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引言与概述:变革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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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两大政党——民主党与共和党——决定哪些候选人能够列入总统选举选票,规定选民的资格,并起草最终在美国国会两院通过的法律。历史上,掌握这些政治权力,使两个政党都能够采取损害美国黑人处境的行动。
黑人若要对抗这种使我们的社会状况处于不利地位的政治结构,就必须组成黑人投票集团,实行政治独立。这是我们取得政治权力的最佳机会。要求这些政党以实实在在的资源和成果回应我们黑人的利益,最终才能带来一场黑人解放运动。这种战略行动并不能拆解两党控制根深蒂固的本质;不过,在这种由白人主导的民主形式中,它能够让黑人拥有更大影响,使我们的声音得到倾听,并促成行动。
许多蕴含黑人知识、激发解放追求的著作都主张,美国黑人必须践行黑人民族主义、黑人分离主义,或摆脱总统职位的吸引与两党制,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党。从20世纪初到中叶,黑人提出建立非裔美国人党、全国自由党、立即自由党、全国民权党、自由民主党、和平自由党等,作为两党制的替代选择。这些新成立的政党,在小马丁·路德·金牧师博士逝世前,没有一个获得过他的公开支持。甚至在杰西·杰克逊牧师1984年和1988年两次竞选总统失败之后,学者们仍在从理论上探讨“建立一个第三党,一个完全由非裔美国人组成的政党”,将我们组织成具有凝聚力的投票集团。[1]
撇开建立第三党不论,黑人学者、政治分析家查克·斯通主张,要实现黑人解放,我们必须取得大规模政治赋权的地位,并由此做到三件事:
控制黑人社区,按比例控制白人种族主义政府的决策机构,并保障黑人的生存。只有取得政治权力,才能做到这些。别无他途。……政治权力就是对政府的控制,或决定谁应掌握控制权的能力。[2]
本书借用了斯通的基础框架。他与民权运动时期及其后其他具有影响力的黑人领袖一样,明确指出,黑人解放必须源于政治赋权。不过,本书将斯通的组织框架界定如下:
- 控制黑人社区:放弃我们对党派认同与意识形态这些虚假建构的同化式忠诚,增强我们作为一个并非铁板一块的群体共同协作的能力。这些政治行动会加快提升我们“提出”并“要求”落实黑人政治议程的能力。
- 按比例控制白人种族主义政府的决策机构:组建黑人独立投票集团,建立政治独立。在这个投票集团内部,以进步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核心。
- 保障黑人的生存:(1)践行黑人群体意识与团结;(2)重建并建设我们自己的街区和社区;以及如前所述,(3)组建黑人独立投票集团,把投票力量转化为政治杠杆,影响与黑人社区和文化切身相关的议题与关切。
斯通得出结论:要取得黑人权力、保障黑人生存,我们黑人就必须让自己处于能够决定谁来控制政府行动结果的位置。
建设黑人解放运动的追求,由美国黑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行动来界定。作为一个集体,我们必须设想这样一个世界: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团结起来,改变并实施政府政策,影响政府行动的结果,使黑人社区和文化中的境况一代又一代地得到改善。这样的运动,要依靠我们的投票力量取得立法和司法上的胜利,以打破白人主导文化的权力结构。民权运动曾要求立法,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与原国籍的歧视,禁止投票中的种族歧视,从而推动社会与政治变革;同样,这场运动的动力也在于宣告一套黑人政治议程,即促进黑人发展的具体行动与政策。
虽然形式与组织方式可能因黑人的生活经历而异,但大多数运动都从建立群体意识与团结开始。这种团结把我们联系起来,使我们成为一个拥有共同愿景的更大共同体的一部分。要发起黑人解放运动,就必须组织并激励黑人,为共同的意识形态愿景而努力,制定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行动,并发挥黑人独立投票集团的潜能,推动整个群体向前发展。运动的基础需要这些可以实行的步骤,以要求政党遵循黑人的需要,增进我们的生存与福祉。
2008年,贝拉克·H. 奥巴马二世当选首位黑人总统之后,学者与活动人士对在全国层面建立独立政党或黑人独立投票集团的兴趣有所减弱。奥巴马赢得了大多数合资格黑人选民,乃至其他关键选民群体的支持。他的当选与存在唤起了“后种族美国”的想象,使许多黑人不再认为有必要取得大规模政治赋权的地位。
在奥巴马众多追随者中,这种想法出现得过早。他任内黑人共和党人数的小幅增长、随后唐纳德·J. 特朗普当选总统、2020年夏季旨在争取种族正义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以及2021年冬季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的暴动,都证明我们正身处一场正在发生的政治转变之中。在这一转变中,小约瑟夫·R. 拜登基于务实选择当选总统,而共和党人随即掀起一波限制投票措施,企图阻止黑人投票,让他只做一届总统便下台。此外,在这一政治气候中,两大政党“如今在意识形态上的距离,比过去50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大”。[3]这一历史时刻,正是黑人最终重新拾起斯通等人的政治哲学,通过政治独立的过程,自觉地为整个黑人人口的解放而努力的最佳时机。
在后民权时代,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有提出一套旨在实施针对特定种族的政策、为黑人带来切实资源与成果的黑人政治议程。而且,尽管我们知道黑人在党派认同、意识形态与阶级方面并非铁板一块,我们也没有集体要求任何一个政党给予我们实质性的代表。[4]这些要求必须与黑人意识和群体团结结合起来。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后更名为夸梅·图雷)与查尔斯·汉密尔顿在《黑人权力》中坚持认为,展现群体团结,会增强我们在选举政治中的议价地位。[5]
黑人将自身认同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历史,一直依赖黑人意识与团结的生成力量;在这种认识中,黑人个体被认为与更广大的黑人社区共享一种共同命运意识。然而,这些原则的力量并没有有效促成群体在政治或经济上的成功。[6]没有一个人,也没有群体中的某一部分,能够超越这个群体的整体福祉;这是广大黑人尚未完全领悟的一个道理。1619年至1865年,我们共同被束缚在奴隶制之中。遭受奴役的黑人没有党派或意识形态归属。1865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们共同被隔离在吉姆·克劳制度统治的国家中,尤其是在南方。即使我们从共和党转向民主党,这一时期依然不断宣称白人优于黑人。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今天,尽管我们愿意融合与同化,居于支配地位的白人社会始终将黑人作为一个群体来对待。因此,要成为朝同一方向前进的有组织的人民,组成一个群体或集团,是达成目标的唯一途径。这是培育一个能够积聚政治权力、实现黑人解放的黑人社区与文化的先决条件。
两党制中的种族分水岭时刻
美国合资格的黑人选民,长期以来都不得不在两党制内部选择总统候选人。1965年《投票权法》(VRA)赋予黑人选举中的发言权。这部法律的使命,是清除妨碍黑人行使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所保障的投票权的法律障碍。当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邦法律通过时,黑人选票便成为民权建制、政治候选人、政党与白人政治建制的一项宝贵资产,他们可以操纵这一资产,为自己获取选举优势。
白人男性已经领先400年,按自己的形象塑造美国;在黑人取得选票之后,每个选举周期都变成两党之间的一场政治拔河,双方都要维持自己对种族与族裔少数群体的政治支配。民主党和共和党维护种族等级的策略中,都存在近似反黑人政党纲领的叙事。民主党人盲目地构建一种叙事,将历史上的歧视说成黑人一切问题的根源,却不处理种族不公所滋生、至今仍在延续的负面结构与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共和党人则把我们的困境归咎于我们抓住奴隶制的过去不放,并想要政府施舍。
每个选举周期,政治候选人、政党,以及由政党精英、道德企业家和富有的寡头组成的白人政治建制,都会迎合合资格的黑人选民。从总统到地方选举,两党争夺黑人选票支持的竞赛,都会产生他们不会兑现的竞选承诺。两个政党都利用政治欺骗,在公众面前营造一种回应黑人政策关切的形象,借此动员我们的选票。
美国黑人分别为党派通道两侧投票,有着漫长的历史。从1863年《解放奴隶宣言》开始释放被奴役的黑人,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合资格的黑人选民一直把选票投给共和党。1872年,黑人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新奥尔良召开的全国有色人种男子大会上支持该党,宣称:“共和党是船;其他一切都是海。”从内战之后到1877年重建结束,我们在共和党领导下取得了经济、社会与政治进步,尽管幅度不大。相比之下,民主党反对激进重建,自称“白人的党”,被视为一个排斥黑人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7]
黑人选民从共和党转向民主党,是在共和党拒绝积极为黑人争取民权之后发生的。1933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带领民主党动员黑人选民。他通过“新政”项目,努力在大萧条期间稳定经济、提供就业。因此,到1936年,黑人开始离开共和党。这与此前黑人选民的感受形成鲜明对比。在那以前,黑人选民的看法是:“民主党由梅森—迪克森线以南的魔鬼控制着。”[8]在罗斯福第二次竞选期间,人们对新政带来的经济影响感到振奋;为了使黑人受益,改变党派归属已势在必行。
20世纪60年代,共和党欢迎保守的白人选民基础加入。为了安抚这些新支持者,共和党开始厌恶民权,致力于以各种方式剥夺黑人选民的选举权。新的投票限制使几乎所有黑人都无法投票或担任民选公职。这个曾解放被奴役者、在重建期间支持黑人政治家的林肯之党,已采纳一种种族主义的美国愿景:由南方共和党人组成的“纯白”势力接管,他们要把领导权与投票权限制在白人手中。
1964年总统选举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方是挑战者、被称为“保守先生”的共和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戈德华特反对民权运动,认为1964年《民权法》违宪;对那些仍在两党之间摇摆的人来说,这已是明显的预警。另一方是现任总统林登·B. 约翰逊;1963年约翰·F. 肯尼迪总统遭暗杀后,他继任总统。
肯尼迪支持民权措施,他在去世前曾向金承诺,自己会努力推动《民权法》在美国国会通过。肯尼迪处理平权行动、住房歧视等问题的行政措施,让黑人看到民主党终于放弃了对种族隔离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支持。约翰逊在1964年总统选举中击败戈德华特后,以总统身份签署了1964年《民权法》和1965年《投票权法》。〔译注:原文如此;1964年《民权法》的签署时间在当年总统选举之前。〕
到20世纪60年代末,三分之二的黑人已转向民主党。1968年理查德·M. 尼克松当选总统,完成了多数黑人选民的党派转向。尼克松坚持“南方战略”,通过激起白人选民的种族恐惧来增加支持,让他们相信,黑人通过民权运动取得平等权利,会损害他们的白人特权。这种恐惧唤醒了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中沉默的白人大多数,他们希望维持白人的种族等级秩序。
在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提出建议之后,这一战略进一步加深了党派界线。莫伊尼汉是尼克松城市事务方面的主要顾问,此前曾在约翰逊政府中担任劳工部助理负责人。他首先写了一份关于黑人家庭的报告,即声名狼藉的1965年《莫伊尼汉报告》。这是一份备受争议的文件,旨在解释美国黑人贫困的原因。[9]它虽然呼吁政府采取行动,却呈现为一份带有文化偏见的宣言,将黑人家庭的不平等归结为“一团纠缠的病态”。1970年,莫伊尼汉发布了一份白宫备忘录,声称自报告发表后的五年间,黑人已经取得了“非凡的进步”,而且“也许已到了让种族问题受益于一段‘善意忽视’时期的时候”。[10]尼克松政府带头推行一项计划,淡化民权运动所提出的问题,抬高白人女性和移民的关切与议题。
民主党在20世纪60年代作出的政治让步,是他们欠黑人的。这既不是政治恩惠,也不是政治善意的展示。甚至在肯尼迪于1963年遭暗杀以前,金就曾要求他颁布“第二次解放奴隶宣言”。那是一份长达75页的呼吁书,要求“全国重新致力于《解放奴隶宣言》的原则,并颁布禁止种族隔离的行政命令”。[11]肯尼迪拒绝了这一政治“请求”。
肯尼迪在黑人历史中的地位颇为复杂。他之所以公开反对种族隔离,仅仅因为他明白,这会为居于支配地位的白人社会带来长期的资本主义利益,增强他们控制美国黑人空间的能力。在与金虚假的友好关系中,肯尼迪允许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及其局长J. 埃德加·胡佛,通过1956年至1971年的反情报计划(简称COINTELPRO)监视金以及其他黑人领袖和组织。〔译注:1956—1971年是原文所述计划的持续时期,并非肯尼迪任期。〕政府官员惧怕金等人,认为他们可能成为“黑人弥赛亚”,最终使黑人团结起来。[12]
后民权时代以来,黑人选民始终坚定地留在民主党内。[13]数十年来,合资格黑人选民一直是民主党赢得选举的关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一直获得超过80%的黑人选票。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民权运动,以及杰西·杰克逊1984年和1988年的总统竞选。黑人与白人的选举分野表明,共和党完全依赖白人选票,以及一些在种族问题上持保守立场的少数群体。
美国黑人一直在总统选举中带头冲锋。从吉米·卡特(1976年首次当选)、威廉·杰斐逊·克林顿(1992年首次当选)、贝拉克·H. 奥巴马(2008年首次当选),到小约瑟夫·R. 拜登(2020年首次当选),这些民主党总统的胜选,都由黑人选民托起。总体而言,这使民主党在数十年间成为跨人口群体更受欢迎的政党。
尽管黑人持续忠于民主党有诸多原因,怀特与莱尔德在《坚定的民主党人》中主张,黑人之间的利益联盟,而非意识形态,压倒了共和党的吸引力。[14]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保守的群体,却不太可能将自己认同为共和党人。[15]黑人政治行为的核心存在着党派认同与意识形态的不匹配。不论意识形态偏好如何,合资格黑人选民一直不间断地作为一个集团投票支持民主党。怀特与莱尔德把这种投票倾向称为“种族化的社会约束”;群体内部的信息提示强化了这种约束,使他们能够在两党制中发挥政治力量。[16]
纵观历史,黑人的意识形态始终在变动的尺度上摆动,特别是那些受到黑人教会灌输教义的人;黑人教会传统上奉行保守信仰与实践。[17]不过,黑人宗教信仰存在异质性,这与黑人政治态度相关。[18]这推翻了所有黑人都是自由派的理论——那是白人大众推行的一套洗脑模式,用以贬低我们跨越意识形态光谱进行思考的能力。
政治学家塔莎·菲尔波特在著作中阐述,黑人保守主义如何以其对政策观点的影响为基础。[19]这种保守主义在两党这枚硬币的两面讨价还价,影响我们如何看待同性婚姻和移民等具体问题。当这些议题借意识形态之手与黑人的党派认同混为一谈时,它们是否有利于黑人社区与文化,仍存在灰色地带。怀特与莱尔德指出,我们各不相同的党派认同和意识形态会影响投票偏好。然而,作为保守信念体系的意识形态,也使黑人民主党人与黑人共和党人看待关切和议题的方式走向两极。
美国黑人与政党之间有一段复杂的种族历史,它与黑人群体内部的动态交织在一起。这段复杂历史的核心,是已故民权标志人物芭芭拉·乔丹所呼吁的“一个与其承诺一样美好的美国”这一表象。[20]这样的美国会推动黑人不分党派地登记投票,让我们以为自己正迈入代议制民主的殿堂。白人政治建制的目标,是让我们相信,自己正在一个把我们视为“美国人”的美国投票。
2022年初,这一神话再次被戳破。一贯不遗余力破坏奥巴马和拜登总统任期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对合资格黑人选民的投票机会发表了恶意评论。共和党主导的州议会通过限制投票的法案、美国国会未能制定反制措施之后,麦康奈尔在共和党领导层陪同下对记者恶意地说道:“非裔美国选民的投票比例,与美国人一样高。”将“非裔美国人”与“美国人”区分开来,暗示只有白人才是“美国人”,凸显了文学巨匠托妮·莫里森的论点:“在这个国家,美国人意味着白人。其他所有人都必须加上连字符。”[21]
在当今这个白人的美国,我们的出路,是选择摆脱两党制的控制,取得政治独立的力量。两大政党都受到意识形态、身份、人口构成与各种联盟的推动;这些联盟主要由社会建构出来的人群类别构成,他们的关切和议题被置于黑人之上。[22]结果,合资格黑人选民只能在两个政党之间作选择,而这两个政党的存在,都不是为了最好地服务于我们作为人的利益、价值观与理想。
当下刻不容缓:本书为何重要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黑人对民主党总统及其政党的政治忠诚,体现出一种不健康的政治关系。我们牺牲民主原则,已经太久了。本书从贝拉克·H. 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延伸至小约瑟夫·R. 拜登的总统任期,推动黑人政治独立的论证。这两位总统的民主党胜选都来自黑人选民的力量,但他们都没有致力于一套能够实现黑人解放运动的黑人政治议程。
特朗普首次当选是本书的中心。本书将他的总统任期置于黑人解放讨论的核心。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是这个国家一套深植种族主义的美国价值观的象征性体现。他入主椭圆形办公室,本应成为美国黑人的政治分界线——一个最终的政治觉醒点——促使我们联合成为一个集体群体,改善我们的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成果,主动寻求一场在两党制之外展开的黑人解放运动。遗憾的是,事情并非如此。
讲述黑人解放的追求,无法将特朗普排除在外。即使在首次离开椭圆形办公室之后,他依然是当今的操偶者,继续操纵共和党与民主党国会议员的政治行为,以及他那7400万选民组成的支持基础;他们协同行动,确认白人至上主义的公开存在。他不是我们历史上首位煽动白人性的政治挑拨者,但他的首届总统任期,再次赋予美国白人一种公开的能力,让他们可以自由地重新灌输自己版本的美国梦。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以及他们所服务的两大政党,在回应黑人利益方面的政治无所作为,标志着黑人摆脱两党制的政治临界点。这个两党制,是在美国的制定者——而非建设者——指导下建立的。白人美国谴责2020年夏季“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拥护2021年冬季暴动,并在2020年总统选举后通过限制投票措施,执意维持种族秩序所造成的灾难,更加强了这一决定。每一个政治觉醒点都不断表明,白人美国一次又一次地辜负了我们:它弘扬美国的白人性及其政治制度,让合资格黑人选民相信,在两党制中至少有一个政党关心我们的生存与福祉。
特朗普赢得2016年总统选举,是因为他是白人、富有、以共和党人身份参选、得到俄罗斯帮助,并利用了不断增长的白人种族怨恨;这种怨恨针对的,是奥巴马当选所开启的少数群体政治格局变化。当美国在理论上已经朝后种族民主迈进时,他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岁月,却公开地将白人性这一社会建构重新置于中心。奥巴马的八年总统任期,仅仅激起了卡萝尔·安德森所说的“白人愤怒与怨恨”,这恰恰在政治上有利于特朗普。这种愤怒与怨恨存在于美国白人的内在构成之中,往往会在黑人取得进步的阶段显露,成为一种种族平衡的实践,以维护白人性的结构性权力。[23]
特朗普是在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之后当选的。正如塔-内希西·科茨在《第一位白人总统》一文中所说,他完全是因为白人性才当选的。科茨写道:
对特朗普来说,白人性既不是抽象观念,也不是象征,而正是他权力的核心。在这一点上,特朗普并非独一无二。然而,他的前辈们只是把白人性当作祖传护身符携带在身,特朗普却将这枚发光的护符劈开,释放出其中诡异的能量。[24]
特朗普2016年当选最令人失望的结果之一在于,我们黑人早已被现实训练得明白:在奥巴马之后,白人美国会运用其白人性,选出这样一位总统,以阻止少数群体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人口普查局预测,到2043年白人将不再占人口多数;特朗普正是向不断缩小的白人人口发出号召。[25]从各方面看,白人的种族怨恨都预示着特朗普会赢得总统选举。
白人性这一社会建构,长期以来都是美国黑人面前的结构性障碍。它让白人拥有政治与经济权力,从而营造一种社会和文化环境,把结构性歧视与种族主义的动态以负面方式系于黑人的进步之上。安德鲁·哈克在探讨种族与阶级时写道:
美国在本质上是一个“白人”国家:其特质如此,结构如此,文化亦如此。不言而喻,美国黑人创造着自己的生活。然而,作为一个民族,他们面临着白人大多数设定的边界与限制。[26]
理解白人大多数会以其内在本性来保护这一血统印记,便能将奴隶制、吉姆·克劳制度、种族隔离、选民被剥夺选举权,以及其他暴行和种族障碍的历史放入语境之中;这些历史为维持白人支配的重要性提供了正当化依据。[27]
乔纳森·梅茨尔在《死于白人性》中论述了特朗普当选、以及他的存在本身,如何对白人社会造成深刻的负面影响,尤其是那些认为奥巴马总统任期威胁到自身社会阶级地位的贫困与工人阶级白人社区。[28]梅茨尔等人指出,这个由穷人与工人阶级组成的非传统联盟,经常投票反对自身利益。[29]这一工人阶级群体支持共和党,相信后者会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实际上,相较于经济地位,他们在情感上更依恋自己的种族地位;任何不能使他们受益的应享权益,都被归入“反向种族主义”。[30]
总体而言,特朗普最忠诚的支持者和对白人至上主义高谈阔论的人,用自己的白人脆弱性作为防御反应,拒绝讨论种族主义。拒绝这种讨论,能使他们个人免于白人的负罪感,也免于不得不质疑自己的白人特权。[31]他们不愿接受多元、公平、包容与归属等理念来营造多元包容的环境;多个由共和党主导的州议会通过法律,叫停DEI举措,便体现了这一点。这些理念在自由派空间中也遭到忽视:美国社会的白人盟友把它们标榜为解决办法,却可以说有时利用这些词语背后的推动力,掩盖结构性、制度性与系统性问题,回避以积极方式建立公平的生态系统。
2021年1月6日的种族清算,让人们见证了特朗普对白人性的执着,以及这种执着如何迷住他的追随者。那一天,所有为了维系白人性而设计的压迫制度,整体上都按其逻辑运转起来。针对美国国会大厦的未遂政变,旨在推翻选出拜登与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卡玛拉·D. 哈里斯的黑人选民的意愿,进一步表明了这个国家对白人种族秩序的渴望。
两大政党对于纳入谁、排除谁,已经划出一条坚硬的政治界线。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那种意识形态与政党的坐标格局已不复存在:彼时,除了自由派民主党人与保守派共和党人,还有自由派共和党人(例如洛克菲勒共和党人与里根民主党人),以及保守派民主党人(例如蓝狗民主党人与克林顿民主党人)。〔译注:原文将“里根民主党人”列为自由派共和党人的例子,分类如此,照录。〕“保守”这一意识形态称谓仍与共和党相连,而民主党则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抛弃“自由派”一词,因为它开始对动员广泛选民产生不利影响。[32]如今的批评是,民主党人要么过于左倾(即进步派或激进派),要么过于温和(即中间派),这导致党内冲突,也限制了旨在促进种族与族裔少数群体进步的政策想象力。相反,共和党人则过于右倾(即极端派或右翼),为白人性筑起屏障,以对抗种族与族裔少数群体。
否定“黑人民主党人”与“黑人共和党人”的标签?
数十年来,黑人民主党人一直容许民主党对黑人社区与文化进行讨好。这主要源于合资格黑人选民始终以集团方式投票支持民主党的模式。尽管我们保持着毫不动摇的忠诚,该党却有意参与那些未被兑现的黑人议程事项,实行“能力降档”,并将黑人选票视为理所当然;这一切使保守派与温和派的白人民主党人,采取无视黑人的做法和白人自由派种族主义。杜普里与菲斯克认为,“能力降档”指心怀善意的白人用政治辞令、温情与同情的话语安抚我们,以居高临下的口吻对黑人说话来讨好我们,却不帮助我们寻找解决办法,应对那些持续困扰我们不利结构与文化境况的症状。[33]
把黑人带到民主党的政治转向,本来被认为能够回应我们的个人利益与群体共同利益;但对这个政党而言,这已退居次位。民主党将拉丁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LGBTQ+人士与移民的共同需要,放在它对美国奴隶制黑人后裔所负欠债般的利益责任之前。民主党正试图迎合拥有3200万合资格选民的拉丁裔群体,而共和党则试图阻碍美国移民人口的增长。自1964年《民权法》和1965年《投票权法》以来,黑人的政策诉求有所减少,我们任由白人民主党人控制“谁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得到什么”的政治与经济竞争。他们将偏向自由派的拉丁裔群体的关切,置于其他群体之上,试图通过立法赋予他们公民身份、使他们能够追求美国梦,借此赢得这一选票池。
奥巴马当选入主白宫时,大多数黑人相信,他的政府会制定实质性法律或签署行政命令,推动黑人进步。2010年1月,在他第一届任期的一场白宫记者会上,面对黑人高失业率的问题,他回答说:“水涨则船高。”肯尼迪最早提出“涨潮”的比喻,共和党后来将其据为己用,借此主张减税,帮助富人更加富有。这种涓滴理论没有涵盖黑人面临的有害结构与文化因素,因此招致批评;黑人领袖要求更多针对特定种族的举措,就像政府给予其他社会群体的那些举措一样。
2013年7月,在特雷冯·马丁与迈克尔·布朗死亡之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M)成立,旨在回应奥巴马总统任内黑人身体遭受的压制与警察暴力。这证实的是奥巴马的象征性存在,而不是其实际的代表权力。[34]〔译注:原文将两起死亡事件并列置于2013年7月运动成立之前;迈克尔·布朗死亡发生于2014年,原文时间次序有误。〕奥巴马没有通过一套改变黑人社区的政治议程,赋权于那些把他送入椭圆形办公室的合资格黑人选民。
在奥巴马八年的总统任期中,黑人民主党人希望从自己的选票中得到更大回报,一如他们对以往民主党政府的期待。夏洛塔·阿曼达·斯皮尔斯·巴斯、雪莉·奇泽姆、杰西·杰克逊牧师、莱诺拉·布兰奇·富拉尼博士、卡萝尔·莫斯利·布劳恩、阿尔·夏普顿牧师,以及辛西娅·麦金尼博士等黑人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都曾为他打开政治大门。因此,黑人民主党人认为,奥巴马理应对黑人社区怀有责任感。在2012年争取连任前几个月接受《黑人企业》杂志采访时,面对支持黑人企业的问题,奥巴马说,他是“全体美国人”的总统,而不只是“黑人美国的总统”。[35]他证明自己与过去那些白人民主党领袖是同一类政治伙伴;他们都没有以能够带来变革的方式回应黑人利益。
在党派走廊的另一侧,21世纪认同共和党的黑人人数略有增长,但他们已不是往昔那些传统、坚定的黑人保守派。已故科林·鲍威尔、本·卡森、托马斯·索维尔、托尼·布朗、迈克尔·斯蒂尔、拉里·埃尔德、沃德·康纳利、克拉伦斯·托马斯、艾伦·凯斯、赫尔曼·凯恩和康多莉扎·赖斯等黑人领袖(仅举数例),以及投票支持共和党的普通黑人,都公开信奉一种值得尊重的黑人保守主义传统。在过去数十年里,于里根时代崛起的那一辈现代黑人共和党人,致力于传统保守原则,因此被置于一种无法两全的境地:必须在对黑人种族的忠诚,和最能代表其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构成之间作出选择。这批黑人共和党人被烙上种族叛徒的印记,被冠以“黑人汤姆叔叔”“出卖同胞者”“黑鬼”等侮辱性称谓。黑人心理学家阿莫斯·N. 威尔逊在《黑人权力蓝图》中写道:“黑人新保守派建制被当作炮灰,用来捍卫白人的种族主义与支配,对抗黑人和白人的自由派,以及黑人民族主义者。”[36]
黑人投票支持共和党的现象一直存在;不过,如今出现了黑人共和党人的新派别。许多人认同旧式黑人保守主义的原则,从后民权的视角看待生活,免除白人对美国以往种族不公的责任。例如,年轻一代的 “Z世代共和党” 和黑人保守主义运动,已经以坚定的年轻黑人共和党选民姿态站出来,公开为该党竞选。[37]他们认为,仅凭歧视与种族主义不能解释黑人的社会状况,并反驳这样一个事实前提:这两股敌对力量阻碍了黑人处境的改善。
其他黑人共和党派别追逐社会声势,并与共和党建制协同行动。这类被视为黑人骗子的共和党人,由白人共和党人招募、资助,给白人至上主义戴上一张黑人面孔。在一种被称为“种族疏离”的策略中,认同共和党的合资格黑人选民,与在种族问题上保守或温和的白人政治候选人站在一起,宣传他们在种族问题上的保守信息,从而带来选举成功。[38]他们认同“Blexit”和“WalkAway”等人为制造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中,黑人的进步以否认系统性、制度性歧视与种族主义来衡量。
“Blexit”一词,即“Black Exit”(黑人退出),原由黑人经济战略家米莉娅·康奈利及“把钱存入黑人银行”运动创造,[39]却于2016年被黑人共和党人坎迪斯·A. 欧文斯挪用;她已成为新黑人保守主义运动的领袖。[40]尽管第117届国会(2021年1月至2023年1月)中有三名黑人共和党人,领头发出政治声音的却是她。2018年4月,从自由派转为保守派的说唱歌手坎耶·韦斯特发推说:“我喜欢坎迪斯·欧文斯思考的方式。”她的人气由此飙升。[41]她对黑人社区与文化的看法,时常越过界线,散播强化黑人刻板套话、巩固“黑人文化病态”这一谬论的言辞。白人共和党人把欧文斯这样的黑人当作棋子,推广最贬损黑人的反黑人叙事。
白人保守派媒体也加入了这一行动,正如他们过去对那些毫不质疑地支持压迫制度的黑人共和党人所做的那样:突出他们眼中所谓的异例。[42]欧文斯先是通过 “美国转折点” 向大学生发表表演性言辞,这个大学组织致力于打“大学校园中的文化战争”;后来,她又对推特上的580万关注者和Instagram上的540万关注者如此发言,这显示出她愿意被白人共和党人利用。
这些黑人共和党群体试图把自己与影响黑人社区和文化的结构及文化因素切割开来,并相信影响黑人的关切与问题,与受害者心态有关。他们像非白人的戏剧演员一样运作,用漫画化的形象填补共和党的空缺;白人共和党人欢迎他们,以此展示:美国确有一些黑人,与这个充满白人极端分子的政党,持守着相同的道德与价值观。他们表明,群体凝聚失败了,也显示出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人利用。
不同党派认同、不同意识形态构成的黑人,都参与选出了这些充当操偶者的总统与政党领袖。我们作为黑人的目标,是纠正这个问题。保罗·弗赖默在《不安的联盟》中指出,民主党已经“俘获”了我们的选票,数十年来无情地滥用我们的忠诚。[43]我们的选票份额,不应交给一个不把我们视为应当优先对待的少数群体的政党;这种做法是“善意忽视”的恶劣体现。
民主党是一个由白人精英牵动意识形态提线的政党。遗憾的是,包括奥巴马在内的黑人政治领袖,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其他黑人领袖,都未能要求出台提升黑人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地位的政策。多数人受到“水涨船高”观念的影响,有些人受白人接纳的诱惑,还有些人把获利看得比社会变革更重要,但他们全都像隐形提线末端的木偶一样行动。党内的意识形态机器,由那些批评进步派的温和派推动,助长了这种无能。1963年,金博士从伯明翰监狱写下如下文字,预先警告过我们:
我几乎已经得出这个令人遗憾的结论:黑人走向自由时最大的绊脚石,并不是白人公民委员会成员或三K党徒,而是白人温和派;他们对“秩序”的投入,多于对正义的投入。[44]
民主党操偶戏经久不衰的力量,在党派的层层表象之下发挥作用,极大地拖慢了美国黑人的进步。
相比之下,黑人共和党人已经抛弃了对黑人社区与文化的种族忠诚。用事实说服黑人共和党人离开该党,或许看起来理应更容易;然而,追求存在感与利益的议程,推动着他们永无止境的忠诚。莉娅·赖特·里格尔在谈及黑人共和党人处境的一次访谈中指出,这些共和党人陷入了政治困局:“他们真正的挣扎是:当你在自己的种族群体中是政治少数,在自己的政治群体中又是种族少数时,你该怎么办?”[45]在这一两难境地中,许多黑人将自己重新塑造成面向白人共和党大众的黑人共和党宣传者,以获得白人接纳。[46]这与菲尔波特在《保守,却非共和党人》中的发现相悖;她发现,愿意接受共和党招募的黑人保守派人数有限。[47]许多黑人保守派正在盲目追随特朗普政权。
这说明,美国大多数黑人仍忠于民主党和共和党,而我们必须将两党制视为两个不民主的国家,它们都由自身的结构利益与阶级利益所驱动。
各章概述
在21世纪,美国黑人做了什么,来迫使占支配地位的白人社会结束那些影响我们生存与福祉的结构性、制度性与系统性压迫?
上述问题,先于这样一项行动号召:黑人民主党人与黑人共和党人都应摆脱两党制在党派和意识形态上的囚禁,成为一个独立投票集团,愿意在自由党派市场中,把我们的选票投给所选择的、最能代表我们利益的政党。我呼吁采取集体行动,启动黑人解放运动,其根基就是对种族、党派认同与意识形态交汇关系的这一分析。作为美国黑人,我们不应再仅仅透过两党竞争制度的棱镜行事。不能把这种制度视为黑人获取政治权力最有效的政治结构。离开它并践行政治独立,是进步性变革的催化剂。
本书的前提是:在政治上阻碍黑人解放运动实现进程的,一直是我们对党派认同和意识形态这些虚假建构的同化式忠诚。基于这一前提,以下问题将作为贯穿全书的指南,用以判断,我们作为一个并非铁板一块的群体,能否愿意作为有意识的集体共同工作:不同党派认同和意识形态的黑人,能否向彼此的利益作出让步,为黑人社区与文化的改善而团结在一起?投票支持两大政党的这两个群体,以及处于这些社会建构的政治标签之外的其他人,能否彼此尊重地求同存异,为黑人解放运动找到共同立场?
本书除了讨论忠于两党制及美国民主有缺陷结构的黑人何以无力,还提出,分析黑人社区与文化内部的群体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在党派和意识形态范围之外,我们需要关注群体内部的动态,才能理解黑人的行为与行动。从祖先传承的立场来看,黑人意识与团结的纽带,理应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对于一个以在美国取得平等待遇与公平为历史使命的种族群体,党派归属与意识形态构成都不应在其中造成阻隔。在这样的社会气候中,不论我们怎样彼此相待,处于政治、党派与意识形态这枚硬币各个面向的黑人,都经历着经济不平等、教育不足、健康差距、种族不公与投票权限制等严峻问题。
必须说明,本书并不是对黑人所有意识形态、政治与运动形式的全面研究。它不主张建立第三党。它的视角完全植根于政治独立,面向所有愿意参与政治进程、改善黑人社区的黑人。
第2章“比较奥巴马与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水涨未必船高”,并置贝拉克·H. 奥巴马与唐纳德·J.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这两人在政治上处于对立两端。本章认为,奥巴马努力创造一个种族和谐的多元文化美国,而特朗普则希望凸显白人与黑人的分裂。作为政治“交换”游戏中的操偶者,特朗普在第一届总统任期中为黑人社区作出了政治让步,却从未关心黑人选民的困境。他只关心黑人选票所带来的好处。
第3章“黑人政治议程”,呼吁总统候选人与政党领袖遵从黑人的政治“请求”与“要求”;黑人希望美国政府响应一套进步的黑人政治议程。不同党派认同和意识形态的黑人,都表达了我们对美国未来的担忧。本章提出黑人政治家焦点小组为回应黑人关切而制定的建议,并据此建立论证:两大政党至少应有一个愿意代表黑人提出并实施实质性法律,否则就可能在未来的中期选举和总统选举中失去我们的选票支持。
第4章“黑人选票:种族与进步主义的理想”,主张合资格黑人选民应当采纳进步的意识形态立场,作为我们独立投票集团的核心。为了黑人社区与文化的生存与福祉,我们必须接受这一意识形态中心。它与黑人历史上一面继续投票支持民主党、一面拥护的那些摇摆不定的意识形态形成鲜明对比;那些意识形态对我们作为一个社区的进步产生了负面结果。
第5章“2021年1月6日:种族清算的一天”,描述当天的事件以及白人性受益者随后的回应,如何浓缩地体现这样一些既有观念:黑人的选票、我们在美国的地位、我们愿意退让并给予宽恕的态度,以及我们准备融入白人美国的意愿,都无关紧要。1月6日这样的日子被明摆在我们面前,旨在阻挠我们的进步,也表明白人美国害怕我们影响美国政治格局的能力。
第6章“美国黑人走向解放的策略”,为黑人社区与文化提出三项大规模策略。这些策略的前提是,整个群体愿意承认:群体成员彼此认同,依赖于黑人群体意识和团结的生成力量,并且愿意做最符合更广泛黑人社区利益的事。只有这样,黑人解放运动才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