古英语最初的用法起，这个词就受到基督“受难”（Passion）的宗教含义强烈影响，于是作为“被作用”的 passion 观念，本身也开始激情化，暗示被作用是一种被动态的行动，其中包含荣耀的可能，也包含一种在苦难中反转而来的欢欣。事实上，passion 用作动词时，既可以指在自身或他人身上激起激情，也可以指表现激情，有时具有反身性。例如，威廉·夏普（引用普罗斯佩·梅里美）谈到雪莱对不可企及之物的渴望时说：“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如此为这激情而激情”（Sharp 1887, 98）。¶

从12世纪初开始，passion 一词被扩展到强烈或激烈的情绪状态，尤其与性爱相连。引人注目的是，这个词通常适用的另一种主要情绪状态，是愤怒；在愤怒中，主张与屈服的复合也同样可以清楚感到。事实上，人们恰可据此在功能上精确定义愤怒：屈从于压倒自己的东西，并通过这种被压倒的力量，克服某种障碍或对手。人们无法同样轻易地谈论恐惧的“激情”或快乐的“激情”，这说明激情的观念倾向于附着于反应性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主体——在“被置于臣属地位者”的意义上——挺身承受施加于它的某种行动。爱的痛苦正是作为这种反作用力显现的，它体现为在请求谱系中运作的各种抗议、哀诉、抱怨、劝勉等等。更广义地说，这种主动的被动性，是一切作为象征生物、受文字之坚持支配的生物所能获得、实际上也无法抗拒的基本效价转换。¶

欲望与愤怒似乎也在以下事实中混合：求爱常被想象为某种战斗，需要战略、围攻、突袭与投降。奥维德在《爱的艺术》中写道：“爱情是一种战争 [militiae species]；懒汉们，走开！”¶

这些旗帜不该由怯懦的人守护。在这精致的营地里，有黑夜、风暴、漫长的旅途、残酷的痛苦与种种劳作。你常须忍受天上融云洒下的雨水，也常须在光秃的地上躺卧受寒。（Ovid 1929, 82-3）

这种敌对常采取掩饰的语言争斗形式；到莎士比亚《无事生非》中贝娅特丽丝与班尼狄克斗嘴时，这一原则早已成为俗套。求爱往往把自己呈现为论证或戏仿式争辩，而各种请求性言语行为提供着问答教义式的提示与回应要求。赋予央求与哀诉以生气的痛苦，是爱情对抗的一部分；它们通常构成攻防的相互游戏，提醒我们，求爱与诱惑也往往同游戏活动相连。约翰·威尔莫特凸显了爱情冲突的悖论：“情爱与战争的争斗，差别正在这里／当双方都不获胜，爱情的胜利更大”（Rochester 1984, 25）。求爱还被纳入赌博这一强化游戏形式的心理动力学中，例如拉尔夫·R. 格林森认为，强迫性赌博“基于一种无意识的尝试：通过与运气或命运搏斗和／或向其求爱，重获失去的全能感”（Greenson 1947, 75）。赌徒所受制的命运中体现着父亲，而赌徒努力争取到自己这边的“幸运女神”中，则体现着母亲（Greenson 1947, 70）。鉴于在整个自然界中，性求请始终必定是一种赌博，赌博会对人类呈现为某种求爱，也许并不奇怪。¶

“我爱你”这几个字暗示，人把爱情理解为一种感觉状态。但这类陈述同“我很无聊”或“我想喝杯咖啡”之类报告其他感受的陈述之间，存在明显差别；这有力地表明，爱情并不是一种人们只须加以注意的感受。这样的宣言所承受、并借之施加的压力与后果，清楚说明，爱情实际上应像尼克拉斯·卢曼主张的那样，被理解为一种“交流代码，而非情绪；按照这套代码的规则，人可以表达、形成并模拟感觉，否认它们，把它们归于他人，并准备面对实行这种交流所带来的一切后果”（Luhmann 1986, 20）。一种交流媒介既传递行为形式，也自身暗含行为形式；从17世纪初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尽管始终强调爱情是一种激情，他们所面对的仍是一种可以被演示的行为模型，而且在开始寻找爱情之前，就已充分看见了这个模型”（Luhmann 1986, 20）。埃德加·兰德格拉夫等许多人都指出：“浪漫爱情的演化，首先并且最主要地是作为文学现象发生的”（Landgraf 2004, 30）。即便没有其他证据，爱情常以一种文学体裁 romance〔传奇、罗曼司〕的名称为人所知，单这一点也足以有力地提示情感与媒介的联系。浪漫爱情的文学性，既确保了它的熟悉性，也解释了这种熟悉性。¶

但浪漫爱情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除了犬儒者与讽刺作家以外，几乎总被忽略，恰恰因为它就摆在眼前：它是幻想性的。romance 原本指奇迹与骑士英雄那些极不可能的冒险故事；从12世纪起，通常以本土语言写成，但有时也译自拉丁文原作，例如蒙茅斯的杰弗里的《不列颠诸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这可能部分解释“Romance”这一名称。从16世纪后期起，romance 一词走上两条不同道路：一条涉及爱情关系，另一条涉及虚构叙事。但二者在这一点上会合：真实、证明、考验与展示，居于爱情故事以及在求爱和诱惑过程中演示这些故事的中心。激活并赋予所有爱情故事生命的问题，本质上都是：它们讲述的究竟是不是真爱；即便——而且主要因为——相关的爱情关系在事实上永远不可能直接就是真的，而始终处于艰难的审议之中。¶

因此，至少从奥维德的《爱的艺术》以来，就很清楚：“爱情”一直是“一门要实践的艺术，而非一种要感受的激情”（Dodd 1913, 3）。16世纪后期，“making love〔制造爱、求爱〕”这一说法出现，表达爱情所需的塑造性与施演性工作。到1580年，它似乎仍新鲜得足以让约翰·黎里温和地嘲弄一番，把宫廷爱情的艺术移置为工匠学徒制：¶

如今有一个属于你裁缝铺柜台的说法，就是“制造爱情”；等我听说它做成什么样式，如果喜欢那式样，你就给我裁一件胸衣吧：只须别拿一把左手剪刀来裁。我也不怀疑，尽管你把头一份爱情做坏了，等你做过三四份，就会成个熟练工匠；眼下你还像裁缝的小徒弟，尚不会使剪刀，就想先给人量尺寸。（Lyly 1580, sig. K2r）

事实上，考虑到激情中所完成的强烈象征工作，艺术与激情之间的对立本身很难维持。我们说“爱情的劳作”，或许正是在承认爱情关系中情感—象征工作的艰辛。请求，连同恋人哀诉或“怨诉”中各式撩动怜悯的恳求，处在激情交流的核心；同样重要的是，它也处在必然伴随而来的交流激情的核心，尤其因为它显示了同爱情状态本身一样强烈的能动性与被动性的联盟。Affection〔情爱、受影响〕代表着这一双重状态较冷静的版本：一种强烈的被影响之感，其中人对影响自己的东西产生情爱。请求表达爱情欲望的迫切，因为请求同样以催促他人承认自身无助为特征。我们稍后将看到，求爱行为如何常把 agency 在简单、直接的行动意义上，与 agency 在斜向或替代意义上联系起来：后者指在爱情中代人行事的代理者。¶

那种似乎从12世纪起发展起来、后来正式化为“宫廷爱情”的浪漫爱情，施演着一种特殊的亲密与距离的经济学。爱的感觉要求并许诺一种与所爱对象亲近的感觉，直至绝对同化，或渴望如此。但与此同时，爱情状态发展为一种交流媒介，又要求始终将所爱者保持在距离之外；只有在这种距离条件下，人才能宣告自己的爱情。因此，如果成功意味着简单地弥合间隙，那么一切爱情在某种意义上都可靠地“无望”。约瑟夫·D. 库兹马概括一个悠久的批评传统说：“宫廷爱情戏剧的主人公，最终既不寻求完全占有所欲求的对象，也不寻求实现某种幸福结局；而只是寻求欲望自身无休止的扩大”（Kuzma 2016, 3）。¶

浪漫爱情的发展要求对介词作出调整。现在，人不再及物地爱某个人，因而可以简单地说“我爱你”，而被说成是“in love〔在恋爱中〕”。这个短语似乎起初与动物的“in heat〔在发情期〕”平行使用。例如，约翰·特雷维萨1398年翻译巴塞洛缪·安格利库斯的《论万物的性质》（De Proprietatibus Rerum），描述“Whanne þe swan is in loue〔当天鹅在恋爱中时〕”的行为（Bartholomaeus 1398, f.146v），译自“in amo”（Bartholomaeus 1505, sig. Q3v）。但斯蒂芬·巴特曼1582年的版本添加了一则边注，仿佛要挡住附着于“在恋爱中”这一说法的拟人化暗示：“说天鹅会歌唱，是愚蠢的幻想；它只有自然的叫声，同其他鸟类一样”（Bartholomaeus 1582 sig. Ki2r）。此后，这个短语又获得补充，产生了“being in love with〔与某人处于爱情中〕”这个古怪观念，及其变体“enamoured of〔迷恋于〕”；其中，一个包含两个潜在恋人与他们所居住的热烈动态状态的三方关系，取代了二重奏。¶

请求占据激情交流的中间通道，在每一次热切的请求中，点燃对请求、因而也对其重复的激情。不敢表白的恋人之秘密，或不敢说出自身名字的爱情，都是这种赋予生命的遥远性的内化。斯拉沃热·齐泽克对理想爱人之不可企及性的功能所作的拉康式解读，基于如下论点：“阻碍我们接近对象的外在障碍，恰恰是为了制造这种幻觉而存在：如果没有它们，对象便能够被直接接近”（Žižek 1994, 94）。齐泽克希望这一论点带我们超出那种熟悉的弗洛伊德式论点，即抑制会增强欲望；但它似乎不过是说清了后者的含义。就当前目的而言，重要的是：什么将可接近与不可接近之间那充满激情的间隙 articulate〔接合〕起来——同时意味着分开与连接？答案是欲求行动的执行形式，即呼吁、哀诉与请求。我希望，请求不仅被理解为爱情话语中的一种特定言语行为，而被理解为其本质形式与最终根据。无论多么谦卑或绝望，请求总会作出我们所谓的“推进”，穿过并进入爱情代码，伸出手去，试图弥合其推进本身在面前打开的距离。¶

乞讨者的求请与恋人的求请，其区别在于：乞讨者祈求一份礼物，也就是某种会使给予者哪怕略有减少、使接受者有所充实的东西；相反，爱情的请求者提出的是一种奉献，而非要求——也就是说，他提交一份出价。他的目的，不是促使预期的给予者提供一份能够平息自身欲望的礼物，而是在那位给予者身上引起同样未被满足的欲望状态。他寻求的不是弥补欠缺，而是让欠缺在受请求者身上加倍。他的目的，不是引出一份能够改善自己乞讨处境的馈赠，或者不仅如此，而是把受求请者降到一种模仿性的贫乏状态。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性爱或浪漫爱情具有一种奇特地位：它是一种矛盾地自我喂养的饥饿，一份使人饥饿的欲望礼物，同时令人饥瘦又使人胀满，而对许多人来说，拥有它很值得。也许正因如此，性求请在动物与人类中都涉及给予中介性的礼物，试图由此把自己构成为给予礼物，而非索取礼物。事实上，这种双重性也并非完全不存在于 其他请求形式之中。乞讨者可以把感激当作附带诱因（上帝保佑您，大人），给予并容许一种自我赞许的道德光彩。某些动物把赠礼作为求偶的一部分：雄果蝇分泌的一滴甜液，雄园丁鸟布置的赏心悦目的外部装饰，雌喜鹊为表示有生育能力并已做好繁殖准备而发出的乞求叫声（Ellis et. al. 2009）；这些行为倒转了成年个体与幼体之间乞求行为的关系。饥饿无助的幼体向亲体乞求喂养，而饥饿无助的潜在恋人，则通过扮演供养乞求幼体的亲体来乞求。爱情请求的行动，就是尝试激发一种共同的需要状态。¶

调情

即使没有鲜花、巧克力、赞美等等，这份礼物采取的主要形式，也是风格化诱惑本身的表演。诱惑中起诱惑作用的，很大程度上正是其风格的馈赠，以及它所发出的、邀请参与诱惑游戏的求请。因此，调情十分重要：它使性配对与繁殖的严肃工作变得琐小而游戏化。这也促成一种具有免疫作用的幼儿化，双方都可以玩扮演父母和被当作婴儿照料的游戏。这种成人游戏，暗示并模仿童年那种没有成本或自我满足的交易：只要开口求取，就有快乐可得。许多公共请求会加速并压缩时间；乞讨者常利用这一事实：受请求者通常希望这次相遇尽快结束。相反，调情把请求变成重复，一方面拉长过程，另一方面疏散危险：对请求者是受辱的危险，对受请求者则是颜面受到威胁或遭冒犯的危险。因为请求从未完全获准，它也就从未完全遭到拒绝。可以说，这是弗洛伊德忧郁症中未完成的哀悼，被置于未来时态之中，对尚未失去的东西作出预防性的哀悼。调情的重要作用之一，是通过元层次的策略延长请求：例如，恋人可能被要求——或假装被要求——请求许可，以“重新求爱”，或继续请求许可。¶

人们常常假定，女性，或者人们使用“女性”这一占位词时心中所想的任何东西，会、甚至应当在调情式的引逗中居于主导；而男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其语义代理“男性”，则演出尽快走向结局的欲望。但提出请求的男性，也可能发现自己被自身诱惑的前戏或幕间戏所诱惑；而如果他没有在文化上预先熟悉这一事实，他很可能无法扮演自己的角色。儿童花许多小时在戏弄游戏上，也许有助于这一准备。Teasing〔逗弄〕指梳理纤维，是古英语 tǽsan〔撕裂、扯碎〕的弱化；同时，teasing 也暗示一种缠结的唤起，这本身也许又暗指梳理毛发这一基本行动。梳理是灵长类动物社会时间强有力的组织者，而最近它又通过“grooming”一词重新被注入性关系中，用以表示恋童者或其他性侵害者掠夺性的安抚诱导。英语 groom 最早的意思，只是男孩或地位低下的仆人，通常负责照料马匹；莎士比亚似乎是第一个将它从 bridegroom〔新郎〕一词中分离出来的人，《奥赛罗》中伊阿古用“bride and groom〔新娘与新郎〕”来比喻朋友（Shakespeare 2011, 955）。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逗弄者都可能把自己逗弄到更喜欢推迟而非结局的地步。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请求会开始转向自身，以满足自己的求取。¶

求爱可以包含诱惑，但并非必须如此；二者在所求请的东西及求请方式上存在区别。求爱通过它可能使用的一切敦促、说服与请求方式，寻求被求爱者的承认与接受。因此，求爱做的是询问、乞求、出价、提议之类的事。诱惑不要求任何东西，而是以被动的方式激发。它不寻找、不潜行追踪、不追逐，也不为自己申辩，只是不抵抗、却不可抗拒地静静坐着。如果它施加什么，那也不是请求，而是迷摄；迷摄不是行动，而是一种影响或感染。求爱把其对象与所有其他人区分开来，并专注于这种选择性的注意。诱惑则因其表面的漠然而繁盛。诱惑人的东西之所以诱惑，是因为它并非为我们而来，即使它也不排除我们。求爱消耗能量，显眼地消耗，并把这当作为自身辩护的论据；诱惑则把能量吸入。既有男性诱惑者，也有女性求爱者，但求爱与诱惑之间的差异，编定了主动追求的男性与女性吸引力状态之间某种惯例性的差别；后者是一种不采取行动的主动状态。人通过做出可辨认的求爱行动来求爱，却通过具有诱惑力来诱惑；对此，求爱没有对应物，因为英语中似乎不能说一个人是“wooish”“courtative”或“suitical”〔皆为仿“求爱”所拟造的形容词〕。求爱可以通过请求行为，以及服务与降服的许诺，采取弱势姿态；但如让·鲍德里亚所描绘的，诱惑是一种更具感染力和侵蚀力的弱势。它不掩藏或悬置自己的力量，而是使强与弱完全等同：“诱惑，就是显得软弱。诱惑，就是使人软弱。我们用自己的软弱诱惑，绝不用强大的符号或权力。在诱惑中，我们施演这种软弱，这正赋予诱惑以力量”（Baudrillard 2001, 83）。求爱寻求对象的服从；诱惑寻求通过宿主实现自身的转移扩散。如果我试图说服你，就必须想象你放弃自己的立场，采纳我的立场；如果我诱惑你，或提供对你具有诱惑力的论据，我就赋予你一种确信：你从来没有过不同于我的任何信念。诱惑不仅表现于性关系——对鲍德里亚来说，似乎甚至主要不在性关系中表现——还表现于装饰等实践，以及某种仪式表演，在其中可以看见：¶

一种掌控符号的炫耀性仪式，以及一个诱惑意义的循环；符号不可抗拒地围绕彼此旋转，仿佛通过磁性的回归而再生产自身，造成眩晕、意义的丧失，以及参与者之间不可摧毁的契约的封缄。（Baudrillard 2001, 89）

但求爱与诱惑的区别并不是永久的。因为求爱本身也可以变成某种诱惑，或自恋性的自我引诱；求爱者被自己的求爱所求爱，其请求开始诱惑，也就是引发模仿与自相似，而不是争取或说服。另一种可能（除非我想说的是同一种可能）是，诱惑也会受到诱惑，变得有方向、有投射，把目光锁定于某个特定对象。¶

格奥尔格·齐美尔的《论调情》，在调情者的行动中看到了基本摆荡的展示：对求爱者而言，是拥有与不拥有之间的摆荡；对调情者而言，则是允让与拒绝之间的摆荡：¶

调情者的独特性在于，她通过一种独特的对立与综合，唤起愉悦与欲望：通过迁就与否定的交替或同时发生；通过象征性、暗示性的赞同与异议，“仿佛从遥远的距离”行动；或者，用柏拉图式的说法，把拥有与不拥有置于两极张力之中，即便她又似乎使二者同时被感受到。（Simmel 1984, 134）

齐美尔的文章受两个平静而未经审视的假定支配。第一，调情者总被设定为女性；第二，求爱者总被设定为男性。不仅追求者总是男性，而且可以假定，男性总是在追求其所求（这个同义反复，我们很快就会考察），或准备恢复追求。齐美尔说，这是因为调情是“整个动物王国中属于雌性的性角色的完满实现：成为选择者”（Simmel 1984, 140）。齐美尔又认为，正因如此，女性会对作为个体的男性求爱者表现出兴趣，而男性只是“倾向于把女人作为女人来追求”（Simmel 1984, 140）。男人必须被选中，女人则只须是女人（而巴尔扎克的《萨拉辛》或怀尔德的《热情似火》暗示，也许甚至不一定如此）。不过，这里的推理，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明晰。人们同样可以反过来说，如果男人显然总是相对于该角色的其他实际或潜在申请者受到评估，那么原则上可互换的是男性，而作为追求对象的女性，至少暂时是无可比拟的。在追求转为核算的过程中，负责选择的女性，被设定为麦克斯韦妖，面对涌集在其窄门周围那些或热或冷、或有吸引力或无吸引力的分子。¶

假定被调情梳理、起皱的求爱模式服务于选择，也是假定可以可靠地指望男性持续、稳定地处于追求和请求状态。男性必须随时准备进行性的尝试（essay），以便接受女性的检验（assay）。事实上，我们必须假定：这种始终机警、俏皮地处在请求之前的状态，直立于自己马维尔式的悬崖边，与其他男性竞争以获女性选择，被视为男性气质本身。当然，女性也必须与其他女性竞争男性的注意；但在齐美尔的说明中，女性从这种关注中欲求的，是请求的状态，而欲望应当、或被认为会，使男性趋向这一状态，随时可被召集。请求证明并要求一种无定向欲求的常备储存，调情那并不那么游戏性的激发与回绝，给这种欲求以形状和节奏；可以说，调情是在玩“玩乐”的游戏。¶

然而，调情的拖延与试探策略中存在一种危险；这危险正是调情与之周旋的东西，因而从长远看，也是调情所追求的东西。如齐美尔所说，调情的逻辑，是为了维持 interest〔兴趣、利息〕而作出小小的允让，这既是心理意义上的，也是财务意义上的，因为在求爱过程中，人必须被说服，支付远高于建议零售价的代价。危险在于，对快乐的期待，会开始产生一种副作用：期待本身成为快乐。因为，齐美尔以一段带有调情色彩的形式主义展开说：“以最终幸福感为方向的经验序列，把一部分幸福价值，辐射到这一最终时刻之前的各个环节上”（Simmel 1984, 142）。求爱者被许诺式允让中的微小满足所诱惑，甚至可能开始更喜欢手中扑腾的小鸟，或羽毛、或啁啾声，而不是灌木丛中等待的东西；他自己甚至也不完全意识到这一点。齐美尔说：“与女人调情的男人，已经感到那种以某种暗示方式占有她的魅力”（Simmel 1984, 142）。男性请求者被保留在“也许的可能性”中，在其中，“屈从的被动性与成功的主动性，组成诱引的统一体”（Simmel 1984, 143）。从这方面说，求爱的动力类似于一切请求实践趋向自我满足的倾向。每当象征与性相交会，就可能产生一种有充分例证的倒转逻辑：由力比多驱动的请求，使请求本身力比多化。于是，取代被延迟的满足、并无限期先于它的，是拖延的、被拉长的 sine die〔无定期〕满足，以及玩赏式的延展（dilation）——即使扫兴的《牛津英语词典》警告我们，delay〔拖延〕“并不直接与意大利语 dilata 同源”。¶

如果这甜蜜骗局的目的是教请求者去欲求自己的欲求，而非他以为自己所欲求的东西，那么这一目的的实现，也可能毁坏她自己的策略；因为她也会和他一样，成为这场木偶戏的附属：她延长的选择行动，总会比选择的结果带来更多满足。对齐美尔来说，这里的游戏，与一切艺术特有的形式游戏同构，因此，求爱中重要的，与其说是“取悦的艺术”，不如说是“取悦的艺术”（Simmel 1984, 144）。求爱者与被追求者都依赖请求更新后的重复；这在爱情歌词所偏爱的咿呀、摇篮曲式、模仿回声式措辞中得到简洁表达：披头士的《请，请取悦我》（“Please Please Me”，1963），或露露那首自我命名式的《爱爱着爱》（“Love Loves to Love”，1967）。¶

求爱所涉及的请求，是一种显著迂回而分散的请求。求爱是行动中隐含的请求，而非正式化的申请行动。求爱所涉及的求请行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若太早推进到明确索求性恩惠，它几乎注定会失败。被称作“求婚”（proposing）的仪式——这个词本身似乎就转移了直接索取所欲之物中包含的粗鄙或威胁——按惯例发生于求爱过程的末尾，理想上发生在几乎已无须开口请求的时刻。按照当代关于浪漫神话衰落的神话——而一切神话的要点就在于，它已经属于过去——求婚代表了宫廷式追逐与屈服之不对称的最后残余，否定着对称契约的可能。即便税务顾问在场，双方中的一方仍须求婚，以便看似给另一方以推迟或断然拒绝的自由。求爱作为求请进行，却借阻止请求来实现：人只能请求那些附属于实际所欲之物的东西。诱惑仪式似乎意在证明的事情之一，是追求者会轻蔑直接求请，视之为不尊重对方的粗俗。这就是为什么 proposing〔提议、求婚〕与 postponing〔推迟〕如此紧密相连（“propose”几乎与“postpone”完全是同一个词），以至于诱惑与调情所包含的请求，其实是一种庞大而持久的努力，旨在让请求完全不再必要。¶

求爱中不只有情感的经济。求爱的目标不仅是达成交易、分配份额，还要形成并执行判断。求爱时，人会许下承诺；过去，男人若违反这些承诺，就可能在另一种更直接涉及金钱的意义上被起诉。中世纪设立的爱情法庭，常由女性主持，把“求爱”观念中法律、权力与爱情之间的隐喻联系变成了字面事实。彼得·古德里奇主张，把这些法庭视为独立的法理体系，它基于“一种情感法，以及与之相应的司法权限；其关注的不是个人权利或激情，而是恋人之间、独立于任何被承认的权利、财产或既定得体规范的空间”（Goodrich 1996, 30-1）。即便把它们看作游戏式、反讽式的“姑且想象”法学，古德里奇也认为：“这些法庭的历史与法律，可以被用来思考某些严格属于当代的关切，既涉及性的权利，也涉及权利的性”（Goodrich 1996, 31）。¶

这一切可能暗示，恋人的恳求与央告不过是哑剧的一部分，是装饰或 hors d’oeuvre〔开胃菜〕，意味着性求请根本不应被视为请求的严肃实例。然而，也有理由恰恰从相反方向看待这一问题。因为，已经讨论过的请求行为的例子表明，诱惑游戏可能是其中一种出人意料地常见的特征。请求当然是诱惑的工具，但请求本身（tout court）就有诱惑性。事实上，我们可以把求爱与追求，不仅视为请求的专门形式，还视为隐含于一切请求行为中的东西；在人类事务中，这些行为几乎总被某种缓和或转移性的礼貌塑造出风格。礼貌以降位的方式，从攻击性或直接接近的大胆中退开，从而把对象吸引进来。既然存在这种通过减退而实现的吸引，一切请求都必须被视为某种求爱。这包括广告商的甜言蜜语，以及政治的公共求请；德尼·德·鲁日蒙在1938年写道：“一个国家的群众回应独裁者，就如同那个国家的女性回应求爱者的策略”（Rougemont 1983, 269）。¶

可憎的爱情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询问、邀请、召请、敦促、要求——请求某物，总是激发话语。无论求什么，都是请求一个回答，无论回答是否对所求之物表示肯定。但如果请求是开启话语，它也必须始终向话语关闭的可能开放。可能没有回答，也可能回答是“不”；这是每个要求都必须让自己面对的撤销命令。事实上，你只能请求那些回答可能为“不”的东西：拒绝与否定，作为可能性存在于一切请求之中。请求的诱惑经济有一部分在于，它把能够说“不”的权利作为礼物送给受请求者，而对方此前并不拥有这种自由。的确，正是对否定、对否定性本身的这种赋能，使请求处于一切话语的核心。自然中没有否定，除非、直到自然包含了语言；语言提供了自然拒绝自身的唯一方式。Refusal〔拒绝〕来自 refusare，后者由 refusum 构成，即 refundere〔倒出、交还〕的过去分词。慷慨在根本上必须始终能够以“不”作答。拒绝作为 refund〔退还〕的一种内部变化，展示了与 redundancy〔冗余〕相同的双重性：既是充盈，也是浪费。¶

求爱行为的一切紧张与兴奋，都依赖拒绝的这种可能：它回流，威胁着淹没任何爱情相遇的开场问题。如果那个问题遭到拒绝，被否定的不只是请求，而是满怀希望的恋人本人。因为，诱惑与求爱中的请求，并非单纯求取利益。再次借用那个简单、却具有如此不简单的效力、分量与影响范围的词来说，它是一份出价（bid）：一项同时也是奉献的请求，因此也是请求对方接受一份奉献。赌注这样升高，大大增加了求爱行为中的紧张，而紧张正由回报与危险共同构成。我们受到虔诚的劝告，应当认为“不”始终意味着“不”，并且必须如此理解；但爱情或性求请恰恰被设计为，既延长、因而又挡住最终的决定，即塞缪尔·贝克特所谓“‘不’的刀，刺入‘是’的伤口”（Beckett 2010b, 53）。¶

除了拒绝的可能，还必须加上一种奇特现象：不愿被诱惑者的厌恶。人们可能会认为，成为调情言说的对象，是一种好处或无偿的愉悦，不论这种言说是否受欢迎，或是否由对象自己招来。但事实上，开始一次求爱推进所涉及的许多紧张，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宽容的鼓励与激烈的拒绝之间，似乎存在极其细微、却又绝对的区分。出于难以理解的原因，不愿被诱惑的人，面对不想要的接近，无论它多么迂回、礼貌而不具威胁性，都远比感到漠然更容易感到厌恶。这或许是诱惑行为本身的诱惑力的标志和效果：正因它似乎推迟了作出决定的行动，实际上却把双方都牵连进一种决定，即参与这种多样化延宕的工作；不说“不”，总有可能看起来像某种“是”。唯一的另一选择，是立即切断游戏，并把诱惑者描述为已经作出了侮辱，因为他竟敢假定自己的接近哪怕一瞬间可能被接受。不用说，这种反感本身也可能被卷入掩饰的游戏，这就更使它必须采取残酷而绝对的形式。¶

事实上，诱惑的工作中有两种相互配合的否定性。首先是欲望的空缺。这给请求提供了动力，请求旨在减轻欠缺的疼痛。但这否定的空缺，又同可称为请求系统自我沉浸能力之“充盈空缺”的东西相遇并交合，如让·鲍德里亚所描述的：¶

任何完全共谋于自我吸收的系统，以至符号不再有意义，都会施展非凡的迷摄力……虚空的吸引力处在诱惑的基础：不是符号的积累，也不是欲望的信息，而是与符号吸收之间的一种秘传的共谋。诱惑始于秘密，始于意义缓慢而残酷的耗尽，这在符号之间建立起共谋；诱惑更是在这里，而非在身体存在或欲望的品质中，被调制出来。这也解释了游戏规则的魅惑。（Baudrillard 2001, 77-8）

尽管求爱交流显眼地运用机智，求爱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解释了考验与验证程序在其中的突出地位。没有哪里比民谣《亨利国王》中的要求更严苛。它以几条求爱条件开篇：¶

谁若欠缺这三样，
切莫踏上求爱路；
丰厚的黄金，敞开的心，
永远充满仁慈。（Child 1882-98, 1.299）

看来，我们始终无从得知第三样究竟是什么，除非后续叙事意在间接教会我们。民谣开始时，亨利似乎远比起诱惑，更专注于狩猎（他“孤身独卧”〔lay burd alone〕）。在野外度过成功的一天之后，他正要在猎屋里“大吃大喝欢庆一番”（beerly cheer），忽然伴随着戏剧性的风雷，一个“可怖的鬼怪”闯门而入，并“踏上地板”（stapping i th fleer），开始索要食物与饮料，满足她巨大的胃口。女巨人被缩减——或放大——成一张怪物的大口，只会嚎叫“更多肉！”亨利对此毫不抗辩，依次把自己的马、灵缇犬和苍鹰的尸体奉上；她像漫画般将它们全部吞下，只剩皮、毛和羽毛。接着，她要求喝酒，这完全可以理解；亨利用马皮缝成袋，给她装了满满一桶。最后的要求，是亨利必须在他用石楠花铺成的床上，平息这女妖的情欲胃口。天亮时，她奇迹般变成一位美丽、谈吐文雅的少女，并为他的礼貌好客向他道贺：¶

当黑夜过去，白昼来临，
阳光穿过大厅，
世上所见最美丽的女子，
躺在他与墙之间。

“啊，我真有福！”亨利国王说，
“这福气能随我多久？”
那美丽女子随即答道：
“一直到你死的那一天。”

“我遇见过许多高贵骑士，
都曾这般让我吃饱， 但从未遇见一位有礼骑士，
把我的一切心愿都满足。”（Child 1882-98, 1.299）

这是一种极其奇怪、完全没有同意的求爱，热衷男性社交的亨利，必须通过歇斯底里的强迫，被教会去欲求欲望。所有“求爱”都由女妖一方进行；她像维奥莱特·伊丽莎白·博特一样尖叫着，要求满足胃口。事实上，《亨利国王》中存在一脉怪诞喜剧，这在弗朗西斯·蔡尔德排列于其后的民谣《肯皮·凯》中尤其突出。在所收录的所有版本中，肯皮·凯都“出门去求爱”（Child 1882-98, 1.304），一位父亲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那是个可怕的丑婆，其中一个版本生动地称她为“Fusome Fug〔恶心的丑怪〕”。没有发生任何变身，而是肯皮·凯逐渐显得与未婚妻相配，因为“他的牙像拴牲口的木桩，／他的鼻子五英尺长”（Child 1882-98, 1.304），最终带来一个狂欢般令人作呕的“美满结局”：¶

当这两个恋人相聚一处，
啊，亲吻着求个满足，
悬在两张嘴之间的口水，
足以拴住一头十岁的公牛。（Child 1882-98, 1.304）

亨利国王对可怖鬼怪那些喜剧恐怖式的要求，表现出毫无怨言、从容而不受惊吓的体贴，似乎构成了通过忍受被强迫求爱而成功的求爱。这使美丽少女脱离了她恶魔般的形态，并想必保证，她从此幸福地接受亨利已不再只是出于义务的爱抚。在这里，礼貌离悖逆并不远；它把这样一条原则戏剧化：唯有搁置自己的厌恶，你才能得到自己尚未意识到想要的东西。这里没有一位你凭欲望之力去追求的美丽少女，而是一头丑怪，要求你穿过自己的漠然或不情愿去求爱——“穿过”同时意味着借由它和克服它。¶

这是验证式请求这一常见惯例的极端版本：求爱者提出请求，只有当他自己顺从所欲之人提出的一系列请求时，才会得到满足。这些请求通常越来越离奇、越来越困难，例如缝制没有接缝的衬衣，用皮革镰刀收割庄稼，等等。更具体地说，它运用了“丑陋女子”的母题：男人通过拥抱一个令人厌恶的女人，使她摆脱魔咒（Garry and El-Shamy 2005, 130）；也运用了“青蛙王子”的模式，常常反转性别，其中，对暧昧性的容忍带来爱情的成功（Coulston 1890; Daunt 1971; Zipes 2008）。亨利国王不需要真的屠龙才能赢得少女，而必须通过礼貌的魔力，中和她赤裸而贪婪的要求那龙一般严酷的形式。这首民谣的全部要点，似乎就在于展示好客地允从的力量，如何平息食欲越界的威胁，从而调节无节制，把野兽般要求的无形恐怖，变成宫廷式请求与回应的庄严舞蹈。与许多其他魔法实践一样，在丑陋女子故事中，数字也是驯服无厌胃口的一部分。主人公必须实施特定行动，例如亲吻，达到特定次数，通常是三次；这划定了某种尺度，与丑陋女子的无定形形成对照。她巨大的体形往往似乎代表不可度量性本身，正如《亨利国王》中那过分巨大的鬼怪：“她的头碰着屋顶梁，／她的腰你却可以丈量”（Child 1882-98, 1.299）。请求潜在的扰乱力量，在重复中被驯服；这种重复与叙事本身那“且等着看”的愿望满足装置同构。在这些故事中，欲望与请求交换了次序：通常，请求出自未被满足的欲望；而在这里，请求及其获准，却使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欲望同时形成并完成。是求爱竞赛的运作唤起了求取，并追逐这种唤起。因此，求爱是把欲望折射为结构，从而将其驯化。¶

乔叟《巴斯妇人的故事》以一种较温和的丑陋女子传奇为内容，其中发生了类似的事。故事从一个外出散步的少女遭强奸开始；妇人在开场时讥讽地感叹，自亚瑟王时代以来，少女不再面临精灵的危险，只面临“lymytours”的四处讨索侵扰，即获准乞讨的托钵修士。他们挤满各自获分配的地区，“像阳光中的尘埃一样稠密”（Chaucer 2008, 117）。官僚化乞讨取代了超自然危险：¶

这使精灵们不复存在。
从前精灵行走的地方，
如今走着托钵修士本人。（Chaucer 2008,117）

但结果表明，即便在神话般的亚瑟时代，少女也和现代一样，比起仙灵群体，更容易受到性欲狂暴的年轻男人的伤害。妇人的故事迅速以亚瑟王一位骑士强奸少女开篇；他因此被判死刑，但为了让故事继续，亚瑟王后暂缓了判决，改给他出一道“保命谜”：若他不能在一年结束前，对“女人最想要什么？”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就得送命。徒劳游荡一年之后，他遇见一个肮脏的老妇，显然是巴斯妇人自己换了身份来兼职。老妇说，只要他答应满足她接下来的请求，她就告诉他谜底。她在他耳边低声说出答案后，他向宫廷宣布，女人最想要的是“主权”，从而保住性命；但他也必须答应老妇的要求，娶她为妻，由此证明自己答案的真实性。她在床边长篇训诫他，新娘的丑陋与贫穷并不重要；随后给他一个选择：要么她仍然又老又丑，却忠于他；要么变成美丽少女，而骑士必须承担被背叛的风险。骑士此时也许已放弃占上风的一切期待，把选择留给妻子；她既已达到目标，获准支配他，便变成一个不但年轻美貌，而且忠贞的女人，哪怕只是忠于自己。¶

故事从一开始就完全免除了任何求爱；我们被告知：“他看见一个少女走在前面，／随即不顾那少女的意愿，／用赤裸的暴力夺了她的贞洁”（Chaucer 2008, 117）。如其他谜语故事一样，物理必须让位于形而上，身体的“赤裸暴力”转化为象征游戏。也就是说，一种问题，即“我可以吗？”或“你愿意吗？”的请求，被转化为另一种更抽象的问题，使人能够游戏式地、长久地沉浸于知识的游戏中；我曾雄心勃勃地尝试为这种游戏推广“quisition〔探问〕”一词（Connor 2019, 171-211）。在请求中，问是工具性的，是得到所欲之物的方式；在探问中，问是自我指涉的，是占据并悬置工具性的方式。所以，“女人想要什么？”这个谜语的答案，可以是“被问及她们想要什么”。求爱者的请求看似旨在达成某个目的，但这是它的诡计，求爱被诱入其中。重要的不是求爱者是否得到他或她想要的，而是无论最终证明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们都已——如我们所说——“自找了”它。¶

求爱的形式化，也使其容易受到喜剧性嘲弄；没有哪里比罗伯特·古尔德《讽求爱》（Satyr Against Wooing，1698）更无情。古尔德诗作狂暴的厌女情绪，并未因他鄙视那些把生命浪费在追求女人上的男人之愚蠢而减弱多少；扉页上取自尤维纳利斯第6首讽刺诗的题辞，定下了基调：¶

Si tibi simplicitas uxoria, deditus uni
Est animus, summitte caput, cervice parata
Ferre Jugum: nullam invenies quae pareat [sic – ‘parcat’]
amanti.（Bould 1698, n.p.）

如果你单纯地爱着妻子，如果你的心只忠于她一人，那么低下头，准备把脖子伸到轭下吧。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女人，会怜悯爱她的男人。（Juvenal 2004, 253）

古尔德检视求爱的不同风格与阶段，从那个“刚见过十六度夏天的小纨绔”开始，他“发觉血中阵阵刺痒，／便自认适于繁衍同类”（Gould 1968, 2）。鲍尔德把求爱行动描绘成一种为了外观而必须经历的荒谬形式，因为两人的父亲早已像“商人交换货物”般，敲定了真正的协议。〔译注：此段底本交替使用 Gould 与 Bould，并将一处引注年份写为1968，保留其差异。〕¶

婚事既已安排妥当（全不想后果），
接下来傻瓜要取得仙女的同意；
为此他扑粉、洒香，
花三个长小时装扮之后，终于斗胆
来到偶像面前，
弯腰鞠躬，仿佛神明就在眼前；
即使她是刚刚降临、
光辉灿烂的智天使，也不会更令他狂喜。（Bould 1698, 2-3）

鲍尔德认为，与其让倒霉的年轻人提出奢侈的请求与许诺，不如坦率承认他们本就是交易的一部分，那样好得多：“夫人（这真话虽然有几分大胆）／我们在这里，被父母买来卖去”（Bould 1698, 4）。¶

代为请求

文学与通俗艺术中，充满了对求爱请求的表现；浪漫请求的行动又反过来借助文学与艺术形式，尤其是诗歌与歌曲艺术。齐美尔认为，艺术并非仅仅是调情的附属，因为调情本质上正由康德在一切艺术中发现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构成。调情者“以彻底有目的的方式行事，却拒绝她的行为在现实序列中必会通向的那个‘目的’，把它升华为纯粹主观的游戏乐趣”（Simmel 1984, 145）。也许，调情者与他／她所调情的对象，都在回应尼克拉斯·卢曼在爱情代码中识别出的那种新的反身性原则；卢曼解释，这不只是自我意识：¶

爱的反身性，不只是自我意识在爱情中发挥作用这样一件简单的事。它也不只是意识到自己爱着、也被爱着这一事实。它涉及在情感领域中确认并寻找一种相应的感情。它涉及爱自己，作为那个爱着也被爱着的人；也爱他者，作为那个爱着也被爱着的人——换言之，它涉及把自己的情感指向这种情感的重合。（Luhmann 2010, 34）

求爱、调情与诱惑都是亲密的交易，尽管高度仪式化，却往往在私下发生。当它们变得公开，就可能发生一种令人不适的干扰：旁观者比参与者更清楚正在发生什么，而对参与者来说，掩饰可能正在进行的事情，本就是程序的一部分。因此，面对过分亲密的公共举止，人们常喊“得了，开个房去吧！”；又如弗兰克·卡普拉的《生活多美好》中，那位“门廊上的男人”不得不偷听詹姆斯·斯图尔特与唐娜·里德的爱情斗嘴，终于恼火地喊道：“你为什么不吻她，非要把她唠叨死呢？”¶

然而，对求爱行为的旁听与转述，也与求爱实践深深交织。许多歌曲与民谣，都以第三人称叙述者开场，描述自己在散步时如何偶然遇见、或更常见地偶然听见，一场诱惑尝试。民谣《无度之爱》便是众多例子之一，它开头唱道：¶

近来我在乡间漫步，
看草甸鲜嫩青绿，
发现一对恋人正交谈，
藏在灌木下，几乎看不见，
我便躺下，听了一会儿，
看那男子能否哄得少女，
但少女机敏、诙谐而忠贞，
尽管他一次又一次将她试探，
到最后，他这样向她求爱。（Anon 1666-8）

在这首歌的众多变体中，到此刻，第一人称见证者融入了对恋人交谈的叙述；故事有时通向结合，有时通向婚姻，有时两者兼有，也有时通向悲剧性的分离。请容许我在这里把“文学”作为一切形式化的、第三人称转述或演示求爱的名称，包括戏剧、歌剧、歌曲、闲话，乃至笑话。“文学”提供了一个让亲密与仪式相汇的场域，提供那些必须排练、回忆、辨认并修改的求爱行为模式；而所有这些，始终以“总是已经如此”为背景，这本身就是求爱回忆结构的一部分。情书是这种结合最清楚、最具体的实例，因为这一最隐秘、最亲密的言说形式，必须发明新鲜而自发的方式，来唱爱情的老歌。传统上，情书事实上可能包含爱情诗，或采取爱情诗的形式；借用被认可的情感与用语，被视为可接受的求爱仪式的一部分。¶

必须指出，自1960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疑问：宫廷爱情是否真的曾作为某种特定的性与爱情行为代码而存在，甚至是否曾作为关于此类行为应当由什么构成的一套连贯观念而存在。这些祛魅中最早、也最令人愉快的一次，出自 E. 塔尔博特·唐纳森1965年题为《宫廷爱情的神话》的文章。它的出发点是：“宫廷爱情为研究一个如此关注爱情的时代提供了太有吸引力的背景；即使它从未存在，学者们也会觉得将它构造出来十分方便——事实上，他们至少部分地已经这样做了”（Donaldson 1970, 155）。文章指出，在那些被认为可以相比的宫廷爱情版本之间，以及宫廷爱情代码与我们所知的中世纪生活其他方面之间，存在许多不一致；尤其强调人们所假定的通奸的中心地位，并最终得出结论：¶

至少有一部分所谓宫廷爱情，在中世纪并不比此前或此后更真实。至于其中较好的部分，也就是我一直称作升华的部分，它在中世纪当然是真实的；此后，它又因成为神话而获得了增添的现实性。（Donaldson 1970, 163）

但事实上，理解“宫廷爱情”的很大部分，似乎必须在于承认它始终有一部分是神话；我们可以采用乔治·格罗特的定义，将神话称作“一个从未成为现在的过去”（Grote 1861, 44）。并非只是现代宫廷爱情观念，是中世纪观念经过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浪漫情调、或浪漫主义折射而成的效果；更确切地说，宫廷爱情的各种形式，在其整个历史中，始终是不同锐角的折射及不同移情效果的产物。所以，我们不应指望能从反讽或混杂的宫廷爱情中，分离出直接或纯粹的形式；因为在实施这一代码时，人总是在演出自己想象中他人的行动，这就是代码的一部分。¶

因此，也许一切求爱都带有某种代理性：人若不占据别人曾经站立的位置，就无法凭自己的资格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站出来。浪漫话语的兴奋、激发与求请，通过引用被设计并放大。翁贝托·埃科通过这类转移来界定后现代主义：¶

我把后现代态度想象成一个男人的态度：他爱上一个极有教养的女人，知道自己不能对她说“我疯狂地爱着你”，因为他知道，她知道（而且她知道他知道），这些话芭芭拉·卡特兰已经写过了。不过，仍有解决办法。他可以说：“用芭芭拉·卡特兰的话，我疯狂地爱着你。”这时，他避免了虚假的天真，明确说出已不可能天真地说话，却仍然向这个女人说出了他想说的：在这个丧失天真的时代，他爱她。如果这个女人接受这一点，她依然收到了爱情的表白。（Eco 1994, 67）

这段话闪烁着迷人的机智，因此常被引用，用来赞美当代人的聪明。但一切爱情宣言始终都是这一类，尽管在其他时代，被召来的可能是卡图卢斯或赫里克。因为在人类生活中，除了置身于一种庄严化的引号之中，没有人能够作出“宣言”；正如只有中世纪骑士，或如今报纸标题中的人物，才会“立誓”任何事情、“斩杀”任何人，或被任何事物“重创”。宣言——“我愿意”；“我国已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乔治·贝利，我会爱你直到死去那天”；“西蒙·加斯科因，我要为这事杀了你”——都是我们意在让别人认作确实当真的话。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挪用那些被认为适合该情境的庄严公式；恰恰因为这些公式并非出自我们自身，它们才得以在未来中、也对未来约束我们，无论后来证明我们当时是否真心如此。¶

无论如何，任何诱惑行为的现场，至少都有六个 dramatis personae〔戏剧人物〕挤在一起：希望成为恋人的人；他所希望得到的爱人；求爱者认为自己所是的恋人；求爱者认为其所爱者所是的爱人；被期待为爱人者认为自己所是的爱人；以及被期待为爱人者认为其求爱者所是的恋人。每一个都可能吸引或截获本该传给其他某一个或所有人的言说。¶

这就是为什么代理求爱如此普遍，又如此出人意料地成功且被接受；即使——也许恰恰因为——它所遭遇的寄生性转向与阻塞，为喜剧或悲剧的复杂情节提供了大量素材。奥维德建议：“先设法认识你想赢得的女人的侍女；她会使你的接近变得容易”（Ovid 1929, 37）。莎士比亚写作时，婚姻撮合与受托求爱是常见做法（Greer 2008, 59）；他尤其喜欢这一戏剧手段，《第十二夜》中薇奥拉扮成西萨里奥，代表奥西诺公爵向奥莉维娅求爱，就是突出的例子。首次出使时，薇奥拉利用自己处境的做作性，明确表明自己如何认真记熟了角色台词；当被迫超出角色即兴发挥时，又假装不自在，从而试图在她与那个名字几乎是自己名字字母重排的对象奥莉维娅之间，建立一种会心的亲密——假如是我向你求爱，我就会这么做。她以亲热伙伴式的口吻，嘲弄痴情恋人的荒谬，达到高潮；她设想，自己会：¶

写下忠诚的诗章，歌唱受鄙弃的爱，
即使深夜，也高声唱出；
向回响的群山喊你的名字，
使空中喋喋的闲话
大声呼出“奥莉维娅！”啊，在空气与大地
这两种元素之间，你将无从安歇，
除非你怜悯我。（Shakespeare 2011, 1198）

莎士比亚让这场逗弄交谈的双方，围绕西萨里奥台词的进进出出而游戏，以至两人都不知道台词究竟在何时、或是否已经被传达。她的反讽似乎带来的免疫，提供了容许严肃性建立的托辞。诱惑者知道虚拟式所具有的暗示力量，而薇奥拉不知道，或者并不完全知道自己知道。¶

莎士比亚似乎对代理性（vicariance，来自拉丁语 vicis，意为变化、交换、交替）所伴随的变故尤其敏感。《无事生非》中的克劳迪奥就认识到这一点：他开始怀疑，朋友唐·彼德罗向他心爱的希罗求爱，是为了自己，而不是按照约定为了克劳迪奥：¶

友谊在其他一切事上都恒常，
惟独爱情的职务与事务除外；
因此，一切恋爱的心都该用自己的舌头；
让每一双眼睛为自己谈判，
不要信任任何代理人。（Shakespeare 2011, 920）

即使作者希望、或佯称为自己而写，迂回与衍射的成分也常进入其请求。圭多·卡瓦尔坎蒂向自己正在唱的那首歌提出请求，要它把自己的爱带给不在场的女士：¶

Deh, ballatetta mia, a la tu’amistatequest’anima
che trema raccomando:
menala teco, nella sua pietate,
A quella bella donna a cu’ti mando
Deh, ballatetta, dille sospirando,
quando le se’presente:
‘Questa vostra servente
vien per istar con voi,
partita da colui
che fu servo d’Amore’

啊，小小的歌，我把这颤抖的灵魂托付给你的友谊。带着它，带着它的痛苦，去见我派你前往的那位美丽女士。啊，小小的歌，当你来到她面前，请叹息着告诉她：“这是您的仆人，前来与您相伴；它离开了那个曾为爱之仆人的人。”（O’Donoghue 1982, 270-1）〔译注：底本意大利语首行的“amistatequest’anima”连写，照原文保留。〕

另一个“由代理人”求爱的鲜明例子——借用《皆大欢喜》中罗莎琳德的说法（Shakespeare 2011, 181）——是理查德·克拉肖约在1634年写的《致他（假想的）情人的愿望》。标题中的情人不仅被想象，而且完全是虚构的，因为她是完美的“神圣／理念”（Divine/Idæa）。克拉肖要求我们同他一起想象：他希望这样一个典范存在的愿望，本身也许就足以使她成为现实：“我的愿望啊，去遇见她，／请她来享我的福乐，／你们就叫作我不在场的吻”（Crashaw 1927, 195）。这些被派往假想情人处代为呼吁的愿望，既呼求她，也把她召现出来。诗人既希望拥有情人，又希望能够去希望拥有她，二者并不相容。诚然，诗歌期待愿望得到满足，在其中，“她若敢成为／这些诗行希望看见的人，／我便不再寻觅，就是她”（Crashaw 1927, 198）。但最后，诗人来到一个悖论：他所希望的情人，恰因满足他一切可希望之物，而使他再无可希望：“我愿她丰饶／的美德，使她贫于／愿望；而我希望——不再”（Crashaw 1927, 198）。最后四个词既可以读成“我不再希望别的”，也可以读成“我停止希望”；前者是圆满，后者则是一种吞噬一切的荒凉，因为这些愿望并不是那种寻求许愿惨淡终止的愿望。我们也可以把“不再”读作突然、甚至略带惊慌地打断某条思路，因为它会导致那些维持诗歌存在的愿望死亡。这些都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厢情愿的思考”，因为它寻求的不是满足，而是惆怅地延长自己的许愿。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鼓励我们把愿望视为前往情人处的使者，而这些愿望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行动。诗人的愿望并不把诗人的请求传达给情人，而是把情人的幻想传达给那个想要希望得到她的诗人。她在这种代为请求的游戏中、并由其形成。¶

爱情的请求，是确保我们今天所谓可持续性、或让渴望长寿的一种努力。爱情状态以持续欲望为特征，而非一种稳定、满足、满怀敬意的赞赏状态；它通过更新的请求形式，被维持着生命与火光。但浪漫爱情这种“需要持续的需要”的真正功能，也许是维持请求行动的必要性与条件，因为请求在人类关系中似乎如此根本。欲望看似产生请求，但欲望需要请求来获得界定、维持存在。不是需要使请求变得必要；相反，请求本身是在一切交流中确保“需要去需要”。爱情请求佯称在说“像我爱你一样爱我”，但这遮掩并通向一个更大的命令：“像我一样，把你自己交给爱情请求的游戏性命令。”¶

求爱当然也可能发生于爱情或性以外的许多情境中：下一章将讨论不同类型求取者的活动。但求爱行为进入社会关系，有一个特别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精神分析著述对求爱的关注。玛格丽特·马勒在约2岁的“较大幼儿”中识别出一个阶段：幼儿开始意识到，“世界并不是任他取用的牡蛎，他必须‘多少靠自己’应对它，而且常常是作为一个相对无助、渺小而分离的个体，无法仅仅因为感觉到需要，甚至说出这种需要，就命令救济或帮助到来”，于是对母亲发展出某种“求爱行为”（Mahler, Pine and Bergmann 1975, 78）。更一般地说，教育者熟悉“给老师送苹果”策略的各种变体，学生通过语言和行为，以象征方式许诺或提供它们。向父母求爱的儿童，正在为成人的情欲求爱铺设模式；正如本章前面所述，在人类及许多其他生物中，这种求爱都包含自愿幼儿化，或调动弱势。较大幼儿并不知道自己行为中隐含或预示的情欲性；但其效力可能依赖一种预示性的相似：它类似于后来某个阶段那种看起来又是对这一早期行为的重演。幼儿与成人求爱之间的移情关系，使重复在另一种意义上成为请求的执行部分。¶

精神分析师也经常把患者的求爱与诱惑行为，描述为他们所谓移情的实例：在精神分析的相遇中，演示那些源自患者情欲或家庭经验的态度与行为（Bergen 1958, 419; Atkinson and Gabbard 1995, 178）。对这些行为的报告，无疑也是其戏剧构作的一部分，在其中，解释（interpretation）与代为请求（interpetition）可能紧密相连。至少在精神分析的古典或认可形式中，分析师应当对患者的诱惑尝试不为所动，同时又试图通过比患者自身更好地理解这些尝试，而从中获得满足。面对接受分析的儿童，把其行为归为求爱，必须为自身辩护，以免令人不安地类似于恋童者的确信：自己才是被受害者狡黠手段诱惑的一方。¶

求爱与追求行为的宫廷传统，暗示它们发生于一种私人而亲密的空间，与较公共的社会交换形式分隔开来。但中介形式的坚持出现，无论采取使者的形式，还是采取求爱似乎产生的各种人格面具的形式，都表明求爱应被理解为充满象征替代的活动。这些替代证明，社会关系存在于每一种爱情行为之中，无论它看起来多么隐秘或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