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去增长这一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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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激进环境主义辩护
作者说明： 本文为加泰罗尼亚刊物《新视野》（Nous Horitzons）而写。该杂志隶属一个得到加泰罗尼亚政党“加泰罗尼亚倡议—绿党”（Iniciativa per Catalunya Verds）支持的基金会。文章写于2011年，是我早期尝试用相对简单的语言，概括和阐明自己在较为学术性的文章中想表达的去增长理念的成果之一。核心论点是：去增长首先意味着环境主义重新激进化，回到1970年代绿色运动的激进根源；也正因此，它回应了“可持续发展”这一去政治化的话语。
愿景
可持续去增长，指公平地缩减生产和消费，同时增进人类福祉、改善生态状况。[1] 我们这些书写去增长的人所设想的未来，是各个社会量其生态条件而生活，实行本地化的经济，通过新的民主制度形式，更平等地分配资源。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将不再非得“不增长就灭亡”。物质积累不再占据文化想象的中心。对效率的优先强调，将由对充足的关注取代。组织生活的原则将是简朴、自主共生（conviviality）和分享。创新将不再为了技术本身而追逐新技术，而是致力于新的社会与技术安排，使自主共生而俭朴的生活成为可能。
我们为什么应该去增长？
- 为了避免气候灾难、生态系统破坏和资源枯竭。仅靠技术改进和简单的行为改变，做不到这一点：经济的规模也必须缩小。[2] 在工业化的300年间，经济增长与多种资源使用及环境损害一直高度相关，最明显的是能源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近来少数使二氧化碳排放或物质流趋于稳定的国家，大多位于欧洲；它们做到这一点，要么是因为经济遭受冲击，如前共产主义国家，要么是把消费品的生产转移到别处，如英国等国。在斯德哥尔摩和里约环境大会之后，各国政府商议多年，以“可持续发展”为名写下不知多少文字；但二氧化碳排放真正出现下降，却是在2008年以后，原因是最近这场经济危机。
- 增长已不再经济合算；GDP增加，未必增进人类福祉。[3] 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无论幸福还是基本福祉——例如公共卫生和教育——都只在达到某个水平之前，与经济增长相互关联。过了这个水平，增长的回报便不断递减；再多的经济增长，也不能让它们得到改善。我们越跑越快，却仍停在原地。多数西方社会，早在几十年前就到了这一平台期。可是，我们仍投入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生产新的小玩意和消费品。对使用者而言，这些东西带来的福祉改善即使存在，也微乎其微；对生产它们的人，或被迫处理我们丢弃的船只、电脑、手机等废物的人，却造成可怕的影响。生活在石油、金属开采或废物处置前沿地区的社区，今天就已经身处地狱，[4] 根本不必等到气候变化来临。而这一切毫无所得：推动这场消费主义狂热的西方，其大多数人今天并不比二三十年前更幸福；公共安全与社会保障、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全都停留在原有水平，而且在当前危机的作用下迅速恶化。那么，经济产出——也就是生产与消费——为什么还必须不断增长？
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设计，就是仅仅为了不崩溃，也必须增长。[5] 债务、养老金、就业，全都依赖持续的经济增长。但这合理吗？物质世界里的任何其他事物，都没有被设定为无限增长。我们的经济制度是一种需要纠正的异常。
怎样去增长？
可持续去增长，不等于经济衰退或萧条，也就是在增长驱动的制度内部，发生没有计划、非自愿的经济收缩。那种收缩会造成毁灭性的社会后果，我们并非对此视而不见。可持续去增长指的是一种有意实施的过程，通过协调一系列社会、环境和经济政策与制度，平稳地走上“繁荣的下行之路”，[6] 确保生产和消费减少的同时，人类福祉得到改善，分配也更加平等。
为了促成这样的去增长转型，人们正在讨论各种具体而切实的方案。[7] 这些方案既包括现行制度内部的政策和制度改革，例如大幅改造金融机构，设立资源使用和污染的上限及禁区，暂停兴建基础设施，征收生态税，实行工作分享、缩短工时，并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收入和社会保障；也包括在制度之外创造新空间的构想，例如生态村、合作居住、合作生产与消费、各种分享制度、社区发行和管理的货币，以及易货和不使用货币的市场交换。“退出经济”，为简朴、分享和自主共生创造新空间，是去增长运动的行动口号。[8]
这些非资本主义的替代形式，始终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于后者的边缘。我们甚至可以推测，过去的经济危机之所以让人们感受较轻，恰恰是因为还存在各种非资本主义的社会支持网络，它们没有受到核心货币经济衰退的影响。传统上，这些非货币的互助与团结网络，一直在危机时期支撑着人们的生计。近些年来，它们遭到侵蚀，被不断扩张、力图把一切不具有货币价值之物都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吞没；正是这一过程削弱了社会的韧性，使金融危机迅速转化为社会危机。
危机来袭时，非资本主义的替代形式会重新活跃起来。在我写作所在的加泰罗尼亚，大量新颖的实践正在涌现：从巴塞罗那及其他城市各街区不断增加的城市食物菜园，到日益扩大的生产—消费食品合作社网络，再到SostraCivic这样的合作居住组织，以及蒙塞尼（Monseny）的EcoSeny等地方货币。[9]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巴塞罗那生机勃勃的占屋运动：人们占据废弃房屋，把它们改造成共同生活、面向社区的生态生活替代范例。[10] 这些并不局限于加泰罗尼亚的行动，正是克里斯·卡尔森所谓的“当下乌托邦”（nowtopias）：[11] 在当下成为现实的乌托邦。这种“另一种生活”不只是可能；它已经在“巨兽的腹中”形成。[12] 问题在于：它能否延续并扩展，形成真正的去增长社会？
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建设当下乌托邦，并不是田园式生态主义在呼吁人们回到某个从未存在过的乡野往昔。这当然是一项浪漫的事业，而这没有什么不好：在这个冷血、自我毁灭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时代，我们恰恰需要一点浪漫。当下乌托邦不只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对参与者而言，它们是有意识的“生活计划”，也是政治行动——有些人的行动有明确而自觉的政治意图，另一些人则是无意识、含蓄地如此。然而，如果没有政治和制度层面相互配合的变革，让这些实践得以繁荣，“退出经济”就不太可能自行成为大众运动。限制经济扩张、为其他生活计划腾出空间的制度，是当下乌托邦的先决条件。
当然，资本主义的核心制度，以及支配它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不会袖手旁观，任由制度从内部被拆解而不作抵抗。一旦“当下乌托邦”开始超出目前那少数投身其中的坚定活动者，向更广泛的人口扩展，制度就会破坏、反对，必要时还会压制那些想要“退出经济”的人。当下乌托邦和新经济的运动，要么发展成强大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要么消亡。仅仅逃离是不够的；沦为无足轻重之物的危险十分迫切。逃离正在失灵的资本主义制度，本来也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原始积累的章节中就指出，15世纪意大利北部最早的雇佣工人，在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资本主义危机的打击下，曾大批逃离城市，回到乡间，种菜谋生。当然，这种求生式的逃离，几乎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轨迹，也没有改变雇佣劳动在其中的作用。去增长并非——仅仅——关于逃避现实的“生态村”和菜园；它关乎建设新的“城市村落”，[13] 而且尤为关键的是，关乎在政治上捍卫它们：也就是在城市中建设以改变城市本身为目标的当下乌托邦。制度行动与草根行动，是彼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环境主义者对绿色增长的幻想
许多在绿党、非政府组织或学界具有影响力的环境主义者，没有参与创造超越资本主义增长经济的政治替代方案，却坚持用“技术修补”摆脱当前的生态—经济困境。他们所设想的，是一个以效率和新的环境友好技术为基础、不断非物质化的“绿色增长”未来。这里的幻想是：只要改用可再生能源、有机农业和污染治理，替代依赖化石燃料及物质开采的“肮脏”工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就能一如既往地增长。[14] 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效率上，无论是更好的技术，例如节能汽车或混合动力汽车，还是个人的节约行为，例如更换灯泡、改造住房、减少用水，等等。
这些技术创新和社会道德劝诫策略，早已摆在人们面前，却没有奏效。这有其充分的原因：凡已实现的效率收益，通常都会重新投入，以推动进一步增长。一些分析者将其称为“反弹效应”，即消费减少，最终却反弹为更多的消费。更省油的汽车跑得更快、更远。我们在家中使用节能灯省下的钱，被拿来坐飞机，到更遥远的地方度假。19世纪燃煤蒸汽机时代的经济学家斯坦利·杰文斯就指出，技术效率的提高，导致煤炭用得更多，而不是更少。效率使资源更便宜，于是需求上升，新的技术也会出现，以利用这些价格低廉的资源。只要我们仍然身处增长经济之中，效率和节约所意味的，就只是资本积累，并再投入下一轮增长。
物理学家兼经济学家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15]指出，地球上财富的首要来源是太阳能。虽然太阳能流将延续极其漫长的时间，工业社会所依赖的地下存量，却迟早会耗尽。化石燃料一经燃烧，就无法回收，因此不断需要新的供应。熵也随之增加。虽然熵增所带来的退化无法避免，但及时而平稳地从存量能源转向流量能源，可以抑制这一过程的速度。可再生能源技术捕获能量流，却不能逃脱物理定律；它们也要消耗能源和资源，例如稀有金属，也要占据空间。可再生能源的能源投资回报率（EROI），远低于石油和天然气；后两者提供的剩余能量，曾充当工业革命的“无形劳动”。环境主义者算出50年后需要多少能源，便宣称可全部由可再生能源满足，这犯了一个关键的事实性错误：他们忘记计算，生产和维护可再生能源设施本身，需要消耗多少能源。
上述论述并不是要否定可再生能源的用途，也不是否定从石油和碳存量转向太阳能与风能之流的必要性。它只是提醒我们：以太阳能和风能为基础的未来固然可能，但那必然是一个更简朴的未来；确切地说，一个去增长的未来。
从务实环境主义走向激进的去增长环境主义
更令人不安的转折是，近来越来越多自称“务实”的环境主义者开始支持核能，把它称作应对气候变化和石油峰值的最佳办法。盖娅概念的提出者詹姆斯·洛夫洛克，把核能倡导为“唯一的绿色解决方案”。考虑到发表的时机，更具争议的是：《卫报》享誉全球的环境记者乔治·蒙比奥特，在3月23日写文说明“福岛事故如何让我不再担忧，并爱上核电”。被《时代》杂志评为2008年“环境英雄”的泰德·诺德豪斯和迈克尔·谢伦伯格，甚至宣告环境主义已经“死亡”，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后环保主义，务实地接纳核电——以及“旧”环境主义的其他敌人！（关于生态现代主义的更多讨论，见第二部分。）
加入其他反核环境主义者的行列，把诺德豪斯和谢伦伯格斥为“叛卖者”，把洛夫洛克当成逐渐失去理智的老人，把蒙比奥特看作故意挑衅的记者，是很容易的。但这里发生的事情，比这些更大。他们的亲核立场，或者蒙比奥特对核能的眉来眼去，并非异常，而是环境运动演变的逻辑结果。至少从1980年代初“务实派”战胜“原教旨派”——尤其是在德国绿党内部——以来，这场运动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放弃了激进根基，最后却无路可走。环境主义者没有在政治上捍卫另一种组织社会的方式，而是陷入了一场技术性的、去政治化的争论：如何在不损害经济、不改变现行政治秩序的前提下，最好地管理环境。
但这是一条死路。的确，从技术角度看，在现行资本主义经济的坐标之内，诺德豪斯和谢伦伯格可能是对的，而我并不觉得自己有能力对此作出判断。在煤炭和核能之间，核能完全可能没有那么糟。福岛这样的核事故，其代价或许低于煤炭开采和气候灾难造成的人类与环境代价。当然，他们在这里没有把核能生产和核废物处置本身所消耗的能源，以及它们对气候变化的贡献计算在内；而且，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究竟如何估算、比较核能与煤炭各自夺去的生命？更关键的是，他们说得完全正确：仅靠可再生能源，无法维持目前这个规模的工业经济。如果为了产生同样的经济产出，我们到处安装分散式的地方能源设施，其环境影响同样会十分可怕——想象一下，遍地风车，河流上布满水电坝。
可是，环境主义如今就只剩下这些了吗？在两种可怕的恶之中，务实地选一个较轻的？我们该明天死于煤炭，还是后天死于核废物？遗憾的是，环境主义确实沦落至此：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边缘地区的地方发展，到食物、水、能源、气候变化等每一项资源问题，无不如此。提出问题的方式惊人地相似：我们要采矿，还是要旅游？要大众旅游，还是高端生态旅游？要填埋场，还是焚烧炉？人们难免会想，今天做一个环境主义者究竟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不干脆让科学家安静地工作，由他们决定核能和煤炭究竟哪个代价更高？
“亲核环境主义者”这个说法的荒谬，让我们看清：问题不在答案，而在提问的框架。这个框架先验地认定经济必须保持既定规模并继续增长，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也不论它究竟有多大实际用处。“务实”——原文如此——环境主义者的叙述中，缺少保罗·阿里耶斯所说的“导弹选项”（missile option）：[16] 一种更简朴、规模更小、以共同生活为基础的经济。它的确能够由可再生能源支撑，也能够提供有意义的生计；它俭朴而自主共生，虽然物质商品和舒适享受比今天少得多，福祉却多得多。“务实派”很快就把它斥为不切实际的田园幻想。他们不在乎这样一个事实：不过几十年前，我们使用的资源比今天少50%，当时的生活却远非田园生活。在他们看来，当前的消费水平仿佛上天所赐，设想我们可以回退，简直不可思议。那么，现在正该想想那些不可思议的事了。
结语
我希望，这篇文章已使读者相信，去增长并非天真或缺乏根据地呼吁回到田园往昔。它是激进环境主义在知识与经验基础上的成熟发展；激进环境主义的根基，始终是创造另一种社会—生态和政治—经济秩序。去增长摆脱了深层生态学者那种非政治性的误解，即被动顺从一个内在平衡的“大地母亲”，提出了建构另一种社会—生态未来的激进政治计划。这样的未来更加简朴，是出于明智的选择，而不是出于对自然法则的被动服从。
按斯拉沃热·齐泽克对激进计划的理解，去增长正是一项激进政治计划：它挑战并力图改变我们社会的意识形态坐标本身。它攻击现代社会的准宗教图腾——无论这些社会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即经济增长。[17] 与过去失败的激进计划不同，去增长并不只提供实现人类梦想的新方法；它改变的是梦想本身。[18]
如果今天还有谁称得上务实，那就是激进的去增长当下乌托邦实践者。至于那些自封的“务实派”，就让他们继续争论文明走向灭亡的最优道路吧：该走核能这条路，还是煤炭这条路？让他们去琢磨。
2. 去增长这一替代方案
作者说明： 这是一篇较新的文章，2015年为波士顿的“大转型倡议”（Great Transitions Initiative，GTI）撰写。2013年，我去看望好友、同事、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古拉斯·阿什福德时，在特勒斯研究所结识了GTI团队。他们为“大转型”构建情景，做着出色的工作，同时也邀请人们就重要议题展开辩论。于是，我们讨论了：去增长究竟是不是可持续情景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是我的立场；还是说，我们应该对增长问题不持预设立场，用其他概念描述未来情景——这是部分对话者的立场。在本文中，我尝试更充分地论证去增长，勾画没有增长的社会及向其转型的长期愿景。第21章收入了对本文的一些批评，以及我的回应。
无论在名称还是理论上，去增长都明确以使环境主义重新政治化为目标。可持续发展及其近来的化身“绿色增长”，把不同未来愿景之间真实的政治对立去政治化。它们把环境问题变成技术问题，许诺双赢的解决方案，许诺那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不损害环境的情况下，让经济增长永久持续。去增长倡导者认为，使社会生态化，并不是实施一种不同的、更好或更绿色的发展，而是想象并实践能够替代现代增长型发展的愿景。本文考察这些替代方案，并寻找有助于向没有增长、却繁荣而公平的世界转型的草根实践与政治变革。
生态与现代性的冲突
环境与增长之间的冲突无处不在。对于“开发者”而言，增长的价值不容置疑：为了扩大经济，就必须进行更多采矿、钻探、建设和制造。站在开发者对面的，是激进环境主义者和当地社区；往往只有他们，才会质疑“一个只有增长、没有回头路的未来”是否不可避免。[19] 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在这种对开发项目的反对中，看到了对现代性将手段与目的分离的根本否定。[20] 激进环境主义者认识到，生态强调人与人、人与非人世界的相互联系，因此从根本上与那种分割、征服的增长相冲突。
可持续发展这一主流话语的兴起，实际上抹去了生态所承诺的激进可能性。1992年地球峰会形成的可持续性概念，消解了环境与增长之间的冲突，使之去政治化。从那以后，政府、企业和“务实”环境主义者之间的协商，都以新市场和新技术能够同时促进经济增长与保护自然系统为前提。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入技术改进的领域，成了专家和政策精英的领地。
十年前，人们提出“去增长”这一挑衅性的说法——一个所谓的“导弹概念”——来挑战环境主义的去政治化，攻击“可持续发展这个自相矛盾的组合”。[21] 为积极的计划采用一个否定性的词语，是有意为之：去增长要颠覆增长值得向往这一观念，由此辨认并质疑我们迈向真正可持续世界时必须直面的意识形态，即增长的意识形态。去增长理论家呼吁“退出经济”，邀请人们放弃经济主义思维，建构能够实行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然而，仅仅提出其他经济模型，并不足够。我们还必须质疑，是否存在一个叫作“经济”的自主领域。“自由市场”并不是自然过程；它是通过有意识的政府干预建构起来的。使经济重新政治化，需要经过艰苦斗争实现制度变革，让经济重新接受民主控制。
想象去增长
去增长的倡导者，并不提供某一幅蓝图来替代今天这个以增长为中心的“自由”市场。他们的目标，是开辟概念空间，以想象并实践多种不同的未来；这些未来共有的目标，是以正义、公平的方式，缩减富裕经济体及其物质流的规模。减少这些物质流，很可能会使按当前方法衡量的GDP下降。但去增长并不等于衰退或萧条；那是我们用来描述增长经济中负增长的词语。相反，去增长涉及重新思考社会的组织方式，“限度”“照护”和“耗费”等概念，正标示着这一思考。[22]
去增长的主张，一般包含集体性的限制，例如碳排放上限，或银行100%的准备金要求。它们被理解为“自我限制”：通过集体决策，决定不去追求一切可能追求的事物。此外，只有规模与复杂性受到限制的社会制度，才可能由人们直接治理，而不是由技术官僚精英代替民众治理。化石燃料和核能之所以危险，不只是因为它们造成污染，还因为：一个能源密集型社会，如果依赖越来越精密复杂、由官僚和技术官僚管理的技术系统，久而久之，就会越来越缺少民主和平等。因此，许多去增长倡导者甚至反对高速铁路或工业规模风电场之类的“绿色”巨型工程。
照护可以成为一种以再生产而非扩张为基础的经济的标志。再生产，通常指家庭内部维持生命周期的活动；但更广泛地说，它包括一切维持和恢复的过程。在现行经济中，照护劳动仍按性别分工，价值遭到低估，被挤入正规经济的阴影。去增长要求平等分担照护劳动，并让社会重新围绕照护组织起来。照护经济之所以劳动密集，恰恰因为人的劳动赋予了照护以价值。因此，它既有可能抵消今天不断增加的失业，也有助于形成更具人情的社会。
耗费（dépense）是指社会剩余的非生产性支出。各种文明如何分配剩余，也就是如何支出超出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那一部分，决定了它们的根本特征。埃及人把剩余用来建造金字塔，藏人用它供养一个不事生产的僧侣阶层，中世纪欧洲人用它修建教堂。这是一项分析性的观察，我并不是建议我们今天重复这些支出！在当今资本主义文明中，剩余被积累、投资，以创造更多增长，耗费则转移到了私人奢华消费行为之中。由于仅仅限制过度消费，反而会刺激更多储蓄和投资，去增长设想大幅减少剩余，并把它用来建设一个节庆的社会：公民自行设计新的、无害的方式花掉剩余，以此增进共同生活，创造集体意义。
去增长势在必行
大量证据表明，增长如何同时威胁环境与社会福祉。[23] 持续的经济增长，使我们更可能超出行星边界所界定的安全运作空间，让所有人的生活更加艰难，尤其是最脆弱的人。虽然“绿色增长”近年来成了热门词语，它仍然自相矛盾。它对提高效率的强调，制造了一个悖论：资源需求减少，带来成本下降，而供求关系的简单运作，又导致资源消费反弹。[24] 这正是资本主义基本动力的一部分：生产率提高，腾出的资源被投入，以创造更多增长。
事实也正在证明，富裕国家持续的经济增长，有损福祉。正如赫尔曼·戴利所观察到的，“恶祉”（illth，即拥堵、犯罪和其他不良副作用）的增长，与GDP所衡量的财富增长一样快，甚至更快。[25] 在富裕国家，改善福祉的是再分配，而不是增长。增长永远不能满足人们对地位性商品的渴望；只有再分配和新的价值观，才能做到。
那么，贫穷国家中那些尚未享受到增长好处的人呢？全球北方的去增长，可以为全球南方提供生态空间。例如，对北方实行严格的碳排放上限，改善南方的贸易条件，有助于补偿过去的碳债和资源债，在南北方之间重新分配财富。而且，南方的经济增长威胁着其他非货币化的谋生方式，制造贫困，反过来又使更多增长显得“必要”。因此，北方去增长，可以为南方其他世界观与实践的繁荣腾出空间，例如拉丁美洲的美好生活（buen vivir），或非洲的乌班图（ubuntu）。它们是发展的替代方案，而不是发展的替代形式。
去增长转型的种子
随着正规经济陷入危机，去增长的替代实践已开始兴盛。其中包括城市菜园中的食物生产、合作居住和生态公社、替代性食物网络、生产者—消费者合作社和社区厨房、医疗及养老育儿合作社、开放软件，以及分散式的可再生能源生产与分配形式。这些替代实践，常常伴随新的交换形式，甚至得到后者的支持，例如社区货币、易货市场、时间银行、金融合作社和伦理银行。[26]
这些项目展现了去增长的多个侧面。它们推动经济更加以地方为基础，缩短生产与消费的循环；它们强调再生产与照护，满足使用价值，而非追求利润；它们以自愿活动取代雇佣劳动。它们没有内在的积累和扩张倾向，与正规经济中的对应活动相比，资源密集程度也较低。这些“公地实践”培育团结和具有人情的人际关系，创造共同的、非货币的财富。
正如这些不同的供给形式所示，去增长转型将在很大程度上自下而上地展开。然而，要推动人们采用这些实践，也需要广泛的制度变革。例如，有保障的基本收入，将使所有人都能分享国民财富，保障每个人的基本生计，并腾出时间从事无酬活动。配套实施就业保障政策，国家就能为所有想工作的人，提供有益于共同福祉的工作。缩短每周工时、在不降低月薪的前提下分享工作，同样能对抗失业，并腾出更多闲暇和开展公地实践的时间。实施这些政策，可以减少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而无须进一步的经济增长。
超越增长的转型，将意味着超越资本主义的转型，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积累与扩张。[27] 去增长转型，很可能沿着与以往经济制度转型相似的模式展开。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中兴起，是因为新的经济实践和实体——企业、公司、贸易合同、银行、投资——与支持它们的政治和制度发展相互结合；后者包括废除君主制和封建特权、圈占公地、自由民主，以及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
同样，当经济增长接近极限时，当代的草根实践与制度变革，也可以为现行制度的转变播下种子。去增长倡导者认为，深化民主是去增长转型必不可少的一环。他们欢迎民众直接民主的实验，例如占领运动中的实践。他们设想的制度，将直接民主和委托式民主的要素结合起来，例如阿希什·科塔里倡导的“激进生态民主”。[28]
去增长转型将与20世纪的革命截然不同，不仅因为它在性质上将坚定地坚持非暴力与民主，还因为它的目标不只是资本主义，也包括生产主义。退出增长，需要退出资本主义；但退出资本主义，并不必然带来退出增长。20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没有改变以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为目的、开发资源并积累剩余的基本目标。
治理去增长
尽管去增长理论相当丰富，其倡导者仍在努力处理规模与治理问题。他们优先强调重新本地化，期待它涌现并繁荣，进而形成能够从内部改变国家的全国性政治运动。然而，对地方自治的向往，与在更大尺度上采取行动的需要之间，存在张力。一定程度的层级结构不可避免，因为在条件优越和条件较差的地区之间，重新分配负担与资源，需要在更广的地理层面进行协调与决策。实际上，上面讨论的某些去增长改革，具有很强的干预性，需要国家采取有力行动。
同样，去增长运动内部的讨论，也很少涉及全球尺度的治理。考虑到气候变化、自由贸易和无休止的全球竞争等问题处于核心地位，这种缺席颇为奇怪。许多去增长倡导者似乎认为，在国家层面限制贸易和资本，就能使一个国家摆脱全球经济力量；或者，把地方草根行动的效果加总起来，普遍的全球变革便会随之发生。但这些发展都不太可能出现。例如，如果没有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国际协议，仅仅把各地的低碳行动加在一起，无法应对气候变化。
在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体制之下，全球相互依赖，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自进行去增长转型。这样做，将面临资本外逃、银行和货币崩溃、资产贬值、公共机构和安全机构瓦解，以及政治孤立的沉重惩罚。这些后果，会破坏一个国家独自平稳收缩经济的能力。同样，如果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成功缩减其经济规模，很可能会导致全球资源价格下降，使其他地方的消费出现反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摆脱增长，是一个全球性的集体行动问题。去增长转型要获得成功，就必须是全球性的。
结语
去增长所要求的承诺，不只是保护自然，或管理、减轻资本主义的影响，也包括创造另一种社会生态，以及一种根本不同的行动基础。
从这个新视角出发，反对巨型项目的环境主义者，无须再进行成本—收益核算，或设计迎合增长的替代方案。他们只需明确指出，这些项目不适合他们想要生活的世界。他们可以说：替代方案是存在的，它的名字就叫“去增长”。
3. 左翼应该拥抱去增长
作者说明： 本文于2015年为《新国际主义者》（The New Internationalist）杂志网络版撰写，政治色彩更为鲜明。我写作时心目中的读者，是左翼社会和政治运动中具有生态意识的参与者。我的论点是，新的左翼再也不能奉行生产主义和发展主义。随后，我反思了欧洲新左翼中一些有希望，以及另一些不那么有希望的发展。
起源
在思想上，去增长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欧洲大陆的政治生态学。安德烈·高兹于1972年谈到décroissance，质疑资本主义能否与地球的平衡相容，因为“实现这种平衡……物质生产的去增长是必要条件”。[29] 高兹认为，如果我们不思考“没有增长的平等”，社会主义就会被简化为“资本主义以其他手段继续存在——中产阶级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社会模式的延伸”。[30]
《明天，去增长》（Demain la décroissance）是1979年一本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文章译集的书名。[31] 他是移居美国并在那里任教的罗马尼亚人，也是生态经济学的先驱，主张经济增长会加速熵增。当时，正值石油危机与罗马俱乐部引发关注的年代。但对欧洲大陆的“红绿”思想家而言，增长极限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与马尔萨斯主义对资源枯竭、人口过剩和制度崩溃的忧虑不同，他们所向往的，是拉下资本主义列车的紧急刹车；或者用厄休拉·勒古恩的话说，“在那个只有增长、没有回头路的未来的铁轨上，放上一头猪”。[32]
2000年代初，里昂的活动者在反对巨型基础设施和广告的直接行动中，重新举起décroissance这个口号。经济人类学教授塞尔日·拉图什，一直大力批评非洲的发展项目；他通过自己的著作普及了这一口号，呼吁“终结可持续发展”。[33] 对法国知识分子保罗·阿里耶斯而言，去增长是一个“导弹式词语”，一个颠覆性的词：它质疑那个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即基于增长的发展值得向往。[34] 围绕《去增长》（La Décroissance）月刊，逐渐形成一个人数虽少、却坚定投入的去增长者网络。[35] 这个词进入了法国的政治辩论，[36] 甚至有人尝试建立去增长政党，只是未获成功。[37]
今天的去增长
这一新的观念从法国传播到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2008年，就在西班牙危机爆发前，加泰罗尼亚去增长活动者恩里克·杜兰，从39家银行贷款，“征用”了492,000欧元。他把钱交给社会运动，谴责西班牙投机性的信贷制度，以及它所推动的虚幻增长。
从2008年的巴黎开始，一系列兼具学术会议与社会论坛性质的国际聚会，把去增长引入英语世界。2014年9月，3,500名研究人员、学生和活动者聚集在莱比锡，参加第四届国际去增长大会。活动既包括讨论增长与气候变化、葛兰西式资本主义批判或每周20小时工作的专题会议，也包括在燃煤电厂外举行公民不服从行动，以及教人自制面包的课程。
同行评审期刊中不断增加的学术文献，[38] 支持了去增长的几项核心主张：照常增长，就不可能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资源使用与增长脱钩，存在根本限度；在发达经济体中，增长与福祉改善已经脱节；增长的社会和心理代价日益上升。
近期研究强调，复合增长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要求，[39] 也就是戴维·哈维所说的资本主义最致命的矛盾；[40] 这些研究还探讨，在没有增长的后资本主义经济中，如何维持就业或平等。
政策建议包括碳排放上限、暂停开采、公民基本收入、缩短每周工时、收回资源公地、债务大赦，以及彻底重构税制：以碳税取代所得税、设定薪酬上限、征收资本税。借由要求“不可能”的事情，这些安德烈·高兹所谓的“非改良主义的改革”，呼唤着制度转型。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指出的，当资本主义已无法容纳社会民主主义改革时，这些改革就是革命性的。
在政治上，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制度变革的必要性，也认识到这需要形成一场“运动的运动”，或一个被剥夺者的联盟，包括全球社会正义运动与环境正义运动的联合。去增长与资本主义不相容，但它同样拒绝所谓“社会主义增长”的幻想：仿佛一个理性的中央计划经济，会神奇地带来技术发展，使合理增长得以实现，又不损害生态条件。秉承高兹的精神，去增长者批评那些社会主义同道：他们更容易想象世界的终结或资本主义的终结，却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想象不了增长的终结。
另一条路
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去增长”主要意味着日常的、政治化的生活实践。2015年，我们在雅典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去增长论坛，有数百人参加。参加者不只有学者、环境与人权活动者，以及激进左翼联盟、绿党和“反威权”左翼的成员，还有来自希腊乡间的返乡耕作者、有机农民，以及人民诊所、城市农业等团结经济中的许多一线实践者。在巴塞罗那，去增长以一些项目为代表，例如坎马斯德乌（Can Masdeu）：这是一个被占据的住所，在工人阶级社区诺巴里斯拥有菜园网络，并有着为“住房权”行动的历史；另一个例子是加泰罗尼亚综合合作社（Cooperativa Integral Catalana），拥有600名成员和2,000名参与者。
这家合作社也为有机食品和手工艺品的独立生产者与消费者提供联合平台，为生态公社居民安排居所，经营合作企业，以及发行自身货币的区域交换网络。
国际大会的发起人、巴黎“研究与去增长”智库的创始人——该智库现已迁至巴塞罗那——弗朗索瓦·施奈德，体现了去增长的混合特征：他拥有工业生态学博士学位，却曾牵着一头驴，在法国步行一年，向那些困惑地拦住他的路人解释去增长。如今，他住在法兰西与加泰罗尼亚边界的坎德克雷什（Can Decreix），那是一座只具备基本生活条件的房子，也是俭朴生活的实验与教育中心。
有人把它称为一场草根去增长“运动”，但大会的参加者并不是一群具有共同纲领或统一目标、紧密团结的人，[41] 我们的人数也还没有达到一场运动的规模。与“反全球化”运动不同，这里没有一座等待冲击的世贸组织大楼，也没有一项等待阻止的自由贸易协定。去增长提供了一个口号：它能动员、联结各种各样的人和运动，为他们赋予意义，却不必成为他们唯一的、甚至主要的视野。它是一个观念网络；用我们最近一本书中的说法，它是一套词汇，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它说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
要再分配，不要增长
新的左翼必须是生态的左翼，否则就根本称不上左翼。正如娜奥米·克莱因所说，环境变化对左翼来说同样“改变一切”。[42] 资本主义要求不断扩张，而这种扩张以剥削人类和非人世界为前提，对气候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非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在收缩的同时维持自身。但没有增长，我们如何重新分配，或保障有意义的工作？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去增长经济学”。令人遗憾的是，凯恩斯主义仍然是左翼——甚至马克思主义左翼——处理政策问题时最有力的工具。但这是1930年代的经济学，那时，无限扩张还既有可能，又值得向往。
既然已没有能让所有船只都浮起来的潮水，现在就该重新思考：哪条船能得到什么。面对皮凯蒂的r>g难题，[43] 左翼的回应不应该是“我们会提高g”。毕竟，我们一直想让r去增长，也就是减少资本积累！皮凯蒂本人算不上生态主义者，却也不相信更高增长的可能性。再分配，是没有增长的21世纪的核心问题。
左翼必须从增长的想象中解放自己。任何事物按复合速率增长，都会迅速趋向无穷；这是一个荒谬而危险的想法。增长这个观念，与资本主义不可分割。它是这个制度给自己制造的梦想所起的名字，即物质充裕的梦想。[44] GDP原是为统计战争生产而发明的，[45] 后来演变为“客观”衡量和确认美国在冷战中取得“成功”的指标。[46] 增长，就是资本主义所需要、所理解、所做的事。正如加雷思·戴尔指出的，[47] 社会主义政治从来不是追求抽象交换价值的数量增长，而是关乎具体事物、具体的使用价值：就业、体面的工资、有尊严的生活条件、健康的环境，以及人人享有教育、公共卫生和清洁用水。这些都需要资源，但没有任何理由表明，它们需要资源以每年3%的速度永远扩张。
还可以提出一个更强的论断：我们左翼希望看到“增长”的事物，并不会带来总量增长，除非我们彻底重新定义作为经济活动加以衡量的对象；但那就只是文字游戏了。均等地分配财富，使用比通常所需更多的人手和头脑，让环境和人们闲下来，花时间互相照护：这些都是向生产率和增长征收的“税”。降低生产率，我们完全可能过得更好。[48] 但工业化的起飞，靠的是把剩余集中在少数人——资本家或国家——手中，把利润重新投资以实现更多增长，而不是把财富分给每个人，或让牧场与化石燃料闲置。
改变梦想
这也许令人难以接受。毕竟，我们很多人经常以增长之名，倡导平等、民主、充分就业、最低工资、教育或可再生能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人们相信，一个替代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制度，会更加“理性”，能把资本主义所做的事做得更好，甚至做得更多。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说，左翼不能把自己耗尽在实现同一套梦想的新方法上，而必须改变梦想本身。这在事实上同样错误：战后重建与追赶的“光辉”——原文如此——时代已经结束。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债务驱动的凯恩斯主义，无论是棕色还是绿色、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能够让它复活。这与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具有灾难性后果，是两件不同的事。我们要再分配、民主和平等，但不是以增长之名。
去增长复活了恩里科·贝林格“革命的节制”的精神，一种出于团结而生的节制。给汽车提供动力、为住宅供暖，甚至为医院和学校供能的石油，也正是摧毁秘鲁亚马孙地区或尼日利亚生计与森林的石油。这一点，不必教宗提醒我们。[49] 选择贝林格过去、教宗如今所说的“节制”生活，理由在于：我们“这里”的行动，影响着“那里”的人和生态系统。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机器的原料快要用光——这是马尔萨斯主义者的忧虑；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者声称的那样，因为“我们的生活超出了自己的负担能力”。他们所谓的“我们”，指的是使用福利国家服务的99%，而不是他们那些靠资本生活的1%。
从去增长的视角看，问题不是全球北方消费得比生产得多，或像凯恩斯主义者所说的，生产得比消费得多。问题在于，它的生产和消费都超过必要的程度，代价却由全球的、以及其内部的“南方”、其他生命和后代承担。少生产、少消费，就能减少对他者的伤害。这是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的问题：从全球1%那里“收缩并再分配”给其余人；在较小程度上，也要从10%那里这样做，其中包括欧美的中产阶级。这种对节制、简朴的呼唤，可能会与东西方许多文化中潜藏着的有关“美好生活”的常识产生共鸣。它能把对“过度”的常识性批评，从紧缩政策拥护者手中夺回来；后者正虚伪地利用这种批评，为倒退性的政策辩护。
政治的可能性
去增长是一个主要在行动者之间流传的关键词。在希腊和西班牙，它引起了无政府合作主义者与生态公社主义者的共鸣，其中包括激进左翼联盟或“我们能”党等政党青年基层组织中的许多人。在被占领的广场上，以及由此生长出来的团结经济中，这个词虽然不占主导地位，却始终在场。在绿党内部，它重新唤起了“可持续发展”出现以前，激进的“原则派”与务实的“现实派”之间的旧有分歧。欧洲绿党重新走向激进化的一个迹象，是在欧洲议会拥有席位的西班牙Equo党明确支持“后增长”议程；该党的欧洲议会议员也撰文支持去增长。[50] 英国绿党的全国竞选活动，虽然没有采用这个名称，精神上也体现了“后增长”或“去增长”。
在企业媒体主导的环境中，公开呼吁去增长，无异于在选举中自杀。要让去增长成为广泛接受的常识，还需要更多基础工作。目前，一个激进政党越接近执政，就越可能与去增长划清界限。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曾签署倡导去增长的“最后呼吁”宣言。[51] 但正如《经济学人》赞许地指出的，[52] 随着“我们能”党走向成熟，它抛弃了“去增长”和“反资本主义”等较为“疯狂”的观念。这与拉丁美洲新左翼的经历，明显如出一辙。科雷亚或莫拉莱斯，曾在原住民运动和生态运动的支持下当选；这些运动的哲学与去增长相近。但一旦上台，现实政治和以增长为基础的再分配政治，就决定了他们必须迁就资本，以采掘主义驱动经济。
我们会希望，至少欧洲的新左翼政党不要把增长作为核心目标。毫无疑问，危机会重新确立增长的社会想象，这一次，它被当作进步的目标。加泰罗尼亚的一位“我们能”党行动者曾对我说：“在当前的危机中，我们只能谈增长。”然而，事实并非全然如此。这需要勇气和想象力，但并非不可能。“巴塞罗那共同体”（Barcelona en Comú）赢得了市政选举，其纲领中一次也没有提到增长。这可能与去增长及相关观念已在巴塞罗那的公民社会中有机扎根，以及这座城市繁荣的替代性团结经济有关。
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参与了该党的纲领制定。纲领承诺实行公民收入、绿色税收、收回绿地、设立市属能源合作社、减少资源使用与废弃物，以及提供社会住房。新市长阿达·科劳最初作出的决定，就包括暂停新建酒店，以及终止申办2026年冬季奥运会。桑蒂·比利亚是一位志向远大的年轻保守派，曾任加泰罗尼亚环境部长至2015年。他指责科劳领导的是“一个去增长政党”[53]——却没有提到，就在几个月前，为了在气候变化讨论中跟上最新的国际观念，他本人也曾在议会中正面评价去增长。
没有增长的凯恩斯主义？
“我们能”党的经济纲领，由两位信奉社会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维森斯·纳瓦罗与胡安·托雷斯——起草。他们经常撰写反对去增长的评论文章。幸而，纲领避免了明确提及增长。这是否意味着，“没有增长的凯恩斯主义”还有空间？我曾论证，答案是肯定的。[54] 我们可以设想，在经济整体收缩的格局下，通过财政和税收政策，把资源转向劳动阶级，以及绿色、照护或替代性活动，推动有需要的人进行低强度消费。这几乎算不上凯恩斯的愿景，但也许适合长期停滞的经济。
当然，国家不同于财政职责有限的市政府：没有增长，一个国家可能难以为福利服务提供资金。然而，至少在原则上，我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理由，能说明医疗或教育费用必须每年增长2%或3%——也就是所谓必要的增长率。收回外包服务、撤销昂贵的采购，禁止大型工程，或将预防保健、儿童照护等服务分散化，与团结网络共同承担，都有极大的节约空间。古巴和哥斯达黎加等较贫穷的国家，也拥有世界一流的公共卫生和教育。提高资本税，也可以弥补去增长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
没有增长的福利，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还没有左翼政党敢于思考，究竟要怎样才能将它付诸实践。
一个主要障碍是债务。没有增长，债务占GDP的比重就会上升。随着偿还的可能性下降，借款利率会飙升。这就让去增长的凯恩斯主义显得不那么可行。没有增长，公共债务迟早必须通过法令或通货膨胀，进行重组或核销。这有历史先例。但这样做过一次，就不能一再重复。没有新的债务，财政扩张的空间就有限。
公共债务问题的紧迫性，或许能解释西班牙与希腊之间的差异。激进左翼联盟的崛起，起初曾点燃“另一个世界”可能到来的希望：该党的基层，尤其青年，主要由更重视生态的“合作主义者”组成。他们与去增长的精神相近，把希望寄托在一种可以说尚未充分界定的“团结经济”上。然而，党的所有高层干部，都毫无保留地赞成增长，并将它表述为紧缩政策的替代方案。在与欧元集团的谈判中，他们曾短暂尝试推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增长条款”：希腊将把债务偿还与增长挂钩。这样的要求已经被视为“极端激进”；谈论一种没有增长的团结经济，就会显得比疯狂还要疯狂。
团结经济
一些外国评论者曾梦想，对“三驾马车”说“不”、退出欧元区，会为去增长转型和团结经济开辟道路。[55] 然而，希腊并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提出这种主张。激进左翼联盟中支持恢复德拉克马的左派，如今已另组名为“人民团结”的政党。他们是热忱的生产主义者，其领袖担任能源部长时，环境记录糟糕，其中包括新增国内煤炭生产、向工业提供燃料补贴的计划。尽管希腊的团结经济扩张惊人，也取得了重要成就，它依旧是一场边缘的社会运动，规模远小于西班牙；其网络也不足以在过渡时期满足民众的需求。退出欧元区后，实现平稳的经济收缩并不大可能：正是对过渡期间进口食品或药品短缺，以及经济混乱的恐惧，吓得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签署了一份新的备忘录。
像日本这样的国家，财政和货币独立，能够以本国货币发行债务并为其融资，更有条件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维持就业与福利。日本已经十多年没有增长；只有在经济学家眼里，那才是“失去的”十年。但当然，没有增长的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日本也在竭尽全力重启增长——迄今收效甚微。
由于无法想象，有政治力量会凭借去增长议程而上台，一些去增长者主张，变革只能来自基层，而非国家，走的是一条“非自愿”的道路：当经济停滞、缺乏增长带来危机时，公民将自行组织起来。我同意，去增长转型不大可能是自愿的，也不大可能以“去增长”的名义发生；它将是一个适应经济实际停滞的过程。不过，我无法想象，如果不同时掌握国家政权，不让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基层实践与新制度相互促进，这一过程如何能够实现。
或许没有哪个左翼政党敢公开质疑增长，但我很难想象，从长远来看，无论愿意与否，欧洲左翼如何能够避免思考没有增长时该怎么办——它不同于拉丁美洲的左翼，无法指望大宗商品泡沫。增长不仅在生态上不可持续，而且正如从皮凯蒂到劳伦斯·萨默斯及“长期停滞论者”等经济学家所公开承认的，对于发达经济体，增长也越来越不可能实现。[56]
没有增长的资本主义是野蛮的。去增长还不是一种明确的理论、计划或政治运动。然而，它是一个时机已至的假说，也是一个左翼再也无法回避的假说。
4. 让我们少一点生产力
作者说明： 这篇小宣言是我们合著的《去增长：新时代的词汇》（Routledge，2015）的后记，也曾独立发表于《广告克星》杂志。大部分想法来自我的好友兼同事贾科莫·达利萨；我的一点贡献，是为这些想法找到恰当的英文表达。在我们位于巴塞罗那的研究与去增长小组内部，贾科莫一直强调，我们应当避免环保主义者经常陷入的功利主义陷阱：为了自利性的生存，为保护环境辩护。然而，对于西方环保主义者，非生产性支出——浪费而非节约——这个观念很难接受。我们在本文中论证，它不该如此难以接受，因为它并不像乍看之下那么悖谬。我们主张，每个社会面临的核心挑战，都是如何处置剩余，也就是如何处理过剩，而不是如何应对稀缺。我们在这里，意在颠覆环保主义传统上对“东西快要用完”的忧虑：这种忧虑处于资本主义和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其程度往往超出环保主义者的认识。这是一条与前三篇文章很不一样的去增长道路。
——一场大决斗，舅舅……大事就要发生了，我不想待在家里……
——孩子，你疯了，竟然要跟那些人走！他们全是黑手党，全是惹事的人。法尔科内里家的人应该跟我们在一起，拥护国王。
——拥护国王，舅舅，是的，当然。可是哪一个国王呢？……如果我们希望一切照旧，就必须让一切改变。
——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豹》
那整座城市……你根本看不到它的尽头……马克斯，让我停下来的，不是我看见的东西，而是我没有看见的东西……在那座向四面八方蔓延的城市里，什么都有，唯独没有尽头……拿钢琴来说。琴键有开始，也有结束。你知道一共有88个……它们不是无限的，你才是无限的。在这88个琴键上，你能创造的音乐是无限的……可你让我走上那座舷梯，展开一副有几百万个琴键的键盘，而……它们没有尽头，那键盘是无限的。可如果键盘是无限的，你就无从演奏音乐。
——电影《海上钢琴师》
早在2013年11月，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就曾在伦敦金融城市长宴会上发表一场令人难忘的演说，呼吁紧缩和“根本性的文化转变，却坐在一张金色宝座上，这种矛盾让许多评论者难以下咽”。[57]
卡梅伦谴责游手好闲，诉诸英国勤奋工作的传统价值。“简单地说，”他说，“如果有能力的人可以领钱闲坐、不去工作，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长期成功。”卡梅伦指出，高额福利把人困在失业之中：“一代又一代本可以工作的人，被制度辜负，困在福利之中。”他承诺要降低福利，任何人都不会从闲着或少工作中得到回报：“我们正在确保，你每多工作一个小时，每多做一份工作，境况都应该始终变得更好。”在卡梅伦的演说中，国家是问题，而非解决方案；国家必须收缩、变得精简，并将自身职责限制在制定和执行规则，把创造财富留给市场与私营部门。他的演说是在颂扬私人企业：“英国经济应该以企业精神为基础……我们需要支持、奖励、颂扬企业精神……确保它处处得到推动，在学校得到提倡，在学院得到传授，在社区受到赞美。”[58]
大约在同一时期，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评论了劳伦斯·萨默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演说。萨默斯提出了美国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即长期零增长状态——的幽灵。[59] 克鲁格曼认为，这是流动性陷阱的结果，因此政府支出至关重要。理想情况下，这种支出应当具有生产性；但克鲁格曼认为，即使是非生产性支出，也比什么都不做好。重要的是让流通运转起来。像凯恩斯提议的那样，把钱或黄金藏进山洞，再让企业去挖。虚构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外星人威胁，把钱花在军事防卫上——这是克鲁格曼“个人最喜欢”的办法。或者让美国企业“把所有员工都装备成半机械人，到处都是谷歌眼镜和智能手表”。
即便这不能带来回报，“由此产生的投资热潮，也会让我们在若干年间拥有高得多的就业率，而不造成真正的浪费，因为所动用的资源本来会闲置着”。[60]
这两种至今仍主导着我们时代公共辩论的话语——紧缩话语和刺激性支出话语——表面上似乎天差地别。卡梅伦呼吁前所未有的文化转变，实际上却是在重新援引洛克对新兴资产阶级的训诫，也就是马克斯·韦伯后来所谓的“新教伦理”：努力工作，拒绝自我放纵和享乐。卡梅伦暗示，这样资本才会积累，企业才会创造财富。
在当前形势下，毫无疑问，卡梅伦这样的方案具有阶级偏向，将财富向上再分配。劳动阶级被要求勒紧裤带，接受失去那些原本由公共财富免费或补贴提供的服务，好让富人不必承担更高的税负，来维持缺乏增长时的公共财富。相较之下，凯恩斯主义方案似乎把劳动阶级的就业放在首位；它提倡公共支出，至少在原则上似乎不具累退性，即使这些支出并不流向通常所谓的公共服务。
然而，我们认为，这两种话语的共同点，比它们的差别更能说明问题。卡梅伦和克鲁格曼关心的都是“投资”。前者认为，只要让市场更有信心相信国家支出受到控制，就能释放投资；后者希望国家向经济注入资金，启动投资。他们在“怎样做”上意见不同，但都希望看到资本重新流通和扩张。两者共有的第二个特征，是对“闲置”的厌恶。在卡梅伦看来，问题是工人闲着，以及国家为了支持他们闲着而浪费资源。在克鲁格曼看来，问题是资本闲置，以及本可以投入生产的资源遭到浪费。卡梅伦认为问题出在不工作的工人，克鲁格曼认为问题出在不流动的资本。
相反，我们这些去增长倡导者，并不害怕闲着。保罗·拉法格挑衅性的“懒惰权”，是我们的灵感来源。[61]
拉法格在1883年论证，一个开发了如此多资源的社会，当然能够把闲暇的权利，从少数富人扩展到每个人；一百年后，安德烈·高兹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62] 我们去增长者也不害怕资本闲置；我们渴望它闲置。去增长意味着让资本慢下来。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不断把剩余重新投入新的生产。在工业主义社会中，财富就是可以再次投入的东西。
克鲁格曼和萨默斯提议的支出，短期内看似浪费而且没有生产性，长期来看却具有生产性：这是一种功利性的支出，目标是让资本增值，避免闲置，重启其流通与增长。更糟的是，他们的提议隐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公共政策不应介入生命意义和政治共同体的创造。相反，我们认为，当前的社会生态危机，迫使我们通过社会性的耗费，超越资本主义无意义的增长。耗费指的是集体真正共同作出的支出：花钱举办一场共同的宴庆，决定供养一群精神人士谈论哲学，或让一片森林保持闲置；严格从经济意义上说，这些支出没有生产性。耗费的实践“烧掉”资本，将其移出流通领域，使资本慢下来。这种集体的“浪费”，不为了个人效用，也不为了资本效用。它希望成为政治性的。它提供一个过程，使共同体能够理解并界定“美好生活”，把个人从虚幻而无意义的私人化生活中解救出来。
耗费会引起恐惧，不仅在紧缩政策的支持者当中，也在凯恩斯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各种激进派当中，包括许多生态主义者。看看人们对卡梅伦演说场景的反应就知道了。进步派惊恐不已，因为首相站在奢华的大厅中，四周都是金制家具，却呼吁紧缩。我们则并不特别在意这种奢华支出，尤其当它来自伦敦金融城法团这样成立于中世纪的公共机构。市长大厅里的黄金，是一种非生产性支出，体现了资本主义以前那个逝去时代的反功利本质。对于凯恩斯主义者，这幅景象令人震惊之处，在于闲置财富的展示；我们却不这么看。真正的矛盾，不在于卡梅伦身处金色家具之间却呼吁紧缩，而在于他呼吁一个奉行紧缩的国家，却身处一个象征着君主不忌惮耗费的时代的地方。
市长大厅是公共耗费的一种形式。
我们不希望重现这种形式，但也不会因其本身而加以责难。我们知道，伦敦市政厅里的黄金，是大英帝国剥削工人、殖民地与生态系统的产物。我们反对这种剥夺和耗损。社会剩余可能是、而且往往确实是剥削的结果，但并不必然如此：公共财富可以在没有剥削的情况下创造。批评卡梅伦演说的进步派，谴责的是财富展示与紧缩呼吁之间的矛盾。事实上，这些财富来自剥削，与卡梅伦呼吁紧缩——也就是进一步剥削工人——之间，实在谈不上什么矛盾。
许多生态主义者会发现，很难接受非功利性的资源浪费，因为他们的社会想象与自然稀缺的观念结合得太紧密了。但稀缺是社会性的。从石器时代以来，我们拥有的就已经超过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所需的东西。萨林斯所说的原初富裕社会，[63] 并没有经历稀缺；不是因为它们拥有很多，而是因为它们不知道稀缺意味着什么，并认为自己始终拥有足够的东西。它们将采集所得消耗掉，从不积累。稀缺要求节约和积累；这就是为什么工业社会的常识认为，稀缺是人类最主要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稀缺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想对节俭的生态主义者说：把资源浪费在公共建筑的黄金装饰上，或者在盛宴中喝掉，总比把它们“善加利用”，进一步加快新资源开采和环境退化，要好得多。这是逃脱杰文斯悖论的唯一办法：我们的效率越高，节省的资源越多，随着资源成本下降，最终消费的也越多。驱动增长的是积累，而不是浪费。即使社会由节俭的人组成，社会代谢规模缩小了，仍会存在剩余；如果不想重新启动增长，就必须把这些剩余耗费掉。
对于那些担忧资源连基本需要都不足以保障，更别说无用地浪费的人，我们要指出，目前耗费在泡沫和地位争夺的零和博弈中的资源，数量惊人；它们的目的，无非是资本流通——实际上正是克鲁格曼所呼吁的。经济学家如今意识到，泡沫并不是反常现象；它们对资本主义和增长至关重要。想想职业体育、电影与商业化现代艺术、金融服务，或各种地位性消费，花掉了多少资源。
这种消费包括最新的汽车、住房或电子产品，它们唯一而短暂的价值，就在于自己是最新的。尽管大量资本流通于体育和艺术的融资、营销，一场足球赛的乐趣，和五十年前人们以业余身份参与体育时相同；一部电影或一幅画，今天也并不比那时更好。“人人都有法拉利”是增长那难以实现的梦想；但当人人都有法拉利时，法拉利就成了那一代人的菲亚特。经济学家呼吁限制这种围绕地位性消费展开的零和竞争，以便释放资源用于真正的增长。我们则希望释放这些资源，保障基本需要，再用剩下的资源举行共同的宴庆，从而肯定新时代的政治性。
资本主义话语，一方面在社会层面指责“生产要素”的闲置，另一方面却推动浪费性消费的私人化：个人可以喝得酩酊大醉，在赌场输光积蓄，为身边人举办有香槟和鱼子酱的私人派对，通过奢侈爱好或炫耀性购物耗尽积累的资源，或租用俊美男女的身体，举办纵欲的贵宾派对。所有这些私人化的耗费，都以个人自由的名义得到许可：每个人都可以在私人领域中，徒劳地寻找生命的意义。现代社会一个不容质疑的前提，是人人都有权积累超出基本需要的资源，并用它们实现自己所认定的“美好生活”。其结果是，这个制度必须不断增长，才能给每个人提供追求这一权利的机会，正如它在抽象意义上所声称的那样。
现代性的这一核心特征，也影响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流派。它们以人人享有物质丰裕的生活，将集体解放的梦想推向极致。现实存在过的社会主义政权发现，每个人的基本需要完全可以得到满足。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它们压制了私人耗费，也否定了社会化耗费——不算阅兵式和为斯达汉诺夫式官僚举行的表彰仪式。我们这里提出的假说是：正是对私人耗费和社会耗费的双重取消，导致了这些政权的社会性失败，并最终使之崩溃。
在我们设想的去增长社会中，耗费将重返公共领域，而节制将成为个人的特征。这里，我们受到意大利共产党历史上的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使用“节制”概念的启发。他把它称为“革命的紧缩”，与今天保守而强加于人的紧缩截然相反。我们并不是以财政赤字、生态限度或道德理由的名义，呼吁个人节制。
我们的呼声，并不是保守派那种新教式的呼声。我们主张节制，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独自寻找生命意义，是一种人类学幻觉。想想那些拥有一切之后却陷入抑郁、不知道该如何度过一生的富人。独自寻找意义是一种幻觉，它会导致生态破坏和社会不公，因为它无法由所有人持续地共同实现。我们设想的去增长社会中的节制主体，并不追求私人积累物品，因为他或她希望摆脱独自寻找生命意义的必要。可以说，人们应该少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摆脱无限选择那令人难以承受的重负，享受自由的生活。电影《海上钢琴师》中的钢琴家出生在大西洋邮轮上，选择不下船，因为他满足于船上的世界，以及对钢琴演奏的精通。就像本文开头引文中的钢琴家，节制的主体深知，不该渴望一架琴键无限的钢琴。像那位钢琴家一样，他或她永远宁愿选择有限的船，也不要无限的城市。节制的主体，在关系之中而非自身之中发现意义。摆脱了独自寻找生命意义的任务，他们就能投入以照护、再生产和闲暇为中心的日常生活，参与由民主决定的社会耗费。从人类学意义上说，这样的去增长主体已经存在。尚待回答的问题，是它如何能够扩散和复制；但这是政治问题，不是个人问题。
“个人节制—社会耗费”这一组合，将取代“社会紧缩—个人过度”这一组合。我们的辩证性社会想象，在政治一词的深层意义上，是政治性的。不妨把它与克鲁格曼据称具有“政治性”的经济学比较：他像兰佩杜萨《豹》中的人物一样，想改变一切，甚至虚构外星人，只为让一切维持原样。[64] 这确实是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悖论：它必须不具有政治性，也就是说，它不得参与生命意义的构建；生命意义被留给个人及其私人网络处理。我们则坚持认为，一旦基本需要得到保障，正是在共同决定“耗费什么”的过程中，人们才能构建“美好生活”的意义，释放新时代的政治性。意义的领域，始于必需的领域结束之处。去增长社会必须建立新制度，通过共同选择，一方面将资源用于基本需要，另一方面将资源用于不同形式的耗费。政治性并不终结于基本必需得到满足；它恰恰从这里开始。我们仍然需要在共同的宴庆、奥林匹克运动会、闲置的生态系统、军事支出或太空旅行之间作出选择。
民主和协商制度将承担更沉重的责任，因为增长与持续再投资的教条，一直回避一个困难的问题：一旦我们拥有足够多的东西，究竟想做些什么？政治经济学将重新关心神圣之物。而让多数人紧缩、少数人独享的经济，将变成让所有节制之人共赴盛宴的经济。
“生态主义运动始终反对核能，不仅因为它无可争议而且可怕的环境风险与影响，也因为它不符合这一运动关于美好而公正生活的愿景……激进生态主义者的假说，正如伊万·伊里奇所说，是‘社会主义将骑着自行车到来’。”
图片：稻草人驱赶迁徙鸟类，让它们远离巨大的有毒尾矿池——艾伯塔油砂开采的副产物。Pembina Institute / Flic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