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主义与救赎教义

有些人倾向于以神秘的眼光看待基督教——这种观点特别强调个体灵魂的成长与经验，强调灵魂上升而与神合一，并视之为宗教真正的宗旨与目的——在他们必须面对的种种问题之中，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便是以救赎教义为中心的那个问题。显然，许多人觉得，这样一种神秘的、经验的宗教观，既容不下这一教义，也容不下它所代表的观念；他们深信，这里存在着两种互不相容的基督教信仰观之间的真实冲突。一方面，他们看到正统基督教仍以基督的“赎罪之举”为中心，其中蕴含着和解与代受苦难之义，蕴含着神圣生命自甘卑微、以便在时间秩序之内为人成就人所不能为自己成就之事的意思；这一教义之所以仍保有其吸引力与价值，是因为它对罪人与软弱者充满了希望与怜悯。另一方面，他们又看到神秘神学似乎提出的那种要求：要求个人的、个体的成长、净化、生命的提升、与神渐进的合一——无疑有恩典的助力，但同样有赖于意志——作为获得永生的条件。事实上，人们认为这一对立存在于两种灵性生活的观念之间：在一种观念中，每个人都必须亲身去做、去是，在自己身上去成就、去实现，而不仅仅作为某一信条的接受者或某一教会的成员——不仅必须领受那恩赐，还必须立志尽其所能地效法那赐予者；在另一种观念中，神圣权能与神圣之爱在时间与空间中的一次特殊显现——对基督徒而言，即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为接受它的人成就了他所不能为自己成就之事。在前一种情形中，我们是一个一个地得救，凭借努力、回应与成长；在后一种情形中，我们是作为一个群体的成员而得救。在此，个体理想与团体理想以其最强烈的形式相互对峙。¶

这样看来，乍一看我们在此似乎确实面对着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然而，在我们抛弃这两种观念中的任何一种之前，值得探究一下：它们是否真的必然导致冲突，抑或可以被视为一个更大整体的两个方面。诚然，有某些关于救赎的极端观点，似乎确实与神秘的宗教观无可救药地不相调和：尤其是那些不强调人潜在的力量、而特别强调人本质上的无能的观点；它们把灵魂的得救集中于“归算的义”，并把道成肉身的全部意义与理由都归于髑髅地那一次历史性的“挽回祭之举”。这样一种以某件一劳永逸地从外部施加于灵魂——施加于世界——之事为中心的信条，与另一种以在灵魂之内不断涌流的生命、以成长、运动、有机变化为中心的信条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冲突。然而另一方面，这两种表面上相反的救恩观之间，难道没有一种奇特的相似吗？神圣生命道成肉身、自我降卑并将自身限于人的生命以拯救之，这一戏剧，难道本质上不正是另一种经验的戏剧性表现吗？——那就是神秘家向我们描述的经验：神圣生命限制自身，并奥秘地在每个灵魂之内显现，以转化它、重生它、使之无限化。神学家所谓的“恩典”——神秘生命历程中那个根本的要素——难道不正是以一份超越性生命力的新嫁妆，来弥补被视为“永生承受者”的纯然人性受造物的种种不足吗？正如正统基督教认为，髑髅地那一历史性的交付，弥补了被视为天国继承者的整个人类的种种不足。倘若如此，那么这两种救恩观念——生命的与神学的——之间的对立，还能像有时看起来那样真实吗？它们难道不都是救赎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计划吗？¶

毕竟，对基督教体系的这两种看法，都是从同一源头生发、又从那里分道扬镳的。圣保罗，这位一切基督教神秘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他同样浸润于恩典以及在恩典中成长的观念，并深深体认到灵魂个体责任这一事实——同时也是最卓越的救赎神学家。虽然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教导，无疑最初是由一种实际的需要所引发的，即需要为十字架受难的悲剧寻得某种意义，但它仍是那一深刻观念的发展：把自己的死看作将牺牲与交付之杯斟满至边缘——这观念似乎曾激励基督本人。倘若这两种观念在其纯粹、原初的形式中果真存在根本的不一致，那么圣保罗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确实同时持守二者。我们都知道，为了教化的目的而研究圣保罗的“教义”，通常的做法是把他每一句热切而富于诗意的话语孤立出来，仿佛把它放进冷藏库，直到它不再令人联想起它所从出的那个活生生、会动的身体，然后再对它加以分析。我们也开始明白，这种方法对于这样一个人并不十分公道：他是一位诗人、一位艺术家、一位爱者，同时又是一位具有无与伦比之力量的建构天才。保罗的言辞大多是激情的努力，要表达保罗亲身所知的某种东西；是对基督教启示如何满足了他自身的需要、重生了他自身本性的描述。它们与伴随他“在基督里”的新灵性生存而来的种种内在历险密切相关。借用圣文德的一句名言，它们来自“恩典，而非教义；来自渴慕，而非理智；来自祈祷的热忱，而非经院的教导”。换一种说法，它们是他神秘意识的果实，是他试图用艺术的或理智的语汇加以表达的东西。倘若我们接受这一说法，那么当我们试图理解他的宣告时，保罗的神秘经验这一事实以及它对他所意味的一切，就绝不可离开我们的心思。他生活在他称之为“基督之灵”的那个至高的氛围之中；他从那个领域向我们说话。那领域之外的一切，对他而言都不真实。不论他的救赎教义还有什么其他的意涵，它要么在那个层面上——神秘家的层面，合一的层面——是坚实地真实的，要么根本就不真实。当他说他“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时，他的意思正是如此。这些并非含糊的虔诚之辞，而是竭力要传达一种真实的状态，一种真实地被感受、被认知的状态。保罗确实感到自己与那超越的生命熔合为一——那生命既如此亲密而有位格，又如此无限而普遍，他把它等同于得了荣耀的耶稣。由于这一合一——也唯独由于这一合一——那生命的作为、权能、圣洁与历险，才对他，保罗，有效。用他自己大胆的隐喻来说，他是那身体的一部分。因此，在他看来，得救的第一个伟大要素，乃是灵魂与基督“合一”这一本质上神秘的要素；是“分离之焰的消除”。救赎几乎可以说是合乎逻辑地由此而来。¶

他书信的总体内容使我们感到，圣保罗对生命有着一种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看法；这看法实在太宏大了，以至于不肯被锤打成一个前后一致的体系，我们也永远无法一下子把它全部把握。总有一些部分被遗漏，因此我们对保罗宇宙的一切看法都容易带上某种扭曲。他对存在的感受，有一种奇妙的完整性，一种强烈的肯定性；削减与否定对他来说是不自然的。我们在他的陈述中发现的任何悖论与不一致，都是他努力表达其实在之异象的巨大广度、活生生的多样性以及（借用威廉·詹姆斯的一个词）“厚度”时不可避免的结果。由此可见，他能够把人的灵魂既看作、也对待为高度个体化而负有责任的，同时又看作一切生命之身体的一部分；那“有许多肢体的奥秘之身”，其头乃是基督之灵，即显现于耶稣身上的神圣人性——这是一个在基督教会中得以实现、但潜在地与全人类同其广延的团体。这两者——个别的与团体的——是同一整体的两个方面。它们在我们看来之所以相互冲突，只是因为它们所共同构成的那个整体超出了心智的焦距。因此，保罗能够、也确实一方面要求个人有信心的自我融入、团体意识、对个人无能的谦卑承认；另一方面又能要求这同一个人有个人的勤勉与自立，去“做成自己得救的工夫”，“为那不能坏的冠冕而奔跑”，并“向着标竿直跑”。¶

在《罗马书》中那些后来被用以建立救赎教义的段落里，保罗自始至终似乎都在努力表达——常常借助传统的意象，而这些意象当然会报复他对它们的自由运用，正如意象常常报复诗人那样——他对某种至高之事的异象：某种向永恒层面的巨大提升，某种根本的变化，由人类、为人类、在人类之中而成就。他之所以有此异象，恰恰是因为、并且仅限于这一程度：这至高之事已经由他、为他、在他——神秘家保罗——之中成就了。在公式背后，我们感到第一手的经验。这一关键的变化是什么？无疑，它就是根本的神秘成就，根本的宗教事实：人的灵魂有意识地达至神。归根结底，人需要救赎，完全且仅仅是为了帮助人做到这一点；使生命之灵能够抵达其目标。倘若我们不想要神，我们本会对现状十分满足；但我们并不满足——“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得安宁。”无疑，保罗的末世论观点，以及他那个时代的整个倾向，使他把这一他亲身所知的成就，同一位解放者的即将来临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这是预备的一部分，是已经赐给那些注定要过新生活之人的新生命力。在一人身上成就之后，它便渗透到属灵之人的整个“新族类”之中；但这只是种种原因交织而使他对那超越的事实所作的诠释而已。保罗的法律意象所得到的突出强调，以及它与他生命和思想之总体趋向的割裂，已使我们倾向于忘记这一切。但如果我们试着从他的角度去看实在，去捕捉他的热忱与爱中那狂放的声调，那么认为他曾认真持守某种近乎所谓“商业式”救赎论的说法，便立刻站不住脚了。他在被犹太化的对手逼入困境时，有时会在这种意义上进行辩论，这是很有可能的；而神秘气质的特点，正在于对这类理智演练与它赖以为生的根本直觉之间的差异视而不见。生命与爱，是保罗体系的关键词，正如它们是第四福音本身的关键词一样。他是最高贵的灵魂；而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稍有一点高贵火花的灵魂，会把救赎当作对所招致之刑罚的赎买，当作由他人偿付自己所欠的债，仅仅是使自己免于痛苦或其他任何报应。活生生的、有爱的灵魂，只能把救赎当作一种铺路之举来渴求；当作一座向无限者伸出的桥梁，人可以借此行走，回到他在神里面的家。而保罗已在灵中走过了那段旅程。他已亲身知道，神圣的实在是他可以触及的，而这种接触是生命中最伟大的事。但他也知道并感到，无论他，保罗，在多大程度上确实是凭着艰难的内在成长而达到了这一新的状态、这一对永恒的享有；然而，首先，若没有那增益之恩典的巨大提升——那从他自身本性的疆界之外倾注于他的新的能量嫁妆——他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其次，这一变化虽然巨大，但与在基督里所成就的那不可测度的人性可能相比，却算不得什么。¶

对保罗而言，这两种成就——基督的胜利与基督徒灵魂的胜利——是密切相连的。诚然，一个无限伟大，另一个却十分微小。除了基督，“众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都未能长成“满有……长成的身量”，未能实现人那巨大的灵性可能。然而，我们都在同一条线上；都分享同一种生命，即“恩典”或内在之灵，并且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指向同一目标——与神合一。而全然依赖神，把我们全部的兴趣与注意力集中于灵性秩序，正是与他合一的本质所在。凡未达到这种全然依赖、这种至高正确关系的，都是过犯；是以有限者对抗无限者。在耶稣的死中，这种全然的依赖、这种完美的关系，终于完全地达成了：那至高的神秘之举，即爱的自我献出，被完美地完成了，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一次永远”的。Aleph，这就够了。人的灵，在这位“新人”身上，已经克服了它的局限，克服了本能向下的拖曳，一跃而登上高峰。这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在这一对人性独一无二的证明中，在这一统御之灵胜过世界的展现中，基督之灵以荣光为人的一切试探性努力加冕，并且，由于人性的团体本质，将那荣光赋予了整个人类。¶

但其中的意义远不止于此。首先，基督徒对神的达至，无论其程度如何——从最微小的信徒到最伟大的神秘圣徒——都确实地、实际地受到基督之成就这一已知事实及其已知性质的制约。正是这一事实、这一独特的历史事件加入到种族意识之中，才使特别属于基督教的对神的领会成为可能；才使它有别于，比方说，一位印度教圣者或一位新柏拉图主义圣者的领会。参照统觉的现象，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正如在自然或艺术的世界中，我们对每一新对象的知觉，都受到心中已占主导地位的意象与观念的支配，在宗教领域中也是如此。倘若基督徒的意识中没有髑髅地的观念——倘若耶稣的交付、他那崇高的爱与信心的展现，不是首先作为一条线索、作为一个可以围绕它来组织和安排他们灵性直觉的东西而存在——那么，这将对他们关于灵魂与神之关系的诠释造成根本的差别；而这就意味着，对有意识的自我而言，这关系本身将截然不同：其他的要素会被强调，从中也会流出不同的结果。唯有因为耶稣的牺牲如今已成为基督徒的“统觉团”的一部分——因为当他来默观灵性世界时，他不可避免地把十字架带在身边——他才能够与神建立具有基督教特色的接触。那基督徒的接触，是由那位历史的位格和那一历史的作为直接赐给他的礼物。我们是带着这个去接近超越的秩序的，或者如保罗言简意赅地说，“在基督里”；而我们对实在的享有，并非如某些极端的神秘家所喜欢设想的那样，出于任何“赤裸的领会”——因为赤裸的领会对心智而言毫无意义、毫无内容——而是出于我们所带来的东西与我们所上升而达至的东西两者的融合；即传统与经验、过去与现在的融合。基督徒借着对基督的爱来到十字架前，又借着十字架进入一个他用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抵达的灵性领域。因此我们发现，即便对于最超越的基督教默观者而言，依然是“一切都在于十字架”。十字架对他而言，具有审慎的哲学家永远无法知晓的恐惧与神魂超拔；并向他启示出超出哲学范围的奇异奥秘。¶

“Vocce legendo, en croce legendo〔我边走边读，在十字架上读，〕¶

nel libro che c’è ensanguinato〔读那本染满鲜血的书；〕¶

Ca essa scrittura me fa en natura〔因为那经文使我在自然之学〕¶

ed en filosofia conventato;〔与哲学上都成为博士；〕¶

O libro signato che dentro se’ aurato,〔哦，封了印的书啊，你内里镶金，〕¶

e tutto fiorito d’amore!”〔全然开满了爱的花朵！〕¶

那十字架赋予无限者一种它先前所没有的色彩。因此，即便从最冷硬、最彻底的心理学家的观点来看，保罗所说“因一次的义行，白白的恩赐就临到众人”也是字面上准确的。确实——而且不是在任何变戏法的意义上，而是在一种于最高层面上成全生命基本法则的意义上——“因一人恩典中的赏赐”，“更加倍地临到众人”，浸染并改变了每一个易于领受之灵魂的整个宇宙，因而也改变了其整个经验；为普通人错误的态度与不完全的爱作了补赎。¶

但这还不是全部。另有一些生命的法则，也汇聚于这面巨大的透镜之中，又从中重新散发出去。福音书中的基督对于自己的死，其根本观念似乎是：要弥补生命方面某种普遍的亏缺——要“满斟”牺牲与交付之“杯”，以抵消另一只满溢着谬误与罪恶的杯。他被描绘为所要成就的，不仅是人在生命中未竟的目标，也是上帝在生命中未竟的目标；这一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旧约》的预言，但这一事实并不足以否定它的神秘真理。那么，我们若接受这一观念，则基督在其甘愿承受的死中，除了向个人指明与上帝完全合一的道路——“架起桥梁，修复那通往天父之心的道路”，如锡耶纳的圣加大利纳所说——之外，还以某种方式代表全人类，完成着生命的真正目的。救赎者的真正职分是建设性的。他蒙召去弥合一种不和谐；在两个虽然分离、却渴望合一的事物之间架起桥梁。即便原始宗教中献祭的牲畜，似乎也往往是一种和解的祭牲，是敬拜者与其神祇之间合一的媒介。那么，在神秘型的宗教中，救赎者或救主必定是这样一位：他使人身上那些潜藏的可能性彰显出来，而这些可能性既是人未来福乐的凭据，又是人当下不安的根源。他将使我们对牺牲与爱的模糊本能得以完成与升华，从而在人性中最神圣者与神性中最具人性者之间架起桥梁；充满那“荣耀”的量度——那真实而神圣的生命，我们都亏缺了它，然而没有它，我们又永不能满足。这难道不又正是圣保罗所感到的基督之所为吗？他在受难中根本上所见的——尽管他试图借以传达此意的意象在我们听来往往显得刺耳——乃是一切宇宙意义的奥秘成全；是人向无限理想的完全交付；人是两种可能的实在秩序的复合居民，借着这痛苦的自我丧失，达到与神圣意志的完全认同。他明白地说，这种成全乃是人类灵魂的本分与命运。一切受造之物都“伸颈”期待它。然而众人都亏缺了。基督，这完全的人，做成了它，做成了人本来一向应当做的事；又因人性具有团体的性质，他在对自我性以及一切有限范畴的彻底超越中，必然将一切与他合一的人提升起来，共享他与上帝的合一。如此说来，救赎的本质与其说在于献祭的行为本身，不如说在于这一行为所担保的人类心灵的提升；在于它为人类开启的生命新层次。保罗说：“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因他的生”，人类攀上了一座新的顶峰。但我们就止步于此吗？达到这同一顶峰，成就那赋予生命的、向普遍之灵的交付——吕斯布鲁克称之为“赋予生命的生命”——这岂不正是那些伟大的神秘家尽其所能地追随基督生命的曲线、按着各自的分量所努力要做的吗？毕竟，他们的眼光看见：“除十字架之路外，别无通往生命之路”，而基督的人性生命乃是“众人都必须由之进入的门”。因此，在他们看来，十字架的属灵胜利与其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行动，不如说是一个开路先锋的行动。它是第一次英勇地开辟一条道路，他们要在这条路上尽力前行；而不仅仅是代人把因人的任性之罪而失衡的上帝与人之间的天平重新扶正。在他们向着与上帝合一的攀升中，他们岂不也是筑路者，至少也是修路者吗？他们岂不正在两种实在秩序之间锻造新的链环——这两种秩序对于“一次生”的意识而言是彼此分离的？若是如此，我们便可以把他们每一位都视为人类缓慢达成的救赎（at-one-ment，即“合而为一”）的一部分；视为人类逐渐向超越秩序之核心挺进的一部分。对基督徒而言，这一运动由基督发起。但它必定为每一个与他合一的灵魂所延续、所助益，甚至包括那些不知道他名号的人；诺里奇的朱利安说她知道自己“与他同在十字架上”，这话是对的。¶

在现代对宗教的阐述中，有两件事一再被强调。其一，重心日益倾向于经验。权威告诉我们说是为我们成就的任何事，除非我们感受到并体会到它是在我们里面成就的，否则都不真正算数。就此而言，这种倾向趋向一种神秘主义的宗教观念；而且一般说来，恰恰趋向那种被认为与通常所理解的救赎观念相冲突的宗教观念。但其二，基督教的社会性与团体性也受到强烈的强调；而在这种团体性受人赞赏多于被人理解的地方，神秘主义便遭到严厉的批评，被说成是属灵个人主义者的宗教，是一种“垂直关系”，是“独一者向独一者的飞升”。事实上，圣保罗的“相辅相成的对立面”至今仍处于我们宗教生活的前景之中；因此，他当年借以为二者同时找到位置、从而既为个人责任又为救赎找到位置的那种解决办法，若加以某种重新表述，或许对我们也是可行且富有成效的。¶

首先我们注意到，那些热衷于团体观念、斥神秘家为宗教利己主义者的人，似乎忘记了自己正自相矛盾；倘若他们把基督的教会视为一个奥秘的身体的见解是真实的，那么神秘家向上帝的攀升就不可能是一次“独一者的飞升”。这句话的毒害性含义——在其原来的语境中是真实的，却总是遭到误解——如泥污一般黏附在圣徒的白袍上。然而神秘家并不仅仅是一个独自出发去寻求实在的自我。他能够、必须、而且确实只作为整个身体的一个肢体而前行，仿佛履行着一个专门器官的功能。他所做的，是为众人而做。事实上，他纯然是一个救赎者：是某种伸展出去以弥合鸿沟的东西，是在某一特定方向上弥补普遍亏缺的东西。他所领受的那种特殊的光或生命，是为人类而领受的；反过来，他所能达到的那种特殊成长，也来自人类。他的过去仰赖于人类；人类的未来仰赖于他。万物都是生命那伟大生成过程的一部分；其间并无断裂。虽然存在着完全的个体化，却也存在着相互渗透。他的成就乃是整体的成就，那整体在他身后推进，托举着他。因此——举一个明显的例子——一个修会的成员达到非凡的圣德，就是那个修会在他身上达到了它；而这并非在一种虚幻的、比喻的意义上而言。会规的扶持、生活的条件、传统的分量、每个修会家族从其会祖那里继承而来的特殊品格，都为这一成就的可能贡献了一份力量；也都是支配这一成就所呈现类型的因素。我们在圣伯尔纳身上认出熙笃会的印记，在苏索和陶勒身上认出多明我会的印记，在圣十字若望身上认出加尔默罗会的印记。每一个这样的例子都再一次证明了道成肉身的原理；我们所看见的，乃是团体的真精神在其这位代表身上开花。因此，正如我们可以从某一角度把基督看作最高理想之人的道成肉身——保罗称他为“属天的人”——他总括、成全并提升了此前的一切，从而实现了人类一向所当做的一切，并永远改变了人类未来成就的性质；同样，在较小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圣德兰看作加尔默罗——理想的加尔默罗——的道成肉身。二者各是一个具体的事实，为整个类型的亏缺作出补赎，却又受那个类型所制约。关于加尔默罗生活本应成就什么的那一思想，那一寻求显现的理念的压力，确实制约了德兰的成就。我们岂不也必须说，犹太人关于理想人性、关于人子与受苦仆人的种种异象之思想，确实制约了基督生与死的外在际遇吗？¶

过去如此。至于未来，灵性生活的团体面向与个体面向更是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正如一人所做的乃是整体所生发的产物，照样，施于一人的也可以惠及整体。唯有停留在这一思想的范围之内——这一思想必定与救赎教义非常接近——我们才能对神秘家以及神秘家的经验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形成一个健全而宽广的观念。再来看德兰的例子。即便是在一个修院相当腐败的时代与地方——凡读过她的传记与书信的人，都不会把降生隐修院视为灵性生活的温室——她修会的理念仍制约着她那伟大而趋向上帝的灵魂，而她奉献的一生则充满了那理念之荣耀的量度；正如这样，德兰本人那独立的、独一无二的成就，自那以后更是一直制约着她修会的精神。这修会所培育的一切圣徒，都被她的盐所调和。她所赢得的一切，都从她身上化为赋予生命的溪流，流向他人。她是修道生活的革新者，实现了理查德·罗尔的理想，成为一根“生命之管”，活水借之得以从上帝流向人。这难道不也相当接近救赎的观念，是对基督一种奇妙地贴切而忠实的效法吗？尤其当我们想到这样一种生涯所包含的大量无私的受苦之时。¶

我们说，基督徒生活的目标是与上帝合一：那是爱在交付中所得的吊诡胜利，将我们从有限的层次转移到无限的层次。我们大多数人，在今生、就自身而言，都亏缺了这荣耀。我们并非人人同样满有恩典；我们并非人人都长成神的众子那满有的身量；假装我们都是如此，是无益的。然而神秘的圣徒的确达到了这一点；而借着这一中介的行动——你若愿意，也可称之为“代替性的”成就——由我们社会有机体的一个成员所完成，恩赐便真的“加倍地临到众人”。事实上，这些看似蒙拣选的灵魂被培育出来，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呢？除了我们在历史中看到他们实际拥有的那种价值之外，我们还能把什么别的社会价值归于他们呢？——那就是：作为人类所伸出的特殊工具，去做或去承受某种寻常自我所不能做、而整个人类在其向上帝攀升的过程中必须、能够、并且终将去做的事；也作为导管，新鲜的灵性能量借之流入人类；作为眼睛，向超出寻常视界的异象张开；作为新生命的父母。卡莱尔说，英雄是“一个被差到这里来、使神圣奥秘更深刻地为我们所知的人”——事实上，就是为我们对实在之认识的不足、为我们不断退回较低生命层次而作出补赎；在我们与超越秩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当作为神秘家的英雄做到这一点时，他岂不是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成为基督的切近效法者吗？¶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原理的最高范例，这一原理在生命那沸腾的整个复合体中处处起着作用，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位伟大人格都履行着救赎者的职能。一方面，他在某一方向上为弥补人类的“亏缺”做了些事；另一方面，他给予他的同胞——为他们的宇宙增添——某种他们此前所不曾拥有的东西。伯克在论及社会契约时曾说，社会是一切科学、一切艺术、一切美德与一切完善中的合伙关系；而既然这样一种合伙关系的目的非经许多世代不能达成，它便是生者、死者与未生者之间的合伙关系。他说：“每一个特定国家的每一项契约，都不过是永恒社会那伟大的原始契约中的一个条款，将较低的本性与较高的本性联结起来，按照一项固定的约定，把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连接起来；这一约定由那不可违背的誓言所认可，而那誓言将一切物理的与一切道德的本性各自维系在其指定的位置上。”在这样一种合伙关系中——将较高者与较低者、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世界联结为一——生命每一领域中的创造性心灵，都可以恰当地称为“救赎者”，因为他们具有一种团体的、关乎全人类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恰与他们个人对实在的达成成正比。因此，伟大的艺术家或伟大的音乐家，确实把他的同伴从对较低层次的色彩、形式、声音的奴役中救赎出来。他为他们对于那一向就在那里之物的迟钝作出补赎，并赋予他们视与听的新的可能性；事实上，就是给予他们更丰盛的生命；他是通往一个更宽广宇宙的门、道路。他的创造性行动为整个人类开启新的门户。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这一事实，已在生命之流中造成了一种永久的改变，这生命之流再也不能回复到从前的样子。倘若我们一方面更习惯于从艺术的、创造的角度去看待宗教天才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更习惯于在艺术领域如同在宗教领域一样辨识出圣灵的工作，我相信我们会发现，至高人格从旧有的不完善与不和谐的奴役中救赎心灵的工作，与伟大艺术家从中救赎感官的工作，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平行。¶

我们几乎可以把这一点当作真正伟大的试金石：这种向四面八方抛出生命之丝的奇妙能力；各种类型的高贵而富创造力的人格，似乎都远远超出他们自身——其分量远远超出他们自身——在其慷慨的活动中成为一切生命的仆人。他们似乎是先于他们的种种倾向的总和；他们把这些倾向聚于一个焦点，再将其加以增强、重新导向，分送给后继世代的灵魂。这样的人格充分拥有给予与领受的神圣能力。尽管他显得格外独创，但过去、人类在极大程度上滋养着他，这一点始终是真的。基督自己也遵从了这一法则。伟大的人扎根于历史，编织在他自身时代的生活之中：他既从属人的事物中汲取，也从属灵的事物中汲取。他的脚立于时间之中，而他的头却在永恒之中。他从不孤立，从不被圈围隔绝。凡他看似如此之处，经过审视便会发现那表象是具有欺骗性的，正如鲁弗斯·琼斯博士在雅各·波墨的例子中、冯·许格尔男爵在乔治·福克斯的例子中所表明的那样。同样，灵性天才特有的行动、异象或经验，也从不随他而终结。他是一个神圣丰饶的中心——这正是神秘家们自己的说法。神圣生命的触碰激励他去创造。他是一个革新者，一个新力量的漩涡，一个新事物的父母。看来，生命那种“落后的倾向”，它不尽其所能的倾向，在一切这样伟大的心灵中得到了矫正；而基督教的救赎便成为一条生命法则至高的、神圣的显现，这条法则，我们发现它在存在的每一层次上都起着作用。¶

倘若我们承认，恩典、圣灵、上帝在多大程度上借着人格、借着具体的人来作用于人——作为一种超越性活力的传递，赋予某些灵魂（你若愿意，可称之为“蒙拣选的”），使他们能够生发新的生命、新的异象、新的良善，能够重新使人类丰饶——那么，我们岂不应当期待发现，基督教既是一个有生命的、动态的体系，就在她整个伟大的历程中展现并强调了这些事实吗？伟大人格从社会有机体中向外的这种迸发，个人以全体之名所作出的这些新鲜而独特的救赎性接触，生命这些突然的、不可测度的向上跃升，英雄、诗人、先知所能引起的民族意识的这些变化——我们应当期待发现，这一切都在基督教会中以最高的程度起着作用。我们应当期待发现，她为她那些最伟大、最能达于上帝的心灵所要求的，不仅是特殊的尊荣，还有一种特殊的价值，一种对于他们所属团体身体的特殊救赎能力；而这当然正是我们实际所发现的。事实上，神秘的圣徒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链环，连接起救赎教义——即在上帝里全然交付的生命对人类的特殊价值，这种生命曾经一次、并且仅仅一次被完全实现——与诸圣相通的教义，即一切“在基督里”的灵魂彼此渗透、相互扶助的教义。由这两种观念必然引出另一教义，即圣徒的“有效功德”，他们对他人所具有的特殊“救赎”价值，以及在个别灵魂中开花的英雄德行所成就的团体性社会工作——天主教会一向从这两种观念中推演出这一教义。在这两种观念的背后，我们发现同一个事实：生命与爱，当它们在时间秩序之中被至高地唤起时，是不能自守其身的。这样的生命与这样的爱，尽管具有鲜明的个体性，却有一种深刻的社会性质；它们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它们扩散，它们相互渗透，它们使一切愿意接受它们的自我发生质变。它们浸染整个绵延之流，弥补其不足，在流变之中造出一圈圈不断扩大的光辉。¶

因此，倘若我们想要设想一个天上的品级体系——一个对我们而言真实的、植根于历史的、以千丝万缕与我们相联的品级体系——那么我们所当想到的，无疑正是圣徒与神秘家；他们仿佛按着等级秩序层层上升，依照他们与神合一的强度与纯度、他们对永生之占有的丰满程度，朝向十字架而升，他们的种种倾向在十字架中得以成全并汇聚一处。这些是生命所赐予我们的最高价值之一。使徒型：行动之人，圣灵的动态显现。先知型：具有至高神视之人，拓展世界的视野。殉道者型：彻底牺牲、完全内在交付之人。这就是对神的神秘热情借以透过人类迸发出来的三条道路。这三种类型弥补——亦即赎补（atone for）——我们团体性的灵性缺欠；救赎那把他们推向无限者的族类的平庸水准。¶

也许在我们看来，他们与我们的差别太大了；他们被隔绝开来，被一道鸿沟与人的共同经验分开，形成一种排他的、“出世的”类型。他们的生命如一座巍峨的大山拔地而起，充满美与奇异；而我们的生命则如平凡的原野。然而，原野与大山之间并无断裂。大山是从我们之中隆起的，它是我们的一部分；它的价值与整体的价值——与我们作为奋斗着、成长着的人的价值——紧紧相连。它的每一寸都在赎补我们的平坦，并提升整个族类的平均高度。我们都曾在天主教国家见过，一座顶上立着髑髅地十字架的突兀小山，如何能使它所从中升起的整片风景增辉并为之赎补——没有它，那风景何等贫乏；有了它，又何等高贵。如今，十字架在基督教的风景中同样是、并始终是中心的景物：然而，难道不正是那座山的漫长山坡——从寻常的平地一直通向高处——使它对我们如此亲切、如此可以企及、如此至深地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并完成了它连结人性与神性的使命吗？¶

以上便是若干理由，说明为何救赎的教义——无论我们指的是一种灵性原则，还是一个历史事件——似乎与神秘的人生观紧密相连，而离开那种神秘的眼光便难以理解。一方面，基督教对我们说，人性的至高理想，即完全献身于圣灵之旨意、完全为了全体之利益而自我交付的理想，已经在耶稣身上完全而超越地实现了。在祂里面，人跃上了高峰；而这独一无二的成就是算在整个族类身上的。但另一方面，基督教又说，凡能够的人都蒙召沿着同一条道路尽力前行；去“补满……患难的缺欠”，去“长成……满有……身量”，去向着人类灵魂“从上面召……的奖赏直跑”。透过这些更富生命力的人格——神秘家、重生者、圣徒——灵性的光辉流布于整个族类；神借着人向人说话。这样的人格充当接收者与传递者；他们实实在在、切切实实地分送着非受造之光的闪光。他们的活动是替代性的；他们确实为他人的欠缺作了赎补。因此，神秘家的社会价值，他们在有机体中的位置，与赎罪的观念密切相关。倘若没有救赎教义所表达的那个原则，神秘家便只是灵性上的个人主义者，他们的生命与经验除了对他们自己之外毫无意义。而倘若没有神秘生活的延续，没有在爱中神秘的自我献身之不断更新，没有它对整个族类那已为人所知的价值，那么耶稣在历史上的救赎便会是一个孤立的行为，与灵性世界的伟大进程毫无关联，而它本应构成这些进程的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