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倒行的革命：功能实现与计算实施

雷扎·内加雷斯塔尼（Reza Negarestani）¶

Revolution Backwards: Functional Realization and Computational Implementation¶

关键词：功能主义、计算复杂性、阿兰·图灵、智能机器、人类心智、历史经验¶

引用信息：载《心灵的小巷：增强智能及其创伤》（Alleys of Your Mind: Augmented Intelligence and Its Traumas），马泰奥·帕斯奎内利（Matteo Pasquinelli）编，第 139–154 页。吕讷堡：meson press，2015。DOI: 10.14619/014¶

心智的功能主义理论来自各不相同的方向，处理的问题范围广泛，从形而上学问题到认识—语义问题，再到工程问题。同样，心智的计算理论也涵盖不同类别的计算复杂性。本文第一部分考察将人类心智的功能描述与其计算描述结合起来意味着什么。第二部分探讨以阿兰·图灵（Alan Turing）实现智能机器的设想为范例的计算主义—功能主义心智解释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将计算主义—功能主义的人类心智解释在机器中加以实施，被描绘为这样一项计划：它深刻地侵蚀了我们辨认人类经验显明地是什么的能力。由此，它撕裂了关于“作为人意味着什么”的历史经验。然而，这一断裂恰恰标志着智能机器历史的真正开端。¶

功能、计算及二者的联盟

功能主义传统上是心灵哲学中的一个论点，它把心智看作一种功能组织。它试图借助可以是因果性的或逻辑—概念性的功能角色与功能属性，来阐明心智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在这个意义上，功能主义把以下三者结合起来：（a）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即如何以选择与目的达成的功能性术语来描述解释项（explanans）与被解释项（explanandum）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功能是指——依据特定且相关的选择标准——在被解释项中造成差异的东西）；（b）一个认识—语义问题，即如何把语义内容与物理信息区分开来，以及如何以作为逻辑—概念角色的功能来看待语义上的内容间关联；（c）一个工程问题，即功能属性在与结构属性相关联或相分离的情况下如何得到实现。¶

计算主义（computationalism）认为，大脑的功能组织是计算性的或实施着计算，神经状态可以被视为计算状态。在这一语境中，计算既可以指内在计算（intrinsic computation，即脱离了算法中隐含的效用语义的计算），也可以指逻辑计算（其中各种过程隐含地实施算法以产生特定输出）。以内在计算进行的分析，试图在不涉及输出状态或所产生信息的情况下，探测并度量基本的时空性信息处理要素；而以算法计算进行的分析，则以识别输出状态为基础，进而挑出那些以算法方式将输入映射到该特定输出的过程。¶

内在计算关注的是：结构如何实际地支持并约束信息处理，规律性如何形成，结构如何从一个内部状态转入另一个内部状态，并在此过程中在随机与秩序之间摆荡（亦即结构复杂性与过程的内在计算能力之间固有的关联）。而算法计算关注的则是输入状态与输出状态（或状态与行动）之间的映射，以及这一映射关系如何可以被视为一种能够以算法方式捕获的模式或压缩了的规律性。因此，从算法计算的角度看，一台机器或一个大脑是通过执行单个或一组程序或算法来计算一个函数的。¶

实际上，功能主义与计算主义彼此并不互相蕴涵。但是，如果二者被隐含地或明确地视为相关——也就是说，如果功能组织（其中的功能具有因果角色或逻辑角色）被看作在内在意义上或算法意义上是计算性的——那么结果就是计算功能主义（computational functionalism）。¶

取决于“功能”指的是什么（因果性的还是逻辑—概念性的），也取决于“计算”指的是什么（内在—结构性的还是可作算法分解的），把功能主义与计算主义连接起来会导向多种多样的立场与路径：带有结构约束的理性或规范功能主义（Sellars 2007）、强机制论/因果功能主义（Bechtel 2008）、带有一定程度算法可分解性的理性功能主义（Brandom 2008）、带有内在计算要素的受规范约束的功能主义（Craver 2007）、结合算法计算主义的强逻辑功能主义（人工智能的各种经典变体）、结合内在计算主义的因果功能主义（Crutchfield 1994）、结合内在计算主义与强结构约束的弱逻辑功能主义（受具身认知启发的人工智能方案），如此等等。¶

尽管这可能是一个有争议的论断，但哲学在承认思考是一种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阐发的活动时，就把自身变成了一项隐含的功能主义计划。只要思考是一种活动，而哲学家的基本任务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阐发从事这一活动所带来的后果，并考察其实现所需的条件，那么哲学家就至少应当认可某一种功能主义。执行这一任务不可避免地迫使哲学与其他学科打交道；而且，视其范围与深度而定，它要求哲学严格地熟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与神经科学、计算语言学与进化生物学。¶

心智就是它所做的事。尽管这种心理的或心灵（noetic）的“做”可以被看作受其物质基底的结构复杂性所约束，但它应当以关于活动或“做”的功能性词汇来加以描述。心智——无论是被看作与知觉、思考和意向相关的、彼此有别却又相互联结的诸活动的整合，还是被视为一项其意义与后果在很大程度上仍属未知的认知—实践计划（如黑格尔与牟宗三所言）——首先具有一种功能性的意涵（见 Mou 2014）。¶

把心智认定为一个事物，是朝着使心智变得不可言说迈出的一步，因为这样做抹平了心智实现所必需的具体条件与约束（无论是物质性的还是逻辑—概念性的），从而赋予心智某种原初而恒久的性质。心智成了被给予之物。但以特定角色的活动或功能来刻画心智，是防止心智变得无所不在、以至于变得不可言说的第一步。这是因为，通过以活动来定义心智，我们被迫去解释这些活动是如何实现的，什么样的过程和结构约束并支持着它们，以及这些活动扮演着什么角色。¶

于是，这种功能分解或功能分析为我们提供了额外的信息：心智看似在做的事情究竟确实是单一的活动，还是实际上由多种多样、性质各异的活动构成——这些活动在我们先前视为统一的心智图景之内或之外，各有其特定的角色与领域。换言之，从功能的角度看待和考察心智，不仅能够防止不可言说性，而且会导致对物化的心智图景的系统性摧毁。在这个意义上，对心智的功能描述既是批判性的姿态，又是建构性的姿态。它之所以是批判性的，是因为它使我们所理解的任何“心智”都接受功能分析或有条不紊的分解。能力依据实现它们的活动而得到区分；活动则依据其角色而得到区别，并根据其实现所需的条件来加以考察：具有各自模式一致性的不同过程，具有层级内和层级间约束以及构成要素之间依赖关系的结构复杂性层级，不同类别与类型的功能，等等。¶

因此，功能描述不仅能够揭示我们与心智相联系的那些活动是什么、扮演什么角色，还能揭示它们是如何被组织和实现的。深入考察功能组织与实现条件，先前被视为单一活动的东西可能会被证明是多种性质不同的活动，而多种活动也可能被证明是同一种活动。因此，由功能描述所开启的分析性研究会导向对认知活动之本性的根本重估，从而最终使我们所说的心智特有活动（包括思考）的含义发生剧烈的变化。¶

既然这种分析性考察识别并绘制了心智特有活动实现所需的条件，它也就同样是一项关于认知能力之功能实现与建构的计划。扩展了的功能图谱就是一份实现的蓝图。换言之，功能描述具有建构性的意涵。正是在功能描述与功能实现的语境中，计算主义的角色及其与功能主义的关联才变得明确起来。如果某个功能存在一种计算描述，那么——在原则上，并且在正确的计算范式框架之内——这个功能就可以通过一台机器或一个能够实施相关计算的交互主体系统而被重构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计算描述并不等同于功能描述；它是以计算术语对功能可实现性所作的说明，并结合了关于以下问题的不同条件：对于某一特定计算类别而言函数的可计算性或不可计算性，以及界定该计算复杂性的计算范式。^[1]¶

将功能主义与计算主义结合起来，需要一种审慎控制的融合。基于其层级、角色以及与特定结构的附着关系，不同的可实现性条件实施着不同类型或类别的计算，其中一些在计算上对于另一些是难解的（intractable）。如果我们所说的计算主义是一种笼统的计算观，在其中因果机制层面的计算与逻辑—概念功能层面的计算被不加区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不区分不同类别的计算函数或计算模型，也不区分它们各自适用于算法行为与非算法（交互）行为的标准，那么功能主义与计算主义的结合所能产生的，只会是一种天真的、充满偏见的计算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对复杂认知能力进行计算重构的前景与后果，总是在不加批判的乐观与教条的犬儒之间、在“必然”与“不可能”的断言之间两极分化。¶

认知的功能实现——无论是透过具身性还是语义复杂性的视角来看——事实上都可能被计算地捕获和重构。计算功能主义的分析—建构前景是开放于考察与实验的。然而，只有当实现条件被仔细地区分，并参照不同的计算模式与计算类别加以考察时，这才是可能的。如果被算作思考的那些活动被看作纯粹符号性的（参见人工智能经典方案对符号性算法计算的投入），或纯粹因果性的（参见聚焦于内在计算的心智结构理论），那么结果很可能要么证明了功能实现的不可能性，要么证明了心智的功能属性对于计算而言是难解的（甚至可能二者兼有）。但这些证据并非源自心智特有活动对功能描述和计算描述的内在抗拒。它们毋宁是不恰当且不相容的功能描述与计算描述的结果（即没有在恰当的计算范式语境中、为正确的功能描述提供正确的计算描述）。因此，它们不能被当作反对心智的功能实现（即心智可以由不同组合的实现者重构这一观念），或反对对其可实现性的计算描述（即心智特有活动可以由能够在人造物中实施的计算函数来实现这一观念）的证明。¶

内在计算建模适用于因果—结构性的实现条件，而符号逻辑计算则与句法层面的语言相关。但是，与概念活动和遵守规则的活动相关的语义复杂性，需要一种不同类型的算法可分解性，这种可分解性专属于语言话语实践的社会维度或交互维度；正是通过这些实践，对句法表达式的语用中介产生出不同层次的语义与不同等级的概念。复杂的语义能力是通过语言的对话性方面获得的，这些方面涉及主体或语言使用者之间的交互。^[2] 鉴于交互本身的逻辑与不断演化的结构是计算的一个基本方面，并且是实现概念功能或概念角色所必需的，那么涉及语义丰富性、资源敏感推理与动态结构的复杂认知能力，就需要计算建模中的一次范式转换。这一转换应当令人满意地把交互本身体现为计算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

正是认知核心组成部分——诸如概念使用、语义复杂性与实质推理——这一不可还原的、根本性的交互—社会维度，是人工智能经典方案在以构建复杂认知能力为目标时未能处理和研究的。丘奇—图灵（Church-Turing）有效计算范式，连同其被广泛讨论的关于算法可机械化性的意涵，是不是为认知的交互—社会维度建模的合适候选？抑或，当它对计算的定义被扩展到包括那种在开放系统中、在对话中、在异步过程之间或协作与对抗的主体之间发生的、不断演化的非单调意义上的交互时，它本质上就是不充分的？而更一般地说，负责语义复杂性的社会性语言话语实践能否被计算地描述？考虑到计算描述并不等同于算法描述，对语义与推理之社会—语用维度的计算描述能否以算法方式被捕获？如果它们确实可以以算法方式表达，那么是哪种算法？如果我们所说的计算是指符号算法，那么答案是否定的。但只要语言是一种计算与压缩的形式——尽管在这种形式中，压缩为了共同体分享和主体间交互而被修改，并且不同的计算类别被结合与整合在一起——那么即便是语言的语义复杂性或意义关系，也可以“在原则上”被计算地生成。^[3] 断然拒绝这一可能性，就有可能用社会及其话语实践的不可言说性，来取代心智及其活动的不可言说性。然而，为了找到并发展出概念形成与意义使用的恰当计算模型和算法，我们首先必须确定，一群主体——无论是动物还是人造物——必须执行哪些种类的活动，才能被算作在从事语言话语实践。¶

功能主义与计算主义的联盟把前者的建构性意涵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但这一步在各方面都是一次飞跃。如果说对心智的功能主义解释已经是一份实现和重构心智的蓝图，那么对心智的功能主义兼计算的解释，就是一项在心智的自然栖居地之外实际实现心智的计划，是在我们尚未设想到的语境中对心智的实施。但这种对实施的开放性意味着一种不再是生物性的、也不再由某种本质结构所决定的功能演化。¶

功能主义的历史有着深厚的哲学根源，可上溯至柏拉图、斯多亚学派（对情绪的功能性解释），并延续到康德、黑格尔、塞拉斯（Sellars）、布兰顿（Brandom）和维姆萨特（Wimsatt）。同样，计算主义也有着漫长的历史，它经过经院逻辑学家、早期机械论哲学、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计划，并随着数学与逻辑学中的革命而通向现代计算，最终发展为当前计算复杂性理论与计算力学（以查尔斯·本内特〔Charles Bennett〕和詹姆斯·克拉奇菲尔德〔James Crutchfield〕等人物为代表）的进展。然而，计算功能主义——至少是其严格的阐发——是一个晚近的联盟。在其先驱者中，有一个名字尤为突出：阿兰·图灵。图灵计算主义计划的意义在于，它同时推远了理论与实验的边界。图灵把计算功能主义呈现为一种指向其自身实现的理论；事实上，这是一种必须跟上其具体实现日益加速之步伐的理论。¶

书写自身过去的革命

为了延续并结束本文，我打算简要讨论对人类心智之功能主义解释的意义，更具体地说，讨论图灵的计算—功能主义计划作为一项在机器中实现思维能动性或认知—实践主体的实验所具有的意义。正如下文将要论证的，这是一项其结果从未来倒溯回来抹除人的经典肖像的实验。它开启了这样一项计划：人类在实践中阐发一个已经在物理科学中提出的问题——“世界中之人的显明图像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幸存？”（Sellars 2007, 386）。¶

为此，我将讨论图灵对所谓“基于种种无能的论证”（arguments from various disabilities，下文简称 AVD）所作回应的后果；我将把这一回应视为对人的经典肖像的一次攻击，其理论与实践后果之重大，不亚于哥白尼革命对我们关于世界以及我们在世界中位置的坚定看法所造成的动摇。在其开创性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中，图灵（1950）回应并挑战了一系列被反复提出的反对意见，这些意见针对的是计算功能主义一个隐含却根本的假设，即：有可能实现一台能够以计算方式实施我们通常与人类经验相联系的功能——诸如知觉、认知与意向——的机器。¶

机器不能思考，机器不能有情感，机器不能有目的，它们不能主动行事，诸如此类：图灵（1950）把这些列举在他所谓的 AVD 之下。这是一种毫无根据且站不住脚的“稻草机器”论证。与其说它是可靠论证的结果，不如说它是我们的心理恐惧以及对世界和我们自身残余的神学态度的产物。¶

作为反对机器能力之论证的支持者，心智保存论者（mind-preservationist）相信心智不能在不同基底中被功能地实现和实施。心智保存论者不仅拒绝心智的功能主义实现，而且因此采纳了某种形式的生机论，或者说主张人类心智的不可言说性。心智保存论者总是试图从一种固有无能的角度来看待机器的能力。但是，如果心智保存论者真正摒弃的并不是机器本身，而是在机器中实施的心智之功能实现，那么他实际上否认的就不是机器本身，而是心智自身。或者更准确地说，心智保存论者最终拒绝的，是绘制心智之功能的可能性，是将心智建模并将其界定为一个彻底审视之对象的可能性。简言之，心智保存论者拒绝如其所是地看待心智。¶

心智保存论者把一个关于识别心智实现所需条件（是什么使心智成为心智）的认识论困境，变成了一个关于实现之不可能性的本体论立场。如果心智保存论者只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与心智——或更一般地说，与人类经验——相联系的这些能力是如何实现的，那么他就不能严格地否认这些能力在机器中实现的可能性。为什么？因为那只不过是一种并不足以支持拒绝的暂时性不可知论；于是他不得不让步，同意存在这样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即便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未来——在那里，机器实施的认识要求与技术标准都得到满足。因此，心智保存论者必须赋予这种认识上的不确定性以本体论地位，以便把一种试探性的反应变成一种决定性的否定，以永恒的不可信性压倒一种未来的可信性（即获得充分的功能图景与实施手段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否认机器不过是否认心智是什么以及心智能够成为什么的一个借口。相应地，放弃对理解心智的追求，就等于在与心智的演化作对，因为从语用—功能的观点来看，理解心智的意义与心智在不同语境中如何能够被定义、重构和修改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如果我们缺乏对心智的定义——而这个定义本身就是心智实现与实施的图谱——那么我们怎么能如此急切地排除一台配备心智的机器的可能性呢？因此，在把心智同时认作其批判的尺度与对象时，心智保存论者持有双重标准。他说机器不能从事心智活动，仿佛他知道心智真正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实现的。然而，如果他并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么他就不能从一种内在无能或不可能性的角度，来对待对心智的可实现—可实施的解释。^[4]¶

如果你不知道心智是什么，你又怎么能断言机器不可能拥有心智？须知，这个问题中所提出的“什么”，恰恰就是心智之功能可实现性的图谱，而这一图谱是可以在机器中实施的。在这里，“什么”可以被功能地描述为界定心智是什么的那些活动。因此，心智被描述为一个功能项，以其进行心理运作（mentation，即从事心理活动）的能力来描述。从功能主义的视角看，使一个事物成为该事物的，不是这个事物是什么，而是这个事物做什么。换言之，功能项并不独立于它的活动。¶

心智的活动确实是特殊的，因为它们并不是无所不在的。但正如贝克特尔（Bechtel 2008, 3）所指出的，心智之所以特殊、其活动之所以具有独特的特征，并不是不顾它由机制构成，而恰恰是凭借了正确种类的机制。这种特殊性并不是某种不可言说性或过度独特性的结果：它是正确种类的实现者得到恰当组织的必然结果。¶

由于这个原因，如果基于无能的论证被采纳为对待机器的标准策略，或者被作为对心智在不同基底中实现之可能性的一种预先决定的反应来运用，那么它就不具有真正的批判态度。为什么？因为这样一种批判策略已经隐含地认同了一种保存论的心智观，把心智看作某种内在地拒斥绘制和（重新）建构的东西。它所捍卫的心智之所以具有特殊地位，是因为它在可绘制性与可建构性的层面上独特得无法描述。它无法被建构，因为它无法被完全绘制。它无法被绘制，因为它无法被定义。它无法被定义，因为它在某处是不可言说的。如果它在某处是不可言说的，那么它就处处是不可言说的。因此，心智的独特性（singularity）是其不可言说性的效应。如果我们接受了一个不可言说之物，而这个东西又恰好对于我们如何知觉、构想世界与我们自身并作用于它们至关重要，那么我们也就准备好把世界上其他许多事物视为不可言说的了。如此一来，我们就使自己投身于一种全面的神秘主义。¶

图灵的方案标志着人的历史发展以及人类之计划的界定中的一个重大阶段——这里的“界定”既指确定作为人的意义，也指更新其定义。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如何对付由康德（Kant 1885, 15）提出的最根本的问题：“人是什么？”——或者说，作为人意味着什么？¶

在哥白尼革命、达尔文革命、牛顿革命和爱因斯坦革命中，我们目睹激进的理论重新定向的后果立即在当下显现出来；与此不同，图灵革命的发生地总是在未来。换言之，图灵革命并不发生在此时此地，因为严格地说，它是一种隐含于计算功能主义之中的建构性心智理论。它通过在机器中实施心智的功能图景——一步一步、一个功能一个功能、一个算法一个算法地——渐进地（从此时此地的视角来看）又灾变性地（从未来的视角来看）改变着心智的意义及其可实现性的条件。由于这个原因，图灵的计划所阐发的革命概念，与作为现代理论科学之先驱的哥白尼革命的轨迹有着根本的不同。¶

图灵革命表明，未来将不会是当前状况的一种变体式延伸。它将不与当下相连续。无论什么从未来返回——在这里，既是在机器中实施的心智，也是配备了心智的机器——都将与我们关于心智是什么、机器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历史预期相断裂。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认为的心智与可由机器实现的心智解释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勒内·托姆（René Thom）所描述的图像与其模型、能指与所指、后代与亲代之间那种灾变性的时间旅行关系。在所指—能指的相互作用中，时间的耗散性不可逆性掩盖了在其背后运作的一种可逆性（守恒）原则。托姆写道，图像由模型形成，表现出具有不可逆特征的普遍动力学，但这一过程又常常利用一种具有可逆特征的相互作用：¶

所指在不间断的繁衍分枝中生成能指。但每当我们解释这个符号时，能指又重新生成所指。……要让能指（后代）重新成为所指（亲代），只需一代的时间间隔便已足够。（Thom 1983, 264）

人与其计算图像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作为亲代的所指与作为后代的能指之间的关系。它呈现了这样一个过程：未来一次又一次地引诱着当下。软体动物的图像被刻在岩石上，并且很快就取代了它。胚胎生长并发育出一个与其亲代有机体同构、却经历了大规模时空平移的结构。当人在机器中印刻并繁衍其图像时，机器重新发明其创造者的图像，重新实施它，并在此过程中修订它。¶

既然我们无法在不削弱自身的情况下采纳一种心智保存论的意识形态，既然计算—功能主义的心智解释对进一步的认识成就与技术成就保持开放，那么我们在机器中实现心智的追求就具有一种未来的意涵和一种可信的可能性；依据这种可能性，把心智与任何既定的自然的或固定的构成联系起来，就变得极不可信且带有偏见。¶

但为什么认知科学与计算机科学中的图灵革命，是一场在未来被构想并在未来发生的革命？因为图灵所提出的，是一个对“作为人意味着什么”以及——推而广之——作为集体性与历史性格局的人类，进行彻底重构与修订的图式或总体方案。图灵的基本假设是，人的意义（significance）可以被功能地抽象并被计算地实现。这种意义就是作为一组活动的心智，这些活动涵盖知觉、思考与意向——也就是说，这是这样一种能力：通过把感觉材料映射到作为概念功能之领域的语言上，将其转化为知觉印象，然后再把思想转化为有意向的行动。¶

对这种关于人之意义的解释进行充分的功能抽象与实现，意味着“使人有意义的东西”可以由不同的个体化属性或实现者来实现。而且，构成人之意义的东西也可以在不同的组织模式中被实施。实现的新语境或新环境随后可以剧烈地修改和更新这一功能图式。换言之，心智的意义将在其于人造物中被重新实施的过程中发生改变。因为实施并不只是把一个功能或一个抽象协议从一个支撑结构挪到另一个支撑结构。它是把一个（功能）角色重新引入一个新的语境，而这个语境随后会通过为该角色提供不同的决定性关系，赋予它一种新的意义。换句话说，实施是在一个具有特定需求与目的组合的新语境或新环境中执行一个功能图式。相应地，重新实施就是对一个功能进行语境性的重新定向与重新塑造，从而使其内容多样化。¶

通过人工之物来实现心智——用其他物质组织乃至社会组织来置换心智的自然构成或生物组织——是心智的一个核心方面。成为人工的，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人造物来表达自身，正是心智之为“具有历史而非具有本质本性之物”的意义所在。在这里，人工之物表达的是：在不违背自然法则的前提下，适应新目的与新目标意味着什么的实践阐发。拥有历史，就是拥有成为人工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不是通过自然地给予你的东西，而是通过你自己能够制造和组织的东西来表达你自己。谴责这种历史，就等同于拒绝一切形式的自由。否认心智的人工真理，拒绝把这一真理推向其最终结论，就是与心智的历史为敌，因而也就是成为思想的敌人。¶

功能主义对心智的理解是心智功能演化中的一个历史时刻：在以心智的活动及其角色来理解心智时，功能解释指向一个由不同组合的实现者在不同领域中建构起来的心智。探索心智的意义与人工地实现心智是同一回事，而人工实现又改变了这一意义过去据以被确定的那些条件本身。¶

一旦人之意义的真实内容在其自然栖居地之外被功能地抽象、实现和实施，嵌入这一功能的结构与作为功能的意义之间的联系就被削弱了。迄今为止，结构（无论是作为某种特定的生物结构，还是作为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对功能的影响，一直是一种决定系统行为或活动的构成（constitution）的影响。但是，随着那些使人区别于他物的功能被抽象和实现——也就是说，随着人的真实意义被赋予功能自主性——结构（或显明的人性）与功能（使人成为人的一切活动）之间的联系就失去了其决定力量。作为一组特定活动之功能集合的人之意义，会不顾其曾经被自然实现的条件而演化。¶

如果起构成作用的结构（在此即特定的生物基底）对功能的决定性影响被充分削弱，那么功能演化的图像就再也无法在支撑它的结构中被看到和辨认出来。功能层面的演化——在这里即心智图式的扩展——与结构的演化是不对称的，无论这结构是曾经支撑它的生物结构，还是它被实施于其中的新的人工栖居地。这就像一道影子不断增长，直至遮蔽了曾经投下它的身体。¶

如此一来，过去构成或现在构成人的东西，就不再决定作为人意味着什么的后果。为什么？因为“作为人的意义”的功能实现，意味着这一意义离开了当前的状况，或者说离开了我们据以认同人的那个图像。换言之，功能能够通过不断地重构和修订自身、通过相对于结构不对称地演化、通过在新基底中的重新实施来修订其意义，从而重新构成自身。通过被重新实施或被引入一个新的实现语境，功能能够改变心智的整体图式。一项在理论与实践中阐明人类经验在机器中实现与实施之可能性的计划，就是一项具体地破坏人类经验是什么、看上去如何的计划。¶

一个致力于人类心智之多重可实现性的方案，就不能再仅仅以对心智过去与现在之条件的反思来定义了。^[5] 通过尝试在机器中实现人类心智，这样一个方案实现了一种心智，它粉碎了我们用来辨认自身、并把我们自己与我们视为内在无能的机器区分开来的那幅经典心智图像。心智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它最初如何被实现、目前如何被构成，对于这个可多重实现的心智而言，都不再具有任何决定性的意义。这样一个方案真正属于未来，它当下的理论—实践维度所阐发的，是一种我们不具备认知手段去理解的断裂。¶

图灵对人的功能实现所具有的建构性与修订性维度，无法从当下的视角看到，因为作为重新构成与重新构想之力量的建构与修订，其意涵是从未来展开的。简言之，图灵所做的，是提供一项方案的蓝图；通过这项方案，作为人而被区分出来（或拥有人类经验）的后果，与我们当前所认同的人是不连续且不可调和的。¶

图灵关于人类心智之计算—功能可实现性的论点，是一个关于可建构性的论点，其后果在显明实现的领域中成形。它表明，人或“人的意义在于什么”的可重构性并不存在本质主义的界限。然而，它还走得更远，凸显了在心智的自然栖居地之外建构心智的后果：心智的重构等同于其意义的重新构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图灵的计划标志着人类之真理中的一个断裂——在作为人的意义与其后果之间的断裂。它在实践中并通过建构阐明：作为人，并不蕴涵着理解作为人意味着什么的后果。实际上，这二者之间的距离再远不过了。作为人，既不是理解“人因成为一项以计算—功能术语定义并阐发心智的方案的一部分而正在经历什么”的充分条件，也不是辨认“人因成为这一方案的一部分而正在变成什么”的充分条件。它既不能把握修订人之功能意义的后果，也不能把握依据人类心智的计算—功能图景来建构机器的范围。¶

通过以在人类心智的自然栖居地之外实现心智为目标，图灵在解放（这里指在活动或功能层面上对人之意义的解放）与作为自我实现之矢量的智能的解放之间，勾连出一种新的联系。图灵的计算主义—功能主义计划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它的后果——无论其当前状态如何，无论它遭受过何种挫折——都无法通过其当下的意涵来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按照定义，我们在当下所认同的人类无法把握和认识到图灵计划的范围。¶

作为激进启蒙计划的延续，图灵的计划实际上是一项放大启蒙人文主义之意涵的方案，因为它完全符合以下原则：人的重要性或意义，并不在于其被给定的意义，也不在于一个被保存下来、早已确定的定义。毋宁说，它在于从原始能力中自举出复杂能力的能力。这些复杂能力界定了人在于什么。但只要它们是可作算法分解的（参见针对不同功能的不同计算类型，针对不同活动与能力的不同种类的算法），它们就把人的定义呈现为可以被修改、重构并在人造物中实施的。这正是图灵计划赖以奠基的可建构假说：人的意义不在于其独特性，也不在于某种特殊的本体论地位，而在于其功能可分解性与计算可建构性——借此，人的能力可以被升级，其形式可以被转变，其定义可以被更新，甚至变得可以被删除。¶

图灵的计算计划通过罢黜人、将其逐出中心，同时又以功能主义术语承认人的意义，为启蒙人文主义的计划作出了贡献。因为，计算机不断扩张的领域，如果不是对人类心智之理性中心性（ratiocentricity）的最强有力攻击，又会是什么呢？——这种攻击所支持的观点是：人类心智的推理能力可以以机器的形式被重构和升级。¶

正是以功能术语来理解人的意义，构成了重构人以及人之意义超越其当前图像的功能演化的蓝图。把心智作为一个功能项来认识，发展为对其重构可能性的探索。而对由不同实现者、为不同目的进行的功能实现的探索，则塑造了心智的历史——心智作为这样一种东西：它没有本性，只有多重实现的可能性及其相应的历史。¶

过去被称为人的东西，如今已经演化到无法辨认的地步。那喀索斯（Narcissus）再也无法在镜中看到或预见他自己的图像。对空白镜子的辨认，是我们终于把自恋阶段抛在身后的标志。事实上，我们正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人类望向镜子，它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空洞的表面在呆呆地回望。¶

参考文献

Bechtel, William. 2008. Mental Mechanisms: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Cognitive Neuro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Brandom, Robert. 2008. Between Saying and Doing: Towards an Analytic Pragmat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echner, Jeff. 2008. Gödel, Putnam, and Functionalism: A New Reading of Representation and Real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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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