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1] 信息时代中能够实现的事，与被准许的事，正发生直接冲突。出版商、电影制片商和电信产业与立法者勾结，封堵、破坏自由网络，禁止信息在他们的控制之外流通。当歌迷与艺术家日益接近、探索新的互动方式时，唱片业公司却试图强行维持自己作为双方中介的地位。¶

相互竞争的软件制造商如同军火商，在这场冲突中两边下注：既提供施加控制的工具，也提供逃避控制的工具。互联网这样的对等网络使非等级关系成为可能，而这种关系与资本主义对圈占和控制的需求相矛盾。这是一场殊死斗争：要么我们所熟知的互联网消失，要么我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消失。资本是否宁可把我们拖回 CompuServe、移动电话和有线电视构成的网络黑暗时代，也不允许对等通信带来一个新社会？是的，只要它们做得到。马克思的结论是：“任何社会秩序，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充分发展之前，都不会灭亡；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其存在的物质条件于旧社会自身的胎胞中成熟之前，决不会出现。”^[2]¶

《电信共产主义宣言》探讨阶级冲突与财产权，其出发点是认识到经济能力在社会斗争中的首要地位。本书着重考察生产性资产及其产出的分配。这里的解释始终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解之上：财富与权力有着内在联系，只有通过前者，才能获得后者。作为脑力劳动者集体，Telekommunisten 的工作深深植根于自由软件和自由文化社群。然而，本宣言的一个核心前提是：仅仅从事软件开发和非物质文化作品的生产，并不足够。单单使非物质财产共有化，不能改变物质生产性资产的分配，因而也无法消除剥削；只有劳动者自组织生产，才能做到这一点。¶

本书以国际电信、全球迁移和信息经济兴起时代的阶级冲突为考察对象，旨在概述推动 Telekommunisten 项目的立场。本文要介绍这一项目的政治动机，并勾勒其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框架。宣言通过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对等共产主义与客户端—服务器式资本主义国家”和“自由文化批判”——分别讨论网络拓扑与文化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前一部分聚焦互联网商业化，以及网络化、分布式生产的兴起，提出一种作为阶级斗争载体的新组织形式：风险共产主义。这一部分最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著名纲领改写为适用于网络社会的宣言。¶

在前一部分基础上，“自由文化批判”继续讨论版权的历史及相关误解、自由软件运动、反版权／著佐权的异议实践，以及自由软件和自由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如何把自由软件的成就扩展到自由文化，是这一部分要回应的挑战。它将这一问题与社会主义左翼的传统纲领连接起来，由此提出极左版权（copyfarleft），并以《同侪生产许可证》作为范本。¶

本文尤其面向具有政治诉求的艺术家、黑客和行动者，目的不是宣扬一种固定立场，而是为持续进行的批判性对话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