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关切的区域：区域研究与新美国研究

本章讨论学术学科的微观政治与民族国家的宏观政治之间的关系。当新保守主义者抱怨教育被“政治化”时，他们往往坚持一切形式的教育都应“不受”政治干预，却忽视了一个事实：教育课程与教学法始终深深参与着具体的政治实践与立场。坚持让教育不受政治利益影响，根本不切实际；学生应当学习的，是如何根据现有信息，在具体政治立场之间作出判断，并据此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人们经常提出，整个研究领域都由特定的认识论塑造，而这些认识论又代表特定的政治利益。美国研究与各种“区域研究”的历史，都是很好的例子；尤其因为“区域研究”自诞生以来，在思想与经济两方面都与国家资助有密切关系。本章把对美国研究（传统的与“新的”）及各种“区域研究”所承载的政治利益进行批判性阐释，视为一种政治实践，并主张新美国研究的行动主义不应仅限于宏观政治议题，例如前三章讨论的那些问题。¶

全球化给地缘政治与经济版图带来了剧变，由此引发关于重组区域研究的激烈争论，而美国研究迄今仍置身其外。考虑到美国在全球化所引起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变革中的作用，我们本来可以预期，美国研究的学科边界会像东亚、中东、东南亚、苏联和拉丁美洲研究的边界一样，遭遇激烈争论-- 这里仅列举二战后学术界建立的几个区域；自1970年代以来，尤其在苏联去殖民化之后，它们都面临严峻挑战。当然，区域研究模式主要界定的是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以及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相交汇的跨学科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史”。^[1] 在美国研究领域，文化生产，尤其是文学与视觉艺术，以及传统历史学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对于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支配下的新世界秩序应有怎样一张学术地图的争论，美国研究被视为外围领域，也就不足为奇。不论被当作附带现象还是上层建筑，二战后美国研究中的主导研究对象--为方便起见，可以用“神话与象征”这一标签概括--几乎不值得那些严肃学者的注意，因为他们关注的是全球政治动荡、经济危机、战争、种族灭绝、饥荒与干旱，以及传染病传播等紧迫问题。¶

在古希腊，地理学家把自己的领域分为三个主要的大陆区域：欧洲、亚洲和利比亚（非洲）。^[2] 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人的探险航海，以及沃尔特·米尼奥洛所称的“现代／殖民世界体系”的巩固，扩展了古代的大陆模式，同时沿用了它的许多基本假设，包括文明之间的等级，以及这些不同地区各民族的独特性。^[3] “现代小学课堂中的七大洲模式”带来了进一步的细化与划分，其中大多数反映了欧洲具体的殖民利益。正如马丁·刘易斯与卡伦·威根写道：“学术分工表明，古希腊人将全球划分为三部分的模式已根深蒂固。西方（北美与欧洲）被构想为严肃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所在地；东方（从摩洛哥延伸至日本）则是东方学家可以沉思那些据说已成化石的文明之文化精华的区域；世界其余部分则属于人类学家，他们专门研究‘原始’的文化与社会制度。”（163）¶

按照“西方最佳”的论点，在传统的区域研究模式中，美国和加拿大分享了欧洲的特权地位；这一模式从社会科学十九世纪制度化诞生之时起，直到美国政府于1942年委托民族地理委员会推行正式改革期间， 始终支配着这些学科（Lewis and Wigen, 163）。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混合，当然推动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进军”之类神话的形成：其“命运”从北欧延伸到英格兰、爱尔兰与苏格兰，再越过大西洋，横穿北美大陆，以一种“昭昭天命”胜利地使世界其余地区文明化。按照这一人们熟悉的观念，尤其是美国（尽管加拿大先为殖民地、后为英联邦成员，也符合这一描述），不过是欧洲文明的延伸，从而创造了一个“更大”的西方文明；这一文明同样从1970年代起受到彻底挑战。由此看来，美国和加拿大（北美）及其欧洲原型，应当构成最重要的研究“区域”，因此尽可能吸收美国研究和加拿大研究等互补领域的成果。¶

然而，当现代“区域研究”在现代／殖民世界体系的阴影下运作时，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在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兴起、欧洲帝国主义巩固、美国帝国权威崛起的时期，美国研究和欧洲研究都尚不存在。刘易斯与威根所说主要致力于北美和欧洲的“严肃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的首先是一套“文明”模式：它既是当时已实现的形式，也是理想或命定的形式。沃尔特·惠特曼的《民主的远景》（1871／1876）既非社会学，也非历史学，但它把正在形成的世界其余部分纳入美国民主与个人主义的“宇宙性”命运，体现了这样一种悖论：西方文明中享有特权的“区域”--美国、加拿大、欧洲及其希腊罗马源头--根本不是“区域”，而是能够像上帝心灵一样，在任何地方、所有地方繁荣发展的观念化构造或理想主义。^[4] 人们不需要北美研究或欧洲研究来“研究”这样一组在历史与地理上具体限定的现象，因为它们本就是现代／殖民世界体系在思想上的配套部分，几乎不会接受把“美国”或“欧洲”当作“研究对象”后可能产生的内部批判或元叙事检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美国政府号召史密森学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国家研究理事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组成一个名为民族地理委员会的机构”；当时要求建立“一套新的全球分区体系”，其目的绝非废除旧“区域研究”的帝国主义等级结构，也不是放弃其“西方最佳”的信念（Lewis and Wigen, 163）。民族地理委员会于1942年6月正式成立。^[5] 担任新委员会主席的人类学家卡尔·E. 古思将其描述为“以本国科学家与学者的名义成立、旨在协助政府的一个非政府机构”（Guthe, 189）。这种由据称独立的基金会、学者与政府机构组成的奇特联盟--一种“国家-学术复合体”--即使在冷战时代及其资助已成过去之后，至今仍在塑造区域研究。促使美国政府采取行动的，是对更有效的“语言训练”和“文化通晓能力”的需要，好使美国及其盟国能够“在全球广大地区开展战争行动”（Lewis and Wigen, 163）。¶

古思将委员会的工作描述为“范围上具有跨学科性质，寻求利用地球科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设施与知识，只要它们与美国本土以外的地区有关”（Guthe, 189）。刘易斯与威根指出，地理学在委员会中所起的作用，比最初设想的小得多；最初由八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中，罗伯特·B. 霍尔是唯一一位地理学家（Lewis and Wigen, 163）。古思列出的1943年委员名单包括两名考古学家（如果在这张名单中将斯特朗算两次）、三名人类学家、一名历史学家、一名地理学家、一名生物学家、一名公共卫生专家，以及一名东亚语言学者。^[6] 委员会由古思担任主席，由哥伦比亚大学考古学家兼人类学家（1937-1962）威廉·邓肯·斯特朗（1899-1962）任主任；斯特朗专门研究南北美洲原住民，尤其是秘鲁的印加人。^[7] 因而，古思所明确排除的“美国本土”地区，显然并未把“原住民及其文化”也排除在研究之外，这进一步表明，这种“区域研究”模式完全致力于现代化与发展的进程。考古学与人类学 （尤其当我们根据威廉·邓肯·斯特朗在两个学科中的专长而将他计算两次时），占了委员会所代表学科的一半以上（九项中的五项）。这些学者中，只有两位可以说与“人文学科”有大致联系--汉学家莫蒂默·格雷夫斯与历史学家卡特·古德里奇。^[8] “美国研究”与“美国文学”都没有代表；事实上，除了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覆盖的领域之外，委员会中没有任何文学或文化专业的代表。¶

战前难以管理的“七大洲”模式及其“欧洲殖民”潜台词，被民族地理委员会提出的更具体的“区域”所取代：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北美、俄罗斯与东欧、西欧，以及大洋洲（Lewis and Wigen, 163-164）。较早的殖民等级体系被“现代化与发展”的目标替代；在这一目标下，北美和西欧凭借技术进步与政治创新的主张，依然保持“优越文明”的地位。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与地理学之间的跨学科联盟并未实现。刘易斯与马丁指出，虽然“著名地理学家以赛亚·鲍曼和罗伯特·霍尔两人被任命”进入民族地理委员会，但“很少有地理学家参与委员会的知识工作，划定区域的任务主要落在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身上”（163）。^[9] 事实上，“使用area一词（来自关于‘文化区’的民族学研究），而非region一词，就明显显示了人类学的烙印”。在我看来，这一迹象表明，这类“区域研究”早已受到“现代化与发展”模式的驱动；这种模式与新帝国主义，特别是后来的各种“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以及第三阶段后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形态，在结构上彼此同构。¶

有意思的是，民族地理委员会开展工作的同时，美国研究也正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出现。尽管对于确切“起源”我们可能有所争论，F. O. 马西森的影响深远的工作仍然是重要标志；他的《美国文艺复兴》出版于1941年。然而，美国研究，尤其是常被追溯至马西森的神话与象征学派，绝不是在民族地理委员会任职的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生物学家 和其他学者所设想的那种“区域研究”领域。如果二者有联系，就必须从美国研究的文化理想主义来说明；它往往不自觉地支持区域研究的“现代化与发展”意识形态。这种区域研究在1940年代初由民族地理委员会发展起来，在冷战时期得到全面制度化，尤其得益于“1958年《国防教育法》第六编，……它为建立大学区域研究中心提供了经费”；到1990年，已有“大约124个国家资源中心，……各自致力于对世界某个特定地区的跨学科研究”（Lewis and Wigen, 164）。当然，自唐纳德·皮斯于1985年发表开创性的《〈白鲸〉与冷战》以来，关于美国研究如何参与冷战意识形态，已有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它如何表述美国例外论；随后，“新”美国研究对这一例外论提出挑战，积极致力于跨国、后民族、后殖民、原住民主义及多族裔的目标，在全球语境中理解“美国”。^[10]¶

事实上，主要由左翼知识分子在1970年代发起的对冷战区域研究的批判，在历史上再次与另一场批判同时发生：女性主义者、族裔研究者、后现代主义者、同性恋研究者及其他被少数化的知识分子，对第一代美国研究（主要是神话与象征学派的意识形态）提出批评，指出他们的利益与权利在传统美国研究中，最坏的情况是被忽略，最好的情况也只是被“综合”进去。刘易斯与威根把1970年代开始的区域研究“危机”，归因于“美国大学的增长在1970年代停滞”，以及“越南战争结束”带来的“东南亚研究项目经费大量流失”；这一危机到1980年代末变得更为紧迫，“冷战结束削弱了区域研究专门知识的地缘政治依据，与此同时，苏联及其势力范围的消亡，又使战后的区域研究地图过时”（Lewis and Wigen, 16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1990年代中期召集古尔本基安委员会，旨在为区域研究模式提出替代方案。委员会在1996年的《开放社会科学》中，也提到了“来自……‘文化研究’的……挑战”，并将其概括为“三个主要主题”：“性别研究及各种‘非欧洲中心’研究，对历史社会体系研究具有核心重要性；第二，地方性、深深植根于具体情境的历史分析的重要性， 许多人把它与新的‘解释学转向’联系在一起；第三，评价技术成就所涉及的价值与其他价值的关系”（64, 65）。沃勒斯坦的《古尔本基安报告》认为，这些发展有望在人文学者（尤其是“从事各类文学研究的学者”）、人类学与“涉及现代性中‘被遗忘’人群的新准学科”之间建立新的关系；这些人群“因性别、种族、阶级等原因而被忽视”，而文化研究“为他们阐述差异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后现代’的）框架”（65）。¶

然而，这种超越冷战区域研究模式、把“新”美国研究学者所熟悉的发展纳入进来的“开放社会科学”承诺，没有充分考虑那些受区域研究训练、仍忠于其专业的学者所产生的巨大制度阻力；而且在某些领域，尤其是“东亚”“南亚”“中东”和“拉丁美洲”研究中，学者从“东南亚研究”和“苏联研究”的衰落中得到的，并非损失，而是好处。区域研究依然活跃兴旺，守卫自身地盘的学者决心坚定，因为他们的生存本身就依赖这场斗争。他们还掌握着一套强大的“常识”论据，反对与“新”美国研究、后殖民研究、文化研究，以及几乎任何版本的“后现代主义”及其各种补充--“世界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结成联盟。在这些思想争论的前沿，有许多引人关注的人物；沃尔特·米尼奥洛的“边界思维”，以及胡安·波夫莱特的《批判的拉丁美洲与拉丁裔研究》（2003），迫使区域研究学者明确捍卫其知识边界。这些边界仍保留着帝国遗产；这一遗产一度被某种伪科学式的经验数据依赖所掩埋，也部分地被其二战后美国起源所掩饰--这种起源给它蒙上一层隐约“民主”的光环，而在这层光环之中，“现代化与发展”意识形态又被鲜明地宣告。¶

美国研究学者为什么应当介入这些争论？这些争论经常围绕民族语言、地方和区域历史，以及制度政治展开，而我们在这些方面所受的训练并不均衡。如果我们像我一样，致力于对加拿大与整个美洲进行比较研究，而非仅仅从事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国研究”，无论后者能够有多么多样化，那么，对于拉丁美洲区域专家们那种熟悉的质疑， 我们该如何回应？他们认为，我们的计划不过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下一阶段，其发展从门罗主义，经过美西战争，一直延伸到冷战时代的泛美主义。最后，这种对加拿大与美洲进行“半球研究”的承诺，难道不只是复兴区域研究中更古老的大陆模式，以来自欧洲帝国过去、至今仍萦绕不去的更隐蔽难题，取代当代问题吗？¶

每一个问题都有实际的答案。美国研究必须发展课程，要求学生学习与加拿大和美洲不同社群相关的外语，正如我们应当拓宽课程，处理美国以外的地方与区域历史一样。当然，我们必须留意语言、文化和认识论帝国主义的问题，尤其是在一个由新帝国主义实践塑造的全球时代；这些实践既通过军事、政治和经济策略运作，也同样通过文化与思想手段运作。但对其他社会的研究并非全都必然具有帝国主义性质，尤其当学术方法的目的，恰恰是考察知识追随权力的帝国主义倾向时。对西半球不同社群的比较研究，旨在特别仔细地关注历史上的权力动态：这些动态沿南北轴线制造的等级，与较早的东西划分中所隐含的帝国主义假设，同样令人不安（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精神必然地从东方演进至西方文明的过程，塑造成了这一假设的纪念碑）。最后，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西半球的“例外”地位上，不论是前哥伦布时期、前现代的原住民性，还是把它视为将实现欧洲帝国主义者理想的“新世界”的非凡独特性，“西半球”就会复制战前区域研究的旧大陆模式。但是，如果把它理解为米尼奥洛所称“现代／殖民世界体系”中一个特别富有启发性的例子，西半球最终便无法与它在历史上卷入的全球进程分离，包括早在欧洲入侵者到来之前便已穿行于此的那些进程。在这一语境中，我们必须开始少从有关的“环带”--环太平洋、北大西洋、中大西洋、加勒比--来思考，而更多从某些“流动”来思考；这些流动描述着陆地、海洋、现代航空，以及后现代外部空间（军事与通信卫星）和内部空间（身体假体与虚拟现实） 中的往来穿越。^[11]¶

这些答案其实不是许多区域研究专家想听到的，因为其学科面临的威胁，也包含一种内部批判：这种批判在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国研究中早已充分展开，在拉丁美洲研究中也日益显现。尽管为传统“美洲”研究提供框架的欧洲帝国主义及其历史形态极其不同，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克里奥尔民族主义在反抗各自帝国主人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米尼奥洛沿着恩里克·杜塞尔《美洲的发明》的思路指出：¶

有意思的是，“美洲”这一名称后来成为一种领土认同，并不是对西班牙王室而言，也不是对西印度的西班牙人而言，而是对克里奥尔人口及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出生于“美洲”，具有西班牙血统，并成为十九世纪独立运动的领袖。也正是克里奥尔人口及其知识分子，启动了把自己定义为“美洲人”的过程，其中包含一切可能的变体（“西班牙”“印第安”“拉丁”）……。地缘文化认同话语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填补了一个在征服与殖民过程中被破坏的空间。[130]

米尼奥洛所说的“克里奥尔人”，指的是出生于殖民地的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的后裔；西蒙·玻利瓦尔与何塞·德·圣马丁这样的“解放者”即出自其间，在他们自己后来称为“拉丁美洲”的地区，领导十九世纪初的民族革命。¶

虽然我们不把美国“开国元勋”，或爱默生、霍桑与惠特曼等文化民族主义者称为“克里奥尔人”，但他们符合米尼奥洛对于西半球民族意识形态具有反帝光环的构想。^[12] 玻利瓦尔反对的是衰落中的西班牙帝国权力，而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反对的是在全球日益势盛的英帝国主义；二者虽有巨大差异，但南美与北美的“克里奥尔民族主义”都“填补了一个在征服与殖民过程中被破坏的空间”（130）。米尼奥洛所指的，是 欧洲征服与殖民对原住民社会的大规模破坏。美国与拉丁美洲的革命者多么频繁地援引帝国对原住民的毁灭，为克里奥尔革命辩护，而大多数克里奥尔人又公开敌视自己境内的原住民；这一点确实值得注意。从美国反叛者把自己装扮成其先辈在皮阔特战争与菲利普王战争中屠杀的原住民，到玻利瓦尔对西班牙人虐杀美洲印第安人所表达的戏剧化义愤，再到何塞·马蒂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家长式态度--他声称自己与他们有一种微弱的纽带--南北美洲克里奥尔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著述中，充满了要把原住民从双方共同的帝国主人的奴役与剥削中解放出来的热烈承诺。^[13]¶

尽管整个半球各国对原住民的政策很不相同，现代／殖民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阶段却表明，殖民压迫在“国家发展”与“必要的现代化”的名义下延续着。这些资产阶级的克里奥尔民族主义，似乎以延续西班牙、葡萄牙与英国帝国主义之间语言、族裔及文化差异的方式，继续实行帝国主人的政策（这里只讨论1500至1800年间最强大的三个帝国）。但它们又形成了某种策略上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一直延续至今，而且很可能是拉丁美洲区域研究学者如此激烈地反对“新”美国研究的半球比较方法的原因之一。关于这些不同美洲“民族国家”之间一种引人深思的“共同性”如何形成，米尼奥洛说得特别清楚：¶

显然，1820至1830年间，两个美洲--盎格鲁美洲与拉丁美洲--未来的历史道路正在被确定。此前，大约1500至1800年间，两个美洲的差异，是现代／殖民世界体系中西班牙帝国与英国帝国之间的差异所规定的。语言与种族……是现代／殖民世界体系想象形成过程中的两个关键构成。

然而，差异中的共同性在于，十九世纪初，新兴国家的知识分子将“美洲”据为己有，将其视为不同于欧洲、但仍属于西方的地方。……政治独立伴随着地缘政治想象中的象征独立。（134-135）

在这一段中，米尼奥洛指出了一种具有半球性和跨国范围的十九世纪“美洲例外论”。我们立即可以想到许多例子：从内战前美国争取“文学民族主义”的激烈斗争--其中萦绕着欧洲典故与模式--到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相似的斗争；后者通过把欧洲源头改造为适应南美、加勒比或中美洲的人文与自然环境的形式，力求摆脱这些源头。古巴小说家阿莱霍·卡彭铁尔的《失去的足迹》（Los pasos perdidos，1953），似乎出色地呈现并讽刺了后一项事业；这部作品常被列为所谓“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最早作品之一。^[14]¶

在十九世纪民族主义的印刷主导时代，文学在建构这一民族想象并召唤其主体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反帝修辞不仅主导了传统“美国文艺复兴”中公开标榜“民主”的文学，也出现在那个时期许多关键的拉丁美洲文学文本中。《希科滕卡尔》是一部反帝的墨西哥小说，1826年在费城匿名出版，一些学者将其归于古巴革命牧师费利克斯·巴雷拉。它在拉丁美洲文学经典中享有崇高地位，部分原因在于，它尖锐谴责科尔特斯、其伴侣多尼娅·玛丽娜（拉·马林切），以及随军入侵的天主教神父，似乎意在支持墨西哥反抗西班牙的革命、拉丁美洲其他革命运动，并有力捍卫原住民的权利，认为这些权利等同于克里奥尔革命者的权利；后者在三个世纪之后实现了那位与小说同名的特拉斯卡拉英雄希科滕卡尔及其饱受苦难的恋人兼妻子特乌蒂拉未能实现的民主愿望。^[15]¶

米尼奥洛在西半球克里奥尔民族主义中发现的“差异中的共同性”，把这些解放运动与它们从帝国主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与法国--那里转换编码而来的帝国主义议程联系起来。尽管 西半球的南北分界，长期以来一直由涉及族裔与种族认同的公共政策的根本差异来界定，但当我们考察同样这些克里奥尔民族主义如何对待原住民和有色克里奥尔人时，也会看到横跨这道边界的“差异中的共同性”。在十九世纪半球民族主义激荡最烈之时，克里奥尔革命者很少援引海地奴隶起义--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奴隶起义--而且总是将原住民问题纳入自己的民族主义纲领，同时却延续了、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恶化了原住民挣扎求生的社会与人类处境（Mignolo, 139）。大多数新兴国家刚一确立“国界”，就立即发起强势的领土扩张运动，与邻国发生争斗，其中一些争斗持续至今。¶

我反复使用米尼奥洛“差异中的共同性”这一说法，是为了强调：对西半球社群进行比较研究，并不是要确定它们在深层结构上的统一性，也不是要确定它们各自的“民族例外论”；较早的比较文学曾在误称为“世界文学”的计划中，依照主要来自欧洲的模式做过这样的工作。我所阐释的克里奥尔民族主义“共同”的帝国主义潜台词，几乎不可能让人对古斯塔沃·佩雷斯·菲尔马特1990年那部影响深远的论文集《美洲各国有共同的文学吗？》，或马歇尔·伊金较近提出的《拉丁美洲有共同的历史吗？》中的问题，作出肯定回答。^[16] 尽管如此，仍存在一些接触点与共同点，让我们能够在关键交汇处或接触地带展开这样的比较工作，而不是再制作一份为宏大“例外论”作证的文献--这种例外论在根本上属于新帝国主义。作为结尾，我将指出并简要讨论其中一些较重要的交汇场所，借此沿着米尼奥洛所谓“边界思维”的逻辑继续展开。¶

在半球内部，彼此抗衡的民族国家扩张计划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米尼奥洛把1848年和1898年视为“盎格鲁美洲与拉丁美洲早期分化”的关键历史时刻（136）。结束美墨战争（1846-1848）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所标志的，“是新兴国家之间的冲突”，即 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美国公开的帝国主义行径，常被认为是这场战争直到最近才开始在美国文化史与社会史中受到足够关注的原因之一。^[17] 这场战争改变了南北之间的“边界”，并在极短时间内把显著的“拉丁性”（Latinidad）纳入美国；“新”美国研究无法忽略其重要意义。大多数叙述把焦点放在受害的墨西哥身上；战争爆发时，它摆脱西班牙帝国控制不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仍在应付国内政治与经济问题。而在包括文学史与文化史在内的大多数叙述中，原住民都消失了。在西班牙及其后的墨西哥对下加利福尼亚和上加利福尼亚的殖民过程中，他们早已被系统性地驱逐、奴役与杀害；战后，他们又受到美国官员施加的一系列新法律与新规则的约束，以及美国公民实行的虽较不正式却被认可的种族灭绝行为的迫害，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相当晚的时候。¶

对米尼奥洛而言，1898年也重新绘制了半球地图：表面上，美国援引门罗主义，公开宣示其帝国主义议程，而西班牙在半球的帝国诉求崩溃了（136）。我还要补充，必须考虑美国就一项运河条约与英国进行的谈判，以及国务卿约翰·海在亚洲推行“门户开放政策”期间的美英谈判，因为这些谈判的结果，是英国基本同意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以换取英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18] 然而，谈到1898年时，人们太容易忘记，美国收编了古巴与波多黎各以及菲律宾的共和斗争。研究1898年，我们必须沿着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环带”之一行进，或追踪某一股横跨太平洋的历史“流动”，认识到美国在美菲战争（1899-1902）中镇压菲律宾民族主义，延续了美国在加勒比地区实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针对其现今保护地波多黎各，以及棘手的古巴的政策。如果不同时考察美国与古巴和波多黎各民族主义的关系，就无法充分理解美西战争中的美西关系。正如从桑德奎斯特到布里克豪斯等学者所解释的，十九世纪古巴民族主义者的革命激荡， 与美国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其中包括：1808年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被禁止之后，支持奴隶制的势力希望控制古巴，将其作为奴隶来源。^[19]¶

再一次，要理解这些相互抗衡的克里奥尔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所需的“边界思维”必须包含对这些岛屿上被遗忘人群的认识。在古巴与波多黎各，到十九世纪时我们已不能再谈论“原住民”，尽管波多黎各行动者仍自称“博里库阿人”，以指认最早的居民，因为那些原住民已被欧洲帝国主义者杀害。然而，在古巴，非洲裔古巴人以及逃亡奴隶社群的后裔，也必须被确定为“被遗忘”的人群；他们在历史上展示出一系列方法，以抵抗和规避帝国对其施加的灭绝以及民族国家对其施加的吸纳。一旦我们开始思考那些被欧洲帝国主义、继而被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边缘化的不同民族与社群之间的交汇，就会开始认识到，“边界思维”如何通向米尼奥洛近作所援引的几种“世界化”（mondialization）。西半球的非欧洲人群带来了自身的非洲、亚洲、大洋洲及美洲印第安传统，包括非欧洲语言、宗教和文化实践，并随着时间推移，在具体地点以不同方式加以发展。有时，这些非欧洲影响与欧美文化杂交融合，但也有许多我称之为“逃亡奴隶式”的风格、形式与实践，作为抵抗性话语实践存续下来，有力地标示出欧美想象的“视野边界”。¶

半球中棘手的语言划分，似乎印证了“盎格鲁”北部、“西班牙语”西南部与“葡萄牙语”东南部之间的严格分界；语言帝国主义的附带痕迹则四处散布，尤其是多语的加勒比地区，从荷兰语的阿鲁巴到法语的马提尼克。然而，当我们把这些语言划分置于整个半球的历史、文化与地理语境中，就必须认识到：我们正在沿着欧洲帝国主义与克里奥尔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轨迹前进，忽略了美洲印第安语言及相关文化遭受的大规模毁灭，也忽略了 奴隶制系统性地瓦解部族联系，以及惯常禁止奴隶接受文学教育和其他正规教育的做法，如何造成对非欧洲语言的压制。¶

沃纳·索洛斯与马克·谢尔出色的《美国文学多语选集》（2000），让我们仅仅窥见了一点：假如能够克服米尼奥洛所说的，帝国主义系统性地“否认”欧洲与美洲印第安符号学具有“同时代性”，那么一部真正“多语”的加拿大与美洲叙述会是什么样子。^[20] 殖民符号化过程关键地依赖对美洲印第安知识档案的毁灭，以及对那段历史的压抑，正如奴隶制依赖对非洲遗存的系统性否认一样，后者包括语言、宗教与文化实践。类似的殖民符号化过程，在结构上也是克里奥尔民族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一个随意观光的游客也不能不注意到，各种符号俯拾皆是，证明各国据称“植根于”其美洲印第安历史，然而这些国家对原住民的政策却始终具有种族灭绝性质。如果我们尝试一种“边界思维”，不是把美洲印第安和离散人群的符号学“添加”到各种以欧洲为基础的语言之中，而是挑战那些舶来语言及其认识论规程中的“差异中的共同性”，会发生什么？换言之，当我们把帝国遗产表面上的多样性所遮蔽的大量语言（与符号系统）也考虑进来时，不同“语言”分隔西半球各“区域”这一传统“问题”，便显得更加复杂。¶

另一个同时被“区域研究”和新旧美国研究忽视的“区域”，也提示我们，应如何超越欧洲权力／知识投下的阴影来开展“半球研究”。米尼奥洛强调殖民符号化过程，有时却忽略了帝国主义的生物性传播，以及它对前哥伦布时期各民族所造成的实际毁灭；遭到毁灭的不只是他们的“文本”，也包括他们的身体与生物化学系统。查尔斯·曼的《1491：哥伦布之前的美洲新发现》（2005），总结了有关欧洲疾病影响整个半球原住民的新科学证据。^[21] 天花、流感与麻疹等传染病，在1500至1900年间给美洲印第安人口带来剧烈冲击；在许多欧洲人看来，这似乎支持了欧洲“文明”的“优越性”主张，哪怕这种主张只是粗糙地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 “适者生存”标准来计算。遵循“现代化与发展”意识形态的区域研究，在许多方面恰好强化了这种意识形态；它往往表现为把“旧世界欧洲人与安第斯、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前哥伦布时期人民之间的冲突性相遇”，理解为“肮脏与洁净、恶臭与清新”，甚至“健康”与“疾病”的“辩证对立”（Mignolo, 153）。事实上，即使出于最仁慈、最人道的目的，公共卫生项目与政策在“现代化与发展”修辞中的普遍存在，也只是这种二元对立仍在从事帝国主义工作的一个例子。¶

如今我们知道，欧洲人在几个世纪间获得的、抵抗那些由他们在西半球传播并造成毁灭性后果的传染病的“免疫力”，很大程度上与牲畜驯养有关；他们采用的牲畜驯养方法又来自其所学习的中东农业实践，所以这种免疫力绝非欧洲人“固有”的。^[22] 欧洲人在十八世纪以实验性且不均衡的方式采用的接种做法，也改编自中国早在1100年就用来防止天花传播的实践。此外，美洲印第安人与欧洲人之间的遗传差异，并不意味着一方在生物学上优于另一方，而仅仅是人类的差异；双方接触，却给其中一方带来了极其不利的结果。当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认为就西半球而言，这种“进步”以1500至1900年间约四千万至六千万美洲印第安人的死亡为代价时，西方的“现代化与发展”便获得了相当不同的伦理含义。¶

“边界思维”应当解构欧洲帝国权力与克里奥尔民族国家权力之间、欧洲各语言之间的“差异”，以及其他显而易见的差异，例如据称信奉天主教的南方与新教的北方之间的差异；其目的不仅是揭露“现代／殖民世界体系”的共同历史--这一体系首次在西半球得到系统展开。这种边界思维还应当再现那些被帝国主人更为强大的权威遮蔽的社会与社群的历史，以及它们在当代保留下来的事物。米尼奥洛把W. E. B. 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模式应用于西半球研究，从而明确借鉴少数群体话语， 提出这种研究西半球的比较方法，也许能够使我们向一种更广阔的“世界性”思维开放；他从双重角度将其设想为“未来的行星性认识论与批判性地方主义”（157）。¶

我乐于以这样的结论收束：我并不确定他所谓的“边界灵知”究竟是什么意思；据说它能够使我们以差异化方式，跨越那些强加在我们作为学者、公民和人类身上的地缘政治、帝国与符号“边界”来思考。我确实知道的是，米尼奥洛富于挑战性的方法，能使我们达到一种“新”美国研究与“后民族主义”美国研究应当欢迎的双重意识。一种意识使我们能够理解，“相互冲突的同质实体（拉丁美洲、法国、美国等）……是现代／殖民世界体系想象的一部分”（170）。另一种意识则使我们理解，“以另一种方式思考‘拉丁美洲’，着眼于其异质性而非同质性，着眼于不断变化的全球设计中的地方历史，并不是质疑某一种特定的认同形式（例如‘拉丁美洲’的认同），而是质疑现代／殖民世界体系中的所有民族／殖民认同形式”（170-171）。我还要补充，米尼奥洛的计划表面上是在解构“拉丁美洲”区域研究，但它也适用于北美研究，以及我们所熟悉的现代与后现代版本的“美国研究”。^[23]¶

我着重讨论了区域研究与新美国研究之间的冲突，如何阻碍对西半球许多不同社群的比较研究发展；但米尼奥洛的“现代／殖民世界体系”并不局限于这个地区。在“9·11”之后，鉴于美国持续占领伊拉克、在阿富汗战争中的核心作用，其外交政策显著助长了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帝国征服，以及美国境内不断壮大的阿拉伯移民社群，“中东”已成为新美国研究的一个关键领域。然而，这一领域本身，早已由那种区域研究模式界定；我已将其追溯至1940年代民族地理委员会出于政治动机而开展的工作。爱德华·萨义德对十九世纪西方东方主义的批判，需要更新，以考虑较近的发展；在这一工作中，必须将美国重组乔治·W. 布什所谓“大中东”的作用， 与美国学术界研究“中东”、全球伊斯兰社群、阿拉伯文化，以及来自这些地区和社群、因离散或自主选择而如今生活在祖居地之外的特定移民群体的模式联系起来，加以质疑。¶

保罗·吉尔罗伊的《黑色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1993），从根本上挑战了“区域研究”对加勒比、非洲裔美国人和英国黑人社群的定义，在字面与比喻两种意义上引导我们走向“大西洋世界”；在那里，人员、商品与文化的跨国流动，不断以多样方式展开。^[24] 戴维·劳埃德与彼得·D. 奥尼尔的《黑色与绿色大西洋》，展现了黑色（非洲）、绿色（爱尔兰）、红色（共产主义），以及其他“大西洋”，如何延续并拓宽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超越地缘政治国家之假定稳定性的海洋复杂性。^[25] 新美国研究需要类似的、灵活的跨国观念，与拉丁美洲和中东的“批判性区域研究”协同合作，尊重我们在这些地区发现的多样社群，并提供批判性概念，以挑战更强大的民族国家对它们的边缘化，甚至排斥。¶

为了回应美国的新帝国主义，美国研究必须重新构想自身的全球范围；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继续警惕知识与权力在历史上相互协调的具体方式。如果以为晚期现代研究型大学中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能够与资助这些工作的国家及产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利益相分离，那就太天真了。无论公立还是私立，第一类研究型大学仍然代表着准许其存在的那个国家；但如今，不同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也把这些大学拉向若干相互竞争的方向。我们已经见证这些教育机构中学生、教师与研究各组成部分的全球化，必须找到思想上的手段，确保这种全球化以辩证方式发挥作用，为那些被剥夺国家归属、文化，以及其他经济与政治权力的人们，提供“使心灵去殖民化”的手段，正如伟大的肯尼亚小说家与后殖民理论家恩古吉·瓦·提安哥所说的那样。^[26]¶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