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后创伤：走向一种新定义？

凯瑟琳·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

Post-Trauma: Towards a New Definition?¶

关键词：创伤、弗洛伊德、拉康、齐泽克¶

引用信息：载于马泰奥·帕斯奎内利（Matteo Pasquinelli）编《心灵的小巷：增强智能及其创伤》，第 187–198 页。吕讷堡：meson press，2015。DOI: 10.14619/014¶

在齐泽克看来，当代的创伤研究无视了拉康最根本的论断：创伤总是已经发生了。说创伤已经发生，意味着它不可能偶然发生，意味着每一次经验性的意外或冲击，所损害的都是一个已经、或先前就已受伤的主体。在本文中，我想冒险提出一种思想，它将彻底逃脱“总是已经”的权威，从而给偶然一次机会。本章进而将弗洛伊德／拉康关于脑创伤与心理创伤的看法，同当代神经生物学和社会政治领域关于创伤的看法进行比较。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其文章〈笛卡尔与后创伤主体〉（“Descartes and the Post-Traumatic Subject”）中（Žižek 2009），对当前神经生物学和神经精神分析的创伤研究进路提出了极具洞见的批判。^[1] 他质疑这些进路试图取代弗洛伊德（Freud）与拉康（Lacan）对心理创伤之定义的方式。齐泽克的批判可以概括如下：神经生物学在发展自身对精神分析——即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批判时，并未意识到一个事实：恰恰是拉康，早已说出了他们以为他没有说过的东西。于是，就在他们自以为从另一种立场、一种不同于拉康派精神分析的立场发言之际，他们其实是在被拉康腹语操控。¶

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引用拉康？在齐泽克看来，当代的创伤研究——出于否认或出于欲望——始终没有意识到拉康最根本的论断：创伤总是已经发生了。某一特定的创伤，这个或那个经验性的冲击，之所以能够发生，只是因为一个更深刻、更本源的创伤——被理解为实在界或“先验”创伤的那个创伤——总是已经发生了。创伤总是早已发生过了。已经总是已经。拉康早已说过“总是已经”。新的创伤研究进路只会是对“总是已经”的确证，而非对它的废黜。它不过是对已经发生、已经被说出之物的单纯重复。¶

说创伤已经发生，意味着它不可能偶然发生，意味着每一次经验性的意外或冲击，所损害的都是一个已经、或先前就已受伤的主体。在弗洛伊德和拉康那里，存在着对偶然的明显拒斥。超越“总是已经”原则。这是拉康从未说过的东西，因而我想冒险提出一种思想，它将彻底逃脱“总是已经”的权威，从而给偶然一次机会。¶

在聚焦于偶然这一概念之前，我想先指出：这样一种“超越”的可能性，是由当前的神经生物学所开启的，它重新定义了无意识（称为神经无意识或神经心灵）与创伤，并因而重新定义了后创伤主体性（这是 Malabou 2007 的核心论点）。神经生物学和神经精神分析挑战了弗洛伊德对心理意外的构想，即把心理意外理解为事件两种含义的交汇点：一种是被构想为内在的、内生性规定的事件（Erlebnis，体验），另一种是从外部发生的遭遇（Ereignis，事件）。一次意外要成为真正的心理事件，就必须触发主体的心理历史与心理决定论。Ereignis 必须与 Erlebnis 结合。关于这种心理事件定义，最明显的例子是弗洛伊德经常举出的战伤之例。当前线的士兵因负伤、或仅仅因害怕负伤而受到创伤时，他所卷入的当下的现实冲突，似乎是某种内在冲突的重复。冲击总是对先前某次冲击的提醒。于是，弗洛伊德会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视为冲突或创伤之“总是已经”特征的表现。¶

神经生物学家则相反，他们认为：首先，严重创伤从根本上说是一个 Ereignis，因而是某种纯属偶然、从外部发生的东西。其次，他们由此主张，这瓦解了 Ereignis／Erlebnis 的区分，因为它使主体与其记忆储备、与过去的在场断开了连接。严重的脑损伤总会在神经网络中造成一系列被切断的连接与缺口；在这之后，一个新的主体会浮现出来，它与过去、与她先前的身份毫无关联。神经上的断连不会触发任何先前的冲突。相反，后创伤主体断开了“总是已经”的结构。后创伤主体就是“总是已经”的“永不再”。¶

于是我们可以说，神经断连不可能归属于构成拉康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三元组中的任何一项，因为这一三元组植根于“总是已经”这一先验原则。我们提议考虑第四个维度，一个或许可以称为“物质界”的维度。从神经生物学的观点看，创伤会被视为对先验本身的一种物质性的、经验性的、生物性的、无意义的中断。正因如此，后创伤主体是死亡驱力的活生生的例证，是弗洛伊德和拉康都未能定位或揭示的那个“超越快乐原则”之维度的活生生的例证。超越“总是已经”原则，才是真正的超越快乐原则。¶

齐泽克（Žižek 2009）对这些观点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却出于三个主要理由断然拒绝了它们：¶

1. 这些论述似乎无视了拉康对快乐（plaisir）与享乐（jouissance）的区分。享乐本身恰恰就超越了快乐。正是这种令人痛苦的快乐盈余，抗拒被容纳在快乐原则的框架之内。享乐就是那个让我们直面死亡的“总是已经”；若没有它，我们就只会被困在快乐之中。换言之，神经创伤只能是享乐的一种形式。拉康总是早已说过：断连、与过去的分离、记忆的丧失以及冷漠，都是享乐的样态或表现。无意识总是已经为自身的毁灭做好了准备：“超越快乐原则的，就是享乐本身，就是驱力本身”（Žižek 2009, 136）。

2. 第二个反驳涉及毁灭本身，即被理解为拉康所谓“物”（la Chose）之在场的毁灭。“物”就是死亡的威胁。若没有这种主要以阉割威胁的形式向主体显现的威胁，任何经验性的客观危险或风险对心灵而言都将毫无意义。“总是已经”在此再次出现：“阉割不仅是一种威胁视域，一种尚未／永远将至的东西，同时也是某种总是已经发生的东西：主体不仅处于分离的威胁之下，它本身就是（与实体）分离的效果”（Žižek 2009, 141）。

3. 最后这句话表达了主要的反驳：在齐泽克看来，自笛卡尔（Descartes）以来，主体就是一个后创伤主体，一个以如下方式构成的主体——它必须不断抹去自身过去的痕迹，才能成为主体。因此，又一次地，与自身相切断的经验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经验。在这一点上，神经生物学并没有教给我们任何新东西；在齐泽克看来，它反而确证了主体的本质：“死亡驱力的空框架是形式—先验的条件”（2009, 27），即主体性的条件：“在暴力的创伤性侵入抹去了人类主体的全部实体性内容之后，剩下的是主体性的纯粹形式，是必定早已在那里的形式”（2009, 144）。他还说：“如果想了解处于最纯粹状态、处于其‘零度’的我思，就必须看一看那些自闭的怪物（新的受伤者），这是一种非常痛苦、令人不安的注视”（2009, 146）。

从笛卡尔经由拉康再到达马西奥（Damasio），似乎又一次只有一个原则，且唯一的原则：创伤总是已经发生了。¶

为回应这些反驳，我们可以坚持认为：偶然与思想这一主题，若以某种方式加以阐发，便能解构“总是已经”；而“总是已经”看来恰恰成了它本应所是之物的障碍——即对毁灭的障碍。如果毁灭总是已经发生，如果存在诸如先验的毁灭这样的东西，那么毁灭就是不可毁灭的。这正是弗洛伊德和拉康那里极成问题的地方：对他们而言，毁灭始终是一种结构，是对本源创伤的重复。倘若“总是已经”本身可能爆裂呢？倘若“总是已经”是自我毁灭的，能够作为所谓心灵的基本法则而消失呢？¶

为了更具体地处理这些问题，让我们集中考察一个梦中偶然的地位。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第七章中分析了这个梦，拉康则在其第十一期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的第五章“Tuché 与 Automaton”和第六章“眼睛与注视的分裂”中对其作了评论。弗洛伊德讲述的梦大意如下：一位父亲在病儿床边日夜守护多日；孩子死后，他到隔壁房间躺下歇息，房门敞开，以便能望见停放着孩子遗体、四周点着高烛的房间，一位老人受托守灵。父亲睡了几个小时后，梦见孩子站在床边，抓住他的胳膊，责备地低声说：“父亲，你没看见我在燃烧吗？”他惊醒过来，看见隔壁有亮光，冲过去发现守灵的老人睡着了，倒下的蜡烛烧着了孩子遗体的裹布和一条手臂（参见 1964, 5: 547–48）。¶

弗洛伊德随即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把这样一个梦视为愿望的满足？抑或相反，它难道不是对“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理论的反驳，一个反例？¶

让我们来看看拉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在提及这个梦之后，拉康断言，精神分析是“一种遭遇，一种本质性的遭遇——一场我们总是被召去赴约、却与一个躲避我们的实在界相会的约会”（1978, 53）。这种与实在界的本质性的错失的遭遇，或者说错遇，就是与创伤的遭遇。在拉康看来，这个梦上演的正是这样一场遭遇。弗洛伊德的问题在此又回来了：如果这个梦上演的是与创伤的遭遇，我们又怎能把它视为愿望的满足、欲望的实现？¶

我们需要更精确地理解“与实在界的遭遇”这一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对这一表述——“与实在界的遭遇”——的分析，构成了［拉康研讨班的］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内容。这一表述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对弗洛伊德而言，“遭遇”指的是某种偶然的、意外的东西，某种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东西。而对拉康而言，“实在界”则指重复的必然的、被决定的机制，指创伤的“总是已经”。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偶然地——遭遇创伤的必然性？在这里，偶然的概念浮现出来了。我们如何能够——偶然地——遭遇那总是已经在此的创伤的必然性？¶

正是在这一点上，拉康援引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亚里士多德在其《物理学》（Physics）中区分了事件或因果性的两种体制。首先是“tuché”（机运）的模式，意为运气、偶然性；其次是“automaton”（自动）的模式，即重复机制的盲目必然性，亦即强迫性重复本身。借助这两种模式，我们一方面有偶然，另一方面有决定论。此外，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切发生之事都归因于这两种时间性模式之一：tuché 决定你今天会不会在广场上偶然遇见一位朋友；automaton 则支配日落日出的循环、季节的循环等等。拉康对这两种模式评论道：“Tuché 是好运或厄运”（1978, 69）；“automaton 是强迫性重复的希腊版本”（67）。即便事件的两种体制、因果性的两种模式之间的这场遭遇被说成是一场错失的遭遇，它毕竟仍是一场遭遇。再问一次：这如何可能？¶

对父亲与亡子之梦的分析正可由此开始。但在这个梦里，什么属于 automaton，什么属于 tuché？或者如拉康所说：“这场意外中的现实在哪里？”（1978, 58）而这一现实中的意外又在哪里？¶

显然，属于 tuché 的是蜡烛的倒下和孩子手臂的烧着。拉康说，这是现实，但不是实在。实在是孩子不真实的“复活”以及那句话：“父亲，你没看见我在燃烧吗？”在这里，拉康开始把 tuché 分析为一种次级的因果性或现实。孩子被烧着的手臂并不是这个梦中真正的意外，它不是实在。实在随着言语、随着儿子对父亲的呼告而来。Tuché 没有自主性；实际上它只是实在或 automaton 得以浮现的手段。据此，似乎只存在一种发生模式，即 automaton 的模式，而 tuché 只是它的一个伪装版本、一副面具。¶

偶然或运气只是一种表象，一种“仿佛”。仿佛偶然发生的东西，实际上总是重复的自动性，是原初创伤：“被重复的东西，事实上总是某种仿佛偶然发生的东西”，拉康如是说（1978, 54）。此外，拉康追问：在梦中真正燃烧的是什么？是孩子的手臂，还是孩子说出的那句话——“父亲，你没看见我在燃烧吗？”拉康就此阐发道，这句与高烧相关的话令人想到他所谓“高烧的原因”；那个永远僵卧、此刻正被火焰吞噬的存在者，唯有在火焰恰恰“意外地、仿佛偶然地”来与之相遇的时刻才可能与之相遇；而这场意外中的现实，无非在于它借助现实重复了某种更致命的东西——本应守护遗体的人依然沉睡，即便父亲醒来后重新出现（参见 1978, 58）。¶

很清楚，如果偶然的现实总是实在得以显露的手段，那么它就总是次级的。当拉康追问这场意外中的现实是什么时，他的意思是：在意外之中，有着某种不同于意外的东西：“这一讯息中的现实，难道不比父亲借以辨认出隔壁房间正在发生的奇异现实的那个声响更多吗？”（1978, 58）。¶

现实之偶然的外部遭遇（蜡烛倒下、点燃了覆盖亡儿的布，烟味惊扰了父亲）触发了真正的实在，即孩子责备父亲这一令人难以承受的幻想—显现。再说一次，燃烧的是话语，而不是手臂。“父亲，你没看见我在燃烧吗？这句话本身就是一支火把——它本身就把火带到它落下之处”，拉康写道（1978, 69）。进而言之：被遮蔽的意义才是真正的现实，即“原初场景”的现实。换言之，在现实与实在之间存在着一道裂隙。¶

现在是处理愿望满足问题的时候了。拉康写道：“并不是说，在梦中，父亲说服自己相信儿子还活着。而是亡子抓住父亲手臂这一可怕的版本，指明了一个在梦中让自己被听见的彼岸。欲望在梦中通过一种损失显现出来，这一损失以图像的方式表达于对象的残酷之点上。唯有在梦中，这一真正独一无二的遭遇才能发生。唯有一种仪式、一种无尽重复的行为，才能纪念这场……遭遇”（1978, 59）。¶

如此一来，这个梦就会是某种满足，因为它使与 jouissance（享乐）的遭遇成为可能。拉康说，满足并不总是与快乐相联系，但它可以与享乐相联系。我们记得，齐泽克所界定的享乐是快乐原则的彼岸，是快乐的过度或盈余。它将自身转化为某种痛苦，而这种痛苦正是死亡驱力的表达。以这种方式解读，梦就是一种愿望的满足，因为我们只能在梦中遭遇享乐。¶

拉康在这个梦中区分出两种现实——一种真正的现实和一种次级的现实——的方式，难道不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吗？我们难道不能认为，蜡烛落在孩子手臂上的这场意外本身就是创伤性的，因而并不必然触发某个更古老创伤的重复机制吗？那样的话，这场意外就和它所引发的话语一样是实在的。如果存在一个快乐原则的彼岸，我们还能把它理解为偶然的彼岸、意外的彼岸或偶然性的彼岸吗？这恰恰已不再可能。当创伤的受害者在“燃烧”时，我们当然无权追问：这些意外中的现实在哪里？我们当然无权怀疑偶然性掩盖了某种更深刻的事件，怀疑它是强迫性重复被遮蔽的面孔。我们无权将现实与实在、偶然性与必然性、先验与经验、好运或厄运（tuché）与必然（automaton）分割开来。读着拉康的这种诠释，我们不禁会想象这样一幅画面：精神分析家像一名消防员，望着灾难说：“一定有更紧急的事，我必须去处理一个更本源的紧急情况。”¶

意外从不隐藏任何东西，除了它自身之外，也从不揭示任何东西。我们需要思考一种毁灭性的可塑性，它是一种爆裂的能力，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心灵所同化，即使在梦中也不能。对于第二个反驳——即阉割是某种总是已经发生之事——我们可以给出的回答是：阉割的威胁正是帮助拉康总是能够看到（即便他说的恰恰相反）象征界在实在界内部运作的东西。¶

对弗洛伊德而言，阉割是死亡威胁的现象形式，因为它意味着分离，它赋予死亡以一种形象化的内容；而拉康则就分离宣称：“我们必须在这句话［‘父亲，你没看见我在燃烧吗？’］中认出，是什么为父亲延续着那些永远与亡子相分离、却被说给他听的话语”（1978, 58）。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分离的主题：孩子的死亡、与孩子的分离，就是创伤，就是 automaton。但由于这种分离可以由另一种分离——话语的分离，即话语与身体相分离——来表达，创伤便遭遇了象征界，并且永远无法逃离它。借助话语，借助象征界，实在与它自身相分离。¶

挑战“阉割或分离总是已经发生”这一观念的，恰恰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个“总是已经”就是象征界在实在界中的在场，因而也是对创伤的一种抹除。不存在“纯粹的”实在。¶

脑损伤让我们看到的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创伤性病变的暴力就在于它们将主体与其记忆储备相切断。受创者的言语并不具有任何启示性的意义。他或她的疾病并不构成关于其往昔历史的某种真相。主体不可能在场于自身的碎裂或自身的伤口。与阉割不同，不存在任何表象、任何现象、任何分离的范例，能让主体去预期、去等待、去幻想脑连接的断裂会是什么样子。人们甚至无法梦见它。这个“物”没有场景。没有话语。¶

我们不相信能够通过重新引入某种对实在的隐藏重复来回应意义的缺失。相反，我们必须承认，某种类似意义之全然缺失的东西，正是我们时代的意义。无论是政治的、自然的还是病理的创伤，神经心理学上对创伤的反应都呈现出一种全球性的同一性。齐泽克等人考察了暴力这一新的同一化面孔：他列举了残暴的外部物理暴力（如 9·11 那样的恐怖袭击、街头暴力、强奸等）、自然灾难（地震、海啸等），以及对我们内在现实之物质基础的“非理性”（无意义的）毁灭（脑肿瘤、阿尔茨海默病、器质性脑损伤、PTSD 等），后者可能彻底改变乃至摧毁受害者的人格；在他看来，我们已无法区分自然的、政治的和社会—象征的暴力，今天所面对的是自然与政治的异质混合——政治取消自身而显现为自然，自然则消失而戴上政治的面具（参见 2009, 125）。¶

齐泽克似乎不愿承认的是，随之而来，今天正在浮现一种新的暴力形式，它意味着对实在概念的一种新的表述——我们也可以说，对“正在燃烧之物”这一概念的新的表述；这一概念将给偶然以它的机会，而这一机会永远不会是一种“仿佛”，一种“仿佛偶然”。¶

让我们转向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反驳。我们记得，对齐泽克而言，后创伤主体性无非就是经典的笛卡尔式主体性形式。主体是这样一个审级：它能够抹去一切实体性内容，以便总是崭新地向自身、向世界在场。这就像整个形而上学史一样真实。¶

但即便这可能是真的，也很难相信创伤性的抹除能够在不每一次都形成一个对先前主体一无所知的新主体的情况下发生。重复是可塑的，它赋予它所毁灭之物以形式。我们必须思考一种由毁灭所创造的形式，一个新的人的形式；它不是先验主体，而是破坏先验主体之物，是先验主体爆裂的威胁。偶然性的可塑性有能力将它自己的形式赋予它所冲击的主体。一个燃烧着的主体，它催促我们终于看到：它真的在燃烧。¶

~¶

什么是冲击？什么是创伤？它们是否是一次打击的结果，是某种无论如何都无法预料的东西、某种从外部突然袭来将我们击倒的东西——无论我们是谁？抑或相反，它们总是被预定的遭遇？它们是否会迫使我们从上一句话中抹去“无论我们是谁”，因为遭遇预设了一种目的地、一种预定，某种发生在你身上、恰恰发生在你本人身上而非任何他人身上的东西？按照第二种进路，冲击或创伤总是如弗洛伊德所说，来自打击本身与某种预先存在的心理命运之间的相遇。¶

这种弗洛伊德式的构想，是否仍然足以刻画当前全球性的心理暴力？我们难道不必承认，打击或冲击会不加区别地击中我们任何人，抹去我们的个人历史，摧毁心理命运、童年、过去乃至无意识本身的概念？对弗洛伊德和拉康而言，似乎很清楚，每一个外部创伤都被“扬弃”、被内化了。即便是外部实在最暴烈的侵入，其创伤效果也归功于它们在原初心理冲突中所找到的共鸣。¶

谈到战争神经症时，弗洛伊德在为《精神分析与战争神经症》（Psycho-analysis and the War Neuroses）所写的导言中宣称，造成创伤的外部意外并不是创伤的真正原因。它作为一次冲击或一次打击，唤醒了一个古老的“自我中的冲突”。真正的敌人总是一个“内部的敌人”（Freud 1964, 17:210）。¶

在弗洛伊德看来，只存在一种可能的“神经症病因学”：性病因学。《神经症病因学》（The Aetiology Of The Neuroses）中〈性欲〉（“Sexuality”）和〈我对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所起作用的看法〉（“My Views on the Part Played by Sexuality”）的某些段落在这方面说得很清楚。在前一篇中，弗洛伊德说：“精神神经症的真正病因并不在于诱发原因”（1964, 7:250）。在后一篇中，弗洛伊德概述了他的整个婴儿期创伤理论，并重述了他对该理论所作的全部修改。他说，他不得不放弃“偶然影响”在创伤成因中所起作用的重要性（1964, 7:275）。创伤并非由实际的事件或意外所引起，而是由幻象所引起：¶

源自经验的偶然影响退居幕后之后，体质与遗传的因素必然再次占了上风。（Freud 1964, 3:250）

对弗洛伊德而言，脑损伤和脑病变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因果力量，因为它们仅仅被视为外部的。在我们的心理生活进程中、在我们主体性的构成中，大脑不负有任何责任。它不负责任，这也意味着，一般而言，它无法对危险、脆弱和暴露的问题给出恰当的回应。它暴露于意外之中，却不暴露于意外的象征和／或心理意义之中。对弗洛伊德而言，性欲首先似乎不仅是“性生活”，而且是一种新的、特定类型的原因，唯有它能够解释我们个人身份、我们的历史和我们命运的构成。外部创伤事件与内部创伤事件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即便内与外的边界被弗洛伊德不断重新划定。尽管如此，很清楚，我们心理生活中没有任何决定性事件具有器质性或生理性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事件从不来自外部。严格说来，不存在性的意外。¶

在《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中，弗洛伊德甚至断言，神经症的出现与身体病变的发生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

就普通的创伤性神经症而言，有两个特征显得尤为突出：第一，其病因的主要分量似乎在于惊讶、惊恐这一因素；第二，同时受到的创伤或损伤通常会阻碍神经症的发展。（1964, 18:12）

在这里，弗洛伊德承认了惊讶与恐惧的重要性，他似乎承认了偶然的力量和预期的缺席。然而，这种力量要么造成身体的伤口，要么造成心理的伤口。在第一种情况下，存在一种自恋性的身体投注来照料伤口，仿佛器质性损伤能够在没有任何心理治疗帮助的情况下自愈。仿佛身体伤口与心理伤口毫无共同之处，除非前者能被翻译成后者的语言，被视为“症状”。这意味着，对弗洛伊德而言，患有脑部疾病的人不属于精神分析的管辖范围。也许正因如此，我们在弗洛伊德的临床研究中遇不到任何一种消沉。但我们随之得出的观念是：心理生活是不可毁灭的。弗洛伊德写道，原始心灵在这个词最完整的意义上是“不可毁灭的”；所谓精神疾病给外行留下智识与心理生活已被摧毁的印象，实际上毁坏只涉及较晚获得的东西，精神疾病的本质在于回返情感生活与功能的较早状态；他还以每晚的睡眠作为心理生活可塑性的绝佳例子——入睡时我们把辛苦得来的道德像衣服一样脱下，次日早晨再穿上（参见 Freud 1964, 24:285–6）。¶

即便拉康挪移了弗洛伊德的许多论述，他在心理生活之不可毁灭性——这是“总是已经”的另一个名字——的问题上，也与弗洛伊德共享许多观点。神经生物学则对所谓的心理不朽提出了质疑。我们的社会政治现实强加了外部侵入、创伤的多种版本；它们只是无意义的、粗暴的中断，摧毁主体身份的象征肌理，使一切内化／内在化成为不可能，也使对意外的重新占有或再主体化成为不可能，因为大脑的某些区域已经被摧毁了。在心理生活中，没有什么是不可毁灭的。¶

在其书评的某处，齐泽克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神经生物学家在描述神经生物学意义上的受害者和无意义的创伤时，或许只是在投射他们自己的欲望，却对此只字不提：他们是否“忘记了把［他们自己］、［他们］自己的欲望纳入所观察的现象（即自闭主体）之中？”（2009, 137）。¶

欲望又来了！但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一反驳反转过来：齐泽克难道不是忽略了把他自己对“总是已经”的欲望纳入其中吗？即便正如他那篇出色的文章所显示的，他是当前神经生物学最精确、最慷慨的读者之一，我们或许也可以把这样一种欲望的意义诠释为：对与拉康彻底分离这一创伤的恐惧。¶

致谢：本文是对斯拉沃热·齐泽克就凯瑟琳·马拉布《新的受伤者》（Les Nouveaux Blessés，2007）一书所写书评（2009）的回应。本文此前曾发表于开放获取文集：Tom Cohen (ed.) Telemorphosis: Theory in the Era of Climate Change. Ann Arbor, MI: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2。¶

参考文献

Freud, Sigmund. 1964.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24 vols, 1956–1974. London: Hogarth Press.¶

Lacan, Jacques. 1978.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W.W. Norton.¶

Malabou, Catherine. 2007. Les Nouveaux Blessés: de Freud a la neurologie: penser les traumatismes contemporains. Paris: Bayard.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New Wounded: From Neurosis to Brain Damage.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2.¶

Žižek, Slavoj. 2009. “Descartes and the Post-Traumatic Subject: On Catherine Malabou’s Les nouveaux blessés and Other Autistic Monsters.” Qui Parle 17 (2): 123–47.¶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