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唐·德里罗与反恐战争：文学与文化政治

啊！人生中唯一重要的部分，就是沉思。等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清楚地理解这一点，他们都会开始写作。生活将变成文学。一半人类将致力于阅读和研究另一半所写的东西。而沉思将成为一天中的主要事务，让它免遭实际生活的悲惨。如果一部分人类反叛，拒绝阅读另一半人的滔滔不绝，那就更好了。每个人将转而阅读自己；人们的生活便有机会重复、修正、结晶自身，不管在这一过程中它是否变得更清晰……。我打算重新开始写作。

--伊塔洛·斯韦沃，《一个老人的忏悔》（1928），本·约翰逊、P. N. 弗班克译

弥赛亚只有在不再需要他时才会到来；他不会在最后一天到来，而会在最末之时到来。

--弗朗茨·卡夫卡，《弥赛亚的到来》，《寓言与悖论》

“9·11”之前的文学：《毛二世》（1991）

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双塔和五角大楼遭到恐怖袭击，被劫持的美联航93号航班坠毁；事后不久，我接到了《纽约时报》一位记者的电话。艾米莉·埃金正在写一篇报道，讨论现代文学如何回应早期形式的恐怖行为，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1871- 1872）中的俄国革命者，以及亨利·詹姆斯《卡萨玛西玛公主》（1886）和约瑟夫·康拉德《密探》（1907）中的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虚构呈现。^[1] 埃金合理地认为，伟大文学能够为我们提供应对“9·11”这类危机的方式，而这一具体事件在历史上并非独一无二。我们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讨论了早期现代革命运动的国家议程、基地组织的全球恐怖主义目标，以及再现这些不同政治文化和历史时期所需要的审美手段。¶

陀思妥耶夫斯基、詹姆斯和康拉德，都是心理现实主义的杰出实践者；这种写作在个人的选择与行动中寻找意义和价值，即使这些人是作为政治或社会群体的代表行动。詹姆斯笔下的海厄森斯·罗宾逊“选择”不去暗杀公爵，由此否定了他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但这一选择要求他以自杀来承担自己行动的责任。^[2]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以革命者谋杀斯塔夫罗金的妻子玛丽娅·季莫费耶芙娜·列比亚德金娜及其兄长达到高潮，而斯塔夫罗金及其追随者基里洛夫，则因对这一血腥结局负有责任而不可避免地自杀。在康拉德的《密探》中，温妮·维洛克发现，丈夫利用自己的弟弟史蒂维参与无政府主义者炸毁格林尼治天文台的阴谋，导致史蒂维在不知情中将自己炸死，于是杀了丈夫。正如温妮认为维洛克对无政府主义者针对其弟弟的罪行负有全部责任，她自己也在绝望中自杀，而且显然是以此补偿自己的暴力行为。康拉德重复报纸报道对温妮从航行于英吉利海峡中央的轮船上纵身跳下时困惑不解的结论，暗示那“‘注定永远笼罩着这一疯狂或绝望行为的……不可穿透的谜’”，唯有通过文学对个人复杂动机的洞察才能理解。^[3]¶

对于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行动，这些文学现实主义者会理解到什么？他们住在美国郊区，就读于私立飞行学校，在当地酒吧喝酒、抽烟--同时留下《古兰经》片段来教化顾客--去24小时健身俱乐部锻炼，然后同样例行公事地劫持四架民航客机，把三架直接撞向目标，第四架撞向地面。对这样的行为，可能作出什么“现实主义”叙述？除了 面对基地组织以及世界各地其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团体的恐怖主义时表达彻底困惑之外，还能说些什么？这些团体致力于长期、甚至落于败势的斗争，反对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新帝国主义“全球化”政策主要代表的美国。在今日西方媒体中，“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仍然难以解释、令人深感不安，不仅因为他们给平民造成可怕伤害，也因为那种将其行为归因于“疯狂”或宗教“狂热”的惯常解释，显然是错的。¶

“未来属于人群”，德里罗在《毛二世》中写道；这一预言回荡于整部小说，将我们从开头“在扬基体育场”的部分带入第一部，在那里，由文鲜明牧师主持的集体婚礼，取代了“美国人的消遣”--棒球。^[4] “未来属于人群”的末世论语气，建立在德里罗此前许多作品的分析之上：后现代状况如何摧毁人文主义个体、哲学主体性与心理自我的传统意义。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詹姆斯和康拉德写作时，其文化在历史上正处于这一转变的边缘，但他们只能以局部的、周边的方式理解它。在这些作家那里，可以隐约瞥见现代主义主体的消逝，但他们文学关注的中心，是异化、破碎、分裂的自我问题，以及新兴城市“群众”以各种方式造成这一困境的过程。¶

对于这些现代作家，自我被削弱、受损，而他们运用想象手段来恢复和医治它。因此，他们的文学作品通常以高度戏剧性的自我牺牲--三部关于革命的小说中标示个人责任的“自杀”--或自我肯定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世俗化“效法基督”（imitatio Christi），《一位女士的画像》结尾处伊莎贝尔·阿彻拒绝卡斯帕·古德伍德、似乎决定返回罗马，以及《吉姆爷》和《诺斯特罗莫》中吉姆与诺斯特罗莫所代表的个人理想主义和高贵的可能性，它们又由人物作为人的失败与腐化得到有力衬托。尽管备受围攻、遭到威胁，自我最终仍具有韧性，存活于现代艺术和文学之中；往往仅凭作者想象意志的力量，就否定了城市工业社会事实上摧毁自我的作为--这些社会剥夺其能动性，以及抵抗自身内在力量遭到彻底异化的任何能力。¶

德里罗理解的后现代状况，涉及根本不同的主体性观念，其中大部分无法简单地与大众现象及其再现相对立或区分。他的人物与自身及彼此之间“保持距离”，而不是异化；这种自我的去中心化，似乎直接关联于那些构成经验本身的社会文化中介。在《天秤座》中，玛丽娜·奥斯瓦尔德感觉李·哈维是“你从远处看见的某个人”，甚至“在他打她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从未完全在场”。^[5] 德里罗笔下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远非怪人或疯子，而是后现代主体性的原型，尽管是一个反乌托邦的版本。在小说中，奥斯瓦尔德对自身最好的表达，是那张著名照片：在他企图刺杀特德·沃克将军的前一天，由玛丽娜拍摄、奥斯瓦尔德自己摆好姿势：“照片里的李穿着黑衣，一只手拿步枪，另一只手拿几份报纸”（L, 290）。奥斯瓦尔德向乔治·德·莫伦希尔特解释照片：“‘这是那种人看了之后，也许会懂得一些以前不懂的东西的照片。……也许他会看见某个人的真相’”（L, 289）。李在照片上题写“送给我的朋友乔治，李·奥斯瓦尔德赠”，玛丽娜又用俄语写上“猎杀法西斯的人--哈哈哈！！！”；这张照片具有多重文本性，由此构成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这一人物，一个由乔治、李、玛丽娜以及许多其他人共同组成的仿真体（L, 290）。¶

《毛二世》批评这种仿真身份，将它视为一个无人有家可归的后现代全球化世界的症候。隐居的小说家比尔·格雷试图抵抗这种趋势，保护小说伟大传统所颂扬的较为传统的身份；但在他哈德逊河谷乡村家中的庞大写作档案里，围绕着他的，既有“旧的手写稿、付印打字稿、总校样”，也有“一堆堆杂志期刊，刊登关于比尔作品的文章，以及关于他的消失、藏匿、退休、据称的改换身份、传闻中的自杀、恢复写作、进行中的作品、死亡、传闻中的回归的文章”（M, 31）。就像《天秤座》中尼古拉斯·布兰奇，为了解肯尼迪遇刺真相而收集大量互相冲突的文件，结果被这些文件活埋，比尔·格雷在本体意义上，也是由他用来取代家园的档案所构成。¶

格雷感伤地依恋一个较古老、充满神话色彩、属于棒球与书籍的美国；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职业体育和文学商业，都对他试图逃避的名人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文牧师租下扬基体育场、举行盛大的集体婚礼之前，格雷童年的英雄们，就已经在广播和报纸中挥出本垒打、绕垒奔跑，并被儿童和小说家塑造成传奇。小说中，格雷回忆自己小时候如何假装播报棒球比赛，暗示这种想象工作为他成为小说家做了准备。远在摄影记者布丽塔·尼尔松抵达纽约州北部他的家之前，比尔·格雷就已经既是后现代主体性条件的结果，也是其原因；正是这些条件，产生了J. D. 塞林格、托马斯·品钦、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和奥萨马·本·拉登这些历史变体。对于被布丽塔拍摄、收入她的作家“收藏”，比尔·格雷既不情愿又颇感兴趣；实际上，他已比自己所想的更充分地准备好，被这个世界框定。¶

在18世纪欧洲的想象中，典型的人借助理性或“意识”，组织不同而冲突的经验和材料。在后现代时代，这些认知手段已不再足够；正如保罗·维利里奥指出：“大众现象确实逃避即时把握，只有通过电脑，以及早期不存在的截取与记录设备，才能被感知。”^[6] 德里罗未来图景中的“人群”，并不是由个人选择加入群体运动而构成，例如为了实现革命变革而建立的集体；相反，它由个人与自身能动性的疏离，以及从外部或上方强加的秩序和“归属”构成。如果我作为一个有意识、有理性的主体，选择加入革命（或国家、邻里、公司），那么更大的集体始终依赖于构成它的反思性单子。而在人“群”或“大众”中，每个主体仅仅是一个提喻，它“代表”整体，无论该主体被怎样独特地运用。在《毛二世》中，比尔·格雷把现代性的终结等同于小说之死，以及小说赖以存在的认知和沟通实践之死：“‘贝克特是最后一位塑造我们思考和观看方式的作家。在他之后，主要作品是空中爆炸和倒塌的建筑。这就是新的悲剧 叙事’”（M, 157）。这一场景中，比尔正在同乔治·哈达德谈话；哈达德自称谈判者，要用比尔交换被恐怖分子扣押、最终将被他们杀害的法语瑞士诗人让-克洛德·朱利安。¶

比尔·格雷理解，小说为何以及如何在晚期现代性的贝克特那里终结；乔治·哈达德则理解，这种后现代性如何使我们趋向于需要某种绝对的、极权的原则或统治者，以支配任何个人都无法掌控的事物。乔治试图以奉承说服比尔前往贝鲁特与毛主义恐怖分子见面，对他说：¶

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毛主义者，比尔……。我仔细读过你的书，我们又谈了许多个小时，我很容易就能想象你融入那一大片蓝白棉布之中。你会写下文化为了看清自身而需要的东西。你也会看见，人们需要一种绝对的存在，需要一条走出软弱与困惑的道路。这就是我想在贝鲁特老鼠窝般的街巷中看到重生的东西。（M, 163）

由于德里罗的读者从未真正读到比尔·格雷的作品，我们无法证实或反驳哈达德的判断；但很清楚，德里罗认为，文学再现能够而且应当挑战后现代失落所助长的极权冲动。¶

阅读《毛二世》时，我们了解到，文学只有在我们回应它、与它交流的限度内，才能改变我们。恐怖分子把人质商品化，人质是目标、受害者和象征；作家则迫使读者--那些陌生人--回应，由此让他们显现自身，与其说让作家认识，不如说让他们彼此认识，就像教师教学、文学批评家作出解读。德里罗理解，商业小说与先锋小说，以及在访谈节目上备受赞誉、或因隐居而被珍视的小说家，都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发送者与接收者彼此改变、接受一切沟通在历史上都不完整的文本情境，实际上描述了德里罗的乌托邦社会；它不是少数个人退入四壁书架的书斋，也不是他们忠实的读者退入图书馆。在《天秤座》中，德里罗控诉美国人几乎发明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其缘由正是他们把约翰·F. 肯尼迪建构成神话，以替代自身的公民责任。约翰·约翰斯顿 指出，《天秤座》解构“虚构与历史之间的差别”，不是为了重新确认历史经验的虚构基础，而是要“打开”小说及其关于连贯人物和有意义情节的整齐惯例，让它们直面“散文小说之外的那些力量，而这些惯例原本正是要将它们内化，并由此遏制它们”。^[7] 类似地，瑞安·西蒙斯认为，德里罗在《毛二世》中试图证明，“没有人对语言拥有独一无二的支配权”，而且“没有人拥有语言，但在后现代世界中，每个人都被包摄在语言之中”。^[8]¶

正如批评家对他大多数小说所指出的，德里罗从内部批判小说这种审美形式，使他作为文学作者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西蒙斯讨论了学者如何经常混同比尔·格雷与德里罗，而当代文化对于文学及审美“价值”的怀旧，无疑强化了这一倾向（Simmons 677）。鉴于德里罗在许多作品中批评后现代文化如何将文学变成恋物对象和商品，那些以为他正在哀悼小说与作者相继死亡的误读，一定让他感到某种满足，部分因为这些误读暴露了读者最深的恐惧。然而，这种误解也有可能把德里罗归入他无疑深恶痛绝的文化保守主义。不过，我们可以公允地判断，德里罗小说通常依赖的元小说式双重束缚与矛盾，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也许过于微妙，因而很可能被今天缺乏耐心的读者忽略。¶

在《毛二世》中，德里罗努力将自己的审美实践与价值，同我们所知的格雷对小说“技艺”较为传统的信奉区分开来。小说的每个不同部分，都以一张新闻照片开篇；它们强化了扉页上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潮拥挤的照片，以及它隐含的信息：“未来属于人群。”它们也提醒我们，德里罗的叙事追踪的是新闻中突出的全球事件，包括1983年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营房遭恐怖袭击等重大新闻。比尔·格雷想象自己能够逃离这些媒介，而德里罗的观点则是，电视、电影、摄影、音乐、城市噪音、不同语言，是 我们生活和工作其中、无法逃避的媒介。这些媒介造就了我们，正如它们似乎“侵入”小说的传统形式，并对其加以组织。¶

在《毛二世》中，比尔·格雷如此无情地被卷入恐怖分子的阴谋，以至于最终无需被强迫或命令，就“选择”了他们想要他做的事情。1984年初，西贝鲁特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德鲁兹人起义反对黎巴嫩军队；比尔询问乔治·哈达德怎样在贝鲁特找到阿布·拉希德，随后依照指引行动，这将把他直接带入当时全球无政府状态的现场，落入恐怖分子的控制。^[9] 德里罗让比尔·格雷在到达贝鲁特、或落入阿布·拉希德控制之前很久，就死于在雅典被出租车撞击造成的“内伤”，使这一模式变得复杂。在一连串德里罗小说中常见的误传与意外中，布丽塔·尼尔松把查理·埃弗森的口信传给比尔·格雷，引他来到伦敦；在那里，他的公开演讲因炸弹爆炸而推迟，这又把他带到雅典；在那里，他被一辆失控出租车撞伤，乔治·哈达德又说服他取道塞浦路斯的拉纳卡前往贝鲁特。当比尔登上开往黎巴嫩朱尼耶的渡轮，并在船上因内伤而死时，读者知道，比尔·格雷已经被他当初希望通过成为小说家来躲开的生活偶然性吞没。这些事件的联系，要么极其偶然，要么完全出于动机和谋划；但在两种情形下，它们都代表比尔·格雷丧失了对自身生活及其再现的控制。¶

诚然，对于将他引向贝鲁特、人质、阿布·拉希德及毛主义恐怖分子的那一连串不容抗拒的事件和他人，比尔解释说，他想写这个人质，而这种愿望正在消除使他无法完成上一部小说的写作障碍。但当他反思自己对人质的新兴趣时，却流露出某种徒劳感：“他记不得自己为什么想写人质。他写了几页，还算有些喜欢，可真正的意义是什么？”（M, 198）。当然，传统小说家惯常给出的解释随时可用，比尔·格雷想象自己¶

本来可以告诉乔治〔哈达德〕，他写人质，是为了把他带回来，把他们将他锁进那间屋子时，世界所失去的一种意义还回来。也许 就是如此。当你惩罚一个无辜的人，当你让房间里挤满无辜受害者，你就在开始抽空世界的意义，建立一种分离的心智状态，让心灵吞噬自身之外的一切，以阴谋和虚构取代真实事物。一种虚构把世界狭隘地纳入自身，另一种虚构则向社会秩序伸展，试图在其中展开。他本来可以告诉乔治，作家创造人物，是为了揭示意识，增加意义的流动。我们以此回应权力，击退恐惧。通过扩展意识和人类可能性的幅度。（M, 200）

然而，他从未真的对乔治·哈达德说出这些话；而正是这一失败，在我们看来，等同于他愿意在漫游进恐怖分子阴谋的过程中，漂向自身的毁灭。¶

比尔·格雷卷入的恐怖主义阴谋，与一个他无法控制的异化世界中的意外和偶然，相差无几，因为命运与偶然都教给我们同样的教训：我们已不再拥有任何有效的能动性。传统小说家，无论技艺或天赋多么高超，已经无法再现那些暗中支配日常经验的力量。当清洁队里的一位老人发现比尔·格雷的尸体“躺在渡轮的铺位上”时，他仅仅拿走格雷的“护照和其他身份证件，任何带有姓名与号码的东西，以便卖给贝鲁特的某个民兵组织”（M, 216-217）。¶

比尔·格雷从未到达贝鲁特，尽管对德里罗而言，那场内战的无政府状态，是后现代状况的隐喻。小说中许多纽约场景，明确预示着贝鲁特，尤其是德里罗将纽约市无家可归者，视为相当于那些因内战、恐怖主义和无政府状态而流离失所的人。因此，小说结尾“在贝鲁特”一节，很容易被读作一个悲观的尾声：摄影记者布丽塔·尼尔松再度出现，来证实小说中另一句经常重复的话：“我们唯一的语言是贝鲁特”（M, 239）。她在比尔死去一年后来到这里，“受德国一家杂志委托……拍摄”阿布·拉希德；她放弃了为比尔·格雷这样的文学作家拍照的先锋项目，重新从事摄影新闻工作。她在小说开头放弃了后者， 因为用她的话来说：“‘无论我拍什么，无论多少恐怖、现实、苦难、残破的身体、血淋淋的脸，到最后全都他妈的那么漂亮’”（M, 229, 235, 24-25）。¶

有没有办法克服这种唯美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在小说中，布丽塔在贝鲁特的行动具有相反的意义，读者被留在一种彻底的含混之中；德里罗常常使用这种含混，迫使我们重新沟通，克服后现代的奴役处境。一方面，比尔·格雷死于前往黎巴嫩的渡轮，布丽塔带着相机和任务再度出现，似乎暗示商品文化与名人文化的胜利。德里罗解释布丽塔为何决定不再“拍摄作家”，而回到新闻摄影时，似乎刻画了她对当代状况的认命：“她现在接委托，做些有趣的事，几乎无人关注的战争，在尘土中奔跑的孩子。作家在某一天停止了。她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他们悄然结束了。他们不再是她将永远追随的项目”（M, 229-230）。紧接这一段，布丽塔注意到“贴在水泥砖墙上的……一种新汽水，可口可乐二代的广告”，并“生出一个疯狂念头，觉得这些广告牌宣告了毛主义组织的存在”（M, 230）。像托马斯·品钦《拍卖第四十九批》中的奥狄帕·马斯一样，布丽塔开始处处看见巧合和征兆，由此驱动后现代主体特有的偏执。¶

《毛二世》与可口可乐二代之间的联系，相当合乎理性，即使亚特兰大的企业巨头会否认与贝鲁特内战中的恐怖团体或民兵组织有任何关联。在乔治·W. 布什总统宣布、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延续的“反恐战争”中，许多批评者指出，我们尚未开始把矛头指向跨国公司：它们剥削第三世界的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操纵政府以获得“优惠”待遇，并在全球大举推销产品；在许多受其伤害的底层民众看来，这些就是恐怖行为。德里罗在对2001年9月11日的回应中指出，那天“改变”的，是这种企业与技术恐怖被明确无误地等同于美国：“袭击五角大楼和世界贸易中心的恐怖分子，并没有高喊‘微软去死’。引起他们愤怒的是美国。是我们现代性的耀眼光泽。是我们技术的推进力量。是 他们眼中我们的无神信仰。是我们外交政策赤裸裸的武力。是美国文化穿透每一堵墙、每一个家、每一种生活、每一颗心灵的力量。”^[10] “热那亚、布拉格、西雅图及其他城市的抗议者，希望减缓那股全球动力，它似乎正不顾一切地奔向消费机器人与社会不稳定构成的景观”；而“9·11的恐怖分子想要把过去带回来”，他们把跨国资本主义命名为“美国”，并由此把它设定为目标（Ruins 35）。当然，如果美国虽然大力宣称自己致力于民主和人人享有正义，却未能以人权之名挑战这种全球化，那么“美国”很可能确实为自己招来了如今身上的靶标。¶

从另一层意义上，布丽塔·尼尔松否定了如今以美国外交与经济政策为例证、同时也受到其他第一世界国家认可的技术崇高。瑞安·西蒙斯认为，为比尔·格雷工作的年轻女性凯伦·詹尼，为他那过时的美学提供了最佳替代；不过西蒙斯在脚注中指出，“摄影师布丽塔·尼尔松，也可以说符合”他对凯伦的刻画，即比比尔·格雷更能适应后现代世界：“凯伦和她在街头或电视上看见的人群，都是一个更大系统的部分；这个系统将他们联系起来，却也有局限，无法提供她、比尔或任何其他人希望拥有的那种联系深度。她不是比尔所定义的‘作者’，因为她不试图控制叙事”（Simmons 694n1, 684）。¶

西蒙斯没有展开布丽塔·尼尔松的这一面，更倾向于强调凯伦·詹尼作为德里罗提供的比尔·格雷的替代者。德里罗在小说开头布丽塔为比尔·格雷拍照的场景，与结尾她遇到阿布·拉希德的场景之间，构造了技法上有效的平行。例如，布丽塔通过一名口译者与阿布·拉希德交流，尽管阿布·拉希德直接用英语对她说话，口译者仍在“解释”拉希德的意思，而且方式常常怪异。此前她为比尔·格雷拍照时，他的助手斯科特也进行“解释”，句子末尾常常像叠句一样加上“引用比尔的话”。格雷的助手凯伦·詹尼，在小说前段离开工作岗位，将自己的身份交给统一教会。类似地，在阿布· 拉希德接受布丽塔采访期间看守门口的蒙面年轻人，代表所有献身于阿布·拉希德的“孩子”：“‘在阿布·拉希德身边工作的男孩，没有面容，也没有言语。他们的五官是相同的，就是他的五官。他们不需要自己的五官或声音。他们正在把这些东西交给某种强大而伟大的存在’”（M, 234）。阿布·拉希德告诉布丽塔，这个年轻人是“‘我的儿子。拉希德。……我称自己为拉希德的父亲’”（M, 234）。¶

阿布·拉希德与布丽塔的谈话，让人想起比尔·格雷准备去寻找恐怖分子时，乔治·哈达德在雅典与他的谈话。区别在于，布丽塔抵抗阿布·拉希德那“口才出众、充满大男子气概的狗屁话”，尤其是他对毛泽东领导能力的崇拜（M, 236）。在小说中，布丽塔“什么也没说，因为她能说什么呢”，但她突然偏离了拍摄阿布·拉希德的任务，“走向门口的男孩，摘掉他的头罩。从头上提起来，扔到地板上。提的动作也不怎么温柔。她始终微笑着。然后退后两步，拍下他的照片”（M, 236）。“男孩狠狠击中她的前臂，伸手去抢相机”，而“她挥出一肘，没有打中，随后在他脸上打了一巴掌”（M, 237）。不同于认命、意志坚决、最终死去的小说家比尔·格雷，布丽塔采取行动：“她感到超然，几乎像灵魂出窍，走向拉希德，与他握手，实实在在地介绍自己，慢慢念出自己的名字”（M, 237）。¶

因此，摄影记者不必仅仅通过解释、整理我们当代世界中社会不义的丑恶，把它们变得“漂亮”。她能够揭露藏在各种极权主义背后的身份，包括那些通过我们自身心理运作、表现为逃避这个世界问题的欲望的极权主义。布丽塔以自己亲自观看恐怖分子面孔这一微小却重要的举动，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她通过相机观看，因为德里罗知道，我们无法逃脱赖以理解世界的媒介，不管它们被腐蚀到何种地步。我们则通过德里罗的小说观看；小说拒绝把我们所见的东西变得“漂亮”：我们自己对“全球”问题负有责任，无论我们把这些问题叫作“跨国资本主义”“美国帝国主义”，还是“国际恐怖主义”。¶

阿布·拉希德几次命令布丽塔：“‘不要把你的问题带到贝鲁特来。’”德里罗却邀请我们把所有问题带进 小说。在关于“9·11”的文章中，德里罗指出，那天的恐怖主义彻底终结了冷战叙事；它“终结于瓦砾之中，剩下由我们来创造反叙事”（Ruins 35）。布丽塔在小说结尾的象征行动，指向这种反叙事；在文章中，德里罗将它与恐怖行为之后“交错于纽约、华盛顿和世界各地的十万个故事”联系起来。有趣的是，这些故事--包括张贴在纽约归零地附近建筑和商店橱窗上的失踪者及死者照片--通过幸存者叙述、受害者自传，以及种类、质量各异的无数纪录片与纪实剧情片的出版和制作，正式进入公共领域：“有些看医生的预约救了人命，有些手机被用来报告劫机。故事生出其他故事，人们从翻滚的烟尘和灰烬中往北奔跑。……那些为活命而奔跑的人，属于留给我们的故事的一部分”（Ruins 6）。¶

在小说中，这类讲故事的行为，在布丽塔采访阿布·拉希德之后的次日清晨，从阳台目睹的贝鲁特婚礼里，得到凝练的呈现。婚礼队伍前面是一辆坦克，“后面跟着一辆吉普车，车尾装着无后坐力炮”（M, 240）。欢庆的人们究竟只是被卷入军事行动，还是受到某支民兵保护，我们始终不得而知；但很清楚，我们应当从一个无疑具有反讽意味的场景中汲取希望：“新郎和新娘端着香槟杯，几个女孩拿着烟花棒，迸射出一阵阵欢腾的光。一个穿浅色无尾晚礼服的宾客抽着长雪茄，绕着弹坑跳舞，逗得孩子们欢欣不已。新娘的礼服很美，胸前饰着蕾丝贴花，她看起来有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力，他们所有人看起来都超然出尘，不受限制，对置身这里也不感到惊讶”（M, 240）。布丽塔无需口译，从阳台上以零星的不同语言向新婚夫妇祝酒：“‘Bonne chance’、‘Bonheur’、‘Good luck’、‘Salám’、‘Skål’〔好运、幸福、好运、平安、干杯〕，炮塔开始转动，炮筒缓慢地转过去，像一个下流的蜜月笑话，每个人都笑了”（M, 240）。¶

“9·11”之后的文学：《坠落的人》（2007）

《毛二世》中的比尔·格雷离开康涅狄格州的审美隐居地，漂流到纽约、伦敦、雅典、塞浦路斯，随后死在前往贝鲁特的渡轮铺位上；十六年后，《坠落的人》中的基思·诺伊德克，茫然踉跄地走出世界贸易中心内正在崩塌的办公室，重新进入失调的家庭生活，与另一位“9·11”幸存者展开一段漫无方向的婚外情，随后跌入国际扑克竞赛的卑琐之中。格雷和诺伊德克起初都令人同情，是日渐衰退的人文主义的不同版本，却逐渐蜕变为其恐怖主义对手的幽灵：漫无目的、无国可属、受社会决定、服从他人命令的存在。十六年后，经过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长达四年的军事入侵、两地持续的内战和反殖民战争，以及“9·11”之后遍布全球的一连串恐怖行为的冲击，美国读者已经忘记了布丽塔在贝鲁特阳台上那欢快的反讽。¶

布丽塔挑战阿布·拉希德，揭下其无面孔“孩子们”的面罩并拍照，介绍自己，通过掌掴那“幼稚的”卫兵来确认自身的女性气质；即使在《毛二世》中她所理解的、受到不同媒介中介的后现代条件下，她依然重新肯定了主体性的可能。1991年，德里罗仍然认为，西方自由主义主体性有可能“幸存”。当然，布丽塔举杯祝福的婚礼队伍一定是基督徒，因为他们在喝香槟；所以，德里罗在《毛二世》结尾使用的德鲁兹基督徒，预示了他在《坠落的人》中更持续地回归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概念。格雷和诺伊德克都远比他们作为分身的恐怖主义对手更具存在主义色彩；每个人都沉思着恐怖主义所暴露、也所利用的随机性。无论阿布·拉希德和在《坠落的人》中被虚构化的历史上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穆罕默德·阿塔，在激进伊斯兰事业中多么目标明确，德里罗都清楚地表明，两者服务于形而上学偶然性这一更高得多的目的。违背自己最善意的初衷，德里罗最终助长了文化殖民主义，使全球恐怖主义被内化和吸纳。《坠落的人》是波戈那句著名格言的典型例证：“我们遇见了敌人，他就是我们！”^[11] 一方面，这种认识使我们有可能面对某些问题；全球“恐怖分子”坚称，除非这些问题被以暴力带到我们家门口，否则我们就会压抑它们。另一方面，德里罗也可能 给我们提供另一种“误认”：我们看到的全是自身的倒影，而非西方主体则变得不可见。如何梳理这些对他者的文化再现，仍然是文化批评者的关键工作，也是文化政治的首要任务。¶

在《坠落的人》中，德里罗在小说中清楚地以阿塔的本名“阿米尔”标识他--“阿米尔对着他的脸说话。他的全名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埃尔-阿米尔·埃尔-赛义德·阿塔”。^[12] 然而，尽管德里罗努力用这个“本名”使最知名的“9·11”劫机者个人化，他主要还是通过哈马德这个人物，而不是穆罕默德·阿塔，来再现基地组织。一位参加过两伊战争（1980-1988）的伊拉克老兵，“一个面包师，在汉堡这里大概十年了”，与哈马德“在同一座清真寺祈祷”；他向哈马德讲述战争故事，尤其伊朗人如何一波又一波派遣男孩，对伊拉克与伊朗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发起攻击（FM, 77）。这个没有名字的面包师得出结论：“大多数国家都由疯子统治”；哈马德心不在焉地听着，却“对这个人心存感激”（78）。哈马德关注的不是宏观政治问题，而是女人和性--“他总想着，会不会又有个女人骑车经过，一个可以看上几眼的人，湿漉漉的头发，双腿不停蹬踏”（78）--尽管他知道，必须压抑这些欲望，尤其对德国女人的欲望。他真正满足性欲时，对象是一位移居德国的叙利亚女性，但即使这段关系，他也感到陌生。哈马德对面包师的感激，似乎不大是因为从徒劳的两伊战争中学到了什么具体教训，而更多是因为这种交谈所提供的最起码的人际接触。¶

德里罗对基地组织动机、以及恐怖分子个人和社会心理的分析十分简短，散布在小说的两章（“在玛丽恩大街上”，77-83；“在诺科米斯”，171-178）和结尾“在哈德逊走廊”一章的部分篇幅（237-243）中；最后这部分再现了哈马德乘坐的飞机撞击世界贸易中心的实际过程。不过，德里罗谨慎地确保，小说三个部分--1. 比尔·劳顿，2. 恩斯特·赫兴格，3. 戴维·贾尼亚克--各自都包含恐怖分子故事的一部分。即便如此，这部246页的小说，讨论基地组织的篇幅仍不足二十页；其中多数聚焦于哈马德的分心与困惑，他在社交和性接触这些基本人类欲望，与基地组织虚假的社会之间撕裂。德里罗似乎着重强调哈马德的平凡，以及他在思想上的不成熟， 既以此表现他的共同人性，也说明他何以愿意被招募。当哈马德问阿米尔·阿塔，“其他人呢，那些将会死的人？”他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其他人。其他人之所以存在，只在于他们填补我们为他们设计的角色。这就是他们作为他人的功能。除了死亡这一有用的事实，那些将会死的人，对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主张权。”德里罗只能得出结论：“哈马德对此印象深刻。这听起来像哲学。”（FM, 176）¶

德里罗通过尽量减少小说中对恐怖分子的关注，使他们显得无足轻重；这强化了他在《地下世界》（1997）和《大都会》（2003）中的论点：第一世界的超级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创造了自身在基地组织中的对手，以及我们在后现代状况下可能经历的任何其他“恐怖”，无论来自国内还是国外。《大都会》中的外汇交易员，得意地在电视上观看西雅图示威者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经济政策，听着他们高喊：“一个幽灵正在世界上徘徊……”^[13] 对这个外汇投机者而言，示威者的象征行动不过是纯粹的戏剧、仅仅是娱乐，而不是全球信贷市场即将崩溃的症候；诚然，这种崩溃在历史时间上晚于上述任何一本小说，但在个人、机构和国家之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这种条件下，从系统层面完全可以预见。德里罗无意间使人想起雅克·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1993），并接近其论点：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知识与行动范式，以及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克服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与全球资本主义即将到来的崩溃。美国本土产生的刺客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与从外部输入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之间，并无差别：恐怖是一个建立在不稳定主仆关系之上的体系的必然副产品，而这种关系必然促使仆人反叛。基思·诺伊德克的儿子贾斯廷，听着新闻无休止地重复奥萨马·本·拉登，便开始寻找“比尔·劳顿”；起初，他的家人没有发现这个阿拉伯语名字与英美式名字在读音上的相似。¶

“没有目的，这就是目的”，这是阿塔的话，在哈马德短暂出现于小说的各个片段中，它始终在他脑海回响；但它也像《毛二世》中组织整部小说的“未来属于人群”一样，发挥一种可怕的主导动机的作用（FM, 177）。一旦社会组织的表层， 以及家庭、邻里、宗教、国家等等归属关系的象征结构崩溃，我们每个人便暴露于乔治奥·阿甘本所谓的“赤裸生命”：这种处境可以由极权政权模拟制造，但它也是我们努力“成为人”时所回应的基本处境。当然，把阿甘本的“赤裸生命”一词用于德里罗小说中的人物，乍看似乎不道德，因为阿甘本用它来表现纳粹如何把受害者压缩到最低限度的存在，以证明灭绝他们是正当的。阿塔宣称，“其他人”仅为基地组织的目的而存在，这使人想起纳粹为种族灭绝所作的合理化辩护。¶

阿甘本提出“赤裸生命”概念，部分源于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各类流离失所的难民所经历的“赤裸生活”的阐述。^[14] 甚至在我们目睹基思·诺伊德克在“9·11”袭击后逃离世界贸易中心之前，我们已知道他是一个“难民”：深受创伤、失去位置，无法处理家庭生活和工作，最终被他不理解的力量无情地推向竞技扑克的琐屑。他从“9·11”之前与朋友打扑克这一单纯社交消遣，漂向“9·11”之后大西洋城及美国东北部印第安赌场的赌桌，最后在拉斯维加斯以竞技扑克为职业；“诺伊德克”（Neudecker）确实获得一副“新牌”（new deck），或者一层“新掩护”（new cover），而它实际上向读者暴露了日常生活的随机性。因此，根本上处于异化状态的存在主义者，能够同其他“难民”联结，比如基思在从双塔带出的公文包内发现姓名后，找到的那位非裔美国女性。弗洛伦斯·吉文斯与基思·诺伊德克短暂的婚外情，之所以可能，只因两人共享创伤后应激的纽带：¶

她谈起大楼，一遍遍回顾，令人窒息，烟雾，折叠的身体，而他明白，这些事他们只能彼此诉说，带着最细微、最乏味的细节，但它永远不会乏味，也不会太过详细，因为如今它已经在他们体内，因为他需要听到自己在记忆描摹中失落的东西。（FM, 90-91）

弗洛伦斯被描述为一位“肤色较浅的黑人女性”，她“奇异地体现着犹疑的语言和坚定不移的种族”，暗示一个处于诺伊德克所属社会之外的社群，尽管她就住在中央公园另一边--诚然，这种邻近也暗示纽约东区与西区的阶级差异。德里罗略微将她的族裔身份情色化，不过严格通过诺伊德克的视角：“当她大笑时，仿佛自然中闪过一道火光，某种半藏着的耀眼东西舒展开来”（92）。可以预料，她与自己用CD播放器放给他听的巴西音乐十分合拍，“随着音乐拍手”，最后跳起舞来，“双臂举起，离开身体，几乎入了迷，……这时面对着他，嘴唇张开，眼睛逐渐睁开”，直到诺伊德克“开始从衣服里爬出来”（92-93）。¶

“‘我从没去过巴西，’”弗洛伦斯承认；但在小说中，正是她的种族身份，使她能够回应这种音乐，尽管略显笨拙，而这种音乐最终使诺伊德克脱离中产阶级的端庄。音乐--也就是这两个人物之间这种可能的接触--就在诺伊德克归还给弗洛伦斯的公文包里：“‘这是你从那里带出来的播放器里那张光盘，’”她告诉他（93）。小说结尾前第三页，当诺伊德克沿着大楼楼梯下行时，一位“个子偏小、坐着……休息的老人”把公文包交给他，解释说：“‘我不知道该拿这个怎么办。她摔倒了，把它留下了’”（244）。德里罗戏仿某种经典侦探情节，把公文包中的“宝藏”呈现为桑巴或某种混合音乐形式的巴西节奏，意在把我们从资本主义、印刷知识和西方文明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他听见音乐变成另一种，带着嗡鸣和冲劲，葡萄牙语人声在说唱、歌唱、吹口哨，背后是吉他与鼓，狂乱的萨克斯管”（92）。作为房地产投资银行家的诺伊德克--“‘一家小公司，叫罗耶地产……。原来叫罗耶与斯坦斯。后来斯坦斯被起诉了’”（53）--只能作出职业式回应：“‘我正在跟某个人谈。还很初步。有关一个涉及巴西投资者的工作。我可能需要懂一些葡萄牙语’”（93）。¶

就像佐拉·尼尔·赫斯顿《做有色的我是什么感觉》（1928）中，在乡村小酒馆桌上有节奏地敲打手指的白人男子，诺伊德克从未真正与弗洛伦斯建立联系，尽管他们确实有过短暂的性关系。“音乐。那些紫色和 红色的巨大情感团块，没有触动他”，赫斯顿写道，“我感受到的东西，他仅仅听见了……。那时，他因自己的白而如此苍白，而我如此有色”。^[15] 不过，德里罗没有得出这一结论，尽管他暗示了基思和弗洛伦斯在文化、族裔和阶级上的差别：由于共同却短暂的创伤后应激，这些差别暂时被忽略。他们这段未被充分展开的插曲，在小说中确实奇怪，因为除了作为框架的基地组织袭击行为--它本身就是根本性的跨界--这是小说人物真正跨越各自狭小世界边界的极少数时刻之一。在某个层面，德里罗暗示，这些个人失败--基思无法听见弗洛伦斯如此明确感受到的巴西节奏--是我们国家问题的症候，并部分解释了我们何以容易受到恐怖侵袭。¶

小说中其他越界事例，要么虚幻，要么琐屑，要么只是重新确立它们所威胁的边界。哈马德渴望街上骑车的德国女人，却最终与一位叙利亚女人上床。“9·11”之后不久，莉安愤怒地要求邻居埃莱娜调低听起来像阿拉伯音乐的音量--“女人们柔和地合唱，用阿拉伯语歌唱”（119）--抱怨说：“‘现在整座城市都异常敏感。你躲到哪里去了？’”（FM, 120）。莉安的母亲妮娜与一位神秘的德国艺术商人马丁·里德诺，亦即恩斯特·赫兴格，维持着长达二十年的关系；据传，他与柏林第一公社及意大利红色旅有关联（146）。琳达·考夫曼有说服力地论证，《坠落的人》借助德里罗在“9·11”之前和之后的非虚构散文，评论20世纪60年代欧洲与美国的激进抗议运动，与当代全球恐怖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16] 就像因参与意大利红色旅绑架并谋杀基督教民主党总理阿尔多·莫罗而被缺席定罪的安东尼奥·奈格里一样，里德诺／赫兴格代表激进政治与文化的交汇。¶

德里罗明确将里德诺／赫兴格与“第一公社”联系起来，而不是与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相连，尽管妮娜也说，“他在意大利待过一阵，在那场动荡中，红色旅活跃的时候。但我不知道”（146）。第一公社，简称“K1”，是一个短命的政治公社，1967年在柏林由一群激进派创建，领导者有迪特尔·昆策尔曼、鲁迪·杜奇克、贝恩德·拉贝尔，成员还包括汉斯·马格努斯· 恩岑斯贝格的前妻达格伦和弟弟乌尔里希。到1969年，这个反政府的学生行动团体已经瓦解，但在鼎盛时期，它以策划、偶尔实施达达主义风格的社会讽刺“表演”著称。这些行动包括：计划在1967年4月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访问柏林时实施的“布丁暗杀”--因其中一个方案是用布丁、酸奶和面粉攻击他而得名--以及那张著名的K1照片，公社成员对着墙摆出露臀姿势，标题写着：“Das Private ist politisch!”（“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第一公社的象征行动，通常与具体政治事件联系起来，例如他们于1967年6月2日反对伊朗沙阿访问柏林的示威；但德国左翼行动者常批评他们，对宣传的兴趣大于对政治变革的兴趣。¶

尽管如此，第一公社仍很接近德里罗早期笔下的激进艺术家；《时代周报》报道未遂的“布丁暗杀”阴谋时，标题将其领导者称为“十一个小奥斯瓦尔德”。由于成员与德国知名作家有关系，第一公社成员曾在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的柏林公寓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住进乌韦·约翰逊的单间公寓，直到身在美国的约翰逊，对第一公社引来的负面宣传感到不安，请邻居君特·格拉斯把他们赶走。意大利红色旅和德国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确实实施过造成持久后果的城市恐怖行动，第一公社则主要通过象征行动发挥作用。无论这些政治行动团体多么不同，它们仍有共同之处：都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欧洲左翼政治，而且与美国60年代左派有联系。¶

小说中的政治辩论极少，而且全都发生在莉安母亲妮娜--著名的艺术史教授--及其情人马丁／恩斯特--世界主义艺术商人、前激进分子--周围的学者和艺术家之间。在妮娜追悼会后的午餐上，马丁提出“……美国无关紧要的想法”，说“那一天正在到来，除了美国带来的危险，没人再需要考虑美国”，说“美国正在失去中心地位”（191）。对德里罗而言，马丁的不同想法其实是同一个：无关紧要等于边缘化，边缘化等于危险。 这些等式暗示了最终的等式：美国＝恐怖主义。当然，这个结论不出所料地来自被怀疑为60年代激进分子的恩斯特·赫兴格，也就是马丁·里德诺；他对着一个话题高谈阔论，而小说使我们相信，这个话题他熟悉得过了头。¶

那么，对于弗洛伦斯·吉文斯和基思·诺伊德克之间那段简短而未充分展开的关系，我们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基思的德国姓氏，又叠加于他通过岳母妮娜与恩斯特·赫兴格形成的模糊家庭关系。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帝国》（2000）最后一节“诸众反抗帝国”中预言，一个受压迫人民的联盟正在兴起，反抗欧美帝国；过去500年，这个帝国以现代化、进步、自由和自我之名，造成了如此多的人类苦难。^[17]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如果这个联盟真正到来，它不会出自欧美霸权与特权体系的内部。“美国之后是什么？”马丁问妮娜哀悼中的朋友和她的女儿；但他同历史上的第一公社成员一样，丝毫不知道该拿这项知识怎么办（192）。莉安理解了问题：“也许他是个恐怖分子，但他是我们这边的，她想，而这个念头使她发冷、使她羞愧--我们这边的，也就是说，无神的、西方的、白人的”（195）。¶

那么，为什么德里罗如此边缘化其他人物，那些代表他异性的人物，从平凡却具有明确族裔特征的弗洛伦斯，到哈马德与阿米尔·阿塔这两个恐怖分子？弗洛伦斯·吉文斯的姓氏，暗示她所关联的各种馈赠：从那个公文包，连同里面的CD播放器和巴西音乐，到她给予基思的人际接触；这也许暗示一种新的人际关系“礼物经济”，而不是以财产和商品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然而，德里罗像基思一样，似乎仅仅把她作为不可能的替代方案来考虑，视为通向非西方知识的一种途径；她随着巴西节奏充满渴望而又笨拙的舞蹈，暗示了这种知识。基思·诺伊德克的回应最终是琐屑而私人的：他会向分居妻子莉安坦白婚外情，她则会“拿一把菜刀来杀我”。德里罗轻视任何第一世界体系内部的革命，又拒绝探索来自外部的任何价值重估的可能；唯一例外是恐怖分子的教条主义，而它被表现为西方含混与怀疑几乎完美的反面、以及必然的产物。¶

在再现一个具体恐怖分子时，德里罗赋予哈马德某种人的轮廓，却只是为了使他西方化。哈马德是虚构人物，而历史上的阿米尔·穆罕默德·阿塔被描写为教条、极权，这一事实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策略。哈马德在汉堡、阿富汗、佛罗里达州的诺科米斯跌跌撞撞，即使在沿哈德逊走廊疾驰、冲向世界贸易中心北塔的喷气客机上，也是如此。他怀疑两伊战争中利用孩子的做法，怀疑在对西方的圣战中许诺所有殉道者获得救赎，怀疑对恐怖分子的性禁令，甚至怀疑要求穆斯林男子蓄须的规定。尽管批评这些教导中的大多数，他仍然接受基本前提：西方正在对伊斯兰发动战争，打击西方霸权将显示“一个大国如何也会脆弱。一个干预、一个占领的大国”（46）。然而，最后这些话的说话者，却是马丁／恩斯特，这个欧美60年代左派的后继者，而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也不是真主党和哈马斯这样的团体；这些团体反复谴责欧美支持他们认为是以色列在中东推行的帝国主义。¶

德里罗完全理解，现代性的存在主义氛围--他和我都在这种氛围中受教育--不足以推动社会纽带的形成。像哲学存在主义那样主张：作为人类，我们存在的根本荒诞、我们与外部世界之间不可克服的疏离，恰恰是召唤我们共同生活、因而应当激发我们热情地创造人类居所和社会制度的东西；这种主张过于抽象、充满悖论，无法激励普通人。德里罗无法超越早年的教育，仍然相信那个根本的深渊，相信存在的随机性，而心灵将它转化为模式、阴谋、人物、命运和帝国。在阿米尔·阿塔的教条背后，是哈马德的怀疑主义，因此就连圣战者最终也会被骗入虚无。但德里罗已不再相信，这一关于人的偶然性的普遍真理，能够推动什么超出无休止权力意志历史之外的东西；这种权力意志依靠战争，以及生产出那些“理应”受我们支配的底层他者而蓬勃发展--无论具体历史时刻的“我们”是谁。¶

莉安“爱克尔凯郭尔的古旧，爱她拥有的那本译本中耀眼的戏剧性，那是一部书页脆弱的旧选集，红墨水的下划线画得笔直……。他让她觉得，自己被抛入这个 世界，并不是她有时以为的那出单薄的情节剧”（118）。但莉安的生活确实是“一出单薄的情节剧”，只是借无数他人的苦难才扩展出意义：他们是外交政策、战争和经济欺诈的受害者。正是凭借这些，莉安得以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而哈马德记得的只有拥挤、挤满其他房客的狭小房间，以及不断流离失所。也门、沙特阿拉伯、阿富汗、汉堡、佛罗里达、纽约、哈德逊走廊--哈马德总是在异乡，确实体验着德里罗及现代性存在主义论题中那根本的疏离。我们都是陌生人吗？是，也不是；哈马德比莉安更加如此。在第14章，也就是哈马德与阿塔开始那趟飞向北塔的命定航程前几页，莉安古怪、出乎意料、随意地转向宗教时，她认识到了这一僵局吗？“她想要不信”，也许因为她自杀的父亲杰克，曾如此热切而矛盾地相信，“上帝以纯粹存在灌注时空，让星辰发光”，仿佛这为他自身作为“建筑师、艺术家”--一个从事制造秩序工作的人--的事业赋予了目的（232）。¶

然而，推动她的不是“不信的意志”；相反，莉安转向天主教，仿佛直接回应德里罗赋予阿塔的那种热烈的信仰意志：“其他人在读《古兰经》，她则去教堂。……别人站起、跪下时，她也跟着做，看着神父主持弥撒，面包和酒，身体和血。她不相信这个，不相信圣体变质，但她相信某种东西，半是害怕它会占据自己”（233）。莉安的宗教皈依，仍然是基督教存在主义的某个版本，是她在大学时和“9·11”之前所热爱的古旧克尔凯郭尔的一点残留痕迹；但它仍然是天主教，尤其当它说：“上帝是那个说‘我不在这里’的声音”（236）。虽然莉安在几页之内游移于几个基督教版本之间，她的皈依确实使她能够“独自生活，在可靠的平静中，她和孩子”，远离选择了超级资本主义极端偶然性的基思（236）。¶

基思·诺伊德克从北塔漂移到“公园那边”弗洛伦斯的公寓，又到大西洋城的体育与赌博俱乐部，最后来到拉斯维加斯，在那里作为竞技性、强迫性的扑克玩家，断断续续地“工作”；他演出了超级资本主义对存在主义困境的回应。如果这一切都是谎言，仅仅是一场转瞬即逝的游戏，那么我们 就只能通过不断演示它来揭露虚构，始终生活在边缘，每天面对那纯粹的偶然性：它薄薄地掩藏在股票、信贷和货币市场的“风险”之下，属于那个基思曾感觉安全的华尔街世界。将近四十年前，罗伯特·文丘里、丹尼斯·斯科特·布朗和史蒂文·艾泽努尔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1972）问世，成为一份后现代宣言；即使它的题名强调了其中的反讽：严肃建筑与城市规划，应当跟随拉斯维加斯媚俗趣味的引领。^[18] 德里罗在《坠落的人》中的结论是，拉斯维加斯只把我们带到了资本主义的卑琐之处，到了体系再也无法维系的矛盾绝点；他把拉斯维加斯变成美国“自己的屎”的首都（191），使人想起《地下世界》（1997）的主要论点。^[19]¶

德里罗在《坠落的人》中上演的困境，以戴维·贾尼亚克那个与书名同名的行为为例证；他反复表演“坠落”，提醒纽约人，美国的“堕落”何等悲怆。当然，他所表演的，字面上正是“记住你终将死去”（memento mori）这个古老的诗歌修辞：它纪念几位“9·11”受害者，他们选择从双塔顶部纵身跃下，而不愿在楼内被烧死或窒息。关于这些“坠落”的人，已有许多文字；他们奇异的姿势，主要是基本物理规律的结果，而不是对“9·11”恐怖事件作出的某种最后姿态。莉安去学校接贾斯廷时，偶然看见贾尼亚克从一处高架地铁站台“坠落”，学校操场能看到那里，因此见证了他的一次表演。多年后，她偶然读到他的讣告，继而上网检索他的过去。他是一位受过训练的演员，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230），39岁时被发现死于密歇根州萨吉诺县，“距离世界贸易中心原址五百多英里”（223）；也许他正准备不系安全吊带，表演自己的“最后一跳”。¶

德里罗在小说中安排的行为艺术，唤起纽约市丰富的街头表演史，也使人想起法国高空杂技演员菲利普·珀蒂的具体壮举：1974年8月7日，他突破当时仍在施工的世界贸易中心的保安，将钢索架在双塔之间，并在其上走过。詹姆斯·马什新近的纪录片《走钢丝的人》（2008）对他既颂扬又批评，片中完全没有提到“9·11”；珀蒂预示了德里罗的 贾尼亚克，正如马什的纪录片无意间对德里罗这个神秘人物作了评论。两者都使人关注晚期现代城市空间压倒性尺度中的人；两者都依赖世界贸易中心作为现代主义去人性化的象征，让珀蒂的勇气或贾尼亚克那受害的人体，与这样的城市景观对峙。¶

然而，即使珀蒂大胆壮举的新闻照片传遍全球，贾尼亚克也离开纽约，大概想把自己的消息传向中西部和美国各地，两个人物却都遮蔽了“9·11”事件。美国人在9月11日并没有袭击自己；尽管德里罗有说服力地指出，美国人助成了某些全球条件，促使众多反帝国主义、不隶属于国家、政治上激进的团体兴起，自1989年冷战结束以来，同第一世界国家及全球金融力量交战。作为一个强国，美国在同一历史时期滥用了自身的道德和政治权威，理解“我们的堕落”，当然是一项重要任务。《坠落的人》通过细致呈现美国道德权威赖以建立的价值之不稳定，为全球左翼知识分子持续展开的这一分析作出了贡献：宗教宽容、核心家庭、对国家的思想与文化批评、机会平等、反帝国主义，以及普遍人权。贾尼亚克在小说中“坠落”，就是为了展示我们在每个方面的失败。伊斯兰恐怖主义推动莉安走向天主教。莉安与基思摇摇欲坠的婚姻，只在他逃离北塔后短暂恢复；当他与创伤后应激挣扎时，婚姻再次摇晃、倒塌。妮娜和马丁／恩斯特的艺术圈，是那种在全球政治中已毫无推动力的“激进时尚”的典型。第一公社的恶作剧不能从内部改变体系，严肃艺术也不能。艺术商人马丁·里德诺公寓的白墙，不仅暗示他的暂居状态，也暗示审美与思想批评被抹除。普遍存在的美国反智主义，以及后现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自身对全球阶级／种姓体系的共谋，都已将他们遏制。就像挂在妮娜公寓里的那些优雅的乔治奥·莫兰迪画作，细长瓶子和简朴盒子在白色背景中若隐若现，当代艺术批评晚期资本主义，也仅仅是强调我们的贫乏和商品化。在莫兰迪的画中，我们 就是那些瓶子和盒子，没有自然指涉的静物，被提炼成商店橱窗里无用而昂贵的物品。¶

但这一切都没有解释阿塔与基地组织。哈马德西方化的欲望和困惑的灵魂，不足以代表某些群体与个人针对美国的愤怒或暴力：他们愿意为最微小的一点机会付出生命，只为了向第一世界的傲慢“发声”。2008年11月26日至29日发动孟买袭击的十名农村青年，曾在泰姬陵宫酒店大堂停下来，惊叹为酒店宾客提供的电视屏幕、个人电脑以及琳琅满目的技术设备。这些年轻革命者亲眼目睹了全球财富的悬殊；同样的悬殊，也体现在迅速现代化的孟买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中。当然，他们所属、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武装组织“虔诚军”，其动机部分由南亚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宗教差异驱动；但此次袭击也表明，这些地方宗教政治如今如何带上深刻的反犹主义色彩，而这种反犹主义似乎将全球伊斯兰恐怖团体联结起来。全球恐怖主义的宗教、政治、经济、社会与个人情感投注，无法完全在欧美意识形态框架内得到充分再现，更遑论成功分析与批判。英国在南亚次大陆的帝国主义、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新帝国主义，以及第一世界国家的全球资本主义，都对恐怖主义的产生负有责任；但恐怖主义既不是统一的全球运动，也不完全是这些原因的结果。¶

萨尔曼·拉什迪的《愤怒》（2001）写于“9·11”之前，同年出版，确实尝试理解受到少数化的非欧洲人，面对第一世界经济、政治和个人霸权时的心理。拉什迪的主人公马利克·索兰卡，不是一个来自欠发达国家的贫穷农民，而是一位受过剑桥教育的孟买百万富翁；他发明的“小脑袋”玩偶，为他带来财富和名声。也许正因为这些原因，索兰卡感到一种压倒性的“愤怒”，他害怕自己会把它暴力地发泄到家人身上，于是自我放逐，从伦敦来到纽约。然而，在纽约市，他又强迫性地阅读报纸上关于一名连环杀手的报道；索兰卡担心那个人可能就是自己，在某种受压抑或躯体性的状态中，宣泄无法控制的狂怒。^[20]¶

马利克·索兰卡最终并不是那个精神变态的杀人犯，但拉什迪说得很清楚：这个人物对西方的愤怒如此真实，即使对他自己也如此可触可感，以至于它随时可能爆发。2009年11月5日，在得克萨斯州胡德堡担任精神科医生的美国陆军少校尼达尔·马利克·哈桑，走进军人战备中心，高呼“Allahu Akbar!”（“真主至大！”），随后开枪，造成四十三人受伤、十三人死亡；他的愤怒，加入了“9·11”恐怖分子和其他人的愤怒，无论后者是否受到基地组织启发。他们炸毁马德里和伦敦的列车、巴厘岛的夜总会、也门的外国军舰、埃及与以色列的度假地；此外，还有遍及帝国主义第一世界、无数遭到挫败的公共交通与公共空间爆炸图谋。哈桑少校是“恐怖分子”吗？他通过手机和电子邮件与也门的安瓦尔·奥拉基联络，是否证明他属于这场“全球战争”？还是说，他只是又一个精神变态者，一个讽刺地受过训练、原本要治疗他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疯子”？¶

拉什迪在“9·11”之前，试图从文学上解释第三世界愤怒的“意识”，绝没有“涵盖”如今处于全球无政府状态中心的这一问题。约翰·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2006），出色地捕捉了艾哈迈德·阿什马维·马洛伊内心的愤怒：这个18岁的新泽西州北部青年皈依了伊斯兰教，由爱尔兰裔美国母亲抚养长大；他的埃及父亲在他三岁时抛弃了母子。《恐怖分子》的结尾颇为感伤，艾哈迈德驾驶满载炸药的卡车进入林肯隧道时改变了主意；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位彻底资产阶级的作家所作的勇敢努力，运用小说技巧，帮助美国读者理解这种仿佛来自另一世界的愤怒。因此，使我们如此难以“再现”恐怖主义与恐怖分子的，并不是小说作为一种文类的“失败”。无论局限何在，小说仍然能帮助我们思考一个“他者”，尽管这一过程充满语言、风格、文化与宗教差异，以及读者能力的问题。¶

德里罗《坠落的人》中的致命僵局，并不是文学体裁的过错，而在于他过度依赖美国的国家形式。在整个创作生涯中，德里罗一直是我们最伟大的批评者之一，批评只从美国内部思考的局限。我在本篇开头指出，不能完全以国家内部的条件来理解德里罗笔下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奥斯瓦尔德暗杀 约翰·F. 肯尼迪的那一天，美国“改变”了，因为从那一刻起，我们再也无法把“美国”同墨西哥、古巴、日本、苏联分开来理解。我们本来就应该以文化孤立主义的方式思考“美国”吗？近年来，美国研究显著转向跨国和国际研究，以证明“国家”知识--古老的“美国例外论”--如何使我们看不见美国帝国主义的历史与地缘政治范围，看不见它如何将国内的种族、族裔和性别／性刻板印象、阶级及相关经济不平等部署到全球，以及如何“通过其他手段”延续奴隶制。¶

《愤怒》中拉什迪笔下的马利克·索兰卡，从未受骗去相信纽约市是什么世界主义或多元文化乌托邦。纽约市甚至比伦敦这个古老帝国都会更糟：它摆出平等、包容、多样、运转良好的姿态，索兰卡却清楚地看出，它只是一个缩影，浓缩了不平等、政治壁垒和被占领的领土，而正是这些，使“第一世界”之外的众多人继续愤怒。在《爱德华·萨义德与美国研究》一章中，我曾主张，即使萨义德，这位我们最重要的后殖民理论家之一，本人也被纽约市的世界主义承诺所吸引。但早在基地组织将纽约视为美国的代表而设为目标之前，拉什迪就已经理解，纽约是一座彻头彻尾的美国大都市。德里罗在《哈珀斯》上发表的文章《在未来的废墟中》，刊于2001年12月，距“9·11”仅三个月，准确预示了他将在《坠落的人》中写出的内容：深入批评我们国家的失败，却没有相应理解那些我们帮助产生、又已超出我们文化、政治与军事控制的全球力量。在这一点上，他以非虚构和虚构方式对“9·11”作出的回应，都在助长而非挑战我所谓的“超级民族主义”；美国国家试图通过这种民族主义，将全球问题吸纳进来，从而使之归化。我们最强大的社会批评者、最有洞察力的作家之一，竟会如此着迷于国家形式，这又是一个理由，说明我们何以如此迫切地需要超越国家的思考方式，重新理论化一个真正全球秩序中的政治、经济与人类关系。¶

一种进步的文化政治议程，无论位于已经确立的美国研究学科，还是族裔研究、后殖民研究、原住民研究和文化研究等相关领域，都必须具有后民族主义性质，并提供超出 国家形式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联系模式。与其他非美国社群的接触区，需要由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确定；但对于以超越国家的方式构想的文化政治，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比较方法，远远超出较古老的欧洲中心“世界文学”，考虑美国国内及其境外的流亡、异议和被边缘化的作家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同样，我们不能忽视把美国作为全球大国来研究的重要性，尤其当它通过文化实践行使这种权力时。仅仅批评国内的“美国例外论”，已经不够；今天我们还必须揭示，这种例外论如何被输出，并由此渗入国界之外许多不同的地方网络。美国电影和文学在伊拉克、以色列、巴基斯坦、耶路撒冷和尼加拉瓜，如何被接受？在那些拥有大型美军基地、存在贸易差额失衡的国家，人们能够接触到哪些消费品、电脑软件、互联网内容，以及相关的“文化工作”？揭开美国权力的神秘面纱，尤其是它披着“自由与机会”外衣时，仍是一项核心任务；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更多地了解那些最受美国全球霸权威胁的社群、国家和人民。正如我们从越战导致的大量流离失所移民人口中所了解的，我们推动全球化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力，常常把大量新人口带到我国；因此，移民及其文化后果，必须与我提出的文化外交政策一同研究。“美国小说”已不能再被孤立阅读，也不能仅从它对国家象征体系的再现来阅读；因为离开其跨国、后民族主义的流通网络，我们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一象征体系。¶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