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文化、美国帝国主义与全球化

第二编 文化实践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曾被称为炮舰外交的做法重新出现，成为乔治·H. W. 布什及其后的乔治·W. 布什政府反复而抽象地赞同的“全球新秩序”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文化预先开展的工作，这种回归不可能发生。美国的文化生产，即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谓“文化工业”的工作，使美国公民预先习惯于接受如今推动美国外交政策的、毫不掩饰的军国主义与沙文主义民族主义。^[1] 美国文化工业不可避免地采取全球化形式，继续在地方抵抗与底层模仿之间制造深刻分裂；从传统帝国主义时代到我们后工业时代的各种新帝国主义，殖民冲突始终具有这一特征。今天，文化工业开展工作的方式，涵盖名义上不同的广泛政治立场，因此在许多方面，左翼、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文化作品所实现的目标，往往相互补充，而非相互争执。在这一点上，自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于1944年提出以下论点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即使政治立场对立者的审美活动，也都热情地服从这个铁铸体系的节奏，在这一点上彼此一致。”^[2]¶

2003年春，美国军队迅速向巴格达推进时，人们对“嵌入式记者”提出了诸多批评；这些记者获准在五角大楼与国防部规定的特殊条件下报道战争。大多数批评都认为，这样的报道有偏见，或受到审查。一名《新闻周刊》摄影记者被发现用笔记本电脑修改一张伊拉克平民与美军人员相遇的照片，随后遭到解雇，这似乎证明该新闻杂志本身并无偏见。反战行动者传播了两张照片，记录2003年4月9日伊拉克示威者在巴格达天堂广场推倒萨达姆·侯赛因巨型塑像的场面。第一张是新闻中人们熟悉的照片： 示威者敲打雕像的基座，随后在一辆艾布拉姆斯坦克牵引车（配有起重机）的帮助下，把这位战败独裁者的庄严塑像拉倒。¶

第二张照片没有出现在大众报刊或晚间新闻中；镜头提供了广场现场的广角视野，可以看到入口道路已被美军封锁，而这场“民众”拆像行动是由美军如戏剧一般布置出来的。网上传播的第三张照片显示，同样这些积极参与攻击巴格达塑像的伊拉克人，“一天前”身在巴士拉，正准备登上美军飞机，飞往巴格达；照片中，他们被标注为“伊拉克自由部队”的成员。^[3]¶

彼得·马斯在《推倒塑像：媒体如何夸大漫长战争中的一个小小瞬间》中认为，这起事件并非美国国家出于宣传目的策划的，而是因为住在天堂广场巴勒斯坦饭店的外国记者，敦促美军军官帮助伊拉克人推倒塑像。马斯凭借自己作为目击记者之一的权威主张，安排这一事件的首要目的，是制造一个好的新闻故事。^[4] 这“漫长战争中的一个小小瞬间”，究竟由美国政府设计，还是由记者安排，到头来并非关键问题。西方新闻业与美国的“联军”从一开始就合作，把第二次海湾战争呈现为全球反恐战争的关键一环，并将伊拉克呈现为建设“大中东”的战略地区。¶

这种对战时美军或新闻宣传的揭露，在有关所谓“重建”伊拉克政治与经济基础设施的新闻报道中持续出现。究竟是谁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虚假信息负责--它曾被用作入侵伊拉克的主要理由--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是公众关切联邦政府是否诚实的最明显例子。这类宣传要成功，必须有愿意接受它的受众；他们早已准备好接受某些文化语义，而这些语义既能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又具有足够的“区域”关联，因而能够造成极其普遍的混淆：把萨达姆·侯赛因与奥萨马·本·拉登混为一谈，把伊拉克的世俗国家暴政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游击组织混为一谈。如此荒谬的一场战争， 怎么可能获得国会与美国民众的许可？答案并不只是布什政府无视了国际上对备战及最终战争行动的众多抗议。答案也不只是战争开始时，布什政府控制新闻、安排象征性事件来愚弄公众，尽管支持这些说法的证据十分充足。为一场“正义战争”、为美国充当全球“警察”而作的文化准备，并非一夜之间完成；它们是我们从越南战争继承的文化遗产，也是1945年以来我们崛起为新帝国国家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遗产的核心，是把美国构想为一个独立存在、却拥有全球身份与使命的国家。传统帝国主义从一个国家中心向外扩张；而越战以来的美国帝国主义，则持续努力把世界“进口”进来，把全球差异变成美国这个国家的组成方面--换言之，将跨国议题内化并“过度国家化”。这一“越南效应”在第一次、第二次海湾战争及持续进行的阿富汗战争中的美国新帝国主义里，呈现出新的特点；但美国1955至1975年在东南亚的外交与军事战略所留下的历史遗产，既连贯，也具有基础性意义。¶

当然，人们常常批评美国，认为它是借助文化媒介向全球推销商品的几个第一世界国家之一。借用查默斯·约翰逊的定义，新殖民主义通常意味着“由某个帝国主义强权秘密支持的跨国公司”与该强权之间存在某种共谋，因而暗示经济、政治和军事动机之间的纠缠。^[5] 消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及第一世界经济体的商品（常常在别处制造），被法国“慢食”运动、地球优先！组织和基地组织等极其不同的政治运动确定为具体攻击目标。拱廊及其他划定的购物区，虽然发源于十九世纪欧洲--巴黎、米兰、柏林等大都市--但购物中心却是美国的衍生物。美国购物中心在1960年代发展起来，并在过去五十年间不断完善；其特点是强调“城中之城”，把娱乐与消费连接起来，利用“国际性”及地域特色商店--卡地亚、万宝龙、内曼·马库斯、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得克萨斯纪念品”--制造虚假的世界主义， 并设有无处不在、常具国际风味的“美食广场”。明尼阿波利斯的美国购物中心、休斯敦的盖勒利亚，以及南加利福尼亚的南海岸广场等超大型购物中心，重新界定了公共领域，使之成为消费场所，以及产品与消费者双双商品化的场所。¶

无论由美国商业利益集团直接输出，还是由跨国公司建造得酷似美国原型，国际购物中心往往可以追溯到美国的资金、设计和营销来源或模式。美国公共电视网《前线》节目于2002年11月21日播出的报道《寻找基地组织》，收录了一段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某购物中心的影像；它在外观上与欧美购物中心毫无区别，里面也有许多同样的商店。^[6] 当然，记者提醒人们注意宗教警察穆塔瓦的存在；他们在商场中巡视，寻找未戴面纱的女性，或未婚男女之间的非法交往。《寻找基地组织》是《前线》所作的一次出色尝试，解释阿拉伯世界许多不同群体对美国的敌意。利雅得的购物中心十分清楚地表现出一种普遍的怨恨来源：沙特阿拉伯迅速美国化，以及一种不言明的要求，即穆斯林的日常实践必须适应全球市场的要求。从一个角度看，穆塔瓦在这座典型购物中心里自如行事；那里有长而开阔的走廊，以及跨国商品执着的诱惑。从另一角度看，宗教警察似乎已被购物中心的文化修辞击败；这一修辞在同一个无拘无束的空间里鼓励恋爱与消费。正如安妮·弗里德伯格所论述的，购物中心把消费者欲望与心理欲望连接起来，而这种连接关键地依靠“观看者-购物者的流动主体性”。^[7]¶

商品既非被动，也并不在政治上清白；在它们向消费者制造的特定欲望中，商品永远在积极起作用。其运作借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商品拜物教，以及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阐发的物化的社会心理机制。^[8] 特定的消费者欲望，也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特定劳动类型的等级结构。在现代工业经济中，展示高级时装与有闲阶级用品的商店居于核心地位，例如女性名牌服装与成功男性的奢侈用品。传统橱窗中摆放着 衣着优雅、具有性吸引力的女性人体模特；它们属于大型百货商店的时代。尽管它们仍是后现代购物中心的一部分，却受到另一些商店的挑战：后者陈列种类极其繁复的电脑化身体延伸装置与微型设备、节省劳力的器械，以及高科技工具，许诺让人更便捷地接近财富与权力的主要来源，即对信息及其各种解释与表征规程的控制和操纵。在构成购物中心公共空间的人群拥挤之中，消费者获得一种许诺：他或她可以拥有某种个性，超脱于恰恰迫使自己走进本地“百思买”店门的力量之外。当然，这种身份有赖于它关于沟通的许诺；但这种沟通与其说是同他人，尤其是可能与该消费者不同的人沟通，不如说是在后现代生活鲜明的私密性中，远离他人。新的笔记本电脑、iPad和智能手机之所以受到珍视，在于它们使我们在人群中穿行时能够应付周围的人，却又能把我们的信息工作从这片人海中保存下来，在自家私密空间中存储、筛选和处理。当然，计算机硬件与软件所拜物化的、对于表征权力与权威的特殊欲望，正在迅速取代由晚期现代对时装、奢侈品等更传统商品的欲望所创造的公共领域。购物中心正在“变形”为互联网；这一想象空间商业化的速度如此之快，甚至足以吓坏最顽固的批评者，以及有时为消费资本主义辩护的人。¶

尽管知识分子作出了值得肯定的努力，希望在新技术中发现解放的可能性--传统社会形式与实践的替代选择今天确实存在--互联网迅速商业化与等级化的速度，仍暴露了巨大的不平等：一方是有能力负担准入费用的企业，一方是仅仅使用技术（因而也被技术使用）的个人，另一方则是被完全排除在新的交流实践之外的世界大多数人口。在《互联网怎么了？》（2001）中，马克·波斯特承认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同时强调新数字技术的“未充分决定”性质，从而强调它们能够为新的跨国政治所用：“互联网为促成一种新政治提供了机会［并且］……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削弱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等级结构， 为文化实践的新方向扫清道路。”^[9] 在《环境电视》（2001）中，安娜·麦卡锡承认电视的便携性与公共可见性在实现福柯所预言的监视文化方面，带有意识形态后果，但她也设想了一些批判性的替代方案与干预方式，能够扰乱，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改变单向传播的电视。^[10] 然而，这些替代方案日益被挤到互联网和电视的边缘。大多数电视研究者同意，“后电视网时代”重新配置产业的方式，只是允许更多企业巨头分享电视节目的财富。“利基”电视与“目标受众”仅在从自由派到保守派政治光谱的某些界限之内，带来了更多样的电视节目。迪迪·哈勒克的“纸老虎电视”等激进电视节目，几乎无人观看，财务上处于边缘地位，主要依赖外部拨款支持。各大电视网早已成功击败“公众接入有线电视”，使其无法成为单向电视的一种民众替代方案；“互动”电视的短期未来，尤其是在与计算机和互联网整合时，很可能不过是利润极其丰厚的电子游戏市场的延伸。¶

当然，博客、个人网站与维基，无论被组织为脸书这样的“社交网络”，还是只是由个人维护，都提供了廉价的、多向的通信系统，看似是电视等单向技术的替代物。吸引消费者投入新数字技术的，是社会交往这一普遍许诺；讽刺的是，这恰恰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理想。但这是一个虚假许诺，它以复杂的程序设计、技术创新与软件升级，替代具有社会意义的交流。^[11] 这些设备旨在服务商业与贸易需求，以公共领域日益私有化为前提；在家庭办公室、通勤车辆或商业航班的预留座位所呈现的彻底异化及悖论性的排他状态中，它们模拟出一种社会交往的幻觉，并制造由自身意识形态动机塑造的特定欲望。看着都市人匆匆从一处奔往另一处，紧盯着智能手机屏幕，常常还同时驾驶汽车或骑自行车，后现代的漫游者无法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数字技术进一步使我们异化， 同时许诺一种更多社交的幻觉。帝国想象依赖这些欲望而繁荣；今天，人们把它称为“连接性”，但它几乎不过是关于社会归属的古老梦想。弗朗西斯·福山等为全球“美国化”辩护的文化论者设想，这种同质化将把我们带到黑格尔及其他早期现代思想家梦幻般想象的那个“历史终结”，因为这些条件会产生政治共识。^[12] 福山认为单向全球化可能带来国际共识，这一点当然没错；即便这种共识是我们几乎无法赞同的，是我们知道不仅会令人难以忍受地乏味、而且最终“非人”的，并且会要求经历一些不可思议而又无法预测的暴力时期。¶

这种对一般可称为“后现代经济”的批评，聚焦于信息、通信与娱乐产品，包括与其整合的研发环节；把它应用于当代全球处境时，似乎有种奇怪的时代错位感。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传统帝国主义的复兴：美国凌驾于一切其他人类共同体之上，以最公然的军国主义方式施展其无人挑战的权力。自大英帝国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凭武力与恐惧统治世界以来，还未曾有过如此毫不掩饰的军事权力统治。查默斯·约翰逊在承认二十一世纪当代美国的全球统治与十九世纪英国统治有重要差异的同时，也追溯了从英国到美国帝国政策的历史谱系，尤其是在中东和东南亚这样的关键地区（Johnson, 138-139, 217-218）。在索马里和非洲大部分地区、科索沃、塞尔维亚、古巴、尼加拉瓜、巴拿马、萨尔瓦多、哥伦比亚、菲律宾、朝鲜与韩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及海湾国家、伊拉克与伊朗，美国通过公开的军事行动或威胁行事。这些情况似乎与欧内斯特·曼德尔、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戴维·哈维等后工业或晚期资本主义实践理论家所分析的后现代经济，并没有多大关系。¶

然而，一边是美国军力的崛起，以及与之配套、对国内外人民（尤其但不限于非美国公民）实行不平等和压迫性政策的威胁， 另一边是“文化出口”的资本化，二者之间存在重要关系；这些文化出口从好莱坞娱乐与电视节目，一直延伸至数字技术及其关于沟通、工作与社会“组网”的规程。约翰·加拉格尔与罗纳德·罗宾逊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理论，如今已有半个世纪历史；它的形成，远早于后现代经济通过重组其他经济生产与贸易形式而开始主导全球关系之前（这种重组对“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毁灭性，因为它们如今被新的、享有特权的资本化形式投下的阴影所笼罩）。^[13] “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论点，仍能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恰在全球化似乎成为美国经济凯旋主义近乎不可避免的结果之时，传统帝国军事力量却如此突出而频繁地以一种“外交政策”出现。查默斯·约翰逊等当代美国外交政策批评者也认识到，“自由贸易”经常被用来合理化跨国公司的行为，以及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直到最近的韩国等“附庸国家”的培植（Johnson, 31）。¶

加拉格尔与罗宾逊驳斥了传统理论，即帝国主义--他们的主要例子是英国在非洲的帝国主义--在历史上先经历军事征服，再巩固殖民统治，最后才通过经济发展缓慢地获得正当化并发生转型。加拉格尔与罗宾逊认为，在历史上，“自由贸易”政策一般先于殖民地的军事化；只有当宗主国与殖民地中心之间无法谈成贸易协议时，才需要这种军事力量。因此，当帝国强权推动原料或制成品的贸易协议，营造出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双方都优惠而公平的条款表象时，军事力量被保留为后备手段；这当然不是出于人道考虑，而主要是出于实用与经济原因。只有当“自由贸易”的幻象破灭时，才需要军事力量重新施加帝国“秩序”，从而恢复自由贸易的表象；在其掩护之下，通常实际发生的，是对殖民地自然资源或人力资源显然不平等的剥削。正如他们写道：“通常把自由贸易帝国的政策概括为‘要贸易，不要统治’， 其实应当改为‘尽可能在非正式控制下贸易；必要时在统治下贸易’。”（Gallagher and Robinson, 25）¶

这不正是我们今天在海湾地区及世界其他战略地点所见证的情形吗？目前，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可以准确地描述为按照“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逻辑运作：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为出口美国市场制造产品所需要的受剥削劳动。^[14] 福山理解全球化的一个假设是，“历史终结”将带来战争与国家争斗的结束，“地球村”与世界和平密不可分。从这一角度看，全球化使个人生活变得平庸而千篇一律，无论代价多大，都能够由其带来的安全获得超额补偿。考虑到人类大多数成员日常经历的恐惧，与美国全球霸权所带来的巨大收益相比，这些牺牲完全值得。罗伯特·卡根以新自由主义为美国在世界各地运用权力进行自身“防卫”辩护时，也得出了相似结论，尽管这一结论包含了他对欧盟与联合国的谴责--二者是目前与美国全球霸权最接近的竞争者。^[15]¶

晚期资本主义凭借恐惧而繁荣，甚至把恐惧作为主要营销策略之一。在美国过去几年萧条的经济中，少有的亮点之一，便是自卫产品市场的蓬勃发展，尤其是高科技小玩意的市场；这是对“9·11”及其引发的各种排外焦虑--例如邮寄炭疽病菌事件--的回应。在纪录片《科伦拜恩的保龄球》（2002）中，迈克尔·摩尔把美国的暴力主要归因于新闻媒体与联邦政府传播的一种恐惧文化。如果我们接受他的论点的大致轮廓，那么，美国文化资本的全球化，就会包含恰恰这种“恐惧文化”的输出；我们正在见证的这一现象，与美国军事行动的增加互为补充，因为布什政府认真地履行其作为世界新秩序全球警察的角色。乔治·W. 布什总统离任时坚持说，他的政府使美国更能抵御恐怖主义，哪怕代价是我们的公民自由。然而，在乔治·W. 布什任总统期间，英国、西班牙、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 和印度的全球恐怖主义事件显著增加。奥巴马政府因未能预见两起未遂的国内恐怖主义“事件”而受到批评--2009年12月25日，一架由阿姆斯特丹飞往底特律的西北航空班机遭遇未遂爆炸袭击，以及2010年5月1日时代广场的未遂汽车炸弹袭击--而且它仍未把2009年11月5日胡德堡枪击案中的大规模杀人，认定为“国内恐怖主义”行为。只要美国还在发动全球“反恐战争”，恐怖主义事件就会继续发生；而这些事件无论发生在哪里，都将继续支持基于好战的新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因此，我想提出，文化帝国主义或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与军事帝国主义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这一关系通过“恐惧文化”得到中介，后者有助于推销晚期资本主义产品，并且鼓励、而非减少以军事冲突替代国际外交的做法。¶

可以理解，这一辩证关系的历史，与现代性本身一样久远，尤其是当我们把现代性追溯到十五世纪末与十六世纪初的探险和征服航海之时。现代化与其说始于完成这些征服的技术--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新技术是专为探险航海而发明的--不如说始于对其他世界与民族的想象。人们常常谈到，早期探险者如何轻易地以一个民族替代另一个民族，例如哥伦布将加勒比人与阿拉瓦克人误认成远东的“印度人”（这一名称沿用至今，尽管经常受到美洲原住民与第一民族的质疑）。但还有一段较短的历史，能够让我们相当充分地认识这一辩证关系，尤其是它目前在世界政治中的运用；这段历史始于1970年代初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失败。从那时起，美国文化便尝试通过广泛的媒体、从几乎所有可能的政治视角，解释战争并使之合理化。梳理这些对越南战争的不同看法，仍是文化与政治批评者的重要工作；但这些文化工作提供的总体印象，是把一次军事与殖民失败重新叙述为日后在加勒比、中美洲、波斯湾、非洲及前南斯拉夫交战各共和国展开军事冒险的基础。¶

1970年代中后期，一系列看似批判性地阐释美国介入越南的电影，例如《荣归》（1978）、《猎鹿人》（1979）与《现代启示录》（1980），后来被另一些电影和电视节目取代；后者挪用前作的自由派修辞，却将其纳入补偿性叙事，意在凭借想象重新打一遍这场战争，而且打赢。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的“兰博”角色，正是这种英雄惯例的经典范例。在《兰博》系列电影中，约翰·兰博与越南人、俄国人和其他外国敌人作战，但他也与美国人作战；这种方式清楚地预示了当代美国大众媒体对全球议题的“国家化”。第一部电影，特德·科特切夫的《兰博：第一滴血》（1982），以开场场景交代约翰·兰博对抗当地警察局，以及最终奉命追捕他的国民警卫队的动机。片头字幕滚动时，约翰·兰博沿着美国西北部一条迷人的土路，走向湖边一栋朴素的住宅。一名非洲裔美国女性正在晾衣绳上晾衣服，她位于一幅壮美自然景观的中心；她是兰博在越南最好的朋友德尔马·贝里的母亲。在影片开头的对话中，兰博从德尔马的母亲那里得知，自己的朋友已死于癌症，是越南喷洒的落叶剂橙剂的受害者。我曾在别处分析，兰博如何由此挪用1960年代末与1970年代初的民权、反战与反文化运动，来为自己在《兰博：第一滴血》中代表的军国主义赋予正当性。^[16]¶

在第二部电影，乔治·P. 科斯马托斯的《兰博：第一滴血2》（1985）中，兰博的愤怒指向中央情报局对高科技而非人的能动性的依赖。在影片结尾，约翰·兰博用执行越南任务时携带的大型自动武器，向位于泰国的中央情报局计算机指挥中心开火，将其摧毁；接着，他发出一声原始的呐喊，伴随着这场仪式化的破坏，摧毁那种他显然谴责为非人的新式自动化战争。讽刺的是，在两部电影中，约翰·兰博的爱默生式自立精神与自然身份，都被用来与国防部和五角大楼在第一次、第二次海湾战争中采用的自动化军国主义作鲜明对比；而对许多人而言，这两场战争在文化上的正当性，却正是来自以约翰·兰博这一人物为典型的军国主义价值复兴。 虚构人物约翰·兰博与文森特·布鲁克斯准将之间，有一条直接的连线；后者是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身高六英尺有余、像好莱坞明星一样英俊的中央司令部非洲裔美国发言人”。在塞利亚营先进的、耗资“150万美元、专为电视建造的‘联军媒体中心’，……他每天向数百名记者展示经过剪辑的报告”（Johnson, 249）。¶

无论作为文化、地缘政治地区、历史还是民族，“越南”从来都没有得到十分精确的界定，因此它成为一个灵活的词语。于是，在文化幻想中重打的战争，可以发生在本国，例如路易·马勒的《阿拉莫湾》（1985）与沃尔特·希尔的《南方的安慰》（1981）；也可以发生在全球其他热点，例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战火云霄》（1986）中的格林纳达、马克·莱斯特《独闯龙潭》（1985）中的中美洲，以及彼得·麦克唐纳《兰博3》（1988）中的阿富汗；在那里，约翰·兰博与阿富汗圣战者并肩英勇作战，对抗苏联。当然，这场受到中央情报局顾问、美国资金与武器支持的阿富汗反殖民抵抗运动，在1990年代中期会与塔利班（伊斯兰学生）结盟，而塔利班随后又会庇护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Johnson, 177）。如今在美国放映《兰博3》，会带来一种奇异的体验：观众看到约翰·兰博学习、甚至参与赛马等阿富汗“自由战士”的民俗仪式，而到2001年，这些人却成了我们毫无疑问的敌人。¶

与这些电影、《中国海滩》和《迈阿密风云》等虚构电视节目，以及HBO的《隐匿的士兵》等纪录片系列同时出现的，还有军方的“联动合作”：用官方场地充当电影布景，提供军事程序的内部信息，来换取宣传军事英雄主义与荣誉的影片，例如《军官与绅士》（1982）、《壮志凌云》（1986），及其许多衍生作品。如今，这些作品已帮助建立起一种电影与电视类型，包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长年播出的《执法悍将》（JAG［Judge Adjutants’ General，军法署长］）系列。后来被称为“越南效应”的东西，扩展其光环，寄生性地借取其他战争的力量。因此，199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电影、电视纪实剧与印刷叙事（小说、传记和口述史）主题的复兴，既与诺曼底登陆五十周年、或纪念 二战结束等名义上的历史时间标记有关，也同样与大规模改写越南战争（以及美国在东南亚的帝国主义）有关。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1998）、泰伦斯·马利克的《细细的红线》（1998）和吴宇森的《风语者》（2002）等电影，常因暴力描写直白、因而令人疏离，被宣传为“反战电影”；它们却帮助美国重新军事化，不仅因为它们借用了二战英雄主义与军事胜利的惯例，也因为它们各自以不同方式，借用自由派、往往明确反映和平主义的情感来实现自身目的。因此，带领士兵执行营救瑞恩任务的那名中尉（汤姆·汉克斯饰），是一位学校教师，不愿让他人承担不必要的生命风险，只是不得不履行平民士兵那令人不快却必要的职责。《细细的红线》中的军官在上级命令使部下承受不合理风险时抗命，而吴宇森电影中的纳瓦霍族“风语者”，则挑战战友的种族主义。然而，他们最后全都投入战斗，从而把“正义战争”论与自由派及反战情感联系起来。我的观点是，政治视角迥然不同的战斗影片，往往同样助长支持军事的情绪；安东尼·斯沃福德在其第一次海湾战争回忆录《锅盖头》（2003）中证实了这一点。斯沃福德描述美国士兵对有关越战的反战电影的迷恋，并总结说：“但事实上，越战电影全都是支持战争的，不论其自称的信息是什么，也不论库布里克、科波拉或斯通的意图是什么……。这些电影富于魔力的残酷性，赞美了他们作战技能中那种可怕而卑劣的美。战斗、强奸、战争、掠夺、焚烧。死亡与屠杀的电影影像，是军人的色情片。”^[17]¶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9·11”之前的那些年里，大众媒体帮助美国军队重新获得正当性，再次肯定“男性气概”的价值（常常直接反击女权运动），并化解那种曾为结束越南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反战异议。美国的军国主义与“武士文化”被纳入国内关切，或被安置在历史上、地理上位于中东以外的场景之中，以后越战的面貌重生。民众取向的媒体与纪录片制作人，包括出人意料地广受欢迎的迈克尔·摩尔，以及“纸老虎电视”的迪迪·哈勒克等较少为人所见的“另类”电视制作人，很少触及大众媒体运用政治对手修辞时所展现的微妙手法。在摩尔的《罗杰与我》（1989）中，通用汽车的首席执行官是典型的资本家伪君子与窃贼；在《科伦拜恩的保龄球》（2002）中， 全国步枪协会主席则是衰老糊涂、愚蠢且自相矛盾的查尔顿·赫斯顿。只须揭穿假象！¶

当然，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远在“9·11”之前，也有重要的例外，例如巴里·莱文森的《摇尾狗》（1998）和戴维·O. 拉塞尔的《夺金三王》（1997）；二者都批评民族主义宣传与媒体控制，正是这些做法使乔治·H. W. 布什政府能够在几乎不受公众审视的情况下，制造盟军“国际联盟”的幻象，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摇尾狗》的前提是，我们对阿尔巴尼亚进行的一场“战争”，完全是由华盛顿的公关操盘手康拉德·布里姆（罗伯特·德尼罗饰），在好莱坞制片人西德尼·莫茨（达斯廷·霍夫曼饰）的协助下编造出来的，目的是转移公众对现任总统性骚扰指控的关注；此时距离他的连任选举只剩两周。《摇尾狗》精彩地讽刺了美国联邦政府对其海外军事冒险的新闻报道所施加的日益加强的控制。从许多方面看，《摇尾狗》似乎只是以好莱坞电影讽刺形式，展开让·鲍德里亚在刻意打破成见的《海湾战争不曾发生》（La Guerre du Golfe n’a pas eu lieu，1991）中提出的主张。^[18]¶

《夺金三王》则以一种很不相同的方式，试图揭去海湾战争中爱国奉献的面具：它展示美国士兵对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劫掠的科威特黄金的贪欲，以此比喻美国控制石油丰富的海湾地区的私利。我承认，《夺金三王》的和平主义与民众取向情感值得注意，尤其是在好莱坞电影越来越瞄准12至17岁观众的时期；这个年龄组的人，在电影与相关产品上的人均支出，仍高于美国其他所有年龄组。《夺金三王》中，一枚M-16子弹以慢镜头穿透人体肠道，导致绿色胆汁流出、使受害者缓慢而痛苦地死去的骇人场景，远比《拯救大兵瑞恩》中美军在诺曼底登陆日死于海滩上的慢镜头煽情场面有效。¶

尽管如此，《摇尾狗》与《夺金三王》都依赖一种美国化叙事；它在一般公众对全球化的理解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预示了“9·11”之后的电影与电视，将如何依赖类似的、把国际问题国家化的过程， 用林恩·斯皮格尔的话说，“引导国家回到常态--或者至少回到电视与消费文化的正常流动”。^[19] 《摇尾狗》以一种明显的方式做着这种文化工作：它把电影中的一切行动都安排在美国境内。那个被选来假扮一名在阿尔巴尼亚遭敌方炮火“击落”、又奇迹般“获救”的真实美国士兵的在押军人（丹尼斯·利里饰），必须由媒体团队从得克萨斯一所戒备森严的军事监狱中接出来。《摇尾狗》的自由派政治，使我所称的“过度国家化”成为影片的明确主题，因此，我们应当立刻理解其反讽：好莱坞制片人莫茨与华盛顿圈内人布里姆，发明一场国际危机，来掩盖一桩国内性丑闻。影片讽刺美国人对世界事件长期无知，而这种无知得益于围绕娱乐与广告来组织的新闻；但它同时也强化了一个假设，即美国是世界中心，即使一场虚构的战争，只要由美国来打，也能具有意义与价值。¶

尽管《摇尾狗》意在讽刺并对抗主流文化，精心编排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新闻故事仍然遵循了它的范例。美国士兵杰西卡·林奇在2003年3月23日入侵期间负伤，被伊拉克军队俘获；她的“获救”经历，恰好遵循这样一种美国化叙事：从美国特种部队英勇营救，到她在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美军基地接受医疗与情况询问，再到她凯旋返回西弗吉尼亚州巴勒斯坦镇的故乡。更有意思且更切题的，是随后发生的事情：杰西卡·林奇否认媒体对其“英勇”的描绘，并质疑美国特种部队“营救”她的相关事实。如今，人们认为这是五角大楼蓄意开展宣传运动、为美国主导的入侵争取支持的一次努力；其结果，是新闻报道、书籍、电视电影与新闻专题中，掀起一轮又一轮指控与反指控。早在2003年11月11日，即她被俘和获救不到八个月后，林奇就在一次CNN采访中对黛安·索耶说，五角大楼“利用我来象征所有这一套东西。这不对。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拍摄［我的获救］，或说这些话”。^[20] 2007年4月24日，她在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作证时，明确提到 五角大楼如何试图把她变成“来自西弗吉尼亚的兰博”。^[21] 苏珊·法露迪把杰西卡·林奇的故事，解读为美国偏执与排外心理的一部分，其根源可追溯至殖民时期的俘虏叙事；她认为林奇的故事十分适合美国神话建构的惯例，无疑是正确的。^[22] 这种国家神话制造的一个特点，是把异国事物吸纳进欧美符号体系。穆罕默德·奥德·雷哈耶夫是最先向美军报告杰西卡·林奇被囚于纳西里耶一家医院的伊拉克人；他不仅获得难民身份，获准移民美国，而且讲述自己在营救中作用的著作《因为每个生命都珍贵》（2003），还为他赢得了30万美元的预付稿酬。^[23] 在不断涌现的书籍、新闻报道、国会听证会与电视电影之中，“杰西卡·林奇”帮助把一次在政治上缺乏正当性的伊拉克入侵，以及它对中东造成的动荡，转化为一套彻头彻尾的美国叙事。¶

《夺金三王》以更传统的方式，挑战美国在海湾地区自利的军国主义与外交政策：它谴责美军的指挥结构，并用“三王”的民众和平主义与人道主义加以对抗。这“三王”最终不负其《圣经》式称号，引领伊拉克异议者及其家属，越过边境前往伊朗这个“应许之地”。美国家长主义、“白人的负担”这一熟悉的帝国叙事，再次上演，其表述方式与十九世纪帝国叙事中遭到彻底批判的那一套，几乎完全相同。那些从共和国卫队攻击中救下阿奇·盖茨（乔治·克鲁尼饰）、特洛伊·巴洛（马克·沃尔伯格饰）、奇夫·埃尔金（艾斯·库珀饰）和康拉德·维格（斯派克·琼斯饰）的伊拉克异议者，最终显得主要只想“除掉萨达姆”，以便“过日子、做生意”，正如他们的领袖阿米尔·阿卜杜拉（克利夫·柯蒂斯饰）所说。¶

影片批判消费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但另一方面又主张小企业的价值。特洛伊·巴洛被共和国卫队俘获并遭受酷刑时，嘴巴被一个CD盒撑开，原油被灌进他口中，强迫他喝下去。从科威特掠来的消费品堆积在疏于看守的伊拉克地堡里，体现了跨国公司全球化的华而不实：尚未开箱的磁带机与CD机、纠缠成团的珠宝、一堆堆手机，以及其他消费“垃圾”，在视觉上十分有效；然而，这三王最终将要营救的 政治异议者，却致力于美发等规模不大但有意义的生意。按照几乎图式化的“教育”叙事，余下三王（康拉德·维格已死，正准备按穆斯林仪式下葬）用自己从伊拉克人那里偷来的黄金（伊拉克人则从科威特人那里偷来），为政治异议者“买下”安全通行，让他们进入相对安全的伊朗。影片最后的越境场景，充满异议者与觉悟了的美国士兵之间动情的挥手和同情的目光；如今观看这一场面令人难受，因为保守派仍继续呼吁美国把对伊拉克的入侵与占领，扩展到伊朗。¶

戴维·O. 拉塞尔让这些美国士兵与伊拉克异议者之间建立相互同情，当然是意在对抗美国大众文化自十九世纪以来常见的、将阿拉伯人妖魔化的东方主义；这种做法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准备期间被强化，在“9·11”袭击后的几个月里，更被推向近乎文化歇斯底里的程度。^[24] 然而，影片对伊拉克异议者的地区、族裔与宗教身份的呈现，似乎刻意保持模糊。这些逐利的美国士兵进入伊拉克南部，寻找被偷走的科威特黄金，因此，他们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遇到的政治异议者，最可能是什叶派异议者，类似于那些在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星期里向乔治·H. W. 布什请求军事援助，并发动了一场反萨达姆·侯赛因而最终失败的起义的人。然而，影片中又有相当多的证据，使人得出这些伊拉克异议者是库尔德人的结论。例如，在库尔德人中，美发传统上是一项受尊重的职业，所以其中一位异议者打算重操这一行业，暗示了库尔德背景；当然，他们已从伊拉克北部的主要库尔德人口中心，被移置到影片背景中的伊拉克南部。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前，萨达姆·侯赛因进行灭绝种族的“族裔清洗”安法尔行动期间，其政府确实曾强行把库尔德人“重新安置”到南方（包括许多在那里被杀害并埋入万人坑的人）。^[25]¶

这种刻意混淆伊拉克不同异议群体的做法，似乎不仅意在让电影叙事更为简省，也意在让这四名美国士兵更容易接近这些异议者。影片中的这些士兵 提供了一组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样本：奇夫·埃尔金是虔诚信奉基督教的非洲裔美国人，康拉德·维格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阿奇·盖茨是一名提前退役的白人职业军人，特洛伊·巴洛则是典型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诚然，这一群体的代表性十分狭窄；但他们各自对伊拉克异议者的同情，演绎了一种文化杂糅叙事，明确主张增进对其他民族的理解，作为单向全球化与美国军国主义的替代途径。奇夫·埃尔金似乎放弃基督教，转而皈依伊斯兰教，并戴上传统阿拉伯男性的库菲亚头巾（“头部覆盖物”），以宣告其改宗。康拉德·维格学习伊斯兰葬礼习俗，通过与奇夫·埃尔金对伊斯兰的共同兴趣，克服自己对后者的种族主义，最终他本人也被准备按伊斯兰仪式安葬。事实上，异议者越境进入伊朗时，带着他的遗体，以便在另一边妥善安葬。主人公学会同情与理解的，并不是历史和地区上具体的伊拉克群体，而是概括化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类型。以这种方式，四名美国人演绎了自由派多元文化主义；它经常因其对丽莎·洛所称“自由帝国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表征”的贡献而受到批评。^[26] 因此，2004年观看伊拉克异议者在影片结尾越境进入相对自由的伊朗这一场景，所产生的电影体验，并不是一项来自1997年的预言：仿佛布什政府因为没有遵从《夺金三王》人道而政治自由主义的建议，才于2003年再次诉诸军事力量。恰恰相反，这种本身深深投入美国民族主义的自由派意识形态，帮助制造了一种局面，使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成为军事与殖民现实，并使针对伊朗“政权更迭”的秘密行动或军事努力，成为这一外交政策的“合乎逻辑的下一步”。¶

自“9·11”以来，在入侵及随后占领伊拉克期间，美国大众媒体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旧主题出现了一种新转折；但这一转折与旧主题相容，而且可以被理解为从越战时期延续至今的一段历史的一部分：美国政府逐渐而无可阻挡地控制新闻与娱乐媒体。可以理解，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电视，都十分关注“9·11”及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干预的正当化等彼此关联的事件。林恩·斯皮格尔 相当详细地描述了，“传统娱乐形式”如何在“9·11”之后，重新发明“它们在美国生活与文化中的位置”：最初，它们减少暴力电影的发行数量，并在电视上以“家庭节目”取而代之（Spigel, 235）。斯皮格尔继续论述，在这段自我审查时期之后不久，好莱坞与电视转而诉诸熟悉的历史叙事，以稳定国家凝聚力的神话，并再次肯定有关美国经验的目的论叙事（Spigel, 240-241）。斯皮格尔的论点证实了我的感受：好莱坞与电视迅速回收有关美国的旧神话叙事，而没有得出相反的结论--“9·11”恐怖袭击表明，美国人需要更多地了解那个他们如此执意要使之“全球化”的世界。仿佛直接回应了更多关注世界其他民族的这一承诺，媒体开始把“恐怖主义”吸纳进美国，剥去其国际威胁的属性。正如乔治·W. 布什总统持续努力把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直接相连，把恐怖国家化也有助于消解其跨国的、尚未成形的，因而真正令人恐惧的力量。当代美国电视对恐怖的收束，遵循了我迄今追踪的文化帝国主义逻辑；但如今又附加一项主张：对付这种“恐怖”的最佳武器，是美国传统民主的武器，即法律的公正，以及超越党派政治、甚至国界的美国人民的民众精神。¶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法律与秩序》，从1990年9月13日首播，到2010年5月24日播出最终一集，是电视史上播出时间最长的连续剧。随着《法律与秩序：洛杉矶》于2010年秋（2010年9月29日）首播，这一系列还将延长这项纪录。这部全国广播公司的法律-警察情节剧，与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在中东的新帝国主义同时发展，因此，它经常处理与我们在该地区外交政策有关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节目由萨姆·沃特森饰演纽约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首席检控官，提出了电视媒介特有的道德主张，借此区别于其他主要依靠城市公众对生活在日益危险的美国与世界中的焦虑的警匪犯罪节目。节目分成两部分：前半小时，警探调查犯罪、逮捕嫌疑人，再将案情提交地区检察官 办公室；后半小时，首席检控官杰克·麦科伊（萨姆·沃特森饰）与其迷人的助理地区检察官塞雷娜，将案件送上法庭，接受审理与判决。虽然侦查与法律工作并不总是吻合，但体系中的错误，似乎恰好证实了警察-司法系统整体上内建的制衡机制，正如节目开场画外音所说的那样。¶

在这里，我想暂作离题，预示我更广泛的论点。我不同意迈克尔·摩尔在《科伦拜恩的保龄球》中反复提出的主张：塑造美国恐惧气氛、进而导致每年超过11,000人死于枪支的，主要是新闻媒体，而非娱乐性电视与电影。摩尔列举加拿大、日本等其他社会：那里每年枪支死亡人数低于1,000，但暴力电影、电视节目与电子游戏仍有大量受众。他认为，在这些社会中，即使青少年观众也能暂时接受虚构节目的设定，并理解幻想与现实的区别。然而，在美国，大众媒体长期以来一直有混淆虚构与现实的传统，其目的主要在于将两种模式各自的商业优势最大化。我们几乎不需要近来的“真人秀电视”作为例子，来提醒自己，电视依赖鲍德里亚很久以前定义的“超真实”而繁荣；解释这一现象的最佳方式，似乎是电视让我们产生一种幻觉，仿佛对于原本令人困惑的现实，我们拥有更多知识与控制权。《法律与秩序》确实对观众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或许解释了它在广播电视网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否则，广播电视网正受到“生活频道”和“氧气频道”等有线频道的重大挑战，后者瞄准特定市场份额，试图在所谓“后电视网时代”打破电视网霸权。¶

我曾在别处论述，1970年代初那种具有社会意识的电视，例如诺曼·李尔通过《全家福》开创的节目，到1980年代转变为更传统的、在美国民主现存法律与社会边界之内进行的“道德问题解决”（NAS, 170-71）。《全家福》主张，种族与族裔偏见不能完全靠法律克服，而需要改变个人价值观。《桑福德父子》延续这一论点，主张阶级与种族敌意在心理习惯中密不可分，而这些习惯虽难改变，却仍有可能改变。但《法律与秩序》设想， 尽管美国法律史上存在明显偏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仍是我们对抗与阶级、种族、族裔、性别或性取向相关不公的最佳防线。这一文化转变十分清楚：电视从致力于政治与社会改革，转向关注对现存制度的维护，正如节目标题所暗示的那样--“法律与秩序”是过去四十年保守派共和党竞选活动的一句口号。¶

我想分析的这集《法律与秩序》，围绕一位广受欢迎的人类学教授路易丝·默多克被谋杀的案件展开；她同时主持一个为穆斯林女性发声的社区中心。最后，一位改信伊斯兰教的年轻美国男性格雷格·兰登被捕并受审。当然，在这一集首次播出的2002年10月2日，最臭名昭著的改信伊斯兰教的美国人，是所谓“美国塔利班”约翰·沃克·林德。他离开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马林县的中上阶层家庭，先到也门与巴基斯坦学习阿拉伯语、进而学习《古兰经》，随后到阿富汗加入塔利班。本集播出两天后，林德通过“认罪协商”被判二十年监禁；针对他的指控被减为“一项向塔利班提供服务罪，以及一项在实施重罪时携带爆炸物罪”。^[27] 在量刑听证会上，林德流泪道歉，否认自己曾有意拿起武器对抗美国；而他离异的父母，在其被捕和受审期间始终支持他。¶

林德无疑是《法律与秩序》中格雷格·兰登这一人物的现实原型，但剧集对他的性格与经历作了非常重要的改动。首先，剧中这个年轻人鄙视父母、法律体系，乃至整个美国；他为政治宣传目的接管自己的法律辩护，在法庭上大发议论，使观众想起关于扎卡里亚斯·穆萨维的新闻报道。后者被指控是“9·11”袭击中的“第二十名”劫机者，同样坚持自任法律顾问，并把法庭作为“宣讲台”。兰登为自己作证时，把基地组织可能的动机，与美国境内受压迫少数群体在历史上抵抗支配的动机，作了一些很有道理的联系：¶

“自1990年以来，［美国］就占领了我们的圣地……美国不尊重任何文化，只尊重自己的文化……。美国 这个国家诞生于对美洲原住民的大规模屠杀之中，建立在非洲人的脊背上。假如美洲原住民能够通过驾机撞楼来自卫，你们不认为他们会这样做吗？假如奴隶能够通过成为殉道者来获得自由，你们不认为他们会这样做吗？而那不会是恐怖主义；那会是自卫。”

格雷格·兰登穿着穆斯林男性服饰、留着胡须，被异国化、东方化了，尽管他的证词呼应了许多知识分子回应“9·11”时提出的合理论点。除了他的外表，兰登的父亲也使他显得格格不入：镜头显示，儿子作证时，父亲在法庭上左右摇头，嘴里无声地说着“不”。¶

在《法律与秩序》中，这名年轻人的目标，不是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塔象征的资本主义权威，也不是五角大楼的军事权威，而是一位人类学女教授；她终身致力于自由派的社会变革，并以推动美国大学多样化的工作体现这种奉献。把基地组织对美国（或以色列、法国、印度尼西亚）等全球恐怖袭击，与美国境内的“国内恐怖主义”，例如蒂莫西·麦克维炸毁俄克拉何马城默拉大楼的事件等同起来，是一种常见回应，不仅在美国如此，在伊斯兰社会也是如此。但《法律与秩序》这一集以特定方式建构情节，大幅避开这一结论。相反，我们得知，这名年轻人认为，在教授的穆斯林女性中心工作的女友，因与教授一起从事女性主义工作，而背离了自己作为顺从的伊斯兰女性应负的职责。他在嫉妒、但也出于宗教动机的盛怒中，“击杀”了自己的敌人。¶

《法律与秩序》谨慎地保护自己，避免被指控对美国穆斯林缺乏体察，因此刻意把这名年轻人与“真正的”伊斯兰区分开；但其做法，与美国大众新闻把基地组织和“真正的”伊斯兰区分开的方式大致相同：谴责二者“原教旨主义”的非理性，而不对伊斯兰社会中女性的角色作出任何实质性论述。在检察官与一名将由控方传召为“专家证人”的女心理学家进行的关键咨询中，心理学家得出结论， 兰登杀人的首要动机，是其性方面的不安全感；他与父母之间困难的关系，以及他迫切需要绝对控制女友的心理，又加强了这一动机。我几乎无需评论，这一结论如何把本集提出的所有重要伦理问题都化为琐屑之事。诚然，《法律与秩序》并没有说，这名年轻人代表所有美国穆斯林；但它实际上强化了自黑格尔等浪漫主义唯心论哲学家以来，西方用来把自身“文明”与伊斯兰“野蛮”区分开的几乎每一种惯例。¶

把左翼政治异议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合并的做法，自2002年以来已有变化：其修辞技巧更加精巧，从而在美国国内外反战团体与其他进步团体之间制造进一步的分裂。在2004年2月18日播出的一集《法律与秩序》中，即上述“约翰·林德”一集播出十六个月之后，一名自巴西移民美国的非洲裔美国邮政工人肯尼思·席尔瓦，被控谋杀哈德逊大学学生布赖恩·蒂格；后者积极参与纽约的反战与反世贸组织示威。后来发现，席尔瓦本人是一位获勋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老兵，最近又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失去了儿子。他认为，辩护律师所称蒂格的“激进行动”，已经“亵渎”了儿子的记忆。席尔瓦的谋杀罪名不成立，陪审团又无法就“一级误杀罪”作出裁决，因此法庭宣布审判无效。检察官杰克·麦科伊虽然对结果失望，却接受了它；他的上司、地区检察官（弗雷德·道尔顿·汤普森饰）则得出结论：席尔瓦之所以逃脱法律惩罚，归功于陪审团中同情其愤怒的“蓝领工人”。麦科伊的上司总结道，“逃避陪审义务的人”，也是“逃避现役服役的人”；他的意思是，即使法律正义出了差错，至少这位非洲裔美国移民席尔瓦，已被其“工人阶级”盟友宣告无罪。这位保守的移民、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忠实为联邦政府工作的雇员，实际上让异议噤声，动员种族认同来“支持我们的军队”，而军人们仍在一场堂吉诃德式的战争中不断死去。¶

美国媒体迅速从2002年“美国塔利班”格雷格·兰登／约翰·沃克·林德这一可辨识的身体形象，转向彻底 “美国化”的版本；这些版本通常可被辨认为误入歧途的反战学生与其他异议者。在《逝者能言》2006年的一集《死亡人数》（2006年3月12日）中，两枚炸弹在波士顿高峰时间的地铁列车上爆炸，导致多人死伤，其中包括许多学童。^[28] 在身份查明之前，这名“国内恐怖分子”便已被法医团队的一名成员称为“比本·拉登还坏”。在高潮场景中，他试图拆除自己设置的余下那枚炸弹；其布弹方式结合了马德里“3·11”与伦敦“7·7”恐怖行动。此时观众得知，这个炸弹客原来是一名“哈佛大学研究生”，他的妻子在伦敦地铁爆炸案（“7·7”）中遇害；他安放三枚炸弹，希望借此提醒美国人注意我国土安全机构的失误。¶

遗憾的是，这个天真的研究生没能控制自己的炸药（这里暗指伦敦后来那些主要炸药未能引爆的炸弹客），尽管他本人曾试图拉下紧急制动绳，让列车停下来。在笨手笨脚地试图拆除自己炸弹的过程中，他救了他人，却在其英雄式（但技术上失败）的尝试中，仿佛合乎正义地丧生。最好还是把“恐怖主义”交给专家，无论他们来自波士顿验尸官办公室，还是国土安全机构。最后一幕对这名“国内恐怖分子”身体的呈现，尤其耐人寻味：此前，他被塑造成一个和善、乐于助人的白人中产阶层男性；但在隧道的黑暗中，他却被表现为一个既“阴暗”又“种族化”的人物。这很像伦敦警察在2005年7月8日寻找“7·7”事件替罪羊时，开枪打死一名逃跑的巴西电工之际，一定“看见”的形象。¶

我把重点放在《法律与秩序》和《逝者能言》，而不是福克斯的《24小时》（2001-2010）上，因为前两部电视系列剧并不以恐怖主义为主要题材。当然，福克斯的《24小时》及其首席调查员杰克·鲍尔（基弗·萨瑟兰饰），已成为无数阐释的对象，探讨美国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体如何再现恐怖主义、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角色，以及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的国内后果。福克斯《24小时》的八季节目固然只会证实我有关媒体把外国威胁、尤其是恐怖主义“过度国家化”的论点，但这一系列这样做，遵循的是福克斯电视网尤其在“9·11”之后公开保守的政治立场。《摇尾狗》与《夺金三王》等电影， 以及《法律与秩序》和《逝者能言》等电视系列剧，在政治倾向上则公开属于自由派。问题不仅在于，它们的自由主义与“9·11”后美国保守派的新自由主义策略相吻合；这种自由主义通过美国国家归属来界定自身，而这使我们迫切需要用来处理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所面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的那种跨国、全球性想象，即使不至于完全不可能，也变得困难重重。¶

塔拉勒·阿萨德在《宗教的谱系》中认为，“西方”始于“现代化（西方化）计划”，这一计划在本质上是殖民性的，并且“通过自身的现代历史性，与一切非西方文化相对立地界定自身。因此，尽管现代性存在断裂（它与传统的决裂），‘西方’仍把自身过去作为一种有机连续性包含在自身之内：从‘希腊人与罗马人’及‘希伯来人与早期基督徒’，经过‘拉丁基督教世界’、‘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一直到现代欧洲人的‘普遍文明’”。^[29] 因此，西方帝国主义是一则通过无数不同方式、媒介与体裁讲述的故事；但从这一角度看，其变化却少得惊人，它使“他者性”得以内化、合理化、历史化与文明化。¶

美国通俗电影与电视如此一贯地以化约方式参与这一叙事目的论，或许不该令我们惊讶，甚至震惊。对于约翰·沃克·林德或其虚构替身这样的年轻美国人而言，“伊斯兰”不过是把幼稚的反叛“表现出来”，从而证实那些“落后文化”的“未发展”特征；它们像黑格尔笔下的非洲一样，“没有历史”。同样，保守派政治人物与一般公众，将越战时期的反战行动理解为“大学生胡闹”“青春期叛逆”，或“拒绝他们父辈的美国”。越南战争与尚在持续、仍未定形的“反恐战争”，共同之处在于一种迫切欲望：通过彻底压抑东南亚与伊斯兰世界中所谓“敌人”的历史与现实，重新确认国家价值。今天，很少有人会不同意，越南战争标志着一个历史时刻：美国需要改变自身的外交与国内政策、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对公众意见的忽视，以及影响这些历史危机的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结构。要学习越战时期的教训，我们就必须学会承认、 而不是压抑伊斯兰复杂而相互交织的诸多历史，承认它对美国和其他西方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我们依赖它所提供的经济手段来使世界“现代化”、从而“西方化”的事实--而它往往因此危及自身。然而，在我们能够开始学习这一教训之前，必须批判性地阅读另一种关于西方历史性的叙事；塔拉勒·阿萨德已极有说服力地阐释了，这种叙事依赖一个始终不变的“假定”：“为了创造历史，行动者必须创造未来、重塑自身，并帮助别人这样做；而衡量重塑成功的标准，被视为普遍标准。旧的世界必须被颠覆，一个新的世界必须被创造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只能依托一种普遍目的论来创造。寻求维持‘地方’现状，或遵循地方社会生活模式的行动，不具备创造历史的资格。从美拉尼西亚的货物崇拜，到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它们都只是（无望地）试图‘抵抗未来’，或‘把历史时钟往回拨’。”（Asad, 19）现在，是我们以不同方式思考“历史”如何被创造、又曾如何被创造的时候了；是把“地方”与“全球”都算进去，并发展新的制度，而不只是新的阐释方法，以协调这些历史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的时候了。没有这样的批判性知识，在全球战争的新时代，来自各方的恐怖很可能永无休止；美国入侵伊拉克及其持续进行的阿富汗战争，不过正在上演其中的一个阶段。¶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