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对话

吉奥尔戈斯·卡利斯 · 2017 年原著 · 全书中文初译AI 辅助初译，未经人工终校第 7 / 12 单元

21. 去增长之辩

作者说明： 以下评论来自一些知名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他们参加了“大转型倡议”（Great Transition Initiative，GTI；www.greattransition.org）围绕我讨论去增长的文章（本书第2章）组织的讨论。GTI平台的使命是发起并承载批判性讨论。我的文章共收到十四篇不同的回应。这里收录其中一部分回应的缩写版，随后是我的反驳。

对《去增长这一替代方案》的十四篇回应

〔译注：原标题称“十四篇回应”；本版实际收录以下十一位回应者的节录，作者说明亦称只选录其中一部分。〕

尼古拉斯·阿什福德（Nicholas Ashford）

我必须承认，在第二届去增长大会上，我曾向吉奥尔戈斯·卡利斯表达过一种担忧：人们尚未认识“去增长”的积极之处，就可能先对这个词产生负面反应。我也不同意“可持续发展”是自相矛盾的说法；自相矛盾的是“可持续增长”。这里遵循的是赫尔曼·戴利对增长与发展所作的重要区分。就我而言，如果这场运动被称为“直面增长”，它在实现变革的过程中也许可以少背一些包袱。我还不愿放弃“可持续发展”这一具有统合作用、涵盖一切的构想。

写完《技术、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工业国家的转型》（Technology, Glob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ansforming the Industrial State）之后，我逐渐觉得，“工业国家的转型”更适合做正标题，而不只是副标题；它也更能描述去增长运动。去增长运动的一些批评者抱怨，它对于哪些事物必须改变讲了很多，却很少提供如何改变的蓝图。

我们都知道，有些产品和服务不仅受到补贴，其价格也没有计入它们给经济和个人带来的全部环境、社会及经济成本。这些就是扭曲与负外部性的例子，结果是生产或供应过多。因此，要么为公共利益投资成为社会自愿奉行的文化规范，要么政府就必须制定法律、规章和计划，纠正这样一种状况：有人由于无力支付，而得不到必需的商品、服务、教育和就业机会。范登贝赫提出，我们应该关注自己希望发生哪些改变，而不是聚焦于增长本身，这话有道理。

就吉奥尔戈斯·卡利斯的文章而言，从实际出发，我不确信我们究竟能否实现一种“可行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或“退出经济”。不过，一种有边界、更有人情味，并重视重新分配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资本主义，是能够实现的。起点应是加深我们对工业国家各种可能选择的理解。我不会加入那些断言我们正走向毁灭的末日预言者；但我们确实一直在沿着经济和政治断层分裂、割裂社会，并使中产阶级空心化——这绝不是好景象。北方式增长在全球南方的扩张，以及人口增长，很可能让北方任何来得及采取的行动都显得微不足道。因此，我们必须设计一种不同的模式，让南方能够仿效，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推动其在全球采用。直面增长、使工业国家转型，可以把我们团结到这项努力之中。

莫里·科恩（Maurie Cohen）

我一直觉得一个事实很值得注意，卡利斯的文章再次提醒了我：我们这些主要用英语工作的人，在设想不同的未来时面临一大障碍。去增长讨论清楚展示了这一点：讨论的出发点，就是对法语词 décroissance 的一种不甚优雅的译法。随着 dépense（法语意为“财务支出”，但在日常用法中常指“非生产性支出”）、ubuntu（恩古尼班图语中的词，意为“人的善意”）和 buen vivir（一个西班牙语表达，比近似的英语说法“美好人生”或“美好生活”更能唤起联想）等术语的引入，情况更加复杂。语言学家称这类词为借词。它们已成为英语论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这种论述还需要通过造出“负财富”（illth，由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提出）和“公地实践”（commoning，由历史学家彼得·莱恩鲍提出）等措辞来进一步激活。

从这些词源上的曲折中，我们能看出什么？语言映照着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组织制度。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政治越来越深地渗入我们的集体意识，我们——尤其英语世界中的人——已经失去了顺畅谈论无增长世界的能力。如果我们连词汇都难以找到，又怎么表达自己，让别人听懂呢？在我看来，这种状况显现出我们何等贫乏。

即使那些现成可用、描述充足状态的词——俭朴、审慎、节约、节俭——在通俗用法中也已变得如此惹人反感，以至谨慎的学者干脆把它们放在一边。

此外，我承认，去增长这个概念正如卡利斯所说，“并不等同于衰退或萧条”；但这一概念的倡导者可以更有力地处理当前正在收缩的经济体所面临的实际挑战。这样的介入，会让去增长思想家与主流宏观经济学展开更密切的交锋。任何每天读新闻的人都知道，有用的案例并不稀缺。日本经济的退潮已经延续了一代人以上。欧洲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再次陷入“负增长”——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奇怪的说法——俄罗斯、阿根廷等国也是可供考察的确切例子。我完全理解，纯粹意义上的去增长意味着有目的、有计划的收缩过程；但鉴于目前对增长主义的执着，我们不大可能遇到这种情形。这项建议意味着，去增长研究共同体的成员需要更务实。

最后，尽管去增长论述大谈制度转型，我读来却发现，它还不够具有系统性。去增长不能仅仅是启动和推崇小规模实验，哪怕这些实验作为通过实践展示概念可行性的办法很有用。在当代这个还原论盛行的世界里，很少有人理解能源子系统、金融子系统、农业子系统等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些领域紧密相连。比如，若不弄清对银行实施百分之百准备金要求会给其他子系统带来哪些影响，以及这些子系统会如何反过来作出反应，那么谈论建立这种制度就是徒劳。多数传统学者能够继续保持这种自负，因为他们很少走出各自封闭的学科地盘；但着眼于庞大社会技术系统之制度变革的有远见的思想家——我想绝大多数去增长支持者都属于这一类——需要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

我要感谢吉奥尔戈斯·卡利斯，对“去增长运动”目前的思想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概括。这场讨论很有启发性；我将主要在其他人也已提出的论点上继续展开。

我们欢迎欧洲传来反对增长主义的强劲而年轻的声音。他们的目标是摆脱我们这条自杀式增长道路，把生态足迹减至可持续的水平，并作出公正的分配。我热情支持这一目标，也希望他们在推进它时，能比我们其他人迄今取得更大的成功。
正如其他人已经指出的，“去增长”这个名称不太恰当，不过一件事一旦开始，就很难改名。从长远看，无论正增长还是负增长都不可能持续。稳态至少能维持很长时间，虽然也不是永远。
去增长目前对人口增长关注太少；当人口增长源于净移民流入时尤其如此，西欧和美国就是这种情况。过去一些去增长著述似乎主张开放边界政策，却没有试图给出有理有据的论证。对于如此根本的政策立场，他们最好说清楚。全球化抹去了商品流动的国界——自由贸易——以及资本流动的国界——资本自由流动——如今也越来越多地抹去人员流动的国界——自由移民。卡利斯讨论了“全球治理”的问题，却没有真正表明，他究竟赞成还是反对作为增长驱动力的全球化。我认为，全球治理需要一个由国家组成的联合体。但如果商品、资本和人员可以随意跨越国界，那么国家作为政治单位就基本上解体了，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联合起来的了——剩下的只有全球公地之上的后民族国家企业封建主义。去增长倡导者很可能正在尝试就这些困难而有分歧的问题形成内部共识；他们尚未达成共识，是可以理解的。
在绝对脱钩这一棘手问题上，生态经济学家认为GDP与物质吞吐量的联系相当紧密，与福祉的联系却较松；新古典经济学家则认为，GDP与物质吞吐量的联系较松，与福祉的联系却很紧。这里显然有开展实证研究的空间。不过，我认为基本政策并不十分取决于研究结果。我们首先应该限制物质吞吐量。如果GDP与它联系较松，政治上就比较容易；如果联系很紧，福祉仍然可以提高，因为在满足基本充足的需要之后，福祉本来也不大依赖GDP。

在美国和西欧，GDP增长既是在衡量财富的增长，也同样是在衡量负财富的增长。政策重点应是公正分配和高效配置，而不是扩大宏观经济的规模；宏观经济应当收缩一段时间。这似乎与去增长的观点相一致。

阿尔·哈蒙德（Al Hammond）

扭转增长的方向，不仅可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发生；但与资本主义这台经济引擎脱钩，以及与某种意义上的增长脱钩，却不可能。事实上，我们远未面临资源危机，反而淹没在廉价资源之中——石油、天然气、阳光。而且，科学与技术变迁持续加速，显然可能是塑造增长方向的最佳希望之一。二十年内，我们很可能拥有电网级储能电池，以及效率超过35%或40%的太阳能装置。我们很可能拥有极其强大的合成生物学，不仅提高粮食产量，也提高其营养含量，并改变许多慢性病的状况。借助高温超导磁体，我们甚至可能得到可行的核聚变能源。我们还将能通过移动设备使用无限的信息和计算能力；运气好的话，这会转化为人人可用、真正有效的自学系统。在我看来，教育革命，以及女性角色不断扩展的转变——美国女性成为合法公民并获得投票权，至今还不到一百年——才是未来五十年真正重大、也真正充满希望的转型动力。

我的部分看法来自目前同麻省理工学院合作的一个项目，它让我得以窥见科学能够走向、正在走向何方。除非你密切关注，否则真的很难把握，几十个领域的知识前沿正在以多快的速度推进。因此，如果我们在接下来的三四十年里能够避免全球战争或类似的社会全面崩溃，我认为，世界上有见识的意见所形成的力量，很可能确实会把变革推向更积极的方向。举个简短的例子：谁能想到，美国对同性婚姻的接受，会比二十年前使吸烟变得不为社会接受的观念转变扩散得还快？这就是我所说的软变量：它们的变化速度可以远远超过能源和基础设施这些硬变量。

这番话说得过于简略——更细致、更微妙的论证并不短——但我建议，我们寻找的是使曲线转向的办法，而不是把它折断。

迈克尔·卡尔伯格（Michael Karlberg）

经济显然需要一个更连贯的概念框架，为政府监管者及自我规制的市场参与者确定方向和作出决策提供依据。在这一点上，去增长的符号意涵是有限的，因为它所暗示的是一种限制性的消极愿景——什么不该做——而不是关于经济的、能够开创新局面的积极愿景——什么应该做。

当然，我们需要把隐喻性的概念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政策和实践，而这并非易事。但只有在一个连贯的概念框架之中，这项工作才能开展，才能激发行动、动员民众、吸引制度支持。在这方面，我怀疑去增长能否提供一个足够宽广的总体框架。

拉杰什·马克瓦纳（Rajesh Makwana）

这是一篇围绕去增长这一极其重要问题的出色文章。它作了全面概述，避免了只着眼于全球问题的地方性解决办法。显然，支撑去增长观点的愿景与原则，可以为有关地球极限以及迫切需要一种经济发展新范式的讨论作出重大贡献，尤其因为它内在地就是一种直接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政治立场。

不过，就如何促成大转型的争论而言，我觉得去增长很可能是个使人分心的问题。作为一种能够动员全球公民运动，或推动达到所需规模的制度变革的通俗框架，去增长是有限的。除了去增长社会中究竟还有哪些事物需要增长——看似矛盾的是，其中甚至可能包括GDP——这类担忧之外，一个关键问题是它消极而缺乏吸引力的表述。

在相互联系的世界中，任何大转型都必须建立在具有真正变革潜力、能够动员空前广泛支持的普遍原则之上。地球上将近一半的人仍生活在每天两美元的贫困之中；如果把贫困线上调，这个人数还会显著增加。去增长的诉求不大可能吸引最贫穷、最被剥夺权利的人；而他们恰恰是大转型最大的受益者，他们的支持因此对于形成“运动的运动”至关重要。

我建议，可以用分享的概念与实践来重新表述去增长之辩。分享体现了再分配、参与等关键概念，同时也暗示，我们必须在“一个地球的生活”的限制内生存。例如，我们可以谈创建一个“分享社会”“分享地球”，甚至“共享地球经济学”。这种更积极的表述，有助于开展一场关于充足的重要讨论：让“够用”的伦理，与追求“更多”的物质主义文化相对照。它也契合任何向去增长社会转型都必须包含的、与分享有关的许多改革——卡利斯在文章里已经提到其中一些——从重新分配财富、权力和工作，到分享知识、土地和自然资源。尤其是全球分享这一框架，呼应了一种日渐广泛的认识：如果人类要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创造和平繁荣的条件，就必须在国际层面共同努力。

至于经济增长这个核心问题，与其把去增长当作政策框架或集体诉求来推进，也许更应该促使政府降低对GDP增长的优先重视，使它不再被视为通往繁荣的万灵药。公共政策应转向更恰当的目标和指标，在地球极限这一总体全球框架下，着重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不过，正如卡利斯正确指出的，除非各国政府找到更有效的全球问题合作方式，并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使它比目前更具包容性和民主性，否则这一范式转变就不可能发生。

玛丽·梅勒（Mary Mellor）

我尤其欢迎卡利斯文章中的两点：对照护的关注，以及认识到除了地方层面之外还需要在其他层面开展工作。

我想先谈几点关于照护的问题：

我觉得，许多去增长支持者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炊具、洗衣机、热水、吸尘器等家用设备，照护工作会是多么沉重的负担。这不是主张保留这些设备，而是说，家务会占去一天中的许多时间。在大多数共同体中，这项工作落在女性身上。相关文献中，男性作者花了那么多篇幅，欢迎闲暇时间的增加，这让我不安。
医疗和其他公共服务不容易地方化，特别是专科诊疗和专门培训。
地方社会往往一直在压迫女性；性别平等的许多进展，恰恰在于挣脱这种束缚。

从更积极的角度看，没有理由说，满足需要的供给经济不能建立在照护这种财富来源之上；我们可以在资源意义上去增长，同时在照护意义上增长。

关键在于货币从哪里进入经济。目前，新货币通过投资／贷款、利润／还款这一商业循环出现，然后点滴流入公共服务。我的建议是扩大公共货币循环，即创造公共货币——公共／社会支出——通过税收收回货币。如果把这些钱投向教育或照护，教育或照护就会成为财富来源，货币再从中流入商业部门。量化宽松表明，货币当局可以多么轻易地创造新货币；它们只需把钱给人民，而不是银行。新自由主义所称的赤字，更适合被理解为超额公共支出，即尚未通过税收抽走、仍在流通中的货币。这种无债务货币可以用于使用价值的交换。

罗伯特·佩尔克（Robert Paehlke）

我很欣赏吉奥尔戈斯·卡利斯的文章及其引发的讨论。我对经济增长的看法，与卡利斯阐述的观点有所不同。概括地说，如果去增长意味着能够坦然接受缓慢增长，我欢迎它；但我不认为经济收缩是必要的，也不认为它很可能发生。

只要能源与原材料使用的增长得到逆转，我对以货币衡量的经济增长就持开放、不作定论的态度。我接受伍珀塔尔研究所的研究，认为这是可能的。我觉得，可以对能源、物料投入和废弃物产出征收“吞吐量”税来实现。这种观点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思路相距甚远，却确实为经济增长以及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留下一些空间。成功限制能源与物质吞吐量，会不会使经济增长停止？归根结底，我并不排除赫尔曼·戴利所称的“天使化”国民生产总值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物质吞吐量下降，并不排除经济缓慢增长的可能，至少未来二十到五十年如此。

某些产品、服务和部门当然会显著收缩，包括采矿、化石能源、航空旅行，以及笨重低价商品的跨洲运输等等。其他相对温和的部门则不会受到严重冲击，虽然它们需要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更耐用的产品和回收投入品来作出调整。

第三类情况就有意思了。这里我的看法又与卡利斯略有不同。他把地方食物、可再生能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照护看作去增长范式的一部分。我还会在这张清单上加上其他部门，包括新媒体。卡利斯认为，这些事业往往是去货币化、非营利的；我则觉得，它们同样经常具有创业性质，而且通常规模较小。

在我逐渐形成的理解中，这种“新经济”既不是反资本主义，也不是去增长。它是一个新的经济领域，提供有意义的工作，而且常常把工作带到最迫切需要它的年轻人那里。参与者愿意谋得不错的生计，但他们同样希望在这一目标与社会、环境方面的考量之间取得平衡。在更理论化的层面，我开始区分既有的、由大企业主导的经济，以及由具有环境和社会意识的组织引领的新型创业活动。

这些众多转变的净结果会是增长还是去增长？我不作定论；我只是觉得，我们事先无从知道。我们知道，许多大企业会受到挑战，有些会消失。不过，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本身很可能存续。企业家适应的速度，对于改变经济至关重要。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找到办法，阻止大企业几乎按字面意义那样占有政府，阻挠必要的变革。如果允许人们创新和适应，人类非常善于寻找满足人的需要、甚至一时兴致的其他办法。

理查德·罗森（Richard Rosen）

如果问的是，相当富裕国家的经济在不久的将来应该做什么，而答案是“去增长”，那么我们问错了问题。我们需要更细致地理解，可持续发展——而非可持续增长——对于近期和较长远的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如果“去增长”意味着未来几十年GDP应当下降，我们就需要采取一种分析方法，更具体地分解GDP的构成。

我认为，即使在富裕国家，经济中的某些部分，如教育、医疗、养老和艺术，也显然需要大幅增加。有机食品生产同样如此，尤其是那些富裕国家的许多穷人目前买不起的营养食物。在思考“去增长”时，我们必须考虑富裕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对于世界其他地区，上述部门更需要加快增长。

判断GDP增长或下降是否可取，更好的办法是考察：GDP的哪些部门需要增长、哪些应该缩减；在全球哪些地方、什么时间发生；又应持续多久。未来几十年，全球GDP逐年的净变化会怎样，谁也说不准；但只要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可持续，而且世界的生态系统能够足够迅速地恢复健康，挽救大多数正在消失的物种，避免气候变化显著加剧，这个净变化究竟怎样，实在并不重要。

此外，从政治角度看，我觉得“去增长”这个词极不恰当，因为它更可能让人拒绝支持其背后政治主张中合理的部分，而不是把人吸引过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所拥有的商品和服务，都不足以维持体面而可持续的生活；“去增长”这个词必定会让他们以为，这项主张打算使他们永远无法拥有那样的生活。然而，按我前面所说，就真正需要做的事情而言，这种拒斥完全没有必要，也传达了错误的信息。如果我们讲清楚，世界目前生产的“坏东西”需要少一些，“好东西”需要多一些，就更容易在政治上与人沟通。然后，我们便能聚焦于真正重要的争论：哪些是“坏的”，哪些是“好的”；每个地区希望或需要各有多少；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

蒂尔曼·桑塔里乌斯（Tilman Santarius）

我很喜欢吉奥尔戈斯·卡利斯的文章，也很享受这场富有启发的讨论。有两个问题令我尤其感兴趣。

首先，这场讨论似乎反映出一种有趣的跨大西洋差异：为什么去增长之辩如此“欧洲化”？诚然，美国有不少科学家和非政府组织代表支持去增长，也产生了一些很好的出版物。但总体而言，它在这里似乎仍是一个很小的领域。相比之下，大西洋另一边的去增长却蔚为风潮。如今多数与去增长有关的出版物来自“老欧洲”；在去年的莱比锡去增长大会上，来自欧洲各地的2700位参与者创下了纪录。

其次，我们能否对增长保持不作判断的态度，或支持持续的绿色增长，全都取决于脱钩问题。（国民总）收入能否与能源和资源消费脱钩？文献通常区分绝对脱钩与相对脱钩。

但我认为，对于生态足迹很高的工业化国家而言，这个问题已经过时了。相对脱钩已不再是一个可选项，因为我们早已处于超载之中；不过，对于贫穷且资源使用量低的国家，相对脱钩这一概念也许仍有意义。如果能源和资源使用只是缓慢下降，例如下降幅度与GDP增长幅度相当，那么绝对脱钩也可能不够。我们需要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内，把资源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降至原来的十分之一。因此，工业化国家实际上需要的是“激进的绝对脱钩”：假设GDP继续以年均3%的速度增长，那么资源和能源使用的下降幅度就必须数倍于GDP的上升幅度。

我不确定是否真有去增长支持者要求立即开始收缩经济。相反，正如吉奥尔戈斯·卡利斯指出的，去增长是一种愿景，一次范式转变。这种范式转变从一个事实出发：激进的绝对脱钩，总的说来是乌托邦式的。这当然不会使我们面临的任务更轻松。如果平均增长率降到3%以下，现有的养老基金、公共支出、金融市场等制度都必须重新思考。挑战极其巨大。向环境可持续性转型，所要求的远远不只是制定环境政策。

可是，如果激进脱钩行不通，什么才是可行的替代方案？“绿色增长”、选择性增长或智慧增长等，在20世纪80年代本来会是很好的概念。可惜现在已经是2015年，生态足迹却一直、一直、一直在上升。站在悬崖边缘，只是走慢一点、走得聪明一点，或穿上环保的鞋子，是不够的。

安德斯·韦克曼（Anders Wijkman）

多年来，我一直追随并支持赫尔曼·戴利，也积极参与罗马俱乐部的领导工作，因此，我当然十分赞同这样的观点：有限地球上不可能有无限增长。不过，回到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报告，有必要指出，报告主要质疑的并不是增长本身，而是人类不断扩大的足迹。

当时，这一足迹还处于地球边界之内。但此后的发展造成了超载，也让气候变化、重要生态系统的过度使用、资源耗竭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方面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大部分超载源于工业化国家浪费型的生活方式。贫困仍然猖獗，超过30亿人每天靠不到2美元生活。

消除贫困需要能源和材料。围绕这些问题的南北紧张关系不可低估。近年来，我参加了相当多有关资源效率的会议，来自南方的参与者所表现出的敌意十分明显。很多人把一种资源使用更高效的经济视为对自身发展的威胁。

讨论必须考虑这一点，避免采用使争论两极化的语言。

技术能够、也将会帮助提高资源效率。迅速的技术转变，即经济数字化，提供了许多机会。能源技术的进步同样如此，特别是太阳能和储能。但仅靠技术不够。我们需要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也需要价值观的转变，摆脱由过度消费主义支配的文化。不过，在我看来，要在“去增长”的口号下实现这一切，将会非常困难。

正如蒂姆·杰克逊在《无增长的繁荣》（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中所写：“增长在环境上不可持续，而去增长在社会上不稳定。”我们建立了一个增长不可或缺的社会，无论谈的是企业、就业、税收、政府预算、金融市场，还是养老基金。整个社会都坚决反对去增长。

但还有另一个更多属于个人层面的问题。多数人都希望自己参与的事情增长，绝不希望相反。增长本身不是消极的。消极的是，人们只重视并衡量增长的数量，而不重视其质量。

一个重大问题——我们谈论它已有几十年，却始终没有变化——是如何衡量增长。GDP绝不是衡量财富的好指标。相反，它有很多缺陷。我们竟然不逐年评估自然资本存量如何变化，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我们希望许多事物增长：公共交通、可再生能源、健康、教育、自然资本等等。用一组福祉目标取代GDP，其中包括稳定的气候和健康的生态系统，我们就能开始朝正确方向前进。

改变商业模式，提供服务而不是出售更多东西，转向循环经济，我们就能让企业部门朝正确方向前进。

因此，我们确实可以做一些积极的事，开始改变航向。这类改变在性质上是积极的，大众不会像看待去增长那样，把它们视为消极的事物。马丁·路德·金博士没有一个“噩梦”；他有一个“梦想”。

在我看来，只有积极的叙事才能带来变革。而迄今为止，这种叙事一直缺席。

因此，与其发起去增长运动，我更希望我们共同发展一种积极叙事，在其中以质量而非数量的方式讨论增长和发展。毫无疑问，限制能源与物质吞吐量，必须成为这一叙事的一部分。但战略必须认识到短期去增长的危险——按杰克逊的说法，就是“社会上不稳定”——也必须认识到，规划一条在长期具有可信度的转型路线有多重要。

回应：为去增长这一替代方案辩护

去增长是一个“导弹式概念”，旨在打开一场被“可持续发展”共识压制的讨论。我的观点引发了如此活跃的交锋，说明它做得不错。下面我将回应五类总体批评，澄清并推进去增长的论证。

去增长具有颠覆性

第一类批评认为，去增长代表一种“限制性的消极愿景”（迈克尔·卡尔伯格），是噩梦而非梦想（安德斯·韦克曼）。这取决于观看者的眼光。对于参加莱比锡去增长大会的3500人而言，增长才是正在经历的噩梦，去增长则是梦想。去增长扰乱了那种把增长视为好事的常识性目光。正如赫尔曼·戴利所论证的，增长的社会成本大于其收益。凯文·安德森和娜奥米·克莱因则表明，它让我们更接近气候灾难。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它作为一种积极愿景加以维护？

一些评论我文章的人提出了两个理由。第一，去增长吓到了许多仍相信增长是好事的人。第二，“整个制度都坚决反对去增长”（安德斯·韦克曼）。好吧，如果科学家和教育者的职责是讨好舆论、迎合当权者，那么地球至今还会是平的。正如塞尔日·拉图什所说，去增长是针对世俗神祇“增长”的无神论主张。在现代社会，增长取代了宗教，为一切集体事业赋予意义。去增长有意采取颠覆姿态，颠倒什么被视为好、什么被视为坏。“去增长”这个词起初在某种语言里可能并不好听。问题在于让它变得好听。如果以《卫报》最近一篇认为去增长是个“可爱的词”的文章来判断，那么我们正在取得成功。^[1]

去增长不是最终目标。“分享”“公地”或“自主共生”（conviviality），都是去增长共同体使用的积极愿景。但如果这些未来要成为现实，就会伴随着物质和能源吞吐量的大幅下降，以及一种根本上“更简单”的生活方式。对“增长”的执迷，是大转型的主要障碍。克服对去增长的恐惧，把少拥有一些所带来的哀伤化为喜悦，是第一步。

少一些坏东西＋多一些好东西＝去增长

理查德·罗森等许多人提出的第二类批评认为，坏的不是增长本身，而是目前这种不经济的增长。在大转型中，照护、可再生能源和有机食品都需要增长。罗森主张，我们需要“少一些‘坏’东西……多一些‘好’东西”。谁会不同意呢？问题始于，我们觉得好的东西，别人却觉得坏。自由主义体现于“可持续性”这类共识性概念之中，宣称自己在相互竞争的利益面前保持非政治的中立。去增长则相反，它是一种有立场的主张：那些通常被算作“增长”的东西——高速公路、桥梁、军队、水坝——对“我们”去增长支持者而言是坏的；那些在进步的时间箭头上被视为过时的东西——共同体制度、新鲜的本地食物、小型合作社或风车——则是好的。也许，“去增长”并不是表达这一点的完美词语。即便如此，它也比“可持续性”或单独使用的“转型”之类中性词更好；后者是非政治的，任何人都可以把它们挪为己用。

“好东西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仍以增长的方式表述。年增长2%，就会让某样“东西”每35年翻一番。如果埃及最初拥有一立方米的物品，并让它们每年增长4.5%，那么在其三千年文明结束时，它就需要25亿个太阳系来存放这些东西。永久增长，即便增长的是有机食品，也很荒谬。是时候抛开增长这套用语，转而关注那些需要繁盛起来、在数量和质量上足以满足基本需要的好东西了。

我怀疑，罗森所主张、我也赞同的经济改造，能否维持增长。如果能够，那么就意味着绝对脱钩是可能的：经济活动继续增长，资源使用却下降。蒂尔曼·桑塔里乌斯和恩斯特·冯·魏茨泽克在评论中解释了，为什么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

我再补充三个理由。

第一，可再生能源经济产生的能源盈余，即能源投资的能源回报，将少于化石燃料经济。能源盈余较低的经济会更加劳动密集，因此也会更小。

第二，对经济作静态、分部门的观察，具有误导性。表面看来，可再生能源、教育和健康部门贡献的GDP增加，军事部门贡献的GDP减少，似乎就等于GDP的净增长，而且是“天使化”的增长。事实并非如此。太阳能板、医院或大学实验室，都是漫长生产链的终端产品；这些链条使用的初级与中间投入品，往往能源与资源密集。我举的例子也许有些过度引申，但英国具有标志意义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得到的补贴就来自靠武力保障、经苏伊士运来的石油。

第三，假设从一个资源密集的SUV经济，转向由普锐斯汽车和Kindle阅读器组成的“无重量”经济，吞吐量会下降，但只是一时。一旦转型完成，这个普锐斯—Kindle经济无论多么节省资源，进一步增长仍然会增加吞吐量。

赫尔曼·戴利说“这里有开展实证研究的空间”，是对的。我愿意追随罗伯特·佩尔克，对于转向“好东西”将如何影响GDP，保持“不作定论”的态度。不过，对于“未来全球GDP逐年的净变化究竟怎样……并不重要，只要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可持续”（理查德·罗森）这个判断，我没有把握。“我们”也许希望不作定论，但那些维护依赖增长的既得利益的保守派并不如此，看看他们对气候立法的反应就知道了。而且，“我们”也许不在意GDP升降，但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GDP下降是有问题的，希腊就是例证。如果大转型要发生，我们就必须思考哪些制度及社会政治过程，能让可能伴随它而来的去增长在社会上持续下去。

超越GDP，就是超越增长

第三类批评认为，问题在于GDP，而不在增长。如果我们只计算经济提供的好东西，例如“按摩”，把“石油泄漏”之类坏东西排除在外，就没有理由不希望增长了。

首先，无论增长的是什么，即便是“天使化”的GDP，永久增长都是一个荒谬的目标。我并不向往这样一个地球：人们疯狂地互相按摩，提供足以满足25亿个太阳系的按摩服务。

其次，GDP计算的是对当前经济制度真正重要的东西：资本流通，无论来自何处。欧盟决定把毒品和卖淫计入GDP，却不把无偿照护劳动计入其中，就是例证。GDP计算货币化价值的总量。企业利润和公共财政收入靠的就是它，这也是政府想要确保并稳定下来的东西。这个指标是一种附随现象；它是社会制度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即使著名经济学家不断批评GDP，它仍然屹立不倒。

我同意鲍勃·纳多的看法：主流经济学以还原论方式，执迷于把一种叫作效用、也就是“金钱”的同质数量最大化，这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但我还想更进一步。新古典正统的兴起与巩固，必须放在其社会背景中理解：首先是增长主义的胜利，随后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把金钱最大化，才是这个制度所关心的。正如塞尔日·拉图什所说，经济学家就是增长宗教的祭司；这话虽有些夸张，却切中要害。另一种经济学，将是向另一种社会制度转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去增长，但不是为了让“他们”增长

许多人在评论我的文章时指出，对于世界上仍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大部分人而言，去增长并不适用。他们的论点是：“我们”这些富裕、营养过剩的北方人，也许必须去增长，但“他们”这些贫穷、营养不足的南方人，仍然希望增长，也需要增长。这是延续增长主义意识形态最有力的话语，必须将其抛弃。

我们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些时期，都会觉得自己是“南方人”。我的希腊同胞告诉我，去增长不适合我们，因为我们如今贫穷而且身处危机。美国那99%的人有充分理由认为，应该去增长的是那1%，好让自己能够增长。即使向百万富翁调查，需要多少钱才会感觉经济上安全，他们通常也会说，是自己现有财富的两倍，无论实际收入多少。相对地位的比较，驱动并不断延续着对增长的追求。各收入阶层的经济不安全感，让每个人都不得不跑得越来越快，以免跌倒。而在经济危机中，当生活水平骤降、不安全感加剧时，对增长的追求又会以最强烈的方式重现，不过这一次，它成了进步事业。去增长永远都不会有合适的时机。

地球上那些无法获得水、公共卫生等基本物品与服务的人，也许占了多数；他们理应得到这些东西，而这可能需要更高的能源和资源使用量。

不过，这件事不必以增长这种荒谬的方式表述。它涉及的是再分配与充足。“我们”需要去增长，好让更接近充足精神的“南方”宇宙观和政治替代方案繁盛起来，例如 Sumak Kawsay 或 Ubuntu。南方的替代方案，在思想上被发展主义殖民，在物质上则被采掘产业殖民；这些产业以增长之名带来了破坏和贫困。

对于处于经济危机中的国家，我提出同样的逻辑。在希腊，我们不需要靠增长走出经济危机。我们需要提出扎根于希腊传统的其他充足模式，并将其化为具体制度，让我们能够不依赖增长而繁荣。

我对那些以他人之名说话的人保持警惕。他们提醒我，事情不像我这个精英知识分子所想的那样：“穷人”（原文如此）梦想的是等离子电视和法拉利，我们不能剥夺他们的梦想。我认识的多数人，包括我自己，确实有物质主义梦想：如果我们要在这个以相对地位为中心的社会里，继续做有尊严、有安全保障的成员，社会就会把这些梦想强加给我们。所幸，我们也渴望更简单的生活、共同体、友谊，以及许多与增长想象相冲突的东西。问题是，如何改变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让后来这些愿望得以实现，而不是满足我们最糟糕的占有欲。

超越增长的转型，就是超越资本主义的转型

资本主义是一套产权、金融与交换制度的组合，它创造无休止的竞争，迫使企业不增长便死亡。这种动态产生的盈余，又不断被重新投入进一步的增长。一个没有增长的社会，仍然可能有市场、某些形式的私有财产，或货币。但正如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和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所说，一个不增长、资本不再积累的经济制度，无论人们想给它起什么名字，都已不再是资本主义。产权、信贷和就业制度必须经过根本的重新配置，使整个制度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也能稳定下来。公民基本收入、公共控制货币等提案，就是这样的激进改革。

把经济考量与社会、环境考量结合起来的良性企业，例如蒙德拉贡或诺和诺德，“是罕见的例外”。艾伦·怀特在评论中指出了这一点，而这自有其原因。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最后的底线是利润。只有少数企业能够迎合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消费者，并以此扩大市场份额，从而兼顾环境和社会关切。正如乔治·蒙比奥所说，资本主义能卖很多东西，但它卖不了“更少”。

如果大公司象征着全球化的增长经济，那么分享型合作社就是地方化去增长经济的标志。罗伯特·佩尔克指出，他所了解的分享型企业未必信奉去增长价值观，也会追求一定利润。我的论点不是关于行为，而是关于结构：在一个不再增长的经济中，不依赖利润永久增长的劳动者或消费者合作社，具有天然优势。某些分享型企业具备适于去增长转型的特点，但并非全部如此。我区分了分享经济与AirBnB等资本主义公司的“出租经济”^[2]；后者无论多么创新，都在复制寻租和不断创造盈余的动态。

关于人口与移民的一段岔论

我把赫尔曼·戴利视为自己的思想导师，虽然从未见过他。除了他对移民的立场，我几乎在一切问题上都赞同他。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交流过；正如他在评论中所要求的，我还欠他一个更“有理有据的论证”。这里先谈几点想法。

第一，如果我们关心的是地球，而不只是那些碰巧位于我们“想象的”民族共同体边界内的森林与河流——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那部经典著作中的说法——那么移民就是好事。发达经济体使用资源的效率高得多。在给定收入水平下，与其等人们原来的经济体增长、变得更高效，不如让他们来到已采用高效技术的地方；这样可以节约更多资源。

第二，对于戴利所主张的南北方收入在全球范围内的“收缩与趋同”，移民和侨汇是一种迅速而节约资源的机制。

第三，没有证据表明，人口更多或移民更多的国家，会对自身环境造成更大破坏。人口、富裕程度与技术之间，以复杂方式相互影响。劳动与资源具有一定替代性；印度农村人口增长放缓，可能导致杀虫剂和燃油拖拉机的使用增加。哪一种对环境更坏，谁也说不准。在一个有限的地球或国家内，人口不可能无限增长，但反馈机制会确保人口不会无止境增加。在欧洲，以及越来越多的亚洲地区，生育率正在下降，人口注定会达到峰值。

第四，人口增长放缓、本地人口受教育水平提高，造成低薪杂务所需的廉价劳动力短缺。移民流入发达经济体，是资本主义对此作出的回应。没有证件、没有保障的移民，压低了劳动成本。和戴利一样，我也担忧“后民族国家企业封建主义”的前景。但回应办法，不应是把移民挡在门外，以此保护他们免遭剥削。移民是问题的结果，不是原因；问题在于全球化，以及资本无休止的增长需要。需要修正的是原因，而不是结果。

最后，人们离开出生地，在地中海上冒生命危险，不是为了好玩，也不是出于贪婪。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故乡的条件令人无法忍受。北方为确保资源供应而发动的殖民战争，以及北方过度消费所造成的生态系统退化，与此不无关系。可以提出一项人道主义论证：北方应该接纳那些它在南方助推产生的社会环境难民。

结语

安德斯·韦克曼援引蒂姆·杰克逊的话说：“增长在环境上不可持续，而去增长在社会上不稳定。”奇怪的是，他用这句话来反对去增长，坚持认为未来只有一条路，即依靠某种技术或社会奇迹，让增长变得可持续。一位评论者，阿尔·哈蒙德，为不远的未来将有水培、合成生物学、核聚变和超级计算机能力而兴奋不已。别把我算进去。我原来那篇文章的要点，就是这样的未来既不可持续，也没有必要，而且并不可取，至少对我们这些自认是去增长支持者的人而言如此。技术修补把成本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转嫁给他人、环境和后代。气候变化正是我们过去技术成就留下的遗产。我对杰克逊的理解不同：既然进一步增长不可持续，我们就必须推动那些能让去增长稳定下来的系统性和制度性变革。

22. 去增长社会里的树还会生长吗？

作者说明： 萨塞克斯大学教授安迪·斯特林是他那一代最杰出的可持续性科学家之一。在加入萨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所之前，斯特林长期投身环保运动；他的研究集中于国际环境治理、权力关系和科学政策。2015年2月，我在萨塞克斯大学作了一次演讲，由STEPS中心和全球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办，安迪到场听讲。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我获得利弗休姆访问教授资助，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工作。安迪对我这次演讲的回应分三篇发表于STEPS中心网站，总题为《超越增长与去增长的双重简化》。以下节选经过编辑，使行文连贯，其后附上我的反驳。

超越增长与去增长的双重简化（安迪·斯特林／Andy Stirling）

最近，我有幸听了吉奥尔戈斯·卡利斯的一场精彩演讲。主题是“去增长假说”；围绕这个假说，一场重要的全球行动者与学者运动，眼下正在蓬勃增长——颇具讽刺意味！

“去增长”有力地批判了所谓经济必须持续增长的观念。面对日趋不平等的消费所造成的全球性大规模破坏与不公，去增长批判转而设想让经济活动的总体规模普遍收缩；衡量这种规模的，并不是广义上的社会价值，而是狭义的货币价值。

那么，尽管我尊重这一分析及其许多倡导者，为什么对它所意味着的一切，我仍感到如此不祥？尽管这场研讨会的讨论十分丰富，我最强烈的感受却是：这将造成后果重大的自我挫败。其明显错误既在战略上，也在战术上；既涉及实质分析，也涉及实际影响。

这是很重的话，因此有义务加以解释。那个遭到忽略的核心问题虽然远非新颖，却非常简单：这难道不都取决于具体情况吗？增长……或去增长……究竟是什么的增长与去增长？

什么样的去增长？

吉奥尔戈斯有力地拆解了那些人为建构、服务于政治权宜之计的货币概念；他正确地指出，当今资本主义的大多数增长观念正是围绕这些概念编造的。但并非所有资本主义形态都同样痴迷于将货币视为价值的唯一裁判。而资本主义之外的制度，也表现出对经济增长崇拜的极强易感性。

尽管如此，吉奥尔戈斯像其他去增长分析者一样，正确地指出：那些塑造货币指标、令其看似天然清晰的实践与制度，实际上受到高度制约，目的在于巩固既有的特权与权力结构。没有那套塑造经济指标并赋予其意义的庞大基础设施，经济剩余、货币价值、财务会计或国内生产总值等抽象概念，都会十分模糊。

当然，货币的暴政在实践中远非抽象。它通过多种强制权力与刚性结构，最终通过有组织暴力的威胁加以施行。这也解释了，相关政治力量为什么如此压迫那些被它边缘化和剥夺的人，以及所有因害怕遭受这种排斥而受其控制的人。任何对世界切合实际的理解都必须承认这一点。吉奥尔戈斯对此的论证同样极具说服力。

但在一个日益不平等的世界里，对背后的政治动力形成切合实际的理解，至关重要。当前占据霸权地位的增长观念之所以被如此强硬地贯彻，并不是因为货币价值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物理量；甚至也不是因为货币直接代表了伤害的物质表现。

相反，正如吉奥尔戈斯也充分强调的，可以说不平等本身，就是那些塑造制度的力量中的重要因素；这些制度又决定货币价值，以及以货币价值计量的增长。这些力量反映了某些强大利益群体的诉求；把多样的社会价值压缩为狭窄得多的货币形式，会使它们获益。只有如此，社会活力与多样性才会变得便于由最有特权的利益群体攫取。

聚焦经济价值

换言之，经济增长教条一再强调必须不断增加的货币价值，之所以呈现出如今的量值，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为了让不平等不断积累，使塑造这些价值的结构与利益群体受益。在这种有害而倒退的意义上，被主动追求的不平等，既是增长模式的结果，也是其驱动力。

在支持并强化这些政治动力的努力中，没有什么力量比塑造认知本身更强大。于是，强大的压力随之出现，推动公众形成这样一种理解：唯一可以想象的增长，就是用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价值定义——一种高度取决于政治条件的定义——所衡量的增长。

毕竟，没有什么牢笼比让笼中人相信“别无选择”的牢笼更难逃脱。因此，如果连批评也用相同参数来界定，对这种自成一体、单维的经济主义价值观的现有霸权来说，那便是一场胜利！

这正是我认为“去增长批判”问题很大的一个关键原因。按照吉奥尔戈斯等人的表述，它即便出于最好的用意，也太容易让人们把过多的注意力进一步集中于它打算批判的那些数量上——物质消费和经济价值。而“去增长”这个词还似乎混淆了问题与解决办法，仿佛在批判所有种类的一切增长，这就加剧了问题。

这样看待去增长，非但无法颠覆货币价值的现有霸权，反而可能强化它。把狭义经济增长无可置疑的负面因素，与所有其他社会价值的增长混为一谈，就仿佛一切增长都必然以货币计量。或者，这暗示：如果积极的社会成长中有某个方面可以用货币衡量，那么它也一样糟糕。

这些印象有可能在潜意识中巩固恰恰由霸权本身施加的那种“别无选择”的宿命论，助长而非抵抗其背后的不平等动力。

多种多样的增长

奇怪的是，吉奥尔戈斯演讲的重心几乎完全落在增长的单一、狭窄的物质维度上，并以货币价值加以计量。之所以说奇怪，是因为他与其他如此狭义地界定去增长的倡导者一样，已经清楚表明：与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全球资本主义以倒退的方式痴迷的货币指标相比，还有许多社会价值可以积极得多、进步得多。

例如，吉奥尔戈斯正确而明确地指出，当今世界的“幸福”与“寿命”水平，都有巨大的改善潜力。换言之，就连在他看来，至少这些其他类型的价值，以及帮助实现它们的文化、制度和实践，也确有增长这一进步要求。

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吉奥尔戈斯提到的幸福与寿命之外，还必须加上平等、健康、福祉、正义、可持续性、照护、自由、充实感、教育、人类的繁荣发展和生活质量等社会价值。如果赋予社群定义自身价值的能力，还会出现更多。我们完全可以有意义地期待这些进步价值一一增长。

许多这样的特质——以及它们的反面！——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体验中，至少和构成货币价值基础的复杂而模糊的抽象概念一样具体。货币价值表面上很精确，但它们号称反映的那些物质生产模式，实际上要模糊得多，也更取决于观察视角和结构。

假如过去几百年来，精英们曾将如此多的注意力集中于这些其他社会价值，那么，围绕它们一定也能发展出文化、制度、实践与方法，使人产生同样具体、精确、可量化的印象。现代经济制度并非使社会价值形式化的唯一方式。

价值的力量

例如，在不同时空中，正是对“恩典”“高贵”“虔敬”或“同志情谊”等价值的虚假而僵硬的断言，帮助贯彻了同样鲜明的特权与压迫形式。这些价值一旦离开其文化语境，可能会被视为毫无意义，但这丝毫不会削弱它们如同货币价值一样、在各自政治环境中塑造各种动力的力量。

增长的多重含义，也不限于货币价值之外的多种社会价值。即使按照以物质消费或货币价值衡量的狭窄标准，朝更公正、更可持续的社会取得积极进展，也必然意味着某些实践、技术和部门要实现指数式增长。

具有进步意义的增长领域

因情境而异，具有进步意义的物质增长领域可以包括：和平解决争端、开源种子、生态农业、土地集体持有、合作社企业、可再生能源、社区公用事业、基层创新……等等。对任何关心如何进步地转型为公正且可持续社会的人而言，这些领域都需要大幅增长。

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与这些转型相联系的诸多可能的替代价值指标，任何一个都会自然而然地具有进步性。只要有机会，既有权力和特权势力就会——也确实在——对各种社会价值的构成施加服务于自身便利的压力，包括“正义”“幸福”，也包括任何技术或实践。某个特定框架究竟具有多大倒退性或解放性，最主要取决于它所生长的政治环境具有怎样的解放性质。

因此，与增长的支持者和——令人遗憾地——许多去增长批评者共同采用的那套单一物质参数化方式相比，显然存在一种压迫性更小的方式来对待增长：更加多元地理解社会可能成长的诸多方式与价值，以及那些根本不同的成长方式。解放的希望，就在于为相应的政治创造、争辩与实验打开多元空间。

而且，即使不全盘接受这一论证，也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当下两极化的增长／去增长之争的关键特征。那么，为什么我所见证的那类讨论，往往仍如此忽视这些意涵？似乎有时还有更具体的遮眼布在起作用，例如有意识地表演一种批判者身份所带来的安慰与诱惑？

对一个四面受困的左翼而言，这或许可以理解。但争取从不公与环境破坏中解放出来，是一种过于严肃的责任，不容陷入这种自我放纵。围绕去增长的问题太重要，不能仅仅缩减为一句口号。

迈向转型

当然，吉奥尔戈斯本人并没有这样做。去增长分析最鼓舞人心的地方，在于它间接凸显了多种生活与工作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更轻柔地对待地球、彼此相处。

在这类文献的许多地方，“去增长”这一过度简化的旗号下，真正倡导的是意义深远的进步政治转型，迈向根本上更公正、更可持续的社会。我敬佩这些抱负，并坚定地与之站在一起。

但恰恰是这种共同的承诺，让我极其忧虑：“去增长”这种狭窄的否定性框架，采用与经济增长本身相似的参数，究竟是不是倡导这些多种多样、既可能又必要的增长的最佳方式？

超越增长／去增长的陷阱

同这一领域的其他人一样，吉奥尔戈斯反复、不加限定地坚持：一般意义上任何种类的增长，都必然包含不可能实现的无限愿望，因而终将遭遇不可避免、不可妥协的物质极限的约束。

对于不加限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增长愿景而言，这当然成立。但若要普遍适用于所有种类的增长，就必须同样把它们看作单维的、数量性的、永无止境的。这种思维方式，具有讽刺意味地又与推动货币增长霸权实行压迫性简化的思维方式相近。如同政治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两极对立的双方似乎拥有比自己想象中更多的共同点！

吉奥尔戈斯曾举出一些非物质、非货币社会价值的对照例子，这些例子其实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增长可以是一个比那种令人沮丧的零和计算所暗示的更细致、更微妙的过程。但他没有继续探究。因此，除了价值多元性带来的挑战，去增长批判似乎还有一种危险：忽视“增长”一词可能意味着的诸多复杂过程。

增长一定有极限吗？以健康、平等、福祉、正义、可持续性、照护、自由、充实感、教育、繁荣发展和生活质量等重要的人类价值为例，增长的方向、构成——因而也包括其计量方式——不仅是多元的，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所讨论的，而且必然与情境、关系相关，并不断变化。它们既涉及变化尺度的差别，也涉及不同的拓扑结构。

然而，“增长”仍然适合描述这些更复杂的现象。毕竟，人们在日常语言中谈论“个人成长”，或关系、社群、团结的成长，用的正是这种多维含义。朋友叫你“长大一点”时，并不是让你“长高一点”！他们说的是形态，而不是大小。那么，为什么连批判性的增长观念，也必须被压缩为这样一种单一、单维、物质化的经济主义形式？

公允地说，显然吉奥尔戈斯和他的同道很清楚这一切。在演讲以及随后的问答中，关于这一点的讨论相当细致。然而，去增长的核心叙述仍反复强调：任何种类的增长，都必然意味着某种不切实际的无限想象。

同时又反复断言，以这种方式看待的任何增长，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自身纯粹数量极限的严格约束。复杂性似乎又消失了；它与新自由主义式地坚持某条单一而不可妥协的“底线”之间的相似性，以一种奇怪而隐蔽的方式渗透进来！

形态的增长

事实上，自然界与社会世界中充满了超出这些狭隘想象的增长方式。再举些例子：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形态增长呢？比如，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物种间的共同演化、个人的经历、关系中的共情、社群内部的网络、艺术运动中的感受力、传统中的知识，以及文化中的新价值？

这些都不是单纯的数量，也无法还原为单一指标。它们属于拓扑结构，而非数量尺度。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否认严格的生物物理极限，或在拓扑结构明确时否认增长的数量维度。它们就是不同。因此，狭窄的、以数量为基础的去增长观念，可能压制的不仅是对增长多元性的认识，还有对增长不同形态的认识。

因此，尽管必须遏制当前碳排放量或物质消费量等增长所产生的毁灭性影响，静态而单一的数量极限观念，却根本不适用于许多其他增长。“极限”对于拓扑结构的增长，并不必然具有意义。什么算作形态的增长，取决于情境；而关键问题就在细节之中。

所以，再问一次：为什么狭隘的去增长论证，如此严重地忽视这些更复杂、更为多样的增长维度、拓扑结构和动态过程？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要否定任何情境中的所有单一量化形式，而是促使我们思考：我们需要多种衡量方式，让每一种超越其他方式的局限。

如果只是从过分狭窄的“增长”观念，翻转到构成方式相似、同样狭隘且僵硬的数量化“去增长”观念，那么，我们可能更多地是在阻碍进步，而非促成进步。

寻求替代方案

结合前两篇博客讨论的问题，这些就是我认为有必要质疑去增长批判的原因——尽管我认同它背后的诸多动力。我相信，这些批评的意涵既影响深远，又非常切实。

若暗示对于一种被假定为单一的增长，唯一替代方案是同样狭隘、构成方式相似的数量化“去增长”，就会造成一种深层印象，可能无意间巩固了“别无选择”的霸权压力。而这又有可能引发适得其反的反应。

因此，狭隘的“去增长”批判若只是把批判对象的术语倒转过来，就可能适得其反，强化现实政治中现存的货币价值霸权。

这一切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替代方案如此清晰。政治可能性的杯子不是半空，而是半满！要求从根本上重新界定增长、使之多元化，而不是不加区分地否定任何增长，并不需要向当今依赖碳、沉迷消费、病态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贫乏的增长观念作出妥协；对它们的有力批判仍然可以保留。我们需要超越当前这场增长辩论。

当然，这对于积极行动的许多具体启示，与狭义去增长所导出的启示是共同的；去增长社群在支持这些行动方面，也做了大量出色工作。但如果对增长有更为多元的理解，便可能显著提高这些行动的成效、改善其现实政治前景，并降低其被颠覆的风险。

可持续发展目标

例如，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便提供了一个当下可行的起点。尽管存在诸多缺陷和不当妥协，许多SDG指标仍界定了多种非货币数量，连全球治理的高层机构也强调它们必须增长。这是一个利用“虚伪的文明化效应”的机会；如果只是狭隘地强调“去增长”，可能会错失它。

因此，主张以全新的方式思考、谈论和实践增长，使其比单纯的货币价值更为多元、更为复杂，并非白日梦。选择不仅在于“增长或去增长”，也在于为“多种增长”开展充满活力的民主斗争。

这也不必然意味着否定一切物质增长。对被排斥的社群，以及那些被边缘化的绿色基础设施而言，物质增长与经济增长必不可少。因此，多种增长的路径不一定像去增长那样，意味着拒绝以狭义经济标准衡量的增长。

相反，多种增长分析意味着：重新塑造并平衡按传统经济标准衡量的活动，同时让多样的文化、制度、实践和衡量方式发挥远为突出、活跃的作用。它们构成的社会价值多元性，远比当前资本主义攫取所依赖的货币或物质消费更为丰富。事实上，通过打开更广阔的政治空间，多元性本身就能推动可能赋权于人的突破性变化。

这些替代性的战略可能，也似乎带来了重要的战术优势。许多政治群体会因觉得“去增长”批判暗含不加区分的狭隘性而疏远它。无论这种印象是否正确，对其简单拒绝任何增长的怀疑，都可能削弱可持续性和社会正义运动的行动能力。

与其丧失动员这些潜在盟友的任何可能，不如运用其他形式的、多元的“多种增长”批判，来挑战狭隘的货币霸权。这样能够为广泛联盟提供更坚实的基础，而有效的进步转型始终需要此类联盟。

不只有“增长”或“去增长”

最后，我欣赏并赞同吉奥尔戈斯本人潜藏的乐观精神。事实上，我认为，狭隘的去增长批判恰恰可能侵蚀这种积极进步的能量。我们所挑战的倒退势力，偏爱一种据称单一、因权宜之计而强加的尺度；我们的选择并不只是这条尺度上的“增长或去增长”。

必须抵抗的，正是这种受限的单维选择本身所具有的贫乏与生硬。进步政治需要更彻底地挣脱狭义经济增长的束缚；不是把它倒置，而是让它多元化。我们需要的不是去增长，而是超越增长（outgrowth）。

回应：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增长（吉奥尔戈斯·卡利斯／Giorgos Kallis）

我十分感谢安迪·斯特林借我在萨塞克斯大学演讲之机参与讨论。我尤其感谢他建设性的参与，以及评论和批评中同道交流的语气。

安迪认为：“选择不仅在于增长或去增长，也在于为多种增长开展充满活力的民主斗争。”但我认为，他在这里误解了我的论点。我批判的是“经济增长”的观念与实践——这里是首字母G大写的Growth——它已经具有非常具体的含义与物质影响。我并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任何或一切“生长”，例如孩子长成大人，或种子长成树木。

安迪列举了即使我们放弃经济增长，仍需要“增长”的许多事物：“平等、健康、福祉、正义、可持续性、照护、自由、充实感、教育、人类的繁荣发展和生活质量”，以及“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物种间的共同演化、个人的经历、关系中的共情、社群内部的网络、艺术运动中的感受力……”

坦白说，我不理解安迪为什么坚持用“增长”来表述这些愿望。平等需要实现，或者接近，而不是增长；正义、可持续性或自由也一样。充实感、“人类的繁荣发展”和经历要“增长”？这是什么意义上的增长？在所有这些领域，我们谈的都是质的变化，是涌现、变化与演化的形态——安迪比我了解得多——而不是增长。从任何有意义的词义来说，物种之间的共同演化都不是一种“增长”现象。毕加索的作品和戈雅的作品一样好，戈雅的作品又和古希腊或古埃及雕塑一样好；那么，在哪一种意义上，谈艺术的“增长”才有意义？

安迪说：“我们说长大，并不是指长高。”正是如此：树木或儿童不需要以每年2%—3%的复合增长率无限生长。而幸福或福祉的上限是……“10”。再说一遍，我在演讲中批判的，也是我们去增长社群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对无限经济增长的需要——它是每家企业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保持竞争力而必须实现的增长的总和。大卫·哈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诸种矛盾中最致命的一种。我还要补充：这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繁荣发展所面临的最致命威胁。

不可持续性与增长

安迪说，“同这一领域的其他人一样”，我反复、不加限定地坚称，不可持续性是“一般意义上任何种类的增长的必然结果；它包含不可能实现的无限愿望，因而终将遭遇不可避免、严酷的物质极限”。

第一，我没有批评一般意义上的所有“增长”；我不反对某些可再生能源或社会保障供给的增长，但同样，它们只能增长“到”某个水平，而不是以复合增长率无限增长。

第二，正如我为“大转型倡议”所作的更详细论证，见上一章，“我们”——左翼生态主义者——希望看到的那些事物与服务的“增长”，不大可能促成GDP总量的增长，因为它们必定会降低生产率。只要我们准备好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运转，并相应地改变制度结构，这完全没有问题。安迪称赞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却回避了必要的根本性社会重组：只有经过这种重组，我们才能在一个没有增长、物质与能源使用大幅减少的世界中繁荣发展。

第三，我谈的不仅是“物质极限”。任何量以复合增长率增长，都会迅速奔向无穷大，这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命题。有谁怀疑，不妨算一算。^[3]经济增长很快就会终结——如果它还没有终结的话——无论原因是生态极限，还是如哈维所说，无法不断找到新的投资出路。^[4]

最后，我说反对任何种类的增长时，指的是任何种类的经济增长：无论绿色的、非物质的、天使般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这些增长愿景都认为年度增长率应当恒定，而且不宣告任何终点；它们全都荒谬。

安迪认为，这一批判只适用于“不加限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增长愿景”。不，它确实适用于一切经济增长愿景——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绿色或社会主义。它确实适用于所有没有明确回答“什么时候才算足够”的政治方案。除了经济活动无上限地增加，我不知道经济增长还有什么其他定义；神经元或共情的增长，并不是经济增长。

增长与其他制度

正如安迪所说，“资本主义之外的制度，也表现出对经济增长崇拜的极强易感性。”我想，他这里指的一定是苏联阵营，而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或原住民文明；据我所知，后者并没有增长崇拜。

人们可以争论：“社会主义”制度是否真的不是资本主义，或者是否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精英积累剩余，再将其投资于进一步增长；也可以争论，在军备竞赛背景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陷入了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增长竞争。

但毫无疑问，经济增长是资本主义的发明。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随资本主义兴起而出现的现象。此前的文明并不把生产、消费和交换看作一个统一的“经济系统”，也不认为这种系统需要加速商品与服务的流通。安迪说：“并非所有资本主义形态都同样痴迷于将货币视为价值的唯一裁判。”也许如此；我猜他指的是斯堪的纳维亚资本主义，或战后英国工党的实践。但据我所知，没有哪种资本主义变体拒绝追求经济增长和无限扩张。

一个思想网络

安迪强调了“认知……的力量”的重要性，并提出一个成立的观点：去增长若以同样的单维价值参数来定义自己的批判，便可能强化现有霸权。我与凯特·拉沃思就去增长的认知问题进行过详细辩论；随之展开的讨论，见本书下一篇，其质量不亚于我们的任何学术文章。

与安迪之间的误解，似乎部分源于：他接触去增长文献的主要渠道，是我的这次演讲。演讲中我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我将自己的目标限定为对经济增长意识形态的“无情批判”。因此，我使用经济增长自身荒谬的单维标准来批判它。由于只有40分钟，而且希望让听众带走一个核心信息，我没有详细展开去增长文献所倡导的替代方案；然而，只有先让我们的想象力与制度结构摆脱对GDP增长的单维追求，这些方案才能蓬勃发展。在我们最近的书中，我们提供了一座替代方案的“花园”——所以封面才那样设计——以及一系列鼓舞人心的能指，从“公地”“自主共生”，到“耗费”“照护”。去增长是一个思想网络，而不是增长的单维倒影。

令人不安的批判

最后，安迪提到了“有意识地表演一种批判者身份所带来的安慰与诱惑”，并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避免“陷入这种自我放纵”。他说明，这一评论并不是针对我；但既然它针对的是去增长社群中我的朋友和同事，我就不能让它轻轻带过——而且我更不明白，为什么去增长社群中唯独我可以被豁免。

首先，我实在不确定，逆流而上、明确批判经济增长与资本主义，究竟有什么令人安慰的。当然，身处一个社群能够帮助你不那么害怕；生活在欧盟也有帮助，至少眼下如此。世界其他地方的增长批评者与生态主义者，即使在印度或土耳其这样的民主国家，也没有这种特权。但请相信：听着一位美国畅销书作者兼电台谈话节目主持人直接引用我们的书，把去增长者——其中竟然还包括奥巴马总统……——贴上国家敌人的标签，说我们想要终结美国梦，这绝不令人安慰，也绝非什么自我放纵。^[5]

其次，我不认为，我的学生倡导去增长，会比制作漂亮的经济模型，或写“可持续性”之类更无害的话题，更容易建立学术事业。

第三，我确实佩服那些阻拦燃煤电厂或新建机场公路的“增长拒绝者”的勇气。把生命中的几个月乃至几年花在监狱里，没有丝毫自我放纵可言。

可持续发展目标带来了希望吗？

最后，我不确定，“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一个当下可行的起点”——安迪的原话——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已经伴随我们二十年；在这期间，环境管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每一条环境战线都发生了倒退，通常还以经济及其增长的名义进行。

固守这种过时、不触动冲突、去政治化——即掩盖了我们想生活在怎样的世界中的真实对立——的议程，这种没有实际效果、已被建制完全吸收的议程，又怎么不算自我安慰呢？

如果这场交流让人以为，我和安迪站在彼此对立的阵线上，那么让我说清楚：并非如此。我们都同意，经济增长不是出路；我们也都展望一个平等的未来，让照护、团结、正义、社会网络与公地蓬勃发展。

安迪承认：“货币的暴政在实践中远非抽象。它通过多种强制权力与刚性结构，最终通过有组织暴力的威胁加以施行。”面对如此强大的力量，去增长社群需要安迪这样的人所拥有的思想资源、帮助与贡献，才能让社会想象摆脱增长拜物教的殖民。我不确定，指出那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旦放弃经济增长，许多事物仍可能需要增长——是不是提供帮助的最佳方式。

23. “去增长”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词吗？

作者说明： 延续安迪·斯特林关于“去增长”一词具有误导性的批评，本章再收录两篇针对这一术语认知层面的批评。第一篇来自布赖恩·迪恩，他从认知框架的角度展开讨论；这一领域研究人们如何因概念呈现方式不同而作出不同反应。其中最重要的是乔治·莱考夫的工作；他最近出版了《别想那只大象！》^[6]，也就环保运动如何被呈现写过大量文章。布赖恩·迪恩师承莱考夫，经营着一个名为“新闻框架”（News Frames）的博客，发表对当下议题的思考，为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向公众表达诉求提供有益见解。以下文章解构“去增长”一词，并说明其问题何在。第二篇作者凯特·拉沃思，是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她以对行星边界研究的贡献著称，目前正在撰写《甜甜圈经济学：像21世纪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的七种方式》，将由兰登书屋出版。我在伦敦接受利弗休姆资助的那一年认识了凯特；她邀请我为牛津大学2015届环境变化与管理硕士项目作开学讲座。凯特喜欢我关于去增长的论证，但同样不认可这个词本身。2015年12月，我们在邓肯·格林广受欢迎的乐施会博客“从贫困到权力”（From Poverty to Power）上，就“去增长”一词是否有用展开辩论。我的回应也部分回应了布赖恩·迪恩提出的一些批评，或者至少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框定，没能改变我大脑中的突触。

“去增长”：一个有问题的经济框架（布赖恩·迪恩／Brian Dean）

“去增长”一词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指称某种环保运动。虽然它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标签，能够把观点相近的人团结起来，但就如何建立能够获得广泛认同、替代保守派所框定的“常识”的观念而言，它几乎无视了认知框架领域的所有建议。

我在此前一篇讨论经济“增长”框架的文章中，提到过这个问题。^[7]

对那篇文章的反应不一：有些人“领会”了，另一些人似乎认为我只是在谈语言。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认知框架关乎我们如何思考、如何形成世界观。几十年来，由于文化中的反复重复而不断强化于神经回路中的观念、信念与印象，并不能仅靠使用一种反对性的语言就消除，当然也有例外。^[8]

记住这一点，下面从“增长”的基础说起，列出“去增长”的若干问题。

“增长”框架的基础

“经济”的“增长”，是乔治·莱考夫所说的一种本体隐喻。说得直白些，我们借助“同一类型的实体或物质”来思考那些无法直接把握的事物，比如无法测量的复杂性。^[9]于是，数百万人各不相同的活动，被汇总为一个名为“经济”的单一实体，具有统一的“增长”属性。
这种隐喻性框定存在一些重要弊端；至少自国内生产总值被确立为一种“度量”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例如，“增长／不增长”的粗糙二元逻辑，仿佛“经济”只有两条路可走。又如，“增长”这一总量指标制造出一种危险的统一性幻觉，仿佛不同的“经济活动”——其度量彼此无法调和——可以有意义地揉合为一个单一数量指标。
“增长”作为多种人类活动之“总和”不断增加的隐喻，排除了质的差异。因此，它把滋养生命与摧毁生命的活动混为一谈，两者都可能被计为“增长”。反复聚焦“增长”，会降低质性框架在认知中的重要性，例如用来区分创造福祉或破坏环境等不同活动类型的框架。

“增长”极其容易被理解为自然且美好的，而缺乏增长则被视为糟糕、不自然的。这种观念普遍存在、根深蒂固，不大可能仅靠宣传“去增长”是好事，或类比某些增长被视为坏事的特殊情况——例如疾病扩散——就将其扭转。
市场意识形态与新教工作伦理相互强化着一种观念：“增长”是“效率”“纪律”“生产率”“勤奋工作”等的结果，也是对它们的道德回报。这套道德框架体系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文化。

“去增长”的问题

“去增长”并不是一个不同于“增长”的框架；它包含同样一套概念隐喻：一个实体，即“经济”，一个单一总量指标，即“增长”，以及一项自上而下的政策，其首要目标是增加、减少或稳定“它”。对“经济”而言，“增长”与“去增长”都是单一的数量目标。
尽管直接否定——例如“去增长”否定“增长”——在逻辑上似乎能够削弱某个框架，但它会在大脑中激活这一框架，强化其物理的、神经层面的基础。而且，通过认知语言学家称为“相互抑制”的过程，对强化或否定某个框架的持续关注，会抑制其他替代框架。
通常以国家为单位、把总量作为数量指标的“增长／去增长”框架，会同时强化市场资本主义和保守民族主义的概念图式。
民族主义图式包括思考“国家利益”时使用的“国家即个人”隐喻。在保守派框架中，这意味着国家之间的竞争；“国家利益”，也就是经济健康与军事实力，关乎财富与权力总量的最大化。这与国家经济“增长”，即“增长／去增长”的框定，相互关联、相互强化。

总之，用“增长”来思考“经济”的方式，在重要方面被“去增长对抗增长”的叙事强化了，包括对其他框架的抑制。在那种可称为保守派“直觉式”常识的观念中——经济“增长”与市场框架经过数十年的文化重复，使其广泛传播——“去增长”会让人“觉得”极不自然、邪恶，并且削弱国家。

如果“去增长”的倡导者还没有醒悟，我建议他们阅读并认真思考莱考夫的文章《为什么我们如何框定环境至关重要》。

永远不要接受右翼的框架：不要否定它们，不要重复它们，也不要围绕反驳它们来组织论证。那只会激活大脑中的这些框架，帮助他们。^[10]

附记

我收到的几条回应显示，有人混淆了对“增长”框架的批判，与对被当成现实的“增长”本身的反对。这类似于把地图与其所描绘的地域混为一谈。两位回应者都立刻坚称，自己批判的是框架，也就是把“增长”加总起来的隐喻的不充分性；可紧接着，他们又坚持反对“增长”，仿佛它是一种可触摸的现实，与自己前面的说法相矛盾。我认为，这种矛盾产生于：通过概念隐喻来思考，是一种新方法；一不留神，我们就容易退回到把旧框架当作实物的思维中，尤其是面对“增长”这类牢固确立的框架。

为什么去增长已经超出了它的名字（凯特·拉沃思／Kate Raworth）

去增长让我困扰的地方是：我实在无法说服自己使用这个词。

不要误会：我认为，去增长运动正在处理我们时代最深刻的经济问题。我相信，以无止境的GDP增长为目标而组织起来的经济，会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行星生命支持系统。因此，我们必须改变经济核心中的政府、企业与金融体系那种依赖增长的设计。从这一立场出发，我认同去增长运动的许多分析，也支持它的核心政策建议。^[11]

我有意见的不是其思想立场，而是它的名字。

原因有五个。

1. 不再停留于导弹

去增长阵营的朋友告诉我，这个词是有意挑选的，具有挑衅性，是用来引发辩论的“导弹词”。我理解，也同意冲击与不协调感可以成为有价值的倡议工具。

但根据我与各种各样的人讨论经济未来的经验，“去增长”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导弹：烟幕弹。把它扔进一场对话，就会引发广泛的困惑和错误假设。

如果你想说服某个人，他以增长为中心的世界观已经相当过时，那么就需要细致论证。但每当“去增长”这个词冒出来，我就发现，剩下的谈话都花在澄清它意味着什么、不意味着什么的误解上。这不是倡导变革的有效策略。如果我们认真想要推翻以增长为中心的经济思想的支配地位，那么“去增长”这个词就是胜任不了。

2. 界定去增长

我必须承认，我始终没能完全确定这个词的含义。按照 degrowth.org 的说法，它指的是“缩减生产和消费的规模，同时增进人类福祉，改善地球上的生态状况与公平”。听起来不错，但还不够清楚。

我们说的是经济物质体量的去增长——消费了多少吨东西——还是以GDP衡量的货币价值的去增长？这种区别至关重要，却很少被明确说清。

如果说的是缩减物质吞吐量，那么连“绿色增长”阵营的人也会赞同这一目标。因此，去增长需要说得更具体，才能显示自身的区别。

如果说的是缩减GDP——在这一点上，绿色增长与去增长显然分道扬镳——那么去增长究竟意味着GDP冻结、GDP下降、对GDP如何变化无所谓，还是干脆宣告根本不应该计量GDP？这些说法，我都曾在去增长的旗号下听到过；但它们十分不同，具有十分不同的战略后果。没有更明确的解释，我不知道该怎样使用这个词。

3. 向莱考夫学习：否定性框架赢不了

认知科学家乔治·莱考夫，是研究框架的性质与力量的权威。框架，就是我们通过所选择的词语和隐喻激活的世界观，而通常我们对此并无意识。他数十年来的研究表明：如果仍使用对手的框架，我们便不大可能赢得辩论。他的书名《别想那只大象！》^[12]恰恰说明这一点，因为它立刻就让你想到那个——你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在政治中如何起作用？以税收辩论为例。很难反对“税收减负”，也就是为富人减税，因为“减负”这个积极框架听起来实在太令人向往；反对它，只会强化税收是一种负担的框架。更明智的办法，是用自己的积极术语重新表述问题，例如倡导“税收正义”。

去增长是否落入了这个陷阱？在最近的一次网络研讨会上，我有机会亲自向乔治·莱考夫提出这个问题。他当时正在批评占主导地位的“增长”经济框架，于是我问他，“去增长”是否是一个有用的替代说法。他立即回答：“不，不是。首先，它就像‘别想那只大象！’——‘别想增长！’这意味着我们会激活增长的概念。当你否定某件事时，你就强化了这个概念。”

说清楚些，我知道去增长运动代表了许多积极、赋权于人的事物。贾科莫·达利萨、费德里科·德马里亚与吉奥尔戈斯·卡利斯主编的《去增长：新时代词汇》，内容丰富细腻，收录了环境正义、自主共生、合作社、简朴、自主和照护等许多精彩词条；每一个都是积极框架。让我望而却步的，不是罐子里的内容，而是罐子上“去增长”的标签。我愿意接受其余全部词汇，只是不接受这个标题。

4. 是时候驱散烟雾了

暂且对“去增长”这个词作最善意的理解，假定导弹已经落地，而且发挥了作用。运动正在壮大，有专门推进其思想的网站、书籍与会议。这很好。我们迫切需要这些辩论和替代性的经济思想。但总会有一个时刻，烟雾应当散去，需要有一盏灯引导我们穿越迷雾，一个值得追求的积极目标。我们需要的是灯塔，而非导弹。我们也需要给这座灯塔起一个名字。

在拉丁美洲，人们称之为“美好生活”（buen vivir），字面意思是好好生活，但其含义还要丰富得多。在非洲南部，人们谈论“乌班图”（Ubuntu）：相信一种普遍的分享纽带，将全人类联系在一起。英语世界的语言拥有超过一百万个词，难道不能试着找出一个同样鼓舞人心的说法吗？这当然不容易，但这正是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蒂姆·杰克逊建议使用“繁荣”（prosperity），其字面意思是“事情如我们所愿地发展”。^[13]新经济基金会以及许多人，则用“福祉”（wellbeing）来框定它。^[14]克里斯蒂安·费尔伯建议“共同福祉经济”（Economy for the Common Good）。^[15]还有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选择“人的繁荣发展”（human flourishing）。^[16]我认为这些说法都还没有完全切中要害，但它们无疑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5. 事关重大，还有很多要讨论

当前在去增长旗号下展开的辩论，是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辩论之一。但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个名字让他们退却。我们迫切需要用一种能吸引广泛参与的方式，表达一个替代性的、积极的经济愿景。以下是我目前想到的最佳表述：

我们现有的经济需要增长，无论它是否让我们过得好。

我们需要的经济应当让我们过得好，无论它是否增长。

这算“去增长”吗？我其实不知道。但我知道，每当我在辩论中这样表述，许多人就会点头，而讨论很快就转向：当今政府、企业、金融与政治的设计，如何将我们锁在一个非增长不可的经济之中；以及需要做些什么，才能摆脱这种锁定，转而在维护生态完整性的同时追求社会正义。

如果我们终究要形成足以改变主导性经济叙事的关键力量，就必须重新框定这场辩论，吸引更多人加入。

以上就是我认为去增长已经超出其自身名字的五个原因。

我猜想，去增长阵营的一些朋友会对这篇博客——我自己的小导弹——感到恼火、沮丧，或叹一口气：又来了，我们又得把基本概念解释一遍。

如果如此，请留意：当你发现自己不断需要解释基本概念、反复澄清同样的误解，就说明思想的呈现方式出了问题。

相信我，答案就在名字里。是时候换一个新框架了。

凯特，你错了：去增长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词（吉奥尔戈斯·卡利斯／Giorgos Kallis）

我的朋友凯特·拉沃思“无法说服自己使用”去增长这个词。以下是我使用它的九个理由。

1. 定义明确

“去增长”已经足够明确。它当然不比“平等”更模糊，也不比“经济增长”更模糊——增长的是福利，还是活动？是货币化的活动，还是所有活动？如果只是货币化活动，我们为什么要在意？除了批判永久增长的荒谬，去增长还意味着，从富裕者开始，减少全球的碳足迹和物质足迹。

“绿色增长阵营”也希望实现这种减少，但它认为GDP增长是其必要条件，或者至少与之相容。去增长则不这么看：GDP很可能也会下降。如果我们为了过得好而做正确的事，例如设定碳排放上限，如果我们把利润经济转变为照护与团结的经济，那么按GDP衡量的经济就会缩小。凯特同样呼吁“让我们过得好、无论它是否增长的经济”，并主张让我们摆脱增长的“锁定”。德国人把这称为“后增长”，我对此没有意见。但这个词多少美化了挑战的规模：把能源或物质使用量减半，并改造、稳定一个收缩的经济，而不仅仅是“不增长”的经济。“去”增长中的冲击感提醒我们：不能既保有蛋糕，又把它全部吃掉。

2. 与合适的人展开合适的对话

你是否有过这种感觉：“我和这些人待在同一个房间里，到底是在干什么？”耳边听着“双赢”，眼前看着图表：随着市场把“外部性”内部化——原文如此！——社会、环境与经济在爱的三角关系里彼此拥抱。好吧，如果你投出“去增长”这枚导弹，就不会被邀请进这些房间。这是好事。马克思不会惦记着与资本家同桌，去说服他们接受共产主义。

为什么要假装我们意见一致？我从没有过一场关于去增长的无聊或混乱的对话，眼前这场就是例子。情绪高涨，核心问题被提出来：我们在进步中失去了什么吗？过去有什么能留给未来？制度变革有可能吗，又如何实现？但要展开这些对话，你就需要了解去增长，并为之辩护。

3. 任务尚未完成

凯特请我们想象，“导弹”“已经落地，而且发挥了作用”。问题在于，导弹确实落地了，但还没有发挥作用，因此尚未到“继续向前走的时候”。微软的拼写检查仍不停地把degrowth改为regrowth。左右两派都把去增长视为异端。经济学家一听到“去增长”，就面如死灰。生态现代主义者描绘一个由核能驱动、由转基因作物供养的物质无限丰裕的未来，占据新闻头条。最近一本书把去增长者称为“马尔萨斯主义者”、生态紧缩主义者和“崩溃色情上瘾者”。连激进左翼联盟这样的激进政党，都曾喊出“增长还是紧缩”的口号。增长意识形态比以往更强大。20世纪70年代，对增长的批判广泛存在，政治家愿意考虑它，经济学家至少觉得自己必须回应。

4. 一个充满活力的社群已经存在，这是不可逆转的事实

在巴塞罗那，我们二三十个人经常见面，阅读和讨论去增长，做饭喝酒，去森林，也去参加抗议。除了去增长把我们聚在一起之外，几乎所有事情我们都有分歧。在莱比锡举行的第四届国际会议上，有3,500名参与者，大多是学生。闭幕全会之后，他们跟着乐队走上商业街，举起反消费主义的标语牌，并封堵了一座煤炭工厂。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想来巴塞罗那研究去增长。如果你亲身感受到这股不可思议的能量，就会发现去增长是一个美丽的词。但我也理解，在别的环境中使用它有多困难：在伦敦访问半年之后，我觉得自己成了那个执意谈去增长的古怪、尴尬的人。

5. 为什么我们必须一直积极？

我来自地中海。那里的进步看起来不同；那里的文明在几个世纪前就已达到顶峰。塞尔日·拉图什说：“去增长被看作消极的东西；在一个要求人不惜一切代价‘积极思考’的社会里，这是不可原谅的。”“要积极”是北美人的发明。请让我们“消极”一点吧。我受不了那么多幸福。悲伤、牺牲、照护、荣誉：生命并不只是感觉“更好”。

对于心灵上的南方人，无论来自全球北方还是南方、东方还是西方，这种不断改善、不断提升的观念始终显得别扭。不理性地耗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产物，拒绝改进、拒绝变得“有用”，自有它的魅力。否定自己的重要性，是对增长核心中的新教伦理的一剂解药。让我们抵抗必须积极的要求！

6. 我不是语言学家

莱考夫教授说，我们不能告诉别人“别想那只大象！”，因为他们会想到一只大象。我有什么资格质疑他？但转念一想，无神论者反对神灵的斗争做得相当不错；想要废除奴隶制的人也是如此；不幸的是，要求“去管制”的保守派也一样。他们把某种否定性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战斗口号，瓦解了对手主张中那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善。酷儿运动把一个侮辱性称呼变成了自豪。这就是颠覆的艺术。有哪种语言学理论解释它吗？

这与莱考夫批评美国民主党人的情况不同。民主党人接受共和党人的框架，只提供比较温和的替代方案，例如“少一点紧缩”。“绿色增长”就是如此；去增长则是对增长的颠覆性否定：一只蜗牛，而不是一头瘦一点的大象。^[17]《卫报》的语言专栏作家斯蒂文·普尔觉得去增长“可爱”。^[18]当大多数人认同他，觉得蜗牛很可爱时，我们就走上了“大转型”的道路。

7. 无法被收编

“美好生活”听起来很棒。谁不想“过得好”？拉丁美洲人确实将其牢记于心：连接巴西与厄瓜多尔、穿越亚马孙地区，并沿途植入“创意城市”的公路，是一项“美好生活”工程；玻利维亚的核能计划，是美好生活规划的一部分；委内瑞拉的一张信用卡，也叫“美好生活”。这让我想起了“乌班图可乐”。没有人会以去增长的名义修建公路、建造核反应堆、发放更多信贷，或销售可乐。正如乔治·蒙比奥在一篇文章里所说：资本主义什么都能卖，唯独卖不了“更少”。

去增长会被紧缩主义者收编吗？有可能，但不大可能；紧缩总是以增长为理由。没有增长，资本主义就失去正当性。会被反移民者收编吗？很可怕，但并非不可能；法国已经有人试过。这正是我们不能放弃这个词的原因：我们必须发展并捍卫它的内容。

8. 它不是终点

无限去增长，与无限增长同样荒谬。关键是废除增长之神，建设一个足迹较低的不同社会。为此，确实有一座“灯塔”：公地。^[19]但必须是规模缩减后的公地。点对点生产和共享经济同样使用材料与电力。去增长提醒我们：不能既保有蛋糕，又把它全部吃掉，即使那是一个通过数字化制造出来的蛋糕。

9. 它让我的研究更聚焦

我努力与生态现代主义者、绿色增长者、增长经济学家，以及马克思主义发展主义者，争论增长是否可持续。这种坚持为去增长辩护的做法富有成效，因为它催生了别人不会提出的研究问题。当然，我们在理论上可以使用更少的材料；但那么，为什么物质足迹仍在增长？在一个收缩的经济中，工作、社会保障和货币会是什么样子？深信绿色增长的人，不会问这些问题。

凯特并不深信绿色增长；她赞同我们的十项去增长政策建议：^[20]工作分享、债务大赦、公共货币、基本收入。但她问，为什么一定要以去增长的名义提出？因为我们承担不起保持中立的代价。无论研究还是设计，将这些建议视为刺激经济、重启增长的手段，还是管理并稳定去增长的手段，区别都极其重大。

去增长仍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词。

24. 去增长将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

作者说明： 布赖恩·戴维著有《信条：危机世界中的经济信念》。他长期从事社区组织工作，也参与Feasta智库的活动，目前住在英国诺丁汉。戴维为我参与主编的《去增长：新时代词汇》撰写了一篇深入书评。以下是该书评的删节版，其后附上我的回应。

一种非常乐观的去增长版本？（布赖恩·戴维／Brian Davey）

……我认为，这本书本应探讨：去增长是否主要会是一个非自愿的过程。让我试着解释，我所理解的区别是什么。

所谓“自愿去增长”，我指的是一种未来愿景，人们推广它，是因为认为它优于增长经济。例如，它包含一些变革建议，而在把增加产出视为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增长经济中，这些建议得不到关注。伊万·伊里奇的“自主共生的工具”就是一例：创造某种工具，使“关系、认可、快乐，以及总体上的美好生活获得空间，从而减少对工业化和消费主义体系的依赖”，正如马尔科·德里乌在他撰写的章节中所解释的。因此，我所谓的“自愿去增长”，主要是一种法国思想，有时被称为“自主共生式去增长”（décroissance conviviale）：一种对社会的文化与社会批判，对社会可能如何存在的另一种“想象”。

所谓“非自愿去增长”，我指的是这样一种未来观：无论我们喜欢与否，生产经济终究都会收缩，可能以混乱的方式，也可能通过崩溃。因此，去增长运动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为这种收缩做好准备，并减轻其冲击。与其说这是社群和社会主动选择反对增长，不如说是社群寻找办法，应对经济终究收缩时必然遭遇的困难。例如，转型运动——本书几乎没有提及它——一直认为，“能源下降”会在不远的未来发生，而让社区做好应对准备，是一项紧迫任务。

在应对这一被我这样的人视为终究会发生的过程时，转型运动强烈主张，要尽量把局面变好。它希望“将不得已之事化为美德”，在风暴的乌云中寻找希望。有人提出，人们或许会惊讶地发现，生活质量其实能够提高。因此，转型运动也致力于复兴社区、社会关系和多种创造力。它倡导的项目，例如城市园艺，与自主共生式去增长并无二致。但其出发点与其说是选择一个不同于增长经济的社会，不如说是在未来收缩所带来的艰难条件下，把即将发生的事情尽量处理好。

在我看来，本书的一个弱点，是没有充分揭示并强调这些区别。实际上，多种未来都有可能。例如，我们可以设想：非自愿去增长已经发生，即物质生产收缩了，但速度仍不足以使碳排放以所需速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需要“封顶与分享”（cap and share）制度来加快减排，也需要物质生产的自愿去增长，以加速这种非自愿收缩。

减少允许开采的化石燃料数量，让大部分燃料留在地下，会使经济去增长。但仅靠这一点，恐怕不足以避免失控的气候变化。因为二氧化碳已经超过限度，任何新增排放都会加剧危险。因此，必须从大气中移除大量二氧化碳。这是另一项紧迫的未来任务。然而，移除二氧化碳即使可能，也大概只能通过大规模土地修复与恢复植被，运用永久农业等生态设计方法，将二氧化碳锁定在生物质中。在我看来，碳移除或碳封存应该成为另一个独立章节的概念。但书中没有，也没有考虑增强碳汇。

概括以上几点的一种说法是：编者汇集的是一个主要持乐观态度的去增长版本。我不认同这一看法。将编者的思路与丹尼斯·梅多斯的态度相比较，很有意思；梅多斯是1972年《增长的极限》研究团队仍在世的成员之一。20世纪90年代，他不再相信人类能够充分应对增长极限的危机，并认为如今崩溃已不可避免。

澳大利亚学者格雷厄姆·特纳已经进行了30年和40年的追踪研究，将1972年《增长的极限》计算机模型在“一切照旧”情景下的预测，与实际发生的情况进行比较。他的结论是，两者基本吻合，而且转折点将在2015年出现。^[21]

区分自愿与非自愿的转型十分重要。如果转型不是至少部分地非自愿发生，就极不可能有足够多的人主动朝去增长者认为至关重要的方向调整生活方式。同时，我们所描述的，是一个死亡率将会上升、令人不愉快的历史时期。

风险厌恶、前景理论与生活方式组合的瓦解

丹尼尔·卡尼曼的“前景理论”^[22]也是本书缺少的一个观念。它表明，人们围绕他所说的“参照点”来组织生活；当需要从这些参照点后退时，人们会表现出强烈的“风险厌恶”。参照点可以是一个人已经习惯的收入水平，因此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支出数额，即某种大致适应该收入水平的生活方式所对应的花费。我的理解是，收入下降不受欢迎，不仅因为拥有的东西减少了，也因为人们必须调整生活细节的组织和管理，形成新的支出模式，而这需要思考与注意力。花的钱减少了，但思考钱要花在哪里的时间却增加了。这是一种不受欢迎的额外心智负担。若变化很大，就必须调整每小时、每天、每周的整套购买模式，并可能影响居住环境、关系、日常交通安排等。

正如编者在后记中所写，稀缺是社会性的，社会能够生产远超基本需求的东西；这样写当然可以，但没有回应人们安排日常生活时最担忧的问题：如何让自己的“生活方式组合”保持足够的平衡，以免生活陷入混乱。生活处于平衡状态的大多数人，其收入大致能够满足居住需要，居住条件又必须适合其关系状况，比如适合与伴侣及受抚养人同住。这些条件必须与工作及其收入、时间要求和通勤要求相匹配，也必须与工作技能及家庭责任相匹配。平衡生活需要心智与情感上的劳动；一旦这种平衡似乎要瓦解，就会令人恐惧。

最大的恐惧，是一场全面的生活危机，使所有这些事情同时崩解。例如，一个人失去工作之后，可能无法偿还债务——比如房贷——或支付租金，因而失去住处。在随之而来的压力与实际混乱中，他的关系也可能破裂。上一次经济崩盘期间，许多人最终无家可归，独自住在帐篷或汽车里。还有许多人精神崩溃，也就是完全失去方向，情绪极端激烈，无法正常生活。^[23]

作为“救生艇安排”的实践项目

全面危机的问题在于，大批人可能发现自己陷入了上述处境，因而需要城市农场、食品合作社、维修养护工坊、重返土地项目、替代货币等“救生艇”安排，让自己不至于沉没。他们需要这些项目提供新的社会关系，使自己能够重新开始、恢复信心、“再造生活”。我觉得，多数人会因为选择拒绝增长经济，而加入这些项目、围绕它们组织生活，这不太可信；当然，会有一些人如此。但如果增长经济正在崩解，人们届时加入这些项目，就并非不可信。我见过社区花园对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能有多大价值。

在全面崩溃之前，大多数人仍会与主流经济捆绑得太紧。但一旦崩溃发生，局势就会非常危险，这些项目必须已准备好接纳并支持人们。因为当所有选项看起来都很糟时，人们就会失去风险厌恶，准备放手一搏：例如把剩下的一点财产拿去赌博；或者，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加入犯罪团伙或极端主义运动，以生命为赌注。

韧性：另一个缺席的词

描述这组问题的词是“韧性”。不幸的是，韧性也是本书中缺席的概念。韧性关乎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组合”、一个社群或一个社会，在灾难性崩溃之前，能够承受多少压力而继续运转。它关乎系统中的临界点或阈值；这些临界点或阈值，反映了系统的复杂程度与相互依存程度。

塞尔吉奥·乌尔贾蒂所写的“熵”一章，本应使这一点清晰起来；该章讨论低熵能源在维持系统中的作用。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的低熵能源供应，不只是为了生产足够多的“东西”。在“枢纽相互依赖关系”中——即交通系统、交易与金融系统、计算机控制的生产系统，以及全球供应网络中——能量转换用于维持一整套极其复杂的组织结构持续发挥功能。如果能源不在了，复杂性就会退化，系统停止运作，组织分崩离析。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当能源与资源供应冲击扰乱枢纽间的依赖关系时，这些相互关联的结构究竟有多大韧性？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能源及其他资源投入的减少，但超过某个限度，就可能彻底崩溃。当组织安排完全崩解时，可能什么也生产不出来，因为工人失业、生产系统闲置、银行破产，一切停滞。那时不是石器时代水平的生产，而是完全没有生产。没有，一点也没有，什么都没有。〔译注：原文依次使用德语“Gar nicht”、法语“Rien du tout”和加泰罗尼亚语“Res en absolute”反复强调。〕

以下引文出自我在Feasta的同事大卫·科罗维茨，揭示了问题所在：

2000年9月，英国卡车司机不满柴油税上涨，封锁了炼油厂与燃料配送站。加油站依赖准时制补给，因此影响迅速显现。封锁开始后不到两天，英国约半数加油站已无油可供，对工业与公用事业的供应也开始受到严重影响。最初的冲击落在运输上：人们无法上班，企业无法获得补给。随后，影响开始扩散到整个系统。

抗议在五天后结束；此时，超市开始出现库存告罄，制造业的大部分部门即将停工，医院开始只提供急诊服务，自动取款机无法补充现金，邮政服务也受到严重影响。超市和加油站出现了恐慌性抢购。据估计，第一天过后，全国总产出平均损失了10%。令人惊讶的是，在扰乱最严重的时候，英国公路网上的商业卡车交通量，仅比平均水平低10%—12%。^[24]

请注意，商业卡车交通量只减少10%—12%，英国社会就几乎要分崩离析。不难想象，某些紧急状况会让许多人的“生活方式组合”瓦解。

气候变化、气候政策、超调、非自愿去增长、崩溃、风险厌恶、惯性、韧性……在我看来，这一整组概念与词语都应该出现在这本词汇书中，但它们没有出现。

一本用英语写成的法国书？

这本去增长著作汇集了51篇极短的文章，作者几乎全是学者，其中16位来自巴塞罗那大学。虽然它声称是第一本关于去增长的综合性英语文集，但对于去增长的含义，它呈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南欧学术视角。这反映在编者的选题中；他们显然深受法国左翼思想家的影响。因此，在我看来，许多章节与部分英国、美国作者所写的章节放在一起，显得不太协调，因为这些作者中有些人从不同的分析前框架出发。我并不反对一本书的作者具有不同出发点，但这使编者承担一种特别责任：帮助读者理解这些差异。这也让我好奇，英国和美国作者会怎样看待书中那些自己未参与撰写的部分。

由此，我要谈到本书中确实出现的一个词，也是编者似乎格外热衷的词：“耗费”（dépense）。编者讨论这一概念的篇幅超过其他任何概念，尤其在后记中，他们最后两句突然变成了法语口号：

Vive la décroissance conviviale. Pour la sobriete individuelle et la dépense sociale.

自主共生式去增长万岁。为了个人的节制与社会的耗费。

既然社会耗费被如此突出地强调，理解它显然十分重要。如果要让这一概念“可操作”，我们就需要知道，如何在见到“耗费”时认出它。实际上，读完之后，我依然觉得自己不清楚它的含义。

我理解“耗费”的一部分困难在于，它又是一个来自法国传统的词，而我对此并不熟悉。保留法语“dépense”，而不干脆译成英语“expenditure”（支出），就会让读者以为它包含更复杂的含义，必须投入更多努力才能把握。

不幸的是，下了很大功夫之后，我仍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理解了这个词。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理解了“耗费”一章的作者奥诺弗里奥·罗马诺和编者希望人们在去增长语境中怎样理解它，因为这未必与巴塔耶的理解相同。下面，我尝试把这一思想转成某种自己能够理解的术语，但并不能完全确定是否把握正确。

增长意识形态的动机基础之下，是主流经济学的稀缺观念。如果商品和服务永远不足以满足人类需求，似乎就意味着，生产得越多越好。这就是支持增长的简单论证。因此，去增长倡导者会被巴塔耶吸引，是可以理解的；他将稀缺观念颠倒过来，在他的思路中，经济的问题不是如何处理稀缺，而是如何处理“过剩”。

按照巴塔耶的说法，能量“极度丰裕”，远远足以满足生物或人类的基本物质需要。利用能量来满足这些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的那部分劳动，可以被视为“役使性的”：它服务于、也仅仅再生产着我们的动物性存在。当我们决定如何处理超过最基本需要的剩余时，才进入一个自由领域，在“超越役使性的能量形式”中真正运用自由。

对罗马诺与编者来说，这是他们希望置于“去增长”核心的关键概念。编者向我们保证，稀缺“是社会性的。自石器时代以来，我们拥有的东西，就已经超过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所需”。

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满足于个人的基本生活水平，再以民主方式组织大家如何共同“浪费”剩余，用于发展人性的非役使性目的；相反，我们积累剩余，并将其投资于进一步扩大生产的新技术。于是，我们让“经济”生产越来越多东西的能力不断增长，直到它威胁生态系统。与此同时，我们把浪费剩余的过程私有化、个人化了。“随着社会的个人化，个体通过小规模的权衡承担浪费的负担：从性变态，到酗酒、赌博和炫耀性消费。”^[25]

那么，替代方案就是保障每个人过上朴素的生活，并将“耗费”——对社会剩余的非生产性使用——社会化。

这个表面上颇具吸引力的思想，或许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述：如果想停止增长，就必须停止积累生产性资本。也就是停止创造更多技术装置和基础设施，不再让它们在转换能量的同时，将更多物质吞吐最终转化为更庞大的废物流。在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大多数人不会有足够的钱储蓄；任何剩余都会交给民主机构支配，但不得用于会使经济增长的生产性事务。按照编者的说法：

我们想对节俭的生态主义者说：与其“善用”资源，进一步加速新资源的开采和环境退化，不如将资源浪费在公共建筑的黄金装饰上，或在盛大宴饮中喝掉它们。这是逃脱杰文斯悖论的唯一途径。推动增长的是积累，不是浪费。即使在一个人人节俭、社会代谢规模缩小的社会中，仍会存在剩余；如果不想重新激活增长，就必须把这些剩余耗费掉。^[26]

我想，自己领会了这里论证的大意，但不能完全确定已经充分理解。部分原因是，我不确定“能量”一词究竟指什么：它是否就是因石油峰值而正变得稀缺的那种能源，还是这里采用了更宽泛的词义？另一个让我不确定的原因，是这一分析背后隐含着一种我同样不理解的心理学。例如，罗马诺认为，“个人化的耗费”没有达到足够的规模：

大量能量仍未得到使用，继续流转，并给人类带来压力。由于缺少制造有意且象征性的灾难的工具——即仪式性的集体耗费——增长社会的居民开始梦到这些灾难，并渴望一场“真正的”灾难。^[27]

这里似乎不仅是在说，耗费是一种消散资源、使之不被经济积累的手段，也是在说，耗费具有管理大众情绪的功能。如果我理解得没错，那么这里描述的就是治疗师所说的“宣泄”：释放强烈情绪，从而获得缓解，否则这些情绪可能被引向真正的破坏。

如何让耗费可操作？

如果我对这些思想的理解正确，那么接下来就有一大堆问题。例如，社会耗费如何组织、如何管理？如何决定、由谁决定，什么是可以接受的基本供给水平，什么又是应当销毁的“过剩”？如何识别“过剩”，然后在以无用的方式“浪费”之前将其“社会化”？我想，通过保障基本收入并设定最高收入，再以税收收走其余部分，我们可以把这部分称为“过剩”。但作者真的想把这些过剩全部花掉，一点也不投资吗？例如，所有建筑和其他公共基础设施，一如既往地都会折旧；难道不应该留出资源用于维修与更换吗？设备需要更换，而替代设备又是“升级版”时，也会产生“增长”。这在耗费的框架中应如何定位？

此外，“社会耗费”究竟是什么？在最后一页，编者列举了一系列例子：集体宴饮、奥林匹克运动会、闲置的生态系统、军事开支与太空旅行；他们还提到，民主与协商机构在这些选项之间作选择时面临的压力。

我先搁置“闲置的生态系统”是什么这个问题，转而提出其他问题。作者隐含地相信，“民主与协商机构”能够对抗军工复合体，阻止它索取剩余，这令我惊讶。

考虑到既有权力结构，如果个人节制与社会耗费的观念没有变成最新版的“面包与马戏”，那才令人吃惊。大众最多只能维持非常基本的生活水平，而政治精英则会为最新到访的国家元首举办宴会，把所有人拉进大型表演活动，人人身穿制服、手举火炬，聆听上等人的咆哮。或者，资源可以被“浪费”在欢乐的节庆中，让顺从的“文明人”得到娱乐；而那些不顺从、不文明、因而“显然”是一切社会问题根源的人，则被放在圆形竞技场中央，由狮子撕成碎片。这在引导和管理大众情绪，以及消除剩余方面，都会极其有效。难道这些不算社会耗费吗？在乔治·巴塔耶的思想中，它们似乎确实算；对他而言，社会化耗费还包括阿兹特克帝国由国家组织的人祭。

结语

在我看来，弄清去增长究竟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过程，并把这一区别纳入相关词汇，非常重要。如果它是自愿的，那么就随之产生一些问题：例如，我们需要知道，为了回应气候危机，应该怎样推动、激励和管理这一过程，以何种速度、何种方式进行。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即使去增长由于能源下降而非自愿发生，其速度仍不够快。为此，可以通过气候政策推动去增长，减少允许从地下开采的化石燃料数量。

如果去增长是非自愿的，就会产生另一组问题：社会和经济能否经受这一过程而不发生灾难性崩溃？本书描述的多种项目与政策，又能做些什么，让公众能够在能源下降过程中生存下来？许许多多的人会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组合承受着巨大压力、正在瓦解，这将引发强烈恐惧和“负面”情绪。

“耗费”这样的概念，有助于提醒我们：“剩余资源”可以被“投入”某些事物，进而影响大众情绪，因此影响社会稳定或冲突。然而，能源下降很可能让社会经历各种阈值与临界点，带来极其颠簸的过程；那么就必须追问，在下降途中究竟还会有多少“剩余”或过剩。将资源“投入”“资本积累”，理论上确实可能重新启动经济增长，但前提是找到了新的能源。

在能源投入迅速缩减的社会中，增长不大可能发生。相反，对于现有资源，所需要的是把它们投入帮助人们应对困境的社区项目与活动，也就是直接投入我所称的“救生艇项目”。那种相当模糊的“社会化耗费”呼吁，存在一种危险：它可能被解释为支持国家集中剩余资源，让余下资源继续掌握在军队、国家官僚与特权内部人手中。他们声称要在艰难时期维护“秩序”，同时又利用资源展示权力，为自身权威增添戏剧性的装饰，从而支撑这一主张。我不认为这会是一个好主意……

为地中海精神辩护（吉奥尔戈斯·卡利斯／Giorgos Kallis）

亲爱的布赖恩：

非常感谢你为我们的书撰写如此深思熟虑、深入细致的评论。我十分感激，你投入时间与精力如此仔细地阅读，并批判性地讨论书中的内容与论证。你的批评都有充分理由，也建立在对我们意图的正确理解上；尽管我并不总是同意你的观点，而且觉得我们的写作视角略有不同。

是的，你所谓“非自愿”的去增长，与我们对去增长所采取的“政治化”理解，确实存在区别。请注意，我们从未使用“自愿”这个词，甚至在“简朴”词条中也没有。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的意义上，“政治的”意味着一种先于范式的观点：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不是受制于那些不可改变、预先决定命运的外部力量，所能做的最好事情也不只是适应。“政治的”还意味着关注分配问题，避免笼统地说“我们”。“我们”不会同等地遭受气候变化的伤害，“我们”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贡献也并不相同。例如，理查德·布兰森通过航空与太空旅行，为气候变化作出了很大“贡献”；而在他那些封闭式庄园里，他却能很好地隔绝未来的气候与社会灾难。

在这一点上，正如你正确注意到的，我们确实不认同“非自愿”——或者说得更准确些，“生存主义”——的去增长观。这种观点认为，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增长都即将结束，“我们”最好为了生存而准备适应，变得“有韧性”。这样框定问题，掩盖了我们并非承担同等责任、也并非同样脆弱的事实；它为以威权方式把“我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打开了可能；它还在政治上削弱人们的力量与动员，因为它暗示，我们无法改变制度及其轨迹，只能做好准备，“与同伴一起求生”。

那种关于气候灾难“总在即将到来”、却始终没有到来的话语，并没有有效动员人们采取行动。正如你在文章中敏锐分析的，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剧烈重组人生计划与社会结构，而大多数人不愿这么做。你的回应是：当别无选择、灾难已经发生时，“他们就会这么做”。我们怀疑，这不会自动发生。社会环境灾难已经到来——我正在希腊写这封信——但我们看到的并非适应，而是压迫与冲突。缺少积极愿景时，面对灾难，许多人只会退缩、关闭边境、接受那些许诺拯救他们的“领袖”，并试图把代价转嫁给别人，必要时甚至动用暴力。

社会变革若要发生，就需要一种愿望，并将其具体化为替代性的政治愿景。这种愿景的驱动力，应是对享受生活的追求，而不是对迫近灾难的恐惧，也不是纯粹的生存主义精神。如果因为我们是南欧人，就为“增长的极限”之争带来了迫切需要的“享受生活”视角，那是好事。布赖恩，我不理解你为何把它当成这本书的弱点。而且，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当下经历着远非“令人愉快”、完全非自愿的灾难，我们的乐观反而值得肯定。

也请注意你自身的矛盾。如果气候灾难、去增长，以及未来为我们准备的任何事情，都是“非自愿”的，而我们所能做的最好事情，就是在“转型城镇”中变得“有韧性”，那么，你所提出的国际性“封顶与分享”制度，或任何其他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又有什么意义？封顶与分享是一种自愿且具有深刻政治性的行动；要使它制度化，必须认真动员并组织人们。没有关于未来的积极政治愿景，这怎么可能实现？如果未来已经预先决定，又为什么要这样做？按照你的逻辑，我们只能任由气候变化发展，同时做好适应与求生的准备。如果不是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更愉快的明天，为什么现在就要行动？如果我们不相信原则上能够改变未来，也就是不相信自己并非外在“非自愿”力量的奴隶，而能够创造自己的历史，又为什么现在就要行动？

我们不喜欢这种非政治化的非自愿／生存主义视角，并不意味着我们淡化了真实存在的“增长极限”。我们的目标，是把乔治斯库－罗根、奥德姆与赫尔曼·戴利的“极限”文献——我们三人在巴塞罗那的生态经济学学派中，正是在这一传统下接受训练的——与我们较晚接触的法语及“南方”文献的“词汇”和概念结合起来，包括卡斯托里亚迪斯、高兹、伊里奇、巴塔耶和埃斯科瓦尔等人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是第一本关于“去增长”的英语著作。去增长远远不止英语世界的“增长的极限”文献。

你关于我们在书中使用法语词的评论，有些偏离要点，也与你自己的论证相矛盾。就以你举的“dépense”为例。如果我们把它称作“expenditure”（支出），其含义反而会让读者完全困惑。Expenditure在英语中有明确含义，却无法涵盖巴塔耶想谈的一切。我们称它为dépense，这使你觉得自己不理解，因而必须仔细阅读我们的章节，以及巴塔耶的原著，才能弄懂它是什么——而你确实理解得非常好！这恰恰是保留法语原词的用意。

关于我们对耗费的主张，你理解得对：我们希望质疑永恒稀缺以及外在极限的假设，我们认为这是现代性、资本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观念；我们转而主张，问题始终是管理过剩，也就是决定如何处置剩余。这，而且只有这一点，才是我们的主要论点。纳粹庆典、苏联阅兵、西藏僧侣，以及阿兹特克人的食人仪式，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耗费，但其中有些值得肯定，有些则不值得。正是如此：我们并没有把耗费提升为一种规范性原则。非生产性支出是所有社会的核心特征，也是社会赋予自身意义的方式；这是一项观察，而不是一项提议。去增长社会应当发展自身特有的耗费形式，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耗费形式有所不同，同时减少部分积累，增加耗费。

你提出了很多成立的问题：“哪种耗费”“在哪里”“怎样进行”“如何定义剩余”？这些正是我们希望后记引发的问题与辩论。后记并不是这本书的结论与封闭，而是提出一个新的——而且我们承认，尚未充分发展的——思想，希望促成新的辩论与研究。你这篇出色的书评和辩论，让我觉得我们成功了。

第七部分题图：铺路石之下是沙滩

“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和原住民群体……要的不是增长，而是‘美好生活’（buen vivir）。自亚里士多德论述它以来，这个说法对我们希腊人而言就并不陌生。遗憾的是，我们也许必须承受拉丁美洲人在过去三十年间所承受的同等苦难，才能达到他们那样的智慧。”

图：“沥青之下，是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