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我要一场暴动：街头上的我们与他们

“暴动”一词通常用来描述集体性的反叛、动荡或失序行为，其中往往发生财产损坏或破坏，以及／或者针对人身的暴力。暴动一般出现在城市街道或城镇广场等公共空间，但也可能发生在监狱等封闭空间。暴动通常被描绘成缺乏协调、自发且无组织的行为，不过，近来的许多研究表明，暴动可能包含事先策划，而且常常会在发生过程中形成自身的逻辑和相互协调的团结形式。暴动由各种原因引发；愤怒的主要指向或起因不同，暴动的类型也不同。其中包括经济暴动（例如围绕食物或住房的暴动）、政治暴动（例如反对政府镇压、征兵或征税的暴动）、“种族暴动”（基于族群或文化差异），以及体育暴动（发生在球队获胜或失利之后，或者涉及球队支持者之间的冲突）。暴动通常包含针对特定目标的财产破坏，而这些目标被认为代表着造成某种不满的原因，例如跨国公司、商店或政府大楼。目标随暴动的起因或动机而变化。¶

无论暴动的主要起因是什么，暴动研究者普遍承认，暴动通常具有经济或阶级层面。经济匮乏或不满往往促成暴动爆发。一些评论者（参见 Barnholden）认为，在以经济、政治不平等为特征的阶级分化社会这一社会经济背景下，暴动将是经常发生、无法避免的事件。¶

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等从社会结构视角立论的社会学家认为，暴动一类活动可以发挥社会安全阀的作用，让非精英阶层以有限的、不会从根本上威胁社会的方式，释放因社会、经济或政治不满而积聚的愤怒。对于这些社会学家而言，暴动是在阶级分化且不平等的社会中可以理解的现象；暴动的爆发可以成为有用的预警信号，提示社会必须在遭遇更大规模的动荡或破坏之前作出改变。倘若没有暴动之类偶尔发生的爆发，社会愤怒可能引发更彻底或更激进的爆发。¶

走上街头：从示威、抗议到暴动的行动形式

政治示威的发生有各种原因，包括无法进入政治和／或经济决策渠道，对统治精英或当局不满，渴望社会变革，或者更简单地，只是公开表达对统治做法的异议。¶

示威可以指向激进乃至革命性的目标，例如推翻国家政权或财产所有者；法国和俄国的革命就推翻了土地所有与统治的封建秩序。示威也可能较为温和，为不那么剧烈的目标而动员，例如人们谋求社会改革或政策变化，或者只是试图公开表达对统治者或政府的反对。¶

示威也呈现出多种形式。它们的持续时间、强度、涉及的活动范围、组织程度、攻击性、动机，以及参与者和支持群体的构成，均可能不同。参与者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背景，常见的有工人阶级、农民、穷人、宗教群体、族群与种族少数群体，甚至还有心怀不满的精英群体成员。¶

有些示威相对自发，未经计划，持续时间也短。这可能是对某项被认为令人不满的法律获得通过或某项法院裁决的即时反应，也可能发生在工人收到即将失业或工作场所即将关闭的通知之后。大多数示威则经过策划和组织，针对持续更久的不满、关切，或者经济、政治政策与做法。¶

抗议常常反映出目标与机会之间，或者期望、希望与人们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的落差。当人们感到无法或再也无法通过讨论、辩论和民主对话来实现社会变革时，抗议和暴动就会发生。政府或警方试图阻止或打击公开表达异议的反应，往往会使这种表达更为激烈，引起暴动、暴力、反叛，乃至革命。¶

当代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常规政治抗议，很少涉及暴力行为或财产破坏。在全球化时期变得更普遍的直接行动抗议，则确实会以特定公司或企业权力的象征为目标，例如在1999年西雅图反对世界银行会议的抗议中，对星巴克咖啡店和耐克商店的袭击。〔译注：原文此处写“世界银行”；本章后文谈同次西雅图抗议时写“世界贸易组织（WTO）”。此处保留原文。〕¶

有些示威只要被安排在一个受限制的空间中举行，就可以得到化解。人们可以聚集、宣泄情绪，感到自己获得了力量或参与了公共事务，然后散去。¶

在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体育暴动比政治暴动更常见，尽管前者往往也与政治问题重叠。然而，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却以暴动和起义反复爆发为特征。一些评论者认为，这反映出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更大，极富者与极贫者之间的鸿沟更深，阶级与地位的分化也更尖锐（包括种族与阶级的交叉，以及贫困的种族化）。¶

在自由民主政体中，当更广泛的社会斗争展开、有组织的异议更普遍、社会运动更活跃时，暴动就会更加频繁。20世纪60年代，暴动和公众起义相当常见。其中包括由反抗警察暴力而促成的、具有明确政治性质的行动，例如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的暴动，以及次年同城的“愤怒的日子”行动。这些暴动，以及部分由暴动促成的激进运动，影响了美国政治，并被认为对美国撤出越南发挥了一定作用。也有更自发的爆发，它们同样植根于政治上的挫折，例如1968年小马丁·路德·金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 Jr.）遇刺后发生的暴动。仅1967年一年，美国128座城市就发生了150多起暴动。¶

美国最引人注目、最臭名昭著的暴动中，许多是所谓的“种族暴动”。事实上，“种族暴动”一词本身就产生于19世纪末的美国语境。美国历史上破坏性最大、最声名狼藉的种族暴动包括：1866年的孟菲斯；1901年的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1917年的东圣路易斯；1919年的芝加哥；1919年的奥马哈；1921年的塔尔萨；1943年的底特律；1943年洛杉矶的“佐特服暴动”；1967年的底特律；1967年的纽瓦克；1968年的阿克伦。最初，“种族暴动”用来指多数种族、族群或文化群体中的一群人，针对一个或多个少数群体的成员（个人或集体）发起并实施的群体暴力。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词语已经开始用于涉及种族、族群或文化少数群体成员的集体暴力公开爆发的情形。虽然对此类事件的通俗称呼，以及政府使用的称呼，都强调暴动的种族化方面，但批评者指出，现代种族暴动几乎总有经济原因。其中包括失业、就业歧视、住房不足、经济萧条或经济转型（例如转入战时生产的时期）。¶

为回应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暴动，美国政府设立了多个委员会，研究暴动和城市暴力的起因。1968年的克纳委员会（Kerner Commission）得出了一个引起争议的结论：60年代种族暴动的主要诱发因素，是占多数的白人群体成员持续实施的种族主义，其中包括经济与政治权力机构内部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经济状况在少数群体社区内部造成了深切的不满；但在发生某个种族主义事件之后——往往包括多数群体成员针对少数群体成员实施的暴力——愤怒才被煽动为主动的攻击行为，而这个事件又会经由传闻和公开呈现被放大。¶

随着另类全球化运动及其抗议活动兴起，暴动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变得更加频繁。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民众动员，常常以直接行动和针对企业财产的破坏为特征，尤其针对耐克、星巴克、麦当劳等跨国公司的财产。此类抗议中备受关注的是所谓“黑色方阵”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这些行动者统一身着黑色服装，以免被警方发现或辨认。警察的攻击、暴力逮捕，以及对政治示威者不加区别地使用催泪瓦斯、胡椒喷雾和水炮，在全球资本会议举行的城市中心引发了暴动。在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抗议中，以及在攻击性的警务做法之后，都曾爆发暴动；最著名的例子，是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WTO）会议期间的西雅图，以及拟议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谈判会议期间的迈阿密。在处理迈阿密示威中的抗议者时，警方和安全机构发展出了应对另类全球化示威的所谓“迈阿密警务模式”。此后的全球资本会议期间，这种模式也被用于对付民众，其内容包括：建立多个机构联合指挥的网络；大量购买并部署通常是新型或试验性的监控设备；利用心理战行动败坏抗议者名声；将无政府主义者与恐怖分子或罪犯联系起来；大规模逮捕并关押在临时设施中；破坏行动者的媒体中心和住宿空间；预防性逮捕；对抗议者使用非致命性武器；在围栏和路障后面建立军事化区域；以及把大批人长时间围困在小街或公共广场上，随后实施大规模逮捕。批评者认为，恰恰是这些做法推动了示威的激进化，从而提高了暴动活动发生的可能性。¶

对于一些评论者，尤其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评论者而言，暴动是“原始”反叛的形式；它在动员公众的不满方面十分重要，却无法带来真实、持久的社会变革。暴动虽然表达了阶级愤怒，却缺少政党之类能够在较长时期内集中和引导这种愤怒的组织形式。对于从概念上拒绝政治政党之必要性的无政府主义评论者而言，更恰当的理解是：暴动是起义的时刻，可能激发更广泛的社会动荡，并提升针对经济不平等或国家镇压的批判意识。无论如何，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暴动是更大规模革命行动的必要先声，不能轻率地斥之为“原始”。¶

论社会控制与国家暴力

20世纪60年代广泛而且往往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迫使各国重新思考社会控制的方法。最常见的建议，是扩大警察队伍的规模，并通过提供先进技术、武器和训练，使警察军事化。美国警察权力扩张中的关键机构，是执法援助署（LEAA，Law Enforcement Assistance Administration）；它的设立旨在通过新技术和新策略，把警务活动拓展到全国范围。部分由于 LEAA 的政策，原先为战争而开发的军事技术与武器，逐渐在美国各警察部门中得到发展，警察组织也呈现出强烈的准军事性质。¶

美国最早的现代警察队伍，形成于工业化东北部的工业城市中心。随着一波波求职移民涌入、城市不断扩张，面对阶级冲突，这些警队的主要重点是“维持城市秩序”。批判理论家追问：维持的是谁的秩序？从不平等、自由权利、自由或剥削的角度看，这种秩序又是什么样的？¶

针对抗议的警务活动，主要盯住穷人和工人阶级的活动，而不去关注企业犯罪、污染、生态破坏或工作场所不公等精英活动，从而巩固并扩大了社会中不平等的阶级结构。¶

历史上最具攻击性的警务活动，发生在由工人阶级、穷人和种族化少数群体组织并参与的示威中，这并非巧合；这些群体也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原住民。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反战抗议，这样的攻击性警务才被用于对付中产阶级或出身优越的学生。在21世纪的另类全球化抗议中，攻击性警务针对着多种不同群体，这反映了这些运动由各种共同采取行动的参与者构成的多元特点。¶

批评者认为，对示威实施警务控制，给精英——那些控制财富和资源的人——提供了一种机制，用来压制非精英重新分配财富与资源的企图。这类警务为维持阶级社会中的财富与权力不平等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对示威实施警务控制，巩固了现有的不平等财产权，并把议会民主有限的政治程序巩固为优先或享有特权的政治表达形式。在这些得到认可、等级森严的渠道之外，其他政治形式则被当作越轨、威胁，甚至犯罪。¶

美国历史上有大量案例表明，地方商人能够影响、甚至控制警方，使其对付罢工工人。在警察历史的早期，资本就已调动警察骚扰纠察线、破坏工人罢工。罢工是对剥削与经济匮乏的回应，然而警方却没有被派去对付雇主，以终结这些有害条件。警察破坏罢工，保护的是工业家的利益。这样的行动意在瓦解工人阶级对资本权力的抵抗。利用警察破坏罢工，还把工人的集体组织和集会界定为犯罪行为，而非经济或政治行为。¶

州级警力的组建就是为了对付罢工工人。1866年，宾夕法尼亚州成立了煤铁警察（Coal and Iron Police），用来控制罢工的煤矿工人与钢铁工人。1905年，该州又成立了一个用于破坏罢工的州警察机构。这些正式的州级力量赋予破坏罢工以合法性，而私人保安由于缺乏作为公共秩序维护者的国家授权，无法声称自己拥有这种合法性。¶

破坏罢工和瓦解工会，也是私人警察与保安的职能，这一点在平克顿侦探事务所（Pinkerton）的历史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同样，美国南方最早的警务形式包括所谓“奴隶巡逻队”，可追溯到1712年的南卡罗来纳州。这些巡逻队的职能，是管束奴隶并防止奴隶暴动。黑人一旦被抓到违反任何法律，就会受到即决惩罚。¶

美国城市警察由城镇地方层级管理的社区警力，转变为按全国性体系和标准组织的军事化力量，这与20世纪60年代“法律与秩序”成为全国政治议题的变化有关。这一变化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60年代显而易见的社会冲突和抗议：先是民权游行与抵制运动，继而是反战运动与学生抗议。“禁毒战争”一类社会反动行动，明确以瓦解黑人权力运动，以及黑人工人阶级社区中起义基础设施的组织工作为目的。这一冲突时期，发生了多次城市起义，以及底特律、华盛顿特区、洛杉矶瓦茨地区等城市或城区中反对种族主义的所谓“种族暴动”。对这些运动的报道，把焦点放在失序的戏剧性表现上并加以强调，而非深层问题和行动者自身的观点。¶

暴力镇压民权游行的警务图像，例如伯明翰布尔·康纳（Bull Connor）所率警队的行动，使美国社会和海外公众感到震惊与反感，促使更多人加入运动，也引发了约束地方警察、改变社会结构本身的呼声。这些图像成为那个时代最令人震惊、最经久不衰的一部分。面对主要由当地社区普通居民、而非激进行动者和组织者组成的非暴力抗议人群，警方动用了警犬和水炮；这使公众舆论转而反对警察和南方各州政府，并增强了抗议者有关不公、种族主义与不平等的指控。¶

警方把抗议者描述成危险分子，说他们属于边缘团体或是对社会心怀不满的成员，对社会的“正常”运转或生活方式构成威胁。在某些情况下，“职业抗议者”之类措辞被用来贬低组织者，暗示他们并非在提出正当关切，而是出于自身利益行事；这已经成了特朗普政府的一种主要说辞。在多伦多，前警察局长把采取直接行动的反贫困团体定性为“恐怖分子”，并试图使仅仅加入这些团体也成为违法行为。对警务的关注，可能使注意力转向技术性程序和策略，而不是扩大社会正义、终结不平等的迫切需要。¶

即便谈到特定暴动中的抢掠，大多数抢掠和社区暴力行为也并非随机或“毫无意义”，实际上，它们针对的是那些历来欺骗或盘剥当地居民的商家。尽管如此，20世纪60年代的暴动还是被用作地方警务军事化的理由。¶

在另类全球化示威，以及要求加强这类示威的安全与警务控制的背景下，也出现了类似的过程。面对扩大民主化与平等的诉求，保守派要求“节制民主”，并主张使用警察压制日益壮大的社会运动。重组警察队伍和警务工作，以在维持公共秩序的同时限制民众动员，就是这种回应的一部分。¶

批判理论家把对示威的警务控制视为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这些理论家认为，警务随民族国家一同产生，是为了保护掌权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当掌权者试图控制、规训其他群体时，就会出现对抗议的警务控制。¶

自现代警务最早出现时起，警察就经常被调来驱散罢工工人、冲散纠察线。大量研究表明，19世纪那些被认定为“暴动”、因而遭到警方干预的集会，许多实际上只是罢工工人的聚集。针对这类“暴动”，显然不只是公共秩序问题。恰恰相反，镇压罢工展示了警务如何为经济精英服务。警察以控制暴动为幌子破坏罢工，是为了挫败工人阶级对雇主的抵抗。¶

在全球化抗议的时代，警方不再只是企图用警棍、防暴队和胡椒喷雾等传统手段直接遏制抗议者——这些手段在1999年西雅图抗议，以及2000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示威中失效了——而是在世界银行或 WTO 等全球机构举办活动时，于示威发生之前就制定围控策略。2000年，在安大略省温莎市反对美洲国家组织（OAS）的抗议中，一道安全围栏封闭了预定举行会议的会展中心周边几个街区。正式代表从底特律乘直升机到达会场。走近围栏的抗议者随后遭到胡椒喷雾喷射。这种封闭会场周围几个街区的围栏，在2001年魁北克城反对 OAS 的抗议中再次成为人群控制手段。在那里，抗议者在三天的示威中遭到数千枚催泪弹的轰击。警方还动用了水炮和橡胶子弹。¶

暴动的集体意识：突破心理禁制

社会学家还指出，暴动通常不像从外部看到的那样，是无组织、无条理的事件。借鉴涂尔干的社会学家认为，人群中的参与者会形成自身的价值与信念体系，用来组织自己的活动并赋予它们正当性。由此，人群中产生了一种集体意识（conscience collective），或共享的价值体系，它能够影响暴动的发生和／或走向。尤其是当警察或被视为外来者的人侵入人群时，可能引发防御性的反应，从而助长暴动活动。社会规制瓦解，暴动参与者之间出现新的交往结合形式和集体情感，为更大规模的暴动活动提供支持。¶

绝大多数人日常遵守社会规范或规则，以及社会期望或惯例。各种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制裁，支撑着关于正常与道德的观念。持续的社会化培养出人们面对权威时倾向于服从、尊重和默许的习惯性反应。要突破层层社会化，就必须使感知和意识发生显著转变。¶

鉴于不公、腐败、剥削、不平等和压迫的程度之深，抗议、反叛和抵抗竟然没有更频繁地成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或许令人惊讶。更令人费解的是，普通人挑战当局以及政治或经济精英的事情，竟然相对少见。以强有力的方式直接抵抗政府行动的人，就更少了。¶

人们即使违反微不足道的社会规则或惯例，也会感到心理上的禁制；由此可见，抵抗国家的要求会有多困难。这需要勇气、信念，以及对可能性或可行性、目的或效果的感知。人们必须克服行动的内在障碍，也必须克服外在障碍。¶

国家与统治精英拥有一整套战略、策略、方法和技术，来控制、限制、阻遏和化解非精英或公民的抵抗与反对。警方在处理示威时，曾在不同时期利用人们抵抗国家要求时所感受到的道德禁制。在特定情境下，例如至少从2003年起加拿大多伦多的反贫困示威中，警方会走近老年示威者和带着年幼孩子的父母，仅仅因为他们出现在政治示威现场，就质疑他们的责任感和判断力。此外，警方还暗示参与者可能面临暴力或人身伤害的风险。更进一步，如在多伦多，警方曾威胁父母：如果他们仍带着孩子留在示威现场，孩子就可能被带走，儿童服务机构也可能介入。强硬的回应可能使人不愿再参加未来的示威。同样，对示威实施警务控制，也是在提醒人们当局始终活跃而警觉。¶

这种集体意识能够表达出强烈的“我们对他们”的情绪，使抗议者以严厉的眼光看待对手，把他们视为必须对抗和战胜的敌人。有意思的是，这种“我们对他们”的情绪，也是警察亚文化中一个受到充分研究、早已被认识并被反复评论的特点。因此，警方的严厉行动可能启动一个不断升级的循环：双方各自强化“我们对他们”的情绪，使抗议者和警察内部的团结与不满感都进一步增强。对示威实施警务控制，可以使双方都产生社会凝聚感和群体认同。¶

往往正是大规模警力的出现和／或攻击性的警务行动，刺激抗议者自己变得更激进或更具攻击性。这可能促成或强化“我们对他们”的情绪，使警察与抗议者站在公开对立的立场上相互面对。¶

种族暴动通常由少数群体社区中涉及警察的事件引发。一般是警方在该地区发生了实际存在或被认为存在的不当行为，或某种攻击行为。作为对警方的回应，暴动可能升级，出现枪击、纵火和暴力等激烈行动。警察和军队也从自己这一方参与暴力升级。调查美国20世纪60年代种族暴动的克纳委员会指出，美国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几乎每一次这类爆发，都由某次具体的警察暴力引发，而事发社区已经世世代代承受着这样的暴力。〔译注：本段有关委员会调查年代与所述事件年代的表述照录原文。〕¶

限制性做法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反叛，因为更多公民感到集会权或表达自由受到限制，因而沮丧或愤慨。反叛包含对统治当局的武装反对，并可能引发革命，带来重大的社会与政治变化。¶

参考文献

Ellsworth, Scott. 1992. Death in a Promised Land: The Tulsa Race Riot of 1921.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应许之地的死亡：1921年塔尔萨种族暴动》〕¶

Hobsbawm, Eric. 1965.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New York: W.W. Norton.〔《原始的反叛者：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运动的古老形式研究》〕¶

Lynch, Michael J. and Raymond Michalowski. 2006. Primer in Radical Criminology: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rime, Power and Identity. Monsey: Criminal Justice Press.〔《激进犯罪学入门：关于犯罪、权力与认同的批判视角》〕¶

Mackay, Charles. 1960.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体疯狂》〕¶

Sugrue, Thomas J. 2005. 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城市危机的起源：战后底特律的种族与不平等》〕¶

Shantz, Jeff. 2011. Active Anarchy: Political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Movements. Lanham: Lexington.〔《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当代运动中的政治实践》〕¶

Tepperman, Lorne. 2006. Deviance, Crime, and Control: Beyond the Straight and Narrow. Don Mil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越轨、犯罪与控制：超越循规蹈矩》〕¶

Tuttle, William M. 1996. Race Riot: Chicago in the Red Summer of 1919. 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种族暴动：1919年红色夏季中的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