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我的宗教见解史：1841年至1845年

第一节

从1841年年底起，就我作为圣公会成员的身份而言，我已躺在临终的病床上了，尽管当时我只是逐渐才意识到这一点。我以这句话来引出我要说的内容，是为了说明我叙述中这剩余部分的性质。临终的病床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历史；那是一段乏味的衰颓过程，时而好转，时而恶化；而既然结局已经预见到，或者说只是时间问题，它对读者就没有多少趣味，尤其是对心地仁厚的读者而言。况且，这是一段门窗紧闭、帷幔低垂的时期，病人既无心也无力记录自己病情的各个阶段。我当时正处于这种境况，只不过我未被允许平静地死去——只不过那些仍完全有权来看望我的朋友，以及那无权这样做的公众，给那最后四年赋予了某种历史。但正因如此，我的叙述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文献，因为除了确定的具体细节——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之外，我不能依赖自己的记忆。我写给如今已故的朋友们的信件，已经到了我的手中；另一些信件则是别人为此特意好心借给我的；我还保留着其他一些信件的草稿，以及我所做的一些笔记；不过我并没有严格意义上属于个人的、连续的备忘录可资查考，而且不幸遗失了一些宝贵的文件。¶

首先谈谈我在责任方面的立场；它是这样的：——1. 我在1841年春天致牛津主教的信中，已经放弃了我在运动中的地位；但是 2. 我不能放弃对许多各色人等所负的责任，他们或多或少是被我引入这场运动的；3. 我预期或打算逐渐退为平信徒身份领受圣餐；4. 我从未考虑过离开英格兰教会；5. 如果不允许我持守对《信纲》的大公性理解，我就不能在教会中担任圣职；6. 只要罗马容许向童贞圣母和圣徒们献上那些我凭良心认为与那独一、无限、永恒者至高而不可分享的荣耀不相容的尊崇，我就不能投向罗马；7. 我希望在一定条件下与罗马联合，即教会与教会之间的联合；8. 我把利特尔莫尔称为我的托雷斯韦德拉斯（Torres Vedras），并认为有朝一日，我们也许能在圣公会内部再次前进，正如我们曾经被迫后撤一样；9. 我竭尽全力阻止一切倾向于投向罗马的人。¶

我阻止他们，有三四条理由：1. 因为我凭良心自己不能做的事，我也不能容许他们去做；2. 因为我认为，在种种情形下，他们是在一时激动之下行事；3. 因为我对我的主教和圣公会负有责任；4. 在某些情形下，因为我曾从他们信奉圣公宗的父母或上司那里直接受托照管他们。¶

从1841年年底到1843年秋天我辞去圣玛利亚堂职务为止，这就是我对自己责任的看法。现在我要叙述在这段时间里，我对两个教会之间争论状况的看法。¶

1839年夏天，我在阅读过程中一看出圣公宗论证中的症结，便如我先前所说，开始四处寻找某种根据，以便为我的需要提供一个论辩的基础。这一难题影响了我对古代教会和大公性两方面的看法；因为，圣利奥的历史一方面向我表明，教会大众经过深思熟虑而最终达成的共识，可以确认一项教义判决为启示真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使一项教义直到使徒时代之后若干世纪才被公开承认为如此启示的真理，古代教会的准则也并未因此受到违反。因此，虽然信经告诉我们，教会是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我却无法以圣公宗的教导是使徒的或大公的为根据，来证明圣公宗团体是那独一教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除非我论证支持通常所谓的罗马的种种败坏；而我若要为我们与罗马及其信仰的分离辩护，又不能不使用一些有损于那些关于我们主的伟大教义的论据，而这些教义正是基督宗教的根基。中道是一个不可能成立的观念；它就是我所说的“单腿站立”；而如果要保住我原先对这场争论的立论，就必须向这一边或那一边更进一步。¶

因此，我放弃了那块旧的立足点，另择了一块。我经过深思熟虑，离开了那块旧的圣公宗立足点，认为它守不住了；不过我并非一下子就这样做，而是随着我对实情越来越确信，才逐步如此。耶路撒冷主教区是对中道旧理论的最终定谳：即使它的设立别无作为，至少也摧毁了教区权利的神圣性。英国既然可以在巴勒斯坦，罗马也就可以在英国。但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表明的，它对这场争论的影响，远比这一技术性的理由严重得多。从那时起，在我心目中，圣公会要么不是那领受了应许的独一教会的正常部分，要么至少处于一种反常的状态；从那时起，我便大胆地说（正如我在抗议书中所说，其实我在致牛津主教的信中也已暗示过），我身处其中的这个教会对我并无要求的权利，除非以它是那独一大公宗团的一部分为条件；而这个条件必须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始终牢记在心，并且必须加以明确的证明。这一切，与我上面所说的“此时我并没有离开英格兰教会的念头”并不矛盾；因为我对罗马的某些旧有异议，我仍感到和从前一样强烈。我无权、也未获许可违背自己的良心行事。那是比任何关于教会标记的论证都更高的准则。¶

在这种情况下，我转而求助于圣洁这一标记来保护自己，意在表明：我们至少拥有那些必要标记中的一个，而且拥有得和罗马教会一样充分；或者至少，不作任何比较，我们拥有它的程度已足以使我们安于自己的立场，并在实际责任问题上提供充分的证据和明确的方向。我们拥有生命这一标记——不是任何一种生命，也不仅仅是出于自然的那种生命，而是一种超自然的基督徒生命，它只能直接来自上面。因此，在我屡次提到的那篇1840年1月（第九十号书册之前）发表于《英国评论》的文章中，我论及圣公会时说：“她有占有的标记，有不带派别名号的标记，有生命的标记——一种坚韧而旺盛的生命；她有古老的渊源、不曾中断的延续，以及在教义上与古代教会的一致。”接着我又谈到圣洁：“尽管罗马天主教徒目前可以痛斥我们为分裂者，但只要圣公宗团体身上具有教会的那一个标记——圣洁，他们就无法抵挡我们。当时[四世纪]的教会无法抵挡梅勒提乌斯（Meletius）；他的敌人被他公平地征服了，被他的温柔与圣洁所征服，这种温柔与圣洁融化了他们当中最为嫉妒的人。”我又接着说：“我们几乎甘愿对罗马派说：在我们像一个分支之前，暂且不要把我们算作大公教会的一个分支，尽管我们确是一个分支；但条件是，当我们确实变得像一个分支时，你们就要同意承认我们”，等等。于是，我在那篇文章中进而对英国天主教徒在这一标记方面的缺失发起了那番尖锐的攻击，其中很大一部分我已在别处引用过。正是在那里，我谈到他们的政治、社交和论辩作风使我深感反感；这是我退而倚重圣洁标记的第二个理由，因为它使我不必去攻击罗马教会的教义，甚至不必考虑她的民间信仰，而把我带到一个我觉得自己不会犯错的立足点上；因为，在思辨和实践中，还有什么比那对是非、真伪的良知，比那些对何为得体、一贯和高尚的感受——这些都是我们的造物主使之成为我们本性之一部分的——更高的向导呢？因此，我觉得，攻击我所以为的一个事实——罗马的代理人和代表们那种肆无忌惮、欺诈和工于心计的作风——是不会错的。¶

以圣洁作为一个教会的真正检验标准，这一点在我所写的与第九十号书册有关的文字中始终坚持着。我在该书册的引言中说：“作者决不会参与把一个学派的观点或计划强加给另一个学派；宗教上的变革应当是整个团体的行为。凡不是由整个团体自身内部自由而平静地生发出来的情感之发展的变革，都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宗教上的每一项变革”都必须“伴以深切的悔改；变革”必须“在彼此的爱中培育；没有超自然的影响，我们就不能达成一致”；我们必须“一同来到上帝面前，求他为我们成就我们自己所不能成就的事”。在致主教的信中我说：“我一直反对那些主张考虑我们与外国教会之间的分歧、以求加以调和的建议。”（我指的是通过谈判、会商、鼓动之类的方式。）“我们的事是关乎我们自己——使我们自己更圣洁、更克己、更接近原始教会、更配得上我们崇高的呼召。急于调和分歧，就是从终点开始。政治上的和解不过是表面的、空洞的、虚假的。在罗马天主教徒放弃政治活动、并在他们的公开措施中彰显圣洁与真理之光以前，永久的争战是我们唯一的前景。”按照这一理论，一个宗教团体只要拥有使徒统绪和使徒信经，并具备圣洁生活这一标记，便是独一、大公、使徒的教会的一部分；这种看法中有许多东西，能够直接打动英国人的常识和务实习惯。然而，随着第九十号书册之后接踵而来的种种事件，我把自己的理论降到了一个更低的层次。因为，当我所属教会的主教和民众不仅不容忍、反而实际上拒斥原初的大公教义，并试图把一切持守这教义的人逐出他们的团契时，还能为之作何辩解呢？在主教们发表了训示之后？在耶路撒冷的那件“可憎之物[8]”之后？好吧，还可以这样说：我们毕竟并非一无所是；我们不可能仿佛从来不曾是教会一样；我们是“撒玛利亚”。这便是1841年底我为自己、也为所有与我同感的人所设定的那个较低的层次。¶

[8] 《马太福音》第24章第15节。¶

阐明这一观点，正是那年12月我在圣玛利亚堂所讲的四篇讲道的用意。在此之前，我从未把当时激动人心的议题带上讲坛[9]；这一次我却这样做了。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时机紧迫；由于那些曾使我自己心神不宁的同样事件，我们中间出现了极大的思想动荡。此时我心头正生出一种特别的忧虑，而且十分明显，那就是“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关于第九十号书册，我就曾说过：“它是写给某一类人的，却被另一类人拿去使用和评论”；如今这话更是千真万确——凡是我为那些我知道正处于心灵困扰中的人所写的东西，一方面会在我的对手口中成为猜疑和诽谤的材料，另一方面又会令那些在信仰上毫无困难的人感到苦恼和惊讶。因此，当我在1843年底出版这四篇讲道时，我在卷首加了一段话，劝告不需要它们的人不要去读。但说实话，在整个难关似乎已经度过之后，第九十号书册实际上遭到谴责，这是一次极大的失望和考验。我对耶路撒冷主教区的抗议，在许多人那里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激动；不过它也使他们平静下来，因为抗议这一事实本身就缓解了他们的焦躁。同样，就我所说的这四篇讲道而言，它们虽然坦率承认近来主教们的所作所为造成了极大的丑闻，但同时也可以说，它们赋予了圣公会种种纷乱和缺失一种在启示安排中的位置、一种在论战中的理智立场，以及一条伟大原则的尊严，供心神不定的人拿去运用——这条原则可以教导他们认识到自己前后一致，使他们与自己和解，并且可以吸收、消解他们众多的怨气、不满、疑虑和质问，引导他们走向谦卑、感恩和宁静的思想；——而这正是它在我自己身上确实产生的效果。¶

[9] 见注C。《论智慧与纯真》讲道。¶

这几篇讲道的要点在于：尽管犹太律法严苛，其诫命有形式上和字面上的约束力，尽管十个支派显然陷入了分裂，甚至比分裂更糟，但事实上他们仍被神的怜悯承认为一个民族；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被差遣到他们那里；不仅如此，这两位先知被差去向他们传道、挽回他们时，并没有任何暗示说他们必须与大卫的王统和亚伦的祭司职分和好，或者必须上耶路撒冷去敬拜。他们不在教会之内，却拥有蒙恩的途径，并怀有被造物主悦纳的希望。这一切对圣公会的适用是直截了当的；——在这种境况下，一个人能否担任或履行圣职，也许并不清楚（虽然必须记住，英格兰拥有使徒的祭司职分，而以色列则根本没有祭司职分），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一个圣公宗信徒即使不相信自己的教会是那独一教会的一部分，也完全没有理由离开它而投向罗马；——理由在于，以色列王国与圣殿隔绝乃是事实；然而它的子民，无论是全体还是个人，无论是迦密山上的群众，还是书念妇人和她的一家，尽管神迹就在他们眼前显现，却都没有得到任何命令，要他们脱离自己的民族而归服犹大[10]。¶

[10] 由于我在此并非从事论战，我对这一论证只想说一点：一项以肉体、物质和政治条件为前提的命令，与一项道德性的命令，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上耶路撒冷去，是身体的事，不是灵魂的事。¶

显然，这样一种理论——不论圣公会中神圣临在与生命的种种标记，是足以证明她确实处在圣约之内，抑或只足以证明她至少享有非常的、圣约之外的怜悯——不仅从宗教的角度降低了她的层次，而且削弱了她在论战中的根基。正是它的新奇使它显得可疑；况且，没有任何保证说这种下沉的过程不会继续下去，最终不会沦为彻底的淹没。的确，在许多人心中，说英格兰错了，就等于说罗马对了；而对他们来说，任何伦理的或决疑论的推理，都无法胜过来自时效与权威的论证。对于这种针对我新教导的反对意见，我只能回答说，我的处境并不是我造成的。我完全承认真正的圣公宗理论的力量和效力，承认它几乎足以抵御罗马的论辩者；但它仍像阿喀琉斯一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而圣利奥替我找到了它，我对此无能为力；——要不是事实如此，这一理论确实是伟大的；只要它是真的，它就会是不可抗拒的。在我成为天主教徒时，《基督徒观察者》（Christian Observer）的编辑威尔克斯先生（Mr. Wilkes）——他从前曾指责我有倾向罗马的趋势，令我十分愤慨——写信问我：现在我们两人究竟谁是对的，是他还是我？我回了他一封信，现将其中一部分插在这里，因为它可以算作是对那个伟大理论的一种告别；这个理论看上去如此动人，证明起来如此困难，实行起来又如此无望。¶

“1845年11月8日。我并不比从前更认为，我在您所提到的那个时期所倡导的圣公宗原则，会把人引向罗马教会。如果我必须具体说明我所说的‘圣公宗原则’是什么，我会说，例如：以古代教会而非现存教会为真理的神谕；以及主张使徒统绪足以保证圣事恩典，无须与遍布全世界的基督教会合一。我至今仍认为，这些是反对罗马最坚实、最有力的立场——也就是说，如果它们能够站得住的话”〔作为真理或事实〕。“它们曾经为许多人所持守，而且在与罗马的论战中，它们远比任何其他宗教团体的原则更难驳倒。¶

“至于我自己，我发现我无法持守它们。我离开了它们。从我开始怀疑它们不健全的时候起，我就不再提倡它们。当我相当确定它们不健全时，我辞去了我的圣职俸禄。当我完全确信罗马教会是唯一真教会时，我便加入了她。¶

“我一向觉得，布尔主教（Bp. Bull）的神学是英格兰教会赖以立足的唯一神学。我也觉得，反对罗马教会是那种神学的一部分；凡不能抗议罗马教会的人，就不是英格兰教会中真正的神学家。我从未说过，也从未试图说，英格兰教会中任何担任职务的人，无论是主教还是在职牧师，能够不与罗马教会处于敌对状态。”¶

于是，中道（Via Media）从此永远消失了，一个专为这一时机而造的理论取代了它的位置。我对自己的新观点感到满意。1841年12月13日，我写信给一位挚友塞缪尔·F. 伍德（Samuel F. Wood）：“Carissime〔至亲爱的〕，我想你会相信，我并没有低估那些把人〔向罗马〕吸引过去的情感的力量；然而我（我相信）对自己留在原处的责任是十分清楚的；的确，比前些时候清楚得多了。如果这样说不算僭妄的话，我……如今对基督在圣事中与我们同在的那应许的内在临在，有了一种明确得多的看法，恰恰是在它的外在标记正被除去的时候。我甘愿与摩西同在旷野，或与被逐出圣殿的以利亚同在。我说这话，是把事情说到了最重的程度。”¶

然而，我那些温和的使徒派朋友——他们之所以是我的朋友，恰恰是因为我过去在总体基调上一向如此温和、如此圣公宗化；他们曾为第九十号书册挺身而出，部分出于对我的信任，当然也出于慷慨仁厚的情谊，并因此分担了一份本不属于他们的非难——自然对这样一种论证路线感到惊讶和不快：它新奇，而且在他们看来是任性的；它把整个论战抛入混乱，使我从前的原则显得愚蠢可笑，并以一种——在他们看来——循道宗式的自我省察，取代了圣公会中神圣使命的那些通常公认的、朴实而诚实的凭证，而这种自我省察恰恰是与我的天性和我过去的宣告都格格不入的。他们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而当我坚持把公众和主教们对第九十号书册的谴责看作如此严重的事情，当我抛出一些在他们看来神秘莫测的关于“可能发生之事”的暗示，却不肯干脆说一句“我生为圣公宗信徒，也将死为圣公宗信徒”时，他们就更加恼火了。我的一位知交丘奇先生（Mr. Church），1841至1842年的圣诞节期间正在乡间，他向我报告了人们对我普遍的感受；而我对此作何感想，可从我下面这封回信中看出：——¶

“奥里尔，1841年12月24日。Carissime〔至亲爱的〕，你无法想象你关于莫伯利（Moberly）的叙述使我多么难过。他认为特利腾会议的法令是有罪的，这种看法既反对个人的皈依，同样也反对教会之间的合一。说实话，我从未抱着这一目的去审视那些法令，也没有什么看法；但这与持有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反对它们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难道他不能说出究竟是哪些法令吗？我想圣餐变体是其中之一。查尔斯·马里奥特（Charles Marriott）对此并无顾虑，当然他不会愿意别人把这话传出去[11]。我自己心中并不清楚。莫伯利必须记得，〔伍斯特学院的〕帕尔默认为它们全都可以作大公的解释。至于我自己，我只看到这一点：教父著作中反对我们与基督教世界相隔绝这一状态的内容，要比反对特利腾法令的内容多得不可计量。¶

[11] 就现在的情形而言，我想他不会反对自己的意见为众人所知。¶

“我所能想到的唯一一点，”〔即我可能说过的令人吃惊的话，〕“是这样的：有些人，倘若我们的教会使自己陷于异端，他们宁愿相信罗马教会就是教会，也不愿认为任何地方都没有教会了；因此，他们会凭信心接受那些他们在别的情况下无法默认的东西。我想，向他强调眼下并无迫在眉睫的危险这一情况，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宽慰。当然，谁也不能为个别人担保；但一个人若因主教们的某项举动就骤然离开教会，我会看轻这样的人。现在，考虑到圣职人员确实在进步，考虑到这场风波甚至使他们去读《时代书册》，难道我们不可能在七年之后都处于一种更好的心境来考虑这些事情吗？而在此期间，难道我们不可以把它们交给天意去安排吗？我无法相信这项工作是出于人的；神对祂自己的工作有权柄，可以随意处置它。难道我们不能尽力把它交在祂手中，并且知足吗？¶

“如果你得知关于巴特（Barter）的什么情况，使你认为我可以写信去宽慰他，请告诉我。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好朋友们并不读教父；他们出于对事情的常识而赞同我们；然后，当教父们和我们说出超出他们常识的话时，他们就大为震惊了。¶

“伦敦主教拒绝了一个人，理由是：1. 他主张圣餐中存在任何献祭；2. 真实临在；3. 圣职授任中有恩典[12]。¶

[12] 事隔多年，我无法证明此事；但我认为在此引入包含这一内容的段落并无不妥，因为我归于这位主教的，并非世人会认为可耻的事，恰恰相反，而是一个庞大的宗教团体会赞许的事。¶

“我们能十分确定主教们不会起草一些严苛的信仰声明吗？莫伯利所担心的就是这个吗？牛津主教会接受这些声明吗？果真如此，我就会被逼进那‘赤贫者收容所’〔利特尔莫尔〕去了。但我向莫伯利保证，我会竭尽全力把所有危险人物都抓起来，关在那里。”¶

1841年圣诞节。“我整夜都梦见莫伯利。难道他以及和他一样的人不应该看到，就那些尚未出现、也许永远不会出现的情况去问别人‘你将怎么办’，是不明智、不公平、不耐烦的吗？为什么要为那些仅仅是 in posse〔可能的〕事情，把恐惧、猜疑和分裂带进营中呢？巴特和另一位朋友的信虽然出于自然，而且极其善意，但我认为它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极其诚恳地说，有些事情是我既不考虑、也不愿考虑的；但是，当别人十次三番地问起这些事时，我终于也开始考虑它们了。¶

“他当然不是要说，没有什么能使一个人与英格兰教会分离吧，例如，它公开宣称索齐尼主义；它按索齐尼派的意义来理解圣餐。然而，他会说，考虑这样的事情是不对的。¶

“再者，我们的情形正〔在偏离〕肯（Ken）的情形。且不说过去那个可悲的世纪，它使我们比一个17世纪的教会人士起点低得多，可回旋的余地也少得多，而且如今涉及的是教义问题；在他那里，只是一个纪律问题。¶

“倘若这样可怕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不禁想到，我们所有人会比现在所以为的一致得多。的确，那些心意如此相同的人（就人而言）有可能分歧很大吗？但是，关于可供选择的出路，且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一点。我们能加入什么团契呢？苏格兰的或美国的教会，能够认可自己的主教和会众出现在英格兰，而不招致分裂教会的罪名吗？除非它们（而这可能吗？）宣布英格兰教会是异端。¶

“这难道不是一个天意奇特的时代吗？我们最稳妥的道路，难道不是不顾后果，日复一日地单单去做我们认为对的事吗？如果我们试图预先揣测神圣天意的进程，难道不是一定会走错吗？¶

“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一切不幸，难道不都是由于人们害怕正视困难而产生的吗？对于本应谴责的行为，他们却加以掩饰。就有那位好人伍斯特的帕尔默，能够为教会委员会和耶路撒冷主教区粉饰。结果如何呢？我们的教会数百年来一直在不断下沉，直到它的相当一部分主张和宣称纯属虚饰，尽管我们有责任善用我们所领受的东西。然而，我们虽然必须对别人的虚饰尽量往好处看，却不要让我们自己也沾上任何虚饰。我们教会最真诚的朋友，是那些在她的统治者犯错时敢于直言、并说出其后果的人；而且（借用一个转义的说法），在这种黑暗的处境下最准备离开教会的人，恰恰最可能死在教会之中。¶

“我还要补充一句：想到我们周围神的恩典的种种痕迹，我非常乐观，或者毋宁说确信（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们的祈祷和施舍会升到神面前作为纪念，这一切可悲的混乱都会趋于美善。¶

“那么，既然我们在当下意见一致，就让我们不要忧虑，不要预先设想将来的分歧。¶

“又及：我想，当朋友们”〔即极端派〕“度过了他们最初的心神不定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模糊忧惧之后——这是主教们的新态度以及我们对此的感受所引起的——他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他们会看到自己夸大了事情……当然，在主教们像现在这样发表训示这样一种令人痛苦的偶然事件之下，预先去揣测自己会有何感受，那是不对的——所以在我看来，这不是任何人的过错。另一些人”〔温和派〕“感到吃惊”〔即对我的抗议等等〕“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他们应当记得，一个人对主教所怀的敬畏越是无条件，他对主教身上异端的察觉也就越敏锐。绳索在绷断之前，一直是有约束力和强制力的。¶

“有思考力的人，假如朝那个方向看一看，本会看出这一点。去年春天，一位非常高教会的人士对我谈起要抵制他的主教，要求主教出示其所依据的教规，诸如此类；但那些对上级培养了忠诚情感的人，要么是最敬爱上级的仆人，要么是最热切的抗议者。倘若别人也成了这样，倘若切斯特的圣职人员谴责他们教区主教的异端，他们就是在尽自己的本分，并使自己免于承担他们的弟兄可能出现的任何离弃中本应由他们负的那一份责任。¶

“圣司提反〔日，12月26日〕。我是多么坐立不安啊！我现在担心，昨天写的那张便条透露得太多，只会使事情更糟。这一直是我最大的难处。¶

“鉴于目前双方都情绪激动，我想在〔《堂区讲道集》〕第六卷的序言中完全略去我对第九十号的重申，只说：‘由于此时关于他的许多不实传闻正在流传，他希望对他怀有善意的人把这一卷看作他真实思想和情感的表示；至于那些不怀善意的人，他将他们交在神手中，让神在祂自己的时候使他们转向更好的心意。’你对这话的逻辑、情感和得体与否怎么看？”¶

一位远离牛津的老朋友、会吏长罗伯特·I. 威尔伯福斯，这时一定对我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引得我坦率作答；因为我向他透露了（我不知道用的是什么话）我那可怕的疑虑，这疑虑此前只有两个人知道，即他的弟弟亨利和弗雷德里克·罗杰斯先生（Mr. Frederic Rogers）[13]：就我的圣公宗立场而言，我最终或许会崩溃——或许我们两人都在教会之外。我想我记得，我是以一种他最能理解的形式来表达我的困难的，这困难源自阿里乌派和基督一性论派的历史，事实上也是布尔主教所承认的一点；即：在早期几个世纪的论战中，罗马教会总是站在正确的一边——这当然是一个 primâ facie〔初步看来〕有利于罗马、不利于今日圣公宗主义的论据。他在1842年1月29日这样回复我：“我想，我从未因任何人对我所作的任何告白而如此震惊，就像今天早上读到你的信一样。它使我完全失去了镇定……我不能不给你写信，尽管我不知从何说起……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行为使自己脱离了普世教会的团契……我越研究圣经，就越深感教会中的罗马主义原则与圣约翰所说的巴比伦之间的相似……如果神学真像你的疑虑所显示的那样不确定，我几乎要为自己曾把心思转向神学而悲伤了。”¶

[13] 即现在的布莱克福德勋爵（Lord Blachford）。¶

当我的老朋友和真朋友们这样为我忧心时，我想，看到我逐渐屈从于别人的影响，他们感到的不仅是焦虑，而且是痛苦；那些人对我并不享有他们那样的情分，他们更年轻，思想气质也在不小的程度上与我格格不入。一个新的思想学派正在兴起——这在教义探究中是常有的事——它正把运动最初的那一派推到一旁，并取而代之。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一位才华高雅、富于古典素养、在文学写作上天赋罕见的人：——奥克利先生。他与我年纪相差不远；我认识他已久，虽然近年来他并未住在牛津；而就在最近，他几次借着引人注目的机会，重温了我们同在圣公会时他一向对我表示的那份情谊。他的心智气质与赋予早期运动以特色的那种气质并无二致；他几乎是一个典型的牛津人，而且，就我所记得的，无论在政治观点还是教会观点上，他都会与1826至1833年间的奥里尔派同声相应。但他加入运动较晚；他不了解运动的最初几年；由于是重新起步，他自然而然地与那一群热切、敏锐、坚决的人走到了一起——这些人大约与他同时开始了他们的大公生活，对中道一无所知，却对罗马听说了很多。这个新派别在牛津内外迅速形成并壮大起来，而恰巧就在同一个夏天，我因研究基督一性论之争，使我的教会观点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这些人以一个角度切入原来的运动，横穿过它的思想路线，然后着手把那条路线转向他们自己的方向。他们大多是虔诚热切的人，真正把自己灵魂的事当作头等大事，对我怀有极大的热忱，但在当时却很难确定他们最终会转向哪一边。结果，有些人始终坚守圣公宗主义，有些人成了天主教徒，还有些人在自由主义中找到了归宿。关于他们，最清楚不过的是，他们需要有人加以约束；而这项责任显然落在我身上，因为他们的形成与我有莫大的关系；同样清楚的是，从我前面所说的来看，我恰恰是所有人当中最不能承担这项责任的人。没有什么朋友比得上老朋友；然而在那些老朋友当中，很少有人能帮助我，很少有人能理解我，许多人对我感到恼火，有些人很生气，因为我正在瓦解一个紧密团结的派别，还有些人出于良心而不能听我的话。当我环顾四周，寻找可以在我的困难中请教的人时，我发现，正是这些困难的前提本身，成了他们给我忠告的障碍。于是我痛苦地说：“不管我愿不愿意，你们都在把我推给别人。”然而，我身边仍有一些老一辈的好朋友、真朋友，在牛津内外都有，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但另一方面，尽管我对这个新学派的人（少数例外）和他们的思想方法，都不像对老一辈那样喜爱；尽管我无法信赖他们意志的坚定，因为他们可能像一群苍蝇那样来来去去，最终分散消失；然而，不顾我的老朋友们，不顾我一生根深蒂固的偏见，我对他们的目标以及他们道路所指的方向怀有强烈的共鸣。尽管我对罗马怀有根深蒂固的畏惧，尽管我的理性和良心已判定反对她的种种惯例，尽管我对牛津和奥里尔怀有深情，我却对罗马——英国基督教之母——怀着一种隐秘的渴慕之爱，并且我对童贞圣母怀有真诚的敬礼：我住在她的学院里，侍奉她的祭坛，而在我最早付印的讲道之一中，我曾极力颂扬她无玷的纯洁。正是由于意识到自己有这种偏向——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我才那样恳切地讲道，告诫人们在宗教探究中要警惕受我们的好感而非理性所左右的危险。此外，正如我已说过的，这个新学派的成员敬仰我，真心善待我，真诚地爱我，在别人离去时仍在困境中支持我，对这一切我心怀感激；不仅如此，他们中许多人自己也身处困境，与我同舟共济，这又是我们之间彼此同情的另一个原因；因此，当新学派声势大振、并与老一派发生冲突时，我既无力、也不忍心拒斥他们；我陷于极大的困惑，几乎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我站在了他们一边；而且，在我想要平静沉默的时候，我却不得不开口说话，于是一些人指责我软弱，而大多数人则指责我神秘莫测、推诿搪塞、暗中行事。¶

现在我要在这里坦率地说，这类指控是我无法恰当应对的，因为我无法真正领会它。我从未对自己的诚实有过任何怀疑；当人们说我不诚实时，我无法把这项指控理解为一个清晰的、可以与之交锋的概念。如果有人对我说：“某日某时，当着某些人的面，你把黑的说成白的”，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我可以着手证明自己 alibi〔不在场〕，或者解释其中的误会；或者，如果有人对我说：“你曾试图把我拉进你的派别，想带我一起去罗马，但你没有成功”，我可以斥之为谎言，并提出我自己同样坚定、同样确切的断言：从我最初心神动摇之时起，我从未试图把任何人拉到我自己这边，或拉向我那些倾向罗马的见解，这种念头只是他自己自命不凡的幻想所生出来的；然而，面对那些通常加诸于我的含糊指控——那些由印象、领会、推断、传闻和猜测拼凑而成的指控——我的想象力就无所适从了。因此，我不打算作这种尝试，因为那样做无异于向空气挥拳；我将尝试的，是陈述我所知道的关于我自己的事和我所记得的事，而把如何运用这些留给别人。¶

当我对中道怀有信心、认为没有什么能推翻它的时候，我并不介意提出一些宽泛的原则，尽管我看出这些原则会比通常所察觉的走得更远。我认为，要使中道具体而实在，它就必须远远超出它目前的轮廓；圣公会若要与罗马教会竞争并有成功的希望，就必须拥有它目前所没有的礼仪、仪式，以及教义与敬虔的丰盈。这样的增添不会使它离开其固有的根基，而只会使它更加坚固和美好：例如，善会、特定的敬礼、对童贞圣母的尊崇、为亡者祈祷、美丽的教堂、对教堂以及在教堂中的慷慨奉献、修道院，以及其他许多仪规和制度；我过去常说，这些东西属于我们，正如属于罗马一样，只是由于我们让它们从手中溜走，罗马才把它们据为己有并引以为荣。这一切所依据的原则，在我为第九十号书册而发表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出来。“这个时代，”我说，“正在朝着某种东西前进；而最不幸的是，近年来我们中间实际上拥有这种东西的唯一宗教团体，竟是罗马教会。唯有她，在其实践体系的种种错误和弊端之中，给了敬畏、奥秘、温柔、崇敬、献身以及其他可以特别称为大公的情感以自由发挥的余地。那么问题在于，我们是把这些情感让给罗马教会，还是为我们自己认领它们……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放弃它们，我们就必须放弃珍视它们的人。我们必须同意，要么放弃这些人，要么接纳他们的原则。”怀着这些感受，我坦率承认，当我单纯为了圣公会而努力时，即使我发现自己为它辩护时所提出的原则，超出了那些“高而枯”的人士视为完美的那种特定辩护方式，甚至即使我最终构建出的一种辩护，在他们看来可称为一场革命，而我却认为是一种恢复，我也全然不以为意。例如，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可能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论述“圣徒相通”（虽然我不记得这样做过），以致一方面引向对童贞圣母和圣徒的敬礼，另一方面引向为亡者祈祷。在1844年或1845年的一份备忘录中，我这样谈到这个问题：“如果不以国教体制为理由为教会辩护，那就必须依据一些远远超出其直接目标的原则。有时我看到了这些进一步的结果，有时没有。即使我看到了，我有时也没有说出我看到了：——只要我认为它们所抵触的不是我们的教会，而仅仅是现存的意见，我就并非不愿意把那些我认为有权存在于我们教会中的真理，悄悄地引入我们的教会。”我承认的就是这么多；但我不承认——我干脆否认——我曾明知故犯地说过任何暗中不利于英格兰教会的话，好让别人不加提防地接受下来。随着时间推移，我确实有一大难处，也是我有所保留的一大原因：我终于认识到，在我曾诚心当作圣公宗原则来宣讲的那些原则中，竟蕴含着有利于罗马一方的结论。我自然不愿承认这一点；因此在被人盘问时，便陷于困窘。最主要的例子就是诉诸古代教会；在我自己看来，圣利奥（St. Leo）已经推翻了它作为圣公宗主义特有论据的效力；然而我与整个圣公宗学派一道，已经委身于古代教会；那么，当敏锐的头脑把它这样那样地应用起来反对中道（Via Media）时，我又能说什么呢？在这种情形下，不可能给出任何不令人失望的回答，也不可能采取任何不显得神秘莫测的举止。再者，我在写作时，有时正好走到我目力所及的尽头，再要多说，就如同要看见地平线以下的东西一样不可能；因此，当别人问我所说之言会有何后果时，我无言以对。又有时，别人问我某些结论是否不由某一原则推出，我当下未必能够回答，尤其当事情错综复杂之时；即使没有别的理由，单凭这一点也是如此：因为抽象中的结论与具体中的结论大不相同，也因为一个结论在事实上可能被出自某个相反原则的结论所修正。又或者，别人施加于我的逻辑力量太强，我的头脑干脆被弄糊涂了，于是我认可了一些其实并非我自己的结论；等到这些结论的传闻经由他人辗转回到我耳中，我又不得不收回。还有，或许我不愿看到人们被冷酷无情的逻辑推论吓倒或绊倒——若不是被迫去承认这些推论，它们到死也不会困扰他们。再者，我完全感受到圣安波罗修（St. Ambrose）那句格言的分量：“Non in dialecticâ complacuit Deo salvum facere populum suum”〔上帝并不喜悦借辩证法拯救他的子民〕；——我极其厌恶纸上的逻辑。就我自己而言，推动我前行的并不是逻辑；说逻辑推动了我，倒不如说气压计里的水银改变了天气。进行推理的是具体的人；过了若干年，我发现自己的心思已处在一个新的位置；怎么到的？是整个人在移动；纸上的逻辑不过是它的记录而已。世上所有的逻辑，也不能使我比实际更快地走向罗马；若有人敢断言，即使我当时对罗马是我最终归宿有着比实际清楚得多的认识，我的灵魂在抵达罗马之前必须走过的那许多里路也可以一笔勾销，那倒不如说，我因为看见了眼前的村中教堂，就已经走到了旅程的终点。伟大的行动需要时间。至少我在自己身上感受到的是如此；因此，有人拿逻辑方法来对付我，其中便带有挑衅的性质，而且——虽然我想我从未表露出来——使我对如何应对它们有些漫不经心，或许还使我为了排解自己的不耐烦，而显得神秘莫测或答非所问，或者因为无法令自己满意地应对它们而干脆让步。比这些逻辑迷宫更大的困扰，是把逻辑引入一切题目之中——当然，这只是就确曾如此的范围而言。在我进奥里尔学院之前，我记得有位相识对我说：“奥里尔学院的公共休息室满是逻辑的臭味。”当诗歌、雄辩或虔敬被看作仿佛主要是为了喂养三段论时，人是一点也不会高兴的。我说这一切，并不是在贬低这场运动第二阶段所特有的深厚虔诚与热忱——我在这一阶段中曾扮演过十分显著的角色。我一直在指出的是：这一阶段有一种使我困惑、使我失去平衡的倾向；而我没有像本应做的那样如实说出这一点，却或许出于某种懒惰，随口作答，以致我显得讳莫如深或前后不一。¶

我找出了这一时期的两封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我所说的话。第一封是就第九十号书册一事写给牛津主教的：¶

“1841年3月20日。除我自己之外，没有人能体会我的处境。我看见许许多多头脑朝着各个方向运转，看见种种原则有着繁复的关联；我尽力而为。我真诚地认为，即使我从未写作，教会的情况也不会更好。而我若写作，便只能在种种难处之间作选择。那些不体会这些难处的人很容易说：‘他应当说这个，不该说那个’；但事物彼此奇妙地连结在一起，而我不能——或者不如说我不愿——不诚实。还有，当人们盘问我时，我在许多情况下不得不发表意见，否则我就显得鬼鬼祟祟。保持沉默看上去像是耍手段。我也不愿人们因为把我的意见想得与我所知的不同，而来请教我、尊重我。再者（用那句谚语来说），此人之食，彼人之毒。所有这一切都使我的处境十分艰难。但我早已意识到，教会中意见相左的成员之间迟早必有冲突。时间与方式掌握在天意手中；我并不是要把我自己在促成此事上的重大缺失排除在外；然而我仍觉得不得不认为那份书册是必要的。”¶

第二封取自次年我寄给普西博士（Dr. Pusey）的一封信的草稿：¶

“1842年10月16日。至于说我与沃德（Ward）完全一致，我并不知道我自己意见的界限何在。如果沃德说这个或那个是从我所说的话中发展出来的，我既不能说是，也不能说否。这说得通，它可能是真的。当然，罗马教会确实如此发展并如此主张这一事实，大大增加了其先在的可信度。我不能断言它不真；但我也不能像某些人那样凭着敏锐的洞察把它据为己有。被逼着超出我所能公平接受的范围，对我来说是件烦恼的事。”¶

当时围困着我的困惑还有另一个来源，这种困惑又使我落得了讳莫如深、神秘莫测的名声。第九十号书册之后，新教世界不肯放过我；他们在公众报刊上一路追着我到了利特尔莫尔。关于我的各种传闻流传开来。“首先，我究竟为什么要到利特尔莫尔去？肯定没安好心；我不敢说出缘由。”唉，说真的，要我不得不对报纸编辑们说我到那里去是为了祈祷，这未免太难了；要我不得不私下告诉世人，我对圣公宗体系怀有某种疑虑，当时无法解决，也说不出会有什么结果，这未免太难了；要我不得不承认，我在一两年前就想过辞去我的圣俸，而这是迈向那一步的第一步，这未免太难了。要我不得不辩称，就我所知，只要报纸肯行行好，给我时间，别来打扰我，我的疑虑或许就会消散，这未免太难了。谁会梦想把世人当作知心人呢？然而，如果我不肯向世人那温柔的慈悲敞开心扉，我就被认为是阴险、狡猾、不诚实的。可他们纠缠不休：“我在利特尔莫尔干什么？”干什么！我不是已经从你们面前退避了吗？我不是已经放弃了我的地位和职位了吗？难道在所有英国人当中，唯独我没有权利随意去哪里而不受盘问？难道唯独我要被嫉妒而窥探的眼睛到处尾随，记下我是从后门进还是从前门进，以及下午碰巧来拜访我的是些什么人？懦夫们！只要我上前一步，你们就会逃跑；我怕的不是你们：“Di me terrent, et Jupiter hostis”〔令我畏惧的是众神，是与我为敌的朱庇特〕。是因为主教们仍在不断地对我发出指控，尽管我已完全放弃了；是因为内心那种隐秘的疑惧告诉我他们做得对，因为我与他们已无分无关：正是这个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无论进出家门，都有好奇的眼睛盯着我。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安然死去？受伤的野兽爬进某个洞里去死，没有人会吝于给它们这个。别打扰我，我不会烦扰你们很久了。这就是刺透我的那种强烈感受，而且我想，这些正是我当时对自己表达这种感受所用的原话。我借一句伟大的格言问道：“Ubi lapsus? quid feci?”〔我在何处失足？我做了什么？〕有一天我走进家门，发现屋里有一群本科生。各学院院长们像骑马巡逻队一样，骑着马绕着那几座简陋的农舍转。神学博士们不请自来，钻进那所私人住宅的隐秘角落，从他们在那里所见的东西中得出关于家居生活的结论。我原以为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但报纸不这么看，事情终于闹到了我那位好主教那里。我把他的来信以及我回信的一部分插在这里：——¶

“1842年4月12日。我在公众报刊上所见的针对你和你的朋友们的指控，据我亲自所知，有许多都是虚假和诽谤性的，因此对于报纸上关于你的说法，我向来不大在意。¶

“然而，在”[某报]“四月九日刊登的一段文字中，却作为众所周知之事断言：‘一座所谓圣公宗大公派的修道院正在利特尔莫尔兴建之中，宿舍的小室、礼拜堂、食堂、回廊，都可以看到在牛津教区一位堂区牧师的眼皮底下日臻完备。’¶

“既然我了解到你确实在利特尔莫尔拥有一些房舍，——既然一般人都相信它们是用于研究与灵修的，——而且既然人们对此事颇为怀疑和猜忌，我急于给你一个机会，就此事向我作一解释。¶

“我太了解你了，深知你是世上最不可能未经事先与我沟通、就在我的教区内试图复兴修道会（就任何接近于罗马派所理解的那种意义而言）的人，——甚或是最不可能未得教会首长授权便擅自发起任何重大举措的人，——因此我当即免除你被我所引那家报纸加诸你的指控；然而我仍觉得，为了我的教区和我自己，也为了你，我有责任请你让我能够去驳斥这样一件事：它若不加驳斥，看起来就意味着你这一方对一切教会纪律的公然侵犯，或者我这一方对自身职责不可原谅的疏忽与漠视。”¶

我回信如下：——¶

“1842年4月14日。承蒙大人垂允，让我就我在利特尔莫尔的房子一事致函，不胜感激；同时我也觉得，公众心绪的躁动竟迫使大人不得不要求我作出解释，这对大人和对我都是一件难事。¶

“整整一年以来，我一直是无休止的歪曲的对象。一年前，我完全服从了大人的权威；为了贯彻大人所嘱咐我的那一具体行动，我不仅停止了我正在从事的书册系列，而且退出了对当日教会事务——或可称为教会政治——的一切公开讨论。我立即转而着手准备付印圣亚他那修（St. Athanasius）著作的译本，这是我久已希望全心投入的工作；我当时打算、现在也打算，把自己投入类似的神学研究、投入我自己堂区的事务以及实际的工作之中。¶

“出于同样的自我进修的考虑，我更认真地转向了一个久已萦绕心头的计划。多年以来，至少十三年了，我一直希望过一种比迄今为止更为规律的宗教生活；但即便是对我的主教承认这样一个愿望，也是非常令人不快的，因为这显得狂妄，也因为这使我承诺了一种可能终归一事无成的志业。我究竟做了什么，要被世人以一种别人都不会被追究的方式，为我的私人行为而被追究？为什么我不可以享有别人都被允许享有的那种自由？就我所提到的这些意图而言，我常被指责为鬼祟、不坦率；但是没有人喜欢自己的良好决心被四处张扬，这既是出于普通的体面，也是出于怕自己未必能够履行。在我与我的良心之间极其神圣的事情，竟成了公众谈论的话题，我觉得这非常残酷，尽管那些犯错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可否举一个相类却不同的例子？设想一个人即将结婚；他会愿意这件事在报纸上被讨论，并且被公开追问对方是谁、情形如何等等，否则就要被指控为狡诈与表里不一吗？¶

“我所说的这个决心，只是就我自己而下的，其考虑完全不依赖于任何他人的合作，也不涉及个人之外的成败，也不顾及人的毁誉。这既是多年的决心，又是我觉得上帝召唤我去作的，而且我在其中并没有违反教会的任何规矩，正如我若结婚也不违反一样；因此，当仁慈的天意为它开出门路时，我若不去追求，就要为此负责。那么，在追求它时，我只想着我自己，并不以任何教会的或外在的效果为目标。当然，同时，若知道上帝已将同样的心意放在别人心中，让他们以同样的方式追求个人的德行造就，对我将是极大的安慰；若不希望得到他们的陪伴与鼓励之益，或者若不认为干涉这种个人的、私下的决心是对良心权利的重大侵犯，那都是不近人情的。请大人容我补充我的坚定信念：这类宗教上的决心，对于使某一类心灵牢牢忠于我们的教会，是极为必要的；但我仍可同样真实地说，我所做的任何事，我自己的理由都是个人的，没有这个理由，我就不会着手去做；无论有无其他走类似道路之人的同情，我都希望坚持下去。……¶

“至于我的意图，我打算自己大部分时间住在那里，因为我在牛津有一位常驻的助理牧师。我相信这样做是在为我的堂区谋益，因为我在利特尔莫尔的人口至少与牛津圣玛利亚堂的相当，而利特尔莫尔的全部人口则是它的两倍。那里一向很受忽视；我在利特尔莫尔提供一所牧师住宅——它将是、也将被称为牧师住宅——我认为这是在为我的百姓做一件大好事。同时我也觉得，在当前群情激动之下，暂时或部分地退出圣玛利亚堂或许是适宜的。¶

“至于从[某报]所引的那段文字——我并未见过——大人从我所说的话中会看出，并没有什么‘修道院正在兴建之中’；没有‘礼拜堂’；没有‘食堂’，连一间餐厅或客厅都几乎谈不上。所谓‘回廊’，是我那连接几座农舍的棚子。我不明白‘宿舍的小室’是什么意思。当然，我可以复述大人的话：‘我并非试图复兴修道会，就任何接近于罗马派所理解的那种意义而言’，也不是‘未得教会首长授权便擅自发起任何重大举措’。我并不是在尝试任何教会性质的事，而是某种个人的、私下的事；它只能被报纸和写信的人弄成公开的而非私下的——在这个意义上，最神圣、最出于良心的决心与行为，当然都可能成为粗鲁无礼、冷漠无情的好奇心的对象。”¶

有一种诽谤，主教并不相信，当然也根本无意提及。那就是说我实际上在为敌方效力。据说我早已被接纳进天主教会，正在利特尔莫尔培植一窝教宗党人；他们像我一样，凭着罗马的特许，宣誓圣公宗的誓词而心里并不相信，从而在适当的时候把大批圣公宗的圣职人员和平信徒带到那个毫无原则的教会那边去。主教们也支持这种加在我身上的罪名。事情其实很简单：——我既把利特尔莫尔作为自己的退隐之所，也就把它提供给别人。牛津有些年轻人，他们申请圣职所需的推荐书被自己的学院拒绝了；有些年轻的牧师，因良心所限无法继续履行职责，已辞去了堂区的职务。这样的人本已径直走向罗马，而我从中阻拦；我阻拦的理由，已在我这段叙述的开头说过了。我阻拦，是出于对我圣职承诺的忠诚，出于对我主教的本分；也出于我对他们所必须怀有的关切，出于我相信他们操之过急或一时激动。他们的亲友恳求我，若能的话，让他们平静下来。其中有些人来到利特尔莫尔与我同住。他们是平信徒，或处于平信徒的地位。我把其中一些人拦住了好几年，没有让他们被接纳进天主教会。即使在我辞去圣俸之后，我仍受着对他们父母或亲友的责任约束，也没有忘记继续为他们尽我所能。我辞去圣玛利亚堂职务的直接起因，是他们中一人出人意料的皈依。此后，我觉得不可能再保住我在那里的职位，因为我没能对我的主教信守诺言。¶

下面这些信，或多或少都涉及这些人，不论他们当时是否实际与我同在利特尔莫尔：——¶

1. “1842年3月6日。教会的教义是强有力的武器；它们被送到世上来，不是没有用处的。上帝的话不会徒然返回到他那里：如果我说过——我确实说过——《时代书册》的教义会建立我们的教会、消除派系，我的意思是说，假如这些教义被运用的话，而不是假如它们被谴责的话。否则，它们对我们不利的力量，会和它们本可对我们有利的力量一样大。¶

“如果人们对某人怀有好感，听见他被称为罗马天主教徒，他们就会说：‘那么说到底，罗马教也不是那么坏的东西。’所有这些大声疾呼的人，都在应验他们自己的预言。如果全世界都一致告诉一个人，说他在我们的教会里没有立足之地，他终究会开始认为自己确实没有。当众人都这样断言时，要说服一个人相信任何事是多么容易！想象的力量就是这么大。假如你在街上遇见的每个人都紧盯着你看，你就会以为自己不知怎的有了过错。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恼怒、更令人不安的了——尤其对年轻人而言——当他们正平静地、不自觉地顺服自己的教会、追随其神学家时（我是根据事实说话），突然出乎意料地被人恳求不要作一次跳跃，而那样的跳跃他们连做梦都没想过，而且离他们还十分遥远。”¶

2. 1843或1844年。“我没有向你充分说明那些处于危险中的人的心态。我只谈到那些确信我们的教会在大公教会之外、却又觉得信赖自己的私人确信并不稳妥的人；但另有两种心态：一、那些不自觉地已接近罗马的人，他们对我们教会的绝望会立即发展为一种有意识的趋近状态，或者说一种quasi〔近乎〕要转过去的决心；二、那些觉得只要他们被允许为大公主义作见证，就可以凭着安稳的良心留在我们这里的人，也就是说，仿佛他们借着这样的行为，把我们的教会——或至少是他们所属的那一部分——置于慕道者的地位。”¶

3. “1843年6月20日。承你允许我阅读的那封非常令人愉快的信，现奉还。一个人竟有明明白白的本分去克制自己的同情，不让它们沸腾外溢，这是多么可悲的事；但我想这是普通的审慎之事。¶

“这里的情况非常严重；但我不希望你这样说出去，因为这未必有什么好处。当局发现，依照章程，他们拥有比军事权力还大的权力；普遍的印象似乎是，他们打算行使这权力，不惜任何代价压制大公主义。我相信依照章程，他们几乎可以把一位讲道人作为seditiosus〔煽动者〕或制造纷争者予以停职，而无须就具体个案说明理由，甚至可以把他逐出，或把他监禁。若是这样，所有在大学里担任职位的人都应当尽可能悄无声息地exit〔退场〕。据我所闻，眼下双方的恼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甚。”¶

4. “1843年7月16日。我向你保证，你所说的话，我感同身受，甚至太过感同身受了。不必告诉你，我们处境的整个问题，除了你之外，也令别人忧虑。试图提出建议是无益的，因为我或许非但不能消除困难，反而会制造困难。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一件你应当尽可能自己拿主意的事。务必到利特尔莫尔来。我们都会为有你作伴而欢喜；如果安静与退隐能够——很可能能够——使你安于现状，你尽可以享受个够。可怜的亨利·威尔伯福斯（Henry Wilberforce）该有多苦恼啊！我知道他多么看重你，所以我为他难过；但是，唉！他有他自己的处境，其他每个人也各有各的处境，而苦恼正在于我们之中没有两个人的处境是完全相同的。¶

“你对我如此坦率开诚，真是非常好意；但这是一个把感受相同的人聚拢在一起的时刻。容我冒昧署名：你亲爱的，等等。”¶

5. “1843年8月30日。甲乙突然归顺了罗马教会。他离开了三个星期。我想我必须为自己辩护说，在我接纳他来这里之前，他曾明确向我保证在我们的教会里留三年。”¶

6. “1845年6月17日。我很遗憾地看到你以不信任的语气谈到我。如果你对我哪怕有一点点了解，而不是从那些根本不了解我的人那里听说我，那么无论你怎样看待我的意见，你都会对我另有看法。两年前，在我公开辞去圣玛利亚堂职务的意图之前，我就让你的儿子把这个意图告诉你，因为我认为你应当知道。当你对此表示了某种痛苦的感受时，我告诉他，没有你的书面许可，我不能同意他留在这里，尽管与他分别会令我痛苦。而你赐给了我这个许可。¶

“我相信你会发现，你的儿子过去两个月来迟迟没有向你谈起我，仅仅是出于他的体贴——他怕自己关于我说得太多或太少。我曾几次催他向你谈谈。¶

“接到你的信后，除了劝他立即回甲乙（他的家）之外，别无他法。与他分别，我非常难过。”¶

7. 下面这封信是写给怀斯曼枢机（Cardinal Wiseman）的，他当时是宗座代牧，曾指责我对他的态度冷淡：——¶

“1845年4月16日。我那时在英格兰教会中担任一项牧职，有人托付给我，有主教要服从；除了我当时的写法之外，我怎么可能以别的方式写，而不违背神圣的义务、不辜负落在我身上的重大利益呢？我觉得，我当下无可否认的本分——如果有什么事是清楚的，这件事就是清楚的——就是履行这一托付。放弃这一托付或许是对的，那是另一回事；但持守着它，却又仿佛并不持守它那样行事，那绝不可能是对的。……如果你了解我，我想你会宣告我无罪：我从未以不友好的心意对待大人，我心中也从未有过（就我敢于为自己作证的范围而言）一丝可称为论战竞争、或想占上风、或怕世人以为我落了下风、或任何种类的恼怒的阴影。你实在太仁慈了，并没有暗示这一点，然而你的话却引我说出了这些。现在同样地，请你相信——虽然我无法向你解释——我正被各种责任所围困，这些责任如此重大、如此多样，若不是蒙那一位怜悯，我就会被完全压垮；他在我一生之中一直扶持我、引导我，而我现在也能把自己交托给他，尽管各派的人都在把我往坏处想。”¶

然而，这样的忠诚却被圣公宗的高层当局in malam partem〔往坏处〕理解；他们认为这是阴险的。我碰巧还保存着1843年的一批往来信件，其中的主角是当时最杰出的主教之一，一位神学家，一位教父著作的读者，一个温和的人，有一段时间人们曾谈论他很可能在出缺时继任首席主教之位。他教区里的一位年轻牧师成了天主教徒；报纸随即援引“一个非常高层的来源”报道说，在他被接纳之后，“牛津那些人一直在劝他保留他的圣俸”。我有理由认为这是影射我，于是我授权一家报纸的编辑——他曾就此事向我询问——“就我而言，对此予以毫无保留的否认”；——当他出于体贴有所迟疑时，我又加上“我直接的、愤慨的否认”。“无论这话的始作俑者是谁，”我接着对编辑说，“自从S.先生归顺罗马教会以来，他与我之间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通信或往来，只有我对他那封告知我此事的来信作了一次正式的、仅仅是告知收到的回复，而就我记忆所及，我在回复中并未对此事发表任何意见。你可以照我所写的这样广泛地声明。”我的否认被告诉了那位主教；随后发生的事，载于一封信中，我抄录如下：“家父把那封信给主教看，主教把信放下时说：‘啊，牛津那些人不坦诚。’‘您这是什么意思？’家父问道。‘哎，’主教说，‘他们劝B. S.先生在转为天主教徒之后保留他的圣俸。我知道这是事实，因为甲乙这样告诉我的。’”“这位主教，”那封信接着说，“在主教席上实际上或许是最有影响力的人，他显然相信这是真的。”于是普西博士为我写信给这位主教；主教立刻就打了退堂鼓。“谨此奉告，”他在我所抄录的亲笔信中说，“大函收悉，兹答复如下：我并未说过（尽管我相信某些公开刊物上出现过这样的说法）纽曼先生曾劝B. S.先生在离弃我们的教会之后保留他的圣俸。但有人对我说过，纽曼先生与B. S.先生通信密切，并且完全了解他的意见和感受状况，却仍劝他留在我们的共融之中。容我补充一句，”他对普西博士说，“无论是你的名字，还是基布尔（Keble）先生的名字，都未曾有人在提到B. S.先生时一并向我提及。”¶

我不打算让这位主教借着这种遁词脱身，于是亲自给他写了信。在引述了他致普西博士的信之后，我接着写道：“恕我打扰大人，就大人的陈述中所包含的两项指称”[通信密切与完全了解等等]“陈述我自己的说法，正是这两项指称使大人用了一些我希望永远不配承受的措辞来谈论我。一、自B. S.先生到大人教区以来，我在牛津的公共休息室或私人聚会上见过他两三次，而（就我记忆所及）我从未与他交谈过。在同一期间，据我记忆，我给他写过三封信。一封是最近的，是答谢他告知我他改变宗教。另一封是去年夏天，我请他（结果未能如愿）到这里来与我同住。三封信中最早的一封，就我记忆所及，正好写于一年前，内容无疑是关于他加入罗马教会一事。我写那封信，是应他的一位朋友的恳切要求。我不能确定，在他回信之后，我是否没有再寄给他一张短笺，解释他对我信中误解之处。我想不起我们之间还有别的通信。“二、至于我对他的见解与感受所知多少：就我记忆所及，我当时所知道的、直到此刻也仍然只知道的唯一压在他心头的困惑之点，就是教宗至上权的问题。他自称正在考察古代教会，要看罗马宗座在从前是否与整个教会有着罗马天主教徒如今所赋予它的那种关系。我那封信针对的就是这一点：他的责任是不要让自己被[这类]问题上的种种论证所困扰，……而应把它完全搁置一旁。……考虑到我时常不可避免地卷入各种各样的通信，却要我在不知道针对我的说法有何细节的情况下凭记忆作答，实在是强人所难。……请阁下放心，像我这样的人，有着十分明确的界限，越过这些界限，决不会敦促别人保留在英格兰教会中的职禄，自己也决不会保留；而英格兰教会众多掌权者对这类人所加的谴责，与这些界限有着极其重大的关联。”主教回了一封客气的信，并把我的信转给了最初向他报告此事的人，此人给我写来一封不失君子风度的信。看来是一位忧心忡忡的女士说了些什么，被人违背她的本意曲解成了那流传开来的诽谤；于是这一传言便烟消云散了。我以下面这封致主教的信结束了这次通信：——¶

“我希望阁下能相信我的话：关于我的种种说法，与传到阁下耳中的那一说法同样不确，却时常有人告诉我，说我们教会的最高当局相信并传述这些说法，而我极少有机会加以否认。承蒙阁下致函普西博士，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十分感激。”随后我有意加上一段：“阁下会注意到，我在信中没有必要进而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持罗马天主教见解的人，能否诚实地留在我们的教会之内。为免我的沉默引起任何误解，我在此冒昧补充一句：我认为这样的人继续与我们保持共融并无不当，只要他不担任任何职禄或职务，不参与教会事务的管理，也不受任何对我们教义的签署或誓言的约束。”¶

此信写于1843年3月8日，是为我自己退居平信徒共融预作准备。这又引我说几句话：——有两年时间，我处于平信徒共融之中，诚然，就信念而言我并不是天主教徒，但我处在严重的怀疑之中，并且很可能有朝一日会成为我当时尚不是的那种人。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放弃圣职，投身于平信徒共融，仍然作一个圣公宗信徒。只要我对罗马教会所认可的对童贞圣母和圣徒的敬礼仍持原来的看法，我就不能归向罗马。我没有放弃研究员职位，因为我无法确定我的疑虑不会减轻或被克服，不论我认为这种事有多么不可能。但我放弃了我的堂区牧职；在皈依之前的两年里，我没有担任任何圣职。我最后一次讲道是在1843年9月；此后我在利特尔莫尔静居了两年。然而，我没有早些离开圣公会，这在当时、直到今天都被人拿来责备我。在我看来，这是一项令人诧异的指控；试想，即使我当时已完全确信罗马是真教会，只要我不立任何圣公宗誓言、不担任任何圣职、不参与任何教会管理，圣公宗的主教们也没有正当理由指责我。难道他们强迫所有去他们教堂的人都相信《三十九条信纲》，或都参与诵念《亚他那修信经》吗？然而，我却要受到另一种尺度的对待；大权威们如此裁定；一位大论辩家，斯坦利·费伯先生（Mr. Stanley Faber），认为我没有比实际早整整十年离开英格兰教会，是一件可耻的事。他在1847年至1849年间在出版物中说了这话。他的侄子，一位圣公宗牧师，好意地想在这一点上纠正他的误会。于是，在后一年，经过一些通信之后，我写了下面这封信；由于其中的年代记述，它将对本叙述有所裨益：——¶

“1849年12月6日。令叔说：‘如果他（纽曼先生）愿意 sans phrase〔直截了当地〕——如法国人所说——声明我完全弄错了，声明他在所说的那十年间’（我想是指我作为圣公会成员的最后十年）‘或其中任何一段时间，都不是一个隐秘的罗马派，那么我在论争上的反感就会到此为止，我也会欣然向他表示，我为自己犯了这样的错误而真诚地感到抱歉。’¶

“如此坦率的表白，正是我从令叔这样的心智所能期待的。他把事情归结到这一点上，我极为高兴。¶

“所谓‘隐秘的罗马派’，我理解他指的是这样一个人：他自称属于英格兰教会，内心和意志中却有意以英格兰教会为代价使罗马教会获益。他用这个说法不可能仅仅是指这样一个人：事实上在使罗马教会获益，而本意却是要使英格兰教会获益；因为那在道德上无损于其人的名誉，而他（令叔）显然是要加以指责的。¶

“在我所解释的这个意义上，我可以简单而诚实地说：在所说的那些年里，无论全部时间还是其中任何一段，我都不是一个隐秘的罗马派。¶

“十年中的头四年（直到1839年米迦勒节），我真诚地希望以罗马教会为代价使英格兰教会获益：¶

“第二个四年，我希望在无损于罗马教会的前提下使英格兰教会获益：¶

“第九年之初（1843年米迦勒节），我开始对英格兰教会感到绝望，并放弃了一切圣职；此后，我的所写所为，只是出于不愿伤害它的愿望，而不是出于使它获益的愿望：¶

“第十年之初，我明确考虑过离开它，但我也明确告诉了我的朋友们，我有此考虑。¶

“最后，在第十年的后半年，我正在写一本支持罗马教会、间接反对英格兰教会的书（《论发展》）；但即便那时，在书写完之前，我也并未决意出版，而是希望给自己保留改变主意的机会，待那些推动着我的论证观点以文字清楚地摆在我面前之后再作决定。¶

“我希望这份凭记忆写下、未查阅任何文件的陈述，能以我的著作和行事加以严格检验；我确信，无论在细节上我必须承认有什么真实的或表面的例外（我猜想一个也没有），总体上它都将得到证实。¶

“令叔可以随意使用这一解释。”¶

我现在已讲到叙述中的一个重要年份，即1843年；但在进入这一年的事情之前，我要插入1841年至1843年间我写给几位天主教熟人的信函的若干部分。¶

一、“1841年4月8日……大公教会的合一是我非常挂念的事，只是我看不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实现的希望；而且我认为，若非各方作出重大牺牲，这种合一绝无可能达成。至于违抗主教的意愿，我要指出，当时争议的并不是任何教义或原则问题，而是一种行动方针，即某些著作的出版。我认为您没有充分理解我们的立场。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您会服从圣座；而当我们与教宗分离时，他的权威便归还给了我们的教区主教。我们的主教就是我们的教宗。我们的理论是：每个教区都是一个完整的教会，彼此共融是一项责任（破坏共融是一种罪），但并非大公性的要素。倘若我违抗了我的主教，我就会把自己置于一个完全错误的位置，再也无法挽回。请相信，任何一个派别的力量都在于它忠于自己的理论。前后一致是一场运动的生命。¶

“我毫不怀疑，我所采取的路线只会是一条顺遂的路线：我是说就其本身而言，因为天意当然可能因我们的罪而不让我们得到它应有的结果。¶

“恐怕在一个方面您可能会失望。我相信——虽然我不可过于乐观——我们共融中的个别成员不会转到你们那边去。在别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责任会是什么，十年或二十年前我们的责任本会是什么，我说不上来；但我确实认为，随自己的教会同行，比离开它，所含的私人判断要少。我可以热切地渴望我的教会与你们的教会合一。我却不能容忍你们从我们中间一个一个地拉人这种想法。”¶

二、“1841年4月26日。我唯一的忧虑是，你们那一分支的教会不肯以那些确实必要的改革来与我们相向而行。如此大的一部分基督教世界从罗马的共融中分裂出去，并坚持抗议达三百年之久，决不可能是毫无缘由的。我想我永远不会相信，倘若罗马方面没有某些极其严重的错误，新教徒中间竟能有如此多的虔诚与热忱。作相反的设想是极不真实的，违背了人对道德可能性的一切观念。一切偏差都以某种真理为根基，并从中获得生命——而新教流布如此之广、延续如此之久，其中必定含有一项伟大的真理或许多真理，并必定为之作见证。您不会认为我是新教的鼓吹者；——但我被迫走一条中道（Via Media），止步于罗马之前——止步于罗马目前的样子之前。”¶

三、“1841年5月5日。尽管我极其真诚地认为，罗马教会中有一个传统体系，它与罗马教会的根本信条并无必然联系，然而，即使我在这一点上的想法彻底改变，这也不会使我离开我目前在英格兰教会中这一由天意安排的位置。你们的共融无懈可击，并不能证明我们的共融无可辩护。这也丝毫不会影响我接受我们《信纲》的那种意义；即使你们改革了那些错误，《信纲》仍然是在反对某些确定的错误。¶

“我说这些，是为了不让您的朋友们心中残留任何疑虑，以为与我想法相同的人，随着他们目前观点的发展，很可能会觉得非转入你们的共融不可。请允许我强调地说：如果您有任何这样的想法，并着手据此行事，您的朋友们将会犯下致命的错误。我们（我相信）已将服从的原则与性情极其深切地融入自身，决不会仅仅因为在许多方面同情别人，便与我们的教会上级分离。我们对私人判断的原则怀有太大的恐惧，决不会在从一个共融转入另一个共融这样重大的事情上信赖它。我们可能被逐出我们的共融，或者我们的共融可能把异端宣布为真理——这类可能性是否会发生，由您来判断；但除此之外，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可以想象的原因会使我们离开我们在其中受洗的教会。¶

“就我自己而言，人们必须对我从前所写的东西十分熟悉，才敢断言我在过去八年中是否大大改变了我的主要见解和基本观点。我不否认我的同情已日益倾向于罗马的宗教；但要证明我回避她的共融的理由已经减少或改变，恐怕是困难的。而我希望依理性行事，而不是依感情。”¶

四、“1841年6月18日。您敦促与我观点一致的人发起一场促进两个教会合一的运动。然而在我所写的信中，我一贯表示，我并不期望这种合一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现，并且不赞成为此采取任何仓促的行动。在此我必须请您允许我再一次最明确地说：我不能参与任何鼓动，而是打算安守本分，并尽我所能使别人也采取同样的做法。我认为这是我的单纯责任；但除此之外，我也不愿吃酸葡萄而倒了自己的牙。我知道，我们的人中有这个或那个转入你们的共融，完全在可能的范围之内；然而，这对你们将是更大的不幸，而不是我们的悲伤。如果您的朋友们希望在他们与我们之间造成一道鸿沟，那就让他们去拉人皈依吧，否则就不要这样做。几个月前，我曾冒昧地说，凡是带着为两个教会合一展开谈判的意图而来的罗马天主教徒，我都觉得有一项痛苦的责任与之保持距离：如今您敦促我们请求我们的主教促成合一，我认为这很像是一种谈判的行为。”¶

五、我保存着一封信的初稿或草稿，是写给一位热心的天主教平信徒的：就我所保存的部分而言，内容如下，不过我想其中有过种种改动和增补：——“1841年9月12日。倘若您能说服罗马教会的成员采取您如此热切主张的那种政治路线，我们中间一切具有大公精神的人都将喜出望外，难以言表。猜疑与不信任是目前我们彼此分离的主要原因；只要这些原因继续存在，教义上最接近的靠拢也只会加剧我们的人——唉——对你们的人所怀的敌意。请相信，在这些原因消除之前，你们决不能指望我们的大公倾向。我不是在说我自己，也不是在说我的任何朋友，而是在说我们教会的总体情况。无论我们个人的感情如何，除非你们去做只有你们才能做的事，否则我们只会在世界四方树立并扩展一个与你们相抗衡的教会。那些同情，倘若罗马教会肯接纳，自然会流向她；但只要她继续是我们猜疑与恐惧的对象，这些同情便只会发展为巩固我们自己的体系。我当然希望我们自己的教会得到建立和扩展，但不是以罗马教会为代价，不是与之对立。我确信，在你们因分离而受苦的同时，我们也在受苦；但我们无法消除障碍；消除障碍在于你们。你们并不惧怕我们；是我们惧怕你们。在我们不再惧怕你们之前，我们无法爱你们。¶

“在你们处于目前这种境地之时，我们教会中大公合一的友人们，只不过是在应验你们团体中那些反对他们的人的预言，即他们只会加强一个与你们相抗衡的共融。你们中许多人说，我们是你们最大的敌人；我们自己也这样说过：照目前的情形，我们确实是，将来也会是。我们在自己的教会中满足人们的需要，从而使他们远离你们。我们确实在使人们远离你们：你们是希望我们使他们暂时远离你们，还是永远远离你们？这要由你们来决定。我不担心你们会在我们中间得势；你们不会在英国国民的感情中取代我们的教会；只有通过英格兰教会，你们才能对英国国民发生作用。我当然希望我们的教会得到巩固，但要与你们的共融同在、通过你们的共融、在你们的共融之中得到巩固，为了它的缘故，为了你们的缘故，也为了合一的缘故。¶

“您是否知道，我们中间那些较为严肃的思想者，在他们敢于形成看法的范围内，惯于把自由主义的精神看作那位注定要来的敌基督的特征？如果罗马教会有意把自己的位置恰恰摆在我们当初把敌基督的标记从她身上取下之后所抛往的那个地方，那么任何人想替罗马教会洗清新教徒要加在她身上的敌基督的标记，都将是徒劳的。敌基督被描述为 ανομος〔不法者〕，自高于宗教与律法的轭之上。不法的精神随宗教改革而来，自由主义便是它的后裔。¶

“现在，我恐怕要告诉您一件令您痛心的事：您认为我们在教义上向你们的靠拢，比实际情况更为接近。我不得不重复我已多次在出版物中说过的话：你们对圣玛利亚的礼拜与敬礼，事实上确实令我深感痛心。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事实陈述出来。¶

“再者，我从未在任何地方说过、也未曾暗示过我能够全盘接受特利腾公会议的法令。圣餐变体的教义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点，因为我认为它不属于原始教会。我也没有说过我们的《信纲》在所有方面都容许一种罗马式的解释；‘圣餐变体’这个词本身就在其中遭到了否认。¶

“因此，您看，我们不加入你们，并不仅仅是出于权宜的考虑。这条路上有实实在在的障碍。而且，即使没有这些障碍，只要我们认为英格兰教会是真教会的一个分支，认为与基督教世界其余部分的彼此共融并非一个个别教会的生命所必需、而仅仅是其健康所必需，我们这样做就没有神圣的依据。我从未掩饰，罗马教会中有一些实际情况令我十分痛心；只要我们一个一个地加入你们，我就看不出这些情况有任何消除的机会；但如果我们的教会准备好合一，她就可以提出她的条件；她可以争得圣杯；她可以对给予圣玛利亚的过度尊崇提出抗议；她可以要求对圣餐变体的教义作出某种解释。我不准备说，罗马教会其他分支的改革——无论其本身多么可取——是我们与他们合一的必要条件，只要允许我们在自己的国家进行改革就行。我们仰望罗马，并不是因为相信她的共融无误，而是因为合一是一项责任。”¶

六、下面这封信，是因收信的那位朋友赠我一本书而写的；关于那本书的话题，稍后还要再谈：——¶

“1842年11月22日。我只希望你们的教会能更多地借这样的著作为我们所知。在我们看到她不是在政治中、而是在劝勉、教导与引导这些她真正的职能中之前，你们无法使我们对她产生兴趣。我希望有机会使你们中间的领袖人物明白一件事——我相信这对您本人并不是什么新想法。赢得英国人心的，不是学术讨论，不是犀利的论证，也不是神迹的报道，而是像使徒那样‘表明自己是基督的仆役’的人。¶

“至于您的问题——您寄来的这卷书是否足以消除我的忧虑，即在你们的实际教导中，另一种福音取代了真福音——在我能以任何方式回答之前，我应当知道这卷书所收的讲道在多大程度上是从许多篇中挑选出来的，抑或它们就是作者已发表的全部讲道，或与全部讲道相类。我向您保证，或至少我相信，一旦我清楚地认识到我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话是错误的，我公开承认这一认识就只是个时间问题。¶

“然而，如果您能像我们那样看待我们的教会，您就会很容易明白：即使这样的感情变化真的发生，它也未必会像您似乎期待的那样，把一个人从英格兰教会引向罗马教会。尽管我们有种种混乱，我们中间仍有一种神圣的生命清楚地显现出来，它和任何标记一样，是教会的一个重大标记。既然我们的主在我们所在之处赐下祂的临在，我们为什么要到别处去寻求呢？我们有什么召唤要改变我们的共融呢？¶

“罗马天主教徒将来会发现事态就是如此，无论他们幻想有多大的希望会有大批人脱离我们而归入他们的教会。这个人或那个人可能会离开我们，但不会有普遍的运动。诚然，我们的教会有一种向你们靠拢的运动正在萌发，而你们的领袖人物却在不惜一切代价、孜孜不倦地把个别人拉走，竭尽全力挫败这一运动。他们什么时候才会认清自己的处境，采取一种更宽宏、更明智的方针呢？”¶

第二节

我在上面最后插入的那封信，是写给我亲爱的朋友、现任梅努斯学院院长拉塞尔博士（Dr. Russell）的。在促成我皈依这件事上，他所起的作用或许比任何人都大。1841年夏天，他路经牛津时来拜访过我，我记得曾领他参观了大学的几处建筑。另一年夏天，他从都柏林前往伦敦途中又来过一次。我不记得他在这两次拜访中曾就宗教问题说过一句话。他先后给我寄过几封信；他始终温和、平静、谦抑，不事争辩。他任我自己去想。他也送过我一两本书。一本是韦龙（Veron）的《信仰准则》与瓦伦堡兄弟（Wallenburghs）的若干论著；另一本是一卷圣亚丰索·利古力（St. Alfonso Liguori）的讲道集；我写给拉塞尔博士的那封信，所谈的正是这部讲道集。¶

这里必须指出，我原先是从通常流传的摘录中认识圣亚丰索的著作的，而正是这些著作，因其所谓的“玛利亚崇拜”，使我对罗马教会所生的偏见不亚于任何其他事物；可是这本书里却全无此类内容。我写信问拉塞尔博士，译本是否有所删略；他回答说，其中一篇关于童贞圣母的讲道确实有删节。这样的删节出现在一本为天主教徒编写的书中，至少表明：意大利作者著作中所见的那类段落，并非天主教世界的每个部分都能接受。这类尊崇圣母的热忱表现，一向是我在天主教问题上的最大 crux〔难题〕；坦白地说，我至今仍不能完全体会其中的情感；但我相信，我并不因为不能体会它们，就对她爱得少些。这些表现或许完全可以得到解释和辩护；然而情感与趣味并不随逻辑而行：它们适合意大利，却不适合英格兰。而且，英格兰的情形之外，我本人的情况又格外特殊；我自幼便被引导着认为，我的造物主和我——祂的受造物——是 in rerum naturâ〔在万物之中〕两个彰明较著的存在者。不过，我不想在此揣度我自己的感受。我只知道一点，这一点我如今深知，当时却不知道：天主教会不允许任何形象——无论有形无形——任何教义象征、任何礼仪、任何圣事、任何圣徒，甚至童贞圣母本人，横亘在灵魂与其造物主之间。在人与其上帝之间的一切事上，都是面对面、“solus cum solo”〔独自与独一者相对〕。唯独祂创造；唯独祂已施行救赎；死时我们要去到祂可畏的目光之前；我们永恒的福乐就在于得见祂。¶

1. Solus cum solo〔独自与独一者相对〕：——我只模糊记得，从上面谈到的那卷书中得到了什么；但所得必定不少。至少我找到了解开一个难题的钥匙；在这些讲道中（或者不如说讲道提纲，看来是由一位听众记下的），有许多可称为传说性的例证；但其实质却是关于救恩之伟大真理的朴素、切实、令人肃然的宣讲。我能更有把握地谈到的，是稍后研读圣依纳爵（St. Ignatius）《神操》时对我产生的影响。因为在这里，在一件由最纯粹、最直接的宗教行为所构成的事情上——在收心、悔改、立善志、省察圣召的时期中天主与灵魂之间的交往里——灵魂又是“sola cum solo”〔独自与独一者相对〕；在受造者与其信与爱的对象之间，并无任何云翳隔阻。实际上所厉行的命令是：“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于是，对天使和圣徒的敬礼，丝毫无损于永恒者那不可分享的荣耀，正如我们对朋友和亲人的爱、我们温柔的人间同情，与内心对那不可见者的至高敬拜并不相悖；这种敬拜其实只是使属地之物成圣、得以提升，而非出于妒忌将其毁灭。后来，拉塞尔博士又寄给我一大捆一便士或半便士的各类灵修小册子，就是罗马书店里所见的那种；我翻阅之后，十分惊讶地发现它们与我原先的想象何等不同，其中我真正能反对的东西何等之少。我已在《论基督教教义的发展》中对它们作过叙述。拉塞尔博士是在1842年底寄给我圣亚丰索那本书的；然而，在对圣徒的敬礼这一点上，我又过了很长时间才克服我的难处；从我翻检出来的一封信判断，也许要到1844年过了些时日，我才可以说完全克服了它。¶

2. 我不能肯定，那时我是否也已感受到另一层考虑的分量。在罗马教会中，随着时间推移，童贞圣母的观念可以说被放大了——但所有基督教观念都是如此，例如圣体圣餐的观念。那苍白、隐约、遥远的使徒时代基督教的整幅图景，在罗马看来，就像透过望远镜或放大镜看到的一样。不过，整体的和谐自然依旧如故。因此，把罗马的某一个观念——童贞圣母的观念——从可称为其上下文的整体中抽出来看，是不公平的。¶

3. 这样我就说到了基督教会中教义发展的原则；我在1842年底开始专心思考这一原则。我在许多页之前（参见原书第111页）所引、1836年发表的《海外乡思》一文中的那段话里，已经提到过它；甚至更早，我在1832年的《四世纪的阿里乌派》中就已引入了它；在我的思索中，我也从未忽略过它。而且，勒兰的文森特（Vincent of Lerins）的论著——它屡屡被奉为圣公宗主义的基础——也确实承认了这一原则。1843年我开始仔细思考它；2月2日，我以它为我最后一篇大学讲道的主题；我所得出的总体看法，在1844年7月14日致一位朋友的信中是这样陈述的；——读者会注意到，此时和从前一样，我的争点仍然是信经 versus〔对〕教会：——¶

“对我有分量的，是如下这类考虑：——1. 我远更确信（依据教父）我们确实处于一种应受谴责的分离状态，甚于确信在福音之下并不存在发展、确信罗马的发展并非真正的发展。2. 我远更确信我们的（近代）教义是错的，甚于确信罗马的（近代）教义是错的。3. 即使承认罗马的（特有）教义在早期教会中并未得到充分阐发，我仍认为其中有足够的痕迹，能在教会受神圣引导这一假设之下推荐并证明这些教义，尽管这些痕迹单凭自身不足以证明它们。因此，问题完全取决于赐给教会的圣灵之应许的性质。4. 罗马（近代）教义在古代教会中的证据，与我们和罗马人共同持守的某些教义的证据同样有力（或更有力）：例如，古代教会中关于合一之必要性的证据，多于关于使徒统绪的证据；关于罗马宗座至高地位的证据，多于关于圣餐中临在的证据；关于祈求圣徒之实践的证据，多于关于现行正典中某几卷书的证据，等等，等等。5. 旧约的类比以及新约的类比，都导向承认教义的发展。”¶

4. 这样我又被引向更进一步的考虑。我看到，发展的原则不仅解释了某些事实，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哲学现象，赋予整个基督教思想进程以特质。从天主教教导的最初岁月直到今天，它都清晰可辨，并赋予这一教导以统一性和个性。它就好比一种检验——而这是圣公宗信徒无法展示的——证明近代的罗马实际上就是古代的安提阿、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正如一条数学曲线有其自身的规律与表达式一样。¶

5. 这样我又被引导去更仔细地审视一件我毫不怀疑早已存在于我思想中的事情，即心灵由其最初的宗教观念上升到最终的宗教观念时所经由的一连串论证；我得出的结论是：在真正的哲学中，无神论与大公信仰之间没有中间地带；一个完全前后一贯的心灵，在它于此世所处的境况下，必须拥抱二者之一。我至今仍持此见：我之所以是天主教徒，是因为我相信有一位上帝；倘若有人问我为何相信有一位上帝，我回答说，那是因为我相信我自己；因为我感到，我不可能相信我自身的存在（对这一事实我十分确定），却不同时相信那一位的存在——祂作为一位有位格的、洞察一切的、审判一切的存在者，活在我的良知之中。我敢说，我的表述在哲学上未必精确，因为我不曾致力于研究形而上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但我认为，我所说的话里有一个强有力而真实的意思，是经得起检验的。¶

6. 此外，我在一项与我就教义发展问题所采纳的考虑相平行的考虑中，为有神论与天主教之间存在逻辑联系这一事实找到了佐证。那一发展原则自始至终在启示真理中运作这一事实，是支持罗马基督教与原始基督教同一的论据；然而，正如有一条规律作用于教义神学的题材，在宗教信仰的问题上也有一条规律。在本叙述的第一章中，我谈到确定性乃是某些既定理由之累积力量的结果——这是神所意愿并命令于我们的——而这些理由逐一看来，都只是或然性。请读者记住，我是在历史地叙述我在所回顾的那段人生时期中的心境。我不是在作神学的论述，也无意进入论争或为自己辩护；而是历史地讲述我在1843至1844年间所持的看法。我要说，我相信上帝是基于或然性，我相信基督教是基于或然性，我相信天主教也是基于或然性；这三种或然性的根据，在题材上自然彼此有别，但在证明的性质上却完全是同一回事，因为它们都是或然性——一种特殊的或然性，一种累积的、超越的或然性，但终究是或然性；因为造我们的那一位已如此意愿：在数学中，我们固然应当借严格的证明达到确定性，但在宗教探究中，我们应当借累积的或然性达到确定性；——我说，祂意愿我们如此行事；既然意愿如此，祂便在我们行事时与我们合作，从而使我们能做祂意愿我们做的事，并且，只要我们的意志与祂的意志合作，祂就带领我们达到一种确定性，其高度超过我们结论的逻辑力量。于是我清楚地看到，并且看到时颇感欣慰：我被引入罗马教会，并不是凭借某些次要的或孤立的理性根据，也不是凭借一个个细节上的争论点；即便在运用那些次要的或具体的论证时，我也受到一条伟大而宽广的原则的保护和支持。不过，请读者注意，我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不是为它辩护；倘若有哪位天主教徒因此说我皈依的方式不对，我如今也无可奈何了。¶

关于我宗教见解的转变，我再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一方面，我逐渐看到圣公会在形式上是错的；另一方面，看到罗马教会在形式上是对的；进而看到，留在圣公会没有任何站得住的理由，而加入罗马教会也没有任何站得住的反对理由。到那时，我已没有什么需要再学的了；为完成我的皈依而尚待去做的，不是进一步改变见解，而是把见解本身转化为理智信念的清晰与坚定。¶

现在我来详述在我探究的这最后阶段中，我所采取的行动。¶

1843年，我采取了两个意义重大的步骤：——1. 2月，我正式收回了我曾对罗马教会说过的一切严厉的话。2. 9月，我辞去了圣玛利亚堂的圣俸职位，利特尔莫尔也包括在内：——我将分别谈这两件事。¶

1. 我用以收回前言的那些话，招致了许多批评。在引述了我著作中反对罗马教会的若干段落并将其撤回之后，我这样结尾：——“倘若你问我，一个人怎敢不仅持有、而且公开发表对一个如此古老、如此广布、如此多产圣徒的宗派的这类看法，我回答说，我曾对自己说：‘我说的不是我自己的话，我只是在遵循我本教会神学家们几乎一致的 consensus〔共识〕。他们向来用最强烈的言辞反对罗马，甚至他们当中最有才干、最博学的人也是如此。我愿投身于他们的体系之中。只要我说他们所说的，我就是安全的。况且，这类看法对我们的立场也是必需的。’然而我仍有理由担心，这样的言辞在不小的程度上要归因于一种急躁的脾性、一种想博得我所敬重之人赞许的愿望，以及一种想洗刷罗马主义指控的心思。”¶

这些话过去一再、如今仍一再被引来攻击我，仿佛这是一种供认，承认我在圣公会时说过一些反对罗马、而自己其实并不相信的话。¶

就我而言，我无法理解任何不偏不倚的人怎么会这样理解它们；我也曾多次在出版物中对它们作过解释。我相信，到此时为止，它们的平实含义已由我在本叙述前面各部分中所说的话充分阐明了；不过，在我先前对它们的评论之外，我还有一两句话要补充。¶

在所说的那段话里，我是为在论争中公开说出对罗马教会的指控而致歉，同时我又断言，我在提出这些指控时是完全相信它们的。这样的致歉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一个人所持有的见解中，必定有许多他同时会觉得自己无权公开说出、并会为自己曾公开说过而懊恼的。法律就承认这一原则。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有人因说了一位坏国王的实话而被监禁、罚款。有一条格言历来为人所持守：“真相越大，诽谤越重。”社会的评判也是如此：倘若一位作者肆意揭出一位伟人的弱点，即便全世界都知道这些弱点存在，人们也会对他感到正当的义愤。没有人可以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说别人的坏话，即使他知道自己说的是实话，公众也知道。因此，尽管我相信自己对罗马教会所说的话，但除非我不仅在想人之恶、而且在说人之恶上都确实有正当理由，否则我便不能凭良心把它说出来。我确实是基于我认为充分的理由而相信我所说的；但我是否也有正当的理由把我所相信的说出来呢？我认为我有，那就是：把我所相信的说出来，在论争中纯粹是自卫所必需的。不可能置之不理：不攻击罗马的立场，圣公宗的立场就无法令人满意地维持下去。在这件事上，正如在大多数冲突中一样，不是这一方对，就是那一方对，不可能双方都对；而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这在与罗马的论争中岂不几乎是一句老生常谈吗？岂不是每一个谈论这个问题的人都会这么说吗？有哪个严肃的人辱骂罗马教会，是为辱骂而辱骂，而不是因为这种辱骂能为他自己的宗教立场提供正当性？“新教”（Protestantism）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岂不正是有一种必须公开说出来的召唤吗？所以我所说的就是：“我知道我曾激烈地反对罗马教会；但那并不单纯是辱骂，因为我这样做有一个严肃的理由。”¶

然而，我不仅认为这样的言辞对我的教会的宗教立场是必需的，而且我还记得，在我之前，所有伟大的圣公宗神学家都这样认为。他们这样认为，也这样行事。因此，我在所说的那段话中十分恰当地指出：我并不是单凭自己的意思而使用激烈言辞的，我这样做时，是在循着前人的足迹，或者不如说，是在复述我的前辈们的教导。¶

我承认自己犯有使用激烈言辞之罪，但同时也申辩这件事有可以减轻罪责的情节。我们都知道那个死囚的故事：他在绞架上咬掉了他母亲的耳朵。他这样做，并没有否认他自己所犯的、要为之受绞刑的罪行；但他说，他小时候母亲的纵容与此大有干系。同样，我提出了一项指控，而且是 ex animo〔出自真心〕地提出的；但我指责别人以自己的榜样引导我相信它、发表它。¶

我那时的心绪，的确是想咬掉他们的耳朵。我愿坦然承认——其实我在前面几页已经说过——我对那些圣公宗神学家感到恼怒。我认为他们骗了我；我曾用他们的眼睛去读教父；我有时信赖他们的引文或他们的推理；并且，出于对他们的依赖，我使用过一些说法、作过一些陈述，而这些按理本应由我自己严格审查。我曾以为，只要我所说的话有他们的担保，我就是安全的。在这件事上，我运用的信任多于批判。这并不意味着我因依赖他们的权威而作出过什么大的错误陈述，但确实意味着我在细节问题上有所疏忽。而这当然是一个过失。¶

然而，我在这件事上说出那番话，还有一个深得多的理由，这个理由我迄今尚未触及；那就是：——在我见解转变的整个过程中，最令人压抑的念头，是我清楚地预见到——而事实也证实了这一预见——它将以自由主义的胜利告终。我曾倾注全部心力反对反教义原则；而此刻，我却在做比任何人所能做的都更多的事来助长它。多年来在牛津抵挡它的，我是其中之一；因此，我的隐退本身就是它的胜利。把我逐出牛津的人，分明就是自由派；是他们首先发起了对第九十号书册的攻击，而倘若我进一步离开圣公会，得到第二重好处的也将是他们。但这还不是全部。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只有两条路可选：通往罗马的路和通往无神论的路：圣公宗主义是一边的中途客栈，自由主义是另一边的中途客栈。我深知，有多少人不会跟随我从圣公宗主义前进到罗马，而会立即离开圣公宗主义、离开我，投奔自由派的阵营。要把一个英国人提升到教义的高度，（从人的角度说）绝非易事。我曾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无论对青年人还是对平信徒，而圣公宗的中道（Via Media）便是教义的代表。照我所教导的，教义原则与圣公宗原则是一回事；可是我正在把中道打得粉碎，而在许多人心中，教义信仰岂不会因中道的摧毁而整个瓦解吗？啊！这让我多么痛苦！我曾听一位目击者讲过一个可怜水手的故事：在1816年阿尔及尔外海的那场战斗中，他的双腿被一颗炮弹打碎，被抬到下层舱去动手术。外科医生和随舰牧师劝他截去一条腿；截肢完成，止血带也扎在了伤口上。随后，他们委婉地告诉他，另一条腿也必须截去。那可怜的家伙说：“先生们，你们早该告诉我这一点的。”于是从容地拧开止血器，流血而死。我自己的许多朋友，岂不会也是这种情形吗？既然我在第一套神学上欺骗了他们，我又怎能指望让他们相信第二套神学呢？我有何颜面去出版一套教义信条的新版本，要他们当作福音来接受？他们岂不会明明看出，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确定性吗？唉，为自己辩护，我只能作一个蹩脚的解释；然而这是真实的解释，那就是：我读教父时不够审慎；在那些决定两个教会之间分歧角度的精微之点上，我曾有过相当大的误算。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嗯，事实是——尽管承认起来令人不快——我过于依赖厄舍尔（Ussher）、杰里米·泰勒（Jeremy Taylor）或巴罗（Barrow）的断言，并被他们蒙骗了。Valeat quantum〔姑且言之，值多少算多少〕——这就是一切所能说的。那么，这便是那份收回前言的措辞之所以如此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措辞招致了如此多的反感，因为写它时的那份苦涩未被人理解；——下面这封信可以说明这一点：——¶

“1844年4月3日。关于威廉（William）的主要苦恼，我想说几句：他认为我改变见解，似乎动摇了人们对真理与谬误作为外在事物的信心，使人在对旧见解失去信任的同时，也对新见解生出怀疑。在我下面要说的话里，我并不打算为我的第二种想法相对于第一种想法辩护，而是要反对那种关于一般真理与谬误的怀疑主义和动摇不定，这种想法是非常令人痛苦的。¶

“那么，我的情况是这样的，而这肯定并非不合常情：——出于情感和责任，我投身于我所处的那个体系。我看到英格兰教会有一种神学观念或理论本身，我便接受了它。我读了劳德（Laud）论传统的著作，认为它（我至今仍这样认为）极为出色。圣公宗的理论是非常独特的。我钦佩它，并凭信心接受了它。（我想）我不曾想到要怀疑它；我看到它很有力，有学识的支持，我感到维护它是一种责任。进而，在考察古代教会、阅读教父时，我看到自己所审查的那些部分都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例如圣经的至高地位）。只有一个问题我曾有所怀疑，那就是它能否行得通，因为它从来不过是一个纸上的体系……¶

“我的见解转变非但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会使人们对作为客观实在的真理与谬误产生动摇，反倒应当考虑：倘若真理是一种真实的客观事物，并且被摆在一个在不及真理的体系中长大的人面前，那么这样的转变岂不是必然的吗？一个愿意走正路的人继续留在一个错误的体系中，而不是放弃它，这才真正有悖于真理的客观性，因为这会导致一种猜疑，以为只要人们真诚，这样那样的东西在我们的造物主看来都同样可喜。¶

“我曾为我所处的体系辩护，因而如今不得不收回我的话，这肯定也不是我需要为之懊悔的事。因为，一个人的责任岂不是不从批判开始，而是慷慨地投身于天意摆在他面前的那种宗教形式吗？从私人判断开始，是对还是错？另一方面，我们岂不可以期待借着顺服——哪怕是对一个错误体系的顺服——而得到祝福，甚至借着这体系而被引导出这体系吗？当基督来临时，是那些在犹太教中严谨认真的人，还是那些冷淡而怀疑的人，更可能被引入基督教？然而，他们先前越热忱，看起来就越显得前后不一。诚然，我一向主张，即便是顺服一个会犯错的良知，也是获得光明的途径；一个人从哪里开始无关紧要，只要他从手边的东西开始，并且怀着信心；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通向真理的神圣途径；在洁净的人看来，凡物都洁净，并且具有自我纠正的力量和萌发生长的能力。虽然我全无权利认定这份怜悯已赐给了我，但是，处在我这种境地的人可能蒙赐这份怜悯这一事实，在我看来，就足以消除我的见解转变可能引起的困惑。¶

“或许有人会说——我也曾对自己这样说过——‘可是你为什么要发表呢？倘若你当初静静等待，你本可以改变见解，而不至于有如今这转变所带来的、令人失望和苦恼的种种痛苦。’我的回答是：事物彼此紧密相连，构成一个整体，谁也说不清什么是或不是什么的条件。我看不出，我怎么可能出版那些书册或其他自称为我们的教会辩护的著作，而不同时附上对罗马的强烈抗议或论证。反对整个圣公宗路线的那条显而易见的异议就是：它是罗马式的；所以我真的认为，除了完全沉默，就只有建立一套理论并攻击罗马的体系，别无其他选择。”¶

2. 其次，现在来谈我辞去圣玛利亚堂一事，这是我在1843年所采取的两个步骤中的第二个。我这样做的表面的、直接的而且充分的理由，是主教们对第九十号书册的持续攻击。我在上面插入的那封信中提到过这一点，那封信是写给他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的。他们一连串 ex cathedrâ〔以权威身份〕的裁断，前后持续了三年，其中包括我自己的主教在一次训示中颇为严厉的评论；在英格兰教会内所可能达到的范围内，这些裁断已近乎对我那份书册的谴责，并且就此而言，近乎对该书册所阐述的古代大公教义的否弃。正是为了使这份书册免遭这样的谴责，我才在它于1841年发表时，那样单纯地把自己交由伦敦的上级处置。那时，明确考虑的一切谴责，都包含在我的主教给我的传话中，即这份书册“有可议之处”。我以为事情就此了结了。我曾拒绝收回它，而他们在这一点上让步了。自从我发表本叙述的前面几部分以来，我找到了我在事情进行期间、于3月24日写给普西博士的信。我写道：“我越想这件事，就越不愿收回第九十号书册，当然，倘若主教希望如此，我自然会照办；然而我不能否认，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严厉的举动。”根据我对那一天及其后几天寄给他的信件或传话所作的笔记，我先后写道：“我最初的感受是一言不发地服从；我仍将服从；但自那以后，我的判断一直越来越强烈地反对这样做。”然后在附言中写道：“倘若我曾对教会有过任何益处，我确实请求主教赐我这份恩惠，作为对此的报偿：请他不要坚持一项我认为不会带来好处的措施。不过，我会服从他。”后来，我的态度更加坚决，写道：“我几乎已下定决心：倘若主教公开示意我必须收回这份书册，或在他的训示中强烈地反对它，我固然会收回它，但也会辞去我的圣俸职位。凭良心我不能不这样做。你可以随意把这封信给任何方面的人看。”¶

到1843年，我当时的一切希望，以及我因这些希望似乎得以实现而感到的一切满足，都告终结了。那么，这年5月，三年之中已过去了两年，我就辞离圣玛利亚堂一事写信给我在1840年曾就此征询过意见的那位朋友，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一次我做得更多；我向他吐露了我在两个教会问题上内心的巨大动摇。我将插入我的两封信的若干部分：——¶

“1843年5月4日……就我能够分析自己的信念而言，我担心，目前我认为罗马天主教宗派就是使徒的教会，而我们当中所有的恩典（靠着上帝的怜悯，这恩典并不少）乃是非常的，出于祂的施恩安排的满溢。我远更确信英格兰处于分裂之中，甚于确信罗马对原始信经所作的增补不可能是发展——这些发展出自对神圣信仰宝库（Divine Depositum of Faith）敏锐而生动的领会。“现在你会明白，各位主教的训示之所以令我刺痛，并非出于我有什么过分的敏感。它们在两方面使我苦恼：其一，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我良心的抗议与见证，指证我对英格兰教会的不忠；其二，它们是她的教导的样本，表明她离哪怕只是向往大公性都还何等遥远。¶

“当然，辜负所托是我最大的恐惧——正如你所知，这恐惧由来已久。”¶

当他来信对我的打算提出一些自然而然的异议，比如担心卸去圣职上的责任可能间接起到把我推向罗马的作用时，我回答说：——¶

“1843年5月18日。……我在圣玛利亚堂的职位或职责并非仅仅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作用。人们据此对我作出种种假定和断言。我能以怎样的真诚服从主教？在罗马教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牵涉进来的许多场合，我又该如何行事？我曾竭尽全力阻止人们投向罗马，也颇有成效；但早在一年半以前，我的论证虽然对我所针对的那些人比任何别人的论证都更为有效，其性质却足以让旁观者对我生出极大的怀疑。¶

“保留圣玛利亚堂，我便成了冒犯，成了绊脚石。人们眼光锐利，足以看出我在某些问题上的想法，于是便推断，这样的见解与在我们教会中担任受托之职是相容的。许多年轻人把他们对《三十九条信纲》等等的解释之有效性，凭信心从我这里接受过去。我目前的处境，对教会而言，岂不既是一种残忍，又是一种背叛？¶

“我看不出，在我保有圣玛利亚堂期间，自己怎么还能讲道或出版；——但请再考虑一下作出这样的决定所面临的如下困难，这需要我多说几句。¶

“去年长假期间，我想到了出版《英国圣徒传》的主意，并与［一位出版商］谈过此事。我认为这会有益：它能让那些有放纵失控之虞的人有事可做，把他们从教义引向历史，从思辨引向事实；——再者，它能使他们对英格兰的土地、对英格兰教会产生兴趣，使他们不至于到现今的罗马那里去寻求同情；此外，它也有助于推广正确的见解。¶

“然而，在最近一个月里，我忽然意识到，这个计划如果继续下去，由于宗教改革以前时代的种种习俗与见解本身的性质，它实际上就会成为第九十号书册的付诸实行。¶

“说起来容易：‘你为什么偏要做任何事情？为什么不能安静一点？你凭什么要去想这样的计划？’可是我不能撇下一大批可怜的伙伴不管。我有义务为牛津内外的许多人尽我所能。倘若我不行动，别人也会想办法行动。¶

“总之，这个计划已经被人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接了过去。许多人正在着手工作。我把这些人的名字列在下面，其中大多数已经受约，其余的半已受约、大约会参加，有些人实际上已在动笔。”接下来列有大约三十个名字，其中有些人当时属于阿诺德博士一派，有些属于普西博士一派，有些是我的私交、与我年辈相仿，还有些我几乎不认识，而其中大多数当然属于新运动一派。我接着写道：——¶

“这个计划已经进行到这一步，如果现在突然放弃，就会引起惊讶和议论。可是，以我目前这样的身份，这又怎能与我保有圣玛利亚堂相容呢？”¶

这便是那套计划中的《英国圣徒传》丛书的目的与缘起；而且，既然如前所见，这项出版与我辞去圣玛利亚堂一事相关，那么请允许我在这里把我就此要说的话说完，尽管读来可能像是题外话。丛书的第一册刚一付印，整个计划便告瓦解。我早已预料到，丛书中有些部分会以一种与领受圣俸的圣职人员的公开信仰不相符的笔调写成，因此我已辞去了我的圣俸职位；但一些很有分量的人士在看到《圣斯蒂芬·哈丁（St. Stephen Harding）传》之后，疑虑比我还要深，他们断定此书的性质甚至与由一家圣公宗出版商出版都不相符：于是这项计划立即被放弃了。出了头两册之后，我便辞去编者之职，此后另外出版的只有当时已经完成或已接近完成的那几部传记。下面摘录我本人或他人当时所写的几段文字，可以说明我刚才所说的情况：——¶

1844年11月，我给其中一部传记的作者写信说：“我不是编者，对这套丛书没有直接的控制权。这是T.的工作；他愿意收入什么就收入什么，愿意排除什么就排除什么。本来是要由我担任编者的。头两册确实是我编的。我对它们负有责任，就是编者所负的那种责任。倘若我一直担任编者，我本会对全部内容加以把关。我在序言中规定，教义性的题目应尽可能排除在外。但即便在那时，我也写明，任何作者都只对他自己所写的传记负责。我辞去编者之职时，手上还留着与朋友们分别约定的若干部传记。我本想把这些约定统统解除，但有些是我无法解除的，便由它们自行发展下去。有些已经不了了之；另一些，比如你的，则继续进行着。这类稿子我见过，有的是手稿，有的是校样。随着时间推移，我与这套丛书的关系会越来越少。我想你我之间的约定应当就此结束。无论如何，我身上的责任已经很多，太多了。我会写信告诉T.，如果他想得到你的协助，就得直接给你写信。”¶

与这封信的意思相一致，我早在1844年1月，即此信之前十个月，就已登出启事，声明在《圣斯蒂芬·哈丁传》之后的“其他传记”将“由各自的作者出版，并由其本人负责”。同年2月，在题为《圣理查（St. Richard）之家》的第二册的启事中，这一声明再次刊出，不过出于某种我现在已记不起的原因，我在这一册上也署了我的姓名缩写。在《圣奥古斯丁传》中，作者——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人——同样说道：“这些材料如何使用，唯有他本人负责。”我手头还有另一份意思相同的启事手稿，但我说不准它是否曾经付印。¶

既然这些作者被人看作是由我管着、而我又听任他们做出过激之事的“头脑发热的狂热青年”，我还要补充一句：1844年时，《圣奥古斯丁传》的作者已年过四十；拟议中的《圣卜尼法斯传》的作者鲍登（Bowden）先生四十六岁；要写《圣奥尔德姆（St. Aldhelm）传》的约翰逊（Johnson）先生四十三岁；其他人大多在三十岁上下。我想只有三个人不到二十五岁。此外，这些作者中，有些后来成了天主教徒，有些仍是圣公宗信徒，另有一些则公开持有所谓自由的或自由主义的见解[14]。¶

[14] 见注D，《英国圣徒传》。¶

我辞去圣俸职位的直接原因，见于我写给我的主教的下面这封信：——¶

“1843年8月29日。我十分忧虑地禀告大人：A. B.先生，过去一年来一直寄居在我这里的住所，现已归附罗马教会。由于我一向不仅希望忠实履行在大人教区内持有圣俸职位所包含的责任，而且希望得到大人的认可，故愿就这一不幸事件的一两个相关情况向大人禀明。……我接纳他时的条件是他向我作出承诺——他也明确作出了承诺——在三年之内安安静静地留在我们的教会里。自那时起一年过去了，虽然我在他身上看不出有什么迹象表明他最终会满足于他目前的处境，但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心思安定得不能再好，他还常常表示，很庆幸有我要他作出的那个承诺约束着他。”¶

我感到，既然这样一种背信之事——无论我与它的关系多么微小——会被归咎于我，我就不可能再继续为圣公会服务了。几天之后，我写信给一位朋友说：¶

“1843年9月7日。我今天请求主教准许我辞去圣玛利亚堂。有些人——你绝想不到，至少我绝没想到——几乎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真的，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打算出版一卷讲道集，其中包括那四篇反对改宗的讲道。”¶

我于9月18日辞去了我的圣俸职位。我在牛津没有办法依法办理此事。已故的戈德斯米德（Goldsmid）先生好心帮助我在伦敦办理了辞职。我对自由派并无怨言；他们是在公平的较量中击败了我。至于诸位主教的所作所为，借用沃尔特·司各特的一个取自《圣经》的比喻，我认为他们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了山羊羔”。¶

我对一位朋友说：——¶

“Victrix causa diis placuit, sed victa Catoni.”〔得胜的一方为诸神所喜，失败的一方却为加图所喜。〕¶

至此，就这样一篇概述所需的程度而言，我几乎可以说已经把我宗教见解的种种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牵涉的公开行动的历史讲完了。¶

我还有最后一步心智上的推进要完成，还有最后一步行动要迈出。那心智上的进一步推进，是能够诚实地说，我对自己已经得出的结论是确定的。那进一步的行动——一旦获得这种确定性便势在必行——就是我向天主教会的归顺。¶

这一归顺直到1843年9月我辞去圣俸职位之后整整两年才发生；我也不可能更早地作出这一步而不带着疑虑与不安，也就是说，不可能更早地带着任何真正的内心信念或确定性作出这一步。¶

在这段我尚需讲述的间隔期内，即1843年秋至1845年秋之间，我以平信徒身份与英格兰教会保持共融，照常参加其礼拜，而完全避免与天主教徒交往，不去他们的礼拜场所，也不参与作为其信条特征的那些宗教礼仪与习俗，如向圣徒祈求。我这样做是出于原则；因为我始终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能同时信奉两种宗教。¶

关于这两个秋天之间我自己的情况，我要说的几乎只限于这一点——在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向朋友和其他人披露我的心境这一问题上我所处的困境，以及我是如何设法披露它的。¶

直到1842年1月，如上文已经提到、而我现在要呈给读者的书信中也再次提及的那样，我向之透露过自己心神不定的，不超过三个人。其中两位是亲密熟稔的伙伴，时在1839年秋；第三位也是一位老朋友，上文我也提到过他，我想那是在我因耶路撒冷主教区一事而极度苦恼的时候。1843年5月，如前所见，我又把此事告诉了那位我希望尽可能听从其意见的朋友。除非确实是在征求意见，否则存心向任何人提起此事，我都会觉得是一种罪过。如果说有什么事是我所深恶痛绝的，那就是无端散布怀疑、搅乱他人的良心。一种强烈的预感，觉得我现有的见解终将瓦解，其根据并不可靠，这并不足以成为披露我心境的正当理由。我还没有把握那预感一定会应验。假设我正走过一片冰面，它恰好横在我的路上，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是结实的，而且眼见许多人在我前面安然走过；再假设岸上有个陌生人以权威的口吻、恳切的语调警告我说那很危险，然后便不再作声——我想我会吃一惊，会焦急地四下张望，但我想我也会继续往前走，直到有了更充分的怀疑理由为止；我相信，直到1842年底，我的状况就是如此。再者，当我的不满愈来愈大时，起初也很难确定，从哪一刻起它已强烈到不宜再加压抑的地步。确定性当然是一个点，但怀疑却是一个过程；我那时离确定性还远。确定性是一种反身的行为；它是知道自己知道。我相信，直到临近我被接纳进天主教会之时，我才具有这种确定性。再者，一种实际的、有效的怀疑也是一个点，但谁能轻易为自己确定这个点呢？谁能断定，意见天平上的秤盘究竟在何时开始倾转，原先支持某一信念的较大或然性，又在何时变成了反对它的确切怀疑？¶

在联系我1843年的行为来考虑这个问题时，对于我的这一大难题，我自己的简单答案一向是：去做你目前的见解状态依照责任所要求的事，让这做本身来说话：用行动来表白。这一点我已经做了；那一年我的第一个行动是在2月。经过三个月的斟酌，我发表了收回我曾对罗马提出的那些激烈指控的声明：做到这一步，我不可能有错；但我当时也没有做得更多：我并没有收回我的圣公宗教导。我的第二个行动是在同年9月；在经过许多悲伤的迟疑与踌躇之后，我辞去了我的圣俸职位。诚然，在辞职之前，我曾试图把利特尔莫尔留给自己，哪怕它仍然是圣玛利亚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曾为它建了一座教堂和一处类似牧师住宅的房舍；我使它成了一个堂区，我也爱它；1843年时我以为，或许我不必放弃我与它的现有关系。我确实可以甘愿成为另一个人可随意任免的助理牧师，但我希望能有某种安排，使我在担任该助理牧师职位的同时，能在服侍这个地方时自己做主。我曾希望，鉴于当时的情况，可以为我破一次例；但我的请求未获准许。或许我所求的是行不通的，而事情如此，于我倒是好事。¶

这就是我那一年的两个行动，我说：“做这两件事我不可能有错；让我周围的世人看到我的所作所为后，在他们心中该产生什么想法，就产生什么想法吧。”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完全达到了我的目的。我觉得本就应当去做的事，的确在人们中间普遍引起了对我的怀疑，而我又无需承担为了引起这种怀疑而主动采取某种直接行动所要承担的那种责任。于是，当朋友们来信问及此事时，我便根据他们来信的性质和需要，或者不加否认，或者坦白承认我的心境。有时，对于一些亲密的朋友，若不如此，他们周围的人都已知道的事，他们自己却会被蒙在鼓里，我便主动引他们发问。¶

这里还有另一点需要解释。当我在牛津为圣公会而战的时候，那时我确实很乐意使人改宗；虽然我从未违背过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条（我或许可以这样称呼它）心中的规矩——寻找门徒而非招揽门徒——但我无疑曾以某种特别的方式主动接近别人；然而，一旦我对这场争论中应当采取的真正立场产生了疑虑，这种做法便告终止了。因为那时，在我放弃自己在运动中的位置之后，我便停止了任何这类举动：我竭尽所能的，是去安抚那些在宗教见解上动摇不定、并且在我看来结论下得过于仓促的人，尤其是那些属于新派的人。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843年；但在那一年，我一旦把脸转向罗马，便尽可能彻底地放弃了在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影响他人的念头。那时，我自己仅仅是我自己的事。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我自己尚需指引，又怎能在任何意义上去指导别人呢？我又怎能被认为有资格对他们说哪怕一句话，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呢？我既无法把他们带出这种动摇，又怎敢像我自己动摇那样去动摇他们呢？而如果他们已经动摇了，我自己尚不确定是否会选择那个避难所，又怎能为他们指点避难所呢？我唯一的路线、唯一的责任，就是只顾我自己的情况。我想起了帕斯卡（Pascal）的话：“Je mourrai seul.”〔我将独自死去。〕我有意把其他一切工作和要求都置之度外，除非不得已，对任何人都不说什么。¶

但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报纸上不断有关于我意向的报道；我不予回应；不久，陌生人或朋友便来信，请求允许他们去回应；而如果我仍然坚持我的决定，什么也不说，人们就认为我神秘莫测，并对我产生了成见。但更糟得多的是，有许多温柔而热切的心灵——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正注视着我，只要能弄明白，他们便愿意像我那样想、像我那样做；他们因此而苦恼，因为在如此庄严的一件事情上，他们看不清将会发生什么；他们今天听到关于我的这种传闻，明天又听到那种传闻；他们感受到等待的厌倦，感受到盼望迟延所带来的心病，却不明白我和他们一样困惑；而且由于他们的心性比我更为敏感，这种悬而未决竟使他们病倒了。当然，他们当时也认为我神秘莫测、不可理解。凡我确实待他们不厚之处，我请求他们原谅。有一位才华出众、极其真挚的女士，在一篇描写那段时期的寓言中，既描述了她所感受到的我的行为，也描述了她自己对此的感受。在一段描写朝圣者的异常生动而有趣的幻象中，那些朝圣者正极不舒适地穿越一片荒凉的公地，他们总是被告诫要远离右边的“国王大道”，却又不断地向它靠近；她写道：“看到我们领头人中最大胆的那一位（正是他最先冲破了栅栏，我们大家都对他的勇气和睿智深信不疑）忽然停住脚步，宣称他不再往前走了，我所有的恐惧和不安立刻又重新涌起。不过，他并没有马上跳过去，而是静静地在篱笆顶上坐了下来，双脚朝着大路那边垂着，仿佛打算慢慢来，从从容容地滑下去。”我丝毫不奇怪，在当时从未见过我的一位女士看来，我竟显得如此不近人情。我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处于考验之中。我绝不否认，无论在她的事情上还是在其他人的事情上，我的行事都是自私的；但那是一种宗教上的自私。当然，在我自己看来，我的责任似乎是明确的。无病的人能够医治别人；但在我的情况下，却是“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自己的灵魂是我首要关心的，而合伙改宗，在我的理性看来似乎是荒谬的。我希望独自走向我的主，按我自己的道路，或者毋宁说，按祂的道路。我既不希望，我也可以说，甚至从未想过要带一批人同行。此外，说句实话，我一向厌烦显得像是一个党派的首领；甚至出于心性上的挑剔，我也受不了看到别处有人做某件事，仅仅或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做了它；并且，出于对自己的不信任，每当有人向我点明我正在影响别人时，我都会对这个念头感到畏缩。但这一切都是世人无从知晓的。¶

以下三封信是写给一位朋友的，他完全有权利要求我对他坦诚相告，那就是曼宁副主教：——读者会看到，他追问得越紧，我就把自己的真实心境披露得越多。¶

1. “1843年10月14日。你似乎希望知道我为何辞去圣玛利亚堂，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用几句话告诉你。但要简略地，甚至要详尽地（in extenso）把我的感受和理由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都是极其困难的。¶

“我所能给出的最接近于总体说明的，是这样说：辞职的原因在于教会普遍否定了第九十号书册中所包含的观点。面对主教们如此一致的意见表达，又得到教会中各阶层——平信徒和圣职人员——的赞同或至少是默许，我无法与之抗衡。如果说有哪一个事例，是某位教师个人被一个团体搁置一旁、实际上被逐出，那么我的情况就是其一。当局对我的攻击毫无体面可言；也没有人对这些攻击提出抗议。人们觉得——我绝不否认，这种感觉是有道理的——我是一种异质的材料，无法与英格兰教会融为一体。¶

“就连我自己的主教也说过，我解释《三十九条信纲》的方式使它们可以意指任何东西，也可以什么都不意指。当我听到这话被宣读出来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还对别人否认说过这话。……训示印出来了，那些字句不会有误。这使我格外惊讶，因为我发表那封致他的公开信（你知道我是多么不情愿），是基于这样一个谅解：由我来代替他宣布他对第九十号书册的判断。一年过去了，又出来了第二个、更加严厉的判断。这不是我所约定的——他也没有这样约定，但潮流对他来说太强大了。¶

“我恐怕必须承认，我越是认为英格兰教会正在表明她在本质上、在根本上与大公原则格格不入，我就越是感到难以为她作为大公教会一个分支的主张辩护。当一个宗派的信仰文件中既找不到任何关于大公教义的明确陈述可资援引，又不能依照公认的、活生生的大公意义——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去解释其含糊的信仰文件时，称这个宗派为大公的，似乎只是一场梦。持大公见解的人在我们的教会中实在只不过是一个派别。我无法否认，还有许多其他独立的情况——不值得在此细说——也使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你可以想见，我并不对每个人都说这些话；但我不愿对你隐瞒。”¶

2. “1843年10月25日。你卷入了一场危险的通信；我为将要给你带来的痛苦深感难过。¶

“那么我必须坦白地告诉你（不过我所反驳的那些论点，唉，对我来说只是些影子），我辞去圣玛利亚堂——无论对错——并不是出于失望、恼怒或急躁；而是因为我认为罗马教会就是大公教会，而我们的教会不属于大公教会，因为它不与罗马共融；还因为我觉得自己不能再诚实地在其中担任教师了。¶

“这个想法是在四年前的夏天出现在我心中的。……那年秋天，我向两位朋友提起过。……它最初源于基督一性论派之争和多纳徒派之争，前者是我在自己所投身的神学研究过程中正在钻研的。那时，我相信，还没有一位主教公开表示反对我们[15]，一切都在进展之中，充满希望。我想我从未感到过失望或急躁，至少那时肯定没有；因为我从不展望未来，现在也并不真切地去想它。¶

[15] 我想切斯特主教萨姆纳（Sumner）那时一定已经这样做了。¶

“我的第一个努力是写了那篇论英格兰教会之大公性的文章；它使我平静了两年。自1839年夏天以来，关于现代的争论，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写。……你知道我是多么不情愿地写了那封致主教的信，在信中我再次表明了立场，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那是最稳妥的做法。我所说的那篇文章使我一直平静到1841年底，直到第九十号书册一事之际，那个可悲的耶路撒冷主教区（并非个人之事）又重新唤起了我所有的惊恐。这些惊恐一直增长，直到此刻。那时我又把我的秘密告诉了另外一个人。¶

“那么你可以看出，过去两年半中所发生的种种教会的和准教会的行动，并不是我目前见解状态的原因，而是对一种信念的强烈刺激和有力印证；这种信念是在我从事本分工作——即我所投身的那项神学研读——的过程中强加于我的。而后面提到的这一情况，我想，直到现在给你写信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

“三年前，由于我的见解状态，我曾恳请院长允许把圣玛利亚堂与利特尔莫尔分开，但没有成功；我当时认为，我可以问心无愧地服侍后者，尽管我不能安心地继续待在像大学这样一个如此公开的地方。这是在第九十号书册之前。¶

“最后，我是听从了意见才行事的，而且那些意见并非我自己挑选的，而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得来的；也不仅是那些与我意见一致的人的意见，还有与我意见不同的亲密朋友的意见。¶

“就我所见，在急躁这件事上，也就是说在实际上或行为上，我没有什么可自责的。我相信，那一位迄今一直使我在缓慢的变化过程中得以保全的主，仍将保守我，使我不致轻举妄动，也不致在良心存疑时作出决断。¶

“有一点我是确信的：像你这样的干预，尽管出于好意，却只会造成你所认为的害处。它使我对自己真切地意识到我自己的观点；它使我看出这些观点的一贯性；它使我确信自己是审慎的；它向我提示了天意之手的踪迹；它消除了披露的痛苦；它卸下了我心头一个沉重的秘密。¶

“我的信，你认为怎样使用合适，就怎样使用吧。”¶

3. 我的通信者又给我写了一封信，我这样回复：“1843年10月31日。你的来信使我的心更加疼痛，使我发出了比很久以来任何一封信都更多、更深的叹息，尽管我向你保证，我周围到处都有许多令人叹息、令人心痛的事。到处都是：——我简直被那个从四面八方反复传来、令朋友们极度痛苦的可怕耳语纠缠不休。你知道我自己动摇不定，但那只是我目前所受考验的一部分。¶

“自今年年初以来，我不得不把我的心境告诉了其他一些人；但我想，从来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出于不得已，比如朋友们像你这样写信给我，或者猜到了事情的原委。在牛津，在这里”［利特尔莫尔］，“除了一位亲近的朋友——前几天我觉得不能不告诉他——没有人知道此事。不过，我想，怀疑的人要多得多。”¶

我的通信者收到这些信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立即把信中的内容告诉了普西博士；这使我能够尽可能确切地描述，他最初是如何得知我的见解已经改变的。¶

从一开始，要让普西博士理解他与我之间存在的这类意见分歧，我就感到非常困难。1838年底前后，有人提议为克兰麦（Cranmer）纪念碑募捐，他希望我们两人一同认捐。我当然不能认捐，希望他自己单独认捐。他不肯这样做；他无法忍受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上让我们在世人面前显得立场各异。随着时间推移，对于我在自己日益倾向罗马这件事上给他的种种暗示，他一概不肯领会。当我发现他如此执意，我常常没有勇气再说下去。而且我也知道，出于对我的情谊，他常常接过我所说的话并全身心投入其中，因此我感到，如果我照着自己可能的看法把事情摆在他面前，我就要承担重大的责任。再者，由于我那时还不像后来那样了解他，我怕会使他动摇。此外，我清楚地记得他在1832年曾如何被疾病击倒，我也总是认为，运动的兴起给了他新的生命。我想象，他的身体活力甚至要依靠一种蓬勃的希望和光明的前景来滋养他的想象力；以至于在1843年他受到本地当局如此不公的对待时，我记得曾写信给已故的多兹沃思（Dodsworth）先生，表达我的忧虑：唯恐他因此心情沮丧，健康也会随之严重受损。这些都是横在我面前的困难；此外还有一个困难是，由于我们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们只在约定的时间见面；别的人倒是可以随意、根据一时需要进出我的房间，很容易就知道我的全部想法；但要让他充分了解这些想法，就必须作出正式的努力。1841年，我们的一位共同朋友就当时事情所发展到的程度把一切都向他挑明了，并向他清楚地指出了我所持的那些命题中必然包含的逻辑结论；但不知怎的，没过多久，他的心思又回到了原先那种愉快的状态，他无法让自己相信他和我不会一直愉快地并肩走到底。但那个充满深情的梦终究不得不被打破；两年之后，我刚才所附的那几封信的收信人，如我所说，便着手去打破它。于是，我也恳请普西博士私下告诉他愿意告诉的任何人，就是我认为自己最终会离开英格兰教会。然而，他不肯这样做；而且，如果我可以从我找到的他的一封信来判断的话，到1844年底，他几乎又退回到了他以前对我的那些想法。不仅如此，在1845年的校庆纪念日上，也就是我离开圣公会前几个月，我想他曾对一位朋友这样说到我：“我相信我们终究还是能留住他的。”1843年那个秋天，在我对普西博士开口的时候，我也请另一位朋友把摆在我面前的前景，以私下托付的方式，转告给他愿意告诉的人。¶

对另一位朋友詹姆斯·霍普（James Hope）先生，即如今的霍普·斯科特（Hope Scott）先生，我则在一封信的附言中给了他知晓此事的机会，由他自己决定是否愿意知道：——¶

“写信之际，我再添一句关于我自己的话。你可能会接触到一两个人，由于种种情形，他们比你更确切地了解我的心境，尽管他们不会告诉你。我不愿你对这一点毫不知情，虽然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你知道他们碰巧知道的事。不过，你若想知道，这本身就是一个理由。”¶

我有一位亲爱的老友，那时已临近死亡；我从未把自己的心境告诉他。既然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他作为替代，我为何要搅乱他那甜美、平静、安宁的心境呢？我不能对他说“到罗马去吧”；否则我自己就该先给他带路了。然而我仍把自己交给他审视。有一天，他主动引我把话说出来；但无论对错，我都未能回应。我的理由是：“我自己对这件事并无确定。说‘我认为’，只会令人烦扰和苦恼，而不能使人信服。”¶

1843年米迦勒节那天，我写信给他：“你大概想得到，我没有什么愉快的事可以写给你。我本可以告诉你一些非常痛苦的事；但最好不要预支麻烦，麻烦终究至多是会发生而已，而且，谁知道呢，也许还能避开。你总是那样仁慈，以致有时我与你分别时，几乎被感动得落泪；若能流下泪来，倒是一种解脱——为你的仁慈，也为我的冷硬。我想，从来没有人拥有像我这样仁慈的朋友。”¶

次年1月22日，我写信给他：“普西身上的担子已经够重了，他又慷慨地替我揽下了过多的担子，所以在不是非此不可的时候，我不该再给他加重负担；何况我十分清楚，确实有一些担子，无论我愿意与否，迟早都必须压到他身上。”¶

2月21日又写道：“十点半。我刚起床，得了重感冒；在我记忆中，这样的事（除了一月里有两次）从未有过。你可以想见，在我起床之前很久，你就已在我的思念之中了。当然，你一直都在我的思念中，这你很清楚。我不能来看你；我不配拥有朋友。怀着我这些见解——其全部我都不敢承认——我在别人面前觉得自己像个有罪的人，尽管我相信自己并非如此。人们好心地以为，我在外面有许多要承受的：失望、诽谤，等等。不，我没有什么要承受的，只有我为朋友们替我所怀的焦虑以及他们的困惑而感到的焦虑。这与其说是一份生日礼物，不如说是一份更好的圣灰星期三礼物；”〔他的生日与我的是同一天；那一年这一天正是圣灰星期三；〕“但我忍不住要写下最萦绕心头的事。现在，我亲爱的B.，向你致以一切最亲切、最美好的祝愿，你是我最老的朋友，关于你，我不可再多说，也不可再多说与我自己相关的话，免得你生气。”他的天性中没有怀疑：他常常忧虑地望着我，纳闷我究竟怎么了。¶

复活节星期一：“愿一切美善与恩宠，借着这蒙福节期的感化，降临于你和你的家人；而且必将如此（愿其如此！），因为你们众人日复一日的生活，不正是单纯地努力事奉那位赐下一切祝福的主吗？我们虽分处两地，却有这一点相同：你正过着平静愉快的时光，而我正享受着想念你的乐趣。照着向便雅悯所宣告的祝福[16]，你蒙福得享晴朗的天空，四围平安。我亲爱的B.，事情正是如此，愿它永远如此。”¶

[16] 《申命记》33:12。¶

他怀着单纯的真诚。他于同年9月去世。我原先期望，他最后的病会给我的心带来光照，让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它并没有带来任何光照。我记下了一则笔记，内容如下：“我在他的灵柩前痛哭，想到他离开了我，而我对于何为真理之路、我应当做什么才能讨神喜悦并成全祂的旨意，仍然一片黑暗。”我想，我曾写信给查尔斯·马里奥特（Charles Marriott），说在那一刻，尽管我的朋友就在眼前，我倾向罗马的强烈见解仍一如既往。另一方面，我坚信在圣公会内可以找到恩典，这一信念也依然如故[17]。我这样写信给另一位朋友：——¶

[17] 关于这一问题，见我的《圣公宗的难题》第三讲，另见注E《圣公会》。¶

“1844年9月16日。我满怀错误而可悲的情绪，细述出来也无益处；在本该感恩的时候，我却如此怨怼而阴郁。当然，当一个人看到如此蒙福的结局——而且是如此无可指摘的一生的终结，一个真正以我们的圣礼为食粮、并从中得力的人的一生——又看到同样的情形延续在整整一个家庭中，连小孩子们也在每日祈祷中为自己的痛苦找到莫大的慰藉，就不可能不在我们的教会中感到更加安然，至少把它当作一种琐珥（Zoar），因道路陡峭而得以栖身、暂歇的避难所。只愿我们蒙保守，不陷于不合法的安稳，免得我们的后裔成了摩押和亚扪，成了以色列的仇敌。”¶

无论从职责还是从理性来看，我都不能再停留在这种状态之中。我的难处在于：我曾经受过一次严重的欺骗；我怎能确定自己不会受第二次欺骗？当时我以为自己是对的；我又怎能确定自己现在是对的？有多少年，我都自以为确信那些我如今所摒弃的东西？我怎能再对自己有信心？正如在1840年我倾听那渐渐升起的、有利于罗马的疑虑，如今我倾听那渐渐消退的、有利于圣公会的疑虑。确定，就是知道自己知道；我有什么内在的检验，能保证我在成为天主教徒之后不会再改变？我对此仍有忧虑，尽管我想总有一天它会消散。然而，对这些模糊的疑虑总该设一个限度；我必须尽我所能，然后把成败交给更高的权能。于是，在1844年末，我下定决心撰写一篇《论教义发展》的论著；并且，如果写完之时我倾向罗马教会的信念并未减弱，就采取必要的步骤，被接纳入她的羊圈。¶

到这时，我的心境已广为人知，我也并不怎么加以隐瞒。我将用已交到我手中的我的几封信来说明这一点。¶

“1844年11月16日。我正在经历必须经历的事；我唯一的信靠是，每一天的痛苦，都使那必须饮尽的苦杯减去了那么多。（按人的说法）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不会有所行动，这一点无须担心。这件事在我无意之间传了出去；但这也无妨。就我对自己的了解，我唯一的巨大痛苦，是我给这么多人造成的困惑、不安、惊恐与怀疑；以及失去这么多人——相识的与不相识的，曾对我怀有善意的人——对我的好感与好评。在这两种痛苦的来源中，前者是持续不断、急迫而无从缓解的。我曾一连数日真真切切地感到心口周围隐隐作痛；并且时常觉得诗篇作者的一切哀诉仿佛都属于我。¶

“就我对自己的了解，我考虑改变的唯一首要理由，是我深切而始终不变的信念：我们的教会处于分裂之中，而我的得救取决于我加入罗马教会。我可能会对这个人或那个人使用argumenta ad hominem〔针对个人的论证〕[18]；但我并不觉得自己对所遭遇的任何事怀有怨恨或厌恶。我对任何其他更适合我的领域，都毫无希望的憧憬，也毫无行动的计划。我对罗马天主教徒目前毫无同情；我几乎从未——即使在国外——参加过他们的礼拜；我一个也不认识，而我所听到的关于他们的事，我也并不喜欢。¶

[18] 见前文原书第219页等处。1843年10月14日的信，请与10月25日的信对照。¶

“再说，我在这么多方面要放弃多少东西啊！而且对我而言，这些牺牲是无法弥补的，不仅因为我的年纪——到了这个年纪，人们都厌恶改变——也因为我特别眷恋旧日的交往与回忆的乐趣。我也不觉得自己对这种牺牲怀有任何狂热的或英雄式的快乐之感；在这里，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支撑我。¶

“至今仍使我止步的，就是长久以来使我止步的东西：唯恐自己陷于错觉；但这一信念在一切情形下、在一切心境中都始终坚定。而且，这种极为严肃的感受在我心中日益增长，即：使我相信我们的体系所教导的那些内容的理由，必定会引导我相信更多的东西，而不去相信更多，就是退回到怀疑主义之中。¶

“万分感谢你那封极其仁慈、令人宽慰的来信；虽然我到现在才提起它，它却是一份厚礼。”¶

此后不久，我又这样写信给同一位朋友：“我的打算是，如果没有什么我无法预见的事临到我，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安静地in statu quo〔维持现状〕，相信朋友们会仁慈地在祈祷中记念我和我的考验。而且，在任何进一步的事情发生之前的一段时间，我就会辞去我的研究员职位。”¶

当时有一位女士，如今是圣母往见会的修女，我在这段时间给她写了以下几封信：——¶

1．“1844年11月7日。我仍在原处；我并没有行动。不过有两件事似乎很清楚：第一，每个人都已为这样一件事做好了准备；第二，每个人都预料我会这样做。确实，不认为此事合宜的人很少，不认为此事可能的人更少。然而，我自己既不认为它合宜，也不认为它可能。对于事情的结局，我几乎没有理由怀疑；但何时发生、如何发生，只有祂知道——我相信，事情的进程与结局都出于祂。四面八方、各个派别中对我所表达的意见，以及对我潜藏而习以为常的感觉，具有很大的力量。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非常害怕凭自己的感觉行事，唯恐它们把我引入歧途。人必须凭职责感行事；但外在的事实会在这样做时给人以支持。”¶

2．“1845年1月8日。对你的来信，我该怎样回答呢？我完全清楚，我应当让你更多地了解我的感受和心境，超过你现在所了解的。可是寥寥数语如何做得到？我说的任何话都必然显得突兀；我所能说的每一句话，都会留下令人困惑的感觉，因为它需要大量解释，而且孤立无依，（可以说）无从定位，也没有任何东西与之相伴，以显示它与这一问题其他部分的关系。¶

“目前，我完全相信——与你信中所说一致——如果我们的教会中出现一场转移，参与其中的人会少之又少。我怀疑在牛津的常住者当中，至多只有一两个人。而且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希望如此。罗马天主教徒目前的状况是如此令人不满意。有一点我可以确定：只有单纯而直接的职责召唤，才能成为任何人离开我们教会的正当理由；不能是偏爱另一个教会，不能是喜爱它的礼仪，不能是希望在其中获得更大的宗教长进，也不能是对我们在英格兰教会中所遇到的人和事感到愤慨或厌恶。问题很简单：我（这是个人的问题，不是别人是否，而是我是否）能在英国教会中得救吗？假如我今夜死去，我是安全的吗？不加入另一个共融团体，对我来说是不是一项死罪？¶

“又及：除非一个人已经相当拿定主意最终要加入罗马天主教会，否则我不大能赞同他去罗马天主教的礼拜堂参加礼拜，哪怕只是偶尔为之。在罗马教会中，向圣徒祈求并不是必须的；不知怎的，除非在教会的认可之下，我不喜欢使用这些祈求，这也使我不愿意在我们教会的成员中接受它们。”¶

3．“3月30日。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比除两位朋友之外的任何人所知道的都多。我自己的信念已经强烈到我想它所能达到的程度：只是很难分辨这究竟是理性的召唤还是良心的召唤。我弄不清楚，推动我的究竟是那看似清楚的东西，还是一种职责感。你能理解这种疑虑是多么痛苦；所以我一直在等待，盼望得到光照，并用诗篇作者的话祈求：‘求你向我显出一点凭据。’但我想，我无权为此永远等下去。另外，我之所以在等待，是因为朋友们极其体贴地记念着我，为我祈求引导；而且我相信，倘若他们的善意产生了效果，使某种新的感受临到我，我是会留意的。再者，这种等待也有助于让人们在心理上有所准备。我害怕使人震惊、使人不安。无论如何，我都免不了要给人带来无法估量的痛苦。所以，如果由我决定，我愿意等到1846年夏天，那时距离我的信念最初开始降临于我，将整整满七年。但我想我撑不了那么久。¶

“我目前的打算是在10月辞去研究员职位，并在那时到圣诞节之间出版一部著作或论文。我希望人们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也知道我在做什么；这样可以消除那种模糊而令人苦恼的惊讶：‘究竟是什么能使他这样做？’”¶

4．“6月1日。你告诉我关于你自己的情况，清楚地表明你的职责是安静而耐心地留在原处，直到你更清楚地看出自己的处境；否则你就是在黑暗中跳跃。”¶

这一年年初，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有一种说法流传开来，认为我之所以脱离圣公会，是因为我被如此排挤到一旁、却无人为我说话而感到苦恼。我相信，由于这种揣测，人们曾议论过各种措施。与此同时，一份季刊的四月号上刊出了一篇对我极为友善的文章。作者用仁慈而优美的语言赞扬我，远远超过了我所应得的。在评论中，他谈到我作为圣玛利亚堂堂区牧师时说：“未来一代的圣职人员都在听他讲道。他是否珍视、爱惜、紧抓他的地位呢？……完全没有。……对他来说或许算不上什么牺牲，他并不在乎这类东西。”¶

这些话中，不论多么隐晦，毕竟含有一种责备；下面这封写给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的信，就提到了这一点：——¶

“1845年4月3日。……请接受我的这番致歉，我亲爱的丘奇（Church），并原谅我。我这样说时，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眶；——这是由于此时的偶然境况，我正在放弃这么多我所爱的东西。刚才我被詹姆斯·莫兹利（James Mozley）在《备忘录》（Remembrancer）上的文章弄得心烦意乱；然而说真的，我亲爱的丘奇，我从来没有一刻哪怕受到过为离开牛津而后悔的诱惑。后悔的感觉甚至从未进入我的脑海。怎么可能呢？我怎能作为一个伪君子留在圣玛利亚堂？我怎能怀着当时压在我身上的那些信念，或至少是那些看法，去为灵魂负责（何况人生如此无常）？像我现在这样行事，确实是一种责任；我感到那位全智全爱者的手不停地重压在我身上，以致我的心和脑都疲惫不堪，就像四肢因背负重担而疲惫一样。那种沉闷的隐痛就是我的；但我的这份责任，比起怀着我这些信念，在英国教会中为灵魂、为那些信赖而充满爱的灵魂负责，实在算不了什么。代我向马里奥特致意，免得我还要痛苦地给他写信。”¶

现在我已临近被接纳入天主教会的日子了；这一年年初，一位非常亲爱的朋友——如今已不在人世的查尔斯·马里奥特——曾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引用其中的几句，出于我对他的爱，也出于我对他的美言的珍视。¶

“1845年1月15日。你足够了解我，知道我对任何事从来不能一眼看透。你给巴德利（Badeley）的信给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你理解我——我相信你是理解的——你就能明白这阴影。但我可以立刻坦率地说出我立即看到、感到，并且确信我将永远感到的东西：你对英格兰教会、对我们这些在她的权威和引导之下，曾经并仍在努力为自己寻求神、并在他人当中复兴真宗教的人，所表现出的全部行为，都是慷慨而体贴的，而且——如果这个词用得恰当的话——是恪尽本分的，其程度是我几乎无法想象的，其不惜自我的程度，是我以为人的天性所无法承受的。你所割断的每一条纽带，我都痛切地感受到了；我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因为我觉得，你应当根据场合、根据听者的领受能力，来斟酌披露你思想的分寸。我在种种本身就令人全神贯注的事务之中匆匆写下此信，而这些事务却因我所听到的消息，一部分变得索然无味，一部分变得苦涩；但我甘愿把你——我在世上最爱的人——托付在神的手中，恳切祈求你能被安排在对圣而公之教会最有益的工作上。”¶

7月间，有一位主教认为值得向世人宣布：“纽曼先生的追随者为数很少。现在大概用不了多久就足以证明这一事实。众所周知，他正准备脱离；而当这件事发生时，人们会看到跟他走的人是何等之少。”¶

我在1845年初开始撰写《论教义的发展》，整整一年都在埋头苦写，直到10月。随着写作的推进，我的种种难处逐渐消散，以致我不再说“罗马天主教徒”，而是大胆地称他们为天主教徒。在写完之前，我就决定接受接纳，而这本书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状态，未曾完成。¶

我在利特尔莫尔的一位朋友，已于米迦勒节那天，在斯通（Stone）附近阿斯顿（Aston）的苦难会会院，由院长多明我神父（Father Dominic）接纳入教会。10月初，这位神父途经伦敦前往比利时；而我正为自己该采取什么步骤以获接纳而有些踌躇，于是我同意了向我提出的建议：请这位善良的神父顺道来利特尔莫尔，以便他为我施行他曾为我的朋友所施行的同样的善工。¶

10月8日，我给一些朋友写了下面这封信：——¶

“利特尔莫尔，1845年10月8日。今夜我正在等候苦难会的多明我神父。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被引导着对北方诸国，继而对英格兰，怀有清晰而直接的思虑。经过（将近）三十年的等待，他并非出于自己的作为而被派到了这里。但他与皈依之事关系不多。去年施洗约翰节那天，我曾在这里见过他几分钟。¶

“他是一位单纯而圣洁的人；同时又禀赋非凡。他不知道我的意图；但我打算请求他接纳我进入基督唯一的羊圈。……¶

“我要写的信太多了，所以凡愿意打听我情况的人，都只好以此信为准。请代我向住在你楼上的亲爱的查尔斯·马里奥特致以最深的爱意，等等，等等。¶

“又及：此信要等一切完毕之后才会寄出。当然，无须回复。”¶

在被接纳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曾打算投身于某种世俗职业。阿克顿枢机（Cardinal Acton）给我寄来一封极为亲切的贺信，我在回信中这样写道：——¶

“1845年11月25日。我希望，在我表达之前，阁下就已预想到阁下的来信给我带来的莫大欣慰。然而，这份欣慰也因一种担忧而有所冲淡：远方那些仁慈而关切的祝福者，赋予我这一步的重要性，超过了它实际所具有的。对我个人而言，这当然是无可估量的收获；但人和事从远处看显得伟大，近看却并非如此；阁下倘若了解我，就会看出，我是这样一个人：关于他的议论，无论好坏，都远远超过他所应得的；对他的动向所激起的期望，也远远超过事实所能证明的。¶

“正如我相信自己从未以服从自己的是非感以外的任何东西为目标，却在我既不愿意、也未以此自居的情况下，被夸大为一个党派的领袖；同样，如今，无论我多么希望事情相反，无论我多么恳切地努力（这是我的职责）以谦卑的方式为天主教会服务，我恐怕我的能力都会令我自己的朋友们以及那些为耶路撒冷的平安祈求的人们失望。¶

“倘若我可以向阁下请求一个恩惠，那就是请您仁慈地节制那些期望。但愿我能做到我并不奢望去做的事！目前我确实无法展望未来；尽管如果我能劝说别人像我这样做，那会是一件善工，但看来单是考虑我自己的事，就已经够我忙的了。”¶

不久，怀斯曼博士——牛津正处于他的宗座代牧区之内——召我到奥斯科特；我与其他人一同前往；后来他派我去罗马，最后把我安置在伯明翰。¶

我写信给一位朋友：——¶

“1846年1月20日。你可以想见我是多么孤独。‘Obliviscere populum tuum et domum patris tui’〔要忘记你的民和你的父家〕这句话，在过去十二个小时里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我更真切地意识到我们就要离开利特尔莫尔了，这就像驶向茫茫大海。”¶

1846年2月23日星期一，我永远离开了牛津。在此之前的星期六和星期日，我独自一人待在利特尔莫尔的家中，就像当初我刚入住时最初的一两天那样。星期日晚上，我住在我亲爱的朋友约翰逊（Johnson）先生的家里，就在天文台。许多朋友来和我见最后一面：科普兰（Copeland）先生、丘奇先生、巴克尔（Buckle）先生、帕蒂森（Pattison）先生和刘易斯（Lewis）先生。普西博士也来与我告别；我还去拜访了奥格尔（Ogle）博士，他是我最老的朋友之一，因为我还是本科生时，他是我的私人导师。在向他告别时，我也就向我的第一所学院——三一学院——告别了。三一学院对我是如此亲切，在它的院籍中有那么多人，无论在我还是个少年时，还是在我整个牛津生涯中，都曾善待过我。三一学院从未亏待过我。在我新生时期所住房间对面的墙上，曾长着许多金鱼草，多年来我一直把它看作我自己终身留在我的大学、直至死亡的象征。¶

23日早晨，我离开了天文台。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牛津，除了从火车上望见它的尖塔[19]。¶

[19] 终于，我在1878年2月26日重访了牛津，距离开时恰好32年。见本书末的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