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建议，我们应当从争取更大社会正义和平等的工作出发，思考我们作为学者兼教师的各种不同活动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一目标并不限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但它与我们的工作之间的联系，比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更为明显。我们的学术研究主要接受学生的检验，偶尔也接受立法者及其他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检验。我们既研究也实践“文化政治”，尤其是本书所界定的文化政治。我的主张与那些认为知识必须“摆脱”政治的人相抵触。知识从来不可能不带政治价值；明智的做法，是鼓励学生就其所学领域的政治内涵展开辩论。当这些政治意涵遭到忽视或否认时，它们仍在发挥作用，只是以隐蔽而更加危险的方式发挥作用。当然，我们必须“教授冲突”，而不能只是宣扬自己的政治立场，无论我们觉得这些立场多么有说服力。¶

我还相信，在许多学科中，学术辩论与公共辩论之间、学术行动与社会行动之间，都存在必要的连续性。在本书中，我举例说明自己自 1991 年以来如何参与这些辩论并追求社会行动的目标。我并不是一名重要或有影响力的政治行动者；而本书的一个核心论点恰恰是，普通学者的确能够在公共领域产生影响，而且一旦认识到自己的这种能力，就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世界历史的巨大变化建立在极为细小的行动之上，而把这些行动协调起来，既可能是深入组织工作的结果，也可能出于历史机缘。今天，在全球化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之中，众多学者似乎都处于边缘位置，因此很容易感到气馁。更困难、但也更有希望和成效的做法，是找到那些交汇点，让我们的工作与其他人的劳动相互补充，以实现所有人更大的平等。¶

本书所有章节都以曾发表于美国、德国、埃及和英国的期刊、学术书籍及报纸的文章为基础。每一章都与初次发表时有很大不同，多数情况下，是因为我处理了从首次发表到收入本书之间的历史变化。在其中几章（第 1、2、3、5、8、9 章），我特别努力保留促成文章首次发表的历史语境，并评论其间发生的历史。有时，这些修改被明确标出，如第 2、3、8 章；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修改则融入一个统一的论证，如第 1、5、9 章。我试图呈现学术在明确进入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时所具有的历史维度。从一种意义上说，学术必须切合时宜；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学术又必须标示并记录历史时间的流逝。¶

许多朋友以他们身为学者兼教师所从事的行动激励了我，我对此深怀感激。本书献给爱德华·萨义德，他至今仍在教导我。当我最初想到以数字形式出版本书时，我的好友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把我介绍给加里·霍尔（Gary Hall），后者的工作也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乔治敦大学的兰迪·巴斯（Randy Bass）、柏林洪堡大学的赖因哈德·伊森泽（Reinhard Isensee），以及比勒费尔德大学的马蒂亚斯·奥珀曼（Matthias Oppermann），在数字学术方面开辟了道路，并鼓励我完成本书。在社会行动方面，其他朋友为我树立了很高的标杆：范德堡大学的科林·达扬（Colin Dayan）与霍滕斯·斯皮勒斯（Hortense Spillers），纽约市立大学的露丝·威尔逊·吉尔摩（Ruth Wilson Gilmore），麦克马斯特大学的亨利·吉鲁（Henry Giroux），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卜杜勒·詹穆罕默德（Abdul JanMohamed），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柯蒂斯·马雷斯（Curtis Marez）与雪莉·斯特里比（Shelley Streeby），达特茅斯学院的唐纳德·皮斯（Donald Pease），比勒费尔德大学的维尔弗里德·劳瑟特（Wilfried Raussert），纽约大学的玛丽塔·斯特肯（Marita Sturken）与达娜·波兰（Dana Polan），以及柏林自由大学的温弗里德·弗卢克（Winfried Fluck）。我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美国研究与族裔研究系的同事们，以联结学术、教学和社会行动的能力闻名。莎拉·巴内特-韦泽（Sarah Banet-Weiser）、理查德·伯格（Richard Berg）、菲利普·埃廷顿（Philip Ethington）、马卡雷娜·戈麦斯-巴里斯（Macarena Gomez-Barris）、莎拉·瓜尔蒂耶里（Sarah Gualtieri）、杰克·哈尔伯斯塔姆（Jack Halberstam）、戴维·劳埃德（David Lloyd）、塔尼娅·莫德莱斯基（Tania Modleski）、塔拉·麦克弗森（Tara McPherson）、玛丽亚·埃莱娜·马丁内斯（Maria Elena Martinez）、曼努埃尔·帕斯托（Manuel Pastor）、劳拉·普利多（Laura Pulido）、利兰·斋藤（Leland Saito）、乔治·桑切斯（George Sánchez）和贾内尔·王（Janelle Wong）在“文化政治”方面教给我的东西，是我永远无法报答的。¶

我要感谢相关编辑与出版者，允许我重印那些最初由他们发表、如今经过大幅修订的文章。第 1 章“爱德华·萨义德与美国研究”，最初发表于《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56:1（2004 年 3 月），第 33-47 页；第 2 章最初以“波斯湾战争中的‘越南效应’”为题，发表于《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que）第 19 期“战争的经济”专号（1991 年秋），第 121-39 页；第 3 章最初以“费卢杰影像将引发争论，但……不会改变政策”为题，发表于《新闻日报》（Newsday）评论版（2004 年 4 月 2 日），A49 版；第 4 章“关切的区域：区域研究与新美国研究”，最初发表于埃及《艾利夫：比较诗学学刊》（Alif: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etics）第 31 期（2010 年）“其他美洲”专号；第 5 章“文化、美国帝国主义与全球化”，最初发表于《美国文学史》（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16:4（2004 年冬），第 575-595 页；第 6 章“在爱达荷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最初发表于《美国季刊》59:2（2007 年 6 月），第 253-275 页；第 7 章“弗朗西斯·斯科特·基之死及其他挽歌：音乐与新美国研究”，收入维尔弗里德·劳瑟特与米歇尔·哈贝尔-帕兰（Michelle Habell-Pallán）编《玉米面包与库奇弗里托》（Cornbread and Cuchifritos，特里尔：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Trier，2011），第 27-40 页；第 8 章“贝拉克·奥巴马的视觉呈现”，最初发表于《视觉文化杂志》（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8:2（2009 年 8 月），第 207-210 页；第 9 章的原始文章为“《毛二世》的戏剧化与反恐战争”，发表于《南大西洋季刊》（South Atlantic Quarterly）103:1（2003 年秋），第 21-43 页，以及“唐·德里罗《坠落的人》（2007）中的全球视野”，收入斯泰西·奥尔斯特（Stacey Olster）编《唐·德里罗：〈毛二世〉、〈地下世界〉与〈坠落的人〉》（Don DeLillo: Mao II, Underworld and Falling Man，伦敦：Continuum，2011），第 121-13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