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黑人选票：种族与进步主义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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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合格选民凭一己之力，为民主党赢得了 2020 年总统选举。在唐纳德·J. 特朗普对民主构成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危险之际，他们选出了小约瑟夫·R. 拜登，担任这个国家的第 46 任总统。我们的选票很重要，我们的选票决定了选举。尽管黑人选民遭到各种压制投票的歧视性做法针对，但即使是在一场并不“自由公平”的选举中，我们的政治力量也清晰可见。
2021 年 1 月 20 日，总统权力从特朗普移交给拜登，这一过程将被世代讲述。对大多数黑人而言，其中一个亮点是卡玛拉·D. 哈里斯当选美国第 49 任副总统。哈里斯是第二位黑人、第一位亚裔、第一位女性，也是第一位出身于历史性黑人学院和大学、获称“副总统女士”的人。〔译注：原文将“第二位黑人”与“获称副总统女士”并列，表述如此，此处保留。〕见证哈里斯当选，为黑人社区与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喜悦。
当选之后，两人都在 Twitter 上发文：
美国，我很荣幸，你们选择了我来领导我们伟大的国家。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将十分艰难，但我向你们保证：我将成为全体美国人的总统——无论你们是否投票给我。（当选总统拜登[1]）
我们做到了——一起做到了。（当选副总统哈里斯[2]）
2020 年 11 月 7 日，也就是星期二选举日后的第四天，拜登—哈里斯组合突破 270 张选举人票门槛（选举人团票数：306 对 232），各媒体宣布他们赢得选举。当晚的竞选讲话中，当选总统拜登感谢黑人合格选民“再次站出来支持〔他〕”。[3] 拜登赞扬黑人合格选民“始终支持〔他〕”，并承诺自己也会始终支持我们；他坚定地用拳头敲击讲台，台下人群兴奋欢呼。[4]
拜登—哈里斯组合提高了黑人投票率，而在 2016 年，黑人投票率曾出现二十年来的首次下降。[5] 92% 的黑人民主党人把选票投给了他们。从种族与性别这两个社会建构来看，91% 的黑人女性投票给拜登—哈里斯，而黑人男性的比例为 88%。亚特兰大、底特律、密尔沃基和费城等黑人占多数城市的黑人选民，最终让选票倾向拜登，使他赢得总统选举。
拜登—哈里斯的胜利并不是民调所预测的蓝色巨浪。他们依靠黑人、拉丁裔、年轻人以及具有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组成的多数联盟获胜。拜登获得 51.3% 的选票（81,286,924 票），特朗普获得 46.9%（74,222,960 票）。支持共和党的合格选民增加了 400 万。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选民大量支持特朗普。
总统选举之前，大多数全国民调都显示拜登领先。只有 Expert.ai 以“分析社交媒体上表达的情绪”为依据，预测两人的竞争将更加接近。该公司采用一种名为“情感分析”的人工智能技术，把文本文件归入正面、负面或中性类别。公司预测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仅领先特朗普几个百分点，即 50.2% 对 47.3%，远小于全国民调中的两位数领先幅度。[6]
多种政治因素使特朗普能够紧跟拜登，包括政治信息传递、竞选广告运用不足、压制投票，以及白人多数沉默而坚定地支持特朗普。人们本以为，在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和 2020 年夏季“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之后，进步主义信息会在民主党选民中充分引起共鸣。然而，民主党内部不断壮大的进步派基础——他们准备改革投票制度、刑事司法制度，以及过时的政策和法案，推动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却遭到了保守派和温和派民主党人的抵制。
2012 年、2016 年和 2020 年，民主党在政治信息传递方面都面临内部冲突。分歧部分来自伯尼·桑德斯（佛蒙特州独立派）。他两度争取总统提名，呼吁进步派民主党人为全面的政治与社会改革展开竞选。2020 年，在拜登参选并获得温和派民主党人支持之前，独立派桑德斯明显是最有希望对抗特朗普的人选。
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在竞选途中确定了政治基调。两人在政策上都采取坚定的进步立场，并致力于让特朗普下台。2018 年，两人在沃伦公寓私下会面，勾画了对即将到来选举的计划。[7] 他们的信息共识围绕进步主义理想展开。唯一分歧是，桑德斯不相信一位女性能够赢得 2020 年总统选举。进步运动支持者，尤其是由年轻、多种族进步派组成的国会团体“小队”，认为桑德斯是与特朗普竞选的最佳对手。
虽然在拜登参选以前，桑德斯和沃伦已经界定了政策议题，但拜登加入竞选仍有必要，因为他能推动该党向意识形态中间位置靠拢，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拜登起初未能在竞选中积累政治势头，但詹姆斯·克莱伯恩（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支持拜登，反对桑德斯。克莱伯恩的背书附带一项政治“诉求”：挑选一位黑人女性担任副总统，并提名美国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女性大法官。这些政治象征固然具有历史意义，但它们在黑人合格选民中引发的共鸣，却超过了全面的政治与社会改革。
拜登—哈里斯组合当选是一项巨大成就，但对于争分夺秒地建立黑人解放运动而言，还远远不够。拜登被选中，是因为他是保守派、温和派民主党人和新自由主义者眼中的务实候选人，能够维持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保全现状。最终，温和派民主党人帮助拜登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是因为他不是桑德斯；美国投票公众中的多数帮助他赢得大选，是因为他不是特朗普。
本章主张，黑人合格选民应该采取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使其成为我们独立投票集团的中心。为了黑人社区与文化的生存和福祉，我们必须拥抱这样的意识形态中心。这与多数黑人历史上一边持续投票支持民主党、一边奉行社会保守或温和意识形态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后者对我们作为一个社区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结果。要真正开启一场旨在改善美国黑人整体处境的黑人解放运动，我们应当把一种主张更多经济、社会和政治平等的进步主义纳入政治实践。自下而上，每一个黑人都应有意识地与更广大的黑人社区认同共同命运，不带隐秘议程地倡导平等与公平。
从 2020 年总统选举结果可以看出，Z 世代和千禧一代的年轻人正在联合起来，带头建立运动，重新界定经济、社会和政治格局。这个拥有 6,500 万合格选民的集团，正在为进步主义规划政治道路。同样重要的是，65 岁及以上年龄群体未来的大多数增长将来自种族和族裔少数群体。X 世代和婴儿潮一代在 2020 年总统选举中支持两党的比例相当，而且正日渐衰老，未来将更加黑人化、更加棕色、更加年轻，也更加进步。
此外，白人温和派与保守派，要么正在破坏民主党，要么正在离开该党成为独立派。在退出 2024 年总统竞选之前，拜登是温和派民主党老卫队这个日渐消亡群体的最后代表；他以 78 岁高龄当选，成为历史上最年长的在任总统。那个曾引导黑人主张与自身最佳利益相悖立场的保守派、温和派民主党政治机器，正在衰落。我们必须拥抱进步政策与倡议，建设更好的民主和社会，让黑人合格选民来决定美国的政治气候。
进步主义理想
在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光谱上，“温和派”和“进步派”两个词紧密相关。双方持有相似的政策偏好，这些政策对民主党及其选民都很重要。然而，他们对关切与问题的优先次序安排不同。温和派民主党人，或中间派民主党人，在财政上持保守立场，相信建立联盟和务实政治是最佳治理策略。“温和派”这一标签的批评者认为，“温和派这一类别，与其说是一个意识形态目的地，不如说是天真者和迷惘者的避难所”。[8] 这些民主党人在本质上并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他们实践的一种政治与治理方式，使自己处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9]
另一方面，进步派和较年轻的民主党人希望实现全面的政治与社会改革，并公开批评那些阻挠美国公民获得实质改变的政治人物。这一标签的批评者认为，“进步派”含义模糊。他们认为，这与被认定为“自由派”并无不同。在他们看来，美国政治生活必须落在自由—保守这条标尺之上；这使那些在民调中表现为保守、却投票支持民主党的黑人合格选民面临多重模糊性。
然而，进步主义与自由主义并不等同。可衡量的区别在于，“进步派”认为，政府应当负责缩小生活质量指标中的公平差距，因为这些指标有助于保障个人生存与福祉。例如，确保公民登记参加地方选举、相信自己能够信任政府、自行报告对犯罪率的感受、判断是否认为种族主义是一个问题，以及公民是否认为自己拥有良好的生活质量。鲜明相反的是，尽管“自由派”可能表现出相似的立场与优先事项，但他们赞同资本主义，并认为所有美国公民都能平等获取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源，这使两种意识形态有所不同。这一区别在克林顿政府拥抱新自由主义政策时得到了充分发展。
桑德斯对“进步派”概念的塑造，促使其他人把自己对这一政治信念体系的理解转化为具体主张。例如，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在总统竞选纲领中提出了宏大的政策，包括全民医疗、全民大学教育、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住房、人人享有正义与安全、全民免费托育与学前班，以及其他各种“全民”政策。这些政策在民主党中间派至右派之间并不受欢迎。他提出的 2020 年政策，在十年内需要超过 40 万亿美元的政府开支。[10] 桑德斯政策的反对者，包括民主党人和独立派，质疑他的议程是否能够在美国国会通过并付诸实施。例如，许多民主党人已经习惯了弥漫党内的新自由主义，并试图挑战桑德斯。
民主党的格局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发生了变化。该政府采纳了许多里根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并向选民保证，总统会在财政上负责任，限制政府开支。党内新自由主义者为克林顿喝彩，因为他代表专业阶层的利益，并在两届总统任期内带来了丰厚的预算盈余。这套哲学延续到奥巴马政府。然而，进步派施压，要求这位首位黑人总统打破新自由主义循环，代表穷人和工人阶级的需求。
这个富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次群体，在桑德斯的领导下崛起。当桑德斯于 2016 年有望成为总统时，民主党建制派成员阻挠他的竞选，并诉诸法院，要求将美国绿党从关键摇摆州的选票中移除。这为希拉里·R. 克林顿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铺平了道路，让她在没有在任总统参选的开放选举中对阵特朗普。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成员通过电子邮件密谋，试图说服记者编造关于桑德斯的虚假叙事。委员会传播官员马克·保斯滕巴赫写道：“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一个适合报道的伯尼故事，即伯尼从来都没有把事情组织好，他的竞选一团糟。”[11] 这些邮件随后泄露，并公布在维基解密上。[12] 民主党人在初选中的这种串谋，为特朗普打开了大门。
2020 年，民主党建制派再次挫败桑德斯和绿党的竞选，拜登成为挑战特朗普的人选。2024 年总统选举之前，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民主党律师担心第三党候选人在摇摆州分走拜登—哈里斯组合的选票，因此挑战他们争取列入选票的努力。
拜登当选之后，许多黑人合格选民期待他通过提高最低工资、免除所有学生贷款、承诺免费社区学院教育，采取更加进步的路线。他在竞选途中向美国国会中的进步派民主党人以及进步派选民基础作出了承诺。拜登拥有美国历史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最进步的议程，并向进步派坚持表示，他会找到为这些政策筹资的方法，而不累积长期债务。
竞选途中，特朗普批评拜登所谓的意识形态转向，称他为“左翼极端主义者的傀儡”。[13] 拜登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在为获得桑德斯支持而进行的一次私人通话中，他对桑德斯说：“我想成为自〔富兰克林·D. 罗斯福〕以来最进步的总统。”[14] 罗斯福的议程，比拜登之前三位民主党总统——吉米·卡特、威廉·杰斐逊·克林顿和贝拉克·H. 奥巴马——都更进步。桑德斯把拜登的信息传达给了自己的进步派追随者。
进步派民主党人、“小队”成员科丽·布什（密苏里州第 1 选区）鼓励拜登放弃温和路线，成为能有效回应新一代选民的总统。她的立场是，如果拜登不兑现竞选承诺，民主党将在 2022 年中期选举和 2024 年总统选举中失去黑人合格选民。然而，从他首次就职到 2022 年国情咨文演说，进步派民主党人已经看出，党内不会出现范式转变。那些以为进步派可以投票给拜登、却得到桑德斯的人，都错了。
在 2022 年国情咨文演说中，拜登偏离了所有进步议程，试图重设党内政治信息，争取威胁要离开的保守派和温和派白人民主党选民。他的讲话疏远了将他送进椭圆形办公室的黑人合格选民与进步派。他走向意识形态中间地带，是经过算计、遵循民主党政治专家剧本的举动。
对于拜登把政治信息从进步政策上转开，黑人本应感到惊讶吗？黑人总体上怎么会期待拜登在政治上忠于我们？拜登在美国参议院的生涯，因许多对黑人社区与文化造成负面影响的争议性政策而蒙上污点。正如第 3 章讨论的，他对 1994 年犯罪法案的支持，恶化了美国白人对黑人的看法——把黑人视为恶魔。在奥巴马政府副总统任期接近结束时，拜登被问到这项法案，他为法案的目的辩护，并一直持续到 2020 年总统竞选。2016 年接受 CNBC 采访时，他谈到 1994 年犯罪法案说：“总体而言，它真正做到的，是恢复美国城市。”批评者指责该法案是造成黑人男性过高监禁率的因素之一，而拜登在采访中的辩护却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制度性种族主义”。[15] 单是这一说法，就暴露了他对美国制度性种族主义复杂性的无知。
在同一次采访中，他指出，法案在全国各地社区增聘了 100,000 名执法人员。他的立场是，社区警务是处理犯罪的最佳策略。他完全没有顾及在黑人居民高度集中的地区巡逻的白人执法人员所形成的种族失衡，也没有处理白人执法人员的警察暴力问题：那些宣誓服务与保护的人，如何反而在与黑人接触时使用过度武力。
2020 年竞选途中，在一次小马丁·路德·金纪念早餐会上，拜登收回了以往的说法，承认：“我并不总是对的。我知道我们并不总是把事情做好，但我一直在努力。”[16] 他表示，支持 1986 年《反毒品滥用法》和 1994 年犯罪法案的决定，“困住了整整一代人”。拜登最后说：“有一件事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不是你们——我们，白人美国，必须承认，系统性的种族主义仍然存在，而我们这么多人几乎都没有察觉。”[17]
尽管拜登决定停留在意识形态中间位置本不应令人意外，但拜登—哈里斯组合的支持者相信，哈里斯本可以说服他更多地与进步派民主党人接触。加入这一竞选组合之前，哈里斯是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也是较早宣布参选的总统竞争者。2019 年年中，在退出总统竞选之前，哈里斯民调排名第 4，落后于乔·拜登、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18] 尽管她担任助理地区检察官和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期间的经历褒贬不一，[19] 她的种族、性别和背景仍然为民主党竞选组合提供了互补。
2019 年的一场总统竞选辩论中，在两人尚未组成同一竞选搭档之前，哈里斯质疑拜登的刑事司法记录，以及他任联邦参议员时反对种族融合的立场。在一次激烈交锋中，她追问拜登与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合作的经历，以及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于参议院反对联邦强制校车接送政策中扮演的角色。哈里斯说：
加利福尼亚有一个小女孩，她属于公立学校实施种族融合后的第二届学生，每天乘校车上学。那个小女孩就是我。[20]
拜登为自己对校车接送的立场辩护，表示：“我职业生涯中所做的一切，我之所以参选，都是因为民权。我仍然认为，我们必须在民权问题上作出根本改变。”[21]
拜登的温和信念与进步思想存在冲突。他从未拥抱全面的政治与社会改革。例如，拜登从不支持“削减警察经费”这个口号，但他要求为手无寸铁的黑人死者伸张正义，并指出资金应当如何重新分配给社会服务项目。虽然这个口号已使用数十年，但在乔治·弗洛伊德死后才更加普及，其含义是削减警察部门预算，并把资金划拨给其他政府机构和社区组织。尽管围绕这一口号存在政治宣传，对于黑人社区中的许多人而言，它最初并不意味着取消警务所提供的公共秩序与安全。
2020 年夏季，在全国黑人社区不断发生警察暴力之际，“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要求正在竞选的总统候选人削减警察经费。然而，拜登忠实于其意识形态中间主义，于 2022 年 1 月在年度美国市长会议上说：“我们不应削减警察部门经费。我提议增加经费。”[22] 事实上，他鼓励地方和州政府利用剩余的 COVID-19 资金扩充警力。
他在 2022 年国情咨文演说中进一步强化这一立场：
我们都应当同意：答案不是削减警察经费。答案是为警察提供资金，给予他们保护我们社区所需要的资源与培训。[23]
拜登以牺牲黑人选票为代价，向非进步派白人传递了明确的信息。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近两年后，黑人仍在等待警务改革，而拜登却在 2022 年中期选举之前，通过不支持“削减警察经费”，向保守派和温和派民主党人展示政治好意，作出道德姿态。众议院民主党人甚至提出并以 360 对 64 票通过了 2022 年《投资保护法案》，这项两党立法将在五年内向地方执法部门拨款 3 亿美元。[24] 民主党人声称，这是中期选举前的政治掩护；然而，他们对“蓝色生命也重要”议程的投入，表明在乔治·弗洛伊德死后，他们仍缺乏对黑人身体的关切。
2022 年国情咨文演说结束后，科丽·布什在 Twitter 上批评拜登说：“我们的国家一直在做的，就是给警察更多经费。结果呢？2021 年警察枪击致死人数创下纪录……削减警察经费。投资我们的社区。”[25] 拜登关于资助执法人员的表态赢得了两党的掌声，却背离了他对黑人的承诺：他曾表示理解黑人社区“迫切需要改革”。[26]
支持 2022 年《投资保护法案》的，还有联邦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他是第 117 届国会参议院中唯一的黑人共和党人。他到参议院全院发言，要求民主党人共同推动一项类似的两党法案，为执法部门提供更多资源。斯科特在发言中说：
多年来——我确实是说多年来——民主党人一直兜售不受欢迎的削减警察经费政策，而他们终于看见了光。也许那是他们不断下滑的民调数字上照出的光。现在，他们终于发声支持给我们的男女制服人员拨款。[27]
布什和斯科特的言论，显示了黑人民主党人与黑人共和党人在如何看待美国警务问题上的政治差异。尽管存在差异，人们仍会期待斯科特在发言中承认，对于手无寸铁黑人遭谋杀的案件，警察问责至关重要。然而，他的党派忠诚却压倒了任何有意识地要求执法官员承担更多责任的承诺。
民主党内的冲突
2020 年总统选举获胜后，民主党遭到保守派和温和派民主党人的批评。他们认为，如果不是进步派和极左派民主党人，民主党本可以取得压倒性胜利。虽然拜登—哈里斯组合以 710 万票的优势获胜，民主党却在美国众议院失去了 13 个席位。2018 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投票率很高，因此，该党预测 2020 年选举周期会出现一股蓝色巨浪。把票投给拜登—哈里斯组合的合格选民，却没有把票投给民主党众议员候选人。
贝拉克·奥巴马把责任归咎于进步派民主党人。他在 Snapchat 政治节目《祝你好运，美国》中说，政治候选人使用“削减警察经费”之类“响亮”的口号，会失去选民支持。对于奥巴马的说法，我要反驳指出：在他执政期间，各级政府中模仿他竞选口号的民主党候选人，丢掉了近 1000 个席位。[28] 他对这个口号的评论，凸显了这位首位黑人总统有多么不进步。黑人可以反驳说，把“削减警察经费”作为政策解决方案提出时，失去的只是赞同白人执法人员占据黑人社区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奥巴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口号的目标不是削减执法拨款的总体预算，而是加入一项强制要求，让执法部门承担责任。
其他民主党高层政治人物也认为，这个口号损害候选人的选举支持。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同样回避这一主张。在民主党失去席位后，佩洛西于 2022 年接受 ABC《本周》节目采访时说：“〔削减警察经费〕不是民主党的立场。”[29] 黑人国会议员中最强烈的反对来自克莱伯恩。这位曾在竞选途中于温和派阵营中支持拜登的人，即使在目睹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看到 2020 年夏季抗议者遭受的待遇期间及之后，仍然反对“削减警察经费”这一进步口号。在夏季抗议期间，克莱伯恩说：“我们需要警察。我们想要警察。他们有自己的角色要发挥。”他相信，“喊口号”可能损害“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并对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产生不利影响。[30]
克莱伯恩在国会任职期间逐渐成为维持现状政治的倡导者，因此遭到活动人士和进步派民主党人的批评。包括“小队”在内的进步派拒绝接受这些指责。“小队”由以下众议员组成：纽约州的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NY-14）、明尼苏达州的伊尔汗·奥马尔（MN-5）、密歇根州的拉希达·特莱布（MI-13）、马萨诸塞州的阿亚娜·普雷斯利（MA-7）、密苏里州的科丽·布什（MO-1），以及纽约州的贾马尔·鲍曼（NY-16）。[31] 这群立法者倡导“削减警察经费”。奥马尔在一条 Twitter 帖文中写道：
“削减警察经费”运动，是要重新构想现行警务制度，建立一个不会侵犯我们的机构，同时重新配置资金，投资社区服务。
说清楚一点，现在反对这件事的人，一直都反对系统性变革的呼声。[32]
进步派民主党人认为，两党内部的白人种族怨恨，是围绕这一信息发生分歧的原因。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 Twitter 上主张：
所以，“进步主义不好”这整套论点，据我所见，根本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
面对那些针对“削减经费”和“社会主义”的攻击，人们需要意识到，这些都是种族怨恨的攻击。你不可能让它们消失，但可以让它们不那么奏效。[33]
她把民主党在美国众议院失去 13 个席位的原因，归咎于民主党选举顾问没有在关键摇摆州充分开展数字动员和基层竞选。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坚持说：“几乎所有〔民主党人〕在数字传播上的执行都糟糕透了。那可是在大流行期间。”[34]
仔细考察民主党竞选中的缺陷，进步派组织 Way to Win 2020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民主党在鼓励“两党合作”支持与“跨越党派合作”的电视广告上，投入的资金为 2,180 万美元，多于共和党的 620 万美元。共和党则将主要资金——5,100 万美元——花在使用“极端主义者”“激进”字眼描述民主党人的电视广告上。考虑到 2021 年 1 月 6 日的未遂政变，这样的修辞令人震惊。共和党人其实是在描述他们自己。总体而言，共和党人在电视广告上花费超过 8,700 万美元，这些广告至少包含以下一个或多个词：“AOC”“Ocasio”“Pelosi”“Socialism”“Socialist”“Defund”等。[35]
在数字竞选方面，民主党未能跟上共和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指出：“有些竞选团队在选举前一周对数字传播投入了 0 美元。其他花了钱的团队，花钱方式也非常糟糕。”[36] 2016 年希拉里·R. 克林顿输给特朗普后，奥巴马的助手曾提醒民主党，要投资数字竞选，改进信息传播。2020 年总统选举之前，特朗普在Facebook、Twitter、YouTube 以及其他数字平台投放广告。这迫使拜登团队加紧跟进数字和电视广告。比较特朗普与拜登的竞选时，纽约大学追踪 Facebook 政治广告的研究人员劳拉·埃德尔森说：“〔这〕就像一辆超级跑车在与一辆小小的大众甲壳虫比速度。”[37] 除了特朗普咄咄逼人的数字竞选之外，2021 年一份题为《针对 2020 年美国联邦选举的外国威胁》的国家情报报告，还揭示了他如何获得俄罗斯联邦的网络帮助。即使在选举结束后，俄罗斯行动者仍在网上冒充美国公民，传播质疑 2020 年总统选举结果的信息。[38]
所有这些，都转移了我们对 2020 年总统选举前后民主党主要问题的注意力：民主党的政治策略乏善可陈。其党内冲突被投射到全国舞台上，所传递的信息又无法引起保守派和温和派民主党选民的共鸣。2020 年唯一的团结力量，是把特朗普赶出椭圆形办公室，但党内分歧仍然挥之不去。展望未来，民主党建制派知道，党内需要重新调整；如果进步派接过领导权，这种调整就可能在今后的政治周期中开花结果——然而眼下前景黯淡。
结论与启示
2020 年总统选举之前，处于各种政治、党派和意识形态立场的黑人，都面临 COVID-19、压制投票、种族不公和经济不平等所带来的严重关切。这些结构性与文化性条件，要求采取进步主义方法，扭转黑人社区与文化的处境。拜登的竞选承诺带有强烈的进步色彩，让黑人合格选民相信，他会从意识形态中间位置向左转移，以照顾美国黑人的利益。但是，他当选之后，那些曾呼吁他成为当代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的进步派，失去了信心，不再相信他会像竞选中所宣称的那样，成为所有人的伟大白人救世主。
本章呼吁黑人合格选民采取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立场，将其作为我们独立投票集团的中心。推动这套连贯信念体系的，必须是有意识地为黑人社区最切身的关切与问题寻找解决办法的承诺。如第 3 章所述，从目标获得普遍认同的议题，到黑人利益中优先性最高的议题，各类活动人士、组织者和政治人物都必须倡导政治与社会改革。
我们需要一股能够形成政治压力的进步力量，它不应以伯尼·桑德斯或吉尔·斯坦为领袖，而应由一个有自觉意识的黑人集体来领导，逐个城市、逐个州地开展工作。[39] 那些在民调中表现为保守意识形态群体、却投票支持民主党的黑人，必须拥抱进步主义。作为一个群体，我们怎能倡导“进步”，却不愿称自己为“进步派”？因此，必须在两党制之外建立一股不以黑人进步作妥协、能够形成压力的进步力量。我们的进步方法在本质上应当激进，但我们必须组织严密、观点连贯，政治“诉求”与“要求”必须一致。与过去“黑人的命也是命”和 #MeToo 的进步运动不同，这种进步主义必须由政策驱动。我们要如第 3 章讨论的那样，在各级政府层面列出政策路径，步调一致地尝试推进我们一生中所见最进步的立法。
对于黑人独立投票集团而言，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立场能够帮助我们向前迈进，处理教育差距、健康不平等、性别歧视、破败的刑事司法制度、失业、缩小种族财富差距，以及投票权等问题。因此，我们寻求一位总统候选人，在初选阶段就制定政策纲领，将黑人利益议题纳入其中，反映我们的共同价值观。要把这个国家改造成一个肯定黑人价值的国家，我们必须与一位候选人及一种意识形态立场结盟，对抗制度性与系统性歧视和种族主义的原则，因为它们破坏了美国宪法赋予我们的基本权利。此外，如第 6 章将讨论的，我们的进步主义愿景必须具有包容性，认识各种种族和族裔群体如何遭到边缘化，从而争取他们的选票支持。
总之，美国历史中的重大时刻，从特朗普当选到 2020 年夏季“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2021 年冬季叛乱，以及拜登出于务实考量而当选，都是应当先于美国一个新进步时代出现的社会与文化标记，尽管这一时代笼罩在特朗普第二届任期的阴影之下。虽然这并不完全是我们的责任，美国黑人仍必须努力成为社会改革者，塑造我们希望居住的美国。黑人合格选民中的大多数，不应只是努力把“红州”变成“蓝州”，像斯泰茜·艾布拉姆斯在 2020 年总统选举中于佐治亚州英勇做到的那样；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宣告，自己可以作为一个投票集团行动，影响全国政治议程，推动进步立法，形成一种政治气候，使一个甚至两个主要政党变为“黑人”的政党。
每隔四年，民主党都要寻找一致的政治信息，并寻找一位总统候选人来传达它，黑人对此理应已感到政治疲惫。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除奥巴马之外，民主党的总统人选一直是循环再用的政治人物，没有一个具有变革性。因此，我们对政治独立的承诺，以及由此培育进步政治路线的努力，将使我们绕过这种烦恼，并阻止那些希望继续控制我们政治命运的白人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
2020 年总统选举显示，两大政党都害怕一个正在拥抱进步主义、不断变化的政治格局。拜登和特朗普都展示了典型的政治障眼法。拜登在竞选途中提出支持进步政策，却在当选后仍牢牢钉在民主党意识形态光谱的中央。同时，他知道，温和派民主党人掌握了进步派民主党倡议通过与否的关键票；因此，这些倡议的失败可以归咎于其他人。另一方面，特朗普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运用一切可能的政治手段，影响共和党选民和摇摆不定的人，让他们相信进步政治在财政上不负责任，对美国公民不利。
总统选举落败之后，由进步派领导政治格局转变的想法，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中激起了恐惧。在就职典礼之前，特朗普没有向拜登认输；相反，作为损害美国民主的众多行动之一，他于 2021 年 1 月 2 日要求佐治亚州共和党籍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珀格为他“找到”选票，实施刑事犯罪。[40] 在一段长达一小时、如今被称为“特朗普录音带”的通话录音中，[41] 他强硬地向拉芬斯珀格施压，要求“找到 11,780 张选票”，以推翻败选结果。[42] 尽管特朗普曾在 2016 年赢得佐治亚州，这种利用网上传播的毫无根据的说法，企图胁迫拉芬斯珀格，并以“一项刑事犯罪”威胁他的绝望尝试，有损总统职位的尊严。在这通录音电话之前，特朗普已尝试给拉芬斯珀格打过 18 次电话，坚持要求他重新计算票数。[43]
讽刺的是，特朗普试图在佐治亚这个红州找到选票，而富尔顿县上空却悬着一大块蓝色政治斑点，最终决定了选举有利于拜登。美国黑人圣地亚特兰大的黑人合格选民投票支持拜登，主要得益于艾布拉姆斯（民主党）[44] 和迈克尔·S. 伦德（独立派）[45] 的支持。艾布拉姆斯为黑人、拉丁裔和亚裔社区登记了超过 800,000 名新选民，促成了佐治亚州一个新的黑人选民联盟，代表民主党展开斗争。特朗普在给拉芬斯珀格的电话中说：“斯泰茜·艾布拉姆斯正在嘲笑你。她到处说，‘这些家伙比石头还蠢。’”[46]
随着他继续在失利的各州寻找选票，特朗普内在的种族衡量机制促使他要求佐治亚州找票，因为他知道，政府职位上有种族主义官员。拉芬斯珀格曾参与以各种方式剥夺黑人和棕色人种的投票权，以使佐治亚州保持红色。在一部调查影片中，他被“揭露使用吉姆·克劳式压制投票策略——甚至误导联邦法院，以阻止 198,000 名佐治亚州居民在〔2021 年 1 月 5 日〕参议院决选中投票”。[47] 当全国目光都聚焦总统选举时，拉芬斯珀格选择了更高尚的道路，揭露特朗普，以免因特朗普的任何恶意手段而承担责任。
凭借佐治亚州这样的胜利，进步派预计，一个统一执政的民主党政府不应再有借口不通过实质性立法。人们认为，美国国会的新政治气候将结束特朗普和米奇·麦康奈尔对国会立法的扼制。然而，冗长辩论阻挠程序仍会存在——这是参议院的传统，而不是法律——少数党可以使用它，把一项法案在参议院通过所需的票数从 51 票抬高到 60 票。
沃伦认为：“冗长辩论阻挠程序深深植根于种族主义，不应允许它继续发挥这种作用，或为少数派制造否决权。在民主制度中，规则是多数决定。”[48] 民主党参议员、牧师拉斐尔·G. 沃诺克宣誓就职后，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斯特罗姆·瑟蒙德参议员连续花了 24 小时，以冗长辩论阻挠 1957 年《投票权法案》，使长得像我这样的人无法投票。
说冗长辩论阻挠程序没有植根于种族主义的历史，是一种骇人听闻的企图，试图改写美国一段距离我们非常近的历史。[49]
随着新一届美国国会会期第一天即将到来，进步派民主党人兴奋地等待这一时刻，准备提出并通过他们认为会显著改变这个国家政治意识的立法。随后，2021 年 1 月 6 日到来了——这一天将永远以耻辱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