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导论

关于作者

西蒙·苏特吕蒂（Simon Sutterlütti） 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活跃于公地研究所（Commons-Institute）与乌托邦网络（Netzwerk Utopie）。¶

斯特凡·梅雷茨（Stefan Meretz） 是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公地研究所共同创办人，以及维也纳杂志《漫游》（Streifzüge）的专栏作者。¶

两人都在 keimform.de 撰写博客，并参与“货币之后的社会”（Society After Money）项目。¶

第1章 导论

1 昨天、今天、明天、后天

我们向传统马克思主义告别。很长一段时间，它关于自由社会的乌托邦都与具体的转型实践联系在一起。那个时代及其承载的希望已经过去。然而，解放运动并没有停歇。这样的运动比比皆是：批判种族主义的干预行动、酷儿女性主义的自由空间、日常生活中的生态实践、反性别歧视斗争、政治示威、反法西斯教育、反对恐跨与恐同的行动、对健全主义和年龄歧视的反思，^[1]以及合作社、公社与住房项目、生态村、国际团结、工会斗争，等等。解放运动发现并反思许多新的统治与歧视形式，同时寻找克服它们的实践。它们正在摆脱国家主义的（计划式）乌托邦，以及把“国家当作工具”的希望。然而，它们既没有找到新的乌托邦，也没有找到新的转型理论。尽管某些运动——尤其是1968年运动，以及环境运动和妇女运动——极大地影响了整个社会，但一种关于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的一贯构想，始终没有形成。人们常常口头上奉行改革¶

与革命这两种旧的转型观念。然而，它们许诺通过政党组织、夺取权力和改变国家来实现解放性的变革，已经不再令人信服。因此，解放运动往往退回到日常实践。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健全主义、年龄歧视、恐跨与恐同等多种统治形式，开始在人际层面受到挑战。社会规范、政治与文化也因此发生变化。环境运动使人们意识到跨世代的问题：我们正在破坏自身以及后代的生活条件。个人层面的替代方案被付诸实践——不同的饮食习惯、不同的消费行为、节约能源、不乘飞机——并由此促成政治变化。人们在实践社会替代方案时，屡屡提出这样的问题：能否把对深层权力关系的批判提升至整个社会的层面，从而超越资本主义框架内的细微调整？但一次又一次，占据上风的仍是幻灭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与排斥结构无法克服的感觉。超越资本主义的长远视野依然模糊。¶

我们希望运用解放运动的洞见和观念，重新确立一个乌托邦目标。由此，我们试图在多样的日常实践与让资本主义成为历史之间建立联系。过去几十年里，这种联系已支离破碎，显得摇摆而松散。我们的解放实践似乎已经超出政党、国家和夺取权力这些旧形式，却还没有找到推动整个社会转型的新形式。我们许多人正在寻找新的答案，本书希望为这种探索作出贡献。对乌托邦与转型问题的新回答，有助于确立新的实践标准。在本书结尾（第7章第4节），我们会提出一些想法；但我们相信，在转型革命（transvolution，作者将转型、断裂与新社会建构结合的概念）理论的框架中，每个人最有资格为自己找到实践标准。我们也相信，解放实践需要反思乌托邦与转型。只有重新获得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它才能充分发挥潜能。¶

1.1 无望

问题是要超越资本主义；可是，我们应当怎样做？今天，这个问题让人陷入无望，而这种无望来自¶

三个方面。首先，除了资本主义无所不在的力量之外，资本主义主要的历史对手——共产主义——在20世纪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任何严肃的转型视野，都必须从这种失败中学习。其次，关于替代性社会的理论，尚无既根据充分又系统完整的版本。计算机社会主义（Cockshott and Cottrell 2012）、参与型经济（Parecon）^[2]（Albert 2003）、21世纪社会主义（Dieterich 2006）以及其他构想的追随者，不过是在复兴社会主义思想。另一些人则仅仅把获得解放的社会视为“他者”：不可规定，而且完全不同。第三，转型革命的构想支离破碎。如何发展出自由社会这个问题，很少得到回答；即使有回答，也大多仍被束缚在以国家为对象的革命或改革等政治观念之内。¶

共产主义已经失去了它的天真。一百年前，本书或许只是众多同类著作中的一本：对更美好的世界充满希望，相信革命将迎来解放的未来，相信人的可能性。这种信任与希望的视野，在20世纪的风暴中倾覆了。1921年，俄国革命向反抗权威的革命者——喀琅施塔得水兵——开火时，^[3]革命信念出现了裂痕。1936年，Stalin宣布“大恐怖”时；^[4]逃离祖国的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被苏联引渡给纳粹国家时；Mao为“大跃进”的后果辩护时；^[5]红色高棉把知识分子驱赶到农村时，^[6]这种信念消失了。对更美好世界的希望失去了自己的图景，它的道路被摧毁了；面对现实，希望陷入了疯狂。¶

希望变得空洞。作为徒然的希望，它要么一直到1989年都依附于现存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要么采取改良主义的观望态度，¶

安然栖身于没有方向、没有道路的状态之中。光明未来的前景仍像一点火星那样存留着，却缺少足以燃烧的实质。那些仍关心如何在实践中超越资本主义、建立自由社会的人，必须向历史作出交代：他们必须追溯过去暴行的根源并加以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填补无望留下的空洞（参见Adamczak 2007）。¶

1.2 旧的乌托邦与空洞的乌托邦

一个模糊的目标，不可能被有意识地实现。因此，旧共产主义运动同样拥有某种乌托邦观念。它主要由“应当废除什么”的想法支配：生产资料私有化、资本主义统治、战争、异化，等等。由于可能把现存事物延伸到未来，对乌托邦作出肯定性的具体规定成了一块烫手山芋。这也是Karl Marx长期避免谈论这一问题的原因；直到《哥达纲领批判》（1875）这篇短文中，他终于忍不住作了论述。在这篇文章里，他为后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阶段模式奠定基础，并为第一阶段——他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提出按照劳动表现分配商品。这篇文章中的寥寥数句，后来走上了一条令人悲哀的道路，直到今天仍塑造着许多乌托邦。例如，Cockshott and Cottrell（2012）的计算机社会主义，把旧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归结为资源与劳动量难以量化、计算和协调，并把现代计算机视为解决方案。只有按照劳动表现才能满足人的需要，这一劳动原则因而被延续下来。¶

概念框：权力（power）

权力是个人或集体采取行动的能力，是掌控物质条件或其他人的能力（参见原书第131页）。它可以得到肯定性的界定，也可以得到否定性的界定。权力既是实现个人或集体目标的手段，也是强行使一方利益压倒另一方利益的手段（参见原书第65页），还是建立统治的手段。人们常常错误地把权力与统治视为一回事（→统治问题，原书第49页）。

那些想避开肯定性阐明乌托邦所带来危险的人，禁止（自己）描绘肯定性的图景，把自由社会规定为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样的乌托邦，就像宗教中的天堂想象一样任意，一样神秘而不可抵达。它成了一个开放的空位，任由各种幻想性的愿望填入。难怪这种宗教式共产主义无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禁绝图像的悲哀之处在于，它的提出者Theodor W. Adorno从未打算让它成为禁止思考乌托邦的命令（参见第4章第1节）。他的著作反对给未来社会进行详尽的“装饰”，但仍然讨论了不少乌托邦层面的问题（参见Adorno 1980）。¶

乌托邦不能只以鼓动“群众”为目的。然而，它是所有转型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对目标的清晰理解，就既无法理解对现行制度的批判，也无法理解通向理想制度的道路。¶

1.3 论革命与改革

历史使大多数当代反资本主义运动学会了与集中化组织保持距离。对政党逻辑的批判，已经构成它们与旧社会主义运动最主要的区别。然而，日常政治的主导目标依然是取得政治→权力（原书第4页）。这种权力或许能使革命成为可能，或许能带来国家层面的改革，至少让这个世界“稍微好一点”，并可能为超越资本主义作准备。¶

改良主义的悲剧在于，它的实践已经与社会的根本变革失去了一切联系（第2章第3节）。它走到了只在政治斗争中追逐自己尾巴的地步。由于改良主义缺乏真正超越资本主义的构想，这种命运无法避免。唯一彻底反对这种构想缺失的未来视野，就是革命。然而，当前的局势并不是革命性的，所以人们只能希望、等待和组织起来。革命精神通过貌似激进的慷慨陈词来展示。革命本身——就像乌托邦一样——仍是一个尚未得到理论处理的空白（第2章第4节）。革命者同样从社会主义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也承受了这些失败的后果。但是，失败的社会主义所坚持的核心思想——夺取国家权力，随后在革命之后重组社会——大体上仍未受到质疑。从根本上说，许多革命理论仍把社会变革看成一次单一的质的断裂。¶

我们更愿意从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得出不同的结论：若要以解放性的方式构想超越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变革需要过程；革命则告诉我们，这些过程需要断裂。“转型革命”这一概念结合了转型与革命，并在逻辑上把改革、革命与社会建构的洞见联系起来。它把转型过程本身理解为同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断裂。¶

1.4 转型革命与公地主义

本书要挑战无望。但无论沉湎于过去的成功，还是号召这一次要认真对待革命，都无法带给我们希望。在本书中，我们希望从理论上梳理、并在实践上推想：面对资本主义的全部复杂性与矛盾性，解放性地超越它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我们的理论不是为了指出如何取得并巩固政治权力，而是为了说明如何让一个自由社会发展起来；新的事物如何能够在旧事物内部形成，并最终超越旧事物。换言之，一个获得解放的社会必须是什么样的，它如何能够出现，并普遍化？这就是转型革命所关心的问题（第3章），它也为我们所提出的萌芽形式理论（seed form theory，第7章）提供了框架。¶

然而，如果没有充分理解转型革命的目标，它就始终是模糊的，因为转型革命要求道路与目标相互契合。因此，我们希望以一个有充分根据且切实可能的乌托邦，来对照两种无效的对立选择：任意“装饰”未来，或把未来当成天堂般“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有根据的乌托邦——无论我们最终如何命名它——也就是范畴性乌托邦（categorical utopia）。它在概念与理性的层面上考察人的潜能，由此超越白日梦与禁绝图像之间的对立（参见第1章第1.2节及第4章第1节）。这样，它便有别于“获得解放的社会应当是这个样子”一类伦理道德式的白日梦。问题在于探索一个更好世界的客观可能性。范畴性的可能性乌托邦，为我们提出的公地主义（commonism，第6章）提供了框架。¶

图1.1（原书第7页）展示了本书的内容结构。导论对全书主题的概览之后，是对传统转型路径的批判；这种批判同时承认它们的一切积极贡献。接下来，我们为转型思考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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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文字： 1. 导论；2. 改革与革命；3. 转型革命理论；4. 范畴性乌托邦理论；5. 个人……与社会；6. 公地主义；7. 萌芽形式理论。右侧层次依次为：概览、批判、框架、基础、内容。¶

并以我们的理论基础，以及关于乌托邦和转型革命的具体内容，来充实这个框架。¶

2 理论的承诺

2.1 为什么需要理论？

有些好书会通过鼓舞人心的实例，展现在资本主义社会框架中，人们已经展开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7]本书则是一场理论之旅：我们试图探索并重新界定乌托邦理论与转型理论的基础。我们会深入理论，讨论许多概念，对术语作细致的构造，提出近乎迂腐的定义与界限。有时，我们的陈述可能显得遥远而抽象。理论似乎常常高居云端，脱离现实，而现实就在此地、就在地面上发生。理论显得高高在上，然而，天空中那些理论的云朵，却塑造着我们在地面上的活动。¶

理论塑造了我们安置日常生活的框架。它是一副眼镜，把世界染成粉红色、棕色或五颜六色。理论是关于现实的观念。如果我们心目中的现实是一个脆弱而不稳定的社会，¶

我们就很可能发现许多实践：人们试图摆脱资本主义逻辑，并尝试替代方案。如果我们的理论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从根本上渗透并塑造我们的总体，那么即使是抵抗行为，也会被看作资本主义框架内的调整或创新，而不是转型革命的行动。如果我们坚信女人与男人存在根本差异，那么每天都能找到证据。相反，如果我们倾向于批判这些所谓天然差异，把它们看成社会建构的一部分，就更可能发现偏离男女二元性别模式的行为。¶

我们每个人都不断参与理论讨论。我们讨论，究竟是什么在核心处把世界联结起来，人为什么会表现出种族主义行为，彩虹的颜色从何而来，以及女性是否会成为更好的老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反思世界：我们不仅观察它，也试图理解它。凝结成形的理解与解释模式，就成为关于现实的理论。这类理论讨论不仅限于直接的现象——比如彩虹为什么有颜色——也可以涉及其他理论：Goethe的色彩理论如何解释彩虹？我们的讨论由此变得抽象。我们在元层面上思考。我们对理论进行理论化，对解释加以解释，试图理解理解本身。我们问：Goethe如何理解色彩？他如何想象颜色、光与雨之间的联系？在这里，我们所做的是澄清Goethe的术语、概念和观念；乍看之下，这似乎与现实无关，只与另一套理论有关。然而，理解Goethe的色彩理论，也许能让我们改进或批判自己的色彩理论，用他的解释来扩充自己的理论，或者把他的解释斥为愚蠢。也许，通过对理论进行理论化，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彩虹。¶

理论显得抽象，还有第二个原因：我们试图理解那些无法用感官感知的事物。我们当然无法直接感知古罗马，但可以想象、甚至亲眼看到一条罗马引水渠。我们甚至会解释那些看不见、也很难想象的事物。物理学试图理解大爆炸与原子的结构。借助说明性的图示，这些解释变得具体而可想象。但有些事物难以展示，也难以想象，社会科学的对象——社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社会从人与人的关系中产生。从人与人之间无数的相互关系中，涌现出一种结构，为人的活动提供框架。¶

这种框架会确立某种宗教伦理，或根据利润来奖赏行动。因此，在处理“社会”这个几乎无法感知、也难以表象的对象时，我们的思考必然保持抽象。这颇为奇特，因为我们每天就在这种关联之中活动。¶

2.2 游移于游戏与精确之间的概念

本书许多部分都在讨论概念及其内容，因为概念是浓缩的理论观念。例如，我们将批判革命的概念（第2章第4节）。在这里，对我们而言有一点很重要：概念是开放的。理论讨论常常由词语引发，但讨论不应围绕词语本身，而应围绕其内容。诚然，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可能与我们对自由社会的理解完全相同；他们对革命的理解，也可能类似于我们对转型革命的理解（参见Adamczak 2017；Holloway 2010）。无论我们以多么严肃的态度进行理论争论，都不应忘记，争论关乎的是内容，而非词语。在我们看来，使用词语，介于内容的精确与游戏般的开放之间。不同的词语可以意指同一事物；不过，词语背后的内容，也就是这些术语的内涵，应当足够清楚。¶

在本书中，我们着手澄清一些概念的内容，并限制它们的语义范围。因此，那些认为“经济”指社会的物质生产／再生产的人，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对我们来说，→经济（原书第14页）仅指资本主义通过市场与交换所实现的中介。同样，我们会有别于通常的用法，在否定意义上使用“劳动”这个概念。这种否定意义是我们认同的，它指向该词所关联的辛苦与劳顿（参见维基百科“劳动”词条），指向非自主决定的活动。我们尽量不给词语下过于狭窄的定义，但也经常发现，要进行精确分析，就必须划定内容的界限，并相应收窄其含义。因此，亲爱的读者，我们请求你不要过于“纠结”词语，而要尽力关注它们承载的内容。从内容的角度说，以开放、愿意理解的态度进行理论讨论，把概念当作游戏而非战场，会使讨论更有成效。¶

2.3 重要概念

下面，我们将概述若干在我们看来具有根本重要性、对理解本书至关重要的概念。¶

形式

一个对象的形式（form），就是它特定的存在方式。按照德文维基百科的说法，形式是“某种东西存在或变化的方式”。社会、关系或行动都可以以不同形式存在。相应地，资本主义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其中的合作通过市场与竞争来构成。¶

决定性要素

一个系统可以包含多个要素——方面、部分、子系统——共同构成其形式与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性要素（decisive element）就是支配其他要素，并决定整个系统形式与动力的那个要素。在资本主义中，我们可以在许多地方发现包容关系，但其整体运转仍然基于排斥逻辑（参见第1章第3.2节）。¶

人际性与跨人际性

我们区分人际关系与跨人际关系。人际（interpersonal）关系存在于我与其他特定的人之间，由这些人的特征所决定。例如，一个班级、一个政治团体或一门大学研讨课中，都存在人际关系。跨人际（transpersonal）关系则把我与一般意义上的人联系起来。这里的重要因素，不是对方对我而言是否特殊，而是我们以某种方式彼此相联；重点不在于谁与我有联系，而在于这种联系涉及什么。例如，我们与自己“所属”国家的所有人都有跨人际联系；通过市场，我们也与生产身上这件T恤的工人具有跨人际联系。Bini Adamczak以稍显宽泛的方式，把这种区别表述为近距离关系与远距离关系（2017）。¶

生活条件的生产＊

社会是一个跨人际的合作系统，其特征在于一种特殊形式的生活条件的生产＊。我们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说法，因此必须作出说明。我们人类亲自生产出自己所处的条件。然而，这些条件不只是被生产出来，也被¶

维持、保存和培育。此外，其中很大一部分并非取决于制造活动，而是取决于维护与照料，也就是照护领域。这些所谓再生产活动，并不是附加物，而是我们所生产和维持的生活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使用带星号的“生产＊”（production*），或“生产／再生产”（re/production），把再生产与维护领域纳入其中。还需要补充一点：生产＊并不局限于生活条件的物质生产，例如食物的生产，它也包括我们的社会关系与基础结构——社团、志愿组织、教会、朋友圈，等等。这些关系和结构被生产出来，并不断得到再生产。其中还包括语言、说话方式、意识形态、性实践、餐桌礼仪等社会形式。而我们的身份——性别、肤色、文化，等等——也同样是在社会中被生产／再生产的象征性社会条件。简言之，我们在物质、象征和社会等最广泛的意义上，生产＊自己的生活条件，并照料它们。¶

交换

我们把交换（exchange）理解为有条件的合作活动：只有双方都满足“付出某物以换取某物”的条件，交换才会发生。如果一方一无所有，那么无论对方的物品对他多么迫切需要，都不会易手——除非取消交换，使它转变为单方面的赠与。因此，交换并不中立；它是一种相互行使权力的形式。交换的一般化形式，就是市场。¶

中介

社会由通过人际或跨人际关系相互联系的人构成。他们彼此关联的方式，由中介（mediation）这个术语来表达。因此，关系可以通过强制与暴力建立，也可以通过市场中的契约与交换建立。社会的形式由其中介形式所决定。¶

财产权

在我们看来，财产权（property）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凭借这种关系，一个人或一群人能够把他人排除在物质、象征或社会资源之外。如果我是一把吉他的产权人——日常语言中称为所有者——我大体上就可以随意处置它，其他任何人都不被允许限制我的支配权。财产权既可以把排他性的控制权交给某个¶

个人，即个人财产，也可以交给某个群体，即共有财产，或者交给国家，即国家财产。^[8]我们把→财产权（见原书第130页）理解为支配的一种形式，例如对我们能够运用的资源或手段的支配（参见第5章第2.2节）。^[9]¶

范畴

除了理论之外，我们还使用范畴（categories），把它看成一种范围更广的理论性术语。范畴是元理论或框架性理论，它们使个别理论的形成成为可能。范畴通过明确的科学程序来发展。因此，科学程序及其结果——范畴——都应接受讨论和批判。例如，“质量”是物理学使用的一个范畴，而在Karl Marx的理论中，可以找到“剥削”这一范畴。我们以这种方法建构范畴性乌托邦理论（参见第4章）。这一理论本身不是一种乌托邦，因为它并不详细描绘未来社会；它是为乌托邦提供的框架。¶

乌托邦

对我们而言，乌托邦（utopia）并不意味着其字面译法所暗示的“无何有之乡”，“乌托邦的”也不意味着不可实现。我们认为，乌托邦规定了人的可能性：它是一个可能的社会，是人们依据自身需要而集体设计的社会（参见第4章）。¶

3 范畴性批判

要超越资本主义，我们首先必须理解资本主义是什么。关于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太多了，其中许多最终只是修改、从而延长了资本主义。太多的乌托邦，只不过延续着统治。我们对当前条件的批判性分析，塑造着我们关于乌托邦与转型的观念。批判能够辨认出¶

某些现象——例如性别关系——是培育出来的，是可以改变、因而也可以设计的。对我们而言，资本主义理论就是资本主义批判，用Marx的话说，就是“通过叙述进行批判”（1858，第550页）。批判有两种理想类型：^[10]内在批判（implicit criticism）与范畴性批判。内在批判针对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例如不公、环境破坏、战争，却没有把握产生这些现象的内在动力。因此，内在批判只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症状，而不触及其根源。相反，范畴性批判直指根源。它揭示出产生这些受批判症状的动力，而这些动力正是必须超越的东西。〔译注：此处英文底本使用implicit criticism；第4章同一区分的论述使用immanent criticism。本译统一为“内在批判”。〕¶

3.1 基础：作为社会形式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不仅是某一种经济类型，也是一种社会形式。社会是一个难以把握的概念，困难到甚至有些社会学家把它当作幻觉而加以摒弃（参见Schelsky 1959；Urry 2000）。我们把社会理解为人类合作的一种形式：个人以间接方式共同行动，而不一定彼此认识。一个人通过任务分工与其他人相联，却并不与他们保持直接的人际关系。彼此陌生的人之间的这种社会联系，由特定的中介形式维持，例如交换、计划、封建关系。某种中介形式，与某种特定的生活条件生产＊形式相联系（详见第5章第2.2节）。不同社会形式的区别，在于社会关系的形式、中介，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再生产形式。但请注意：生产／再生产不仅仅是决定着某种独立的社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看法并不正确。人类生活的再生产，不只是经济事务；它也发生在社会、文化、政治和心理层面。只有在资本主义中，一种“脱嵌的”（Polanyi 1944）经济，才会支配社会生产／再生产的总体。当然，这个判断取决于我们对→经济的理解（原书第14页）。¶

在资本主义中，实际占据支配地位的是经济，也就是生产、交换和价值实现的领域。它的逻辑组织并支配着再生产、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然而，没有这些其他领域，经济也无法存续。私人领域的再生产缓冲着劳动生活的压力。政治则保障并管理剥削得以展开的框架，等等。领域之间的这种分裂，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参见原书第23页）。现在，我们试图呈现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的实质性特征。下文论述的结构见图1.2（原书第15页）。我们先从（资本主义）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谈起。¶

概念框：经济（economy）

按照德文维基百科的说法，经济是“为有计划地满足需要而服务的设施与活动的总和”，涉及“企业”“出售”和“交换”（德文维基百科“经济”词条）。这种表述有几处不一致。首先，一种普遍建立在交换与企业——即相互分离的生产者——之上的生产／再生产形式，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再生产，而是一种特殊形式，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再生产形式。这种“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中。其次，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目标并不是“有计划地满足需要”，而遗憾的是，资本的价值增殖（参见原书第18页）。人们确实努力满足自己的需要，但那不是资本主义的目标。令人遗憾的是，科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在很大程度上不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一结构特征。

我们在更狭义的层面上界定经济：它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我们常常遇到一些人，他们热情地谈论“自由经济制度”或“团结经济”，但其中仍然包括交换与市场。这就是我们坚决划定界限的原因。不过，也有同行理论家对经济概念的理解略有不同（参见Habermann 2016）。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这一概念的历史演变看，“经济”在很长时间内所指的，并不是通过交换形成的中介（参见Finley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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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文字： 分离的生产→等价交换；等价交换联系着货币与竞争，二者共同指向价值增殖的强制，进而指向独立的自我复制。¶

作为社会关系的分离生产

在资本主义中，生产以相互分离的方式进行。每个生产者都自行计划、生产和销售，因为产品是其财产。作为财产，产品处于所有者的排他性支配之下。因此，一个人的大部分需要，只有通过取得别人的财产才能得到满足。^[11]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以财产权为基础，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介如何才能运作？任何人都无法无条件地向别人提供自己的产品，因为谁都不可能无条件地取得满足自身需要的手段。能够在相互分离的生产者之间，把给予和获取配成一对的中介形式，就是交换。¶

作为中介形式的交换

交换是一种能够把彼此分离的产品联系起来的中介形式：获取严格地以付出为条件，没有人会只给不取。因此，匿名而彼此分离的¶

生产者所面对的不确定性，转变成了以互惠为基础、由契约担保的履行义务。当我让出自己的财产，就能取得别人的财产。因此，在分离的生产中，个别生产者不是通过政治管理——例如计划——或直接社会关系——例如自给生产——而相联，而是通过商品交换相联。商品是仅仅为了交换而生产的物品。这种交换把既不相识、也不必彼此喜欢的人联系起来。凭借它那近乎幽灵般的协调能力，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成了一张社会→网络（原书第163页），如今已经覆盖整个地球。¶

等价交换

资本主义具有一种特定的交换形式：价值相同的商品之间的交换，即等价交换。这里的价值，不是主观赋予的属性，而是衡量社会平均生产成本的尺度——交换价值。^[12]当交换成为社会中决定性的中介形式时，它就必然转变为等价交换。个别交换行为并非任意，而是反映着平均耗费。为了反映社会平均耗费，交换行为必须参照一种一般等价物。¶

货币的必要性

在社会层面上，众多个别的交换关系必须形成一个整体。社会成本——尤其是人的劳动——必须得到协调一致的分配。必须确保有足够的食物、能源，或者供汽车制造使用的钢材。由于人们并不有意识地设计这种联系，正确的信号就必须来自交换网络——也就是市场——本身。¶

市场是一种基于提示的迹协调（stigmergy）系统（参见第6章第3.3节）；它通过价格发出信号并运作。价格表达劳动量，使商品之间能够比较。然而，劳动量只有通过比较市场上的所有商品才能确定。只有当所有商品都参照一种体现统一同一性的对象，也就是一种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时，普遍的比较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中，货币不再像前现代时期那样，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手段，¶

而是一种必需。它使所有商品彼此参照，并由此创造出社会→协调统一（原书第126页），即一种能够运作的社会联系。因此，Marx把货币看成“真正的共同体”（1858，第152页）。没有一般等价物，以普遍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就无法运转。¶

竞争

竞争是一种社会关系：一个人只有以他人为代价，才能获得优势。他的所得，就是他人的所失。¶

概念框：排斥逻辑（logic of exclusion）

当一种社会逻辑鼓励人们以他人为代价满足自身→需要（原书第113页）时，我们就把它称作“排斥逻辑”。这里的逻辑，意指合理性或有意义性。排斥性的行动对我来说是理性而有意义的，因为它们保障着我的生计。因此，排斥并不是邪恶、贪婪或权力欲的表现，而是一种在客观上受到鼓励、在主观上具有功能性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一定是个人行为。我可以与别人联合起来，作为一个集体压倒另一个集体。这就叫作利益代表（参见原书第65页）。排斥逻辑并不以意图为基础；它是一种结构关系的表现。我并不想这样做，但我还是这样做了——往往甚至没有察觉——因为它是支配我们行动的条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竞争属于→排斥逻辑（原书第17页）。分离的生产把个别生产者变成竞争者。每个人都以具体而特殊的方式生产，例如作为传统手工业者，或作为现代工厂主；但是，一旦进入交换，唯一重要的就是商品的生产成本。在货币面前，人人平等。在质量相近的前提下，只有报价最低的生产者才能胜出。这种（价格）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推动力，也是创新与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它同样导致成本外部化：¶

那些并非生产商品所必需承担的成本，被转移到外部（参见原书第22页）。其广为人知的后果，包括对人与自然的虐待和剥削，以及通过提高效率和原子化来节省经营成本，后者使人们失去有酬劳动，因而也失去资本主义中的生活基础。〔译注：此处英文底本为“atomisation”（原子化），按原文保留。〕不过，最重要的后果还是价值增殖的强制。¶

价值增殖的强制

生产者之间的普遍竞争，导致了资本主义那种众所周知的荒谬：货币必须作为资本投入，以便让自身增多。企业管理学也说，企业经营的首要目标只有一个：使投入的货币增多，即资本的价值增殖（valorisation）。但这并不是管理者或股东贪婪的结果，而是源自内嵌于制度之中的结构性增殖强制。如果生产者的增殖表现较差，因而利润低于竞争对手，那么在广告、新机器的研发或购置、新产品设计等方面，他们就会处于劣势。因此，不论早晚，他们终将在竞争中落败，并从市场上消失。例如，雀巢本可以采用更加环保、更加重视社会责任、更人道的生产方式，但成本上升会妨碍价值增殖，并危及它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生产＊真正的目标本应是满足需要，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目的并非如此，而是资本的价值增殖。¶

生产者——通常是企业——不能优先考虑满足消费者、甚至本企业劳动者的需要，即使用价值。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他们必须首先关注价值增殖与盈利能力，即交换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满足需要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使用价值只是交换价值的载体。^[13]¶

条件的独立自我复制

价值增殖的强制，把我们带到了资本主义逻辑的核心。Marx与Engels把它称为“条件相对于个人的独立自我复制”（Marx and Engels 1846，第400页），或“拜物教”（Marx 1890，第87页）。^[14]在资本主义中，人们生产和再生产出自己受制于的社会条件，就像从前受制于自然一样。资本主义的条件如同一种与人相分离的“第二自然”发挥作用（参见Adorno 1966，第347页）。它们具有自己的逻辑与内在必然性；只要还处于这些条件的框架内，我们就无法逃脱。Marx把这种情况称为→独立的自我复制（原书第155页）或拜物：资本主义中的人创造出、并维持着某种反过来控制他们的东西（参见Marx 1890，第86页及下一页）。人们不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而是按照条件来行动。条件仿佛在利用人，好像人的存在只是为了服务于价值增殖。人们无法决定制度的目标，这一点同样证明了上述情形：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不破坏环境、确保更好的劳动条件等等，会让世界更好，但对于市场行动者而言，追求这些目标却没有道理。同样，任何民族国家都无法自由地追求真正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否则企业就会迁往别处。塑造社会中介的现象——市场与价格——并不是人们有意识地制造的，而是在他们不知不觉之间、“背后”形成的（同上，第59页）。因此，普遍竞争与增殖强制形式的“经济条件的无声压力”（同上，第765页），只有在资本主义之外，因而也只有在以交换为中介形式的社会之外，才能被超越。¶

3.2 作为排斥社会的资本主义

呈现资本主义的基本动力之后，我们接下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特征：→排斥逻辑（原书第17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有充分理由以他人为代价来满足自身需要。因此，Hobbes所说的¶

“人对人是狼”，在资本主义中是有根据的。然而，这个事实并不是人与人之间天然排斥关系的表现，而是一种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形式的表现。不过，把一个社会认定为排斥社会，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包容逻辑，也不意味着不存在把他人的需要纳入考虑的条件；它意味着，排斥逻辑是其中决定性的社会逻辑。例如，对服装连锁企业H&M而言，通过提供尽可能便宜又好看的衣服，把顾客的需要纳入考虑，是合乎道理的。但是，H&M实施这种包容，仅仅是为了战胜其他服装连锁企业并把它们排挤出去。这是为排斥而包容。不过，资本主义中也有一些社会领域，寻求不受排斥这一元逻辑支配的包容。在朋友圈和家庭中，把他人的需要纳入考虑是毋庸置疑的；否则，这些关系就注定会瓦解。¶

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条件，使我以他人为代价满足自身需要，在主观上具有功能性（参见原书第121页）。在交换中，我力图尽量少付出、尽量多获取。因此，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间接支持并助长危险而不稳定的劳动条件。即使我意识到这一点并为之羞愧，购买更便宜的电脑，或者在争夺工作或订单时战胜竞争对手，仍然可能在主观上更有利于我。尽管排斥逻辑是一种结构关系，而非个人缺陷，贪婪、专横与利己主义却会成为具有功能性、受到“奖赏”的行动形式。即便没有贪婪或过度的自私，人们日常生活的正常展开，本身也已经限制着他人的生活条件。反过来，他人的自由也潜在地限制着我的自由。社会的共同生活通过个人的对抗来实现。这是一种采取竞争模式的合作，用Hobbes的话说，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概念框：前资本主义社会

声称资本主义是充分发展的交换社会，往往会引起疑问：许多社会中不都有交换、贸易、货币和市场吗？古罗马和中世纪城市又算什么？

的确，这些社会熟悉交换、货币与市场。但是，交换并不是其中占支配地位的中介形式。它还没有“充分发挥潜能”。高度协作的

前现代社会拥有广泛的贸易与市场网络，但它们并不受价值增殖强制的支配。此外，市场往往受到限制。因此，在中世纪，城市行会经常规定手工产品的价格（Le Goff 2010），或者某些商人会获得减税或关税特权。在许多社会中，自我生产——即自给生产——发挥着核心作用。村落、家庭、氏族或农庄等社会共同体，自己生产所需的大部分食物。这些共同体内部的中介是直接的，并由传统统治所支配。Polanyi（1944）认为，在所有这些社会中，生产／再生产都“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

许多历史学家，例如Robert Brenner（1976），强调不应把贸易、交换和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在前现代社会中，市场是维持生存的一种额外可能；在资本主义中，它却成为一种必需。历史学家Ellen Meiksins Wood（2002）把资本主义的诞生定位于16至17世纪的英格兰。正是在那个时间和地点，交换逻辑攫取了前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再生产手段——土地——并把整个封建制度翻转过来。在此之前，土地通常依据传统而固定的关系提供，例如农奴制、固定租佃等。历史学家Heide Gerstenberger（2018）则把资本主义的诞生定位于18至19世纪：此时，交换逻辑攫取了土地、生产要素与劳动等最重要的生产／再生产手段，竞争也成为市场的推动力。

总之，虽然交换、货币和市场存在于许多社会之中，但只有在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式里，交换才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中介形式。

特权

在排斥社会中，总会有某些排斥的分界线，使排斥凝聚、固化并获得结构。沿着这些分界线，差异被建立在生物或族群的基础之上，或仅仅作为社会建构而产生，并以特权的形式稳定下来。自觉或不自觉地，人们根据性别、肤色、文化归属、家庭¶

出身、年龄、残障、阶级、教育、外貌等条件，进行排斥和贬低。这些排斥的分界线渗透资本主义，引导、促成并稳定着普遍的排斥逻辑。在某种情境鼓励人们采取排斥逻辑时，它往往会迅速而具体地沿着这些分界线发挥作用。所有这些结构都通过制造他者性——也称为“他者化”（othering）——来运作，并服务于维护某些人群的需要，同时剥夺其他人需要的正当性。因此，一张排斥之网贯穿我们的社会；我们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一个位置，而这个位置又与特定特权的获得或失去相联系。¶

外部化与剥削

外部化是另一种能够清楚显示排斥的动力。在竞争中，人们被鼓励摆脱成本，把它们转移到外部。因此，例如与劳动者身心健康或环境保护相关的成本，往往会被砍掉（参见原书第20页H&M的例子）。可能由国家号召公众承担，也可能把这些成本转嫁给后代。人们把这些现象当作制度失灵而接受，尽管心怀愧疚；气候变化，或对全球南方资源的掠夺，就是如此（参见Lessenich 2016；I.L.A. Kollektiv 2017；Brand and Wissen 2017）。排斥的另一个要素是剥削。许多人唯一能够拿来交换的，就是自己的劳动；因此，他们被迫提供并出售自己。然而，他们既得不到自己制造的产品，也得不到与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等额的工资；他们仅仅获得其中一部分。差额由雇用他们的企业收取。也就是说，企业占有了劳动者的劳动，剥削了他们。在这里，剥削不是一个道德范畴，而是一个分析范畴。我们当然批判这种剥削，但它是普遍化交换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能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加以超越。¶

劳动原则

资本主义以劳动或绩效原则为基础：只有有所贡献，我才能分得社会财富。因此，我被迫以资本主义的形式为社会作贡献，即为了工资而劳动。我的需要并不会仅仅因为我是人，就获得根本保障；相反，它取决于我的个人表现。我越符合资本主义的绩效要求，得到的就越多。因此，资本主义鼓励并奖赏自我屈从。在人际关系中，劳动原则会得到缓冲，例如在家庭中；国家提供的保障，例如失业救济金，也会缓和它。劳动原则把¶

资本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及其他国家计划型社会联系起来。在后者中，人们同样只有服从计划，才能期待分得社会财富。然而，无论在资本主义还是现实社会主义中，社会财富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计划或市场之外创造出来的。讨论领域分割问题时，这一点会尤其明显。¶

领域的分割

资本主义的生产／再生产形式，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之中。然而，这个领域无法独立生存。价值增殖的逻辑——“能盈利的就胜出”——本身会走向瓦解，因为它所需的许多前提，无法通过这一逻辑产生。育儿、家务与照护，根本不是这样运作的。资本主义通过不断把自身分化来实现自我中介。它创造出具有独立逻辑形式的领域，使剥削逻辑免于自我毁灭。这些领域沿着多种维度被划分开来：劳动／闲暇、生产／再生产、私人／公共、经济／政治、功能／文化，等等。我们想简要介绍其中两个与经济分离的重要领域：再生产，以及国家（第1章第3.3节）。¶

再生产领域，是家庭、私人生活、孩子与家务的世界；按照传统的角色分配，它也是女人的世界。在这个领域中，生产领域造成的损伤——疲惫、愤怒、压力、精力不足等等——得到修补，而冷漠、疏离、缺乏温情等缺憾则得到补偿。“人情味”被再生产、被重新激活，以适应生产的要求：竞争、成本效率、职业发展，等等。很长一段时间，再生产最典型的图景，就是身为一家之主的男人因工作而精疲力竭，回到安全的家中，借助妻子充满关爱的照料，以及晚间电视带来的安抚，重新获得安宁。再生产领域还承担着更多任务，例如照顾需要照护的人、修理厨房的桌子、给予朋友情感支持，等等。在资本主义中，这些活动没有报酬，^[15]所以它们看上去似乎不那么重要。不把这些活动视为生产与维持生活条件的必要组成部分，不将它们纳入我们的理论，将是一个巨大的盲点。¶

3.3 国家

国家常常被视为市场的对立面。它经常被看成“保护公众的机构”，一种相对于市场而言、能够有意识地加以设计的替代选择。在这一节中，我们想分析国家在资本主义中的意义的若干方面。¶

受到保障的财产权与暴力使用的垄断

经济以分离的生产为基础。只有当生产资料与产品的所有权得到保障时，分离的生产才有可能。饥饿的人为什么应当接受自己被排除在确实存在的食物之外？人们为什么应当接受自己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利受到限制？一个人为什么应当遵守交换契约，而不是只拿不给？是什么阻止赤裸裸的暴力进入经济？¶

概念框：资本主义的积极特质

批判资本主义，很容易变成一长串“恐怖清单”。然而，恰当的分析也必须指出研究对象的积极特质。这里列举其中一些。通过交换与货币形成的物质中介，使人们不必依赖所属社会群体或统治者的善意，因此让人们更加自由。这是个体性发展的前提。通过追求成本效率，资本主义生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生产率；对许多人来说，它在物质与感官层面上的财富，远远超过了以往人类社会的生活水平。通过商品进行的交换中介覆盖全球，把几乎全人类整合进同一个合作联合体。由此，歉收与疾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应对。物质交换的中介以无意识的形式发生，无须刻意设计，从而大幅降低了复杂性。这使资本主义能够实现极为强大的协调能力。凡是有利可图的事物，都会被纳入其中。同时，资本主义对极其多样的文化背景与国家形式，都具有高度适应性。在今天的全球社会中，我们置身于一个覆盖世界、高度复杂而多样的分工网络。人们追求自身利益，并通过买卖在全球范围内彼此为对方生产。

经济是一个充满冲突、实行排斥的领域。只有当其基础——财产权，以及反过来对无财产者的排斥——得到保障时，它才能运作。如果这种保护由私人各自组织，那么所需的手段始终可能被用于掠夺他人的财产。因此，这种保护必须以公共而普遍的方式得到保障。必须有一个机构，垄断一切暴力手段，以尽可能保证财产受到保护。这个维持暴力使用垄断的公共、普遍性机构，就是国家。¶

概念框：自由与平等

与完全被个人性的直接统治渗透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原书第20页）相比，国家对权力的垄断构成了巨大的变化。尽管从总体上说，经济是一种强制关系，但其强制通过一般结构，而不是个人的直接统治来发挥作用。在经济的表面上，各个主体似乎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相遇。他们之所以自由，是因为能够支配自己与自己的财产。起初，这种自由只给予白人男性；它的扩大需要社会斗争。他们之所以平等，是因为国家不论个人身份如何，都保护每个人的财产。由此，国家也同时保障了资产分配中根本性的不平等。因此，资产阶级热烈追求的自由与平等是真实存在的；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是历史地形成的，并且受到普遍限制。

冲突与国家职能

为什么国家不把自己的职能仅仅限制在保护财产权上？保护财产权保障了经济的基础，却不保证经济能够存续。因此，社会中的→冲突（原书第146页）必须以更加顾及个人需要的方式解决，而不能像经济领域那样，只根据价值增殖逻辑解决冲突。从总体上说，经济会破坏自身的基础。例如，19世纪，在每天14至16小时工作制的不受限制的剥削下，许多劳动者几乎把自己累垮。国家对工作时间的¶

限制，最终保护了经济的人力资本。甚至一些企业家也要求制定这些法律（参见Marx 1890，第262页及后续页）。虽然竞争迫使他们尽可能长时间、高强度地剥削工人，他们也意识到了灾难性的后果。许多职能被从经济领域中抽离出来，并予以社会化：教育与培训、职业健康与安全规范、打破垄断、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等。¶

概念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简史

Marx与Engels并未发展出一套一贯的国家理论。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对待国家的态度包含矛盾：既要求摧毁国家，也要求利用国家。社会民主主义把国家认作“社会主义联合体唯一自然的基础”（Kautsky 1892），国家是其乌托邦的守护者。然而，→国有化（原书第50页）并不会直接带来社会主义。除此之外，无产阶级还必须夺取“资本家的国家”。只有这样，“国家才不再是资本主义企业，才有可能把它改造成社会主义联合体”（同上）。Lenin的国家理论把国家认作“阶级统治的机关”（Lenin 1917）。但在社会主义中，国家可以用来压制资本家，并管理社会。因此，自由社会的乌托邦从社会主义转移到了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中，国家应当消亡（参见原书第55页）。

这些把国家看成可加以设计的工具的观念，受到无政府主义理论与现代理论的挑战。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同意，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然而，他们认为，在国家框架内不可能获得解放。因此，Bakunin断然要求：“必须摧毁财产权与国家”（1975，第84页）。当代唯物主义国家理论把国家看成资本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件可以用作不同用途的“资本家的工具”。资本主义生产形式需要一种政治形式；国家作为非人格化的强制力量，在历史上与理论上代表着这种形式。

相对自主性

国家在自身的领域中运作，这使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价值增殖的命令。它的相对自主性，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它不是通过交换，而是通过税收，取得资本主义所生产的一部分财富。因此，国家拥有超出竞争与价值增殖之外的行动可能。然而，这种自主性仍然是相对的，因为国家税收反过来又依赖于经济的正常运转。国家并不拥有独立的支配权。像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实体一样，只有借助货币——也就是经济支配权——它才能组织政治、法律、基础设施、警察与军事等行动。因此，经济是涵盖国家、居于支配地位的领域。¶

那么，国家直接印钞又如何？虽然这是一种选择，但如果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使市场并不需要这些货币，那么国家创造货币就会加剧通胀。国家依赖于成功的商品生产，以此筹集足够的货币，支付国家活动的费用。因此，国家必然有动机支持价值增殖逻辑：它不是市场的对手，而是通过立法进行调节、确保市场活动成功的机构。全球区位竞争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朝向价值增殖的取向：各国通过低税负、薄弱的社会与环境法规等方式，试图吸引投资资本进入本国。低税率带来的高税收，胜过高税率带来的低税收。提供最低税率，就能排挤其他国家的竞争。这种逻辑导致了国际性的“逐底竞争”。¶

无主体的暴力

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采取不同形式，从民主制到独裁制皆有可能。唯一不可动摇的，是保护财产权，以保障经济运转。如果存在国家征用财产的危险，生产者就没有理由冒险把钱投进这个国家。从历史上看，国家统治与个人意志分离；后者曾经渗透于封建主义等社会的权力结构。国家超越个人性的统治，成为法律化的“无主体暴力”（Gerstenberger 1990）。个人的专断统治，转变成法治。¶

普遍性

在资本主义中，生产满足需要之手段的主导领域是经济。尽管生产是在社会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需要却只在私人、个人的基础上得到满足。每个人都必须在交换、劳动与价值实现的框架中，照顾自己的需要。如果我无法在私人层面满足需要，或者发现这样做极其困难，我就必须设法走出自己的私人领域，集体地或共同地提出需要。政治就是试图建立普遍性的领域。政治之所以令人着迷，正来自这种普遍性。如果我厌恶工厂化养殖，我可以改变自己的消费方式；也可以试图争取普遍性的改善，例如制定动物保护法。如果我谴责不公，可以私下捐钱，也可以在政治上主张征收财富税。这种普遍性，由一个能够为经济提供框架的机构来建立。¶

然而，国家并不处于资本主义之外；它依赖于经济领域中正常运转的价值增殖，并且是资本主义必要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保障资本主义的基础，并处理那些必要却无利可图的任务。因此，国家承担双重角色：一方面，通过保障财产权，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必要的框架；另一方面，由于它在市场与财产权的框架内运作，又间接服从于价值增殖逻辑。所以，“普遍性领域”有一个根本限制。这就是政治与国家的自相矛盾：它们宣称拥有一种普遍性，但在资本主义中，客观上并不拥有它。我们面对的是经济的优先性、经济的首要地位。政治可以通过国家，为经济创造监管框架，限制其权力，并间接改变它；但政治不能从根本上重组经济或终结经济。如果政治与国家想超越资本主义，确立政治的首要地位，国家就必须改变自身形式。国家能够这样做，因为它保障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因此也有能力终结资本主义。国家废除市场，亲自组织生产／再生产，并要求实现真正的普遍性。如果市场协调社会的职能被废除，就必须由一种国家能够控制、能够塑造的结构来取代它：中央计划。当经济由中央计划而非市场来协调时，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就产生了。¶

中央计划可以采取不同社会形式，例如生产资料仍掌握在私人手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国家社会主义。¶

3.4 国家社会主义：由国家协调的社会

解放运动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漫长而充满矛盾。公众舆论把“左翼”等同于扩大国家影响；无政府主义者把国家视为最大的敌人；传统工人运动则把它看作解放的工具。肯定国家的立场是可以理解、合乎逻辑的，因为与独立而混乱的市场相比，国家让人感到可控制、可塑造。我们认为，通过政治与国家来超越现有社会结构，只会产生不同的财产权与统治结构，却不会废除→财产权（原书第130页）与统治。这并不是因为领导者或国家代表不够完美，而是国家这种形式本身，也就是国家性，造成的结果。¶

国家性

普遍性的机构就是国家。它是政治领域中自我赋予合法性——即主权性——并向外赋予合法性的中心。政治诉求，是指向普遍性的诉求。国家法律，就是这些诉求得以凝结与普遍化的形式。只有国家，才能作出对社会具有约束力的政治改变。可以说，它是政治与社会之间的一扇门，也是从私人提出政治普遍性诉求，通向真实普遍性的一扇门。社会变化的确可以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发生，例如同性恋日益受到接纳；不过，国家可以凭借其权力巩固这种变化，例如终结对同性恋的刑事定罪。国家是政治的凝结中心。正如经济在市场中获得制度形式，政治也在国家中获得制度形式。¶

但国家究竟是什么？国家并不容易定义。有些学者根据其目标来定义国家，例如，把它看成一个调解和规制相互冲突的特殊利益、因此需要更高决策权力的机构（参见维基百科“国家”词条）。仅仅在这个定义中，我们就已经看到国家统治的核心环节：以强制实施其决定的权力。因此，我们赞同这样的表述：“最常使用的定义来自Max Weber，他把国家描述为一种强制性的政治组织，由一个中央政府在特定领土内维持对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维基百科“国家”词条）。Charles Tilly把国家定义为“施用强制的组织”（Tilly 1990，第2页），Michael Mann则称它为“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制定权威的中心”（Mann 1984，第195页），这些定义也持¶

相同看法。国家通常并不通过人身暴力执行其决定，因为人民承认它的合法性；然而，一旦必要，国家就会这样做，而且国家正是由其采取这种手段的权力来定义的。¶

国家经济：劳动、交换价值与财产权

像资本主义一样，国家社会主义也是一种社会形式；但在资本主义中，市场经济支配社会的生产／再生产，而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履行这种职能的是国家经济。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家协调生产／再生产的很大一部分，并采用与处理其他事务相同的方式：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中央计划。计划以生产／再生产者——个人与企业——完成指定任务为基础，而强制实施计划的最佳方式，是雇佣劳动，因此也是胁迫：工厂只有完成指定任务，才能得到承诺的资源、资金与支持；人们只有劳动，才能获得消费品。在国家经济中，价格由国家而非市场决定；因此，国家经济缺乏竞争，缺乏在经济上协调一致的价格，并妨碍按绩效进行分配。^[16]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到这些问题，并试图模拟许多市场效应，例如绩效压力。如果企业超额完成任务，就获得额外拨款；如果生产未达要求，资源就会被削减。社会主义企业——至少到了后期——也把同样的绩效原则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必须完成任务，否则就要遭受工资损失、额外工作量或假期削减。不过，与市场相比，所有这些制裁都相当温和。为了让国家或企业能够用扣发工资、减少消费资料等方式施加威胁，社会财富就不能按照需要分配，而必须按照劳动表现与权力分配。因此，对消费资料的支配权必须是排他的：它们必须成为（国家）财产。对消费资料的排他性支配权，又要求对生产资料的排他性支配权；否则，人们就会直接使用生产资料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去完成国家计划。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化的希望，实际上变成了国有化。因此，市场经济与国家计划经济都建立在¶

劳动原则之上。二者都是雇佣劳动社会；尽管存在差异，它们仍然十分相似。¶

劳动原则不仅奖赏自我屈从，也造成需要的对立。个别劳动者完全有理由设法少干活、多获益。他所做的，不是自己想做的，而是别人付钱让他做的事；因此，尽量增加所得——即消费的可能性——并尽量减少被迫付出的投入，是相当合理的。尽管国家社会主义的颂歌赞美本政权的工人，他们与资本主义工人一样，也必须受到规训和剥削。企业也是如此。无论是为了未来的稳定、个人的好处，还是出于其他原因，它们都会试图尽可能多地取得资金、物资和补助，同时尽可能少地生产，甚至把某些物品拿到黑市上交易。它们会设法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所得。再说一次，它们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

现实社会主义中恰恰出现了同样的行为：国家试图强制推行较高的生产率和产品标准，企业则试图规避这些强制要求。没有市场竞争，要做到这一点往往并不困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导致了所谓“软计划，即企业无须发挥最高绩效，就可以完成的计划。计划当局也知道这种现象，但并没有有效手段消除它”（Gutmann 1999，第35页）。企业和联合企业的负责人通过“隐瞒真正的生产可能性，把计划制定在最大产能利用率以下”，来抵御“来自上面的过高计划指标”。于是，“年度生产只剩下一种精巧的调节工具：‘计划扑克’”，企业负责人和计划制定者围绕计划指标讨价还价，“谁精通这套玩法，谁就被视为成功的负责人”（Roesler 2002，第55页）。因此，基层运营与总部之间出现了“‘捉迷藏游戏’……对管理者来说，谈判结果往往比实际取得的绩效更能衡量成功”（Hilbert 1994，第39页）。而且，即使失败，企业和工人也没有多少可怕的。针对企业的制裁很温和，破产也不可能发生。同样，在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中，工人拥有相当大的力量——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者最害怕的就是工人罢工——绩效制裁同样温和，失业也不存在。在政治上，国家社会主义是威权的；在经济上，它却远比市场的专政柔和。在雇佣劳动社会的基础上，国家社会主义者以效率为代价换取平等。¶

因此，在国家社会主义中，我们可以发现与资本主义相同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对立：企业与个人的生产并不以需要为导向，而是以交换为导向。他们主要关心自己能得到什么，而不是能给予什么。这解释了资本主义中的计划性报废、环境破坏等现象，也解释了国家社会主义中的质量低劣、同样严重的环境破坏、生产率增长不足等问题。交换价值的支配“只以外在的国家官僚监督形式出现，也就是说，不再采取‘竞争的强制规律’（Marx）的形式。因此，它可以被以一千种不同的方式欺骗、蒙混和钻空子”（Kurz 1991，第104页）。下一个由国家协调的社会，或许会更善于执行自身标准，但这种根本对立不会消失。容我们举例说明：未来某个生态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强制推行“绿色”生产。个别企业则设法把投入降至最低、把收益提至最高；绿色生产显然位于成本一侧，需要大量资源和劳动。因此，对企业或合作社而言，选择“漂绿”，仅仅在表面上满足环境标准，是合理的——这与资本主义企业相似。生态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收紧法规，但它实际上是在对抗自己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劳动原则导致需要的对立：需要彼此对峙，彼此排斥。所有现实社会主义社会，都由这种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对立所组织：企业生产缓慢、产量不足、质量低劣，等等；国家则试图迫使它们以高生产率、服从计划的方式运作，并交付质量合格的产品。这种对立贯穿每一个人：作为消费者和人，他们或许更喜欢环境友好、质量良好的物品与服务；作为生产者，他们又被要求以数量、质量和环境为代价，把成本降至最低。作为劳动者，他们希望拥有有趣、有意义、不使人精疲力竭而又组织良好的工作场所；作为管理者或共同管理者，他们又必须压服劳动者，持续提高压力与剥削程度。在资本主义中，生产围绕价值增殖，而不是满足需要来组织；国家社会主义也面对着极其相似的障碍。¶

利益形式

最后一个批判的重点，不在国家经济，而在作为决策机构的国家。国家计划把冲突转变成对立；然而，国家内部的决策本身，也会让需要彼此对峙。在¶

政治领域中，许多需要争相取得普遍性地位。但哪些需要能够获得这种地位？国家这个机构促使需要的冲突转化为利益的对立。需要必须根据社会提供的可能性来谋求实现；而在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中，各种需要在结构上相互对立。一种需要只有以其他需要为代价，才能占据上风。这样，需要就采取了利益的形式。举一个资本主义中的例子：我的需要是过得好。为了满足它，我采取某种策略。这种策略必须适应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与可能性，并处于社会现实之内。然而，资本主义现实只允许我以他人为代价满足自己的需要（→排斥逻辑，原书第17页）。为了战胜别人，需要必须把自己组织成一项集体诉求（参见Meretz 2013）。于是，住得舒适这一需要，就变成了要求更多社会住房资金、更低租金、更高工资等利益诉求。这些利益面对着相互冲突的利益：房东希望尽可能多地收租；其他利益群体希望少花钱在住房上，多为教育提供资金，等等。利益，是在政治上推进自身需要的一种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形式。实现利益需要→权力（原书第4页）。于是，需要之间的中介变成了权力问题。国家对利益与对立而言，是一种十分便利的形式，因为它可以作出普遍性的决定。国家收集信息，听取集体诉求，然后作出决定。这看起来完全合理而且民主，但国家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制造社会冲突。需要变成利益，冲突变成对立。¶

人类学家David Graeber与考古学家David Wengrow，研究了那些没有强制执行决定之权力的等级机构所产生的后果。美洲原住民温达特人（Wendat）——以及许多其他第一民族——拥有酋长，但其成员通常有不服从命令的自由。一位传教士因此写道：¶

“他们已经一百次地责备我，说我们惧怕自己的首领，而他们却嘲笑和取笑自己的首领。他们酋长的一切权威，都在舌尖上；他的权力有多大，取决于他有多雄辩。即使他说得口干舌燥、讲得筋疲力尽，只要不能使这些‘野蛮人’满意，就不会有人服从他。”（参见Graeber and Wengrow 2021，第41页）

他们的权力并不建立在“以控制某一领土上的规则制定与规则执行为基础的国家权力”之上，而是建立在政治学家Erik Olin Wright所说的“社会权力”之上；后者“植根于动员人们开展合作性的、自愿的集体行动的能力”（Wright 2010，第20页）。欧洲人对东道主的雄辩与合乎道理的论证感到¶

“惊讶并印象深刻”，这一点并不奇怪；这些能力是“通过几乎每天围绕共同体事务展开的公共讨论磨炼出来的”（Graeber and Wengrow 2021，第39页）。相反，东道主经常指出，欧洲人总是在彼此争抢，说话时打断对方，提出薄弱的论据，显得并不特别聪明。¶

“那些试图霸占发言场合、不给其他人陈述论点机会的人，与那些攫取物质生存资料却拒绝分享的人，其行为几乎如出一辙。”（同上）

对于冲突各方而言，达成普遍性的解决方案，既不合算，也不是环境鼓励他们去做的事；只要有一种满足自身利益的局部解决方案，就足够了。他们不必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合作，因为国家已经开辟了另一条道路：通过国家权力，以他人为代价强制实现自己的诉求。冲突各方可以、也会试图获得权力与影响。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而是因为社会鼓励他们这样做。人们仍然可以有意识地拒绝这种诱导，却无法逃避国家的逻辑。在这种促进排斥的环境里，合作只有在能加强自身地位时，才是被鼓励的。利益联盟的形成，是为了压倒其他人。角斗场由此开张。如果冲突由国家来中介，它们就会变成对立。需要以利益形式彼此关联，并相互斗争，而不是为寻找共同基础而努力。国家由于同经济融为一体，再生产并助长着排斥逻辑。¶

超越劳动原则

我们对国家协调型社会的批判篇幅很短，因此也很浓缩，但希望其中一些思想已经清楚地呈现出来。许多批评者指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是全球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因而受制于后者的命令与动力。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它仅能部分解释国家经济的动力，并把注意力放在外部机制上；我们的论点则是，国家经济自身就会产生其许多历史性问题。此外，我们也没有谈及国家社会主义在某些方面的好处，例如财产与劳动的分配平等得多（！），以及计划的可能性得到增强——即使不是民主的计划，至少也是精英的计划。国家协调与对（雇佣）劳动及财产权的批判不相容。国家通过强制执行、归根结底通过统治来协调与规制。由此产生的劳动原则，¶

造成了一种以数量、质量与环境为代价，把成本降至最低的逻辑。此外，历史上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都不是民主的。把责任完全归咎于Lenin或Mao等个人，过于简单。市场被废除后，国家权力会大幅增强。它掌握生产与协调、职业发展与经济衰落、资源与物资分配的权力。因此，国家更容易、甚至被鼓励去统治人民，变得威权，并把决策权集中在精英手中。最后，国家促使需要的冲突转变为利益的对立。它再生产的是排斥与统治的逻辑，而不是团结与包容。¶

替代性社会的构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有待超越之物的批判。可以说，乌托邦是批判的孩子。因此，我们究竟把什么视为资本主义来批判，至关重要。我们可以区分四个要素：¶

1. 生产资料私有制： 生产资料和货币的绝大部分，因而也就是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属于社会中的少数人。
2. 市场： 生产／再生产在决定性程度上由市场协调，由此产生价值增殖的强制。
3. 照护劳动与再生产的分离： 大部分照护劳动在私人领域中完成，并主要由女性承担。对环境的照护劳动基本上没有开展。
4. 交换价值优先于使用价值： 个人与企业必须首先关注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因此，个人理性导致了社会的不理性。

对不同方面的强调，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社会生态乌托邦：生态社会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主义，以及照护—公地与委员会式乌托邦。生态社会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并不想废除上述任何要素。他们想尽量削弱市场的支配地位——即要素2——但相信强有力的国家规制既可行又足够。20世纪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使他们相信市场经济更自由、更有效率，也更按才能与表现分配。Naomi Klein等生态社会市场经济的左翼倡导者，提出绿色就业、福利国家，通过禁令与补贴强力规制市场，让“富有而肮脏者”承担负担，在全球范围内¶

重新分配财富，并质疑“消费主义”（参见Klein 2019）。实际上，他们的敌人始终是新自由主义，而从来不是市场经济本身。Erik Olin Wright或Vivek Chibber（2022）等市场社会主义者，希望把受到高度规制的市场经济，与废除私有制——即要素1——结合起来，把生产资料转交给企业劳动者。^[17]Andreas Malm（2021）以及Cockshott and Cottrell（2012）等国家社会主义者，则希望废除阶级统治——要素1——与市场——要素2。他们认为，市场无法得到充分规制，或者在全球市场经济中，国家过于弱小，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希望通过计算机、更好的数学、民主与互联网，克服20世纪社会主义统治的失败。Cockshott与Cottrell甚至在自己的模式中纳入了“出清价格”和温和竞争等市场要素。他们所说的资本主义，指的就是阶级关系与市场支配。¶

自由市场经济与国家社会主义这两个极端，并没有被一条深沟分隔，而是属于同一个连续谱；它们构成两极，不过是市场与国家以不同配比形成的混合。在这个连续谱中，许多关于“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方案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许多“第三条道路”方案也一样，而后者通常只不过是前两者的混合。如果我们从自由市场这一极出发，逐渐增加国家权力，就会经过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绿色新政一类构想，以及受生态社会规制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社会主义；直到国家变得足够强大，越来越多地规制价格，并以国家计划取代市场竞争，此时我们便进入了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连续谱建立在一个共同的纽带之上：雇佣劳动、照护劳动的分割，以及¶

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支配。物品与服务不是按照需要，而是按照货币、权力和／或劳动表现来分配。我们认为，一个团结的社会，必须超越劳动这一共同原则，以及上述全部四个要素。许多解放运动——尤其是照护、公地、原住民、无政府主义与委员会共产主义运动——都曾为这样的社会而努力。我们的“公地主义”乌托邦，只是关于如何组织这样一种照护—公地—委员会式乌托邦的一个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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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