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无政府主义的后勤：在行动主义与起义之外延续抵抗

社会抵抗已经陷入某种僵局、某种困境，即使国家正把紧缩作为一种长期治理体制强加于人。在北美，各种运动仍然从应对一个危机奔向应对另一个危机，而组织工作则围绕相当狭窄的项目展开。过去20年的另类全球化政治，设想反对力量会自发涌现：社会内部蕴含着自身覆灭的种子，只需让它们发芽。两种观点构成了这种认识的框架：一种是起义主义的观点，试图寻找一星火花——也许是一场暴动——来启动起事，调动“外面”早已存在的愤怒；另一种是预示性的观点，试图通过向人们展示“更好的方式”来鼓舞他们。这两者都与以运动为基础的活动、与抗议和表达异议的惯常方式相配合。面对积极进攻且资源充足的对手所带来的挑战，两者现在都不适应，过去也一直不适应。¶

以运动为基础的动员，也就是行动主义，是不够的。社会运动与社会动员——更广泛地扩展到各个共同体之中——之间，确实存在差别。当然，两者也有联系；然而，至少在北美，当前的运动仍在艰难地尝试超越反对性的行动主义，也就是“运动主义”，走向抵抗、走向社会动员。有必要从公共广场转向邻里。¶

准备是关键

运动获得广泛的吸引力与支持，并不是因为观点正确、因为具有公认的“行动主义”面貌，或因为点燃了起义火花，而是因为满足了需要，并赢得了胜利。许多人加入运动，是出于寻找共同体或安全感、争取切实收获的愿望，而不是因为信奉运动所宣扬的特定原则。有组织的替代方案，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能够提供归属感与共同体感。无政府主义者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在20世纪60年代的动员背景下坚持认为，必须发展明确的、着眼实际功能的解决方案（2010；Shantz 2014）。健康诊所、学校、衣物和食物供应、社区设施以及青少年娱乐，都是运动曾经有效争取到的基本资源。抵抗的基础设施，为建立广泛支持提供了后勤基地。在国家镇压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运动高潮之后，许多这样的基础设施遭到了摧毁，或者被解散。“打击犯罪战争／禁毒战争”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今天，北美各地的邻里基础设施正在瓦解，我们从不缺乏可以着手工作的地方。¶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精英、专家和专业人士的重视，以及由专业人士组成的行政官僚机构的支配，阻碍了人们发挥自己的决策能力。人们受到规训，习惯于寻求专家的建议和意见。这体现在《奥普拉》（Oprah）等日间脱口秀的流行，以及自助类读物的大量出现：专家在其中告诉人们，该如何完成基本的生活任务。社会学家海迪·里姆克（Heidi Rimke）等批评者指出，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体制中，这也是一种治理或自我规制的形式（2016）。正如古德曼所指出的，这会使人们在机会出现时，还没有准备好品尝自由（2010）。¶

一旦人们发现，既有体制的结构不愿或无法满足基本需要，而替代方案又已出现，他们就会为摆脱这些结构而斗争。当局清楚这一点；只要看起来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使还处于早期阶段，它们通常也会以镇压作出回应。国家对各个城市占领运动的回应，只是最近的一个例子。¶

孙子（Sun Tzu）那句著名的话告诉我们，战斗在开打之前，胜负便已决定。准备是关键。必须具备赢得切实胜利与物质成果的能力。人们必须看到结果，并且有理由相信，自己在社会斗争中的组织工作和积极参与，能够以真实而有意义的方式改善生活。无政府主义者必须能够帮助人们及其共同体发展能力，满足国家无法、也不愿满足的物质需要。黑豹党在美国各个城市组织的共同体生存计划，为此提供了重要范例。¶

非精英群体的成员，需要有机会改变我们彼此之间的经济交往方式。因此，我们需要一些空间与场所，在那里练习相互合作，并扩展我们已经参与其中的合作形式，而不是被经济环境迫使着，以竞争、操纵、“你死我活”或“弱肉强食”的方式行事。这些实践，以及为开展、扩展这些实践而建立空间与场所，都是使我们的价值观和社会关系发生革命性变化的过程的一部分。要克服贪婪与欺骗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这并不是在为某一种组织类型代言。亲和小组也能成为一种重要的制衡力量或防壁，抵御人们在追求享乐时逃避责任的社会倾向。亲和关系有助于形成支持责任、问责和承诺之伦理的条件。这些小组建立在深厚的信任、忠诚、义务和可靠性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提供了一个紧密的同伴群体，能够对成员施加一定程度的“同伴压力”。同样重要的是，它们也满足了人类对安全感和社会力量感的需要与愿望。¶

与此同时，无论起义主义者抱有怎样美好的愿望，小团体都无法引发群众起事，无法“制造革命”，也无法创造出促成群众反叛的条件。迫切需要发展并组织后勤支援基地，让它们能够动员、支持和维持可能成为革命斗争的行动，而不是眼看着不满消散在无效却具有宣泄作用的起义或暴动之中。这样一来，起事和反叛便能够扩展，持续得更久，并产生更具积极影响的结果。¶

起义

起义主义的观点在某些无政府主义圈子里获得了一定声势，拥护者也颇为高调。起义话语中的许多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游击中心”（foco）理论：由一小群献身革命的人来促发起事。然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城市环境下，这样的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自杀，尤其是在缺乏能够维持更广泛集体运动与战斗性斗争的真正抵抗基础设施时。¶

属于“我们这一社会群体”——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人，甚至不会使用手枪，更不用说在真实起事中必然需要的任何战斗能力上运用真正的武器了。大多数反资本主义行动者，包括激进左翼在内，连枪都打不准；而右翼民兵与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成员，却熟练得足以致命。¶

不应把这误解为对非暴力的呼吁。当前社会本身就是以暴力组织起来的。这里的选择，并非暴力与非暴力之间的选择，而是在于双方参与暴力的力量如何对比。比起言辞，暴力至少能给人某种申雪感。但大胆的暴力行动会适得其反；用政治犯拉希德·约翰逊（Rashid Johnson）的话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只会把现有权力表现为“在军事上不可战胜的”。¶

当人们能够看到成功的现实可能性时，就会积极回应革命理想。当他们斗争并获胜时，信心与士气就会增强。当他们屡屡失败时，投入与承诺就会减弱。反复失败，会让人们习惯性地相信自己不可能获胜，进而产生失败主义和回避。如果运动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就很容易被当局镇压。这反过来又强化了运动无法获胜的信念。开展组织工作，却不为抵御当局而准备革命性的自卫，实际上就是在使人们成为失败主义者。失败会强化后天养成的悲观主义。¶

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环境中，起义——它不可避免地会提出武装斗争的问题——没有群众基础就无法开展。要确保这种基础，就必须建立起稳固持久的抵抗基础设施。没有植根群众的政治运动，游击行动便是徒劳的。¶

后勤无政府主义

有人说，后勤决定战略。对于激进运动而言，还有大量后勤工作要做。建设抵抗的基础设施，就是准备好后勤能力，以扩大反对国家与资本的斗争。国家和资本能够承受个别而互不相连的异议或抗议行动所造成的影响，却无法容忍公开的阶级战争所造成的影响。¶

约翰·杰拉西（John Gerrassi）在谈到黑豹党时指出：¶

只要他们的战斗性仍然针对个别警察力量，斗争（以及帝国的反应）就相对温和。休伊·牛顿（Huey Newton）被诬陷犯有过失杀人罪，其他一些黑豹党人也遭到逮捕；但一旦黑豹党开始通过对抗整个制度来领导阶级战争——例如早餐计划，它表明了两个关键问题：白人社会养不活黑人儿童；黑人革命却能做到——对黑豹党的骚扰便转变为企图将其斩尽杀绝：警察突袭了黑豹党在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丹佛、芝加哥、纽约及其他城市的办公室；到1969年底，他们杀害了28名黑豹党人，将数百人投入监狱，并［摧毁］了整个领导层。（1971，原书第32页）［译注：引文首句括号内原文为“end empire’s reaction”，其中“end”疑为“and”之误，此处按“以及帝国的反应”译出；方括号承袭原引文。］

我们这些反对国家与资本、与之斗争的人，必须准备好保卫自己。理解国家的性质，就意味着知道：凡是它感到自身权威和权力受到威胁之时、之地，它就会发动致命攻击。革命性的群众斗争必须同时具有后勤、经济、政治与文化各个层面。研究过去的革命便会发现，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导致失败。抵抗文化支配，是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许多左翼及另类全球化运动偏爱的关注点，但它无法代替对经济、政治与军事支配的抵抗。¶

即使处于帝国主义最残酷的军事权力之下，抵抗力量也能够通过在邻里、在工人阶级和受压迫者中建立稳固基地而取得成功。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建立服务于民众需要的经济计划。我把这些计划称为抵抗的基础设施：它们包括学校、健康诊所、食品分发中心，等等。准备工作与可靠的基础设施都十分迫切。同样迫切的，还有协同开展工作，以及建立能够让那些常常彼此孤立的组织者聚到一起的场所。¶

正如保罗·古德曼所论证的，我们需要能够取代国家与资本、而不仅仅是反对它们的计划——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后勤的计划。在他看来，“行动主义”从实务计划转向抗议，注定会失败，即使只是为了满足地方性的物质需要，也是如此。尤其在工人阶级受压迫的各个群体中，需要许多覆盖范围更广的基础设施。仅仅从事鼓动工作是不够的，尽管在斗争低潮或去动员时期，也许人们会如此行事。没有准备、没有坚实基础的起义，不过是幻想。¶

在当前的情境中，在希腊和西班牙等社会机构已经崩溃的地方，它们已部分地被民众互助项目所取代。在群众起事之前的时期，人们通过建设抵抗的基础设施，已经作好了准备，而且这些基础设施也为起事提供了基础。¶

参考文献

Goodman, Paul. 2010. Drawing the Line Once Again: Paul Goodman’s Anarchist Writings. Oakland: PM Press.［保罗·古德曼：《再度划定界线：保罗·古德曼的无政府主义文集》。奥克兰：PM Press。］¶

Rimke, Heidi. 2016. “Mental and Emotional Distress as a Social Justice Issue: Beyond Psychocentrism.” Studies in Social Justice 10(1): 4–17.［海迪·里姆克：《作为社会正义问题的精神与情绪困扰：超越心理中心主义》，《社会正义研究》第10卷第1期，第4—17页。］¶

Shantz, Jeff. 2014. “Seeds Beneath the Snow: The Sociological Anarchy of Paul Goodman, Colin Ward, and James C. Scott.” Contemporary Sociology 43(4): 468–73.［杰夫·尚茨：《雪下的种子：保罗·古德曼、科林·沃德与詹姆斯·C.斯科特的社会学无政府主义》，《当代社会学》第43卷第4期，第468—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