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注释

关于原书第12页的注

1834年与惠特利大主教的通信

应惠特利博士书信集编者的请求，下列四封信曾寄给她发表；这里全文照录。读者将会注意到，这些信与我在原书第57页致汉普登博士的信同一时期。¶

1.

“都柏林，1834年10月25日。¶

“亲爱的纽曼：¶

“一则关于你的极骇人的传闻传到了我这里；这传闻本身显然极不可信，你或许会奇怪我竟会把它放在心上。起初我确实没有理会，但发现它从不同方面一再传来，我觉得为了你的名誉，值得加以辟谣。我发现，有些牛津本科生公开传说，去年春天我在奥里尔学院时，你故意不去礼拜堂，以免和我一同领圣餐；而且说你自己也宣称确有其事。¶

“我不会理会每一则无聊的谣言；但这一则被人如此言之凿凿、如此长久地断言，倘若我能凭你的权威，把它的虚妄当作事实宣布出来，我会感到满意。我确实当即宣布了我完全不相信；但这只有我个人意见的分量，尽管我认为这意见并非没有充分的根据。我并没有声称自己之所以不相信，是基于我们长久、亲密而推心置腹的友谊——这种友谊会使你有权利、也有义务，在我做了什么冒犯你的事，或做了什么你可能认为有实质性错误的事时，向我提出规劝；——而是基于你一贯的品格。我确信，即使我们之间从未有过如此密切的关系，你的品格也会使你不可能做出如此不合基督徒精神、如此不近人情的举动。但正如我所说，为了你的缘故，我希望能凭你自己的权威来驳斥这一传闻。¶

“永远真诚属于你的，¶

“R. 惠特利。”¶

2.

“奥里尔学院，1834年10月28日。¶

“亲爱的大人：¶

“您在牛津的那个主日，我没有在学院礼拜堂领圣事，完全且仅仅是因为那天我在圣玛利亚堂领了圣事；而且，如果我的记忆可靠的话，我相当肯定，直到礼拜结束之后，我甚至都不知道大人您在那里。无论如何，即使知道，也绝不会影响我是否出席。既然如此，我无需多说，所谓我曾就此事作过任何表态的传闻，是全然没有根据的；实际上，您今晨的来信是我第一次以任何形式得知有此传闻。¶

“我很高兴能够作出这样的解释，其令人满意的程度，足以符合您一向待我的厚意所能期望的；——然而，诚实地反省之后，我无法对自己隐瞒：大人您在牛津时，我能与您少见面，一般说来对我是一种解脱；而现在有机会当面向您说出这一点，更是一种更大的解脱。我一向希望遵守一条规矩：绝不在别人背后对他提出公开的指责；虽然在谈话过程中，在偶然事件的紧迫之下，有时难以恪守，但我相信我并没有违背它，尤其是在您的事情上。也就是说，虽然我最亲密的朋友们知道，我对在您的大主教认可下所采取的教会政策路线深感痛惜；虽然在社交场合，我也可能清楚地表露过自己在这件事上持有某种倾向的看法；但我从未有意地、而且（我相信）从未在陌生人面前严肃地议论过大人您；——事实上，我很少涉足一般社交场合，在其中也不大愿意敞开心扉，因此也没有什么这样做的诱惑。我最不可能如此忘乎所以，竟在这样的事情上把本科生当作知心人。¶

“但愿我能向大人您传达，爱尔兰教会近来的历史在我心中激起的那种复杂而极为痛苦的感受：——她的成员与持异端观点的人结合在一起，她的灯台——真理的见证与担保、圣约的托管者——有一半被取消了（而且未经教会的认可）。我乐于承认，无论是在我私下的判断中，还是在我向朋友谈论您的方式上，我的感情都曾有过巨大的起伏与变化——时而为您的政策辩护，时而又责备它；时而称赞您本人，时而又抗议您的措施；这全看我对您怀有的亲切回忆，与我对那种世俗而不信的政策——我认为爱尔兰教会已牵连其中——所怀的极度厌恶，二者之中哪一个占了上风。我相信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在牛津居住期间始终如一地给予我的厚待；并且切望，对基督和祂教会的任何职责，都永远不会妨碍我表达对这份厚待的感念。然而，在眼下这个机会，我自觉，倘若我恳请您允许我陈述我的信念，我便是既按照职责、也按照感恩的指示行事。我的信念是：大人您所默许的那些危险措施，不过是某些原则的合理产物；这些原则难以用寥寥数语描述，而您的声誉恰恰与它们特别相关联；这些原则触及一切论证与探究的根基本身，并影响到几乎每一条指引我们信仰或行为的教义与准则。我毫不犹豫地承认，当我最初受到大人您的赏识时，对您的感激和对您才能的钦佩曾深深打动了我；倘若不是有某种内在的东西加以抵抗，我必定已经接受了一些关于宗教职责与社会职责的看法——在我现在的判断看来，这些看法基于理性的骄傲，趋向于不信；而在您本人身上，唯有大人您崇高的宗教气质和早年虔敬所留下的纯净无瑕的信仰，才得以抵挡住它们。¶

“我十分确信，无论您如何看待这一判断，您都会相信我这样把它摆在您面前，不仅出于诚实，而且出于一种更深的感情。¶

“请容我再补充一句：您的名字常在我的祈祷之中；并容我署名为¶

“大人您非常真诚的朋友和仆人，¶

“J. H. 纽曼。”¶

3.

“都柏林，1834年11月3日。¶

“亲爱的纽曼：¶

“我忍不住要再写信给你，表达我对自己所采取的做法感到的极大满意；这一做法终于使我能够驳斥一则传闻，其流传之广、被人坚持之确凿，都超出了我原先所能设想的程度。这则传闻或许会在某些人眼中损害我的名声，却会在最优秀的人眼中损害你的名声。因为，一个被引导去相信你竟有如此不仁慈的傲慢、并以为此说确有几分真实的人，对宗教——或者至少对你的宗教——会形成怎样的看法呢！¶

“但我有一条规矩：对于任何一个我有理由看重的人，即使有最强有力的断言，我也不怀有任何不利于他的信念，甚至不怀有任何猜疑，直到我仔细查问过，并心平气和地听取了双方的说法。我想，倘若别人也采取同样的规矩，我自己就不至于受到如此多的辱骂了。¶

“我当然清楚，即使在听取了双方说法之后，也不能指望所有的人，甚至所有的好人，在每一点上看法都一致；而且我们可以预料，许多人终究会对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作出非常严厉的评判：因为，愿上帝帮助我们！倘若人所得到的怜悯不多于他们彼此所施与的，人将会怎样呢！但至少，倘若这条规矩得到遵守，人们就不会仅凭含糊的街谈巷议，就某些（如我的情形那样）‘难以用寥寥数语描述’、而他的‘声誉与之相关联’的原则，去定一位弟兄的罪。我知道，我自己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实际上是诽谤性的指控联系在一起，这些指控源于夸大的、歪曲的或全然虚假的陈述；就连传播它们的人，大多也不自称有任何根据，只是凭借街谈巷议而已：就像在罗马的犹太人那样，‘论到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人毁谤的’。¶

“因为我已经查明，在那些一同对我的著作大肆攻击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承认、甚至夸口说，他们从未读过这些著作。至于你所提到的那项措施——《教会财产法》——（我现在当然不去讨论它），奇怪的是，在那些因我默许此法而对我横加指责的人中，有许多人却张开双臂欢迎那位首席主教，把他捧上了天；而那位首席主教远在我之前就已就这项措施接受过咨询——考虑到他对爱尔兰事务的了解和他的影响力，这是很自然的——并且表示了同意；他与各位大臣的分歧，仅在于一个细节问题：究竟应当剥夺六个主教区的收入，还是十个。¶

“当然，每个人最终都必须按照自己的判断作出决定；我也无意躲在他的榜样后面：我只是要指出，那些人对于公正有着何等奇怪的观念——在同一件事上，他们以喝彩为领头者开脱，却给追随者定罪。¶

“我们主人的任何仆人，都决不应因受到如此对待而感到惊讶或愤怒；这只是对我的一个告诫，使我避免以类似的方式对待他人，不要‘论断别人的仆人’，至少不要在未经公正听取之前这样做。¶

“你相信我会承认你这样坦率地把你的意见摆在我面前，既出于‘诚实’，也出于‘一种更深的感情’，这不过是对我的公道而已；此外，根据你自己的经验，你本也可以同样确信：很久以前——无论你是在什么时候改变了对我的判断——倘若你在任何你认为我走错了路的问题上坦率而冷静地向我提出规劝，我都会以那种乐于听取、坦诚和尊重的态度来倾听你；你很清楚，在‘我们曾彼此谈论甘甜的道理，如朋友一般同行于神的殿中’的那些日子里，我一向都表现出这种态度；——那时我们一同商议了那么多实际的措施，也一同商议了我出版物中几乎所有的要点。¶

“我手头恰好有你恰好八年前写给我的一封信。在信中，你说‘你最真诚的愿望之一，莫过于被人知道是我的朋友’，并以最热情、最令人受宠若惊的言辞，把你思想形成过程中远比我敢于自居的更大的功劳归于我；你还作了一个见证，我由衷地赞同它，那就是：至少我们之间的交往是自由的，而你的意见也总是被乐意而尊重地倾听。你的原话是：‘我在心智进步方面固然深受奥里尔之惠，但我想，我受惠于谁都不如受惠于你之多。我知道，在我当选之后，是谁最先给了我勇气去环顾四周，教我正确地思考，并且——对一位导师而言，这是何等奇特的职分——教我依靠自己。我也不能忘记，正是在你的好意提议之下，我此后才开始致力于思考若干课题，我毫不怀疑，这对我的心智大有裨益。’“如果在这一切中我错了——如果我曾把你或任何别人引入‘理性的骄傲’或任何别种骄傲——或者如果我自己持有、或引导他人持有任何错误的见解，我只能说我真诚地为此感到遗憾。另一方面，如果我曾有助于在任何人身上养成那种‘崇高的宗教气质和无翳的信仰’，我便为此欢喜；对于这二者，我不仅与你一样相信它们能够抵御趋向不信的倾向，而且相信，没有它们，任何抽象见解的正确都值不了多少。但我要指出的是，显然没有什么能妨碍你（在你对我的原则的看法改变之后）向我提出友好的劝诫，并满怀信心，至少会得到耐心而和善的倾听。¶

“就我而言，我不能让自己靠躲开一位老朋友——一位我素来与之坦诚讨论的朋友——的交往来求得解脱，只因为我在某些原则上与他意见分歧，无论这分歧是由于他的看法改变，还是（更可能是）由于我自己的看法改变——至少在我充分尝试过私下而亲切的规劝与自由的讨论之前，我做不到这一点。经上告诉我们，即便是‘异端之人’，即便身为教会的治理者，也要在屡次劝诫之后方可弃绝。¶

“不过，虽然你对我的情谊，在我看来，并不像我处于相似境地时对你会有的那样，我却不会因此而拒绝其中尚存的部分。让我们彼此代祷，愿上帝乐意光照我们两人中在任何一点上犯错的那一位，召他回归真理；无论如何，愿我们紧紧持守那爱——没有它，一切知识，以及足以移山的一切信心，于我们都毫无益处。¶

“我怕你读我的任何出版物——如果你还肯去读的话——都会带着成见；但‘看在旧日情分上’，我借一次免费邮递之便，附上我最近对本教区圣职人员所作的两篇训词。¶

“你十分真诚的，¶

“理·惠特利。”¶

4.

“奥里尔，1834年11月11日。¶

“我亲爱的大人：¶

“您上一封信中的评论并没有让我感到意外；我只希望，我能向您解释自己，正如我凭着清白诚实的良心向自己解释那样。大人会注意到，您从中摘引的那封我的信，是在我与您过从甚密的时候写的，而近年来我与您已没有这样的亲密往来。我那时能对您畅所欲言，并不意味着我在别的时候也可以如此。在向上级陈述对其本人的意见这样一种职分中，时机是首要的。虽然我从未向您隐瞒我的意见，但我也从不冒昧抢先。我是在场合与时机允许时、在您征询我的意见时、在我被召到您身边并被当作您的顾问时，才开口的。近年来我没有遇到过这样有利的境况——如果我现在必须以此作为解释的话；而事实上，直到此刻我被要求反省自己的行为、为一个表面上的疏失作出交代之前，我从未如此充分地想到过这一点。您一给我机会，我就说了；而且我深信，主动提出规劝，极少带来好处。¶

“再者，我丝毫不怀疑，您早已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我的意见与大人您的意见不同。您在牛津时就知道这一点，因为您常常发现我与您意见相左。在您离开牛津前往都柏林的时候，您一定感觉到了。由于我出版的那本书，您一定从传闻中知道了。说实在的，除了您这方面的感觉（这种感觉若是存在，也不过是一个正当的理由），即我的观点与您的不同，还有什么能解释我缺乏向您坦陈心意的机会呢？¶

“而这种分歧当然并非近来才有。在您所引的那封信中，我就曾默然提到它——我清楚记得，那句‘对一位导师而言真是奇怪的职分——让我依靠自己’，本意是要向您表明：尽管我那时非常珍视（至今仍然珍视）您的厚爱以及您的提携给我带来的益处，但即便在那时，我也没有附和您所采取的那一路见解。对那些见解，我从未默许。无疑，我有时可能用过一些我现在不会再用的情感和说法；但我相信它们在我心中并无根基，因此它们不过是空话，我理应永远为之羞愧，正因为它们是空话。但我在前一封信中特别提到的那些见解——世人以‘自由派’之名将之与大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并非如您所设想的那样，是我依据世人的权威而接受的）——乃是那些可以简称为‘反迷信’观念的东西；而对这些观念，我不记得自己曾经赞同过。与之相关，我可以举出轻视古代教会，以及依赖自己的推理、判断、定义等等，而不依赖权威与先例；我想，我在这方面让步甚少；——还有（如果有过的话，也只是很短的时间）接受过这样的观念：国家作为国家，与宗教无关。另一方面，凡我当时经过深思而持守的，我相信我现在仍然持守；尽管我也许不再认为它们是如此显著重要的问题，或者看待它们的角度与当时不尽相同：——例如犹太安息日的废除；归算之义的教义（即我主的主动顺服）之不合圣经；所谓福音派体系的谬误；教会的独立；福音作为自由之律法的精神；以及根据圣经构建地质学理论之不当。当然，每个人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都会改变见解；无疑，我也有所改变；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是改变了多少，毋宁说是在我原本没有意见的问题上拿定了主意。例如，直到1829年，我对天主教问题都没有意见。没有人能如实地说我曾经支持天主教徒；但我也不反对他们。事实上，我根本没有深入了解这个问题的状况。¶

“至于我对大人见解之性质的判断的改变，这是很自然的：当两个人从同一点出发，走上不同的路线，他们会很久都察觉不到彼此的分歧；尤其是如果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怀有某种好感的话。过了很长很长时间，我才发现，您的见解（如我现在所认为的）不过是某种理智观点的一部分，这些观点与您自己内在的心灵和品格如此不同，本身又如此特异，而且（如果您允许我补充的话）如此危险。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它们只是不同而已；更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它们只是部分危险；但它们在这方面的全部性质，几乎是突然间向我显露出来的。我在那不勒斯听说了裁撤爱尔兰诸主教区的计划，起初，当有人提出大人已经默许此事时，我愤然否认了这种说法。我以为自己正确地记得大人关于基督教会固有权利的见解，我以为您绝不会容许属世之人如此侮辱它。当我回到英国时，一切都已结束。我保持沉默，所依据的原则与您在信中对此事保持沉默的原则相同：那时不是说话的时候；我只感到——正如我上次写信时所暗示的——一种苦痛，这苦痛促使我在此事已无可挽回之时，躲开了您。然而，无论我自己多么痛苦，您一给我机会，我便说了。¶

“我可以无所畏惧地诉诸我的良心，证明此时若能将我的名字与您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挺身而出做您的朋友和辩护者，无论多么卑微，都会给我带来何等的喜悦。我希望您对我有足够的了解，能确信：无论我的过错有多大，只要我能感到自己在那方面蒙召，就没有什么对人的畏惧能够约束我。但愿上帝帮助我，因为我将永远努力履行我的首要职责，即捍卫祂的教会和古代教父的教义，反对在我们周围兴起的一切革新与亵渎。¶

“我亲爱的大人：¶

“永远最真诚、最感激地属于您的，¶

“约·亨·纽曼。¶

“附言：承蒙您好意寄来给贵教区圣职人员的训词，我十分感激；看在大人的面上，我十分珍视它们。”¶

关于原书第90页的注

《大都会百科全书》编者 E. 斯梅德利牧师来信摘录

有一次，我援引自己与《百科全书》出版者之间达成的一项“谅解”（understanding），他于1828年6月5日回答说：“我非常厌恶‘谅解’这个词，它总是遭到误解，在我们的语言中，它造成的祸害比任何别的词都多，除非是它的嫡亲表兄弟‘体谅’（delicacy）。”¶

关于原书第185页的注

已故桑德顿的弗朗西斯·A. 费伯牧师来信摘录

F. 费伯先生致一位朋友的一封信刚刚（1878年3月）到我手中，他在信中说：“关于我叔父说纽曼早在离开我们之前就是‘一个隐蔽的罗马天主教徒’一事，我与纽曼有过长时间的通信。结果是我叔父作出了 amende〔赔礼认错〕。”¶

关于原书第194—196页的注

我在上文说过：“拉塞尔博士（Dr. Russell）与我的皈依的关系，或许比任何别人都更大。1843年夏天，他途经牛津时来拜访过我；我想我曾带他参观了大学的一些建筑。另一年夏天，他在从都柏林前往伦敦的途中又来拜访过一次。我不记得他在这两次中有哪一次谈到过宗教问题。他曾先后给我寄来几封信……他还给过我一两本书；韦龙（Veron）的《信仰准则》和瓦伦堡兄弟（the Wallenburghs）的一些论著是其中之一；一卷圣亚丰索·利古力的讲道集是另一本……后来，拉塞尔博士又寄给我一大捆一便士或半便士的灵修小册子”等等。¶

关于这段话，我首先要指出，在《为吾生辩》出版后我有一次见到他时，他告诉我，我在这一点上有误：他只在牛津拜访过我一次，而不是两次。他对此十分肯定；我相信，那是他前往罗马、以躲避一个主教职位的途中。¶

其次，我自己的错误导致了他人所作陈述中的某种含糊或不确。在拉塞尔博士去世时，《泰晤士报》上一篇友好的纪念文字中说：——¶

“他本人与该运动的领袖们并不相识，但他在牛津声望很高。在书册派争论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上，人们常常向他求教资料和意见。由于他对纽曼博士的一次正式拜访，二人之间开始了通信，其结果是后者最终决定加入罗马天主教会。”¶

对此我要指出——（1）在1841—1845年间，拉塞尔博士在牛津并不怎么知名，不能说他那时在那里“声望很高”；（2）就我所知，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曾“向他求教资料”；（3）他于1841（1843？）年对我的拜访绝非“正式”的；我事先并未料到；我想是他自我介绍的，尽管他也许带有怀斯曼博士的一封介绍信；而且并没有因此而产生什么“通信”。他在五年中也许寄过我三封彼此无关的信；而且据我所知，直到他看到我在《为吾生辩》中对此事的记述，他才知道自己在我的皈依中所起的作用。¶

关于原书第232页的注

约翰·基布尔牧师致作者信摘录

“1844年11月18日。——我抄录一段前几天柯勒律治法官（Judge Coleridge）写给我的信给你，希望不会令你不快：——¶

“‘A. B. 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令我感动，他表示希望纽曼知道，有大批教会中人是何等热切地爱他、敬重他、同情他，好让他不致感到孤单，或者说，感到被逐出门外。你看，若是写一封私人致意信，小心避免显得是要奉他为一派之首，而只是向他表达感激、崇敬与爱戴，如何？’等等。¶

“我想我只是要让你了解，像柯勒律治这样的人是怎样的感受。”¶

关于原书第237页的注

《泰晤士报》关于作者1878年2月访问牛津的报道摘录

“极可敬的纽曼博士本周重访牛津，这是他自1845年以来第一次回到这里。他下榻于三一学院院长 S. 韦特牧师（Rev. S. Wayte）处；纽曼博士从前是该学院的奖学生，最近又当选为该学院荣誉研究员。星期二晚间，纽曼博士在院长寓所与多位老友共进晚餐；次日，他前往基督教堂学院（Christ Church），对普西博士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拜访。他还在基布尔学院（Keble College）度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对该学院极感兴趣。当晚，纽曼博士身着学袍，在三一学院大厅的高桌用餐，餐后学院的奖学生们应邀前来与他相见。他于星期四上午返回伯明翰。”¶

关于原书第302页的注

圣瓦尔布加的药油

关于圣瓦尔布加之油，我从一位德国友人科尔比尼安·万丁格牧师（Rev. Corbinian Wandinger）那里收到以下材料，对注B中关于此事的论述是一个有用的补充。他说：——¶

“在您的《为吾生辩》第二版第302页，您说您既没有、也从未有过条件去探究圣瓦尔布加之油是否属于神迹的问题。碰巧不久前，两家报纸——一家天主教报纸和一家自由思想派报纸——恰恰就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我从中收集了材料。后来我问艾希施泰特（Eichstädt）的祖特纳教授（Professor Suttner），那位为神迹说辩护的人是否在各方面都完全可信，他回答说可信，因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圣瓦尔布加堂的主任司铎布鲁德拉赫尔先生（Rev. Mr. Brudlacher）。¶

“关于圣瓦尔布加之油的所有较早文献，您都知道，因此我只限于叙述1625年以后的情况。¶

“首先谈谈把这油解释为岩石天然产物的种种尝试。¶

“有人认为那是普通的石油。但最简单的实验就能证明，圣瓦尔布加之油与石油在来源、性质和效用上毫无共同之处。¶

“另有人认为那是盐岩，是盐分溶解所致。但滴油的那块大理石板是侏罗纪白垩石，整个侏罗山区找不到一粒盐，而且那液体本身丝毫没有咸味；此外，倘若果真如此，那块石头早就该碎裂了，而它至今仍然十分坚实。¶

“还有人认为那是空气中的湿气，即所谓石头‘出汗’。但为什么唯独安放圣髑的那块石板出汗？为什么在它旁边、上方、下方，无论在祭坛洞穴之内还是之外的所有其他石头，虽然性质相同，却始终完全干燥？整座教堂如此干燥，连一掌宽的潮湿之处都看不到，它为什么偏偏要出汗？为什么这块石板只在一定时期内出汗，即从10月12日——安放圣髑的周年纪念日——到2月25日——圣瓦尔布加的忌日？为什么在其他任何时候，即使在空气湿度极高的时候，在最潮湿的年份，例如1866年，它也保持干燥？再者，又有哪一块别的石头，哪怕是在最深的洞穴中，能在四五个月里‘出汗’出六到十马斯（Mass，1马斯 = 1·07法国升）的液体？若问这些自然学家这一切，他们也就无计可施了。¶

“在这一点上，我再补充两件可以证明无可置疑的事实；一件有确凿的历史记录为证，另一件有至今仍在世的目击者为证。在弗里德里希·冯·帕斯贝格主教（Bishop Friedrich von Parsberg）治下，艾希施泰特城遭受禁罚（interdict），在1239年整整一年里，圣瓦尔布加的棺板上没有出现一滴液体。相反的事实则发生于1835年6月7日。那一天，洞穴偶然被打开，因为有过路人渴望一观。令他们惊讶的是，他们发现石头上的油滴得如此丰沛，以致固定在下方的金瓶已满到瓶口，而在这个季节，那里从未见过有任何液体。几个星期后，人们期盼已久的王室敕令到达，准许重开圣瓦尔布加修道院；这道敕令正是由路德维希一世国王陛下（King Louis I.）于1835年6月7日那一天签署的。¶

“此外，不妨让人试着收集从‘出汗’的石头、玻璃或金属上滴下的水，看看它是否纯净清澈，还是毋宁说浑浊、污秽、不清。相反，圣瓦尔布加之油却清澈晶莹，始终如一；1645年瑞典人入侵之后洞穴重开时，曾有一瓶灌满并正式加封，其中的油至今仍然如此清澈洁净，仿佛昨天才灌进去一般；据王室地区医官（K. Bezirksarzt）证明，这种情况即使在最纯净的泉水上也从未见过。¶

“除这位自然科学家的证言之外，还可以加上一位权威高得多的人的证言。著名的自然学家冯·奥肯（Von Oken）——无疑是一位无可置疑的专家——在任慕尼黑大学教授期间，有一天专程来到艾希施泰特，要调查这一非凡的现象。洞穴为他打开了，他想要的一切信息都得到了满足；在看过并检查了一切之后，他毫无保留地公开宣称，他无法以自然的方式解释此事。他取了一些液体带回慕尼黑，以便进行化学分析，随后又以书面形式宣布了他的研究结果：他既不能把它当作天然的水，也不能当作油，而且总的说来，他无法将这一现象解释为符合自然规律的。¶

“让我再补充一位历史权威的证言。政府参事（K. Regierungsrath）萨克斯先生（Mr. Sax）在他的《艾希施泰特教区及城市史》中，在谈到圣瓦尔布加之油的来源、性质和效用之后，得出结论说：‘它们如此奇特，不仅远远超出了非常自然现象的范围，而且尽管遭到蛮横的自由思想者不断的贬损和诋毁，它们仍然保持着天主教民众——甚至远方国度的民众——的极大信赖。’¶

“现在谈谈神迹。民间传说的神迹成千上万，但当然，其中得到证实的很少。在1857年的《艾希施泰特牧灵报》第207页上，我读到：摩拉维亚布尔诺（Brünn）的主教安东·恩斯特（Anton Ernest）于1857年11月1日通知艾希施泰特主教，仁爱修女会机构中的一个女孩失明得愈，并为证实此事寄来以下文件，我将逐字译出：——¶

“‘奉不可分割之三位一体之名。我们，安东·恩斯特，蒙上帝与圣座之恩，为布尔诺主教。我们首先从本地基督仁爱之女会机构的助理司铎处，继而也从其他方面，得到通报说：上述机构中的一个女孩，在有人递给她一个盛有圣瓦尔布加之油的小瓶、她将其送到嘴边亲吻的那一刻，奇迹般地恢复了双眼的功能；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对此事进行审慎的调查，并通过一个特别委员会，经由听取证人证言和在事发地点进行审查，查明这一被认为是奇迹的治愈是否属实、属实到何种程度，从而使之无可置疑。¶

“‘关于该委员会的报告及所附的医生证明，我们随后按照神圣的特利腾公会议（第25次会议）的规定，征集了我们的神学家及其他虔诚人士的判断；由于这些判断完全一致，而事实本身连同其一切情节也都清楚明白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在祈求圣灵助佑之后，宣布、判定并裁决如下：——¶

“‘玛蒂尔达·马卡拉（Matilda Makara）曾在数月之久为最顽固的眼睑痉挛（Augenlied krampf）所困，无法使用双眼，陷于失明；1856年11月7日，当玛蒂尔达·马卡拉满怀信赖地将一小瓶圣瓦尔布加之油送到嘴边亲吻之时，这一痉挛即刻消除，完全的视力同时恢复，而眼中的炎症表现仍然存在；此事必须被承认为一件在自然秩序之外、由上帝的恩宠所成就的事实，因此是一件神迹。¶

“‘为使这一神圣恩惠得以铭记，使永恒的感谢归于上帝，使信众的信赖得以激发和滋养，使对伟大的行奇迹者圣瓦尔布加的这一敬礼得以推广，我们命令：将上述裁决张贴于本地基督仁爱之女会的小堂中，永久保存，并在上述机构中每年将11月7日作为节日庆祝。¶

“‘发于我们在布尔诺的主教府邸，¶

“‘1857年11月1日，¶

“‘（L. S.〔印〕）安东·恩斯特，主教。’¶

“关于圣瓦尔布加的第二份记录，我是在1858年的《艾希施泰特牧灵报》第192页上找到的，现摘录如下：‘圣瓦尔布加修道院的院长嬷嬷于1858年夏收到苏塞克斯郡圣伦纳兹海滨（St. Leonard-sur-Mer）修道院院长嬷嬷写来的一份神奇治愈的通报。应要求提供一份经过认证的报告，圣伦纳兹海滨圣婴修道院的专职司铎约翰·班伯（John Bamber）写了大致如下的内容：“瓦尔布加修女已病了十五个月，其中五个月卧床不起。医生宣布此病无法治愈。病变的幽门导致了体外的大肿块和频繁的（一天三四次）呕吐。病情已无希望，这时院长嬷嬷于4月27日想到使用圣瓦尔布加之油。司铎将油放在患病修女的舌头上，就在那一刻，她感到一阵灼热，那灼热似乎在向下行，特别作用于患病的部位。几分钟之内，体内的剧痛停止了，肿块消退了，她感到自己康复了。第二天早晨她起床了，参与了弥撒，领了圣体，胃口很好地进了餐。她完全康复了，只是有些虚弱，正如人在大病之后总会如此。那位医生是一位新教徒，他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此病无法治愈，但他承认了这次治愈。他的原话是：‘我相信这次治愈是由圣瓦尔布加之油所成就的，但是怎样成就的，我不知道。’作为一名新教徒，他拒绝出具证明说这油的作用是神迹性的。’¶

“这份报告经萨瑟克主教托马斯（Thomas, Bishop of Southwark）认证。¶

“巴伐利亚，弗赖辛，¶

“1873年9月13日。”¶

关于原书第323页的注

坎特伯雷的卜尼法斯

1865年我在上文提到坎特伯雷的卜尼法斯时，我确信曾在我的藏书中见过某个近来的权威声明，涉及对他的 cultus〔敬礼〕问题，与博兰德派（the Bollandists）的意见相反；但我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现在我已在我们的图书馆中（Concess. Offic. 第2卷）找到了我当时心中所想的东西。它由礼仪圣部发出的五份文件组成，标题如下：——¶

"Emo ac Revmo Domino Card. Lambruschini Relatore, Taurinen. Approbationis cultûs ab immemorabili tempore præstiti B. Bonifacio à SubaudiâArchiepiscopi Cantuarien. Instante serenissimo Rege Sardiniæ Carolo Alberto. Romæ, 1838."〔译文：“报告人：至显至可敬的兰布鲁斯基尼枢机大人。都灵案。关于认可自远古以来向坎特伯雷大主教、萨伏依的真福卜尼法斯所行之敬礼。应至尊的撒丁国王卡洛·阿尔贝托之请。罗马，1838年。”〕

此外，萨瑟克主教格兰特博士（Dr. Grant）也好意为我提供了1851年11月24日《罗马通讯》（Correspondance de Rome）中的以下摘录，并补充说：“坎特伯雷的或萨伏依的圣卜尼法斯，已由格列高利十六世以 æquipollenter〔等效方式〕宣为真福：”——¶

"Le B. Boniface de Savoie, xi de ce nome, petit-fils d'Humbert iii, Archevêque de Cantorbéry. Confirmation de son culte, également à la demande du Roi Charles Albert, 7 Sept. 1838. D'abord moine parmi les Chartreux, puis Archevêque de Cantorbéry, consacré par Innocent IV. au Concile Général de Lyons; il occupa le siége 25 ans. Mort en 1270 pendant un voyage en Savoie. Son corps porté à Haucatacombe; concours des populations; miracles; son corps retrouvé intact trois siècles après sa mort. Son nom dans les livres liturgiques. Sa fête célébrée sans aucune interruption. Sur la relation de Card. Lambruschini, la S. C. des Rites le 1 Sept. 1838, décida qu'il constait de cas exceptionnel aux décrets d'Urbain VIII. p. 410."〔译文：“萨伏依的真福卜尼法斯，同名者中的第十一位，亨伯特三世之孙，坎特伯雷大主教。确认对他的敬礼，同样是应卡洛·阿尔贝托国王之请，1838年9月7日。他起初为加尔都西会修士，后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由英诺森四世在里昂大公会议上祝圣；他任此主教职二十五年。1270年在前往萨伏依途中去世。其遗体运往欧特孔布（Haucatacombe）；民众云集；有神迹；其遗体在他死后三个世纪被发现完好无损。其名载于礼仪书中。其节日的庆祝从未间断。根据兰布鲁斯基尼枢机的报告，礼仪圣部于1838年9月1日裁定，此案确属乌尔班八世诸项谕令的例外情形。第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