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语言与体裁的动态生命

当我被公式化，摊开在一枚针尖上， 当我被钉住，在墙上扭动挣扎， 那时我该如何开始……

——T. S. 艾略特

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论证的，把指称看作语言的核心，甚至把它看作语言与知识之间关系的中心，都是行不通的。无论在哪里，指称都从属于交流与认识组织，而两者都通过语法与体裁来运作。相应地，语言中最有意思的关系，与知识系统的一般情况相同，是类比性与分析性之间的关系。但当然，当指称处在语言的核心时——20世纪初以来的语言哲学一直如此——最有意思、最根本的区分便成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间的区分。无论是维护这一区分（例如卡尔纳普），还是否定它（例如奎因），情况皆是如此。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讨论的，连奎因也凭借为了经验观察而将经验原子化的思想，继续抱持着从已知指称对象走向可知综合的梦想。在我所谓「分析—综合实体化」（analytic-synthetic reification，ASR）的较强版本中，指称对象凭借同义的必然性而具有分析性。在更强的版本中，心灵本身被视为一个由模块化领域组成的系统，一切指称对象及指称对象间可能的关系，都可以映射到其中。所有ASR实例的共同点是：即使全部可能知识是无限的，它也由有限、原子化、自身同一的指称对象的组合生成。这是一种十分方便的认识生成描述，因为它内部包含了认识证成的手段。如果能把两个经过分析的指称对象组合成一个命题，例如「所有单身汉都是邋遢的男人」，你只需检查谓词「都是……」应该处于开启还是关闭的位置，因为：a）分析逻辑中不允许中间项（除了「〔所有〕都是」和「〔所有〕都不是」之外没有别的）；b）不论实际存在的对象是什么，「是」都指向一种绝对单一的存在方式。然而，这两项关于谓词的假设，都没有得到内部证成。换言之，没有理由假定 p ¬ p 是必然的，也没有理由假定对象不参与对自身的述谓。¶

更进一步，ASR也未能描述知识实际上如何涌现。在ASR中，对象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不是，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知识的对象」。其中似乎没有「知识对象」的位置，因为所有知识都可以还原为同义关系、抽象领域，或者一个行为的非存在（塞拉斯便是如此）。即使在这样一种还原性的制度下，一次认识即便不是能与其他对象相互作用的对象，至少也应当是一个事件。而在知识生成更直接的社会学现实中，我们能够看到：根据语法义务、文化传统和交际体裁的不同，概念也以不同方式彼此作用。再说一次，这不是要主张知识能够还原为我们与文化联系起来的所有那些东西（连我们与文化联系起来的那些东西，本身也不能还原为文化）；但那些东西确实创造了组织性实体，而这些实体又在使新知识对象成为可能以及对其施加约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后来离开了早年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工作，转向一种把语境置于指称之前的语言观。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连同J. L.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哲学，共同构成了后来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语言和知识哲学的基石。吸引德里达、利奥塔等思想家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观念的表征只不过是语言总体功能中的一个底层部分；语言在实际运作中，既构造也施行社会功能。而且，由于语言如此深地织入社会结构的肌理，它从不是权力中立的。局部例证包括符号之间不对称的划分，如 master/mistress、steward/stewardess。在《后现代状况》中，利奥塔从更总体的层面理论化语言的施行性，把它编织进对于知识创造机构的历史分析。例如，利奥塔指出，科学研究日益高昂的成本，与真理条件的演变之间，有着深刻联系。即使在1979年，利奥塔撰写他的「关于知识的报告」（rapport sur le savoir）之时，民族国家作为科学研究主要委托人的地位就已开始被超越。科学转而直接回应多个私人客户；他们拥有投资昂贵研究的资本，当然前提是投资会有可计算的回报。^[1] 的确，在利奥塔发表报告两年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拜杜法案》，允许即使是获得公共资金资助的大学，也保留知识产权许可权，并直接与企业客户谈判。这打破了许多资本流入研究的壁垒，但也在机构之间、研究者之间的知识流动上筑起许多壁垒，而这本身又使研究变得更加昂贵。利奥塔认为，这一趋势的效果之一，是在科学话语中建构普遍真理条件的计划会被放弃，转而追求认识的绩效性。^[2] 换言之，如果知识能够成功转化为资本，它就无须获得逻辑或社会层面的证成。利奥塔关于科学话语碎片化的论证，进入了他更为著名的论证，即民族国家、辩证唯物主义等宏大叙事的消解。当然，这一切进入流行文化后，被冲淡成了后现代主义对真理与进步的否认（我们都住在不透明的语言盒子里，等等）。¶

与语言认识论有关的是这样的思想：实际发生的语言，分裂成各种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支配这些游戏的更多是惯例，而不是成文化的规则；这些语言游戏构造着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网络，同时也被这个网络构造；此外，任何构造真理条件之元语言的尝试，也都不可避免地浸透于这个网络。过去几十年来，这个论证已被总结和漫画化无数次；为了简明，我无疑也在给这幅漫画添上一笔。应当清楚的是，与后现代主义者相反，我完全支持把形而上学实在论重新引入语言与认识论，但不想在这个过程中丢弃利奥塔对知识生产的批判。换言之，一方面承认话语惯例在合法知识的生产（以及非法知识的排除）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推进一种形而上学论证，二者完全一致，即便这项形而上学论证本身也缠绕于某组话语惯例之中。过去，关于语言与真理，我们被给予了恰好两个选择，而它们最终都只是逃逸手段：要么逃离语言，把语言的独特性——以及其中一切认识与诗性的可能——压缩成可分析的指称性附属物；要么从真理逃入语言。我们一直被引导相信，语言要么是心灵的附带现象，要么是世界的附带现象（无论自然世界还是社会世界）。但实际情况是，语言浸透着对象，而它们的实在性与各处对象的实在性相同。为了说明语言与知识的关系，我们必须下降（或上升）到对象的层面。¶

体裁

除了哲学本身之外，在学术界没有哪门学科，比写作研究更积极地应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想向语言认识论提出的挑战。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这个领域，实际上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才出现，与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促成的高校学生大量涌入相伴而生。从20世纪70年代末直到不久之前，该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流派，一直是所谓的「过程教学法」。过程运动源于对传统写作教学的不满：后者强调识别和纠正错误，以及模仿写作中的最佳实践。结果是，写作课上的学生做了大量校对，也读了大量文学作品。的确，写作教学常常被看作文学学者的某种炼狱：研究生毕业后找不到文学教职的人，就落到了这里。不出所料，这支劳动力队伍中女性占多数。写作课过去是、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大学的肥差；大学从教授写作的大量非稳定雇员身上，吸取巨额剩余价值。面对教学上的不满，以及被认为缺乏学科合法性的处境，写作研究者开始借用心理学和语言学的方法，创造有关写作的新知识，以便（用库恩的话说）促成一种能够带来常规科学实践的范式。过程运动的学者，不再搜集成功作家的轶事材料，而是去研究学生写作者实际在做什么。这项研究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写作者直到写作过程深入进行时，仍在发现和发展论点，而不是事先通过头脑风暴和列提纲就把论点全部得出来。这项研究在教学上的应用，就是在写作过程的不同阶段进行干预，关注过程而不是成品。这套研究方案带来了一种写作的生成语法：一个只有少数关键想法的简单草稿，通过递归变成更复杂的文章。生成原则甚至被应用到句子层面，让学生练习句子组合，或者把句子作为从句嵌入其他句子，以创造更复杂的思想。¶

部分受到利奥塔关于认识生产的理论、及其与维特根斯坦式语言游戏之联系的影响，写作研究者在过去二十年间，开始对写作的本体论提出质疑。过程运动把写作的本体安置在一种语法之中（它包含并超越语言语法）；所谓的「后过程」运动则在体裁层面寻找写作的真实存在。它的观念是，写作既是一种生成行为，同样也是一种解释行为。自写作研究发端以来，对受众需要与期待的解释，就一直居于写作教学的中心；不过，对某个语言游戏中隐秘规则的解释，以及在这些规则中行动，则是相对较新的重点。以体裁为中心的教学法背后的实践论点是：你无法仅凭一套原则，就从标准的大一写作课作文一路自我提升，写出实验报告、执行摘要或学术期刊文章。同样，在生产合法知识时，也不存在一种普遍公认的真理话语可供调用。有条理地提出一组主张，并用证据支持它们，仍然不够。根据后过程哲学，合法知识不仅在某个体裁的惯例中被写成，也在其中被施行。在体裁中进行言说或写作，是一个解释过程，而非形式程序，因为即使像科学研究论文这样形式相对稳定的体裁，也塞满了惯例与模糊边界，远远超出任何基本的章节布局与引用规则。¶

对这一新学科范式的教学回应各不相同。有一种路径与新自由主义高等教育哲学颇为合拍（在这种哲学中，大学是白领职业学校）：它让学生直接投入各种职业体裁，把能力训练置于对写作体裁所牵涉的制度权力结构进行任何明确批判之上。另一些路径更具批判性，试图培养一种元认知语言，用来反思自身与体裁，以及与体裁相联系的机构之间的互动。¶

在上述对两条路径的描述中，我无疑已暴露自己的偏好；但批判路径内部还必须进一步细分。对体裁及其与知识生产的关系进行唯物主义分析，有十分充分的理由。早在1979年，利奥塔就察觉到资本迅速向信息汇聚。数字信息的流动性，以及存储和处理能力，正以指数速度增长，击碎资本流动的一道又一道壁垒。再加上知识生产的碎片化和企业化，信息与汽车或玉米等其他商品之间的区别进一步消解。当然，信息的商品化又对信息技术的发展产生递归效应。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新的经济部门、学科、社交网络、娱乐形式、政治组织、犯罪、战争——所有这一切——也随之出现。这些事物都带来了交际体裁的爆炸式增长。新的交流方式创造了从劳动者身上榨取价值的新机会，例如某些职业坚持要求人在工作日时段之外很久，仍须回复电子邮件和短信。新的交流方式也提供了直接提取信息资本的机会，例如根据社交网络活动开展市场研究，或利用新习语的生产来获取广告素材。所有这些信息所经过的体裁，在规训交流行动和创新行动两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里再次包含递归成分，因为这些体裁也会受到其媒介的物质限制的影响（例如文本长度限制和视觉可及性）。¶

如果要分析资本、信息技术、媒介和交际体裁之间关系的效果，唯物主义路径很有道理；的确，它也是理论化如何抵抗伴随这些关系而来的剥削的一条良好起点。^[3] 但如果要看体裁自身如何运动，以及如何影响新知识的生产与合法化，就必须下降（或上升）到对象的层面。¶

我已经较详细地讨论了语法中类比运动与分析结构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有在对象导向框架内才能理解。因此，当我对体裁提出类似主张时，读者不会感到意外。但首先，要说一说语法与体裁的区别。我对「语法」这个词的使用，已经比许多语言学家能够接受的宽松得多。除了用谓词—论元结构等基本句法问题来谈语法，我还把它扩展到了图瓦语拟声语法一类的结构。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工作在许多方面与其西方同时代人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相平行；他通常被视为现代体裁理论的奠基人，并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区分。巴赫金在一边的句子与语法，以及另一边的话语与体裁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4] 巴赫金认为，虽然一个语法句子与一个体裁话语的表面内容可能重合，但它们的形式不同。首先，边界就不同。对句子而言，重要的边界不是标示句子开头和结尾的边界，而是短语之间、小句之间的内部边界。想一想句子递归，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注意：巴赫金并未明确讨论这一点）。看看下列结构：¶

My rabbit gets along fine with dogs. She doesn’t care for guinea pigs, however.

我的兔子和狗相处得很好。不过，她不喜欢豚鼠。

My rabbit, who doesn’t care for guinea pigs, gets along fine with dogs.

我的兔子虽然不喜欢豚鼠，却和狗相处得很好。

这两个结构的意思相当接近，尽管第一个当然由两句话组成，第二个则只有一句，内含嵌套。主要区别并不在意义或语境，而在短语以及小句的位置。另一方面，每个结构无论如何组合，都可以构成一个单独的话语。「每个具体话语作为言语交流单位」的边界，「由言说主体的更换，即说话者的更换来确定」。^[5] 不过，我们不应因此以为，只有交谈者在身体上彼此在场时，话语才存在：¶

任何话语——从日常对话中简短的（单词式）回应，到长篇小说或科学论著——都可以说有一个绝对的开端和绝对的终点：它的开端之前，是他人的话语；它的终点之后，是他人的回应性话语（或者，虽是沉默的，却是他人的积极回应性理解；又或者，最终，是基于这种理解而作出的回应性行动）。^[6]

最后，在一个话语中运作的任何语法结构，都是依据那个对话语境或体裁，为风格而作的选择：¶

没有任何一个新现象（语音的、词汇的或语法的），能够不经过漫长复杂的体裁—风格检验与修改之路，就进入语言系统。^[7]

如果接受雷关于形态句法对象从程式性词汇块中抽取出来的观念（我接受），那么巴赫金关于语言涌现的论证就相当准确。但仅仅因为话语的涌现、语法对象的选择（以及偶尔的涌现）具有对话性，并不意味着这里正在发生某种「碰撞式因果关系」。^[8] 话语链并不在任何意义上通过矛盾实现自身，仿佛「我说了这个，所以她说了那个，所以我又说了这个，所以……」。事实上，巴赫金谨慎地把自己的对话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独白主义」区分开来。^[9] 一个话语对另一个话语的回应，并不是单纯一个接一个地展开。话语不仅彼此影响，它们也总是已经受到体裁的影响；这意味着，对回应的体裁性影响，可以在回应话语尚未说出之前，就影响那个被回应的话语。例如，看看帕纳雷语（委内瑞拉南部使用的一种加勒比语）的讲故事体裁。遵循体裁惯例的负担，并不只落在讲述者一人身上。听者被期待不时插入一声「Ummm」。^[10] 这并不只是确认听者在专心听，而是故事节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故事中任何话语的形式，在回应加入话语链以前，就已受到回应的影响。于是可以说，体裁的效果是分布式的，而不是依次排列的；这当然与莫顿对超对象的描述相当契合。我们还可以说，话语并不完全始于其开端，也始于其中间；这意味着，它们和其他对象一样，参与对自身的述谓。¶

必须再次强调：语法并不是一组稳定原则，把成分重新组合成句子，以实现一个话语的目标。语法与体裁之间的关系，往往既是分化关系，也是汇聚关系。正如威廉·萨蒙所论证的，构式语法与体裁的相似性，可能不只是巧合。构式语法处理那些位于标准句法模式边缘的语法现象，而生成语法学家可能把这些模式视为先天的。萨蒙解释说，构式语法：¶

可以被视为一束信息，它限制构式可能呈现的表层形式，同时也限制一系列其他信息，其中可能包括语用和用法信息、语义和形态信息、韵律信息、功能限制，等等；而且，它在规模与复杂度上，可以小至一个单词，大至复杂的句法框架。^[11]

这几乎是在重述巴赫金对话语的定义，只是去掉了交谈的中心地位。¶

乔姆斯基在关于自身语言学理论的公开演讲中，几乎每次都会使用两个惯用例子。一个是火星人俯视地球人，得出我们基本上都在说同一种语言的结论。另一个是构造一句句法安排正确、却恰好没有意义的话。其中最著名的是「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无色的绿色观念狂怒地睡着。）这里的想法是，一句话可以在不考虑任何语境或语用因素的情况下，在语法上成立或显得正确。它本应证明句法独立于语义，尽管乔姆斯基反过来也曾声称，语义可能依赖句法。但按照构式语法，相反的情况也可能成立。「Him be a doctor!?」（就他，还当医生！？）^[12] 这样的句子，就算句法不算出格，在形态上也肯定奇怪。然而，如果它紧接着「He wants to be a doctor.」（他想当医生。）就完全可以理解。此外，根据谓词—论元结构的语义内容不同，一个句子在形态句法上既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

Liza sent Stan a book.（莉扎寄给斯坦一本书。）

*Liza sent storage a book.（「莉扎寄给存储一本书。」）^[13]

最后，无论这能说明多少问题，「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在语言学讲座这一体裁的影响下，如今已完全有意义——甚至可能已经成为一个词汇语块序列。重点是：不论其形态句法结构多么例外，某些构式都可能被经常选用，以便与特定体裁配合运作。在语法句子、话语和体裁之间，不可能有一种稳定的分析性区分，也不可能有一个领域层级。¶

语言与体裁的涌现

作为对象，语法与体裁会回应文化生态和物理生态的影响而改变，也会回应自身对自身的影响而改变。因此，我想提出：语法与体裁之间的主要区别，与其说是形式分类的问题，不如说是速度的问题。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速度与缓慢、运动与静止、迟滞与迅疾，不仅使结构的形式从属于它们，也使发展的类型从属于它们。」^[14] 速度增加事物之间联系的数量，因而增加差异的生产，进而增加形式的生产。我会说，速度关系首先也必须由形式使之成为可能；而且，涌现的是相似性，而不是全然的差异。但这个基本论点在我看来是正确的。¶

语法中最深刻的变化，来自一种语法与另一种语法之间的不对称接触。我们可以在共同语化和克里奥尔化过程中看到这一点，^[15] 它们不同于缓慢得多、且更能自我推动的语法化过程。例如，共同语化和克里奥尔化，往往是征服、奴役或文化—经济霸权的产物。当不同人群具有共同利益时，例如宗教或贸易利益，可能会使用一种通用语；不过，哪种具体语言被选作通用语，通常是过去或当下政治和／或经济权力不对称的结果（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拉丁语化）。通用语有时会保留相当多的形态句法复杂性，例如在苏联力量最盛时，俄语作为通用语统治着从波兰延伸到蒙古的区域。另一些时候，通用语则被简化，例如曾经强大的波斯语（阿拉伯人、蒙古人和突厥人在中亚的通用语）具有相对简单的语法，可与其复杂得多的姊妹语言达里语相比较；后者今天仍在阿富汗充当通用语。但形态句法简化，在共同语化和克里奥尔化过程中最为剧烈。一种过于常见的假设是，共同语和克里奥尔语是两种或更多语言的综合，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们可能保留各种语言的词项，甚至习语构式，但语法可以说是「单一麦芽」的。¶

例如，随着维京人在英格兰定居，英语经历了共同语化；直到今天，英语仍保留大量北欧语词，包括几乎所有以 sk- 开头的词。值得注意的是，北欧语的贡献还包括兼具词汇和形态性质的 they（以及它的派生形式）；但除此之外，英语与其说从古诺尔斯语中输入了语法，不如说是回应接触本身而发生了变化。在为成年学习者简化语言的过程中，英语开始剥落名词类别等成分。例如，与格被放弃，转而使用 to 这样一个独立、通用的介词。必须再次强调，这里发生的不是综合。北欧人移居英格兰带来了许多很酷的东西——这方面最杰出的「历史学家」齐柏林飞艇乐队，已有充分记录——但那并不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熔炉。涌现出的共同语化英语，是通过变形显现（anamorphosis）过程产生的。它既是盎格鲁—撒克逊语，又不是。再说一次，在变形显现中，对象并非作为综合物涌现，而是作为与其他对象接触后的扭曲涌现。当我们比较不同的克里奥尔化实例时，这种扭曲式涌现就非常明显。在综合性的克里奥尔化观点下，我们会预期，克里奥尔语形成的最重要因素，是底层语言与上层语言之间的谱系距离。但谱系距离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影响新语言涌现的速度。当相互接触的语言足够接近，能够共同语化时（如古诺尔斯语与古英语），这个过程可能持续数百年。在古诺尔斯语（ON）与古英语（OE）的情形中，说话者不必真正掌握双语，就可以进行实用交流。直到954年埃德雷德国王为英格兰人重新夺回约克，这种情形才开始改变。不过，当谱系差异很大时，例如埃维语、约鲁巴语、沃洛夫语与英语或法语之间的差异，过程必然更快。在谱系差异之后，最重要的因素是底层语言使用者与上层语言接触的具体类型。正如拉姆斯登所论证的，根据接触性质不同，克里奥尔语有「激进」程度更高或更低之分。^[16] 例如，海地克里奥尔语被认为比路易斯安那克里奥尔语更激进（与上层法语更不像）。这很可能与下述事实有关：在法国统治这两个地区的时期，圣多明各的非洲人口远多于法国人口，而在路易斯安那，两者大体相当。因此，「〔圣多明各〕的大多数非洲人与法语母语者进行个人互动的机会，比路易斯安那的非洲人更少。」^[17] 此外，由于圣多明各的这种有限接触，涌现出来的克里奥尔语，作为那些新抵达、说着彼此无法理解的多种语言的非洲奴隶的通用语，就更加重要。¶

克里奥尔化与缓慢得多、也更普遍的语法化过程，共享一些相似特征，例如音系缩减。比如，在克鲁西安语（圣克罗伊岛的克里奥尔语）中，You ain’t want to go there?（Do you want to go there?，你想去那里吗？）变成 You ain waan go deh?，其中 want to 缩减为 waan。^[18] 同样，在语法化过程中，英语从 I’m going to tell you the truth（我要告诉你真相），变成 I’m gonna tell you the truth，再变成特定方言中的其他形式，例如伊利诺伊州西部的 I mohn tell you the truth。在克里奥尔化与语法化中，词项或语块也可能被重新分析，以承担语法功能。例如，托克皮辛语（新几内亚的一种克里奥尔语）拿来英语程式序列 by and by，把它变成 bambai，再缩减为 bai，又使它成为时态助词，进而成为体标记（习惯体）。^[19] 某些语义淡化现象，在语法化过程中也很常见。在许多语言中，与欲望或意图有关的词，会语法化为将来时表达。例如，在卡尔德拉什罗姆语的将来时构式中，动词 kam-（喜欢）失去屈折变化，移至短语前端：¶

Kamav te piyav čai.〔我喜欢喝茶。〕

Kam piyav ekh taxtai čai.〔我要喝一杯茶。〕

同样，在英语中，will 从古英语的 willa〔希望／想要〕转变为助动词，除非它被用来描述或表达意志。¶

在托克皮辛语的 bai 或英语的 will 这样的例子中，我们既看到对象的变形显现，也看到对象某种程度的隔离或封闭。kam、willa 和 by and by 与表达意图和时间接近性的构式反复接触之后，产生了扭曲。它们都不是与既有的将来时或习惯体标记综合起来的。当这些扭曲作为对象影响其他对象时，它们施加影响的方式（例如助动词影响动词的方式），就成为使它们自身得以被辨认为对象的某些性质。人们据以辨认这些对象的性质，也成为边界，阻止它们与某些类型的对象接近。will 就不太能够与一个直接宾语名词进入综合关系。要把助动词 will 从将来时构式中的位置拉出来（撇开其意志含义），我唯一的办法——我作为对象的施加影响能力也有限——就是注意到它与别的东西的相似性，例如它与卡尔德拉什语 kam 的相似性，或者它与 pill 之类押韵词的相似性。这种接触产生了新的东西（知识或行动），而它在对象的分析—综合关系内部是不可能出现的。¶

在体裁变化中，我们也能看到某些同样的变形显现与隔离过程。再说一次，如果遵循巴赫金的观念：体裁由话语构成，一个话语始于其他话语结束之处，那么话轮就成为体裁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裁越形式化，体裁中的话轮往往越程式化。例如，在美国国会议事中，I yield back the balance of my time（我交还剩余发言时间）是一个常见话轮；在法庭上，Objection, your honor（反对，法官阁下）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插入话轮。在各种社交网络体裁中，LOL〔Laugh Out Loud，大声笑〕可以在话语开头和结尾都充当话轮。LOL 最初在聊天室中作为提供语境的词项出现，表示讽刺，或者说明前一个话语有趣、令人愉快。ROFL〔Rolling On the Floor Laughing，笑得满地打滚〕与 LMAO〔Laughing My Ass Off，笑掉屁股〕等其他词项由 LOL 派生而来。不过，LOL 既经历了体裁化，也经历了语法化。就其体裁化而言，它作为话轮，可以开启或结束一个话语。麦克沃特有一个更大的论点，认为短信是「用手指说话」；与此相应，他主张 LOL 已经从一个词项变成词汇—形态结构，即一种充当附加问句的助词，类似日语的 ne，或非裔美国英语的 yo。^[20] 从体裁化来看，一个具体词项或构式在二十年左右成为某个体裁的固定特征，没什么特别。但在语法的时间尺度中，这简直快如闪电！¶

某些语言惯例，在其他交流场景中早已过时之后，体裁仍可以长期保留它们，例如法庭敬称 your honor（法官阁下）。但体裁也常常能够加速语言变化，LOL 就是如此。体裁往往比语法运动得快，语言变化也常搭它们的便车。如果这些语言变化所搭乘的体裁与其他体裁发生接触，它们就可能变得更普遍。这可能是个不均衡的过程，因为体裁与具体交流场景相互作用。例如，艾米·德维特研究了1520至1659年间，当苏格兰逐渐走向与英格兰联合时，苏格兰英语在各种写作体裁中的衰退。她具体考察了四种形态形式和一种音系形式的替换：¶

用于替换的英格兰英语形式	被替换的苏格兰英语形式
现在分词屈折词尾 –ing	–and
否定助词 no/not	na/nacht
不定冠词：辅音前用 a，元音前用 an	所有语音环境中都用 ane
过去时屈折词尾 –ed	–it
关系代词拼写以 wh- 开头	quh- [21]

研究在五类体裁中观察这些替换：宗教论著、官方通信、私人记录、私人通信，以及私人记录。〔译注：底本在该列表中重复列出「私人记录」；下文则提及「公共记录」。〕在各体裁组内，具体形式的替换并不均衡；跨体裁来看，现在分词词尾 –and 被英格兰英语 –ing 替换的速度，比其他形式都快。但就不同体裁之间的总体替换而言，也有显著的不均衡：宗教论著中的替换速度远快于公共记录；后者直到1659年，所有形式都还没有完成全面替换。^[22]¶

当然，写作不是口语。写作是一种更审慎的交流方式，对风格特征的选择比口语更有意识。而且显然，直到今天，苏格兰英语的各种变体与英格兰英语的变体仍有显著差异。然而，有证据表明，某些类型的读写实践的存在，能够影响特别具有体裁特征的言说场景中的口语。^[23] 此外，虽然写作涉及更有意识的风格选择，风格特征在口语体裁内部同样会被选择，因此有理由相信，德维特在写作体裁中观察到的那些不均衡变化，在某个时间范围内的一组口语体裁中，也会同样不均衡。德维特没有发现，个体对于公共记录体裁中的语言保守主义，或宗教论著中的快速替换，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动机。^[24] 区别似乎是接触的问题。随着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政治结构交织在一起，苏格兰枢密院所关注的事务日益地方化；而随着詹姆斯六世（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登上英格兰王位，则出现了把苏格兰教会拉近圣公会的协同行动。¶

概括而言，语法化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除非伴随着克里奥尔化所关联的那种突变性接触事件。否则，语言变化可以在体裁这种尚未普遍化的场景中较快发生。若要进一步普遍化，发生了创新的体裁就必须与其他体裁接触，就像聊天室体裁与短信体裁接触一样。不过，与我先前关于共同语和克里奥尔语的论证相同，我要主张，体裁本身并不从既有体裁的综合中涌现，而是经由扭曲与类比涌现。体裁是典型的中层对象：一边是个体互动和语法约束，另一边是文化、制度与技术语境；体裁存在于两边之间，却不能还原为任一边。^[25] 体裁不是综合性的，因为从来不存在一个可辨认的领域，可以据此命名某一体裁的全部特征，并将其还原为分析性的、自身同一的性质。正如萨蒙在将体裁与爵士乐相比较时所说：¶

乐曲这一心灵对象，不可能以一种未被打断的状态显露出来。如果它在世界中发挥作用，那就是经由某个人对它的解释或演绎而实现的。与体裁或形式习语一样，我们无法直接接近任何抽象形式或心灵对象，尽管正是通过它，我们才首先能够谈论「共享」。^[26]

没有任何一个具体话语是在未被打断的状态下开始的。一个话语本身就是一次打断，同时又预设着对它自身的打断。话语始于话语之间，而新体裁始于它们的中间。¶

正如我已经论证的，语法通过一个由多种类比组成的复杂递归系统的作用，获得稳定的分析特征。建构这些分析特征的能力随着神经同步而增强，而神经同步本身又通过相似性的重复来运作。体裁也可能发展出分析特征，用来分节和组织体裁话语。这些分析特征表现为形式结构，例如典型化的小节和话轮。然而，与对语法分析特征的默会知识相比，对一个体裁某组分析特征的知识，生成能力非常有限，因为体裁是针对具体情境的。一个人必须通过解释，发现自己处于何种交际情境；通过解释，为这种情境选择适当的体裁；再解释体裁本身的约束。这个三重解释过程，其分析性程度本身也有所不同。职场事故这种情境，很可能配有井然有序的程序和标准表格；但即使在这些结构内部，雇员也会发现自己在猜测，应如何叙述事件的具体情节，也许觉得自己必须消除多方叙述之间的不一致，并为所发生的事情归定某种责任。为了做到这一点，她必须决定例如在报告中使用何种叙事施事安排。为了落实这些决定，她可能会从既有报告，或事故报告表本身的语言中作类比。然而，在更常见的情况下，交际情境的这个解释三元组具有的分析性，要远低得多，例如当一个人被要求在慰问卡上给几乎不认识的人写一段话，或者发现在陌生媒介上与人交流时。〔译注：本句原文以 than 引出慰问卡的例子，比较关系表述不清；此处依上下文将慰问卡与陌生媒介理解为分析性较低的情境。〕在这里，对类比的依赖就大得多。再说一次，由于任何体裁的分析特征都不具备很强的生成能力，不能简单地把其他体裁的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就在新体裁中进行交流。在体裁内部，尤其在新体裁内部交流，必定有某种格式塔式的整体性。在德维特所谓的「先行体裁」^[27] 与新体裁之间作类比时，必须把先行体裁当作它们本来就是的完整中层对象。只有这样，东西才可能在类比中变得可供把握。而发明一种体裁、并在其中交流所要求的类比性越多，扭曲就越多；变化以及最终的新体裁，也就越快涌现。¶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