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同侪经济中的生活面向

克里斯蒂安·西夫克斯 · 2007 年原著 · 全书中文初译AI 辅助初译，未经人工终校第 8 / 14 单元

同侪项目和地方联合体都是自我组织的——参与其中的人会自行摸索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过，既然我们想进一步了解同侪经济中的生活可能是什么样子，就不妨对他们会作出的决定作一些有根据的推测。

7.1 地方联合体中的民主决策形式

在第5.6.3节，我们讨论了地方联合体的居民在决定地方事务时，会偏好哪些决策方式。我们的设想是：对于应当组织哪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之类的根本性决定，他们会偏好民主方式；至于具体如何实施，一般则会交由实际开展工作的项目和人员处理。不过，民主有不同的形式，其中哪一种最为适合，取决于参与人数等多种因素。在地方联合体的组织过程中，我们可以预期哪些民主决策方式会得到采用？

7.1.1 地方共同体与邻里的决策

拥有大约10万至50万成员的地方共同体（参见第5.3.2.1节），规模应该仍然足够小，可以实行直接民主：所有人都有资格提出建议（例如应当组织哪些任务），并对提案投票。无论是议程设定（提出建议）还是投票，都可以通过基于软件的解决方案获得相当高效的支持。

当然，在这两个步骤之间，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讨论已经提出的建议。这一步较为棘手，因为地方共同体的规模通常太大，无法让所有有兴趣参与讨论的人面对面开会；而基于软件的讨论渠道，例如邮件列表或讨论板，虽是面对面讨论的良好补充，却很难完全胜任替代品的角色。

不过，以共同体内部的邻里为第一级，就可以用一个两级的面对面讨论过程，方便地补充共同体层面的电子讨论论坛。邻里的居民人数大约在500人至几千人之间（参见第5.3.2.3节），规模足够小，可以让每一个愿意参与的人加入面对面讨论；随后，参加这些邻里讨论的人可以派出代表，在共同体层面的讨论中表达邻里会议所提出的意见和关切。一个共同体大约会包含100至几百个邻里，因此，这类代表讨论在规模上完全可行。

与共同体层面的在线讨论结合起来，这种两级讨论过程应该能让每一个感兴趣的人，清楚了解需要作出的各项决定。无论如何，我们推测，共同体元项目通常会运作得相当顺畅，无须太多干预；所以，一旦最初要提供哪些基础设施和服务已经议定，并且就加入某个分配池及资源的可用量作出了一些基本决定，之后大概就不会有那么多事情需要决策。

同样，我们推测，邻里也不需要作出很多正式决定，因为它们主要是临时性合作的协调节点。如上所述，邻里的规模足够小，可以举行面对面会议，因此，对于这一层面仍需作出的民主决策，依靠直接民主应该不成问题。

7.1.2 地区及更高层次的决策

对于超出共同体层面的地方性决定，也就是涉及地区元项目以及任何超地区合作的组织事务，我们可以预期会采用哪些民主决策方式？

如前所述（第5.3.2.2节），一个地区可能包含大约30至50个地方共同体，居民总数约为300万至1500万。对于这样的规模，直接民主仍可能是一种选择，但讨论的问题会变得更加困难。地区也许会选择以共同体网络的形式组织起来，其方式类似于产消者联合体（参见第5.6.4节）：设立一个地区协调委员会，由每个参与的共同体各派一名代表组成。这样，实际决定相应地区元项目的组织方式及相关事务的，就是这个大约有30至50名代表的协调委员会；每个共同体的居民为委员会选出一名代表。代表的任务不是任意作决定，而是代表自己的共同体发言，因此，我们可以预期，这些代表职位是可以撤换的（参见第5.6.2节），而且代表须受其共同体所作各项具体决定的约束。

这种组织形式可以很好地扩展到更高层次的合作。如果各地区决定在超地区层面开展合作，那么每一个参与的地区协调委员会，都可以选出一名代表——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人，不一定是委员会成员——派往超地区协调委员会，由后者决定超地区活动的组织方式。对于它们决定在全球层面处理的任务，各超地区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委派代表组成一个全球协调委员会。与地区代表类似，这些超地区和全球层面的代表，大概也会受到派出他们的委员会所作各项决定的约束。

7.1.3 谁将有资格参与决策？

民主的演变显示出一个清晰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被纳入民主过程。在古希腊等早期民主制度中，只有极少数人有资格参与决策，通常是“出身良好”、拥有自己家户的男性。此后，纳入资格的标准逐渐扩大。在当今民主制度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参与，但有两个显著的例外：儿童和青少年，以及“外国人”。

我们推测，在同侪经济的背景下，这一不断扩大的纳入过程还会继续，而这些残存的排斥迟早也会消失。这一点对于“外国人”的地位尤其重要：很可能，凡在一个地方联合体中生活超过几周，或许是几个月的人，都会被期望为当地元项目贡献自己的一份劳动；但对于每一个被期望作出贡献的人来说，同样拥有参与决策的权利至关重要。否则，他们就会被要求为既非自己选择、也无法施加影响的目标工作；这将是一种强迫劳动，很难符合以非强制合作为特征的同侪生产模式。

另一方面，儿童大概不会被期望作出贡献（参见第8.1.1节）。这一点可能被用来论证，应当把他们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然而，按照这个论证，老人和病人也必须被排除；而今天并非如此，听上去也不是一个好主意。

另一种做法是，允许生活在地方联合体中的每一个人，只要愿意，就参与民主过程，无论其年龄或出身如何。这也更符合同侪生产从身份地位转向声誉的趋势（参见第2.3节），因为这一趋势会使年龄之类的外在特征变得不那么重要。显然，婴儿无法参与决策，五岁的孩子通常也会想着别的事情；但如果儿童和青少年想要参与，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将他们排除。

7.2 利益相关者参与及冲突解决

同侪项目、地方联合体和产消者联合体都会有自己的决策结构（参见第5.6节），能够处理涉及项目或联合体组织事务的各种冲突。然而，并非所有冲突都发生在这种背景下。不同项目之间，或者某个项目与某个地方联合体之间发生冲突时，该怎么办？对于与组织事务无关的人际冲突，又该怎么办？

必须认识到，围绕某一行动的真正冲突，只可能发生在利益相关者之间，也就是至少都有可能受到该行动影响的人之间。如果你不是利益相关者，那么，你可能不喜欢别人的行动，但那些行动其实与你无关。例如，教皇没有理由干涉别人的性生活，除非那些人想与他发生性关系。任何人都可以就他人应当如何生活提出建议，但听不听，完全由对方自己决定。

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显然可以期待参与一切与自己有关的决定。如果任何个人或机构都可以作出严重影响他人生活的决定——哪怕只是潜在的影响，例如发生事故时——而那些人对此却没有发言权，那就很难称得上公平。在所有这类情形中，共识原则，至少是大致共识原则，似乎是合理的；这意味着，利益相关者，或至少其中大多数人，必须先达成一致，任何决定才能付诸行动。

社会可以设立相应机构，帮助确保人们了解那些可能对自己造成实质影响的活动，并确保他人不能背着他们决定开展这类活动，这就是利益相关者参与；如果无法达成一致，则进行仲裁，这就是冲突解决。由于影响往往仅限于特定地区，这或许适合作为前面讨论过的各层级地方联合体的一项任务（第5.3.2节）。由此会形成五个层级：

邻里层级，约包含500至几千人。
共同体层级，约包含10万至50万人，分布在100至几百个邻里中。
地区层级，约包含300万至1500万人，分布在大约30至50个地方共同体中。
超地区层级，约包含1.5亿至5亿人，分布在大约30至50个地区中。
全球层级，包括地球上的所有人，分布在十几个或几十个超地区中。

为了确保自己能够了解那些与自身有关的决定，各层级的人们都可以选出一名代表，派往高一级的信息委员会。这样，信息委员会就会有四个层级，从共同体层级——由邻里代表组成——一直到全球层级——由各个超地区协调委员会派出的代表组成（参见第7.1.2节）。

每一个地方联合体和每一个同侪项目，如果想开展会对联合体或项目之外的人造成实质影响的活动，就应当把自己的计划告知最适合、也就是覆盖范围最小的信息委员会，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或其代表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如果利益相关者反对一项计划中的活动，而项目又不准备以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修改计划，冲突便由此产生。

对于相关各方无法自行解决的冲突，信息委员会可以就处理规程达成一致；例如，将这类冲突提交仲裁委员会，由后者尝试调解出所有相关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作为一般的指导原则，仲裁委员会大概应当争取形成大致共识，这意味着：如果某些利益相关者提出了无法妥善处理的异议，计划就不会实施。不过，也可能存在例外；例如，某项行动对希望开展它的人极为重要，而提出异议的利益相关者所受的影响则较轻。

信息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还可以根据实际卷入冲突的人数较多还是较少，将冲突转交它们认为更合适的较高或较低层级处理。信息委员会的代表大概也会持续了解，比自己所在委员会低一个层级的信息委员会中正在发生什么。这样，如果某些人认为自己也受到影响，而较高层级的信息委员会中有代表这些人的委员，该委员会就可以接手处理这场冲突。

在许多情况下，围绕谁是、谁不是利益相关者，还会发生“元冲突”：也就是说，那些反对他人决定的人，是否受到足够大的影响，因而有理由介入？信息委员会大概会制定识别利益相关者的准则。例如，如果他人的行动实质性地改变或危及了你的生活质量，你就是受到影响的人：一座新建筑挡住你房间的采光，会对你造成影响；如果它只是改变了窗外的景观，则不会，除非这片景观本来就是你房间的主要特色之一，而现在将遭到破坏，等等。不过，这类元冲突仍然会存在，处理它们将是冲突解决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仲裁委员会的成员应当从相应地区的所有居民中选出；他们不应像其他各种委员会的代表那样，为某一特定人群发言。当前的一些大型同侪项目已经具备类似的冲突解决机制，可以作为参照，尤其是维基百科的争议解决程序^[1]，其中的仲裁委员会^[2]是最后一道处理机制。

如果项目或个人没有将相关计划报告给信息委员会，或者不遵守仲裁决定，通常的制裁机制就会发挥作用（参见第5.6.1节）。如果严厉斥责和疏远没有奏效，还可以采取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排除和策略性不合作：个人可能被拒绝使用地方元项目的服务；项目可能被排除出其所属的产消者联合体；与一个不履行约定的地方联合体之间的地区及超地区合作，可能被暂停；人们也始终可以拒绝向某些项目作出贡献，或拒绝获取其产品。

虽然可以设想采取武力干预等更激烈的措施，但我们怀疑是否有必要走到这一步。在一个合作至关重要的经济中，最严厉形式的排除和策略性不合作，大概就足以应对任何背离合作的人。

7.3 教育与学习

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接受了多少教育，以及这些教育、特别是正规教育具有怎样的声望，是其竞争工作和职位的重要因素。没有了这种竞争，教育和学习大概就会采取不同的形态，更着重于获得自己想要或需要的知识与技能，而不是在机构中待满一定时间、修完一套规定的课程。诚然，教育的这两个面向未必彼此冲突，但它们也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紧密契合。

例如，正如约翰·霍尔特（John Holt, 1989）指出的那样，学习并不是一项孤立的活动，而是一个持续的、互动的过程；它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中发生时，似乎最为成功。学习主要是一个弄清事物的过程，一个发现的过程，就像科学一样。当你有理由做某件事，想知道某件事，或者想学会做某件事时，学习的效果最好。幼儿就是这样相当轻松地学会说话的，根本不需要学校或其他正规机构。一般而言，在做某件“真实”的事情时，即使那只是一个游戏或实验，学习似乎也最有效。

因此，最好的教学方法，是支持别人自行弄清事物、亲自动手，解决他们希望解决或者只是感到好奇的问题；教学并不是把知识灌进别人的脑袋。最好的学习环境就是真实世界。为了帮助儿童学习，霍尔特建议，让事物变得触手可及，好让他们去探索、尝试；让儿童有机会观察其他人——年龄较大的孩子或成人——正在做的事情，并在帮忙确实有用时参与其中。成人和儿童一样，都在真正想学的时候学得最好：或者出于真切的兴趣，或者因为自己正在做、想要做的某种活动，需要相应的技能和知识。

在市场经济中，人们需要取得学位和头衔，以便在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这使得如此开放的学习理念难以实现；而学校和大学的正式制度框架，也是在为年轻人进入商业世界的正式制度框架作准备。在同侪经济中，这两方面的考虑都不再适用，从而使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教育制度框架失去必要性。

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著作《模式语言》（A Pattern Language, 1977），提出了一套营造宜居建筑的方法，尽管其中有些设计较为传统，但其讨论的范围远不止建筑本身。他对这些活动还可以如何组织，作了如下描绘：

学习网络：“不要把义务教育变成在固定场所齐步行进的过程，而应当采用渐次展开的方式，使学习过程分散化；通过接触遍布全城的许多场所与人，使学习更加丰富：工作坊，在家中授课或带着学生走遍城市的教师，愿意让年轻人来帮忙的专业人士，由大孩子教小孩子，博物馆，结伴旅行的青年群体，学术研讨会，工业作坊，老年人，等等。”（Alexander et al., 1977，模式18，第102页）

作为集市的大学：“把大学建成高等教育的集市。作为一种社会构想，这意味着大学向所有年龄的人开放，允许全日制、非全日制，或者逐门课程参加。任何人都可以开课。任何人都可以听课。在空间布局上，大学集市应当有一个中央交汇处，主要建筑和办公室位于这里；会议室与实验室从这个交汇处向外扩散，起初集中在步行街沿线的小型建筑中，然后逐渐分散，与城镇交融在一起。”（模式43，第234页）
师傅与学徒：“在每个工作小组、行业和办公室里，都要安排好工作，使工作与学习并肩进行。把每一项工作都当成学习的机会。为此，应当围绕师徒传统组织工作，并以工作空间的组团划分来支持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每位师傅和他〔或她〕的学徒各有一组空间，可以在那里共同工作和相聚。”（模式83，第414页及次页）

当然，地方联合体会自行决定如何安排学习与教育；它们很可能决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沿用现有的正式安排。但如果它们长期如此，我们会感到意外，因为，即使这些安排现在看起来合理，到那时也很难再说是合理的了。

7.4 创作作品与其他可以自由共享的物品

有许多东西可以自由共享，也就是一切能够编码为信息的东西。因此，按照同侪生产分享你能分享之物的倾向（第4.4.1节），我们可以假定，这些东西一般都会不受限制地向所有想要它们的人开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希望获得这些东西的同侪项目或地方联合体的任务竞配体系中，创作它们的活动不能被认可为一种贡献。例如，我们可以预期，写作一本供教学使用的书，会像开设一门使用这本教材的课程一样，被认可为贡献。

有一种风险是，各项目可能拖延创作这类可以自由共享的物品，希望别的项目先把它们做出来。毕竟，一旦这样一本书被写出来，任何开设课程的人都可以使用，而不只是提出需求的那个项目。不过，有几个因素使我们怀疑，这种拖延是否会成为严重的问题。如果其他项目也都在拖延，那么一个项目继续拖下去就很愚蠢，因为这样会阻止所有需要这部作品才能开展的活动。而从事相近主题的项目，通常会互相通报各自的活动，以免不必要地重复投入劳动。对同一部作品感兴趣的项目，也可以决定明确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专门创作该作品的独立项目，并由它们共同分担这个项目所需的劳动投入。

无论如何，只拿取、从不回馈的项目，很可能会引起注意，让其成员感到难堪并损失声誉。反过来，创作作品所带来的良好声誉，会归于创作者，而不是使用者。

不过，这种任务竞配方法，最适合的是较大项目所需要的作品，例如软件、教材、手册，以及其他非虚构作品。对于文学、音乐或电影，就比较难想象了。这类作品通常不是“按订单”生产的；虽然人们欣赏并珍视它们，却不是出于某种实用目的而“需要”它们。

这是否意味着，在同侪经济中，如果创作这类作品既不能得到金钱酬报，也不被认可为加权劳动，就可能再也没有人创作了？这显然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问题。人们过去一直创作，将来也总会创作。不是因为想赚钱，而是因为有空闲，有故事想讲，有感受想表达；或者因为想提高自己的名气和声誉，希望吸引许多属于自己心仪性别的热烈仰慕者。发挥创造力有很多充分的理由，其中大多数都与支配当今社会的赚钱需要无关。同侪经济不仅不会扼杀创造力，反而会给它更大的繁荣空间，因为艺术家不再受到迎合市场的压力所束缚，而多数人大概也会有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更少需要担忧的事情。

尽管如此，生活在同侪经济中的人们，仍然可以向自己喜爱的作家、音乐家和电影创作者表达认可，而不只是让他们获得一个受欢迎的艺术家自然会得到的关注与声誉。这些作品虽然很难“按订单”制作，因而无法作为待完成的任务来竞配，但在创作完成之后，仍然可以被认可为有价值的贡献。

地方联合体中的居民，可以预留一定数量的加权劳动，用来酬谢生活在当地的艺术家，办法是把他们的创作认可为对地方元项目的贡献（参见第5.3节）。这意味着，其他每个人都要稍微多做一点工作，以组织该联合体所需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而获得认可的艺术家则可以免于参与这些任务，从而有更多自由时间继续创作。当然，这种认可一般只能发生在事后，也就是艺术家已经完成一部成功的作品之后；但市场对这类作品的认可同样如此，这很难构成严重的障碍。

要决定以这种方式认可哪些作品，可以把大众层面的成功，例如登上排行榜前列的音乐、阅读人数最多的书，或者由专家评审团评定的“艺术价值”，作为标准。较好的做法是，地方联合体酬谢满足其中任何一个标准的作品，既承认主流成功，也给前卫、不循常规的艺术家以机会。它们大概会依照作品的种类和规模，把创作认可为一定数量的加权劳动，因为作品完成后，很难知道实际投入了多少劳动；而且，这种劳动无论如何都无法事先竞配，因而也就无法“加权”。

7.5 生产风格

从总体倾向来看，同侪产消者往往似乎偏好模块化、实用而优雅的产品。

模块化的产品，可以拆分成较小的模块或部件，各自独立生产，然后再组装成一个整体。与复杂纠缠的产品相比，它们更适合同侪生产方式，因为它们让同侪项目所要处理的任务更容易管理。项目可以在他人生产的模块之上继续构建，也可以把生产某个特定模块作为自身的初始目标；当部件既可独立使用、又可组合使用时，尤其如此。Unix的理念是提供许多小型、专门化的工具，让它们以多种方式灵活组合；这大概是软件领域中最早表达这种模块化风格的做法。

更加强调模块化，也是市场生产与同侪生产之间差异带来的现象。市场生产者必须防止竞争对手复制或整合自己的产品及生产方法，以免失去竞争优势。在同侪模式中，别人重复利用你的成果是好事，应当受到鼓励，因为这会提高你的声誉，也会增加他人向你回馈某些东西的可能性。

同侪生产者为了自己的使用而共同生产，这解释了他们为何倾向于把功能性放在首位。在市场上，非功能性的差别往往是取得竞争优势的唯一途径；而在同侪生产中，没有必要作这种区分。同侪生产者当然也重视形式；许多广受欢迎的自由软件，都有数不清的皮肤与模板可以改变其外观，这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把形式置于功能之上，恐怕行不通：如果一款软件做不了用户想做的事情，谁也不会费心给它换“皮肤”。

优雅往往与功能性密切相关，也与一种有利于模块化和重复利用的简洁性密切相关。维基百科给出的定义是：“优雅，是一种格外有效而又简单的特质。”（Wikipedia, 2007）自由软件生产者往往赞赏优雅，尤其是设计中的优雅，但并不只限于设计。埃里克·雷蒙德（Eric Raymond, 2001，第13条经验）引用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的话来表达这一点：“〔设计的〕完美，不是在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再添加时达到的，而是在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再删去时达到的。”

模块化不仅便利了分散化创新，也应当有助于延长产品和部件的寿命。资本主义形成了一种用完即弃的文化：东西一坏就经常被丢弃，而不是修理；或者，只要它的某一方面不再先进或时髦，也会被丢弃。在同侪经济中，遇到这类情况时，人们往往会只更换一个部件，而不是整件产品，因为无论与取得一个新产品相比，还是与手工修理旧产品相比，这通常都是最节省劳动的选择。

与产品的模块化在逻辑上相对应的，是生产过程的分散化。当前的同侪生产过程往往极为分散，因为它们是在互联网上进行的，参与者常常遍布全球，或者至少遍布那些可靠的互联网接入已经普及、且人们负担得起的地区。未来生产物质产品的同侪项目，将与实际进行物质生产的地点有更紧密的联系。这很可能经常形成一种结合：全球合作设计产品，本地生产实际制造产品。

不过，分散化大概不会走向极端，因为许多生产过程必须达到足够大的规模，才会有效率。让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计算机芯片工厂，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建立和维持必要设施需要巨大的劳动投入，合理的做法是由大量人口共同分担。为了尽量减少各自的投入，同侪生产者会在生产投入与运输投入之间找到合适的权衡。

尽管如此，同侪经济中的物质生产肯定会比市场经济分散得多；在市场经济中，市场竞争通过淘汰多数参与者而促成集中。此外，尽管我们曾警告不要高估“个人制造机”，近期的技术发展确实正在使天平向较小规模的生产倾斜。在个人制造及类似技术可用的范围内，它们将支持本地化生产；制造机也不必是“个人专有的”，才会有用。现有技术，例如快速制造（Hopkinson et al., 2006），已经能够支持灵活的小批量工业生产；它们对同侪项目或地方共同体的用处，可能并不亚于个人制造机对单个人的用处。

对于分散化的相对偏好，大概也会影响能源等领域。比能源能否在本地取得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可持续性。同侪项目和地方联合体会偏好那些可以被使用、却不会被用尽的能源，例如太阳能、生物质、风能或水力，而不是石油这类会耗竭的能源。即使不是出于保护自身生活环境这一明智理由，它们也会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这样做：如果不可再生资源仍然需求旺盛，那么一旦变得稀缺，就会在分配池中产生极高的价格。核能这类存在潜在重大损害风险的能源，大概很难得到采用，因为不得不与这些风险共处的利益相关者会阻止它们（参见第7.2节）。

在交通工具方面，地方联合体大概会偏好提供非竞争性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能够随使用人数增加而有效扩展，而不是越用越差的方案，因为这是向居民提供交通基础设施与服务最有效、最公平的方式。城市中的小汽车和用于长途出行的小汽车，在这方面是出了名的失败：交通堵塞、汽车污染和停车位不足，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相比之下，地方元项目会主要为城市等人口密集地区以及长途出行提供公共交通，包括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地铁和火车等等。

在人口过于分散、难以建立高效公共交通系统的乡村地区，私人汽车仍会受到欢迎。即使在那里，一个良好而用途广泛的公共交通系统，或一种效果相当的解决方案，也很重要，因为它能够为儿童、老人和残障人士带来出行能力。对于短途和中程出行，自行车等不对他人造成妨碍的个人交通工具，在任何地方都是不错的解决办法。为了应对其他交通方式不足或缺位的情形，地方共同体和邻里还可以提供共享的共同体汽车或车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