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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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辞
献给伊娃·乌雷塔(Eva Ureta)
打碎他们的窗户,建设我们的基础设施
导论
对资本主义的抵抗始终存在。随着经济与政治情势的变化,以及力量对比在斗争之中、通过斗争发生转移,抵抗的性质与类型也会随之改变。某些历史性运动会使斗争与抵抗加剧或强化(例如1848年的革命、1917年至1919年的革命,以及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这些时刻,人们学习的进程会发生变化,往往是迅速而剧烈的变化,一些重要问题也因此带上更加迫切、无法回避的紧迫性。在这些时刻,那个被著名地表述为“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对立选择,会变得格外鲜明。此时,关于抵抗与斗争性质的问题也更加尖锐。
对许多人而言,当下这个白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情绪、右翼民粹主义和原初法西斯主义日益高涨的时期,就是这样一个斗争加剧的时刻。在美国,它促成了特朗普(Trump)当选,以及特朗普主义和所谓“另类右翼”的崛起——后者是旧式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新表现;在其他地方,它体现为法国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Pen),以及加拿大要求对移民实施种族主义“价值观测试”的呼声。
斗争的迫切要求与必要性变得清晰起来,因此,我们必须看清积极前行的道路,在战略和战术上作出稳妥判断——远离野蛮,走向某种我们或许称之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事物。组织工作的问题,以及组织起来的各方力量如何对比的问题,都十分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不属于军事力量的大多数人,如何反抗一个受到各级军事力量保护的制度——从城市警察到帝国主义军队。我们的力量在于人数众多,但我们仍然孤立而分裂;这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中原子化的生活,在这样的市场中,生存成了个人各自追求的事情。
对一些人而言,目前仍是一种停滞:示威、街头游行、集会等熟悉的抗议形式反复上演,只是现在开始尝试把规模扩大,而且取得了一些成功。“女性大游行”以及围绕特朗普就职典礼、在典礼前后动员起来的“他不是我的总统”等抗议,正体现了这一点。
许多立场更激进的人,尤其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表现出一种可以理解的、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增长的不耐烦。这是一种正当的渴望:要起义,要向现存社会结构放火,而且就在此刻。早在特朗普崛起之前,起义的吸引力就已攫住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它其实表达了对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应有的厌恶与憎恨,也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这个制度每天都在给人们造成无法承受的伤害。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我们等不起。然而,这种渴望所表现出的回应,其动力既来自对形势的准确判断——力量对比、权力场域、资源分布、成功的能力、胜利的前景——也同样来自满怀希望的愿望与一厢情愿。
有一点可以确定:尤其在北美,2015年至2017年的事件,已经促使持各种反资本主义立场的人重新重视并聚焦组织问题,也聚焦建立资源以维持和扩大斗争的迫切需要。此时,反动势力已经组织和动员起来,而且正在充满活力、伴随暴力地加速扩大这种组织和动员。仅仅抗议和表达异议的时刻早已过去。满怀希望和愤怒的渴望,虽然能带来种种满足,却既不充分,也会误导人。事态的利害似乎已经加重,错误的后果也可能更加严重。不过,这不能成为无所作为或陷入瘫痪的理由。我们采取何种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危机
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于危机之中、并通过危机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持续而常态化的特征,是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环境危机、文化危机,等等。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有组织的暴力剥夺体系,它以暴力剥夺的不断扩张为目标,也依赖于这种扩张。
这种危机的很大一部分,在于人类共同体与生存资料的分离。17世纪启动资本主义发展、并通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向全球暴力扩张的公地圈占,所做的正是这件事。它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使人们与维持自身生活的共同体能力和集体能力相分离,也就是与生活的基础设施和资源相分离;另一方面,使人们依赖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以向资本出卖劳动力作为生存的基础——找到工作,否则就挨饿、无家可归。人们及其共同体同生活必需的资源和基础设施相分离,使反复发生的危机成为全球大多数人生活中的永久特征。
与此同时,具体的国家政权还运用专门而独特的权力,在受剥削和受压迫者的共同体内部制造、管理危机。它们能够通过政策和计划,把特定共同体当作制造危机的目标,摧毁萌芽中的反对或抵抗。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就是国家通过人为建构的危机——有策略地制造危机——来管理工人阶级的时期。沿用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思路,我把新自由主义下的这种国家形式称为“危机国家”,其目标是制造工人阶级的不稳定处境与绝望,尤其沿着种族化的界线展开,但并不限于此(见Shantz 2016)。这不同于福利国家的管理主义形式:后者把吸纳工人阶级作为化解阶级冲突的机制。危机国家,是赤裸裸的社会战争。
特朗普政权是一个典型至极的危机国家:它运用行政命令,针对工人阶级中某些特定、尤其脆弱的群体,将他们妖魔化并施以惩罚。虽然有人误把特朗普政府描述为混乱无序,但有理由相信,它是在有战术、有战略地使对手陷入危机,并作为资本中建设部门的代表,实现自身利益;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等政府领导者把这称为“经济民族主义”。使人迷失方向、扰乱秩序,是特朗普政府的惯常运作方式,而非错误或无能——事实上,这正是它们的能耐所在。
特朗普白宫在发布移民禁令行政命令时,完全就是要制造恐慌与绝望。这是典型的危机国家举措:破坏工人阶级共同体的稳定,使其分裂、困惑,并对其施压。它意在催生一种被动反应的政治,一种绝望应对的政治。根据《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的一篇文章,特朗普的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特意把命令的发布时间安排在星期五下午,而且事先毫无预告。班农预料,周末不用上班的特朗普反对者会举行公开抗议。据彭博报道,这正是他所希望的,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文章援引一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这种构想是:大规模但象征性的抗议,几乎无力阻挡禁令,却会激励特朗普的支持者,使他们在“自由派”的反对面前,围绕兑现竞选承诺而团结起来。
特朗普白宫接连发布反动的行政命令,正是在有策略地向工人阶级和受压迫者之中播撒危机,当然,尤其针对种族化的共同体。其效果是让反对者不断陷入慌乱,不断在事后作出反应。同时,它也诱发某种形式的动荡——但这种动荡仍然发生在表达异议或愤怒的熟悉场域,而非组织和建立替代方案的场域。它让反对者忙于应对,无法主动建设。面对看上去十分紧迫、而且往往确实十分紧迫的危机,战略的发展与战术行动也在不断应付之中被消耗殆尽。
在整个新自由主义时期,国家和资本使工人阶级共同体陷入慢性或急性危机的能力,基本上没有受到挑战——至少没有受到有意义而持久的挑战。特朗普政权大幅扩大了危机国家手段的施用范围,或许也显著加快了施用速度。这是一种公开以危机实施统治的形式。
因此,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如今都迫切需要建设社会基础设施:既能够抵御并克服危机,又有可能使危机国家本身陷入危机。当资本的建设部门推进它自己的项目时,我们也必须发展我们的项目。
一个基础设施的时代
从许多方面看,这是一个基础设施与后勤的时代,也是一个围绕基础设施与后勤展开激烈斗争的时代。工业资本与新自由主义国家正同时通过基础设施开发项目实现扩张。在化石燃料经济最后的喘息之中,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极端能源项目上。我们能从油砂开发、水力压裂、管道建设、水坝、铁路修建、公路和港口扩建中看到这一点。目的在于开采极端能源,把它们运往市场,并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
从许多方面看,特朗普总统代表着资本的基础设施部门、建设部门。除了管道、煤炭和一般意义上的化石燃料之外,他的承诺与优先事项还包括开发所谓的“褐衫队式”(镇压性)基础设施:看守所、监狱、拘留中心、边境墙,等等。还要注意,他上台之初就提议增加54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即使美国已经面临战争造成的巨额债务。
然而,与此同时,那些可能反对这一切的力量——那些也许把起义说得过于轻易的力量——自身拥有的基础设施,或者建设、使用自身基础设施的经验,却少得可怜,根本不足以发动它们希望进行的战斗。它们甚至缺少最基本的自卫基础设施与资源,无法抵挡更加狂热的右翼的攻击,更不用说抵挡一个机械化的军事国家。这个国家已经在美国各地的警务行动中,或者像袭击立岩保护水源者这样的殖民情境中,表明它会毫不犹豫地向所谓“本国平民”动用这种力量,而且采取致命手段,无论这些人参与的是消极的、或“和平的”抗议,还是其他形式的行动。
可喜的是,对禁令行政命令的回应不止于惯常的抗议,也显示出一些重要基础设施可能正在形成。人们动员并组织起来,阻止遣返,或为被扣留在机场的人提供法律支持。教会向来走在建设自身基础设施的前列——尽管这些基础设施通常当然不是用于起义的——它们为移民组织庇护网络,是正确的做法。这些都是重要的例子。
继续前进
这是一本关于起义的书,关于终结资本主义及推动它的国家的炽烈动力。它也是一本关于基础设施的书,关于如何建设并维持共享的集体资源,以便让资本和国家走向它们理应遭遇的终结。没有多次起义,就不会有革命。起义是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却不是充分条件。要让起义发挥这一作用,就必须把根基扎在受剥削和受压迫共同体的需要、抱负与愿望之中,也必须具备资源基础——起义的基础设施。
这当然仍然是在呼吁起义;更确切地说,是呼吁受剥削者和受压迫者奋起。但它也是在呼吁进行严肃的建设工作和组织工作,如果前一个主张要在现实中具有任何意义,这些工作就非做不可。它不能只是一种希望,也不能只是一种宣传——无论是“行动宣传”还是其他宣传。对于起义意味着什么、会带来什么,不应抱有幻想。对于至少需要什么,才有可能把起义推进到底,也不应抱有幻想。同样有必要认识到,行动者的起义——街头战斗、强硬的直接行动等等——并不等同于人民的起事、共同体的暴动等。
这并不是说,起事可以、或者将会事先得到充分规划和组织。当然不会如此。当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共同体站起来说“受够了,就是受够了”的时候,起事便会发生。行动者、组织者和各种激进人士应该尽自己所能,并且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他们。
这并不是建议人们等待永远不会到来的完美条件,也不是要他们推迟集体表达愤怒,直到某个神话般“时机成熟”的时刻。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当起事确实发生时,就必须已有基础设施,才能保卫它们、维持它们、照顾人们、为斗争供给养分,并最终从防御性运动转向进攻性运动。我们还需要追问:我们拥有哪些资源,能够满足这些需要?又该如何建设这些资源?恰恰因为起事发生时,条件不会完美,甚至不会理想,所以这样做更加重要。面对更强大——或至少武装程度更高——的敌人,需要做得更多,才能让起事真正拥有一战的机会。
许多起义主义者正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勤勉认真。希望这里的论述能鼓励他们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或许有太多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做着出色工作的人,会忘记最终目标是起事,是推翻现存秩序。我在各种情境中都见过这种情况。基础设施应当支持推翻现存秩序,并为以更好的事物取而代之提供基础——那是属于我们的事物,由我们创造,为我们服务。这里的想法,并不是在这个制度继续存在时,于其中划出一小块舒适空间,供自己生存。
有些基础设施显然是持续不可或缺的:医疗照护资源、可靠的食物供应、住所、自主的能源、自卫资源,等等。另一些则会在紧急情况下被推进:庇护空间与网络、新的地下铁路、安全屋。正如工团主义者长期主张的,确保这些基础设施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把已经在提供这些资源的工人组织起来——护士、急救人员和医生,农业与食品工人,替代能源工人,建筑工人,等等。没有必要从零开始,在隐蔽网络中完整地重建这些基础设施。但这些基础设施是必不可少的。
起义的基础设施,是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共同体、是工人阶级实现自治与自决的基础。在此时此地的日常生活中,要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就需要它们。对于那些可能提出替代方案、超越当前由国家强制维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与起事而言,它们至关重要。
建设较长期的基础设施、发展战略与战术、以及起义等问题,同以战斗性动员应对眼前生存威胁的问题,并不是一回事。人们可以、必须,也必将动员起来,在街头迎战法西斯分子和白人至上主义者。无论纳粹何时何地出现,都应当集体给他们迎面一拳。警察以及其他专制的混蛋应该被赶出校园,就像黑色方阵在伯克利对米洛(Milo)及其谄媚追随者所做的那样。
在当前这个时期,对许多人而言,事态的利害已经加重。然而,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始终存在。力量对比,仍然和以往一样重要。
参考文献
Green, Joshua. 2017. “Does Stephen Miller Speak for Trump? Or Vice Versa?” Bloomberg Businessweek. February 28.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7–02–28/does-stephen-miller-speak-for-trump-or-vice-versa.[约书亚·格林:《斯蒂芬·米勒是在替特朗普说话,还是恰恰相反?》,《彭博商业周刊》,2月28日。]
Shantz, Jeff. 2016. Crisis States: Governance, Resistance, and Precarious Capitalism. Earth: punctum books.[杰夫·尚茨:《危机国家:治理、抵抗与不稳定的资本主义》。地球:punctum books。译注:原版将本条与前条网址粘连排印,此处分列,网址日期中的连接号仍按原版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