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弗朗西斯·斯科特·基之死及其他挽歌：音乐与新美国研究

有人从另一个国家来到我们的社会……改动我们的国歌，我认为这是可鄙的事情。

--查尔斯·基，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玄孙

《星条旗》的第一节应当保留英语，但其他各节应该交给任何想要它们的人，因为那些都是美国人不想唱或不愿唱的段落。

--喜剧演员乔恩·斯图尔特

1964年9月，距离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在一艘英国军舰上目睹麦克亨利堡遭炮击、写下著名诗篇《保卫麦克亨利堡》，恰好过去了150年。那时，我正惬意地躺在巴尔的摩港麦克亨利堡的一处草坡上，草坡将外部工事与内部堡垒分隔开来。我还差三个月才满十九岁，正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秋季学期开学前消磨时间，即将开始大学二年级的生活。作为初到巴尔的摩、天真无知的加利福尼亚人，我对历史一无所知，却决心主修这一学科，于是将自己的闲荡解释为“学习”。算不上欧洲“大旅行”，我这趟小小的巴尔的摩观光，却也沿着父母和教师为我踏出的高雅文化道路前进。参观博物馆，欣赏绘画，阅读“人类所思所写的最佳之作”，成为……的领袖。“嘿，你！在那里干什么？”我被匆匆带到司令官办公室--那时麦克亨利堡仍由一个准军事指挥机构管理--立即被带到了司令官本人面前。¶

我东张西望，拖拖拉拉，梦想着美国往昔朦胧的伟大；我对那段过去所知甚少，仅有的知识也不过是一堆学生式的陈词滥调。因此，我错过了堡垒的正式闭门时间，在“开放时间以外”被逮了个正着，像一个被英格兰银行定时锁困在中央金库的窃贼，或一个在蒙特卡洛赌场护墙上被探照灯逼入绝境的飞贼。即使在天真的20世纪60年代初，他们所担心的也一定是某种“恐怖主义”行为，只不过当时使用的名称更谦抑，叫作“破坏公物”和“游荡”，两者各有其帝国历史遗产。不知怎的，我凭着一番口舌之辩脱离了困境，以一阵敏捷的修辞花招避免被捕。我并不确切记得自己说了什么，但不知怎么，它奏效了。我只知道，从那天起，我恨透了弗朗西斯·斯科特·基。¶

在基的歌词所表达的爱国情感、以及他在英国军舰上那段备受尊崇的被拘留经历背后，这首后来成为我国国歌的熟悉歌曲，直接源于我们建国初期的全球雄心。迈克尔·奥伦指出，《星条旗》的歌词最初“于1805年为〔威廉·〕班布里奇和〔斯蒂芬·〕迪凯特而作，并配上一首古老的英国饮酒歌曲的曲调”，回应的是班布里奇和迪凯特在美国巴巴里战争中的作用。这首颂扬我们抵御英国、保卫年轻国家的国歌，起源于对我们战胜北非统治者之海战胜利的回应：那些人的“‘缠着头巾的头颅’向‘勇者的额头’和‘我们国家的星条旗’俯首”。^[1] 虽然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后来“在1812年战争中的麦克亨利堡战役之后”修改了歌词，其中仍留有巴巴里战争的回声；后者可以说是美国这个国家第一次对外战争冒险。正如奥伦所论证的，美国介入中东的历史，从独立革命一直延续到我们当代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Oren, 596）。虽然奥伦旨在表明，总体而言，这段历史更多体现美国对中东的“仁慈”，而非“贪婪”，但他同时也展示了，我们对该地区一贯抱有帝国图谋，而这又是我们追求全球权力的更大帝国雄心的一部分（Oren, 603）。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星条旗》起源于对美国战胜巴巴里诸国的颂扬，这在美国爱国主义的文化史中绝不是例外：爱国主义通过建构敌人而在文化层面发挥作用，由此展开一种帝国逻辑。¶

本来不该还需要批评爱国主义的修辞，但我们的时代如此令人绝望，其标志之一，就是必须挑战美国爱国主义，并以某种不那么致命的方式将我们的情感和思想联结起来的东西取而代之。在乔治·W. 布什政府全然无视公众意见、追逐其“反恐战争”期间，一种“新的”知识分子离乡立场逐渐显现：他们决意通过批评布什政府的帝国式“民主”，重新肯定美国民主的承诺。^[2] 布什政府所做的事具有持久后果，也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尽管奥巴马总统的任期获得广泛国际支持，但很明显，他选择继续使用强化美国例外论的爱国修辞。他在继续占领伊拉克、持续进行阿富汗战争以及应对巴基斯坦政治不稳定方面的外交政策，都依赖他反复确认美国的道德优越性，以及美国民主和资本主义对全球遥远角落的适用性。¶

我依然尊重我们惯常的思想手段，用以批评那些与我们对正义、平等和人道行为的理解相冲突的社会政治实践；这些手段包括最精深的学术话语，思考并推演富于想象力的解决办法的高雅文化工作，针对不平等社会规范的大众文化抵抗，以及从法律行动到表演行动等日常政治实践。当然，我们早已知道，这些活动中的任何一种，本身都不足以带来社会政治变革；每一种都需要其他实践的补充，而它们全都依赖有利、偶然的历史条件。柏林墙倒塌、马科斯夫妇出逃、哈维尔突然赢得民众拥护而掌权、奴隶制终结，以及妇女获得投票权，并非仅仅因为人们勇敢而协同行动。历史也发生了作用，而且往往远远超出此类人的能动性。¶

在这一点上，我无意将“历史”神秘化，甚至无意把“历史”的首字母大写。那些超出我们主动影响范围、因缺乏更恰当的词而被称作“历史”的东西--我认为这颇具悖论性，因为我们实际上指的，是所有并非历史性的事物--可能部分涉及超出理性能力的情感层面：个体对社会政治条件的反应，经过极大倍增，直至那些条件终于变得难以 忍受而必须被克服。我认为，美国民众对越南战争的厌恶，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美国及世界各地充满活力、形式多样的反战运动，为它提供了重要帮助，却不能全面解释它。情感转变对于实现必要的社会政治变革至关重要，因为它会影响那些顽固地不愿转变、不肯信服的人；否则，这些公民总会把行动者的每一次挑战，视为更加坚定自身立场的理由，更牢固地依附于他们为歧视、战争和种族灭绝所提出的论据。¶

大多数美国研究学者，无论具体属于什么学科，都是文学的研究者，知道文学修辞如何同时在理性与情感层面发挥作用，将读者塑造成艾蒂安·巴里巴尔所谓的“公民-主体”。当然，音乐也是美国研究的重要部分，但我认为，直到相当近的时候，它一直作为一种“专门领域”被边缘化，没有享有我们赋予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我们把后两者视为社会政治变革的推动者。因此，本章试图重新构想流行音乐，把它视为新美国研究与政治行动的中心；简言之，把它视为新美国研究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

美国流行音乐能够运用在情感上富于感染力的歌词和乐曲，极为有效地实现意识形态目的。1931年国会通过将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星条旗》定为国歌的决定，本身就是这一意识形态目的的绝佳例子。音乐是美国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运用流行音乐挑战美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应当成为任何行动议程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在音乐的传播与复制使之成为最快速沟通媒介之一的那些历史时期。音乐的霸权和反霸权功能，无论在学术讨论内外都广为人知；而正是这种政治可塑性，构成了本文论题的第三部分：因为批判性音乐常常依赖熟悉的旋律和主题，它特别容易被保守主义重新赋予功能。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著名的《生于美国》，原本意在批评越战期间美国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如何合谋，剥削美国工人和殖民地底层民众。当然，罗纳德·里根总统轻而易举就 把《生于美国》从对美国公民身份的反讽评论，变成了自己竞选连任的爱国主题曲。¶

自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的保守政治利益集团为自身目的挪用了“美国爱国主义”，将自觉、怀疑和质问的公民这一传统角色，挤到社会与政治的边缘，有时甚至推入事实上的流亡。“支持我们的军队”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流行的口号，在入侵并占领伊拉克期间，它变成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咒语，用以压制异议，控制美国规模虽大但仍属少数的反战运动。那种扭转成环的“丝带”，骄傲地展示在轿车和卡车的车窗、商家的门上，甚至T恤、外套和连衣裙上：它最初代表那些致力于抵抗艾滋病毒／艾滋病大流行的人们的团结，随后被采用为支持抗击乳腺癌及其他癌症者的象征，如今则成为在伊拉克“支持我们的军队”的全国性标志。¶

作为贴纸或贴花的扭转丝带，部分来源于1980-1981年伊朗人质危机期间人们绑在树上的“黄丝带”。跨越卡特与里根两届政府，人们借此表达对释放德黑兰美国大使馆内被学生扣为人质的52名美国人的支持。1981年1月21日，这些人质终于获伊朗政府释放时，托尼·奥兰多与黎明组合1973年的流行金曲《在老橡树上系条黄丝带》，被当作喜悦的返乡主题曲播放。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乔治·H. W. 布什政府敦促美国人在家外“展示”黄丝带，以表达我们“欢迎他们回家”的愿望来“支持军队”。这样，伊朗人质危机中那种“让人质平安回家”的原初民粹情感和表面反战情感，便与保守派的一种含蓄批评结合起来：他们认为，从越战归来的退伍军人遭到了反战示威者的虐待。^[3]¶

托尼·奥兰多与黎明组合的歌曲，取材于一辆开往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南方巴士上发生的真实事件。一位乘客告诉司机，他刚从监狱获释，因为开空头支票服刑三年。在狱中，他曾写信告诉妻子，她不必等他服满刑期， 但如果她仍愿意等他，就在佐治亚州怀特奥克镇广场唯一的橡树上系一条黄丝带，让他知道。当巴士驶过小镇，司机放慢了车速；妻子已在镇中心的橡树上系好一条黄丝带，获释者如释重负，热泪盈眶。司机打电话将这个故事告诉通讯社，故事随即传遍全国。词曲作者欧文·莱文和L. 拉塞尔·布朗在报纸上读到它，随后创作了这首销量过百万的歌。贝尔唱片于1973年2月发行，到1973年4月23日那一周，它已经成为美国排行榜第一的流行歌曲。¶

虽然直到1975年西贡才落入北越之手，美国才仓促撤离军事与外交人员，但1973年是美国与北越谈判达成和平协定的一年。托尼·奥兰多与黎明组合这首流行歌曲的成功，当然不仅因为它依赖乡村流行音乐的惯例--这是20世纪70年代初日益流行的一种混合音乐类型--也因为美国国内抱有乐观情绪，认为越战终于结束，而且在那时是“体面地”结束。回家与忠贞妻子团聚的囚犯，成为战俘的象征；许多战俘像今天的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一样，在“河内希尔顿”遭到酷刑，明确违反了《日内瓦公约》所保障的战俘保护。当然，由于越战直到最后仍是一场“未宣战的战争”，有关违反《日内瓦公约》对作战部队保护规定的主张，在法律上无法成立。¶

越战之后，“黄丝带”原本代表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结束后公众的宽慰，以及家人平安归来的个人愿望，如今却成为一种毫不含糊的爱国热情，以“军队”来换喻“我们的外交政策”。现在，“黄丝带”出现了许多不同的配色，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红、白、蓝三色丝带，以某种编排将美国国旗与丝带的多重含义结合起来。¶

我们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那里知道，爱国主义是一套由无数文化和象征行为维持的复杂虚构；但当旗帜飘扬、国歌奏响、橄榄球运动员 得分时，我们仍然会“激动”和“感动”。^[4] 仍然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爱国主义如何驱使个人，为针对一个遥远而相对弱小的国家--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的外交政策而献身，尽管在他们投入战斗之前，那个国家对他们没有直接威胁。许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其中多数永远不会相遇，或者即使相遇，也会发现彼此毫无共同之处；他们怎么可能在“他们的”旗帜展示、“他们的”国歌奏响时，相互拥抱、齐声歌唱？尽管这是典型的“爱国主义训导场景”，人们却很少以极大热情、甚至很少在一致认同之下演出它。在2006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电视转播中，乔治·W. 布什总统在阿灵顿国家公墓演讲，赞扬军人的牺牲；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等人与他一同唱国歌。拉姆斯菲尔德就像体育赛事上心不在焉的球迷，显然记不住歌词，时而对口型，时而保持沉默。因此，“爱国主义”并非简单地通过重复某些象征性行为来表演，比如唱国歌或背诵“效忠誓词”。爱国主义依赖一个广阔得多的文化工业，其产品在类型和时间上都多种多样。没有“新的”制作，爱国主义就会失效。因此，它的活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不断重新赋予古老文化神话以功能，使之适应新情况。¶

自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爱国修辞一直依赖用军人来替代四面受敌的政治领导人和机构；军人往往被塑造成个人，或通过虚构个人来代表集体。在乡村与西部音乐金曲《阿灵顿》中，特雷斯·阿德金斯以一位第二次海湾战争阵亡老兵的口吻歌唱；这位士兵刚被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距离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爷爷”，隔着“一千块墓碑”。^[5]¶

这名老兵为国效力所得的奖赏，是“因为工作出色”而获得的“这一小块土地……”，就在“沿路上去，山丘上一座白色大宅”的下面。这座“白色大宅”，当然是卡斯蒂斯-李宅邸，也就是阿灵顿国家公墓最初所在的庄园：1864年6月15日，蒙哥马利·C. 梅格斯准将征用了该宅邸，在此为联邦军的战争死难者建立公墓。但阿德金斯的“白色大宅”也指政府行政部门，也就是白宫，因而 将这名阵亡老兵的牺牲与爱国，等同于对布什政府中东外交政策毫不质疑的支持。阿德金斯的歌词在老兵的“家乡”和最终“回家”进入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使用双关，把“山丘上……的白色大宅”诠释为作出如此牺牲的“被选中者”的恰当归宿。公墓是“这一片宁静的地产”，是年轻人能够“安息”的“圣地”。阿德金斯利用布什政府保护美国人免遭“恐怖主义”、保障“国土安全”的承诺，暗示这些政策代表一种全国共识：“我们感激那些感激我们所做之事的人，／我们可以安息，因为我们是被选中者，／我们来到了阿灵顿，是的，尘归尘，／别为我们哭泣，我们来到了阿灵顿。”当然，这一《圣经》引语将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与公民宗教联系起来，正如对“山巅之城”（在此是“白色大宅”）和“被选中者”的影射，使人想起清教徒堕落前预定论中的拣选教义。¶

一些新保守主义者试图把“公民美德”和“良好公民身份”与“爱国主义”等同起来，实际上使爱国主义“合理化”，也就是为它披上一层“理性”的光环。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中，塞缪尔·亨廷顿抱怨，“美国商业与知识精英中的一些人〔认同〕整个世界甚于本国，并〔界定〕自己为‘全球公民’……”。^[6] 亨廷顿在书中采取民粹立场，把自由派学术“精英”和跨国公司“精英”混作一团，说他们与移民展开一场难以置信的共谋，要使美国去民族国家化；移民拒绝接受美国共识，最终便贯彻了他们在大学与企业中的盟友所奉行的“世界主义”议程。亨廷顿盯住拥有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双重国籍的移民，给他们贴上“&号族”的标签，以如下坚持助长美国近期针对无证劳工的愤怒：“过去的移民保留族裔认同，是作为其美国国家认同的次级组成部分。相比之下，&号族拥有两种国家认同。他们鱼与熊掌兼得，把美国的机会、财富与自由，同出生国的文化、语言、家庭联系、传统和社会网络结合起来。”^[7] 将这些不大可能结盟的力量联系起来的，最终是它们不爱国、反国家、乖戾而具有破坏性 的冲动。只有组成亨廷顿所谓国家“爱国公众”的美国基层民众才能拯救我们；他们“在爱国主义和对本国的忠诚方面，居于各国人民之首”。^[8] 作为理性或历史准确的论证，《我们是谁？》与那些“黄丝带”不断变动的象征意义一样，都没有更多道理；但在两种情形中，一套模糊的“爱国主义”修辞，都作为维系社会所必需的“共识”，在象征层面将两者固定下来。¶

当然，塞缪尔·亨廷顿经常成为自由派批评的靶子，因为他的论证如此核心地依赖新保守主义修辞，尤其通过把“价值”“信仰”和“民族主义”联系起来。但近年来，针对新的“世界主义”，或者罗宾斯与谢芳所正面阐述的“世界政治”，也出现了更复杂、政治利害关系不那么明显的批评。^[9] 新的“世界文学或全球文学”、“后民族主义”和“跨国”的文化政治项目、“旅行理论”以及“后殖民理论”，受到的批评包括其总体化冲动、不切实际，以及默认接受--或至少未能使自己区别于--第一世界单方面推动的全球化。虽然艾伦·沃尔夫在《新共和》上对所谓“反美研究”那篇臭名昭著的评论，是这种倾向的一个极端例子，但还有许多更“讲道理”的论点反对美国研究“国际化”，尤其当这要求我们比较研究西半球多语言、多族裔的社群及其相关边缘地带或“接触区”时。¶

在《世界主义》中，夸梅·安东尼·阿皮亚雄辩地倡导世界主义者的跨国伦理；这种人“严肃看待的，不仅是人的生命价值，更是具体的人的生活价值；这意味着关注那些赋予其生活以意义的实践与信仰。世界主义者知道，人是不同的，而我们可以从差异中学到很多”。^[10] 阿皮亚的方法尊重人的差异，包括由国界与习俗确立的差异，但与此同时，也试图发展一种不受限于特定国家知识与道德的伦理。正如阿皮亚承认的，我们很难认同世界主义的理想，即“我们对陌生人负有义务”；但即使最小的“国家”，也主要由陌生人构成。^[11] 是什么使我们能够认同那些并不亲自认识的“美国同胞”（或瑞士同胞、乌干达 同胞），却不与其他人类建立同样的联系？这个问题部分是国家专属知识的结果，尤其在与文化和历史有关的学科中。无论这些学科在解释国家时能够发挥何种批评与教育作用，它们也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使国家作为彼此分离的研究“对象”得到合法化。^[12]¶

文化、经济和政治全球化，使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看起来日益天真而不理性。美国流行音乐一方面在特雷斯·阿德金斯《阿灵顿》这样的作品中强化感伤的爱国主义，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注意到一种无法逃避的全球意识，它批判国家的狭隘。跨界民谣乡村音乐人史蒂夫·厄尔在专辑《革命现在开始》的唱片说明中解释说，他创作这张专辑时，特别迫切地想为“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总统选举”“发声”；那就是2004年总统选举，将在专辑于2004年5月发行后的七个月举行。^[13] 这些乡村与西部音乐旋律，与阿德金斯在《阿灵顿》等爱国歌曲中使用的旋律听来相当类似，但厄尔传递的信息却明确地具有激进性--秉持他所谓“激进的〔美国〕革命”的精神--而且具有全球视角。《回休斯敦的家》的歌词使人想起无数颂扬卡车司机辛勤劳动的乡村歌曲，但厄尔的司机跑的是巴士拉到巴格达的路线，“我的卡车引擎盖上装着防弹屏／一辆布雷德利战车跟在我后面”。卡车司机反复唱着：“上帝啊，让我活着回休斯敦／我再也不开卡车了”；这既否定了对卡车司机艰辛而光荣生活的惯常颂扬，也否定了开阔道路所象征的自由。^[14]¶

厄尔笔下的卡车司机或许想尽快回休斯敦，认识到自己参与这场远离家乡的战争是一个错误；但厄尔说得很清楚，第二次海湾战争的一项教训，就是劳动人民之间存在跨越国界的共同纽带。在《富人的战争》中，厄尔指出，博比这样的美国普通士兵受到爱国主义愚弄--“博比在胳膊上文着雄鹰和国旗／抵达坎大哈时，红白蓝深入骨髓”--于是去打一场“富人的战争”，却把“一堆逾期未付的账单”留在家里，而“贷款公司拖走了他的车”。在同一首歌中，巴勒斯坦人 “阿里”，“一个次子的次子，／在加沙长大，坦克来时就扔瓶子和石块／在这里也没什么别的可干，只是孩子们玩的游戏／一辈子生活在恐惧中，便会让你变得这样坚硬”。¶

博比和阿里都响应了“富人”同样的召唤；富人操纵他们的劳工，仿佛这些人是孩子。阿里接到“召唤”时，“把自己裹在死亡之中，赞颂真主／一个开着新梅赛德斯的胖子把他送到门口／又一个穷孩子，出发去打富人的战争”。^[15]¶

在美国媒体中，巴勒斯坦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通常被描绘为宗教狂热分子；厄尔却认定，他们与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军，具有跨国的共同诉求。¶

谢芳、罗宾斯、阿皮亚和厄尔正在发展一种新的世界主义，它应当指导我们使美国研究“国际化”的努力。“国际美国研究”这个奇特的混合术语，在名称本身中似乎就结合了世界与国家这两个不相容的范畴，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同时从跨国与“理性”的角度，对民族主义及其情感补充物“爱国主义”，展开持续批评。因此，这项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具有深刻的理论性：我们怎样才能使“理性”与“知识”摆脱特定民族或国家利益的束缚？知识的去国家化，与后殖民理论家沃尔特·米尼奥洛倡导的知识去殖民化相辅相成，尤其当我们理解民族国家与殖民扩张之间的历史关系时。^[16] 我们又能否以某种方式实现这一点，避开过去那些总体化的普遍原则--它们尤其显著地体现在现代性的启蒙遗产中？在结语中，我想指出，流行音乐提供了一种可能，沿着这些方向超越国家、超越普遍理性，并对抗新帝国主义版本的全球化。¶

民族国家内部的自由主义，已经不再能够替代一种政治上深为保守、修辞上却仍属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个善意的知识分子或艺术家，多么容易被这种新自由主义修辞俘获，理查德·罗蒂的《拯救我们的国家》以及尼尔·扬新近的专辑《与战争共处》，便是例证。扬漫长的职业生涯呈现一种有趣的混合：他拥有加拿大背景，在《与战争共处》之前发行的专辑及纪录片《草原之风》中， 以音乐记录了这一背景；他曾是克罗斯比、斯蒂尔斯、纳什与扬乐队的一员，在伍德斯托克演出的表现令人难忘，因而在反文化意义上认同反越战的一代；而在离开那个器乐蓝草组合、成为独立作曲与表演者之后，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及整个80年代创作的乡村民谣中，又诉诸自由意志主义的政治立场。《愿她长久奔驰》等歌曲，常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的“圣歌”，触及政治保守派个人主义、反政府的价值；与此同时，他对美国帝国主义持续不断的批评--如《波卡洪塔斯》《火药手指》--甚至《男人需要一个女仆》（《收获》专辑）中的女性主义情感，又吸引着新左派的不同部分。¶

虽然扬常常回到自己加拿大乡村的根源，解释他对美国政策的批评，但他也类似于那些新左派知识分子：他们经常坚持，用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替代政府腐败的“爱国宣传”。在以《离开花园之后》批评美国对宗教的依赖、以《躁动的消费者》批评消费主义、以《震慑》批评军国主义之后，扬以一小段故意残缺的《美丽的亚美利加》为《与战争共处》收尾。但扬试图通过提供另一套国家价值来处理美国意识形态，其中包括《与战争共处》中的和平主义：这首歌将《星条旗》的歌词，与许多反战示威者的和平主义价值结合起来：“我立下神圣誓言／永不再杀戮／努力记住和平／火箭的红光／空中炸裂的炮弹／彻夜证明／我们的旗帜仍在那里。”^[17]¶

像比尔·克林顿试图反击乔治·H. W. 布什竞选时的“家庭价值”修辞一样，扬在《家庭》中试图提供另一套“家庭价值”，含蓄地呼吁部队回家：“我要回美国／今天我刚拿到票／迫不及待想在／美国再见到你。”在《自由的旗帜》中，爱国主义同时朝两个方向发挥作用：美国国旗表面上飘扬在“我们的小儿子／出征的那一天”的游行队伍中；但同时“在风中飘扬”的，还有“飞舞的自由旗帜”，扬将其与“鲍勃·迪伦在1963年歌唱”联系起来。他大概指的是迪伦创作、当年由彼得、保罗与玛丽组合唱红的《答案在风中飘》，它不仅颂扬民权运动的英雄主义，也颂扬反战 运动的开端。扬的专辑聚焦于《让我们弹劾总统》和《寻找一位领袖》这类高尚任务，但两者都是这张专辑美国民族主义议程的组成部分。当然，这不是《与战争共处》发行时遭遇惨败的唯一原因。为了赶紧推出一张批判战争的专辑，扬依赖一些长期等同于自身音乐风格、因此显得有些老套的旋律，尤其那些带着强劲重拍的旋律。通俗评论中普遍出现了这种批评；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同样的音乐主题，在他的音乐中曾经与太多相互冲突的政治立场联系起来，以至于搅乱了它们的音乐含义。¶

史蒂夫·厄尔试图使本来深具爱国色彩的乡村音乐风格跨国化；他的政治盟友、甚至音乐盟友，也许可以在美国少数族裔音乐的悠久历史中找到。这些音乐人决意从那些强烈抵制他们的价值、甚至抵制他们的身份的听众那里，争取一次“被听见”的机会。从W. E. B. 杜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1903）中对非裔美国人“悲歌”的开创性研究--可以说是第一次学术性地处理黑人灵歌的文化、社会与政治意义--到阿梅里科·帕雷德斯对墨西哥裔美国人叙事民谣（corridos）的研究，少数族裔流行音乐拥有漫长传统，其核心目的就是挑战美国及其公民身份的地缘政治和文化边界。杜波依斯重新发现了他“祖父的祖母”所唱“异教旋律”的国际意义；她曾在“哈德逊河谷和豪萨托尼克河谷”的某处，“对着膝间的孩子”唱这首歌。^[18] 正如杜波依斯指出的，在“两百年”中，这首歌“一路传到我们这里，我们又唱给自己的孩子听；我们和父辈一样，不大知道歌词可能是什么意思，却很清楚它的音乐意味着什么”（Du Bois, 207）。杜波依斯所说的“音乐”，显然不只是旋律，虽然他在文本中抄录了曲谱；它也指一种反叛精神，那些非洲词语--“Do bana coba, gene me, gene me!”--向在北美遭受奴役或种族歧视的非裔离散者表达了这种精神（207）。对非裔美国儿童的耳朵而言，这一语言本身的异质性，在杜波依斯看来，就是一种跨国联盟的标志：它挑战美国国家的束缚，也挑战将奴隶明确排除在外的欧美传统中的文字读写文化。¶

《我们的颂歌》（Nuestro Himno）于2006年4月28日首先在西语广播电台播出，为五一期间反对HR 4437号法案及美国普遍反移民情绪的示威预热。它借鉴墨西哥叙事民谣传统，挑战美国在“边境地带”的帝国统治；但阿里埃尔·多夫曼所谓的这首“星条西英混语旗之歌”，也暗示“边界”（la frontera）如今已经位于美国这个国家的内部，而不只在其地缘政治边缘。^[19] 正如多夫曼指出的，政治立场迥异的“保守派拉马尔·亚历山大和自由派爱德华·M. 肯尼迪……都宣称《星条旗》只能用英语演唱”；“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玄孙”查尔斯·基也是如此，他“‘认为西班牙语版本不爱国，坚决主张它只能用英语唱’”（Dorfman）。¶

多夫曼提醒我们，在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星条旗》成为国歌七十多年以前，它就已经有意第绪语和拉丁语译本（Dorfman）。1861年还有德语译本，卡津人也曾将它译为法语。“美国国务院网站也一直提供这首国歌的多个西班牙语版本。”^[20] 贾科莫·普契尼在1904年的歌剧《蝴蝶夫人》中，以《星条旗》的音乐主题标识背叛蝴蝶夫人的美国海军中尉B. F. 平克顿，甚至以这首歌的音乐来组织第二幕中平克顿与夏普莱斯（美国驻长崎领事）的二重唱。美国歌剧史家古斯塔夫·科贝在1919年忍不住评论：“用《星条旗》主题作为平克顿的个人主题，一直让我感到不快，从现在起，所有美国人都应该对此提出反对。”^[21] 20世纪70年代修订科贝这部参考书的哈伍德伯爵指出，普契尼使用国歌音乐，从未给美国观众带来这种“不快的效果”，而且“如今经过大约七十年的反复聆听，似乎已不再引起任何评论”（1181）。¶

但普契尼20世纪初的意大利语歌剧脚本，以及前述各个译本，对美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构成的威胁，很难与《我们的颂歌》相提并论。后者补充了2006年和2007年5月1日美国各地支持移民示威中，墨西哥、萨尔瓦多、尼加拉瓜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大量国旗所展现的象征力量。《我们的颂歌》由英国音乐业高管亚当· 基德龙构思，由海地裔美国歌手怀克里夫·让、古巴裔美国说唱歌手皮特布尔，以及波多黎各歌手卡洛斯·翁塞和奥尔加·塔尼翁演唱，是一部真正的跨国作品。它提醒我们，民族国家在理解和治理经济、政治、文化与人类关系时，其视野日益狭窄。《我们的颂歌》有策略地偏离英文原词。第二节为非英语歌唱者主张美国的平等，坚持宣告：“Sus estrellas, sus franjas, la libertad, somos iguales./Somos hermanos, es nuestro himno”（“它的星，它的条纹，自由，我们平等。／我们是兄弟，这是我们的颂歌”），并将原先反抗大不列颠的反殖民斗争，重新塑造成一场反抗美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新革命：“En el fiero combate, en señal de victoria,/fulgor de lucha … (Mi gente sigue luchando.)/… al paso de la libertad (!Ya es tiempo de romper las cadenas!)”（“在激烈的战斗中，作为胜利的标志，／战斗的光辉……〔我的人民继续斗争。〕／……与自由同行，〔现在是打碎锁链的时候！〕”）。^[22]¶

《我们的颂歌》汲取了美国多语言文化的传统、边境叙事民谣对同化规范的挑战，以及更普遍的口传传统--遭到少数化的人群常常通过这些传统沟通，建立政治和文化团结。多夫曼认为，《我们的颂歌》激起如此极端的反应，是因为它“无意间宣告了许多美国人多年来一直恐惧的事情：他们的国家正在成为一个双语国家”（Dorfman）。然而，多语言美国的现实，早已被大多数美国人接受，即便接受得不情不愿；此前的“唯英语”运动失败，主要是因为它们不切实际。《我们的颂歌》中威胁许多美国人的，是这样一个现实：美国国界的虚构已经无法继续维持，部分原因是我们自身对于经济、如今也包括政治全球化的需要，部分原因则是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出现--从欧盟这样的正式组织，到移民劳工之间正在形成的联盟，再到“全球恐怖分子”难以界定的威胁。¶

亚当·基德龙制作《我们的颂歌》，是为了展示对美国西语裔移民的国际声援；这首歌收录在《我们是美洲人》（Somos Americanos）专辑中，部分收入 捐给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家首都移民联盟（Wikipedia）。基德龙在美国国内展开的行动，发源于美国地缘政治边界之外，正如在美国国内工作的1200万无证劳工的劳动，也来自境外。奴隶制下，非裔美国人不是公民；进入20世纪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原住民还不是公民；在《排华法案》之下，华裔美国人不是公民。美国能够维持自己的国家认同，依靠的是无数没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之人的劳动。¶

流行音乐借助车载收音机、iPod、CD播放机、巡演乐队，以及无论有无证件、一路跟唱心爱歌曲的行人，自由跨越国界。当然，歌词传达意义，正如我在本文中所论证的；但它们也依赖节拍与旋律，因此“外语”歌词--如杜波依斯祖辈的“Do bana coba”--即使具体词语可能不被理解，仍然能够传达意义。人们私下听音乐，也随着它跳舞，与知道正确舞步，或者至少知道如何装得像样的人，一起随节奏摇摆。当然，音乐可以把我们绑定于旗帜和战争，军人冲向战场时也用iPod听音乐；但音乐也能够将我们拆解，带我们跨越边界，并让我们与意想不到的社群联结起来，所需的不过是轻轻转动旋钮，或者借助人声这一技术奇迹。流行音乐流动、廉价、适应力强、具有政治可能性，是创建跨国联盟的一种手段；这些联盟将带领我们走出国家的牢笼。¶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