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求取

恋人的求爱与追求，是人际关系中种种寻求和要求行为的情色变调。到这里我们应当开始看出，这些行为与其说自身构成一个独立类别，不如说是几乎一切人类行动的一个特征。虽然它们的方法和目标有别于求爱和诱惑，却都是一种寻求与求取的请求性力比多的变体（力比多在此既指你想要的东西，也指你想要去想要的东西）。《牛津英语词典》仅收录了 suitage 一词的一处用例，出自一本土地测量技术书，书中说：“疆界情况表明，土地与不动产所负担的劳役与求取义务（Seruice and Suitage），应归于哪位领主、哪一爵位领地、城堡、庄园等等”（Folkingham 1610, 72）。正如常见的配对“suit and service”（应召服役与劳役），以及交替使用的“homage and suit”（臣服与应召服役）所表明的，直到16世纪，suit 往往指履行义务，而非寻求利益。一部1685年的贵族家族史使用这个当时已属古语的词，表示更为具体的缴纳：理查一世的追随者沃尔特·德维尔“为赎回国王缴纳了他的 Suitage；他也为内侍奥布里之子罗伯特的封地缴纳了诺曼底战争所需的款项。在约翰王元年，他又按半个骑士采邑的份额，为另一次诺曼底远征缴纳 Suitage”（Halstead 1685, 76）。¶

似乎是在16世纪上半叶，随着诉请、请愿或爱情意义上的“献殷勤”逐渐成为这个词的主要用法，欲求取代了 suit 中的义务。鉴于 suitage 的词汇履历如此单薄，我希望获准借用它，表示寻求、求请和明确表达欲望的全部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可能应得或引起的回应。如此看来，求取比本书已经考察的请愿、乞求、政治要求、祈祷和求爱等专门形式，种类更多，分布也更广。我们可以用求取来命名弗兰克·惠厄姆所观察的过程；他平静地、却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设法让彼此去做事情”（Whigham 1981, 868）。今天我们乐于称为“能动性”的东西，主要不是在我们自行发起或为自己实施的行动中得到运用，而是在招募代理者替我们做事时得到运用。事实上，一切能动性都是在间接格中，通过其他事物、与其他事物一道、借助其他事物或为了其他事物而施行：如果我走向食品储藏室，就必须动用我们所谓的手段，例如我的双腿，来完成此事。一切行动都是交互性的远距作用；distance 来自拉丁语 distare，意为站在两个地方，其中 dis- 可与梵语 dva（二）、dvis（两次）相比。这也包括“为自己”或“代表自己”行动这一观念引入的自身距离：人在其中必须把自己分成两个“半边”（古英语 healf，边）。¶

我们很容易认为，这类求请和劝诱行动，是人类这种高度符号化、拥有大量不同交流手段的生物格外鲜明的特征——但前面对动物乞求行为的考察或许已经表明，我们最好承认，一切生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符号生物。例如，可以看看刚地弓形虫（Toxoplasma gondii）的作用：它以一种叫 gundi 或“梳趾鼠”的非洲啮齿动物命名，1908年人们首次在该动物体内发现它。它是猫的寄生虫，会使其感染的啮齿动物改变行为，丧失对猫的恐惧（甚至受到猫尿的吸引），从而更容易被猫捕获。猫连同啮齿动物一起吞下寄生虫，便使它从中间宿主返回猫体内的终宿主，在那里繁殖。但据估计，人类偶发感染的比例为30%至70%，而且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这种感染会伴随行为变化，例如各种抑制减弱，尽管未必也会更加受猫尿吸引（Berdoy, Webster and Macdonald 2000; Webster 2007）。对人类这样的物种而言，这种附带感染所寻求的是什么，又带来什么后果？我们对这类问题的好奇，无论隔着多少层，是否其实是猫的好奇？也就是说，在这场倾向、欲求和请求往返穿梭的莫里斯舞中，谁拥有“能动性”，究竟是什么在施行行动，谁或什么具有优先地位或行动能力？劝诱修辞属于一种横贯符号学与生物学的寄生逻辑：suasive 源自 suavis，意为甜，与古英语 swete 相应；拉丁语、日耳曼语的这些词，与梵语 svādús（甜）共享印欧语根 swād-。¶

生物学家把刚地弓形虫的这种效应称为“操纵假说”（Hughes, Brodeur and Thomas, 2012）；但在人类日常社会生活中，这个概念一眼就能认出，证据也俯拾皆是。manipulation（操纵）源于拉丁语 maniplus（一把），这个词的历史，无论在炼金术还是提供性满足的语境里，都有浓厚的魔法、伪装或隐蔽行动的意味。操纵总使人联想到幕后或表面之外发生的事情。惠厄姆所谓“让彼此去做事情”中的“彼此”，远远不只是相互性，因为它总会牵涉请求者与姑且称作被请求者之外的其他人。只要让别人替你做事的方式超出了专横的“照做，否则有你好看”，它就总要依赖某种字面意义上的召唤：借助对在场或不在场的他人的暗示，唤起道德规范、社会期待和潜在报酬。这些他人持有相关看法，因而构成催促、轻推、鼓励、引导及其他暗示性劝诱行动的隐含听众。促请的过程确实可以把他人招募进来，也可以召来“别人将怎样看待此事”这一前景。本章所着眼的，正是这些“从旁敲侧击中探出正路”的方式（Shakespeare 2011, 302）。¶

偏行的试探

我在第6章指出，求爱经常带有代行性质；但通过代理实施的并不只是爱情请求。各类文学请求常有替代或委托的形式，例如请求他人代自己提出请求；最明显的就是宗教虔敬中请求圣徒代祷。反过来，文学请求也常替那些被认为无力自行表达请求的人或实体发言。在这些场合，作家并非借中介表达自己的请求，而是假装容许中介借用自己，表达中介自身的请求。作家常常正是为了进行这种想象的代求，才虚构人物或不能言语的存在：他召唤出一个实体，以便能够承担它的请求行动。例子包括威廉·邓巴的《灰马老邓巴的请愿》（Dunbar 1893, 2.215-16）、弗朗西斯·霍普金森的《哈特尔伯里农场的酸模、蓟与荨麻呈伍斯特主教大人的卑微请愿》（Hopkinson 1792, 3.139-42）、安娜·莱蒂希娅·巴鲍德的《老鼠的请愿》（Barbauld 1994, 36-7）、约翰·克莱尔的《林中仙女的请愿》（Clare 1989, 1.201-2）、罗亚尔·泰勒的《马萨诸塞农民的狗向主人的请愿》（Tyler 1968, 78-9）、汉娜·莫尔的《黑人男孩的请愿》（More 1830, 36-7）、阿尔弗雷德·多梅特的《名片盒的请愿：致一位女士》（Domett 1833, 120）、托马斯·坎贝尔的《山毛榉树的请愿》（Campbell 1907, 245-6）、托马斯·英戈尔兹比的《教会的请愿》（Ingoldsby 1881, 181-3）。这类文学上的代为请求，把文学性本身通常提供的代言性归属充实了、字面化了；例如情书唤起的爱情语言形式，就有助于构成恋人的请求。¶

让书籍或文字作品自身发声，往往会强化这种文学代求。奥斯汀·多布森的《藏书票的请愿》（Dobson 287-8）就是如此：它给了一张藏书票一个借口，记下自己在一双双文人之手之间的旅行：¶

第五位主人在齐普赛德找到了我。
那是个学者，属于那种人， 他的希腊文比袜子牢靠；
他爱古书，也爱浓醇麦酒，
所以住在斯特里瑟姆，特雷尔家隔壁。
正是在那里，我炫耀的这片油渍，
沾自约翰逊博士的烤面包。（Dobson 1897, 287-8）

约翰·拜罗姆的《被动分词向〈绅士杂志〉印刷者的请愿》，抗议一种渐趋流行的做法（后来证明只是暂时的）：用完成时形式替代被动分词，例如以“broke”代“broken”、以“wrote”代“written”、以“mistook”代“mistaken”（Byrom 1773, 1.107）。这首讽刺小诗几乎唯一的长处，是把提出抗议性请求的力量赋予一个词类，借此玩弄主动与被动互换的观念：¶

我是被动的，也愿继续被动，恳求
从今往后把这种滥用 forbore，
如果不是 forborn；因为照所有拼写书，
即使算不上 mistaken，也全是 mistook：
用明白的英语说，那些已经向我 fall’n（落下）的东西，
若未曾向我 fell（落下），那也就好了。（Byrom 1773, 1.107）

这类请求的间离形式，常常容许反讽或讽刺的用途。约翰·德纳姆的《致尊敬的下院五位议员：诗人们卑微的处境》，既模仿各行业成员为保护自身特权而提出的种种申诉，也模仿诗人传统上的怨诉：¶

固定格式的祈祷虽令人憎嫌，
固定格式的请愿却大受称赞：
所以，别人从灵魂的深处起诉，
我们则从酒碗的最深最底处。（Denham 1928, 128）

但德纳姆的模拟请愿并非真为诗人代言，因为他意在谴责议会篡夺了诗人说谎而不受惩罚的传统特权：¶

我们的特权却古老而天生，
不靠任何法令或立法权支撑。
首先，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不惧监牢，也不怕传令官索钱。
其次，只有我们奉权威之命说谎，
可在这点上，你们也已抢先。
再说一个老习惯，先辈们称它
为诗的特许，向来据为己有。
凭此我们能把老年变成青春， 把无意义变成意义，把虚假变成真理；
总之，使一切缺陷变为美德，
不知哪个诗人或魔鬼教会了你们这门本事：
你们侵占了我们的这份财产，
将它化作两院共有的特权。（Denham 1928, 128-9）

这类代理的或归赋给他者的请求，某种意义上与呼语（apostrophe）相反。这种修辞格字面上表示从一个言说对象转身面向另一个对象，通常指向抽象、不在场或无生命的实体说话——“万岁，神圣的光”、“老虎，老虎”、“你这依然未遭侵犯的宁静新娘”，等等。乔纳森·卡勒认为，呼语是通过诗的行动使宇宙获得生命，而这样的赋生同时也是诗对自身赋生能力的自我赞颂。卡勒说，它是“诗的自负的纯粹体现：主体宣称，他在自己的诗中并不只是一个经验性的诗人、一个写诗的人，而是诗歌传统和诗之精神的化身”（Culler 2002, 143）。相较之下，代理性的诗歌请求构成一种 prosopopoeia，即让通常无声的实体获得声音——prosopon poein 的字面意思是“制作一张面孔”。拟人代言有时与呼语相提并论，因为向某个实体说话，似乎暗示或激发了它作答的能力。在呼语中，人向无生命之物发出一种请求，一种潜在的、把它召入语言的呼唤。在拟人代言的请求中，请求的力量被赋予对象，表面上仿佛是它原有的力量，实际上却是借来的；诗人给请求的对象以声音，使它看似从诗人、乃至诗本身那里租来了这声音。在这里，一切似乎都向其他一切、并替其他一切提出请求。这些重复加倍的点名行为（appellation），借点名要求对象以其名字、以自身名义作答，其回声向内递归地鸣响，仿佛无穷无尽。¶

乔叟的《向钱袋申诉》，即使不是他写的最后一首诗，也属最晚期的作品之一，其对象是新加冕的亨利四世（Chaucer 2008, 656）。最直截了当的拟人手法，本可以把申诉放进钱袋张开的嘴里，乔叟却设计了一种更曲折的请求，向钱袋本身求告，从而暗示金钱与性之间的一系列联系。“如今你这么轻，我真伤心”，他向自己“亲爱的女士”（lady dere）诉苦；这里的“亲爱”既是珍贵，也是昂贵，仿佛袋里的钱全被花在维持她轻佻的享乐上。诗人因钱袋的轻而沉重，重得简直可以像尸体那样平躺。乔叟巧妙玩弄各种轻与重——太阳的光亮，因而也是沉重黄金所具有的使万物繁育的光亮；他想象金子叮当作响，压重自己的钱袋——以此拿自己的严峻处境开玩笑。他假装在向钱袋作“supplicacioun”（恳求），从而向国王恳求，也就是说，假装自己在假装恳求。请求深深嵌入日常财务往来，或许同开具发票和收据一样平常，以至于如约翰·伯罗所说，诗人“往往尽情发挥各式奇思妙想，偏离正式 supplicacio 的乏味事务，希望使他们指望能提供补救的读者感兴趣或感到快乐”（Burrow 2011, 349）。这首诗提醒我们，它和作者的职责，是把作者的财务困境说得轻松，提供一场可能认真解决这些困境的娱乐。文学请求激活并变换着哀求与取悦之间的关系，在哀诉中给予快乐。这种快乐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请求中直截了当的要求，经由呼语和假托的狭道发生偏转。¶

一份题为《穷学者的破衣请求》的17世纪匿名小册子，对此作出了机智的变奏。“suit”一词从15世纪起已用来指一套相配的衣服，其含义从拉丁语 sequere 中的跟随或适配之意展开。这首诗将这个词的提示发挥到底，乐趣在于尽量纺织有关求取与服装的双关：“我有一个 Suit 求你：愿你／好心再送我一套 Suit”（Anon 1668）。到17世纪末，这个双关早已被用得十分熟烂：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中的庞培在清点自己看管的囚犯时，说到“凯珀先生，因绸缎商三绒先生的起诉（suit）而来，为了大约四套（suits）桃色缎衣，如今那桃色倒把他揭发成了乞丐”（Shakespeare 20011, 822）。〔译注：引文年份“20011”照底本保留。〕当时纸张通常仍由旧布制成，这首印在可丢弃单张大幅纸上的诗，因而把自己粗俗而顽皮地卷入身体与文本的互动：¶

我的帆布紧身衣后面全磨穿，
我在那里垫首诗，好把风遮拦：
两个狡猾小鬼跟在我后面，一个或两个，
（像孩子读角片识字板）透过布把诗看完。（Anon 1668）

角片识字板是把课文装在木拍或“羽毛球拍”形板上，再覆盖半透明角片加以保护的学校读物（Tuer 1897, 2, 5-6）。读者似乎受邀想象，自己也正透过一层同样薄透的隐喻之纱阅读这篇文本——然而这隐喻的本体却是字面意义的事实：他们手上拿着的这张文本，对作者尊严的保护薄弱得很。纺织品的隐喻常用来暗示演员或扮演者像稻草人一样的处境，例如哈姆雷特把克劳狄斯说成“一个零布碎片拼成的国王”（Shakespeare 2011, 317）；后来，W.S.吉尔伯特《天皇》中的南奇浦又将它通俗化，自称“我是个流浪的吟游诗人——／用零布碎片拼成的人，／由民谣、歌曲和片段组成”（Gilbert and Sullivan 1976, 299）。请求的根据，是请求者本人也耗损得同他的破衣一般；但《穷学者的破衣请求》炫耀式的双关之富，又戏弄着这样一个事实：请求行动其实与其目的毫不相干，它的目的是从无中生出一场有趣的请求表演。请求者的诉求／衣服像纸一样薄，满是补丁，最终催生出这位沦落到“距离湮灭只差一步”的学者最后的恳求：¶

总而言之，它是一块杂乱粗糙的
破布，无物可以比拟，
薄得连想象都无法碰到它，
又像“无”到了无物可像它。（Anon 1668）

直到18世纪末（以各种曲折而隐蔽的方式，也延续到了远为后来的时期），文本中求爱的修辞，总有一种副文本上的求取修辞相配：那就是向现实或未来赞助人献上的请求性献辞。顾名思义，文学献辞暗含一种献呈，即通过标示某物为礼物的行动，正式把礼物献出。作者其实并不把一本书赠给赞助人，因为献辞的全部要旨在于让其他人、也就是真正买书的人读到它。相反，他所赠予的，是公开宣告自己献礼的行为，以及将忠诚和未来服务更广泛地奉献给受献者。有时，这表现为偿还债务，例如诗人因贵族慷慨而获得安逸生活和住处，或当代学者写下对资助其休假的基金会的感谢。但这些看似结清欠账的举动，实际上通常应理解为首付款或赔本的招徕品，希望换取未来的工作、报酬或其他好处。请求与赞助紧紧相连：请求行动既激发赞助人的慷慨，也让他预尝将得到的回报。献辞的一个特点，是把过去、现在、未来像手风琴一样折叠起来。诗人借献辞感谢过去的慷慨，又在表达谢意的现在时中，或明或暗地表达出“希望今后还能源源而来”的愿望。我们已反复看到，几乎没有乞求或请求不以某种相应的自我贬抑或致敬开始。尽管献辞努力营造出完全自发的印象，它实际上暗含、也符合一份情感契约的条款。受献者受到一种奉承式的求爱，这既提升他的自我形象，也因其公开实施而增添他的社会身价。¶

文学献辞只是向赞助人寻求好处的一种具体形式。中世纪后期，社会关系变得更复杂、更有流动性，赞助关系于是成为建立归属、效忠和依赖网络的手段；patronage（赞助）一词表明，人们将由此给予新近萌发抱负者的信任、恩惠与保护，看成亲属体系的一种延伸。在这一过程中，赞助关系形成了真正的亲属制与充分现代的社会之间的中间阶段；后者至少在原则上，以原子式个人的才绩为基础。但事实上，表面上现代的社会保留了亲属体系的许多特征和功能，尤其通过学校、学院、军团、学术系所、政党、公司、专业，甚至社交媒体粉丝群等机构所提供的地方性归属与效忠形式，继续为抱负、受保护的培养和晋升提供类似氏族的框架。社会很少能在这些内部社会奋斗的缓冲地带之外提供晋升机会；这些地带如同宫廷，或相对封闭的空间，在其中，竞逐地位的能量得以容纳、集中、协调，进而传递。事实上，在政治秩序的规范性叙事中，公民社会特有的抽象、非人格的管理形式，并非简单取代部落社会，仿佛政治秩序从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走出亲属制”中产生（Fukuyama 2011, 81）。这些普遍化、非人格化的形式，反倒提供了一种政治货币，使准部落飞地、行会和同辈群体关系、粉丝集体（尤其是那些意味深长地被称为“bands”的乐队之追随者）、身份构成，以及其他规模不大却无处不在的“再家产化”形式，得以协商、巩固和交易（Fukuyama 2011, 81）。公民社会并非机会均等的开放场域，或均匀的层流场，而是对地方性亲属关系的不同小隔室进行网状协调。¶

虽然请求的本性总是收敛和掩饰，它却为赞助关系提供电流或生命力（vis vitae）：激活联系，维系和阻塞回路，引发和释放社会张力与势能的流动。请求中实施的符号性寻求，把一个集体从静止图表变成一个动态而多变的经济体，决定谁在圈内、谁在圈外，谁已发迹，谁正钻营上升。古典思想为这种特定的寻求所起的名字是 thymos，希腊语 θυμός，即意气。当代意气的形式主要围绕荣誉，或要求承认，以及它令人痛楚的对抗性寒颤——羞耻那既遭碾压又碾压自身的自责——而非财富、好处或权力；虽然后几者仍几乎独占当代社会理论的关注。¶

意气的运用接近意志的运用，它也确实常被译作“精神”，如同说一匹马精神抖擞。但与意志的宣示或施行相比，意气的作用领域更具体地属于社会和政治，因而也更复杂、更受条件限制。意志把能量从自我向外投射，以克服自我自由或扩展的障碍；意气则聚焦于一种反身感受，即我们觉得他人理应给予自己的承认。因此，意志是离心的；意气却总要绕经他人的敬重，寻求放大后返回自身，因而是向心的。这种循环性不仅体现在 centripetal（向心的）中 -petal 所表示的寻求或努力——它是拉丁语 petere 的又一分枝——也体现在 ambition（抱负）这个词中。它源于拉丁语 ambire，意思是四处走动，具体说是像竞选公职者拉票那样四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它等同于 petere。这种走动的一个现代对应物，是如今用一个绝妙而犬儒的说法叫作“working the room”（把整个会场经营一遍）的做法：确保自己已在房间里走遍，与可能帮得上忙的人进行闲聊这类小额交易，相当于灵长类群体中胸怀野心的下属尽职地替上级梳毛。抱负的暧昧性来自这种间接寻求；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披上候选人的白色长袍求取选票时，正觉得这是难忍的羞辱：“我为何要穿这狼皮长袍站在这里，／向霍布和迪克乞求／他们那显然毫无必要的认可？”（Shakespeare 2011, 229）。¶

意气的奋斗与竞争常常以相似者而非相异者为对象，因此它不仅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而且常带有炽烈的同性社会性。这种只看近邻的短视，使人只注意自己与那些半同一者之间的相同与差异；其原因是，人所寻求的不只是好处，更是那些意见算数的人对这种好处的承认。福山解释说：¶

人类想要的不只是食物、饮料、兰博基尼或下一次毒品快感之类身外之物。他们也渴望别人对自身价值或尊严作出肯定判断。这种判断可以来自内心，如同勒翁提俄斯的情况，但更常由周围社会中的其他人作出，是这些人承认他们的价值。如果获得这样的肯定判断，他们就感到骄傲；如果得不到，则会愤怒（认为自己被低估时），或羞耻（意识到自己未能达到别人的标准时）。（Fukuyama 2018, 18）

许多社会普遍限制女性获得公共权力和地位的机会，这往往使女性在创设和维持身份地位、而非权力的策略技艺上，变得更精熟、更专注、更有创造性；身份地位可以定义为他人眼中权力的显现或假定。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姐妹之间和母女关系中竞争何以如此尖刻。同我们其他人一样，高薪运动员和电视主持人似乎对报酬绝对水平的关心，远不如对以下情形的关心：自己通常已十分可观的薪酬，与同行薪酬间微小差额所带来的自我价值受辱。多数人对于自己比从前富裕，远不如对于自己眼下比可比之人略差来得在意。2020年COVID-19疫情封闭期间，传统考试无法举行，我所在大学给所有学生24小时在家完成答卷，而不是通常的3小时。几乎立刻，那些在旧制度下因经认证的种种不利条件，成功申请到通常约半小时额外时间的学生，就开始请愿，要求在本已让人疲惫的24小时之外再延时，以保住自己的优势，仿佛囚犯请求延长刑期。有充分理由怀疑，社会政治动荡至少同样经常源于这种横向怨愤，而非来自下层那些被严重剥夺者的反叛怒火。¶

意气常与愤怒和易怒的怨恨相联系，但这个概念的优点是，它也能够经由许多不同的情感调性表达，包括与较温顺、较自我贬抑的请求表达相联系的调性。随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世界的宫廷日益扩大、赞助关系愈发复杂，请求文化形成，意气的能量在其中格外显著，并且活跃地分化成多样形式。如此野心勃勃地追逐声誉和承认，羡此人的才赋、慕彼人的才能，却采取请求而非直接宣示或要求的形式，这似乎是一种意外的反转；但本书读者知道，我不会容许他们长久忘记：意为寻求的词根 petere，仍存续于 appetite（欲求）、petulance（任性）和 competition（竞争）等词中。请求是这样一种文化的主要表达形式，我们可以用一个零度词 petitive（寻求性的）来形容它；颇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有用的词直到朱利安·赫胥黎论述祈祷时才首次见诸印刷（Huxley 1923, 297）。意气冲动折射而反身的运动轨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书已屡次注意到的、卑躬屈膝与自我膨胀之间“疯狂的跷跷板”（Whigham 1981, 878）。在一个复杂、联系紧密、社会际遇不断浮动的社会里，对多数既无机会积累巨额财富、又不能指挥夺权军队的人来说，获取地位需要置换和收买，因此借他人之手代行抱负不可避免。这意味着，渴求敬重的欲望——在人类中似乎无法压抑，而且符号形式越多，就越专横——在很大程度上必须通过请求式协商来实现。请求取代冲突，因为与伤害或死亡相比，强迫取得的敬重代价很低，看起来也算不了什么；但它是通过把冲突分化成新的、更微妙的对抗关系形式来取代冲突的。文明以优化生存的降位仪式，取代风险高、代价大的冲突形式，但这只是使冲突转向，并未将它清除，所以社会生活依然是一个忙碌的乞求战场。¶

如同气体热力学中那样，宫廷、学院或公司这类相对封闭空间的压缩，会引起更高的能态，以及复杂内卷形式的发展。惠厄姆把伊丽莎白时代宫廷的赞助关系描述成这种正在形成的受压电路图，而请求就是形成它的动力。一切恩赏与特权都源自君主，但女王并非每个宫廷成员的辐射中心；宫廷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代求网络，由朝臣与行政官员构成，“他们组成一个多层次的中介矩阵，而且自身也要求从下方、同样也从上方受到求取”（Whigham 1984, 12）。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设想静态等级结构里的固定位置，而应设想暂时占据这些位置的人之间不断更新的行动模式；惠厄姆解释说：¶

大多数自我呈现的行动，在等级相邻的个人之间流动，他们在各种亲密程度、各种距宫廷核心王座的远近位置上，寻求并给予赞助。谈到求取者与赞助人时，我们应强调定义他们的活动，而非他们永久占据的物化角色。各个等级的朝臣都轮流（在混合的三层群体中，甚至同时）是向上级求取的人，也是下级的赞助人。（Whigham 1984, 12）

惠厄姆指出，恳求恩惠与利益的修辞，与另外两种主要的恳求语域——情色与宗教——相互交叉，并提出：“政治请求或许能够使我们对与之同构的情色欲望和宗教欲望领域产生新的认识”（Whigham 1981, 878）。琳达·利维·佩克以令人欣然的论述扩展了这一建议：¶

在君权神授的君主制中，国王本人及当时许多其他作者，都使用上帝这一自由赐予恩典者的隐喻；宫廷中的赞助人或掮客，可能把自己看作类似于圣徒的人物，在全知的上帝面前代求，为请求者和自己带来救赎与恩惠。（Peck 1993, 17）

请求的文学性在16世纪凸显出来，因为请求开始更经常地通过书信往来进行。我们留存至今的、有关请求过程的最生动亲密的材料，事实上恰是书信；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一看法。文艺复兴戏剧的丰厚传统，则十分清楚地显示了个人接触及不同正式程度的谈话的重要性——例如所谓觐见上位君主的“接见”——我们也应继续关注这些形式。但作为扩展并维系一套越来越具包容性（因而也越来越无法定局）的关系的手段，书信及惠厄姆所谓由“秘书、教师、文具商和信差组成的人力机器”（Whigham 1981, 867），在协商关系的工作中取得了新的重要性。stationery（文具）这个词的历史光彩斑斓，本可以比我在这里有机会或有胃口做的更长久地停留其上：它来自 stationarius，在不同时期曾指哨兵、邮差、警察、书商、抄写员，以及从1650年代开始的书写用品供应者（Pollard 1937, 2-5）。书信比其他形式的请求更能强加回复义务，并使意气的交换正式化——我们至今当然仍说“paying our respects”（致以／支付敬意）。正如货币固定了欠债与拥有之间的关系（这两个词在17世纪初可能意思相同），正式化的“请求书信”中的奉承与求请，也构成了调整和交换敬重的主要意气货币。¶

请求信中一种较常见的要求，是请收信人自己再写一封信，支持写信者或第三人。回应这种书信请求而写出的信，会延长并繁衍请求工作。这类信采取我们熟悉的证明信、推荐信或支持信的形式，是请求性赞助网络在当代世界继续存在的方式之一，尽管它们已适应了更官僚化、也似乎更中立的评估与任用机制。“reference”一词在19世纪初开始用来表示前雇主所写的证明。证明信源自15世纪起用于确认外交代表身份和地位的“letters of credence”或“credential letters”（国书、身份证明信），属于19世纪发展起来的专业化时代。如今，写证明信的仪式看似几乎完全纳入了规范劳动市场招聘公告、任用与晋升流程的法律及官僚程序，但它也证明赞助关系与期待仍然存在，甚至在某些领域还有有限度的兴盛。请求的形式和力量继续在竞争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求职时，当然可以只列出一位证明人，藉此把未来雇主“引荐”给对方，征询意见。但几乎所有情况下，申请者都会出于机敏或礼貌，先问潜在证明人是否愿意被列名，其中强烈暗示所提供的意见应当是正面的。这深受另一事实影响：正如许多其他请求场合，推荐人也会有所收获。首先，人们必须认为，他们对于自己门生的成功，比对于同事门生的成功更有利害关系。其次，被视为其好评具有分量的人，这一恭维本身也补充了他们的地位。两者在正直的表演中结合起来：证明人承诺不受这些诱因动摇，对申请者的品质给出平衡、中立的评估；这场表演本身又带来小小一份敬重收益。¶

然而事实上，人们通常既不认为证明信是中立评估，也不期待它是。雇员默认有权得到一封正面证明信的期待，已奇特地成为职业生活交流体系中的惯例，甚至潜在证明人若觉得无法提供全然正面的评价，预先警告信中对象，会被视为行为得体。尽管证明信在许多竞争性选拔中仍不可或缺，人人却都明白，正如一篇近期评估一本正经、毫不惊人地断言的：“以效标为基础的效度研究显示，证明信的内容往往与工作表现的关联相对较低”（Loher et. al. 1997, 340）。证明信有一种无偿赠予的性质，因为它既是评估，也是对对象品质的赞赏，从而抬高其身价。评估与吹捧之间潜在的冲突，恰恰因这类文本常被叫作“推荐信”而受到积极鼓励；有时索取评估时还会要求“坦率”或“诚实”，正说明了这一冲突。如同许多仪式化交流形式，元仪式形式也随之演变，用来表明自己并非仅仅或机械地依赖仪式：“没有哪封推荐信比这一封更容易写”；“我毫无保留地推荐她获得这项奖学金”。这些形式构成正式的证明，宣称这封信所代表的求请是一种自发慷慨的举动，完全出于对对象品质的赞赏，尽管它分明只是一项职业苦差。正是这种双重性——它意味着按要求对一个自己并不真爱的人说“我爱你”，反而更容易——使写这类信在心理和情感上如此费力。人们对所谓“透明度”的期待不断提高，又强化了这种矛盾：被请求代请求者发出请求的人，知道自己赞美的对象可能查阅并监督任何谈及自己的信；而这反过来又使后者受到压力，要放弃查阅的权利，以证明推荐确实不受任何胁迫。另一种办法，是一位研究者报告的那种合谋：“听说教授让研究生起草推荐信‘草稿’，随后由教授修改并签名，这种情况并不少见”（Williams-Jones 2012, 2）。甚至资深教授向更资深的教授索取求职证明信时，也并非不会体贴地附上一份清单，列出他们期待对方自发高度赞扬的品质。¶

空中的货币

许多世纪以来，在许多地方，奉承一直受到怀疑，被视为请求的前奏，或更广泛地说，被视为寄生的途径。刚才讨论的推荐信综合征的微观政治中，证明人受到奉承，从而同意实施推荐信所代表的奉承行动。1890年一篇警惕奉承的文章劝诫说：“如果有人用奉承话接近你，你尽可确信，说这话的人有所求”（Orr 1890）。弗朗索瓦·布吕斯在其多次重印、讨论女性缺点的指南中断言：“奉承者完全受自身利益驱使”，“对他声称敬重的人，总有无穷无尽的赞美。我们对交谈对象丝毫没有奉承义务，所以奉承通常总带着一点罪过”（Bruys 1730, 131）。一旦没有回报的期待，奉承似乎就与单纯的赞美无可区分；而真诚赞美只要被怀疑含有利益盘算或回报期待，便成为奉承。因此，奉承是求请沉默的孪生兄弟。哈姆雷特为自己辩护，否认奉承朋友霍拉旭的嫌疑，指出朋友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给他：¶

不，别以为我在奉承，
因为我能指望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升迁？
你除了好精神之外，没有收入
来供自己衣食。为什么要奉承穷人？
不，让糖渍的舌头去舔那荒唐的显贵，
让善于屈曲的膝关节弯下，
在谄媚之后能有利可图的地方。（Shakespeare 2011, 311）

奉承既是求爱行为的特征，也是赞助关系的特征，事实上，它也是两者亲缘关系及共同欺骗空间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奉承素有迂回、微妙之名。但其实，奉承不仅通常显而易见，这种显眼本身还是其策略的一部分。它或许像腹语表演，把观看者也招募进幻觉的创造中。或许它确实就是一种腹语术：奉承者主动替代我们的自爱，或替它发声。理查德·斯滕格尔尖锐地指出：“如果奉承是一种罪行，那么接受者总是一个未被起诉的同谋”（Stengel 2000, 17）。¶

奉承的对象陷入一种典型的双重束缚。其自恋性的自我保存本能，使他不能不相信奉承者似乎给予自己的高度评价。即便怀疑其中有诈，被奉承者也很难不觉得对方至少误打误撞说对了。〔译注：此处底本作 the flattered（被奉承者），依上下文疑应为 the flatterer（奉承者）。〕而自信不受奉承影响的人，恰恰借这一点奉承自己，因而易受寄生者假装的钦佩影响，正如布鲁图斯谈到尤利乌斯·凯撒时所说：“当我告诉他，他憎恨奉承者，／他说正是如此，恰在这时受到最大的奉承”（Shakespeare 2011, 342）。要紧的似乎不是奉承者是否真心相信自己的话，而是他说出了被奉承者愿意相信他理应真心相信的话。这反过来意味着，被奉承者不仅可能感到满足，也可能心存感激。觉得欠下了债，又想进一步欠下同类的债，以赚取更多自恋强化，正是这种感受创造了对象对其恳求者兼供应者的依赖。一旦染上奉承之瘾，被寄生者便自愿成为自己寄生者的寄生者。¶

至少从古典时期起，奉承者形象就是欧洲文学和戏剧中的常见角色；考虑到取悦策略甚至在社会性动物中也如此普遍，大概其他多数文化也是如此。人们常假定奉承者与寄生者是一回事。托马斯·阿奎那直截了当地说，奉承可能是大罪（Aquinas 1922, 126）。《挠痒捕鳟鱼的艺术》（Anon 1708）的作者几乎断言，倘若没有奉承技艺对自恋的帮助，人的生存便会难以忍受；他声称奉承术是：¶

演说家的重大才艺，医生更大的才艺，也是诗人唯一的才艺。总之，它是最好的调甜剂，给我们整个人生中原本寡淡的享受带来真正的滋味。是呀，可有人说，奉承就是欺骗，欺骗很残酷；我却再说一遍：不，恰恰相反，没有什么比受骗更受欢迎、更令人着迷。（Anon 1708, 7）

1619年出版的宫廷行为指南《詹姆斯国王的宫廷》，对奉承作了全面谴责：“所以，奉承对宫廷和国家都是一种积习深重、毒性猛烈的邪恶；不错，这种邪恶（如果我们相信库尔提乌斯）是永久的，它暗中损害君主福祉，往往比公开好战的敌人所能造成的伤害更多”（A.D.B. 1619, 75）。作者也承认，很难把策略性奉承与朝臣必需的文明适应技艺区分开来：¶

然而你也许会反驳说，朝臣必须为每一种吹来的风备有一件斗篷。确实，我听见这种说法，听见便心痛；但我很难，实际上非常难，否认和反驳它。因为朝臣需要顺应、调整自身，适应一切场合，以及同住之人的性情；在天性和气质上都必须精明狡黠，比普罗透斯本人还更多变无常。（A.D.B. 1619, 76）

正是这种对文明灵活性的假扮，给了奉承者机会，也使他如此难以察觉：¶

谁会不知道，宫廷中有那么一些人，乍看之下极其庄重、博学、温文尔雅，然而深入探究、仔细观察之后，就会发现，在这些美丽而堂皇的外表与美德面纱之下，掩藏着奉承的致命毒药？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宫廷就是奉承者的舞台或剧场，他不停操练，使自己适应一切考验，在改变色彩与变换性情方面，远胜章鱼，甚至胜过变色龙。（A.D.B. 1619, 76-7）

奉承者需要提防，因为他们太擅长把社会美德变成恶习，太擅长显示每一种真诚行动的实施中，总是包含多少表演。或许正因如此，虽然奉承几百年来一直受到谴责，但除阿奎那之外，人们通常并不把它当作某种罪恶或违规；相反，它被视为引起厌恶的东西，而厌恶是我们留给那些与自己近得超过意愿的事物的感受。为什么是厌恶，而不是想到不义时通常产生的愤慨、悲伤或恐惧？或许因为奉承与其说是越轨，不如说是污染，搅乱了使我们能分辨是非的道德装置。伊恩·米勒指出：“要把赞美从它所嵌入、并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受损的互惠体系中抽离出来，确实非常困难”（Miller 2003, 103）。这就是奉承似乎使赞美“受到污染”何以显得如此重要：¶

奉承可以真诚，也可以真实。那么，究竟什么能把它与同样既真诚又真实的赞美区分开来？是否奉承之于赞美，就如虚伪之于一切美德：将它感染，使真正的东西也永远无法获得信任？（Miller 2003, 98）

奉承如此令人不安和厌恶，部分原因正在于它太接近我们可能认为值得赞许的事物——奉承者至少需要有一个人把她的甜言蜜语看成真诚赞美。奉承另一个令人反胃的不确定性，涉及它与诚实劳动的关系。奉承者像乞丐一样，似乎不劳而获；但也同乞丐一样，我们不能说他的所得完全未经挣取。奉承同乞求一样，与其说是懒惰，不如说是一种遭到贬斥或令人不快的工作，如同卖淫。它确实像卖淫，因为它似乎站在某种据称自发或非策略性的行动——真爱、真诚赞美、公平交换——的位置上（pro-stare），对其加以模仿。甚至可以说，奉承者在对象那里进行交易的需求，类似于嫖客对爱的需求，而这里的爱指的是被承认的需要。¶

奉承对受害者最不可忍受、对施行者最令人陶醉之处，似乎是它以欺骗方式逆转了权力关系。一切请求行动都必须包含某种程度的降位、自我放低或退让，在被请求者面前让出位置。但奉承的作用是帮助被奉承者越过社会性生物从小受教习得的自恋抑制，由此把赞美那鼓舞人的膏药，变成不受阻止的自爱所构成的甘美毒药。奉承者使自己成为成瘾物的供应者。目标是，让屈服于甜言蜜语的人，开始对附庸的一言一语翘首以待。托马斯·戈登1741年写道：“通过显示我们以为自己是我们并不是的人，[我们]向骗子求爱，好让骗子向我们求爱”（Gordon 1741, 189）。因此，用BDSM的行话说，奉承者就是“从下位施行支配”的典型。人类之所以如此不擅防御奉承，原因之一是，即便能够抛开奉承者传达的内容，单是奉承行为的实施就已构成恭维：被奉承，意味着被认作值得奉承的人，或至少值得别人费事来奉承。¶

在基督教中，首席奉承者是撒旦。《失乐园》中，撒旦对夏娃所说的话堪称奉承策略的杰作；魔鬼把自己表现为给对象一双眼睛、使她能够按照自己希望被看待的方式看见自身的人：¶

你是美丽造物主最美的肖像，
一切活物都凝望你，一切因赐予
都归你所有，崇拜你天国般的美，
看得心醉神迷；美在普受仰慕之处
最能被看见。可在这里，
在这荒野围地，这些野兽中间，
看客粗野，浅薄到连你美的一半
都无法辨认；除去一个男人，
谁看见你？（一个人又算什么？）你本应被看作
众神中的女神，受无数天使
崇拜、侍奉，天天簇拥着你。（Milton 2008, 222）

传统上，撒旦的力量全是设想，因为人们认为他本身毫无力量，唯一的力量，是能说服软弱、邪恶或受蒙蔽者归给他的力量。撒旦提供的诱惑，是让人相信，另一个人也可能分享自己对自身力量的魔法般信念。弥尔顿用“glozed”（花言巧语地说）来描述撒旦在这里的语言表演（Milton 2008, 222）；这个词得益于从16世纪中期开始的词义汇合：拉丁语 glossa 与希腊语 γλῶσσα，指一个需要“glossing”（注释）或解释的词，而中古高地德语 glos 则指光辉。撒旦的花言巧语把闪亮的镜子举到夏娃受压抑的自爱意志面前。¶

撒旦先断言一个令人惊讶却又高兴的事实：“一切活物都凝望你……崇拜你天国般的美。”但他随即收回刚刚给予的礼物。因为在被矛盾修辞称作“这荒野围地”的伊甸园条件下，“一切活物”其实并不算多，只限于田野中的野兽，它们是“看客粗野，浅薄到连你美的一半／都无法辨认”。致命的剂量通过那个从意识开始到结束都折磨并激励每个人的问题注入：“谁看见你？”答案正是奉承者永远给出的答案：撒旦就是墙上的魔镜，提供承认的保证；自恋正依靠这套计谋确保自身统治。承认的想象回路，使人想象自己被再次看见、再次认识，尽管这承认实际上是初次发生，而非重复。奉承者容许人假定，存在另一个人，看见真正的我；也就是说，以我从未想到的方式、超乎我自身想象地看见我，从而通过他律自主性这个荒唐而苦涩的悖论，满足每个人都必定渴求的荣耀希望。¶

哈维·C.曼斯菲尔德提出，“忠于自我保存、[并且]不信任牺牲的现代自由主义”，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反 thumos [曼斯菲尔德对 θυμός 的转写] 运动”（Mansfield 2006, 228）。曼斯菲尔德《男子气概》的尼采式假定是，这场运动与现代自由社会淡化鲜明性别区分的转变有关，因此承认荣誉追求仍然强大，就意味着承认男子气概仍然强大。2007年在华盛顿的杰斐逊讲座中，曼斯菲尔德似乎将意气的作用普遍化，把它定义为“灵魂中使我们想要坚持自身重要性的部分”。曼斯菲尔德认为，一种理解“重要性之重要性”的政治，将更有能力认识到：“政治关系到什么使你愤怒，而不那么关系到你想要什么”（Mansfield 2007）；他以身份政治证明，在现代自由社会，追逐荣誉实际上仍生机勃勃。福山也赞同把意气视为“当今身份政治的所在”（Fukuyama 2018, 18）。¶

彼得·斯洛特戴克也主张复兴意气观念。在《愤怒与时间》中，他关注的是“愤怒的道德驯化”（Sloterdijk 2010, 23），即“经文明调节的意气”（Sloterdijk 2010, 24）。该书大部分篇幅致力于解释制度政治如何通过说服愤怒者把怒火委托给政治机构——尤其20世纪共产主义的革命国家——驯服、管理并工具化意气中呈现的愤怒或义愤原则。如果我们提出意气普遍转化为受管理、可预测的形式，就可把曼斯菲尔德与斯洛特戴克联系起来。意气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产生于自尊或对自尊的愿望，与给予他人的敬重之间出现落差的条件下。也就是说，意气典型地采取要求的形式；我们应把它看作从恳请到坚持的请求光谱的极端。意气式请求表现为对荣誉、尊重、尊严、承认的各种任性索求：要求时剑拔弩张，依赖承认时却又哀声寄生，或许还因这种依赖而怨愤不已；它似乎随处可见。¶

我前面指出，近代早期请求—赞助复合体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是交流、尤其书信交流的增长。过去一个世纪交流媒介的巨幅扩展，可能同样强化了惠厄姆所说的让彼此做事的行动（Whigham 1981, 868）；广播媒介转变为横向交流媒介，意味着我们比以往拥有更多方式，对彼此、也通过彼此施加这些有中介的促请。我们寻求的东西——荣誉、尊重、威望、地位、承认——与我们寻求它们的方式，具有同样折射的形式，因为两者都属他律，即依赖外部来源。¶

如果奉承是预先奉上敬重，既制造亏欠，又植入一种近乎成瘾的需要，从而使后来请求恩惠或利益更可能成功，那么，追问它所满足的需要是什么性质，也许有帮助。乔治·德弗罗指出了两种奉承的类似：一种是男性追求女性时惯常提供的（有时反过来也如此），一种是提供给强大统治者的。德弗罗说，向女性求爱时的奉承，“常通过使用小称，重新肯定奉承本身所试图否认的东西：那个似乎受到极度赞美之人的渺小、婴儿性（‘宝贝’）和不足。（‘像贝壳一样的小耳朵’等等）”（Devereux 1960, 8）。对统治者的奉承同样给予他们一种力量，使其能够：¶

在成年生活中，行动化地表现婴儿式依赖的全能幻想；这意味着将高位者“婴儿化”：他要求别人替他完成普通人通常自行完成的事情。……正是“贵妇”身份以及受到周到服侍的高位者身份中，这种独特的“权力”面向，使我们有理由类比向女性与向统治者施加的奉承。（Devereux 1960, 9）

缺少或失去敬重所引起的脆弱、痉挛般的愤怒，似乎证实了奉承成瘾者所追求的幻想全能，根本上是一种幼稚状态。每一种请求性魅力所实现的“弱中有强”原则，在那种无需乞求便享有被弄得无能为力这一特权的人身上，被推到了神化的地步；但这种无能中的全能状态，也剥夺了婴儿化暴君克服软弱或障碍的机会，而后者才是真正力量的特征。幻想的实现，使受到奉承的暴君怀有一种暗暗沸腾、尚未成形的怒火：他们将永远被幻想攥住，羞辱带来的全能与全能带来的羞辱，始终只有一线之隔。这或许就是现代专制者常常展示赤裸上身的骑术，或高尔夫一杆进洞的阳具式本领的原因，尽管他们仍会令人恼火地依赖卑躬屈膝的媒体，以阿谀报道宣扬其超人壮举。¶

如果技术使统治者的婴儿化普遍扩散，让人不必走路、准备食物、更换保险丝或维持友谊，那么通信技术可能正制造一种近乎流行病的意气需求，既表现为愤怒，也表现为对奉承的需要。因此，过去一代又一代奉承者用计谋为自己的请求铺路，如今我们却处处看到一种炫耀式请求，索求奉承所提供的自恋确认。¶

虽然评论者一致确信，奉承是乞求的辅助手段，或是诱发礼物、恩惠与升迁的手段，但这种乞求有一个独特之处：它不仅为请求铺路，还试图通过使被奉承者自发赠与，让请求变得不必要。在这点上，它类似于一种可能具有攻击性的乞求：先提供别人不想要的服务——例如修剪你的树篱，或在红绿灯口清洗你的挡风玻璃，或在复仇悲剧里干掉一个讨厌的朝臣——随后为这项未经请求的服务索取报偿。¶

然而，奉承的微妙之处在于，它使乞求行动弥散化并自主化，于是乞求从不必上升到可见或可闻的状态，也不必凝结成明确的请求行动。寄生者的揩油，意在通过关系而非话语来实现。寄生者之所以是乞丐，在于他拿到什么，而非他索求什么。他不必突然冒险把利益流向从赞助人转向寄生者，因为他的整个运作方式就是求请性的。回馈的需要已经以某种方式包含在取悦过程中：其目标是把受领者放在礼物的路径上，而不是放在必须请求礼物的位置上，从而使赠与成为无偿之举。所有乞求都可能显得寄生，而奉承则是使寄生行为摆脱乞讨污点的手段，对给予者和未来的、正在勘探好处的受领者都如此。奉承与乞求好处之间那些较明显联系的消解，或许可以解释，我们何以难以认识到，在现代社会——无论表面上等级森严，还是更为民主——由赞助驱动、谋求自身利益的依附关系，仍然如此普遍。¶

最早肯定奉承的施行、赞赏并尊重其文明化效应，而不把它看作侵蚀社会生活的道德哲学家之一，是伯纳德·德·曼德维尔，见于他的《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共的美德》（1714）。曼德维尔认为，“那些承担了使人类文明化之任务的人”，没有足够资源为好行为提供真正报酬，于是发现了想象报酬的用处：“作为克己之苦的一般等价物，它在一切场合都能派上用场，既不使自己也不使他人付出任何代价，对接受者却仍是极受欢迎的酬劳”（Mandeville 1924, 42）。这种想象报酬，简单说，就是赞美给予自爱的满足：¶

他们彻底考察了我们天性中一切长处和弱点，发现没有人野蛮到不为赞美所迷，也没有人卑微到能耐心忍受轻蔑，于是正确地推断，奉承必定是能向人类施用的最强大论据。他们使用这台迷人的机器，把我们天性的优越性抬举到其他动物之上，以无边赞誉铺陈我们机智的奇妙和理解力的广大，对灵魂的理性赐予千般颂扬，称我们正赖其帮助，才能完成最高贵的成就。他们以这种巧妙的奉承方式钻入人心后，就开始向人传授荣誉和羞耻的观念，把其中一个表现为一切恶中最恶，把另一个表现为凡人所能企望的最高善。（Mandeville 1924, 42-3）

因此，在曼德维尔看来，“道德美德是奉承与骄傲生出的政治后代”（Mandeville 1924, 51）。这不必仅仅理解为犬儒的把戏。丹尼尔·卡普斯特解释说，对曼德维尔而言，“奉承既是社会化机制，也是道德教育机制；作为敬重经济中的一种交换形式，它是一种独特的语言，能够操纵人类，使其采取他们平常不会选择的行为”（Kapust 2018, 133）。威廉·伊恩·米勒也承认，奉承同更一般的认可行为纠缠太深，我们根本无法离开它：¶

我们渴望受到奉承，会使朋友出于善意、下属出于恐惧以及想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的愿望、上司出于更好地让我们听命的愿望，都成为奉承者。这个恶习无法铲除，好在如此，否则我们的日子会比已经毁掉的还多毁掉许多。（Miller 2003, 108）

当代敬重经济中，敬重被给予和索求、奉上和期待，要求我们在如此多的场合朝四面八方，向朋友、家人、合作者、客户、同事、老师和下属发出赞美与嘉许；这些活动与结构性乞讨形式紧密交织。这种乞讨从不必说出自己的名字，因为它将成为真正的报偿，回报取悦预先给予的“想象报酬”，也就是曼德维尔所谓“赞美这种空中货币”（Mandeville 1924, 55）。这种货币在民主社会的普遍化，意味着“在民主制中，如果人人都是国王，那么我们也全是朝臣”（Stengel 2000, 22）；我们所有人终生都依赖以预先奉承的投资，经营无偿恩惠和好处。正如斯洛特戴克所提出的愤怒银行，社会生活也构成一种敬重证券交易所，以复杂而浮动的投资与回报模式为特征。¶

赞美的满足似乎远远超出它可能带来的实物好处。过去三个世纪中，赞美活动最显著的膨胀发生于广告的发展：广告使奉承行动既自主化又匿名化，于是产品仿佛执拗而过度地自荐，消费者则因选择它们而预先受到祝贺。通常认为，吹捧与背书鼓励我们购买产品，是因为我们可能信任背书者的判断，也因为我们有顺从他人判断的冲动。当然，我们大可把这些无处不在的甜言蜜语看成纯粹商业乞讨，意在换取购买的回报。但随着投入与回报的间隔越来越长，这种普遍背书的过度程度，似乎也越来越独立于此类目的。¶

如今，出版社经常来问我，是否愿意读一本即将出版的学术著作，以便为封面及配套宣传材料提供推荐语。相当多时候，连声望显然极高的大学出版社也会暗示，我只需瞄一两章，就能写出袖珍颂词。这项学术服务既不能提供报酬，也不能接受报酬，但它构成学术敬重经济的一种重要局部变体——某种同行吹捧，与同行评审据称提供的警觉、平衡的批评性核验相伴。事实上，它是广告中历史最悠久的做法之一，甚至在17世纪已广为人知。过去所谓 Puff（吹捧），已让位于“blurb”（封面推荐语）；这个词显然是作家盖莱特·伯吉斯为1907年自己所著《你是溴化物型的人吗？》设计书衣时发明的。书衣顶端写着：“没错，这就是一则‘BLURB’！其他出版商都在干，我们为什么不干？”旁边是一名年轻女子，图注为“贝琳达·布勒布小姐正在布勒布”，文字承诺：“这本书有42开金的刺激。它简直在冒泡！”（https://www.loc.gov/resource/rbpe.24203600/?sp=1）。出版社在请求这种云雾缭绕的称赞时使用这个词，竟能完全不感到难为情，实在令人惊讶。¶

这种做法或许能把某些书推到推荐榜更高处，具有一定市场效用，但最有趣的是其中实际涉及的奉承满足回路。既然不能用金钱支付这类赞美，人们便以空中货币付酬：暗示你的意见可能值得征询，并让推荐语的撰写者得到提升声望的曝光。与人们可能想象的相反，这种积雨云般的推荐语写得越多，你的判断似乎越有权威，个人的赞美货币反倒越不贬值。这里变奏了一条原则：即使不相信奉承者，人也会因被认为值得奉承而受到奉承。索求和提供推荐语的实践，以奉承意见可能有价值这一前景，奉承了奉承者。执行这种委托时，人可能被一种肥皂泡似的迷狂攫住，觉得自己无论写出什么评论，都能免于荒谬、撒谎或自利的指控。¶

甚至，对这类判断给予信任的愿望，部分可能就是想分享毫无节制的奉承所暗示的、膨胀的全能感。最高级用语越可疑，奉承者就越像在证明——哪怕只向自己证明——无根的极度夸赞本身具有南海泡沫般的力量，仿佛能让整个世界欠下无法偿还的债，并在过程中积累请求信用。这与请求实践的其他自我满足是一致的，例如祈祷行为，以及儿童相信自身的软弱赋予了诱惑力量；这些都归结为庞氏金字塔的逻辑：相信自己信念的力量，或相信他人对这一信念所抱信念的力量。一个商品和服务通过奉承式地预先赞许顾客的选择来向顾客自荐的世界，就像某些高度宗教化社会中持续不断、广泛委托的祈祷世界；到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假定，宗教信仰的装置是受祈祷行为之需要驱动，而非相反。广告保证了祈祷的普遍扩散，其中不是普遍号召人来祈祷，而是祈祷本身普遍发出呼声；每个人都可不断因受到祈求（prayed to）而被攫取（preyed up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