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波斯湾战争中的“越南效应”

这又是一次似曾相识的重演。

--约吉·贝拉，目睹曼特尔和马里斯接连击出本垒打时所言。

序言：2010年

在上一章“爱德华·萨义德与美国研究”中，我论证说，美国新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新东方主义，借助了一种“越南效应”：它把外交政策问题纳入美国国内问题，使我们不再关注那些受我国政策影响的外国人民与国家的具体关切。越南战争，因而也包括“越南效应”，都是冷战意识形态的后果。虽然冷战把注意力集中于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冲突，争夺全球优势的战斗却发生在欧洲与北美的边缘，尤其是“东方”；在19世纪欧洲的想象中，这一“东方”从中东延伸至近东和远东。美国担心，如果我们不接手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遗产，东南亚的“多米诺骨牌”就会“倒下”，落入苏联和中国的控制之中；这种担忧以二战后的一种外交政策观点为基础，即亚洲是冷战的主要战场。¶

克里斯蒂娜·克莱因在《冷战东方主义：中等文化想象中的亚洲，1945-1961》（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中指出，美国外交政策与通俗文化相互配合，生产了一个想象的东方；它既是美国欲望的投射，也是对全球问题、尤其是亚洲问题的国内化。起初，美国梦想着一种“全球一体化的想象”，但这一梦想却讽刺地被冷战东方主义的意识形态生产击碎，以至于“20世纪40年代 和50年代的外交政策与中等文化，最终不仅导向越南战争，也导向了吴宇森”。^[1] 我们创造了那些历史与跨国条件，它们不但导致我国在越南的灾难性外交和军事政策，也产生了反叙事。对克莱因而言，香港电影导演吴宇森的生涯便体现了这种反叙事：他把传统好莱坞母题融入《辣手神探》（Hard Boiled，1992）等电影，并显著影响了昆汀·塔伦蒂诺等导演的美国电影。^[2] 无论起源多么虚幻，美国东方主义都产生了真实效果，而且这些效果与我们自身民族身份之间，日益难以区分。从长时段历史来看，我们应把这种美国东方主义理解为全球化与冷战势力均衡政治塑造的结果；但在其意识形态运作的诸多例子中，最清楚的一个，就是通俗文化中所谓的“越南效应”。¶

“越南效应”一词最初在20世纪70年代末流行，用来指美国在战争过程中糟糕的军事与外交政策决策；它有时也被称为“越南综合征”，指的是我们首次在一场重大战争中失败后产生的失败主义心态。保守派声称，越南是一场我们在“战场”上“赢得”、却在大众媒体、国内政治和巴黎和谈中“输掉”的战争。“自由派媒体”支持强大的反战运动，行政部门接连发生危机--约翰·F. 肯尼迪遇刺、林登·约翰逊决定不参加1968年的连任选举、理查德·尼克松1971年的水门丑闻--再加上在巴黎和谈中对北越作出让步，逆转了我们军事上的胜利。其他解释则认为，我们延续法国反对越南人的殖民战争，从来就没有接近过“胜利”；我们未能理解北越军队的决心，以及民族解放阵线在南越发动的起义。即便纯从军事角度看，我们也只是对敌方行动作出反应，很少掌握主动，更从未真正“赢得”夹在交战双方之间的越南平民的“民心”。控制领土的传统军事战术失败后，被同样不成功的敌军死亡“人数统计”所取代；而这些数字在晚间新闻中播出，只会进一步激起反战情绪。从保守派角度看，“越南综合征”是我们 战败后的失败主义；从自由派角度看，“越南效应”则是我们冷战时代新帝国主义的后果。¶

下文是对“越南效应”一篇具有特定历史情境的阐释，最初于1991年2月12日发表，作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学生和其他行动者组织的反战示威中的演说。《为什么波斯湾战争是又一个越南》发表时，距美军1991年1月16日轰炸伊拉克军事阵地、开启波斯湾战争尚不足一个月；再过十一天，即1991年2月23日，美国地面部队便将在科威特开始军事行动。自1991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和文化态度已发生许多变化，尤其是在对待中东、阿拉伯人以及全球伊斯兰民族方面；但这篇文章的历史性依然重要，原因有二。第一，它最初并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而是政治行动的一部分。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学生中心的翡翠湾礼堂，向不多的听众发表演讲；那天有数场演说，之前播放了一段戈尔·维达尔批评乔治·H. W. 布什总统决定入侵伊拉克的录音。第二，我继续参加当地反战示威的同时，也敦促全国各地的同行运用我们的学术手段抗议波斯湾战争。作为《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que）集体编辑组成员，我敦促主编唐娜·普日贝洛维奇与副主编阿卜杜勒·詹穆罕默德紧急组织一期专号。他们很快编成“战争的经济”专号，于1991年秋天出版。^[3] 该专号以诺姆·乔姆斯基的文章开篇，并收入其他知名学者对波斯湾战争与越南战争的有力批判，宣告它致力于本书标题所说的“新美国研究的文化政治”。^[4]¶

对于下文，我只作了旨在澄清乔治·H. W. 布什政府（1989-1993）以及第一次波斯湾战争（1990年8月至1991年3月）历史背景的修订。我更愿意让这个历史时刻自己说话，而不去点明它与后来事件之间某些显而易见的联系，尤其是我们依据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虚假证据，灾难性地入侵伊拉克。我参加的反战行动，以及为这一事业而发表的学术研究，既没能阻止第一次海湾战争，也没能 阻止我们的领导人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把事情做完”，而自2003年以来，我们已目睹这给伊拉克人民和“大中东”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我通过游行、演讲与发表论文略尽绵力、参与其中的那些在真实历史时间中展开的知识和政治活动，终究会“累积成效”；即便只是因为它们对非理性政策提供了持续的理性批判--这些政策往往以虚假的爱国主义支撑--这种批判也是自由社会如此必需的。¶

“越南效应”：1991年

1991年3月3日，乔治·H. W. 布什总统在向国会报告我们在波斯湾的军事胜利时宣告：“感谢上帝，我们终于彻底甩掉了越南综合征。”^[5] 在1991年4月14日的记者会上，被问及是否可能部署美军保护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难民时，总统坚称，我们不会在伊拉克再次陷入“泥潭”。这些话几乎不用说出口；从我们军事介入波斯湾一开始，“越南”就始终是一个历史参照。^[6] “我们支持我们的军队”这一口号，促成了美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爱国共识--据地面战第一周进行的大多数民意调查，支持率为85%。这个口号明确指向越南战争，以及一种文化“记忆”：反战运动曾系统地打击驻越美军的信心，甚至使其士气低落。反战运动的实际历史中，几乎没有什么能支持这种“回忆”；它像多数历史重构一样，把不同历史时刻混在一起。这一口号隐含的反面--“我们当年没有支持驻越军人”--与其说指反战示威者向归国士兵“吐口水”、高喊“杀人犯”，或以其他方式谴责军人执行美国外交政策的零星事件，不如说指越南战争结束之后，退伍军人遭政府与一般民众忽视、或被视为“难堪之源”的情形。那些迟来的游行、纪念碑与纪念活动，往往只是提醒越战老兵，他们归来时迎接他们的是何等漫长的沉默。¶

然而，这种沉默不只是厌战、冷漠，甚至对赴越服役者的蔑视所造成的；它还 代表了大多数美国人真正的道德困惑。在许多情况下，难堪与羞耻纠缠在一起--一种内疚感：我们曾广泛支持一场我们并不理解其目的的战争。简言之，我们的文化羞耻，与一种尚未说出口的感觉有关：我们的爱国主义并非建立在知识、理性与正义之上。越战年代的口号，如“我的国家，无论对错”以及“美国，要么爱它，要么离开它”，重新萦绕着我们；这不只是发生在我们输掉战争之后，更是在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外交政策曾是何等误入歧途、何等缺乏可靠信息之时。越南的教训很简单：再也不能让对我们儿女纯粹感情上的支持，遮蔽我们的爱国责任--即审视军事行动的理由与动机，因为恰恰是这样的行动，会把这些儿女置于危险之中。¶

对乔治·H. W. 布什总统而言，“越南综合征”意味着一种全民族的失败感与无力感，是应像戒除毒品或酒精一样“戒掉”的“习惯”。然而，越战时代的“毒品”，恰恰是对我们并不了解的外交政策不加批判的支持，是对于“胜利”的情绪化狂热；这种狂热夺去了58,000名美国人和数百万越南人的生命。但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中，让我们陶醉的恰恰又是这剂毒品；我们一边倒的胜利，几乎注定了我们将重犯越战时代的关键错误。布什总统、国务卿贝克、国防部长切尼、副总统奎尔以及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不厌其烦地重复：“我们在波斯湾的行动，不会成为另一个越南。”轰炸伊拉克和科威特，正是为了防止越南那种军事泥潭再度出现。联合国决议及其批准的军事联盟，意在保护美国免遭新殖民主义的批评，避免重演我国在越南“赢得民心”的政策所遭遇的指责。尽管双方显然持续强硬、互不让步，对伊拉克的外交谈判仍获报刊和电视广泛报道，部分目的就是表明，我们已穷尽军事行动以外所有和平选择。¶

对美国公众而言，政治局势似乎确实与越战时代不同。1990年11月2日至1991年1月15日期间，塔里克·阿齐兹几乎每晚都在《夜线》及其他新闻节目中对美国电视观众讲话；而胡志明、武元甲将军， 甚至黎德寿--巴黎和谈期间经常接受采访的北越外长--在越战时期的美国公众眼中，始终是模糊而难以捉摸的人物。越战期间国会摇摆不定、含糊其词，这一次，电视直播的国会辩论却经常展示国会议员支持或反对军事介入的“雄辩”发言，最终形成了被宣传为对我国在海湾军事存在的明确授权。实际上，国会只是把责任交给总统；授予乔治·H. W. 布什总统比约翰逊或尼克松在越南这场“未宣战的战争”中所拥有的更大战争自由，使越战以来围绕“战争权力法”所涉及问题展开的长期而重要的讨论，实际上失去了意义。马克·彼得拉卡等政治学者试图提醒美国人：国会以微弱但毕竟决定性的多数，将权力授予总统，这件事本身和海湾发生军事冲突的威胁一样，都是值得抗议的重大问题。¶

但是，对民主治理中这些关键问题的公共讨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是否还记得越南持续至今的遗产。而海湾的决定性军事胜利，恰恰帮助抹去了这种文化记忆。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幸运地对联军而言迅速而相对少流血。一些反战行动者预言的“没有树木的越南”，从未出现在海湾沿岸的沙漠中。人们鼓励我们相信，这场“干净”“卫生”而“智能”的战争，源于联军在战场和华盛顿的领导者所拥有的先进技术、优越组织与正义性。当科威特的联军部队率先进入科威特城，受到抵抗战士迎接，而美军席卷伊拉克南部，把伊军赶过幼发拉底河或赶进巴士拉时，对另一个越南的恐惧烟消云散。在联军要求伊拉克撤出科威特的1991年1月15日最后期限之前数月，反战组织曾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与效率组建起来；如今却一夜瓦解。这一次，面对沉默、甚至公开审查的，是那极少数顽强的抗议者。街头流传的说法是，抗议者“最好闭嘴”。^[7] 公共辩论尚未开始便已结束；爱国主义则成了毫不掩饰的奇观：或者是欢呼的国会议员，或者是不断重播的 惠特尼·休斯顿在1991年1月27日坦帕体育场第25届超级碗比赛上，热泪纵横、深情高唱《星条旗》的画面。1991年4月3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将播出《全明星向部队致敬》，《电视指南》把它称为一场“爱国狂欢”。^[8]¶

从乔治·H. W. 布什总统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比作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到战争期间TNT电视台以及许多地方频道无休无止地重播二战战斗情节剧，多种媒体都在强调一种难以成立的类比：将此次行动与盟军对抗轴心国的努力相比。这种类比在修辞上，具有凸显越南战争负面例子的作用。“夹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波斯湾胜利之间的越南，可以被当作一种“反常”，一个独特的失败案例；其错误似乎能够在下一次得到“纠正”。尽管从理性角度看，这种历史“遏制”十分牵强，其修辞却帮助强化了修正主义历史学家的论点：我们在越南的失败，与总体外交政策--尤其所谓“冷战”时期制定的政策--没有多大关系，而主要与国会干预越战军事指挥有关。简言之，支持波斯湾战争的爱国修辞与奇观，不只是大众媒体宣传的简单工具，无论是否由政府策划；它们是重新赋予外交政策正当性的组成部分，而那些政策从越战以来、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一直受到有效的理性批评。¶

许多反对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的人认为，这场“危机”来得恰逢其时：当时削减国防预算似乎不可避免，而主张将“和平红利”用于迫切需要的国内项目的人，正在赢得大众支持。这一论点使一些人推测，轰炸伊拉克是美国新军事技术的一种“展示”，既要支持新的、甚至更大的国防开支，也要通过“爱国者”导弹系统之类装备的出口市场，为军事“研发”提供长远经济理由。虽然确实值得考虑，那些大额国防预算的倡导者，也许已认识到，在后冷战时代需要采用“国防”之外的其他理由；但笼统地认为第一次海湾战争主要出于经济权宜或军方自身利益，仍是一种过分粗糙的唯物主义。 国防支出只是政治权力诸多征象之一；这种权力的语法，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自越战以来，它依赖一种策略性滑移：从“国家防卫”的目的，转向对“国际法律与秩序”的监管。¶

越战年代，人们常以遏制共产主义直接关系到国家防卫为由，为战争辩护。乔治·H. W. 布什总统、国务卿贝克或国防部长切尼，很少用这类论据为第一次海湾战争辩护，尽管确有人把全球经济与美国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面对“不要为石油流血！”的反战口号，有些人附和国务卿贝克的说法，认为“为石油而战没什么不对”，我们到波斯湾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工作”。然而，这些论点似乎对公众支持战争的态度影响不大，而且不只是因为它们很容易驳倒。相比之下，越南战争关乎“国家安全”的说法，尽管很难证明，却被广泛接受。使“国家防卫”论据在为我们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辩护时无效、甚至显得半心半意的原因，是它与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原则不相容：监管国际法。实际上，美国代替联合国与伊拉克进行外交谈判，而公众却无动于衷，这一点便显出了这种道德姿态的成功。一旦针对伊拉克的联合国决议和制裁获得批准，美国就被当作联合国的代表，不但负责组建军事联盟，也几乎包办与伊拉克的全部外交谈判。即使第一次海湾战争已随着伊拉克接受1991年3月3日正式停火而结束，联合国仍在讨论支持联军驻留伊拉克北部的新决议。¶

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宣告美国成为国际法的仲裁者；联合国本来或许最适合在“全球新秩序”中获得新的权力和权威，但在公众心目中，它似乎比冷战时期还要无足轻重。在这一点上，“越南效应”使乔治·H. W. 布什总统能够通过坚称 五角大楼“不会绑着一只手打这场战争”，重申自己作为三军统帅的权威。乔治·H. W. 布什的隐喻再一次十分重要：在这里，他暗中把国会关于越战进程的辩论--尤其是导致1971至1973年间削减战争经费的辩论--判定为我们失败的原因。在修辞上把越南战争孤立起来，效果就是重新确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波斯湾危机，美国外交政策一直具有连续性、一致性与正义性。这遵循的是罗伯特·迪瓦恩所谓的“泥潭论”的逻辑；这一理论曾由小阿瑟·施莱辛格和戴维·哈尔伯斯坦在越战期间提出：“施莱辛格的泥潭论，尽管谴责美国介入，却仍免除了美国领导人的任何真正责任。一切都是意外，是一连串悲剧性错误，但并不要求重新考虑美国的冷战政策，也不要求彻底重新评估相关人物与决定。”^[9]¶

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期间，越战老兵的政治诉求，即将连同“越南”这个名字本身一起，从美国议程上被抹去；他们总体上的反应，却像是终于迎来了等待十五年多的“欢迎回家”。除了“越战老兵反战协会”（VVAW）等组织之外，大多数越战时期的退伍军人都组织并参加了支持战争的示威，还帮助“支持我们的军队”这一情绪化口号席卷全国，分化抗议者。“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协会”（VVA）最初成立，是因为越战老兵被“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排斥在外，并为了给老兵的政治、经济诉求提供支持渠道；但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期间，VVA的地方分会却成为亲战示威的集结点。任何挑战这一口号本身的努力，都遭遇激烈反对。人们试图提醒公众，许多越战时期老兵仍患有由战斗造成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而英国福克兰战争老兵也有同样遭遇，这些提醒都遭到断然拒绝。在一个只有感情才说得通的时期，对人的“支持”与对战斗行动的“反对”之间这一基本区别，也被认为“太知识分子气”。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期间，“创伤后应激障碍”一词几乎未被提及， 只有CNN在中午播出的一则简短专题报道例外，其中采访了越战和福克兰群岛战争的退伍军人。实际上，许多近年战争老兵遭受的这一严重障碍，被重新诊断了。特别是越战时期老兵的“创伤”，不再指战斗的心理后遗症，反而似乎被追溯性地解释为美国公众当年未能“支持军队”。¶

在这些情绪之中，对于越南在美国文化中的意义，仍存在隐含却可以辨认的“论证”。支持战争的老兵，无条件支持波斯湾部队，却忽略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关键问题；这实际上是在暗示，我们当年在越南并非为胜利而战，而只是为了在东南亚维持一种象征性存在，以抗衡苏联与中国的挑战。他们实际上赞同某种版本的“僵局论”；这一理论最具代表性的阐述者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当然，对支持战争的老兵而言，他是个不大可能的政治盟友。他指责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三位总统，试图同时应付相互矛盾的要求：既不让越南落入共产党之手，又不使美军投入一场在越南不可能获胜的地面战争。^[10] 越战老兵对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的强烈支持，加强了乔治·H. W. 布什总统避免重陷历史陷阱的决心；按照“僵局论”，约翰逊总统从前任们在越南含糊不定的外交政策中，继承的就是这个陷阱。越战老兵在为总统欢呼、支持海湾战友时，似乎忽略了一点：越南战争及其给众多老兵带来的后果，正在被从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地图上抹去。无论叫“泥潭”还是“僵局”，越南终于获得了某种“解释”；这正是美国政府自1968年春节攻势至1990年始终费力追求却未能做到的解释。从始至终，政府想要的，都是一种能使我们先孤立、再忘记“越南”的说法。¶

在这些条件下，美国人民不只是“忘记”越南，而是像总统及其他政府官员一样，以某种集体压抑的方式，反复否认越南。这种广泛否认，也帮助公众否认这场短暂战争的杀戮。对于这场六周战争中平民和伊军伤亡的粗略信息，几乎没有美国公民表示过多大关切， 尽管这些数字，是美国在越南九年作战中所受伤亡的两至三倍。^[11] 有些人把这一切视为胜利后不可避免的狂喜，另一些人则批评它是本国长期不容政治异议的危险症状；但无论如何，我们在越南的外交政策错误，与我们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中的行为之间的相似之处，几乎完全被忽视了，尽管官方修辞中的“越南效应”无可回避，而新闻界和普通民众又如此娴熟地模仿着它。¶

我们输掉越南战争，是因为没有和平计划。我们在1965年派兵登陆岘港之前，就已经输掉越南战争，因为我们彻底误解了南越和北越的政治局势。1954年，我们输掉越南战争，就如同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失败一样彻底；因为正是在那一年，我们擅自接过了决定越南与东南亚政治未来的权力。怀着最良好的意图、最高尚的情感，我们接手了法国在印度支那推行一个世纪的殖民事业。当然，我们的殖民主义不同于此前许多入侵越南的国家。我们不像法国人那样想要他们的乳胶或锡，也不像日本人那样想要他们的硬木或大米；我们要赢得民心。我们想要一个“势力范围”，以“平衡”苏联和中国在亚洲的影响。我们大声而不知疲倦地谈论政治自决、经济自立和民主制度，却把越南及东南亚其他地区仅仅视为一场复杂的势力均衡政治游戏中的“多米诺骨牌”。我们的宏大野心使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政府与社会陷入动荡，但我们对这些地方的人民知之甚少。我们也不想多了解他们。¶

1990年末，当我们把庞大军事力量调往波斯湾时，我们无法理解，为何摩洛哥、约旦、埃及、马来西亚，以及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示威者，对我们出于善意进行“正义战争”、以“惩罚”和推翻独裁者与侵略者萨达姆·侯赛因的努力，如此愤怒。萨达姆·侯赛因不是胡志明那样的民族主义领袖。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也不能与越南人民为把法国人、日本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赶出自己国家而进行的斗争相比。 在这些方面，乔治·H. W. 布什总统说得对：这场战争不是另一个越南。波斯湾战争并非作为一种新殖民主义行动而发动，去反对民族解放阵线、临时革命政府和越南共产党那样的民众民族主义运动。然而，反对联军驻留海湾的大规模示威，似乎一致反对外国干预，尤其反对联军所代表的美国与欧洲军队的干预。¶

总统主张波斯湾军事行动并不是西方帝国主义又一实例，其论证的关键部分，是军事联盟的强大。对许多自由派而言，联盟“团结在一起”的事实，足以证明我们在海湾的目标，是更大的“集体安全”政策的一部分，即各国联合起来维护国际法。正如哈罗德·迈耶森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期间所指出的，面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扩张主义，越南战争造成的美国左派内部裂痕呈现了新的特征：“托德·吉特林把左派的这一翼称作‘集体安全一帮’--其中既有支持战争者，也有反对战争者；他们相信应对伊拉克采取某种国际行动，美国在其中可以有正当角色，但他们反对建立新的‘美利坚治下的和平’--以区别于‘反帝国主义一帮’，后者是把美国不干预原则提升为普遍原则的反战者。”^[12] 然而，“集体安全”论点往往混淆了联合国的程序--在此历史情境中就是联合国决议--与一群决定按国际法的最佳利益“采取行动”的国家所作的决定。联合国决议并未授权轰炸伊拉克或占领伊拉克南部。这些军事决定，是由美国组织的联盟作出的。从一开始，“联军”就明显是“美利坚治下的和平”的幌子。¶

我们本应把从“联合国”到“联军”、再到“美国”的修辞滑移，认作一种历史的似曾相识。1954年，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组建了一个联盟；杜勒斯起初称之为“联合行动”，后来又改称“东南亚条约组织”。两者的目标都是“保障东南亚的安全”。在越南战争中，两者都没有证明自己十分有效。 诚然，“联合行动”的某些成员--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某些成员--例如韩国--派遣了象征性部队、顾问，并提供军事援助，支持越南共和国军（ARVN）和在越作战的美军。但这些“联盟”在政治上并不有效；它们不是以合理的政治与外交方案为基础的强大组织，无法解决欧洲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留下的众多问题。它们只是美国拼凑起来、为其在越南的行为提供正当性的象征性联盟。¶

“联合行动”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与为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组建的联盟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参与联军的中东国家数目令人印象深刻，但其中相当一些并非民主国家，例如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问题不仅在于，我们再次以对抗另一个压迫政权--萨达姆·侯赛因和伊拉克军国主义这一“更大的恶”--的“利益”为名，与压迫性政权站到一起；更在于，我们把这些政府的支持误当作其人民的支持。例如，土耳其官方支持我们在波斯湾的行动，但普通土耳其公民的民调并不支持这一立场；他们大多反对土耳其卷入这场战争。对于开罗街头的埃及人、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工人，我们听到了多少声音？少得可怜。他们是否认同那些“联盟”伙伴--埃及和叙利亚--及其领导人胡斯尼·穆巴拉克与哈萨德总统的观点？这些国家的人民无法接触大众媒体，也没有有效投票手段反对本国政府参与我国的军事联盟，因此只剩示威这一表达不满的方式。但乔治·H. W. 布什总统坚称，他不会被这些示威“动摇”，它们也不会对我们的国家“决心”产生“影响”。较为传统的西方帝国主义的一项典型特征，就是拒绝倾听人民的利益诉求，转而只同不民主的统治者打交道；众所周知，这些统治者常会发现，“外国利益”正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

正如我们在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联盟中建构出某种政治“虚构”，我们也操纵了联合国的“共识”；并非操纵它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谴责，而是操纵联合国要求伊拉克撤出科威特的 最后期限，以及它对美国政府作为联合国外交代表的默许授权。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最后关头抵达巴格达，试图同伊拉克谈判和平解决方案时，受到的待遇仿佛只是一名中级美国外交官。伊拉克对联合国秘书长的反应，准确反映了他自己在外交谈判中已经接受的次要角色。¶

1954年在日内瓦，当法国与越南表面上正在拟定《日内瓦协议》时，美国由杜勒斯和其他高级外交官代表。虽然我们声称只是“观察员”，却积极参与了《日内瓦协议》的起草，但拒绝签字。拒绝签署之后，我们便进而无视其中的规定，尤其是协议签署两年后在越南举行自由选举的要求。1954至1973年间，南越政治局势日趋不稳，除了吴廷琰、阮庆、阮高祺和阮文绍那些明显舞弊的选举外，1954年后越南从未举行过“自由选举”。然而，我们为何不鼓励这些南越政府举行此类选举，却去打一场不可能获胜、最终只实现了我们最可怕噩梦--整个地区陷入动荡--的战争？在针对吴廷琰的政变成功、他本人遇刺之前那些年，我们的理由很简单：吴廷琰治下的南越政府还不够稳定。对于稍加留意的人，当时几乎无需翻译：吴廷琰政府不受欢迎；在他执政九年间，南方只要举行任何自由选举，他就会被选下台。¶

从1975年越战结束至今十六年，我们是否有效克服了越南的错误？尽管官方声称，这一联盟代表中东反对萨达姆·侯赛因、支持外国干预的立场，但它显然是美国的产物。即使联军中的欧洲和中东成员撤出，或拒绝越过沙特阿拉伯与科威特之间的边界，美军也显然足以完成我们的军事目标。作战部队的70%由美军提供； 绝大多数空中出击由美国飞机执行。联盟显然只是美国军事行动的一层薄薄伪装。¶

我们派兵中东，是为了反制该地区看似出现的政治动荡；这种动荡，被比作东南亚“多米诺骨牌”的“倒塌”。然而，有充分证据表明，我们采取这一行动时，对其政治后果所知不多。当外交仍有可能时，乔治·H. W. 布什总统不厌其烦地坚持，巴勒斯坦问题与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之间“不得挂钩”。然而，甚至在地面战开始之前，总统便在1991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巴勒斯坦问题的“某种解决”，将成为战后和平安排的必要部分。支持我国政策的人或许会说，我们从一开始就打算谈判和平解决以巴争端，只是要等到我们在地区内取得强势地位之后。¶

然而，乔治·H. W. 布什总统本可以在1月15日最后期限到期之前，宣布这样的意图；至少，这样可以加强美国在外交谈判中的地位，赢得阿拉伯人民更广泛的支持。假如我们明确提出建立巴勒斯坦家园、保障其在该地区政治和司法权利的计划，并迅速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展开谈判，那么，我们本可以在该地区赢得更多可信度，削弱萨达姆·侯赛因把巴勒斯坦事业挪为己用的努力。简言之，我们本可以利用自己在这场危机中的影响力，推动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开展严肃谈判，而不受萨达姆·侯赛因的要求和科威特未来问题所牵制。我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缺乏积极政策，既体现在我们对巴勒斯坦问题与中东稳定是否“相关”的含糊态度，也体现在战后除了支持就此召开多国中东和平会议之外，没有更多作为。我们刚刚参与了一场重新安排中东政治力量平衡的军事行动，却在1991年采取一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对也许是中东最重要的议题--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应如何解决不置可否。这种含糊，如果还不算公然的外交政策欺诈，也最令人想起越战期间我们在东南亚的优柔寡断。 如果我国政府希望仅仅赞同巴勒斯坦家园问题获得“和平解决”的“可取性”，就能保持一种“象征性”立场，那么，我们或许便能理解，为何此后二十年间，以巴问题的任何解决都陷入政治僵局。这二十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确实已滑入中东的“泥潭”；要摆脱它，并不比逃脱我们在东南亚二十年间主动跳入的政治陷阱容易。¶

两伊战争结束以来，我们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反对，从“关切”他在地区内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发展为赤裸裸的妖魔化。战争期间的海报上，萨达姆头像被套上靶心，并配有口号：“现在，这是私人恩怨！”随着战争狂热在国内蔓延，关于萨达姆“命运”或“未来”的争论也相应增多。战争展开之后，人们不断讨论，美军是否将萨达姆·侯赛因本人列为目标，以及是否应该“终结”他。杀死萨达姆·侯赛因是否“道德”、是否“合法”的讨论，抢占了中心位置，挤掉了本该由国务院和美国公众思考的另一个更合理问题：当代伊拉克还有哪些其他政党，又有哪些其他具有执政可能的政治领导人？¶

任何记得吴廷琰及其弟弟吴廷瑈遇刺前那些年的人，都会在这种对“清除”萨达姆·侯赛因的痴迷中，发现某些令人不安的相似。民族解放阵线创始人之一张如磉，在《一个越共的回忆录》（A Viet Cong Memoir）中抱怨，美国政府从未去熟悉吴廷琰统治南越期间发展起来的各种反对党中那些完全胜任的领袖。^[13] 正如他指出的，我们接受了吴廷琰与吴廷瑈对这些反对派领袖和政党的歪曲，把他们当作“共产党”；然而，1954至1963年的南越，尽管吴廷瑈竭力用秘密警察压制每一丝政治异议，却仍活跃着种类繁多的政治群体。即使亨利·卡伯特·洛奇和国务院其他人已经明白，吴廷琰与吴廷瑈政府必然垮台，我们也几乎没有尝试辨认反对派领袖，更不用说鼓励他们。对张如磉而言，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失败，反而 加强了为反对吴廷琰政府而结成的政治团体联盟。实际上，我们蓄意无视南越那些可能获得民众支持的政治替代方案，帮助民族解放阵线成长为一个有效的政治组织，并最终成为取得胜利的军事组织。¶

同样，我们似乎忽略了伊拉克境内可能存在任何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独裁统治的正当政治反对力量。与此同时，我们却鼓励“人民”起义，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和复兴党。这类矛盾信息，导致乔治·H. W. 布什总统最近在库尔德难民困境上陷入尴尬；大多数难民正在逃避伊拉克军队对一场叛乱的镇压，而这场叛乱明显受到中情局广播的鼓励，广播呼吁公开革命，反对萨达姆·侯赛因。伊拉克南部什叶派穆斯林的起义受到的关注较少，尽管同样遭伊军无情镇压；但美国政府的“政策”，似乎再一次反映出越战时代的犹疑。毕竟，对布什政府而言，“什叶派”就等于“伊朗”，而这意味着地区力量平衡会出现更危险的“失衡”。我们又一次没有去辨认那些具有民众支持、并有更好施政计划的领袖，而是关注起我们在越战时期学会勾画的外国政治与问题的“漫画”。¶

战争期间，关于美国战后在海湾的外交政策，唯一的线索，是国务卿贝克计划设立一家“中东银行”，为伊拉克重建提供资金。有人开玩笑，说这倒是解决美国银行业危机的聪明办法；但明显的含义是，面对战后的政治危机，这就是国务院唯一能提出的想法。越南的教训似乎再次被遗忘。我们为支撑吴廷琰摇摇欲坠的政府，给予他巨额对外经济援助，却大多浪费在仓促推进南越工业化，以及“建设”一支有装备却无民众支持的军队上。关于美国对越经济援助，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是：从最后关头对法国的经济支援，直到1975年撤离西贡，这些援助都被腐败官员挥霍掉了。然而，美国对南越援助的真正浪费，源自我们 误解越南经济与人民的需要。正如乔治·赫林在《美国最长的战争：美国与越南，1950-1975》（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中指出的，1955至1960年美国对南越的援助，最初帮助稳定了南越政府；但比例失衡的军事援助与迅速推进南越工业化的努力，“对促进经济发展或改善村庄生活条件几乎没有帮助，而南越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那里”。^[14] 我们热衷于仿效发达国家，加强吴廷琰以城市为中心的中央统治，却忽略了越南经济和政治的乡村基础。¶

贝克“中东银行”的资金将如何分配？在越南，我们把建筑物、工厂和消费品，同“文化”这个含混词语所指的东西混为一谈。尽管萨达姆·侯赛因奉行军国主义、追求扩张目标并实施暴政，在他入侵科威特后的数月里，却在中东享有相当可观的民众支持。乔治·H. W. 布什总统坚称，我们不会被这样的民众示威“动摇”，仿佛它们只是某种“集体歇斯底里”，印证着我们关于“阿拉伯大众”最糟糕的族群中心主义幻想。然而，那些示威中似乎非常明显的，是对地区财富分配不公的抗议；无论财富是以石油、工作、土地，还是仅仅以“声音”来衡量--所谓声音，就是中东那些实际上不为西方所听见的众多社会与政治群体，获得某种承认。¶

从这一角度看，中东如此多人民的贫困，与该地区巨额财富相比尤其触目惊心；一家“中东银行”，无论抱负多么全面，真能显著缓解这种贫困吗？埃及、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叙利亚以及联军中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已经从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中获得经济收益。然而，约旦显然将因为保持中立，以及侯赛因国王抗议轰炸伊拉克造成平民伤亡，而在经济上遭到惩罚。即使在引发民众同情的情形中，例如库尔德难民的困境，未来在经济上能够指望的，也不过是基础设施，哪怕我们宽厚地假定，这种“重建”将完全无私地为伊拉克人民的利益而进行。谁来重建 科威特？这项工作不需要任何“中东银行”。科威特虽是世界最小的国家之一，却也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第一次海湾战争尚未结束，科威特流亡政府就已发放价值500亿美元的重建合同，几乎全部给了美国公司。美国将重建科威特，因此，美国不可避免地将成为科威特的经济与军事统治者。在这方面，我们将接替英国：英国1914至1961年把科威特作为保护国统治，1961至1963年保护科威特免遭伊拉克领土主张的侵害，并促成科威特王室与英国石油、盖蒂石油及日资“阿拉伯石油公司”之间的协议；这些企业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分享着科威特的石油财富。想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业那些荒诞的丑闻，我国政府竟提议带头建立一家能够“解决”该地区战后问题的“中东银行”，实在显得可笑。¶

我们将如何保护这个小国，使其免遭伊拉克，以及海湾地区未来侵略的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伊拉克扶植一个傀儡政府；它对美国利益的顺从或忠诚必须十分明确，这样我们才能把大部分军队从几乎必然成为战后伊拉克“占领区”的地方撤出。谁来“拯救”伊拉克人民--战前有1,750万人，而他们此刻已经开始挨饿，开始承受水源污染带来的疾病与瘟疫；他们的医生缺乏最基本的医疗用品，他们没有燃料煮熟仅有的一点食物，也无法净化从臭水塘和炸弹坑里收集来的水？不必说，我谈的只是幸存者，并非那些被炸毁建筑中的尸体、可怕瓦砾堆中的死者；五角大楼与萨达姆·侯赛因共同实施的“审查”，几乎把这些尸体从我们脑海里抹掉了。当然，难民已透露出一些迹象：即使是在“智能炸弹”和“非平民目标”的说辞之下，平民伤亡的人数终究会曝光，到那时，其绝对数量将使我们震惊。我几乎不必提醒各位，“附带损害”指的是人。¶

当然，美国将承担人道援助责任，也理应如此；但这种人道工作，无论能带来多少好处，仍将确保我们在可预见的未来 维持对伊拉克的政治势力范围。像吴廷琰一样，某个怀有善意、却几乎不受欢迎的伊拉克人，将被“选中”，使国家恢复经济稳定，让幸存者回归“正常”生活。当然，这样的领袖将依赖西方财政支持；无论本意多好，他都将是一个被收买的人。那么，伊拉克和科威特的邻国又会怎样？在导致这场灾难性战争的五个月外交谈判中，乔治·H. W. 布什总统拒绝容许他所谓的“挂钩”。但战争本身将迫使中东各国形成新的关系，我们又怎能忽视“挂钩”的问题？1965年美军登陆越南后的那些年，当人们明白我们并非仅仅派出“顾问”，而是在积极替南越政府作战时，同样的问题也曾被提出。柬埔寨、老挝、泰国将会怎样？我们知道，在轰炸民族解放阵线和临时革命政府沿柬越边境的庇护地之后，我们对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的军事胜利，负有相当大的责任。我们知道，红色高棉政府对300万柬埔寨人实施的种族灭绝，是越南战争的“疯狂”蔓延到柬埔寨的后果。¶

一位老练的世界领导人，真能拒绝考虑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与该地区各国过去五十年来其他战争和领土野心之间的“政治挂钩”吗？事实上，外交政策难道不就是努力把不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吗？“挂钩”如今已不可避免，即使是乔治·H. W. 布什总统五个月前认为最不可想象的那个具体“挂钩”：科威特问题与巴勒斯坦问题，以及250万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挂钩”。在1991年的“国情咨文”中，总统提出，某种巴勒斯坦问题解决方案必须成为战后和平安排的一部分；至少出于这样一个务实理由：如果不处理巴勒斯坦及其人民的问题，该地区就不会有持久和平。如果乔治·H. W. 布什总统如此清楚这一点，那么，在他下令开始军事行动之前，这又为何会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乔治·H. W. 布什总统拒绝哪怕考虑巴勒斯坦问题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间的任何“挂钩”，却启动了一项使广泛“挂钩”几乎不可避免的军事政策。萨达姆·侯赛因的军事政策，当然依赖这种政治“挂钩”；它们很可能给我们的联盟带来灾难性的军事后果。1991年1月16日空战开始后，约旦国王侯赛因愤怒地抗议这一军事行动及不断增加的平民伤亡。战争开始后，约旦人表达了对伊拉克人及萨达姆·侯赛因的强烈支持。我们的回应，是威胁削减对约旦的援助，并轻视约旦陆军与空军构成的“军事威胁”。与此同时，伊拉克把剩余空军中的很大一部分转移到伊朗基地，而我们也轻视伊朗境内伊拉克飞机的“军事威胁”。然而，普通伊朗公民却越来越同情伊拉克人，并对其西部边界之外持续不断的无情轰炸感到愤怒。难道我们只应害怕约旦和伊朗站在伊拉克一边参战吗？不，我们更应害怕的是持久的政治后果：我们的军事政策，已经在约旦和伊朗人民心中造成根深蒂固的对美怨恨。即使他们不加入军事冲突，我们又能确信，在民众日益反对美国在波斯湾行动的情绪中，他们的温和领导人--侯赛因国王和拉夫桑贾尼总统--仍能在政治上生存下去吗？¶

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军事政策很可能正在创造的可怕未来，与东南亚曾发生的事情有着清楚的对应。如果这个未来哪怕接近我所勾画的图景--一个伊拉克版吴廷琰，或者更糟，一个由美国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撑起的伊朗沙阿--那么，我们已知道其后果。中东不会有和平；在法国、英国、如今又是美国殖民主义之后困扰该地区的战争，只会进一步加剧。或者，比公开战争更可怕的，是更多未被公开报道的政治恐怖可能上台掌权；我们谴责萨达姆·侯赛因实施这种恐怖，却曾支持沙阿及其秘密警察萨瓦克以铁腕统治伊朗长达四分之一个多世纪。¶

越盟在奠边府奋战，争取一场伟大的军事胜利；武元甲将军知道，它将主要服务于政治目标。当然，那是 一场真实的战役，双方都付出惨重伤亡，也都表现出非凡英雄主义；但越盟、武元甲与胡志明明白，它主要是一场象征性胜利，加强了他们在日内瓦的谈判地位。同样，1968年的春节攻势，对民族解放阵线及支持它的北越共产党而言，都是一场军事灾难。它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除了顺化发生的暴行以及这座古城遭受的摧毁。海军陆战队以惨重伤亡夺回顺化，但他们终究收复了那块地方。驻越美军并不是神志恍惚、因反战抗议者而士气低落，或在军事行动中犹豫不决。我们赢得了战斗，却输掉了战争。因为战争尚未开始，我们就已经输掉了和平。¶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我们同样暴露出对当地政治的彻底无知；或者说，那只是对两个地区一种蓄意的漫不经心，以及对其原住民和地方政治缺乏兴趣。归根结底，这似乎才是我们在越南失败的原因。我们的“东南亚”专家数量庞大，遍布国务院和美国各地大学。但似乎没有人对越南复杂的政治分裂、不同地方领袖，以及族裔和宗教多样性，具有哪怕最起码的理解。我们把外援倾注于吴廷琰鼓励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项目；他是一位城市天主教徒，同时也有深厚的民族主义情感。我们忽略了越南的农业传统，而这些传统在土地富饶肥沃的南越尤其重要。我们同受过欧洲教育的知识分子打交道，他们往往是对西方生活方式怀有矛盾向往的世界主义者；我们把乡村农民及其农业视作“无足轻重”。在我们的全球外交政策框架中，他们几乎不重要；但在越南，他们是获得民众支持的关键，也关乎我们自身的民主价值。我们从未赢得他们的“民心”，因为“村落迁居计划”和“凤凰计划”等项目，把他们数百年的传统与价值，视为需要我们启蒙的“原始”人民所遗留的残迹。¶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及其后，我们在伊拉克、科威特、约旦以及中东其他地方，重复了这种傲慢模式。沙特阿拉伯、埃及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盟国，承受了与我们结盟的后果：我们以帝国意志坚持推行现代技术官僚式的 “文明”，把它当作解决地区问题的政治方案，而这些问题恰恰被欧美帝国主义加剧了。¶

战争初期，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政府施加的新闻审查符合我国的“最佳利益”。地面战开始后不久，一位致信《洛杉矶时报》的读者抱怨CNN对海湾军事行动的报道，写道：“难道没人记得二战时那句老话：‘闭紧嘴巴’？”我不赞同我们应接受这种审查，尤其当它意味着让我们对伊拉克和科威特的伤亡一无所知时。但即使假定这种军事审查确有必要，难道对我们的和平政治计划进行事实上的“审查”，也能获得同等辩护吗？如果这些计划合理，尤其当我们所谓“合理”包含对中东多样人民利益的考虑，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广泛公开它们，以争取那些如今似乎一天比一天更恨我们的人的支持吗？合理的和平计划，难道不会帮助战争更快结束，更有说服力地推动那场美国政府鼓励我们相信很快就会在伊拉克发生的政变吗？唉，越南战争中也是一样。我们的政府鼓励我们相信，“隧道尽头的光明”将来自越南共产党的“内部”分裂、北越与中国之间的分歧，甚至胡志明的健康恶化与即将去世。我们的希望，像中情局那项臭名昭著的计划--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雪茄和胡须上下毒--一样荒诞而阴森。¶

抑或，事情一如往常：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时，美国没有有效的和平计划，想象不出任何能够把军事行动转化为具有持久意义的人道与社会行动的“联系”？对于上文所勾画的那种令人恐惧、紧张不安的“和平”前景，我提出自己的替代版本。承认“全球新秩序”并不只是美国利用俄罗斯和中国的问题、重申在世界事务中同样陈旧的美国主导地位的时机，而是一个真正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创建一个“联合国”，通过它本来要代表的人类多样性来进行治理。废除“安全理事会”。取消否决权。让每一个获准加入的国家都有一票。对于军事侵略等问题，要作出有力且有约束力的决定， 应以达成共识为目标。建立一支真正多国参与的维和部队，由参与国家按比例分担责任。让这个新的联合国，就那些明显具有国际后果的问题谈判解决方案；并让同一个联合国，把主要具有地方性后果的其他问题，交给由该地区最直接受影响国家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在此情境下，就是由联合国召集，并按照联合国制定的一般规则和指引进行的中东会议。实际上，就是赋予联合国权力，去辩论并最终决定那些对世界共同体有影响的法律、领土和经济问题。简言之，不要派詹姆斯·贝克三世以联合国的“名义”前往日内瓦，与塔里克·阿齐兹谈判。有过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之后，谁还会相信这样的虚构？否则，那些最后关头的外交努力，为什么会如此迅速而可笑地崩溃？¶

也应赋予联合国经济权力，使这一国际机构能够对侵略国实施长期、有效的经济制裁。关于国际联盟、继而联合国，如何未能带来这种达成全球共识、以法律和经济方式解决争端的新办法，所有这些论调，目前都必须暂且放下。我们此前从未尝试建立一个超越“势力均衡”政治逻辑、脱离欧洲殖民主义框架，或处于冷战结束之后的国际裁决机构。我们现在拥有这样的机会。^[15]¶

如果这样的“和平解决方案”让你觉得天真、不可行，或不切实际到无可救药，我请你再考虑一个因素。那些反对这场战争的人，曾不断遭其他忧心的公民以反问方式质询：“但我们能做什么？”这一问句隐含的答案始终相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然而，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我们与联合国本来有许多和平选择，其中没有一个获得合理的机会去发挥作用。¶

乔治·H. W. 布什总统坚称，我们不会在波斯湾“绑着一只手作战”。我们也不会失去“把事情做完”的“决心”；按照这一逻辑，那就是我们在越南“没有做完”的事。 但乔治·H. W. 布什总统在这两点上都错了。让双方的年轻男女迎着智能炸弹与导弹、艾布拉姆斯坦克与地雷--简言之，让脆弱而珍贵的人体迎着四处飞射的锐利金属碎片--这恰恰就是“绑着一只手作战”；被绑住的那只手，本来能够伸出人性的触摸，表达一种同情。这种同情不是给予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独裁者，而是给予在这场战争中承受最大苦难的1,750万伊拉克人，以及中东那些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贫困不堪的人们；他们在绝望中，把萨达姆·侯赛因当作英雄。¶

把“战争”想象成“一项有待完成的工作”，只不过是彻底无视越南战争的教训。对一些人而言，是我们从越南的不光彩撤退--无论指1975年从西贡的屋顶撤离，还是1973年从巴黎和谈退出--导致了当代越南的压迫性政权。但正是我们在那场战争中的行为，把越南民族主义运动中最优秀的头脑与人才，丑化为粗俗的共产党、“人民的敌人”，与此同时，却支持一连串恶棍、骗子与自大狂。¶

越战老兵会告诉你，战争从来不是“一项有待完成的工作”。对于那些曾在越南战斗与服役的人，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对于死在那里的58,000名美国人，返乡后自杀的75,000人，估计在战争中丧生的200万越南人，承受苦难的家庭，以及我们这场丑陋战争各方至今仍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折磨的老兵--对于他们以及许多其他越战幸存者--这场战争无论在战场上进行得多么“迅速”、多么“外科手术式”，它所对应的仍是越南：那场我们因为无法说清和平而输掉的战争。和平不是在战争结束时缔造的，而是在战争开始之前。所谓“正义战争”，假如这一概念可能成立，并不取决于晦涩的伦理争辩，而取决于这场战争将带来的和平承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衡量双方兄弟姐妹付出的代价。¶

我们没有中东和平计划，没有关于该地区未来的“政策”，除非那是五角大楼和政府行政部门办公室里拟定的“秘密”计划。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太多时候知道如何发动战争，却无法想象和平。在短暂的历史中，我们已经作战217次，只有七次得到 国会批准的宣战。我们必须抗议的，不仅是战争的进行方式，也包括我们未能追求和平。我们不应为了“赢回”在越南输掉的战争而来到波斯湾；我们应来到波斯湾，赢得我们从未在越南找到的和平。¶

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哈罗德·迈耶森认为，中东持续的危机既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像越南战争；他坚持说，反对第一次海湾战争的人应“坚持一种植根于当下的政治”。^[16] 迈耶森明智地指出，我们应避免那些使我们忽略全球冲突具体情境的历史类比。把萨达姆·侯赛因比作阿道夫·希特勒，把入侵科威特比作纳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会通过混同不同独裁者、时代、地区与人民，造成混淆。同样，我们也不该急于忘记过去的教训，尤其是越南这样沉痛的教训。这些教训，不仅应由迈耶森认为已“分裂”的美国左派加以研究，也应由所有宣称在这场为期六周的波斯湾战争中取得短期胜利的人研究。除非我们阐明详细的外交政策，回应国内外在政治和经济上被剥夺权力者的关切，并学会同其他文化、而不是同政治名人打交道，否则，我们注定会陷入一种由无休无止的小规模战争构成的“全球新秩序”--这正是乔治·H. W. 布什政府的流行口号。让我们记住：反对越南战争，并不是输掉这场不可能获胜、且不道德的战争的原因；它只是异议与辩论的一种表达，而异议与辩论才是民主和理性爱国主义的真正标志。沉默与遗忘，已经太多次成为历史上最可怕时代的先声。¶

后记：2010年

近二十年之后、距离“9·11”已近十年，再读前面这些文字，令人不寒而栗：早在1991年就已经如此清楚，中东尚未解决的问题--其中大多数来自欧美殖民干预在该地区留下的后殖民影响--只会被联军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加剧。文章并未明确预见基地组织的出现，但鉴于我们外交政策如此短视，把萨达姆·侯赛因当作可以孤立起来、纯靠武力控制的独裁者， 某种以政治和军事方式抵抗西方的组织，似乎几乎必然会出现。最后一段预言的无休无止的“小规模战争”，如今已成为我们的外交政策和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影响着众多美国人，以及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加沙、巴勒斯坦、黎巴嫩、以色列、埃及、索马里、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菲律宾人民的生活。这些战争及其持续的后果，正在摧毁我们引以为傲的经济；与此同时，一些美国人却采取一种奇怪地违背民主的做法，把我们的新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美德或“成功”的标志加以“庆祝”。实际上，我们似乎正站在崩溃边缘：世界史上几乎每一个致力于通过一连串战争来维持其不断扩张帝国的强权，都曾遭遇这种崩溃。写下这些文字时，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正努力让美国摆脱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代价高昂的战争；他自身的行政权威与自由派身份，正受到鲍勃·伍德沃德在刚出版的著作中所称《奥巴马的战争》（Obama’s Wars）的威胁。^[17] 这本书甚至在出版之前，就已遭右翼记者谴责，称其助长了最初与“越南综合征”相关联的失败主义。^[18]¶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