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爱德华·萨义德与美国研究

引言

第一编

文化政治

流亡究竟如何从一种挑战或风险，甚至从对［奥尔巴赫］自我的主动侵扰，转变成一项积极的使命，而其成功将成为一桩意义重大的文化行动？

--爱德华·萨义德，《世界、文本与批评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1983）

我第一次见到爱德华·萨义德是在1976年，当时他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这后来成为他在随后二十五年间多次来访中的第一次。他主要是以批判理论家的身份受邀来尔湾的：最初邀请他的是默里·克里格创办的批评与理论学院，后来则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尔湾组织成立的研究团体--批判理论研究所。他在这里作过若干次专题演讲、短期研讨，并于1989年主持韦勒克图书馆讲座。批判理论研究所中的亚历山大·盖利、加布里埃莱·施瓦布、J. 希利斯·米勒和沃尔夫冈·伊瑟尔等教师，也都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因此，萨义德的讲座和研讨班通常吸引相当比例的批判理论家与比较文学学者。当然，1975年至2005年间，比较文学与批判理论在尔湾联系密切；这或许也是我们与爱德华·萨义德的研究感到如此亲近的诸多原因之一。¶

1989年5月9日、10日和11日，萨义德发表韦勒克图书馆讲座时，是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帕尔讲席教授；许多人主要把他视为比较文学学者和批判理论家，因而忽略了这一事实。^[1] 萨义德1964年在哈佛完成的博士论文题为《约瑟夫·康拉德的书信与短篇小说》；此后，他发表了许多讨论19和20世纪英国文学重要人物的文章和书中章节。^[2] 莎士比亚、弥尔顿、笛福、斯威夫特、塞缪尔·约翰逊、斯特恩、菲尔丁、布莱克、奥斯丁、华兹华斯、济慈、柯勒律治、乔治·艾略特、狄更斯、吉辛、阿诺德、霍普金斯、哈代、王尔德、萧伯纳、叶芝、康拉德、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吉卜林、乔伊斯、T. E. 劳伦斯与奥威尔，经常出现在他的著作与文章中。即使这一不完全名单，也足以表明：萨义德在现代英美大学的精英文学文化中受过全面教育--人们常以F. R. 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1948）笼统指称这种文化；同时，他也从斯威夫特、斯特恩、狄更斯、吉辛、王尔德、萧伯纳和康拉德那里，汲取了对审美意识形态的社会批评。¶

然而，如果从他对美国研究和美国文学研究的贡献来考虑，爱德华·萨义德似乎并不处于这些领域的中心；相对于他在英国文学方面接受的正规教育，以及从《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直至事业终点日益关注非欧洲文化、尤其是构成阿拉伯世界的文化，这些领域只是次要的。萨义德经常谈到T. S. 艾略特与亨利·詹姆斯，尤其是在早期著作《开端：意图与方法》（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1975）中；但他对两位作家的处理，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把他们纳入英国传统的做法。^[3] 对于他以一定篇幅讨论的少数美国文学作家，萨义德很快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们作为代表性美国人的学术声誉上，从而把这种例外论与“美国对世界主权的追求”联系起来（R, 364）。他为欧内斯特·海明威身后出版的《危险的夏天》（The Dangerous Summer，1985）所写的机敏书评--在这部书里，海明威重新回到了他在《午后之死》（Death in the Afternoon，1932）中娴熟处理过的斗牛文化--开篇便引用“美国写作”以“‘如何做’主义”为特征的陈词滥调，最后却得出结论：“美国写作的巨大问题”在于，“从知识中获得、又被转化成‘如何做’主义的认知震撼，只能发生一次［……］。第二次，它就被拖进市场”，被商业化了。^[4] 萨义德直接指的是《危险的夏天》逊于更早的《午后之死》，但他也在论证：海明威身份的独特性，与其说来自他对美国男性气质难以言传的体现，不如说是市场的产物。¶

在为1991年Vintage平装本《白鲸》撰写的“导言”中，萨义德同样着重讨论美国例外论，并赞同“利昂·霍华德、牛顿·阿文与迈克尔·保罗·罗金”的看法，即“他生活与作品中不可化约的美国特质”（R, 358），构成了梅尔维尔 声誉的独特之处，也印证了学界的一句套话：《白鲸》是“美国所产生的最伟大、也最奇异的文学艺术作品”（R, 356）。在向美国文学研究者表示敬意后，萨义德强调《白鲸》的“欧里庇得斯式”情节，以及它“与荷马、但丁、班扬、塞万提斯、歌德、斯摩莱特的联系”，继而对梅尔维尔与康拉德展开长篇比较（R, 356, 358-359）。把梅尔维尔放到欧洲与美国的比较语境中之后，萨义德便能够对美国文学的例外论模式提出质疑：“我想，说只有一个美国人才能写出《白鲸》，大概是对的--如果我们这样说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像梅尔维尔那样禀赋惊人的作家，才可能同时作为一个美国人，对人类可能性的范围如此着迷”（R, 358）。萨义德在修辞上的种种限定，也使读者踌躇起来；于是，梅尔维尔“美国性”的虚构，实际上被萨义德最终归结出的《白鲸》内在的跨国性质所取代：“这部追猎白鲸的宏伟故事所具有的巨大能量，以磅礴的力量溢出了国家、审美与历史的边界”（R, 358）。¶

萨义德解构美国例外论的另一个好例子，是他对R. P. 布莱克默的解读。萨义德认为，布莱克默对亨利·詹姆斯作品中“意识”的关注，表征了他本人如何努力使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在普林斯顿作为教师、批评家和文化力量”的权威获得正当性（R, 261）；尤其是在一个反智、反审美的社会里，这个社会“迫使艺术家”在想象中实现整个文化结构，而这一结构“已不再由社会制度承载”（R, 260）。萨义德还认为，令布莱克默深深着迷的詹姆斯式敏感性或精微良知，属于一种文明遗产；战后美国人不得不接过它，作为一种含混界定的“旧帝国结构瓦解后美国对世界的责任”的组成部分（R, 261）。因此，萨义德既能指出“［布莱克默］关于美国创造一种新意识的观念中潜藏的帝国主义”，又能精辟地诊断布莱克默的怀疑主义，认为它是对这种新版白人的--不妨称之为美国人的--负担的反应：“［布莱克默］笔下所有置身世界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肖像，或者阴郁，或者苛刻地评判他人，或者干脆悲观透顶：他一生对亨利·亚当斯的迷恋，是最有力的例证”（R, 261-262）。^[5]¶

单就萨义德论美国作家与批评家的文章而言，它们并不足以构成对美国研究的重大贡献；但即便是他最早涉及美国的文字中，也贯穿着他对美利坚帝国崛起的核心关切。萨义德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界定与批判，贯穿其整个事业而不断发展；而在他解释美国全球霸权崛起的方式中，也存在明显的遗漏和奇特之处。对于致力于批判性研究美国这一帝国强权的新美国研究而言，《东方主义》是最常被援引为典范的著作；但萨义德这部经典，相对淡化了19世纪美国在南太平洋、日本、中国、非洲和阿拉伯世界进行政治、经济与文化介入的复杂历史。萨义德对此段历史最持续的讨论，见于最后一章“当今的东方主义”。在那里，他强调，“在19世纪，美国关注东方的种种方式，为其后来公开的帝国主义关切作了准备”，继而简要讨论了“1842年美国东方学会的成立”。^[6] 《东方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批判，着重于18和19世纪的欧洲帝国强权--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部分目的，是理解美国在20世纪接管的历史遗产和外交政策。萨义德常把《东方主义》称为自己对美国介入越南所作反战回应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他对诺姆·乔姆斯基批判的认同：越南战争与客观学术概念之间存在一种“工具性联系”，因为该概念被用于掩盖国家资助的军事研究（O, 11）。^[7] 尽管如此，《东方主义》的总体论证，仍强调美国帝国主义是20世纪的产物；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美国研究领域已经有大量、甚至足以界定这一领域的研究，探讨奴隶制、对美洲原住民的种族灭绝、“昭昭天命”，以及同西班牙、法国、英国和墨西哥等北美其他殖民强权持续冲突所构成的“内部殖民主义”。¶

《东方主义》出版十五年后，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3）中，提到19世纪美国有一种堪与“欧洲的帝国主题”匹敌的“帝国主题”，并指出，理查德·斯洛特金、帕特里夏·利默里克和迈克尔·保罗·罗金“对这种美国帝国主义作过令人难忘的研究”。^[8] 美国研究学者还可以在萨义德 1993年的名单上增添许多名字，包括罗纳德·高木、理查德·德里农、罗伯特·伯克霍弗、雷金纳德·霍斯曼与安妮特·科洛德尼。但可以公允地说，相比《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更认真地研究了美国的种族、性别、族裔和地域范畴，如何使传统帝国主义获得正当性。也可能是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相对忽略19世纪美国帝国主义，包括已经大量存在的、把美国视为“内部殖民者”的研究，反而激发了美国研究的新学术工作；自1993年以来，这些工作愈来愈着重讨论领土扩张、经济剥削、人口控制与文化正当化的内部形式和外部形式之间的关系。艾米·卡普兰在《美国文化中的帝国无政府状态》（The Anarchy of Empire in United States Culture，2002）开篇一章中，承认的正是这种间接影响：“我受惠于爱德华·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它有力地揭示了，欧洲高雅文化的珍宝，如何带着其基础所在--遥远地理空间中的帝国暴力--的痕迹。”^[9]¶

《文化与帝国主义》对美国帝国主义以及美国研究在这一议题上的学术成果，的确比《东方主义》给予了更多关注；但萨义德把美国与非殖民化之后的新帝国主义联系起来的做法，在两书中是一贯的。“未来摆脱统治的自由”是《文化与帝国主义》的最后一章，开篇一节“美国的崛起：战争中的公共空间”，主要讨论美国全球霸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何成形（CI, 283-303）。诚然，萨义德也提到更早的美国帝国主义实例，包括“昭昭天命”的领土扩张，以及“离岸经历［……］，从北非海岸到菲律宾、中国、夏威夷，以及［……］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289），也提到“马克·吐温、威廉·詹姆斯和伦道夫·伯恩等反帝国主义者”（287）。但萨义德在最后一章提出的、带有明确乌托邦性质的政治改革方案，却牢牢建立在与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的对照之上：从美西战争、美菲战争到“沙漠风暴”行动，文化上的反帝国主义“一直没有奏效”。“沙漠风暴”这场军事行动萦绕在《文化与帝国主义》的最后几页，萨义德意识到：“那些反对美国进攻伊拉克的观点，完全未能阻止、推迟或减轻其可怕的力量”（287）。¶

即使《文化与帝国主义》中简短的《关于现代主义的一则说明》，也遵循萨义德的时代划分：传统帝国主义主要对应英国和法国--其次是19世纪处于“衰落”中的帝国强权西班牙和葡萄牙--而新帝国主义对应美国（CI, 186-190）。他的文化现代主义版本，并未超出他在《开端》中较为详尽讨论过的英格兰-爱尔兰-法国版本多远。康拉德、福斯特、乔伊斯、伍尔夫、T. E. 劳伦斯、马尔罗、普鲁斯特、毕加索、T. S. 艾略特、庞德与托马斯·曼--后者算是对德国殖民主义的一点照顾--构成了萨义德所理解的世界主义现代主义代表；这种现代主义以暧昧矛盾的方式再现非欧洲文化，或与欧洲追求全球权力的意志相配合，或对其提出挑战（188-189）。在这些语境中，T. S. 艾略特和庞德对萨义德而言，与其说是“美国”作家，不如说是这种世界主义的重要人物；他们各自精心培养的英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海外侨居身份，也强化了这一假定。¶

爱德华·萨义德常被称为后殖民研究的“创始人”。这一说法一直令我困扰，尽管我承认萨义德对于推动后殖民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一套多样的方法论，也是一系列针对不同地区与群体、彼此重叠而有时相互争论的研究，尤其关注非欧洲、非美国的“边缘”地区，那里居住着世界人口中的大多数，而许多人仅仅勉强生存。近年来，在萨义德著作的部分影响下，后殖民研究已经成为不断变化的美国研究领域中，一个核心方法和争论主题。从劳伦斯·比尤尔的《我们已经进入“后美国研究”了吗？》（“Are We Post-American Studies?”，1996），到C. 理查德·金编的《后殖民美国》（Postcolonial America，2000）与我编的《后民族主义美国研究》（Post-Nationalist American Studies，2000）中的文章，关于美国研究与后殖民研究如何关联的讨论，已经成为学界最活跃、也最具争议的论辩之一。^[10] 在《新美国研究》（The New American Studies，2002）中，我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解决办法，因为我相信，两个领域的未来至关紧要地联系在一起；而双方若错误地为争夺制度权力与空间而彼此斗争，可能会给两个领域都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11]¶

对于有意在美国研究与后殖民研究之间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学者而言，萨义德与后殖民研究历史之间的矛盾关系，很有启发性。 后殖民研究最重要的源头之一，是南亚学者在“底层研究历史学家小组”等团体中所作的工作；这些团体与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组织在内的政治行动团体，有着密切联系。《文化与帝国主义》引用了一些后殖民研究学者的工作，但萨义德对女性主义着墨甚少，并重复了他历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的不信任。《东方主义》以欧洲对“东方”的“女性化”，以及把欧洲恐同心理投射到“异国情调的东方”为论述前提；但在整个学术生涯中，萨义德对女性主义的认可，更多是姿态性的而非实质性的；他很少提及同性恋研究和酷儿理论，却经常表明自己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不信任马克思主义实践。早在1982年，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就要求萨义德更加认真地对待女性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她主张，萨义德“呼吁一种能够解释‘日常政治与权力斗争’的批评”，必须辅以“女性主义阐释学”；后者已经能够“阐明男性统治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以及男性统治与有组织的左派之间的关系”。^[12] 在《世界、文本与批评家》（1983）中，萨义德能够赞赏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精辟而［……］有说服力”，同时又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把它视为又一个限制“批判意识”自由的标签。^[13]¶

我对把萨义德视为后殖民研究源头这一做法的不安，部分来自萨义德自己对于葛兰西式“有机知识分子”角色的培养。20世纪80年代初，萨义德把这一角色的批判功能，界定为在“市民社会内部的那个潜在空间中活动，代表那些替代性的行动和意图行事；推进这些行动和意图，是人类与知识分子的一项根本义务”（WTC, 30）。在我看来，萨义德把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与现代主义的“世界主义者”嫁接起来，试图挽救一种独立的、往往属于精英的、来自大都会的“批判意识”。然而，随着后结构主义对主体的批判、后殖民主义对于协作的多学科学术和政治联盟的呼吁，以及文化研究对于审美意识形态及其“天才”崇拜的批判，这种意识越来越站不住脚。1997年，萨义德批评后殖民主义，因为它“实现了激进民族主义以及那种民族国家，在那里，独裁者［……］说着自决与解放的语言”。在这样的 情形下，萨义德更愿意选择另一条路：“知识分子的天职，是向权力说真话，拒斥正统和权威的官方话语，以反讽与怀疑精神而存在，［……］努力道出亲历苦难与受压抑经验的无声证词”（R, 526）。¶

萨义德始终强调，自己的跨国经历如何帮助他塑造一种策略上“格格不入”的身份--借用他自传的标题--因而能够采取一种“入世的”视角；这种视角，往往是植根于特定国家或其他社会位置的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在《格格不入》（Out of Place）的最后一段，萨义德把这种眼光转变为一个本体论范畴：“偶尔，我体验到的自我是一些流动的水流。我更喜欢这样，而不是一个坚实自我的观念，不是那种许多人赋予重大意义的身份。这些水流［……］处于‘偏离’状态，也许格格不入，但至少它们始终在运动，处于时间、处所之中，呈现各种奇异组合的形态［……］。我愿意把这想成一种自由，尽管我远未完全确信它确实如此。”^[14] 萨义德常在最优秀的文学、比较研究以及强有力的前辈--尤其是埃里希·奥尔巴赫--身上发现这种入世性；但这种发现方式，有时也可能掩盖其中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政治处境（WTC, 5-9）。^[15] 萨义德从未明确把这种世界主义同美国性、甚至现代主义联系起来；然而，它既深深扎根于美国神话批评家曾有效批判的美国自我神话，也植根于美国侨居者在海外对自身“他者性”的精心培养。¶

萨义德的许多世界主义典范，都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与他共事、被归入纽约知识分子群体的朋友与同事。^[16] 他的文集《流亡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题献给“F. W. 杜皮的回忆”，并以一段友谊见证开篇，尤其追忆杜皮“激进而开放的精神”，以及他如何鼓励萨义德“对于法国理论新风格、实验小说与诗歌的兴趣”（R, xiii）。虽然萨义德承认自己“对身为年长同事和朋友的特里林怀有深厚感情”，但他显然把莱昂内尔·特里林归入那些纽约知识分子之列：他们“最糟糕的特点包括［……］令人厌倦的自恋，以及一种自以为是、向右转的致命倾向”，还有一种“在纽约知识分子风格中如此普遍”的“亲英癖” （xiii）。^[17] 与之相比，萨义德把杜皮描写为一个左派知识分子，坚守“早年托洛茨基主义时期激进的反权威政治”；尽管在萨义德认识他的那些年里，杜皮的研究与教学显然遵循着其他许多纽约知识分子的高雅文化模式（xiii）。作为学者，杜皮最为人铭记的无疑是他1951年为“美国文人”丛书写的《亨利·詹姆斯：生平与著述》（Henry James: His Life and Writings）；此书在二战后重新确立亨利·詹姆斯在美国文学传统中的中心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8] 然而，“1967年阿拉伯世界遭到惨败之后，正是弗雷德·杜皮支持了我为巴勒斯坦事业进行的孤独斗争”，而“杜皮和妻子安迪，是我纽约学术生活中的朋友里，仅有的真正到贝鲁特探望过我的人；当时，也就是1972年秋天，那里是中东革命政治的中心”（xiii）。¶

萨义德对自己与杜皮夫妇友谊的见证，无疑是私人的、真诚的；但它也是一种方式，使他在承认自己与纽约知识分子关系的同时，与他们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兴趣和保守政治保持距离。更广义地说，对于萨义德经常称赞纽约市，我们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他说，纽约“今天［……］就是一百年前的巴黎，是我们时代的首都”；这主要归因于“它的异乎寻常，以及各种属性的奇特混合”，尤其因为它增添了他自身“格格不入”的感受（R, xi）。值得注意的是，萨义德对弗雷德·杜皮的钦佩以及对纽约的热爱，遵循着他在《世俗批评》中出色分析过的亲缘关系与结盟关系的逻辑：“如果亲缘关系由自然纽带与自然权威形式维系--包含服从、恐惧、爱、尊重与本能冲突--那么，新型的结盟关系，则将这些纽带转化为似乎超越个人的形式，例如行会意识、共识、同事关系、专业尊重、阶级，以及主导文化的霸权”（WTC, 20）。¶

到这里，我一直着重讨论，爱德华·萨义德如何矛盾地置身于欧美文化、历史与高等教育世界之中工作，而他在主要著作中又如此有力地批判这些世界。在那些体系中取得成功，当然对于他的批判意识至关重要；如果不分析他与欧美现代主义者、纽约知识分子、 “美国亚当”神话，以及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学界广受欢迎的“旅行中的理论”之间的结盟关系，就无法理解他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因此，萨义德的“批判意识”有相当部分是深具“美国性”的，正如他本人不只是偶尔研究美国文学与文化的学者，而且在个人层面、存在层面和法律层面，都是美国人。事实上，他的名人地位也奇特地、且有时令人不安地体现出美国性：国际学术共同体既爱他也骂他，因为他既能成功地驾驭大学里的专门话语，又能在几种不同的大众和通俗媒介中作出回应。萨义德体现了启蒙运动的天才崇拜如何在后现代时代转变为名人崇拜，也体现了这一转变如何一路与美国商业主义紧密结合；而这种商业主义，正是萨义德在论海明威的《如何避免被牛角刺伤》（“How Not to Get Gored”）中如此雄辩地讽刺的对象（R, 238）。¶

学者们钦佩或谴责萨义德，恰恰因为他们期待他承担起向普通公众传播我们知识的责任，并把思想论辩转化为公共政策乃至外交政策。爱德华·萨义德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但他也成为学界的牺牲者：在我们的想象中，他魅力太大，以至于我们不可能企及他的成就；他的政治行动又太过危险，以至于我们不敢效仿。W. J. T. 米切尔在《纪念爱德华·萨义德》中指出：“爱德华公开露面时，总受死亡威胁困扰；他把这些威胁--连同自己的癌症--视为一种令人厌烦的干扰而不予理会；而更糟的是，还有那些提问者，企图诱使他说出反犹言论，或者把他对以色列的批评说成反犹主义的表现。”^[19] 萨义德在回应公开的、常常危险的批评时，以及在积极面对自身白血病时，无疑都极有勇气；但我们也给他套上了神话英雄主义的面具，部分目的是逃避我们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把知识传递给更广大的受众，并承受这种见识常会引发的异样反应。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声誉部分也来自出色的学术研究；但很少有人获得萨义德那样的名人地位。在他身上，这是一种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以牺牲为代价的成功。¶

围绕学术自由的持续争论，以及试图限制这种自由的立法努力，凸显了这种学术名人崇拜的危险；限制者往往以“政治”“不属于”课堂为理由。亚利桑那州最近针对无证劳工的立法中，包含了一项禁止图森公立学校开设奇卡诺／奇卡娜研究课程的法案，理由是它“反美”。2003至2004年间，国会围绕H.R. 3077号决议展开了相当激烈的辩论；公众通常把它称为国会“监管后殖民研究”的努力。^[20] H.R. 3077于2003年10月24日在众议院通过，随后搁置于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直到2004年悄然终止。该法案部分源于马丁·克雷默的“中东论坛”与丹尼尔·派普斯的“校园观察”的努力：他们试图压制这些新保守主义者所谓区域研究和后殖民研究对知识的政治化。许多知识分子把国会听证视为联邦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进行审查的新阶段。在斯坦利·库尔茨提交给小组委员会的报告中，爱德华·萨义德被数次称为“后殖民研究的创始人”；他和《东方主义》是库尔茨所谓如今在美国大学里传授的“反美主义”的核心实例。库尔茨是一位“来自胡佛研究所和《国家评论》的知名党派人士”，他建议美国政府监管“依据第六篇拨给大学、用于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资金”（Prashad）。令我不安的是，库尔茨竟能如此轻易地错误认定萨义德是后殖民研究的“创始人”，并由此暗示存在一个由单一知识分子操控的阴谋。无论有没有爱德华·萨义德这样的替罪羊，布什政府对“反恐”和新“国土安全”的诉求，已经导致政府对思想生活的进一步干预；但这些所知有限的新保守主义者能够成功发起此类攻击，关键在于他们的偏执与阴谋修辞。如果那么多学者早已公开分享这些知识范式，使库尔茨无法单独指认“罪魁祸首”，后殖民研究与区域研究的处境又会好上多少？简而言之，倘若我们都说：“是的，我们都是后殖民学者”，又会发生什么？¶

萨义德的声名，与其说建立在《开端》《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等重要学术著作的论证上--对他辱骂最狠的公开批评者，很少读过这些书-- 不如说建立在他对阿拉伯世界各民族政治自决与文化再现权利的倡导上。在这个世界里，当然包含着萨义德自身的埃及、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亲缘关系；他始终有力地捍卫巴勒斯坦人拥有自己家园，以及相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自主权的权利。在这方面，他持续而连贯地批评美国外交政策对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帝国主义予以单方面支持；这种帝国主义在当前危机中以色列政府与军方的行为里表现得尤其明显。美国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走向国际化的后果之一，是我们必须为美国在其边界之外的行为承担责任；萨义德为巴勒斯坦人权利辩护时，通常都会批评美国政府政策、主要把巴勒斯坦人再现为“恐怖分子”的媒体表述，以及东方主义学术研究；这些因素助长了当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未宣战的战争。^[21]¶

萨义德关于阿拉伯世界政治与文化的大量学术研究和新闻评论，可以追溯到其事业的起点，也就是1970年发表《巴勒斯坦经验》和《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声音》之时。^[22] 要评估萨义德三十三年来在中东研究和政治新闻评论方面的工作，需要具备这些领域资格的学者运用其研究技能和背景知识；但即使在这项工作完成之前，美国研究学者也已经可以从萨义德对美国、阿拉伯和以色列政治文化语境的比较研究中学到很多。1979年，他富有预见性地写道：“在近代阿拉伯历史中，我想不起有哪个时期，人们曾对美国怀有如此广泛、持续且痛苦的兴趣。在所有这些兴趣之下，当然有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及其利益，以一种侵入性的直接方式，触及阿拉伯人的生活。”^[23] 美国研究扩展到既包含国际学者的工作，也考虑美国作为全球强权的角色；对此，一个常见批评是，我们不可能在课程和研究项目中包揽“一切”。然而，许多学者回应萨义德关于重新理解我们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挑战而开展的研究，已经驳斥了这样一种假定：认为研究美国与其他国家、民族和地区的联系， 必须由每个学者个人完成，或者必须完全由美国研究项目和课程来组织。¶

我们已进入一个后民族主义时代，其特征既有新民族主义的斗争，也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跨国危险与希望。萨义德在其公共形象和卓越事业中体现的比较主义，应当由许多不同学者共同开展；他们来自众多日益重叠的学科，例如美国研究、中东研究、比较宗教学、历史学、比较文学、哲学、政治学、人类学与外语系。他们的工作应该多样而富于争辩，但目标应当是形成某些思想联盟；这对于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新型博雅教育至关重要。另一个目标，应是形成公共政策，以印证或质疑各方由政府支持的专家所提供的知识。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朝着这些艰难却可以设想的协作目标努力，以专业知识分子更具集体性和多样性的声音，取代爱德华·萨义德独一无二的名人地位；这些知识分子愿意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承担更大责任。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萨义德研究已经指明的方向，以及后殖民研究、文化研究和新美国研究的丰富成果所揭示的方向工作，我们就将以最好的方式纪念爱德华·W. 萨义德：把他记作一位鼓励我们超越其工作的老师。¶

本着这种精神，我现在转向一种“美国东方主义”的发展。萨义德或许曾预见它，却未能活到今天，见到它目前的形态，尤其是当代美国社会某些领域中令人不安的伊斯兰恐惧症。最近，围绕在曼哈顿“归零地”两街区之外修建伊斯兰中心的争论，又与佛罗里达中部一个小镇牧师计划在“9·11”当天焚烧《古兰经》、以抗议伊斯兰恐怖分子的行动纠缠在一起。这些令人忧虑的例子表明，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已经变得何等两极对立。我的目的，是指出爱德华·萨义德对美国研究的贡献，不仅仅是学科层面的，更无疑比他偶尔谈到亨利·詹姆斯、欧内斯特·海明威和T. S. 艾略特时所说的话更为重要。萨义德留给新美国研究及其文化政治的遗产，应当被理解为：他阐发了一些关键观念，使我们得以理解美国这个深深介入 中东政治的全球强权。同样，我们也不应把萨义德当作无所不知的先知；美国东方主义，并非仅仅是他在《东方主义》及其他学术和新闻作品中如此出色解读的欧洲版本的延伸与发挥。萨义德于2003年9月25日去世时，第二次海湾战争已在官方说法中结束；乔治·W. 布什总统在2003年5月1日那场声名狼藉的演说中，宣告我们的军事“任务完成”，尽管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还将持续七年。萨义德无疑认识到，布什的军事炫耀，以及我们为寻找始终捉摸不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发动的无端入侵，正是伊拉克即将爆发内战、以及市民社会崩溃的原因；这场崩溃将导致数十万伊拉克人死于宗派暴力，数百万人逃离家园。对萨义德来说，这是西方帝国主义在该地区历史中的一个熟悉故事。¶

萨义德确实预见到，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到布什政府提出“大中东”构想，美国传统帝国主义会如何蜕变为新帝国主义；这一构想企图通过第二次海湾战争中我国灾难性的入侵和占领伊拉克，来实现地区平衡与安全。这个“新东方”，在历史上沿袭了欧洲在中东的殖民主义轨迹：尤其是围绕1869年通航的苏伊士运河修建而展开的北非和中东殖民争夺及其前后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与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协商的势力均衡政治，以及20世纪20年代外国第一次大规模开发中东石油资源。炮舰外交、巴勒斯坦英国委任统治之类的政治势力范围、以现代“发展”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修辞掩饰的第一世界国家商业机会主义--如标准石油和英国石油公司所依赖的那种--过去二十年间，只不过被美国以典型的“东方主义”方式延续下来。¶

萨义德也理解，这一帝国遗产如何塑造了以色列国与巴勒斯坦，以及埃及、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等近邻之间目前的僵局。这种政治僵局，几乎是由领土的破碎性所注定的：它使该地区各个独立国家的主权无法界定，更不用说维系了。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写道：“帝国主义归根结底关乎土地”， 坚持指出这一帝国主义的根基，并告诫我们绝不可忘记（CI, xii-xiii）。只要看一眼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分裂领土内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社区分布的地图，就会明白，要把该地区简单划分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是何等不可能；这或许也提醒我们，为何巴勒斯坦政治家会在1948年拒绝那个看似合乎常识、将其“分割”为两个独立国家的方案。任何成功的解决办法，都将涉及对“国家边界”的新理解，并改变我们对于民族国家自足性与领土自主权的观念。¶

然而，把传统帝国主义模式直接延伸到当代美国的新帝国主义，是有局限的；后者无疑至少可以追溯至越南战争（1965-1975）。萨义德坚持认为，作为帝国主义欲望对象的土地，是不可化约的“现实”；这也许同样标志着他对于东方主义这一西方帝国主义关键策略的、彻底现代的理解所具有的局限。在揭示东方主义如何掩饰欧洲帝国主义者基本的土地攫取时，萨义德设想了一种相对直接的去神秘化工作：揭开西方话语实践--学术、文学、视觉艺术、新闻媒体等等--的面纱，因为它们遮蔽或伪装了中东的真实政治局势。阿拉伯文化被这一西方话语女性化、边缘化、少数化，尤其在语言和文化层面遭到排除；它首先需要的，是重新确立其悠久的权威：既确认它如何影响并塑造过西方，也确认它如何持续地自我再现，而这些再现方式却在西方蓄意的误读中遭到歪曲与压制。萨义德把文化翻译与祛魅的任务承担下来，将自己置于反帝国主义批评家的位置；而对于他所批判的西方的文化规范，他拥有受过训练的欧洲比较文学学者和欧陆理论家的专业理解。¶

今天，“报道／遮蔽伊斯兰”已经采取某些萨义德未能完全预见的新方式，改变了我们对于一种必须称作“新东方主义”的现象的理解。它由美国国家操纵，只部分取资于传统西方东方主义，而后者主要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产物。我将把其中几种新方式，置于一个大致拟定的统一标题下考察：传统“东方”在美国民族国家内部的内化。我更喜欢这一表述，而不是“美国化”；后者本身就是 美国帝国主义历史上一种较早的文化引入形式。我认为，这个过程具有某些不同于最简单意义上的“美国化”的新特征，尤其是：那些自觉具有跨国和全球性质的霸权力量，对“民族国家”作出复杂而矛盾的运用。萨义德无疑理解，19世纪欧洲东方主义，是欧洲自身对外来、女性、性、种族和非理性“他者”的无意识焦虑的投射。萨义德通常反对解构和后结构主义，但他本人也“解构”了这些“他者”，以揭示欧洲的精神病；这种精神病的主要症状，必定是那种无法治愈、永不满足的帝国主义欲望。¶

但当面对约翰·沃克·林德--“美国塔利班”--以及美籍伊朗人阿扎尔·纳菲西这样的文化产物时，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便达到了其限度。前者是已被定罪并监禁的“敌方战斗人员”（法律上并非“恐怖分子”，否则此刻他就会被关在关塔那摩，而且很可能尚未受审）；后者则是美国与伊朗双方的新“爱国者”，甚至可能属于那种不可思议的“跨国”实体--“美国伊朗”。我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分别按照林德和纳菲西各自的情况讨论他们；但在这里，我想用他们来说明萨义德未能完全理解的新东方主义。林德把“新东方”拖入原本性质各异的“国内恐怖主义”领域，把大卫·考雷什、蒂莫西·麦克维、爱达荷州红宝石岭的分离主义者，与中东伊斯兰激进主义凝聚在一起。今天，这种关联已经变形，把反越战运动中左派政治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也包括进来，因而暗中也包括了反对伊拉克和阿富汗不道德战争的反战运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莎拉·佩林重新翻出贝拉克·奥巴马与威廉·艾尔斯的交往，正表明奥巴马对美国与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批评”如何被压缩成一种关联：将艾尔斯在20世纪60年代参与创建的“地下气象组织”、它所服务的反越战政治，同一种更普遍的反美“仇恨”联系起来。后者又不可思议地把如此不同的批判立场串在一起：作为学科的批判性美国研究、MoveOn.org等组织发起的反海湾战争抗议，以及致力于美国孤立主义和种族纯洁性的新纳粹与激进自由意志主义团体。即便我们抗辩说，美国这些激进运动--其中只有一部分被贴上“国内恐怖主义”的标签--通常都依赖其深厚的爱国主义， 并坚称自己倡导的任何批评，都是民主有效运作所必需的，这种抗辩也无济于事。¶

林德对美国国家权威构成的威胁大得多，因为他拒绝了这一民主与民族国家的话语世界。因此，必须通过把他幼儿化，在意识形态上消除他的威胁，并给他一个“宽大”的判决；这个判决又进一步证明，他只是以“青春期”的方式，反抗雅皮士父母、湾区的纵容态度，以及越战后那一代人的其他“症状”。这一代人不能恰当地养育孩子，是因为他们自己“从未长大”。对于反越战抗议，新保守主义有一种熟悉的解释，例如保罗·伯曼在《两个乌托邦的故事》（A Tale of Two Utopics，1996）及其续作《权力与理想主义者》（Power and the Idealists，2005）中提出的那样：把对外交政策、帝国主义和无正当理由战争的有力批评，贬为“幼稚”，视其为脱离“现实世界”，脱离美国全球军事和经济政策所假定的“现实政治”。诚然，将“东方”--在林德这里指也门和阿富汗--与“幼稚”相混淆，让人想起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的精巧理论：从“婴儿期”的东方，经过埃及的青春期，再到希腊罗马的青年期，最终达到黑格尔本人这样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完全成熟。林德把伊斯兰激进主义带入美国国内，关键在于他以青春期方式反叛西方“现代性与发展”。通过这一倒退姿态，“他”置换并吸收了阿拉伯、阿富汗、也门和其他“东方”社会制度以及伊斯兰教；美国法庭里那个蓄须的湾区青年，以其诡异形象体现出这个“新东方”，再一次把反越战嬉皮士与激进伊斯兰混为一谈。¶

这种误认的另一个版本，是移居海外的中东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她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Reading Lolita in Tehran，2003）中的权威，被假定是“本土知情人”的权威，因为她熟悉沙阿残酷统治结束后的伊朗政治与社会史。当然，纳菲西只是众多利用这种目击叙述获得成功的移居作家之一；其中还有同样受到赞颂的卡勒德·胡赛尼，他的《追风筝的人》（The Kite Runner，2003）据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内部人的阿富汗叙事，涵盖苏联进入之前直至塔利班统治的时代。当然，对目击者始终应持审慎怀疑态度，尤其当我们讨论的是充满政治冲突、无法化约为一种 单一代表性视角的社会时。非西方本土人的实际权威，常常来自西方，从而危及其本土身份的可信性。纳菲西的权威，实际上是她从俄克拉何马大学取得的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的权威，而非她有能力进行那种我们通常与新文化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联系起来的现代伊朗社会民族志研究。¶

传统帝国主义按照帝国大都会中心的文化与社会价值模具，塑造底层主体。纳菲西与胡赛尼把这一传统推进一步：他们积极采用那些价值，建构出“具有代表性”的伊朗裔美国人与阿富汗裔美国人；二者各自代表着伊朗或阿富汗民主化之后公民身份的乌托邦理想。当然，这种民主化的政治前提，是军事入侵与占领，因此，这类乌托邦幻想总是已经以美国帝国扩张为前提。纳菲西与胡赛尼代表传统的“同化主义理想”，但两位作者都从不“遗忘”其本土文化，而通常人们却期待被同化的少数群体这样做。相反，这些新底层主体积极在美国境内建构幻想性的伊朗和阿富汗“文化”：既通过他们的英语著作--及其主要由英裔美国人构成的读者群--也通过他们对美国境内伊朗或阿富汗难民社区的特殊推崇；这些社区被树立为那些最终将“返回”故土者的范本。¶

这种东方内化的第三个版本，是把神话性的民族叙事与原型，运用于中东的新对外行动。例如，以清教徒被俘叙事为背景对杰西卡·林奇作出的种种解读，以及将国内边疆冲突与第二次海湾战争压缩在一起的做法。诚然，后来的发展，包括林奇本人对相关事件版本，以及对美国军方英勇营救她的情节剧式说法的否认，都大大挑战了这种民族神话建构；但杰西卡·林奇实际上被迅速改编并吸收进国内关切的速度，正是我所谓“美国把国际危机民族国家化”的症状，即以此遏制和控制那些危机。美国人对帕特里克·丹尼尔·“帕特”·蒂尔曼（1976-2004）命运的着迷，可能表明意识形态上的复杂性、甚至矛盾，都在促成新的神话建构；蒂尔曼在阿富汗死于“友军误伤”。^[24] 只要杰西卡· 林奇和帕特·蒂尔曼继续代表第二次海湾战争及我国持续进行的阿富汗战争中的矛盾，他们就仍是引人关注的人物；而他们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是把这些战争连同尚未解决的种种政治复杂性，一并带回“国内”。¶

更广泛的文化叙事，是两次海湾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中的“越南效应”：我们在一个“东方”（东南亚）的行动，似乎制约着我们后来在另外两个非常不同的“东方”（伊拉克与阿富汗）的政策，仅凭名义上的联系，就把这三个地区混为一谈。“越南效应”说的是，一切都关乎我们，而非他们--无论伊拉克人、阿富汗人、越南人、老挝人还是柬埔寨人。因此，我们可以轻易地把关键术语，也就是帝国诗学中起作用的隐喻，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而不感到认知失调：泥潭（越南和第一次海湾战争）、多米诺骨牌（东南亚和阿富汗／巴基斯坦）、黄丝带（战俘／失踪军人，以及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协会和海湾战争老兵）、创伤后应激障碍、橙剂和海湾战争综合征。当然，这些投射与替代的社会心理实践，对于19世纪欧洲东方主义也至关重要；它以自己对异国情调的“东方”的幻想为起点，用这些虚构替代那些既非“东部”、也非“东方”的地区。¶

新东方主义的区别，在于有意识地把这些幻想输入国内。在19世纪的想象中，距离是一个关键因素，它保持着遥远土地与人民的异国情调；尤其当那些地方的人移民到帝国大都会中心时，距离更显重要。但今天，美国新帝国主义依赖于把遥远、异国的事物，尤其是它们的想象性质，变成熟悉之物，并把它们纳入美国强大的同化神话。昔日英国关于“英语世界”的幻想，即大英帝国内每个人都说英语、都按英国市民社会标准行事的幻想，已经蜕变成美国关于“历史终结”的想象：届时，人人都会来到美国，实现自己的命运。当然，这也暗含着“美国”将无处不在。在这种反乌托邦愿景中，我们向内审视本国问题，以处理外交政策议题，预先应对那些终将来到我们身边的“外国”问题--我们知道，它们必然会来。正是这种“美国普遍性”的幻想--它过于频繁地成为新世界主义的范本，包括萨义德自己的世界主义--告诉我们：美国新帝国主义 与其说关乎土地、自然资源，甚至全球经济或军事权力，不如说主要关乎一种我们至今仍无法界定的民族身份。¶

新东方主义是多重的、相互重叠的，并在策略上制造混淆；这使其作者能够以外交政策讨论，取代对越南、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各民族真正的历史讨论。这些内化、国内化和置换的文化过程，讽刺之处在于：它们通过一种从未如此脆弱而虚构的美国民族国家模式展开。里根-布什各届政府通过跨国联盟行使全球性的国家权力；这些联盟包括沙特王室、美国在大中东的盟国、阿富汗黑海邻近地区的石油利益，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对中国现代化与发展的依赖，而这种民族国家模式与之并不相干。贝拉克·奥巴马政府试图塑造更加合作的国际关系形象，以及较少军事色彩的外交政策形象，尽管美国仍以“国家安全”之名进行着两场战争。奥巴马政府新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形象，依然依赖一种强劲的美国例外论。美国不只是“自由世界”的“领袖”，还是宗教、种族与族裔、性别与性取向、经济和政治多样性及宽容的民主典范。“东方”存在于一切别处，尤其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家中。¶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