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在爱达荷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我不认为自己是西方人，我认为自己是现代人。

--阿扎尔·纳菲西，《三个女人、两个世界、一个问题》，《SAIS评论》（2000年夏秋季），第37页。

美国文学中没有任何政治性的东西。

--劳拉·布什，《纽约时报》（2001年）

伴随乔治·W. 布什政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推行军事帝国主义，一条新自由主义的文化战线悄然而有效地开辟了。许多私人智库、基金会以及大学外交政策中心支持这条战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机构一直在政治新保守主义的成功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贝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以及晚期资本主义在2008年几乎崩溃，似乎预示着政治和经济方向的改变，萨拉·佩林的声望以及2009-2010年茶党和“茶党快车”的兴起，却表明保守主义即使面对这种政治、经济逆转，依然实力强大。新的保守主义运动在策略上对女性的利用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既让我们看清新保守主义者如何将新自由主义用作工具，也让我们看清当代女性主义者所面对的社会政治问题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9·11”以来，美国如何借国际妇女权利问题来加强它对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索马里、摩洛哥、伊朗和土耳其的外交与军事干预，已经受到相当多的关注。贝拉克·奥巴马任命希拉里·克林顿为国务卿，似乎进一步延续了美国新帝国主义与国际妇女权利之间的纠缠，不过下文主要关注的是 乔治·W. 布什总统任内，保守主义者对国际妇女权利、流亡女性知识分子以及欧美高雅文化的利用。¶

阿扎尔·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以书为记》（2003）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新保守主义者如今如何运用新自由主义修辞，以及他们何等重视文化问题。^[1] 过去十年，尤其是在“9·11”之后的关键时期，我一直主张研究美国帝国主义的悠久历史，以便理解我们当前在海外的帝国主义冒险，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帝国主义模式之间的连续性。^[2] 我也始终认识到，有必要对适应后现代经济条件的文化帝国主义新方法进行理论阐释和解读，因为这些经济条件构成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基础。在商品、信息、服务、研究与技术、文化产品、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这些新型跨国流动中，尽管上述现象看似具有“后民族国家”性质，美国这个民族国家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9·11”之后，美国民族主义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孤立主义气息，而它对自身国际扩张的深度投入又使这种气息变得更加复杂。为第二次海湾战争的军事集结、以及我们持续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提供正当性的近乎歇斯底里的爱国主义，与将美国强调为世界其他国家民主典范的修辞相互叠加。^[3] 尽管此刻我们还无法完全看清这种正在形成的神话，它在19世纪“昭昭天命”，甚至在其19世纪末的变体“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进军”中，都有某些先例；因为这些观念都依赖一种建立在西方文明遗产之上的美国民主乌托邦主义。^[4]¶

对这种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捍卫，传统上一直由白人男性政治家、知识分子和作家承担。新保守主义者改变了这一模式，他们支持认同自身观点的少数族裔，从而使他们所宣称的贤能政治具有文化多样性的合法性。乔治·W. 布什政府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达特茅斯学院毕业生及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迪内希·德苏扎、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以及乔治·W. 布什任命的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 上诉法院法官贾尼斯·罗杰斯·布朗，都是我们熟悉的少数族裔人物，他们因为认可这种新保守主义议程而受到颂扬。阿扎尔·纳菲西代表着这些典型的一种重要变体：她对文学文化的辩护，尤其是她用来组织全书的欧美文学例子，以一种专门针对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所谓“文化战争”中感到失望的知识分子的方式，强有力地诉诸自由主义文化价值。自由派和左翼知识分子很容易就把赖斯、德苏扎、托马斯和布朗斥为新保守主义议程的傀儡，但纳菲西是一个更加复杂的人物，她对社会暴政之审美批判的捍卫，精心模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修辞。¶

理查德·伯恩在2006年《高等教育纪事报》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围绕哈米德·达巴希某篇文章的争论；达巴希在文中批评纳菲西是美国入侵伊朗计划的先行者。^[5] 伯恩援引了几位学者，他们像马里兰大学波斯研究中心的卡里米-哈卡克一样，坚持认为达巴希对纳菲西的批评过于“尖厉”，特别是他声称纳菲西的文学批评以某种方式预示着“战争”（Byrne, A16）。早在围绕达巴希发表于“埃及语报纸《金字塔报》”的文章而出现争议之前（Byrne, A12），我自己的研究路径就已形成；我将尝试阐明一些学术和历史方面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往往是达巴希更局限于政治层面的分析所缺乏的。尽管我希望将自己的研究路径与达巴希区分开来，我仍愿意首先表明，我赞同他的结论。虽然我不认为纳菲西的著作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计划之间存在直接关系，但我确实认为，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体现了新保守主义者更大范围的努力，即从文化和政治层面为反对同伊朗现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建立依据。纳菲西还把诸如“新”美学这样的微观政治学术问题，同诸如美国在当代世界事务中的角色这样的宏观政治问题联系起来。¶

一些知识分子热衷于“复兴”“审美功能”，其中包括阿多诺以其著名用语“否定辩证法”所表达的左翼知识传统；借助这种热情，纳菲西看起来是在追随围绕伊莱恩·斯卡里《论美与正义》（1999）以及对“新美学”的其他贡献形成的共识。^[6] 斯卡里认为审美功能深深参与争取更大社会正义的改革斗争，这一论证在政治上是激进的，无论人们可能怎样质疑 她的主张；她也在包括《依书而梦》（1999）和《谁保卫了这个国家？》（2003）在内的其他著作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7] 尽管纳菲西的著作很容易被混同于斯卡里或其他“新美学主义者”的作品，纳菲西的政治关联无可争议地属于新保守主义。1997年离开伊朗以后，纳菲西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H. 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找到了“学术和思想的家园”，在那里，她得以完成《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并借助“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在SAIS推进我的项目”（346-347）。¶

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的财产来源，是H. 史密斯·理查森凭借维克斯伤风膏积累的财富。基金会以其5亿美元的资产，每年提供“近2500万美元的资助”，重点支持政治学、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研究。该基金会还“为全国各地的保守派智库提供重要支持”，尤其是美国企业研究所。^[8] 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的网站将其对“保守主义事业”的支持追溯到“1973年R. 伦道夫·理查森出任会长之时”，当时它“资助了裘德·万尼斯基和乔治·吉尔德早期的‘供给学派’〔经济学〕著作”。^[9] 基金会董事会成员包括来自政府、军方和高等教育界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其中有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克里斯托弗·德穆思、塞缪尔·亨廷顿、爱德华·D. 迈耶将军、本·沃滕伯格和E. 威廉·斯泰森。^[10] 当然，仅仅因为基金会支持过纳菲西的工作，绝不能成为她本人具有新保守主义政治立场的无可争辩的证据；基金会近期的受资助者既包括美国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新保守主义史”项目和杨百翰大学这些新保守主义团体，也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波士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11]¶

进一步表明纳菲西新保守主义背景的间接证据，是她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H. 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关系。在那里，她担任“对话项目”的主任，这是“一项多年计划，旨在主要通过文化语境，促进穆斯林世界的民主与人权 发展”。据“对话项目”网站介绍，这个研究小组处理的议题“是伊斯兰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因此也是穆斯林世界建立开放、多元社会的最重大障碍；其中包括文化与西方文化〔原文如此〕帝国主义的神话、妇女问题和人权等”。^[12] SAIS位于华盛顿特区市中心西北区马萨诸塞大道1740号，邮政编码200036-1983，独立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巴尔的摩的霍姆伍德主校区；该院设立的初衷，是培养外交人员和各种其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包括情报界职位所需的人才。前国防部副部长、世界银行行长保罗·邓迪斯·沃尔福威茨（生于1943年12月22日）曾任教于耶鲁大学（1970-1973），并于1980年在SAIS短暂任教，随后即在里根总统第一任期内出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门负责人（1981-1982）。^[13]¶

对于具有阿扎尔·纳菲西博士这种资历的学者来说，SAIS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机构：她拥有俄克拉何马大学的英国文学博士学位，曾在德黑兰大学担任英国文学助理教授（1979-1982），也曾任职于伊斯兰自由大学，在伊朗阿拉梅·塔巴塔巴伊大学担任了七年英语副教授，并于1994年作为牛津大学研究员开设“妇女与文化变迁的导师课”。^[14] 据我所知，SAIS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英语系或其他以文学为基础的课程之间，并无联系；“3-2年制”之类项目例外，它们允许霍普金斯大学本科生在取得学士学位后，直接继续攻读SAIS开设的几种硕士学位。一方面，阿扎尔·纳菲西作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的专业身份不应引起任何质疑，我们或许只会钦佩这一著名大学聘任的声望。另一方面，一位英国文学博士受聘于培养外交官的SAIS，确实引出一系列耐人寻味的问题。实际上，在SAIS的网站上，纳菲西被列为“研究人员”（Research Associate），所属部门是“教学--实务”；而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网站的其他几处，她被列为“访问研究人员”（Visiting Research Associate）。^[15]¶

当然，《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证明纳菲西理解现代伊朗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现实：从沙阿政权的覆灭，经过伊斯兰革命和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统治，直至当前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治下这场革命的状况。毕竟，纳菲西此书的目的，就是揭露最初的革命理想遭到广泛腐蚀，以及当前伊斯兰共和国许多人承受的暴政。凭借她作为本国社会政治变迁的一位知情本土见证人的资历，纳菲西适合为SAIS这样的国际关系学院担任顾问，却很难据此获得教授职位。她具体的教授资历与这些问题关系甚小，而完全来源于对英美文学的研究，由她的两部专著作为支撑：《反地球：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小说批评研究》（1994）以及《在德黑兰读〈洛丽塔〉》（2003）。^[16]¶

所有这些因素，都处于纳菲西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引人入胜的叙述之外，也处于其副标题《以书为记》所暗示的、有趣的混合形式之外。《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得到广泛宣传，出版当年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第一名，并获得2004年“Book Sense年度图书奖”；对它赞赏有加的作家、知识分子和文化评论家，横跨广泛的政治光谱，从苏珊·桑塔格、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些政治立场明确的左翼人士，到辛西娅·奥齐克这样受人尊敬的新自由主义作家。^[17] 无数读书小组选读此书，芒特霍利约克学院还将它用作大学一年级新生的“暑期读物”；《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迅速成为经典作品，被收入广受欢迎的大学教材《新人文学读本》第二版。^[18] 由于此书的成功，纳菲西进行了许多演讲，例如她在丹佛举行的美国独立学校协会年会上亮相，被宣传为“一位教育家和解放者”。^[19]¶

这本书将对四位西方经典作家的传统文学批评，与一名局内人对伊斯兰革命和共和国政治失败及压迫状况的评论结合起来；它引发的热情和宣传，究竟由何而来？“9·11”之后，许多知识分子讨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普通公众对中东、穆斯林宗教及相关问题 缺乏兴趣。对于从事专业文学批评的读者，我几乎不必提醒，如今广大的美国读者对现代英美文学的阐释问题，兴趣何其有限。曾经兴盛的美文学市场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不断萎缩，成为一个专业的小众市场，仅靠主要大学对其财务困顿的出版社提供大笔补贴，才能勉强生存。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公众一度对弗兰克·伦特里夏、爱德华·萨义德和玛丽安娜·托尔戈夫尼克这些思想取向各异的学者所写的“学术回忆录”和“自传”产生短暂兴趣，其传播和讨论的广泛程度，也很难与纳菲西这部畅销书相提并论。^[20]¶

一些学者认为，纳菲西此书的流行，与我们关心文学及其他文化文本的意义如何依赖阅读地点，有很大关系。纳博科夫、菲茨杰拉德、詹姆斯和奥斯汀，在美国或许已不再是“激进”作家，但纳菲西声称，这些作家在她的德黑兰学生中引起热烈回应，这标示出一种文化上不同的接受史。史蒂文·梅卢在分析《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时断言：“阅读西方经典时，事实上，阅读任何东西时，你身在何处确实至关重要。”^[21] 苏珊·弗里德曼强调，纳菲西的审美价值在德黑兰从事的政治工作，与在美国或英国截然不同：在德黑兰，她珍视的美国、英国小说被判定为颓废作品；而在美国或英国，其美学仅仅被视为文化往昔的一部分。^[22] 就纳菲西《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这一具体例子而言，这种关注阅读地点的研究路径的问题在于，它强化了纳菲西本人以其读书小组代替“伊朗妇女”，甚至代替反对伊朗国家政策的伊朗人的做法。然而，纳菲西说，她的读书小组由于国家审查而不得不维持极端私密的状态，这也使它几乎无法影响伊朗政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由一位在美国受教育并居住的伊朗移民写作，仅以英语面向英语读者出版，因此它所依赖的主要位置是在美国国内。^[23]¶

纳菲西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以及她所有新闻评论文章中的文化政治，支持我们往往视为第一世界国家--特别是美国--单向推动全球化的“现代化”过程。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纳菲西仅有两处简短提及 沙阿政权，留给读者的总体印象是：伊斯兰革命发生于政治真空之中，其压迫性统治并不是--至少部分不是--由美国支持的沙阿政权的暴虐及其秘密警察萨瓦克（SAVAK）的残酷所激发。^[24] 在新闻评论文章中，纳菲西从赞扬西方式现代化的角度，更加明确地赞颂沙阿时代：¶

伊朗很有意思，因为在沙阿时代，通过的与妇女有关的法律非常进步；其原因之一是，自19世纪末以来，许多伊朗妇女也一直在为妇女权利斗争，因此妇女中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意识。政府也希望实现现代化，所以它接受了伊朗妇女的现代性。但传统家庭和宗教家庭中的许多人反对这一点。^[25]

纳菲西所用的“妇女中某种程度的意识”这一表述颇有意味，因为它让人想起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提高意识”策略，即将其视为女性主义行动的关键阶段。纳菲西在德黑兰家中为学生组织的“秘密研讨班”，似乎就是以这种“提高意识”为范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读书小组常常是提高意识的途径。她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诉读者：“人们说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当然，这不是真的”，从而否定了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一个基本信条；然而，在她的大学课堂以及她在德黑兰家中教授的研讨班里，纳菲西显然仍然仿效着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其他政治实践（273）。这个私人研讨班是在她为抗议德黑兰大学的压迫做法而离职后组织的，成员全部是她的女学生。纳菲西辩称，“即使讨论的是无害的小说作品，在自己家中私下教授男女混合班也太冒险了”；不过她也允许“一位坚持不懈的男学生，虽然不得进入我们的课堂，……〔仍然〕阅读指定材料，并在特殊的日子……到我家来谈论我们正在读的书”（3）。^[26]¶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成功，无疑部分建立在这本书对许多认同女性主义的西方读者的吸引力上，尤其是那种忽略世界各地妇女不同历史和文化处境的女性主义普遍主义。 纳菲西在德黑兰家中举办的读书小组，与在美国举办的同类小组仅有表面差别，尽管她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姿态，试图让课堂带上当地色彩。在本书开头介绍学生时，纳菲西描写了每位女性身穿伊斯兰服饰的样子；每个学生随后脱下外衣，露出她在纳菲西家中这个安全而私密的空间里穿的西式服装（4-6）。米特拉·拉斯特加尔注意到，几位书评人将这种揭下面纱的仪式，解读为一个让这些女性“作为个人显现出来”……展现“鲜明个性”……并“抛开拘束，坦率发言”……的过程。^[27] 纳菲西的学生受她们与她一起研读的英美小说启发，实际上转变为西方主体，因此在纳菲西看来，能够识别并抗议伊朗政府的压迫政策。¶

世界各地许多女性主义者批评，这种女性主义普遍主义很容易被用于西方文化帝国主义计划。在美国入侵阿富汗后不久，劳拉·布什就将我们的行动辩护为一次机会，让阿富汗妇女从塔利班的性别等级制度中得到“解放”。米山莉莎指出，美国政府借“女性主义解放”来为其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辩护，有着漫长历史，美国在占领日本期间（1945-1952）就是如此。^[28] 罗伯特·约翰森在其经典研究中考察了文化工作如何在美墨战争期间（1846-1848）帮助美国政策获得正当性，并解读其中的“浪漫与骑士精神的幻象”：美军从野蛮的墨西哥男人手中“拯救”墨西哥女性。^[29] 玛莎·努斯鲍姆倡导以“批判的普遍主义”衡量不同社会中妇女的生活质量，也存在一种较为不明显的风险：它可能把人权伦理与第一世界国家--尤其是美国--推动的经济发展计划联系起来。^[30]¶

米特拉·拉斯特加尔在分析英语世界对《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书评时指出，这本书在西方流行，与读者渴望理解真实的伊朗妇女有很大关系：“尽管对于纳菲西本人作为‘代表性’伊朗女性的‘真实性’存在矛盾态度，她对其他女性及其利益和欲望的描写，仍被〔书评人〕视为‘真实’，她所描述的适当解决方案也是如此。”^[31] 把个人回忆录--无论多么具有个人特异性--变成关于异国 民族的民族志，这种倾向早已被认为是文化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探险文学和旅行文学的历史中。正如拉斯特加尔指出的，很难接受纳菲西的自传能够“代表”一个典型的伊朗女性；但通过强调私人读书小组中女学生们的不同个性，她向读者提供了一个以局部代整体、却会造成误导的伊朗女性缩影。在这个小组内部，纳菲西的学生对她们共同阅读的英美文学文本的审美价值，抱持着几乎同等的信念；然而，拉斯特加尔指出，“那些积极支持革命的女学生的观点从未得到描述”。^[32]¶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在认同这种西方普遍主义的自由派女性主义者中备受欢迎，值得注意，因为纳菲西本人的妇女权利观念十分不一致，有时甚至互相矛盾。例如，她不断批评杰梅茵·格里尔这样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却常常将她们与“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混为一谈，而她通常认为后者教条、僵化：“但是，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剥夺了我们改变的权利。”^[33] 实际上，后现代女性主义--有时也被等同于“第三波女性主义”--通常将自身与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价值观和策略区分开来，尤其反对后者把自身作为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特权处境普遍化的倾向。^[34] 纳菲西不仅混淆了第二波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立场差别，还颠倒了通常的后殖民批评：后殖民批评指责两者具有享有特权的西方视角，而她坚称，自己作为移居美国的伊朗侨民（其父在沙阿政权时期担任德黑兰市长），几乎谈不上拥有特权：“在过去二十年里，我一点特权也没有。在伊朗，我的家庭、权力和金钱--如果我有的话--都被夺走了。穿衣的权利、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权利，这一切都被夺走了。”^[35] 作为一名在离散伊朗的过程中承受了伊斯兰革命后果的个人，纳菲西的这一观察是成立的；但它却引导她对西方文明和价值的后殖民批评得出一个古怪结论：“因为西方就等于有特权，不是阶级，不是权力，仅仅是身为西方人……我认为这是对那些社会极大的侮辱。”^[36] 纳菲西在这里把自己与西方混同，十分意味深长，因为它表明 她多么乐于作为一位非西方代表，重新为西方文明及其自由主义承诺辩护，无论西方历史上多么未能实现这些目标。¶

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化战争中，已经熟悉新保守主义者如何混淆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被宽泛使用的“后现代主义”等各自不同的政治和思想立场。文化战争期间，许多学者试图澄清这种混淆，认为一旦指出新保守主义的“错误”，文化和政治辩论就可能在更有效的基础上展开。但现在看来，将不同立场及其各自术语混为一谈，从一开始就可能是一种精心操持的修辞与文化策略，就像其他宣传运动一直试图将不同群体合并为一个“敌人”那样。在阿扎尔·纳菲西与SAIS发生关联的时期，她自身的政治与文化价值被置于某些特定用途，这种情况似乎就清晰可见。¶

在《权力与理想主义者》（2005）中，保罗·伯曼以纳菲西的职业历程及其著作为例，说明穆斯林政治激进主义内部向“自由主义的反极权主义”发生的转变。^[37] 伯曼在“穆斯林世界与美国左派”一章的前半部分着重讨论纳菲西，这又是他总体论证的一环：他认为，“新左派”已经变形为一种新的“自由主义和反极权主义思想”，放弃了自身过去的“激进主义”。他将此书视为1996年《两个乌托邦的故事：1968一代的政治旅程》的“一部可独立阅读的续作”；书中论证的关键，是他认为新左派的“理想主义”存活于“自由主义的反极权主义”之中，而美国左派夺取权力失败后的残余，仅仅徘徊在拥有终身教职的激进派的政治正确里。^[38] 伯曼认为，《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是“这一特定类型中的经典”：这类书讲述“从学生运动的革命左倾思想……经过道德或哲学危机，到成年后反极权自由主义新阶段”的“演变”（152）。他还认为此书“具有双重戏剧性，不只是因为它讲述的革命往事，也因为它的出版日期--2003年3月--正是入侵伊拉克开始之时”（152）。¶

伯曼对纳菲西的文学分析或美学谈得很少，只是赞同她所讨论的英美作家代表的一般自由主义价值。他更感兴趣的是，纳菲西如何从俄克拉何马大学的一位“激进”左派--她在那里写了关于迈克·戈尔德的博士论文--转变为伯曼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者：“于是，在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的故事：她投入了大约1968年前后的左翼思想，随后发现左翼运动在道德和政治上的失败，继而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尊重个人想象力的态度。一种自由主义态度”（165-166）。^[39]¶

伯曼为何认为纳菲西的书与美国入侵伊拉克同时出现非常重要，其原因相当清楚：“反极权的自由主义”，也就是伯曼的新自由主义，在萨达姆·侯赛因身上发现了与阿亚图拉霍梅尼及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继承者同样的极权主义。正如乔治·布什臭名昭著地把伊拉克、伊朗、巴解组织和朝鲜简化为“邪恶轴心”相互关联的部分，伯曼的自由主义也在自由民主与世界各地的极权政权之间，建立了简单的二元对立，而美国则是自由民主的最佳代表。伯曼否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墨索里尼、希特勒和佛朗哥统治下的现代法西斯国家有着显著区别，并将伊拉克、伊朗、佛朗哥的西班牙、希特勒的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苏联共产主义以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等量齐观：“某些政治学家或许会继续挥舞他们的欧洲核对清单，反对说霍梅尼的伊斯兰主义不可能是一种现代极权主义。但我认为，凭嗅觉和感受作判断的文学读者，会立刻感觉到纳菲西正在讲述熟悉的经验”（170）。¶

然而，新保守主义政治利益对新自由主义话语的这种奇怪挪用，与纳菲西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热情捍卫的文化价值究竟有什么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想到，她对审美“激进主义”的热忱，部分解释了此书在美国的成功之时。纳菲西的文学例证构成一部简短的英美文学现代主义史，从而有力捍卫了现代主义对现代化的内在批判；我们常常将这种批判与古典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对“审美功能”的审慎捍卫等各类立场联系起来，后者既体现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也体现于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Verfremdungseffekt）。^[40] 在她的叙述中，纳菲西以逆时间顺序安排其文化史：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1955年在巴黎出版，1958年在美国出版）开始，继而是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亨利·詹姆斯的《黛西·米勒》（1878）和《华盛顿广场》（1881）、以及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1813）和《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有趣的是，纳菲西这一向后回溯的文学史，最终以一种奥斯汀与索尔·贝娄（1915-2005）的互文阅读达到顶点；贝娄是当代美国小说家和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在“第四部分：奥斯汀”中占据显著位置。^[41]¶

纳菲西使用这些西方经典作家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之一，必定来自这样一种可能性：在伊斯兰共和国压迫政权这一截然不同的文化语境下，他们能够发挥新的政治作用。自由派和左翼知识分子常常赞扬这种审美和政治功能的重新塑造，视其为挑战西方文明霸权及其文化殖民主义的一种方式。当然，在许多情形下，即便在最传统的文学和美学作品中，我们也能解读出这种有效的意识形态批判。事实上，我将尝试指出一些方法，让其他解读从纳菲西提供的西方文学例子中发掘这种潜力；与此同时，我也主张，纳菲西自己的文学解读是在使广义的英美现代化过程重新获得正当性。在展开这一辩证论证时，我并不自以为懂得如何恰当地、有效地批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际上，我承认自己对该国政治制度的内部运作以及社会惯习一无所知；这只是承认一个事实：对于纳菲西自1980年（30岁时）返回德黑兰，到1996年离开期间，她和许多人生活于其中--许多人也死于其中--的压迫条件的叙述，我无力提出质疑。在坦承自己的无知时，我也并无意对纳菲西所描述的伊朗状况视而不见。那些状况，尤其针对女性、少数群体和国家的政治反对者，完全可能如纳菲西所言，既恐怖又具有恐怖主义性质。我所关切的是她提出的替代方案：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所提供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现代化”， 尤其是她所认定的我们“最优秀”的文学，其自由主义理想主义所展示的现代化。¶

要完整研究过去二十年中，纳博科夫、菲茨杰拉德、詹姆斯和奥斯汀的学术研究如何在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影响下发生变化，将是一项漫长而复杂的工作。纳菲西的书中几乎没有提到这些专业研究。在少数几处对文学研究中“批评理论”的一般状况发表评论时，她追随新保守主义的倾向，把许多相互竞争的不同方法斥为“后现代”或“相对主义”。纳菲西的同事米娜是一位亨利·詹姆斯专家，失去了大学职位；她抱怨，利昂·埃德尔的《现代心理小说》和伊恩·瓦特的《小说的兴起》等批评研究“如今不那么时髦了”，因为“每个人都成了后现代主义者。他们甚至不能自己阅读原文--他们过分依赖某些伪哲学家告诉他们文本说了什么”（236）。纳菲西一位名叫纳斯琳的学生陷入恋爱后抱怨说：“像我这样的女孩，……谈论德里达、巴特和世界形势……对男女关系，对跟男人约会意味着什么，却一无所知，一无所知”（297）。当然，纳菲西的书面向非专业读者，但她的文学解读来自远为古老的一代专业批评。对纳菲西来说，“小说不是寓言”，而《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的最佳小说是“非政治性的”（111, 129）。小说让我们获得“另一个世界的感官经验”，要求我们悬置怀疑，以“小说核心的同情理解”进入其中（111）。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几种不同的文学形式主义方法都倡导类似价值，包括英美新批评（默里·克里格）、日内瓦学派的“文学现象学”（乔治·普莱、J. 希利斯·米勒），以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沃尔夫冈·伊瑟尔、戴维·布莱希、简·汤普金斯和史蒂文·梅卢的“读者反应”理论。^[42]¶

这些批评方法拒绝文学中公开的政治意图，并在宣传、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文学之间划出鲜明界线；最后这个术语，专指一种超越自身历史条件、能够吸引文学作品产生的时间和地点之外的受众的特殊话语。大量学术 研究已经探讨美国新批评如何回应20世纪30年代左派据称“失败”的计划，以及美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宣布、却未获成功的“文化战线”。^[43] 在“第二部分：盖茨比”中，纳菲西将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与迈克·戈尔德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照。两位作者“都写同一个主题：梦想，或者更具体地说，美国梦”，但“戈尔德仅仅梦想的东西，却已在这个遥远的国家成为现实，而这个国家如今有一个陌生的名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旧的理想必须死去……’他写道。‘让我们把自己的一切投入革命的熔炉。因为荣耀将从我们的死亡中升起。’这种句子可以出自伊朗任何一份报纸。戈尔德所渴望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而我们的是伊斯兰革命，但两者有很多共同之处，因为它们都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和极权性质”（109）。¶

相比之下，菲茨杰拉德想象的是“美国梦”；这使《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为“一部美国经典，在许多方面都是最具美国特质的小说”。与此同时，纳菲西还考虑了其他一些“候选作品：《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白鲸》《红字》”（109）。她想要找出“伟大的美国小说”的愿望，使人想起美国文学批评中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时代：批评家努力辨认最能代表“美国经验”的小说；菲利普·罗斯的《伟大的美国小说》（1973）对此作了有力讽刺。^[44] 大约1950年至1970年间，相当多的学术研究关注那难以捉摸的“美国梦”，及其理想民主的承诺，后者的特征是个人能够 实现自身潜能，并由此形成自立、自觉的公民之公民美德。同一时期的神话批评家，在分别研究昭昭天命、布鲁克林大桥、密西西比河和田园主义时，常常把这些题目与某种原初神话联系起来，例如R. W. B. 刘易斯的“美国亚当”。^[45] “美国梦”流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文学批评的两种主要话语--新批评和神话-象征学派--之中，牢牢植根于自由主义传统，尤其可以在爱默生式的自立，以及沃尔特·惠特曼开阔的“民主远景”中找到对应。我在别处批评过一种“爱默生主义”，它敦促人们用“审美异议”取代政治行动和真正的社会改革；这也是 描述塑造美国梦神话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另一种方式。^[46]¶

在德黑兰大学的课堂上，纳菲西发现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在学生中激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应，于是提议由学生对小说进行一场模拟审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谴责这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因为它浪漫化了盖茨比与黛西·布坎南之间的通奸关系；共产主义学生则谴责它“颓废”，因为它将盖茨比对贵族身份的攀附和腐败的财富积累理想化。少数女学生和纳菲西本人则热烈为它辩护，而纳菲西在这场审判中作了最后陈词：“‘你们读《盖茨比》，’我说，‘不是为了知道通奸是好是坏，而是要理解通奸、忠诚和婚姻这些问题究竟多么复杂。伟大的小说会提高你的感知力和敏感度，使你体会生活与个人的复杂，并使你免于那种自以为是--把道德看作关于善恶的一套固定公式……’”（133）。当然，盖茨比粗俗的物质主义与崇高的理想主义之间的深刻冲突，长期以来一直使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成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雄辩的捍卫者。为小说辩护的一名女学生扎琳指出，尼克·卡拉韦严格坚持“诚实”这一道德标准，要求我们据此评判包括盖茨比在内的所有人物；这强化了美国个人主义的神话，把它的理想形式与单纯的自私区分开来。¶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专业读者知道，盖茨比的理想主义和尼克的“诚实”标准，都包含深刻的反讽。尼克声称自己是“巴克卢公爵家族”的后裔--这一英国贵族世系是詹姆斯二世国王在王政复辟后为巩固权力而“发明”的--又说家族中其他人花钱雇了“替身”去参加南北战争，因此很难说他来自一个“诚实”的家庭。^[47] 尼克愤愤不平于乔丹·贝克打高尔夫球作弊、开车鲁莽，但他本人却是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高度投机经济中的债券经纪人，也显然喜欢在盖茨比奢华的晚会上与富豪名流交际。盖茨比的葬礼过去很久之后，当尼克离开长岛和已因淡季关闭的“海滨大宅”时，他最后一次造访盖茨比门窗紧闭的豪宅。他发现“某个拿着砖块的男孩”在台阶上写了“一个淫秽的词”，便用鞋 擦去，以维护盖茨比“对于自身的柏拉图式构想”，而不去讲述菲茨杰拉德关于盖茨比私人及公共腐败的故事。^[48] 有趣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左派对于盖茨比不道德行为的谴责，都很容易从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中读出来；但在纳菲西的课堂审判中，两群人只能作最教条的咆哮，她还明确指出他们多么不愿意读小说，只爱发表自身对宗教或政治规范的倾向性演说。¶

十分可以预料，纳菲西敦促我们仔细关注文学文本--细读--并把它视为通向小说提供的“神奇”审美经验的唯一途径。对她同样重要的是，伟大的小说如何“扰动我们”；这使人想起俄国形式主义者强调的“陌生化”（ostranenie）的审美功能，即有策略的“疏离”，它是文学颠覆现代化之自动化过程的能力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29）。^[49] 诚然，她一再主张我们必须阅读她指定的小说--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书中--这一点无可反驳；但当她声称伊斯兰主义和左翼学生拒绝阅读时，一场戏法就发生了。她的说法在修辞上悄悄滑移：这些学生究竟因为不做功课而是坏学生，还是没有按照纳菲西的阐释规则阅读？这种围绕“细读”的争论，应当让我们想起文化战争期间学界内部的类似争执：当根深蒂固的文学文本细释法（explication de texte）受到相当大的压力时，其学术捍卫者反击说，其他方法“未能”“阅读文本”。^[50]¶

纳菲西回忆自己的“激进”往事：她在大学期间曾抗议美国介入越南，后来读研究生时又参加了俄克拉何马大学的伊斯兰学生联合会，并提到自己对迈克·戈尔德左翼小说和新闻写作的研究。与近来其他“改宗”到较温和、甚至保守政治立场的人一样，纳菲西将自己早年对左翼政治的热情归因于天真的理想主义。她认为，德黑兰大学的学生，尤其在伊斯兰共和国宗教父权制下受到压制的年轻女性，重新点燃了她本人对于西方经典作家的热情；这些作家属于“我们通常称为文化的东西……一个意识形态作用相对较小的领域”（39）。这些伊朗女学生对“伟大作家的作品怀有真正的好奇、真正的渴求--这些作家 被政权和革命知识分子一同判入昏暗的阴影之中，他们的大多数书籍遭到封禁。与革命前不同，如今受到年轻人颂扬的，是‘非革命作家’，经典的承载者：詹姆斯、纳博科夫、伍尔夫、贝娄、奥斯汀和乔伊斯是受崇敬的名字，是那个被禁世界的使者；而我们会把那个世界变得比它过去或未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纯净、更加灿烂”（39）。¶

这些情感听来仿佛是对美国读者几乎不加掩饰的警告：如果“政治正确”的拥护者忽视我们“伟大的作家”、那些“经典的承载者”，美国就很可能出现类似于纳菲西在伊斯兰共和国看到的极权主义。纳菲西时常提醒她的左派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学生：“当心你的愿望成真”；这种告诫语气似乎同样指向美国读者--鉴于此书以英语写成、由兰登书屋出版，他们构成了纳菲西读者中的最大部分。将《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与约翰·埃利斯在《失落的文学：社会议程与人文学的腐化》（1998）中对文化研究及各种其他“新”方法的攻击对读，会很有收获。^[51] 与埃利斯对反文学方法的谴责相比，纳菲西的路径更具吸引力、也更少显出反动面目，其原因在于她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她谨慎地将这种女性主义与自己在新闻评论文章中一再谴责的激进“后现代女性主义”区分开来。¶

不仅她在德黑兰的女学生从这些非意识形态的西方经典作家身上发现激进潜力，经典文本本身也被她以敏锐的眼光来阅读，关注它们为女性人物提供的解放可能。因此，亨伯特·亨伯特把自己全部的审美激情、对美的热爱，以及他认为华而不实的美国所极度缺乏的欧洲高雅文化气质，都投射到洛丽塔身上。然而，亨伯特就像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那些不道德的人物一样，对他人“漫不经心”，以一种“残酷”对待他们，其中包括谋杀洛丽塔的母亲，以及绑架、强奸洛丽塔本人（43）。近年来，一些批评认为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逼近恋童癖文化，另一些人更认为它参与其中；对此，纳菲西通过谴责亨伯特误入歧途的审美意识，并在小说中读出一种微妙的“对亨伯特受害者的同情”，尤其是对受害“孩子”洛丽塔的同情，为纳博科夫辩护（42, 43）。这样，《洛丽塔》便 成为一种颇令人难以置信的早期女性主义叙事，纳菲西巧妙地将它同她年轻的伊朗女学生的处境联系起来：依照伊斯兰共和国法律，她们每个人早在九岁时，“就已经……到了可以嫁给比亨伯特年纪还大的男人的年龄”（43）。尽管我们反复被告诫，不要把亨伯特·亨伯特与阿亚图拉霍梅尼或伊斯兰国家其他代表人物混为一谈，纳菲西却屡屡作出恰恰这样的类比。纳菲西的结论是，纳博科夫激发我们对亨伯特受害者的同情--以及我们对亨伯特滥用其非凡审美能力的谴责--是为了教会我们“民主的第一课：所有人，无论多么可鄙，都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42）。当然，即使我们赞同纳菲西对纳博科夫道德目的的判断，这一判断也具有深刻的政治性，而且明显属于新保守主义者经常鼓吹的“古典自由主义”。布什政府的“政权更迭”和军事占领外交政策，之所以在他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得到如下呼吁的合法化，并非偶然：美国应当“承担起自由的事业……寻求并支持每个国家和文化中民主运动的发展，最终目标是结束我们世界上的暴政”。^[52]¶

纳菲西对另外两位经典作家--亨利·詹姆斯（第三部分）和简·奥斯汀（第四部分）--的解读方式，与她将纳博科夫和菲茨杰拉德读作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及其民主保障的倡导者，几乎如出一辙。与纳博科夫和菲茨杰拉德不同，詹姆斯和奥斯汀历来被从各种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因此这种叙述顺序给读者一种印象：第一部分（洛丽塔）和第二部分（盖茨比）的女性主义主题正变得愈发明确，甚至形成一条渐进序列，尽管我们在历史时间上正向后退。还有一点也很有趣：纳菲西以两个讨论小说的部分开篇，其中的主人公--洛丽塔和盖茨比--体现作者的自由主义理想；而最后两个部分讨论的则是作家--亨利·詹姆斯和简·奥斯汀--他们本人体现纳菲西心目中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典范。^[53]¶

詹姆斯笔下的黛西·米勒和凯瑟琳·斯洛珀，以及奥斯汀笔下的伊丽莎白·班纳特，长期以来吸引了有趣且各不相同的学术解读，探究每个人物如何揭示 19世纪美国和英国变化中的性别关系与两性关系。尽管很少援引近期关于詹姆斯和奥斯汀的研究，纳菲西声称她选取这些特定女主人公，是为了说明“小说作为一种新的叙事形式，如何彻底改变有关个人之间基本关系的根本观念，从而改变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任务与义务的传统态度”（194）。纳菲西关于小说的理论主张具有深刻的政治性，因为她赋予这一文类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尽管她提到伊恩·瓦特颇具影响力的《小说的兴起》（1963），却没有援引他的论点：小说帮助中产阶级的社会经济权威取得正当性，尤其通过特别强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236）。纳菲西没有像瓦特那样分析小说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是强调黛西、凯瑟琳和伊丽莎白如何“出自一个由反抗的女主人公组成的悠久谱系”，她们“通过拒绝服从，制造了情节中的主要纠葛”（194-195）。人们很容易想把这条“反抗的女主人公”谱系，从黛西·米勒延伸到格特鲁德·斯泰因、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的现代女性主义者，再延伸到第二波和第三波女性主义中的激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但纳菲西明确拒绝这一传承，声称这些主人公“比后来20世纪那些显然更具革命性的女主人公更加复杂，因为她们并不自称激进”（195）。¶

只要想起纳菲西在新闻评论文章中多么激烈地拒绝“后现代女性主义”，她对20世纪女性写作和政治行动几乎整个传统的否认，就不像看起来那么离奇了。对于纳菲西，黛西·米勒、凯瑟琳·斯洛珀和伊丽莎·班纳特不是女性主义者，而是勇敢的个人，她们借助想象力、因而借助对不同人群的同情理解，反抗社会习俗（333）。黛西·米勒可以同时与温特伯恩和乔瓦内利调情，依靠自己的性魅力，而不必回避它--纳菲西暗示，西方式女性主义者与压迫性的伊斯兰共和国都要求女性回避性--即使黛西对传统偶像的挑战，意味着最终遭受社会排斥，甚至象征性的死亡。凯瑟琳·斯洛珀反抗追求者莫里斯·汤森的虚伪、彭尼曼姑妈的鬼祟以及父亲斯洛珀医生的专横，以顽强的终身不嫁肯定自己的道德严肃性与诚实（225）。伊丽莎·班纳特坚持按自己的条件 恋爱和结婚，不遵从她的阶级、家庭或更广泛社会体面标准的指令。每个人物都在叙事过程中形成自身个性，获得一种特定的身份；自由民主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使每个人都可能拥有这种身份，无论种族、阶级、性别或性认同如何。¶

纳菲西认为，最伟大的小说给予我们的，正是这种“理想民主”，尤其是它在那些具有独特性、因而具有个体性的人物身上的体现。有趣的是，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接近结尾时，纳菲西的男性知己，她的“魔术师”，传递了这个信息，但只是为了提醒纳菲西她自己曾说过的话。^[54] 这是一种奇怪的腹语术：¶

“你从前总教诲我们所有人，说〔简·奥斯汀〕不理会政治，不是因为她不懂，而是因为她不允许自己的作品、自己的想象力，被周围的社会吞没。在世界陷入拿破仑战争的时候，她创造了自己独立的世界，一个两百年后你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把它当作小说中民主理想来讲授的世界。你还记得自己那一番话吗：与暴政斗争的第一课，就是做自己的事，遵从自己的良知？……你不停地谈民主空间，谈个人空间和创造空间的必要性。好啊，那就去创造它们吧，女人！别再唠叨，别再把精力放在伊斯兰共和国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上，开始专心于你的奥斯汀吧。”（282）

这些情感鲜明地表达了自由主义的“审美异议”：强调想象力的“革命”力量，使“个人的”和“私人的”免受“政治的”污染（237）。当她的一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学生纳维先生把奥斯汀批评为“殖民作家”，指出“《曼斯菲尔德庄园》是一本纵容奴隶制的书”时，她起初惊愕得无言以对，因为“我几乎确信纳维先生没有读过《曼斯菲尔德庄园》”（289）。她说自己后来在一次赴美旅行中才得知，学生所读的是“爱德华·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这一“革命”著作；她再次提醒读者，当学生不去“阅读原文”，却依赖“某些伪哲学家告诉 他们文本说了什么”时，是多么危险（236）。纳菲西感叹，“伊朗的反动势力竟然认同并挪用”萨义德的激进主义，实在可悲；而她想给美国读者的教训，似乎也十分清楚（290）。是的，右派和左派在极端之处会合了--这又是一条必须得到普遍承认的真理。¶

纳菲西在这些文学文本中所珍视的，是它们超越政治、提供不受意识形态污染的社会和个人理想的能力。然而，她选取的作家本身就提供了充足证据，表明他们自己的作品及其他文学作品，都深深卷入作品产生时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条件。纳菲西追随的是丹尼尔·贝尔关于自由民主“超越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论点，以及弗朗西斯·福山那项颇受争议的主张：全球阶段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终结”。^[55] 纳菲西给这些新保守主义论点添加的，是她声称“伟大”文学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作家本人，或他们的男女主人公--引导我们走出通常靠武力与暴力解决的政治冲突所造成的僵局。毕竟，在《斩首之邀》的结尾，纳博科夫笔下的辛辛纳图斯如此娴熟地运用的正是想象力；借助语言魔法，他让“断头台以及周围整个虚假的世界，连同刽子手，〔一同〕崩解”（77）。纳菲西顺带提到其他也许接近这种文学“伟大”的作家：非裔美国文化中的兰斯顿·休斯和佐拉·尼尔·赫斯顿，一小批波斯作品，包括《一千零一夜》、伊拉吉·佩泽什克扎德的《我的拿破仑叔叔》以及玛赞·莎塔碧的《波斯波利斯》。但是，这本书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西方文明--尤其是其英国和美国的变体--为这一民主个人主义的普遍模式，提供了数量最多、在审美上取得胜利的见证。^[56]¶

阿扎尔·纳菲西是否参与了一项新保守主义阴谋，挪用新自由主义修辞来实现自身目的，包括在持续争夺美国人、以及我们希望转化为本国民主形式的那些国家公民之“人心”的战争中，将“文化”操纵为武器？她担任SAIS“对话项目”主任、获得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支持、参与SAIS将美国宣传为自由世界“保护者”的公关活动，这些外在证据令人信服。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自身的内在证据更有说服力；它表明，纳菲西并不是跌进如今为不知情的自由派备好的保守主义“陷阱”，而是在积极参与一种表面“去政治化”、实则具有深刻政治性的文化研究议程。我的目的不是装扮成文化“揭密者”，或某种政治正确的警察。纳菲西有自由写任何她想写的东西，也可以选择倡导任何倒退而谬误的审美观念。¶

纳菲西的第二部回忆录《我一直缄默的事：一个离家女儿的回忆》（2008），在讲述她在伊朗的家庭生活和教育经历时，主要依赖波斯和中东文学文本，这一点在书末的“推荐阅读书目”中可以看出。^[57] 全书四部分中，有三部分的题词引用艾米莉·狄金森的诗（第四部分则引用流亡作家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话）；这部回忆录也频繁提及西方文学在纳菲西生活与工作中的重要性，尤其在1979年革命之后。她简要讲述了自己为什么“开始写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部分因为学生对他作品的热情”，以及她本人为何认同纳博科夫“对流亡的关切，对可随身携带的想象世界以及想象力颠覆力量的坚定信念”（Things, 289）。尽管她详细记述了自己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在诺曼的俄克拉何马大学期间的个人与政治活动，包括参与反越战示威和加入反对沙阿的伊朗学生联合会，纳菲西却只顺带提及她关于迈克·戈尔德小说和20世纪30年代左派的博士论文。然而，她又默默地把自己在美国参加反政府、反沙阿示威的经历，与博士论文研究联系起来：“我把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租住公寓的客厅变成自己的办公室；每天一醒来洗过澡，我就端着咖啡回到床上，阅读关于伊朗的新闻。不久，卧室的一个角落就堆满了沾着咖啡渍的旧《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有些早晨，我会去国会图书馆，为写论文查阅《群众》《新群众》以及其他30年代出版物的旧缩微胶片，在那里度过愉悦的数小时”（Things, 212-213）。¶

《我一直缄默的事》以1997年她和丈夫比詹离开德黑兰前往华盛顿特区收尾，不过最后两章（第30章和第31章）讲的是母亲于2003年去世、父亲于2005年去世。书中对她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为期两年的研究员任期”提及甚少（Things, 294）。简言之，对于自己怎样与SAIS发生联系、这项研究员职位的条件、支持她申请的SAIS或其他地方的教员是谁，以及除了丈夫比詹在华盛顿特区工作之外，她在一个旨在培养外交官与情报官员的机构从事研究，究竟有什么专业上的理由，她始终保持缄默。《我一直缄默的事》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一位持有英国文学博士学位、曾在伊朗教授波斯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学者，为什么会受到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关注，她自己又为什么会对该学院感兴趣。¶

《我一直缄默的事》确实极其详细地叙述了她父亲艾哈迈德·纳菲西的政治生涯：他当上德黑兰市长，达到事业顶点，随后被沙阿逮捕监禁，最终获伊朗法院判决无罪释放。纳菲西也详细讲述了母亲内扎特与父亲之间的私人矛盾，以及内扎特在伊朗议会任职、直到1979年革命后被迫辞职的经历。纳菲西所讲述的家庭史，确实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像纳菲西一家这样属于上层阶级、政治上温和的伊朗人，如何在历史中被抛来抛去，夹在沙阿与阿亚图拉霍梅尼这两个极端政权之间。我完全能够理解，阿扎尔·纳菲西为什么想要书写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尤其是它在一个家庭中的体现，从而说明两个政权对人的影响。¶

然而，这样的家族史和宏观政治史，并不是她的畅销书《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中心。她告诉我们，2003年1月2日母亲在德黑兰去世时，她正在完成这本书（Things, 304）。那时，纳菲西在SAIS的“两年研究员职位”已经变成“访问教授”聘任，随后又变成“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对话项目主任”（Things，衬页）。《我一直缄默的事》是另一部叙写家庭和个人夹在 殖民社会与后殖民社会之间所经历的忧郁的书。《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则是一部重新殖民化的叙事，其中流亡主体拥抱了新的征服者。¶

更大的问题在于，“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范式转变：它原本被认为是由理查德·尼克松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所谓“软弱无能的知识分子”控制的“财产”，或是文化战争鼎盛期保守派抨击的“终身教职激进派”（罗杰·金博尔）和“女性纳粹”（拉什·林博）的“工具”，如今却成了新帝国主义的资源。尼克松因水门丑闻名誉扫地、为避免弹劾以及很可能据此定罪而主动辞职之后的某个时候，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组织起来，要重新夺回“自由派媒体”；他们不仅创建与之竞争的替代媒体，也挪用“自由主义”观念本身，连同“文化批评”的整个概念。阿扎尔·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使西方文化文本重新获得正当性，成为伊朗政治革命与政权更迭的先导；而这正是乔治·W. 布什政府公开倡导的目标，尤其体现在它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列为全球“邪恶轴心”的一部分。¶

虽然贝拉克·奥巴马政府缓和了外交修辞，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仍然是一种“选择”，特别是在回应伊朗不断增长的核威胁时。奥巴马总统一再援引“美国梦”以及“美国经验”的独特性，帮助他赢得选民的广泛欢迎；但这种民族主义也有助于维持“西方最好”的幻觉。保守的茶党运动蓬勃发展，部分正是奥巴马政府决意走中间路线的结果。美国的伟大在于它对一切事物无所不包的宽容。考虑到我在本章分析的保守主义者争夺文化权力的战略斗争，我并不确信，奥巴马政府的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能够有效回应新保守主义者的文化政治。¶

我最初开始阅读纳菲西《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地方是爱达荷州，我和克里斯汀大部分假期都在那里度过。在落基山脉高处，爱达荷、蒙大拿和怀俄明三州交界的地区，邻居们经常告诉我们，我们身处“上帝之乡”。极其强调独立的牧场主，同他们憎恶的土地管理局、国家森林局和国家公园管理局斗争，想象这些联邦 机构决意蚕食牧场主的自由。在商店和餐馆里，蓄着大胡子的边疆人--或者至少是他们的晚期现代仿真版本--什么都付现金，驾驶着装备齐全、足以应付任何可能紧急情况的皮卡；他们自豪于能在野外拆卸、重装从农业水泵到手枪的一切东西，也能在林中猎杀并“剥洗”灰熊、加拿大马鹿或驼鹿--这些动物在当地仍可猎取。当地人对陌生人疑心重重，尤其对加利福尼亚来的“抱树者”，往往极为虔信宗教，公开奉行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也根深蒂固。诚然，爱达荷几乎不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压迫政权相提并论，但“上帝之乡”对于其版本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狂想式信奉，无疑同样带有狂热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在爱达荷阅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给细心的文化批评者上了一堂实物示范课：在美国，我们也面对不宽容与政治极端主义不断增长的危险；它们与纳菲西所批评的伊朗近期政治中的极端主义之间，存在的相似之处，超过大多数美国人愿意承认的程度。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政治极端主义公开利用文化材料和学术学科来达成目的。¶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