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新唯物主义的横贯性（The Transversality of New Materialism）

曼努埃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和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彼此独立地——在1990年代后半期率先使用“新-唯物主义”（neo-materialism）或“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一词，用以指称这样一种文化理论：它并不偏重文化一方，而是关注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2003）所谓的“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s），或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径直称之为“集体”（collectives）的东西（[1991] 1993）。这一术语提出了一种文化理论，它从根本上重新思考那些在我们（后）现代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二元论，并且总是从这些对立（自然与文化之间、物质与心灵之间、人与非人之间的对立）如何在行动本身之中被生产出来着手展开分析。因此，它对变化的形态学抱有深刻兴趣，并对物质（物质性、物质化过程）给予特别关注，因为物质长期以来一直遭到二元论思想的忽视。与此同时，正如布拉伊多蒂（2002b, 170）在别处已经强调过的，我们因而总是已经从母体（mater）出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除了在德兰达和拉图尔那里尤为明显的对科学的兴趣之外，物质／母体（mat(t)er）的解放在本性上也是一项女性主义的计划。^[1]¶

对于熟悉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之唯物主义的人来说，“新唯物主义”出于若干理由而显得颇具反讽意味。本雅明在分析现代性时（[1982] 2002, 22）拒斥了现代对新颖性的拜物教及其所预设的种种幻象。尤其是由于他认为“新颖性［……］是一种独立于商品使用价值的性质”，因此，上演一种“新的”唯物主义将毫无意义。但当然，我们没有理由把自己局限于这样一种线性的现代主义历史（History）观念。尤其是，如果我们追随拉图尔（[1991] 1993, 82），主张“历史不再单纯是人的历史，它也成为自然事物的历史”，那么本雅明的批判便可以暂且搁置。我们所感兴趣的新颖性，与其说是“旧”（历史的、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唯物主义的一个更好或改良的版本，不如说是别的东西。例如，德兰达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重写了这种马克思主义及其对物质之物的（人本主义）理解（尽管尤其是本雅明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走出这些陷阱的途径）。因此，德兰达也写下了他著名的《非线性历史一千年》（A Thousand Years of Nonlinear History，1997），在其中将拉图尔所提出的那种“另类”历史付诸运作（另见 Harman 2008）。¶

在本书中，呈现给读者的与其说是一部历史，不如说是——追随布拉伊多蒂——一幅地图，描绘被称为新唯物主义的这种唯物主义此时此刻如何在人文学科和科学中运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排除历史性、时间或记忆；文本之所以被阅读，是因为它们被认为对当代思想中的非二元论的、唯物主义的潮流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而不是依据其构思的年代来加以评判。因此，说我们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看到了我们所关注的这种新唯物主义在运作，是毫无问题的。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Benedict Spinoza）早在1677年就主张，心灵是身体的观念，从而使身体必然成为心灵的对象。心灵与身体是同一个东西，他一再强调这一点。这是对新唯物主义思想的一项极富意义的贡献。同样，本书关注的是在迄今已提及的诸位作者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的新唯物主义思想，但也包括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和布赖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等人的著作。¶

一本关于新唯物主义的书在当下写成，有其充分的理由。近年来，新唯物主义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对抗那些萦绕着文化理论的先验传统和人本主义传统，而文化理论此刻正站在后-后现代时代的门槛上。当然，二元论传统是顽固的，它们已深深埋藏在当今（奉行常识的）学者的头脑之中。这些传统继续激起种种争论，而新唯物主义者正在将这些争论打开（想一想关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著作中失败的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论战（Kirby 2006），以及媒介研究和文化研究中的索绪尔／拉康语言学遗产（Dolphijn 2010）——正如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2007）所表明的，它们阻碍了对“能动的物质”（agential matter）的理论化得以实现）。但在21世纪初，这一新唯物主义的抱负似乎确实为人文学科及其他领域的学者提供了一种绰绰有余的替代方案。或许是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思想中的这一“少数传统”（minor tradition）（如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称）正在获得它所需要的关注，使自身从它长期遭受的柏拉图主义、基督教和现代主义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

在布拉伊多蒂和德兰达二人的著作中，他们的思想都是通过重新思考与1968年五月风暴密切相关的几位法国哲学家（包括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以及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伽塔利（Félix Guattari））而形成的。而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最重要的，正是德勒兹（和伽塔利）的著作。尤其是在其早期著作中，德勒兹试图表明，他所提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并不是新的，而是属于上文已提及的那一丰富却居于少数地位的传统。通过书写斯宾诺莎、尼采和柏格森这样的哲学家，也书写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和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这样的作家，德勒兹意图通过关注那些长期以来被思想史拒斥或边缘化的唯物主义作者来重写思想史。在其学术生涯之初，德勒兹将重点放在重读斯宾诺莎这样的激进心灵上，从而表明他们实际上为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即一种身体的哲学。正是通过横贯这些不同的身体哲学，德勒兹的其他著作（有时与伽塔利合作）才真正开始充分探索唯物主义／一元论思想，从而创造出一片沃土，使布拉伊多蒂和德兰达这样的新唯物主义学者今天得以在其上扎根。¶

德兰达早期版本的新唯物主义最忠实于德勒兹（和伽塔利）的著作，它提出这样的主张：“抽象机器”（abstract machine）这一概念（Deleuze and Guattari [1980] 1987）捕捉到了那些没有实体形式的过程，这些过程同样可以在生物学、社会学和地质学的具体装配（assemblage）中找到，其方式使文化理论整体得以摆脱语言学的表征主义，转向“工程图的领域”，这些工程图“为极为不同的物理装配所共享。因此，会有一台‘抽象马达’，它在技术对象和自然大气过程中有着不同的物理实例化”（DeLanda 1996, n.p.）。这种新唯物主义孕育出内在性的思想，并因此不仅突破了先验人本主义思想中的心灵-物质之分与文化-自然之分，而且突破了对因果结构与目的论的思考（即一种决定论）：¶

这种关于极为具体的抽象机器的构想［……］确实指向一种新形式的唯物主义哲学，在其中，原始的物质-能量通过多种多样的自组织过程和一种强烈的形态发生之力，生成了我们周围的一切结构。此外，被生成的结构不再是首要的实在，而物质-能量之流如今获得了这一特殊地位（ibid.）。

物质在德兰达的新唯物主义中似乎获得首要地位的方式，毋宁说指向一种“生成性的物质”（generative matter）；这一概念所捕捉的并不是与意指相对立的物质，而是同时既是物质的又是表征的物质化（mattering）（参见 Cheah 1999, Barad 2007）。¶

布拉伊多蒂引入新唯物主义或“一种更为激进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是将其框定为“在福柯之后重新思考人类主体性的具身结构”（Braidotti 2000, 158）。布拉伊多蒂出身于澳大利亚女性主义中一个极为丰富的唯物主义传统，她的“在福柯之后”不应被解读为指涉一种超越福柯的举动，因为可以说，她和德兰达（以及其他新唯物主义者）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肯定了福柯（[1970] 1998, 343）那个广为人知的预言：“或许有一天，这个世纪将被称为德勒兹的世纪。”与德兰达相比，布拉伊多蒂的新唯物主义同样是内在的和非线性的，而“具身的主体性”也据此被概念化：¶

一块被欲望之电波激活的肉，一个由基因编码之展开所书写的文本。既不是一个被神圣化的内在圣所，也不是一个纯粹由社会塑造的实体，这个肉身化的德勒兹式主体毋宁是一种“居间者”：它是外部影响的内折，同时也是情动向外的展开。一个流动的实体，一种肉身化的记忆，它重复着，并且能够穿越一系列不连续的变异而延续，同时又保持对自身的忠实。德勒兹式的身体归根结底是一种具身化的记忆（Braidotti 2000, 159）。

除了新唯物主义的内在性从质上转移了诸多体现先验性的文化理论实例之外，新唯物主义还格外强调技术之物与自然之物的内在互动（intra-action）^[2]，或者如布拉伊多蒂所称，强调“‘后人类’的处境”，这种处境所涉及的“远远不止自然主义范式的彻底丧失”（ibid., 158）。将“自然”引入文化理论，并不会使新唯物主义者易于接受所谓实证主义自然科学的本体论。新唯物主义的支柱之一，就是主张现代自然科学与后现代文化理论二者都是人本主义（参见 Colebrook 2004）。在布拉伊多蒂的著作中，生物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所共享的人本主义主体被替换为一个后人本主义的主体，这首先意味着从当今认识论的两极——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发生质的转移（参见 Haraway 1988）。¶

在其后续著作中，德兰达和布拉伊多蒂继续以二元对立为主要靶子来构建新唯物主义。重新加工并最终突破二元论，看来是新唯物主义的关键所在。二元论作为他们希望在其著作中加以转移的先验传统与人本主义传统的结构原则而凸显出来。将心灵置于物质之上，或将文化置于自然之上，是一种追随人本主义思想与辩证法思想的先验化姿态。它把后现代主义设定为克服了实证主义的缺陷，把社会建构论设定为克服了生物决定论。就此而言，这一姿态建立在序列性否定之上，并具有一种进步叙事的结构。对辩证法的依赖已被揭示为林恩·汉金森·纳尔逊（Lynn Hankinson Nelson）（1993, 127–8）所说的“不真实的二分”（unreal dichotomies）或“非穷尽的对立”（non-exhaustive oppositions）的一种效应。纳尔逊已经表明，二分或二元对立的一极总是已经作为另一极的否定而蕴含于其中，这就使得二分成为不真实的，对立成为非穷尽的。用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的话来说：¶

一个与另一个观念相对立的观念，始终是同一个观念，只不过被加上了否定的符号。你们越是彼此对立，就越是停留在同一个思想框架之中（Serres with Latour 1995, 81）。

两个所谓对立面之间的亲密关系清楚地表明，新唯物主义理论家所反对的那些先验倾向与人本主义倾向在根本上是还原性的。毕竟，否定意味着一种关系，而这恰恰是先验人本主义思想对二元论的依赖所消解掉的东西。¶

德兰达（2006, 45–6；强调为原文所有）在《一种新的社会哲学》（A New Philosophy of Society）中试图突破还原性的二元论思想，他作出如下陈述：¶

［……］一般范畴并不指涉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东西，而且［……］相信它们有所指涉（即将其物化）会直接导向本质主义。社会建构论本应是对此的一剂解药，因为它通过表明一般范畴不过是刻板印象，从而阻止了将其物化的举动。但是，通过将“知觉在本质上是语言性的”这一观念，与“只有经验的内容才真正存在”这一本体论假设结合起来，这一立场直接导向了一种社会本质主义。

语言性（它并未被否认，而是被赋予其恰当的位置，也就是一个更为谦逊的位置）构成了德兰达关于新唯物主义的非二元论论证的枢纽。反表征主义（一种内在性的姿态）被用来突破实在论本质主义与社会建构论之间被假定的二元对立。由于因果线性的、预先决定的和受约束的推理已经被抛在身后（或者至少被纳入一种开放的、受约束但不可判定的^[3]因果性观念之中，这种因果性填满了其所有维度），因此不能说新唯物主义意味着以一种进步的方式简单地超越社会建构论。在德兰达看来，新唯物主义既不是实在论的，也不是社会建构论的。它所承认——尽管也加以转移——的，恰恰是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的共同之处。¶

布拉伊多蒂（2006, 130；参见 Rossini 2006）在《转置》（Transpositions）中对类似的举动进行了理论化，但明确聚焦于女性主义政治：¶

在阳具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中——它以一种虚假普遍主义的方式断言同一性（Sameness）的至高无上——我的性别落在了“他者性”一边，这种他者性被理解为贬义的差异，或被理解为价值更低的存在。生成-动物／生成-世界对我的女性主义自我诉说，部分原因在于，从历史上说，我的性别从未真正完全进入人性（humanity），因此我对这一范畴的忠诚充其量是可以商榷的，而且绝不能视为理所当然。

这既不是一个本质主义的陈述，也不是一个符号建构论的陈述。它毋宁是对一个历史位置的唯物主义承认：一个由不对称的权力差别所构成的起始位置。这一位置不仅是地缘政治的，也是谱系学的和受时间限定的。

布拉伊多蒂的主张在两个方面是反表征主义的。首先，她以一种与德兰达相映照的方式，横切了生物学的（或柏拉图式的）本质主义与“符号建构论”（在这里是一种相对主义）。其次，她概念化了一种女性主义政治，这种政治既不拥抱创造反向身份这一二元论举动（一项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计划），也不试图按照一种多元化的姿态、通过生产出大量反向身份来超越二元论（一项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计划，同样是一种相对主义）。女性主义者“毋宁要走得更远，推向质上更强的解域”（ibid., 134），也就是推向生成-动物／生成-世界，这意味着既突破性别歧视的人本主义的自然化倾向，也突破现代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去自然化倾向。¶

我们在德兰达和布拉伊多蒂的著作中所发现的，是一系列鉴于二元论习惯而使文化理论复杂化的举动。我们主张，德兰达和布拉伊多蒂的内在性哲学（尽管绝非仅限于他们），无论在其早期还是晚近的形态中，都例示了新唯物主义文化理论的构成与施行。¶

本章讨论新唯物主义的构成，它既是一个研究对象，也是我们与所研究其著作的学者们所共享的一种抱负。承接本书第一部分的访谈，并以对近期文化理论中新唯物主义之施行或实例化的全面综述为基础，本章提出：新唯物主义的内在性姿态是横贯的（transversal），而非二元论的，因为它横切了学术（新）学科（例如女性主义理论、科学技术研究以及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范式（例如在今天的文化理论中仍然盛行的索绪尔／拉康式语言学主义，或者对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二元论理解），以及按惯例被分派给认识论潮流的线性时空性（例如“新”唯物主义对立于例如本雅明所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4]）。我们的主张是：新唯物主义本身既是一种独特的潮流——无论在女性主义理论中还是在更广泛的文化理论中——又是一种用以打开理论建构的装置或工具。这就是说，新唯物主义不仅使我们得以处理那种可以概括为分类或辖域化的惯常认识论倾向（当一种新潮流登上学术舞台时，它通常被解释为一个可以添加到现有认识论分类中的“类别”），而且同时也使我们得以对传统上被视为学术研究之核心的那些学术疆域、部落和时间性进行解域。毕竟，分类策略完美地例示了先验主义以及二元论的两个特征（序列性否定与进步叙事）。布拉伊多蒂将对这一双重举动的需要概括为一种“质的飞跃”，即迈向“为实施横贯性创造条件”（ibid., 123）。在本章中，我们意在肯定新唯物主义的横贯性。也就是说，我们研究并提出一种以内在的方式横切或交叉二元对立的新唯物主义。费利克斯·伽塔利（[1964] 1984）早在1964年就创造了这一术语，他坚持横贯性的“微观政治”性质，将其引入为寻求新事物的一种手段——不是通过批判旧事物，而是通过从根本上质疑（或抚平）支撑其逻辑的一切壁垒。正如加里·格诺斯科（Gary Genosko）（1996, 15）随后所总结的，“横贯性是变为载具的移情”。新唯物主义的力量恰恰在于对科学与人文学科之疆域的这种游牧式横贯，它展演了一切物质的能动的或非无辜的本性^[5]，而这一本性似乎为现代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和后现代主义的人本主义认识论所双双忽略。¶

被生成的新唯物主义：依赖于学科（New Materialism Generated: Depending on Disciplines）

尽管我们在这里想要表明，新唯物主义文化理论家所施行的横贯性的第一种实例化横切了各学术学科，但也有一大批学者从各自的学科位置出发研究新唯物主义。在这些特定学科对新唯物主义的理解中，新唯物主义的潜能在不必要的狭隘理解中丧失了。将新唯物主义引入一门学科，意味着一种先验的姿态：据此，新唯物主义与相关学科（例如社会学）被定位为预先存在的或被生成的，而非生成性的，并因此被定位为彼此互动（interacting），而非内在互动（intra-acting）。换言之，由于被预设的分裂或二元论，新唯物主义的横贯性正在被消解，而不是被肯定或付诸运作。横贯化只有在总是已经“调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时才能完成，正如乔纳森·吉尔·哈里斯（Jonathan Gil Harris）（2003, 281）所言。从一门学科中涌现出来的新唯物主义，则是一种内在性的姿态，我们将在下一节加以讨论。¶

例如，莫明·拉赫曼（Momin Rahman）和安妮·威茨（Anne Witz）（2003, 245）在《什么真正要紧？女性主义思想中物质之物的难以捉摸的性质》（“What Really Matters? The Elusive Quality of the Material in Feminist Thought”）一文中，专门聚焦于社会学导向的女性主义，并主张“需要既承认一种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建构论的局限，也承认一种将物质性作为一个更具渗透性和灵活性的概念来运用的建构论的潜能”。拉赫曼和威茨承认新唯物主义所引发的转移（将“物质性”概念化），并主张女性主义社会学早期所运用的对物质之物的概念化，比单纯的经济性概念更为复杂。这一制图与我们在此想要呈现的相一致。尽管新唯物主义在整个文化理论中启动了一种质的转移，但这种转移是横贯的，而不是二元论的。拉赫曼和威茨在新旧之间缔结联盟，他们主张，早期女性主义者拓宽了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物质之物的定义，将社会关系和家庭领域纳入其中，并且也把物质之物作为包括日常实践和制度实践在内的东西来加以研究（ibid., 250）。因此，他们把巴特勒关于“物质之物与文化之物之间的区分［已］不再是一个稳定或可行的区分”（ibid., 249）的主张解读为一种冒犯，恰恰是因为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并不一定是沿着这样一种区分来展开工作的。他们暗示，在巴特勒的著作中，第二波女性主义唯物主义充当了一个稻草人。^[6] 拉赫曼和威茨发现，美好旧日的女性主义社会学研究是沿着一种扩展了的物质之物概念来展开的。¶

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主张，美好旧日的女性主义社会学研究只是将新的（他们称之为相对主义的）理论框架添加到既有的经济决定论唯物主义之上。他们质疑，在这样的语境中，“唯物主义独特的物质性是否还保有任何残余的概念完整性”（ibid., 252）。换言之，他们撞上了加法式／量化式认识论进路的问题，我们要说，尤其是当这两种被量化的进路是非穷尽的对立之时。我们主张，把一种带有相对主义倾向的所谓女性主义后现代认识论，添加到一种现代认识论之上——无论后者是否是女性主义的、是否是唯物主义的——并不一定会导致对现代认识论或女性主义后现代认识论的质的转移。这就是为什么，对概念完整性的质疑在拉赫曼和威茨的制图中是有道理的，但在新（女性主义）唯物主义本身的语境中则不然。社会学家拉赫曼和威茨所讨论的对“物质性”的概念化，并不一定会把这一术语转向某种不同于经济性的东西，仅仅因为早期女性主义社会学家似乎在经济性之外添加了一种身体的物质性。¶

拉赫曼和威茨所提出的唯物主义——如果与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的）唯物主义相比，建构论进路保持不变，正如德兰达在第一部分的访谈中也强调过的那样——实际上应当在该词的目的论意义上被标为“新的”，而我们已经论证过，在新唯物主义中被打破的，除了别的东西之外，恰恰是目的论（为实在论的／总体化的／现代的认识论与社会建构论的／相对主义的／后现代的认识论所共享）。拉赫曼和威茨本人也渴望打破线性的连续性，但同时又停留在一种二元论模式中（预先区分社会之物与物理之物），我们会把这解释为他们对新理论建构所采取的疆域式进路的一种产物：¶

这里所致力的社会建构论，并不是一种受物理物质所限制的社会建构论，而是一种能够将身体之物（body matters）作为活生生的、性别化的经验与行动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纳入其中的社会建构论。［……］在我们看来，这里有一种尝试，试图思考物理之物的社会效力——即作为具身化的物质性，它在性别化和性化的意义与行动框架内被经验并被赋予意义（ibid., 256；强调为原文所有）。

因此，拉赫曼和威茨在其整篇文章中都在肯定二元论——新唯物主义与社会学之间的二元论是起点，而物理性与社会性之间的二元论是最终结果。看起来，他们似乎是想要鉴于一种在目的论意义上是新的唯物主义，来拯救（美好旧日的）女性主义社会学。^[7] 通过分析他们的文章，我们已经表明，这样一种进路并不允许在布拉伊多蒂和德兰达等人的著作中可以发现的那种对概念的质的转移。被颂扬的物质性仍然被还原为社会性的对立极——也就是说，这里的物质之物必须被变得具有社会效力，而不是把社会之物与物质之物视为（例如通过“抽象机器”而）共同构成的力量。我们把这种缺失解读为作者们接受了学科疆域性的一种产物。将新唯物主义（在这里被假定为一个预先存在的著作体系）与一门学术学科（同样被假定为预先存在的）联系起来，会产生扭曲效应。“新唯物主义是被生成的”这一预设，与新唯物主义自身的反表征主义相矛盾。因此，新唯物主义将学术研究带入绝对的解域，它并不是一个具有清晰指涉对象的认识论类别。新唯物主义是某种需要被付诸运作的东西。^[8]¶

由于文化理论不如（女性主义）社会学那样学科化，对新唯物主义的横贯性理解的开端，可以在苏珊·谢里丹（Susan Sheridan）的《词与物：关于文化与唯物主义的若干女性主义争论》（“Words and Things: Some Feminist Debates on Culture and Materialism”）中找到。谢里丹（2002, 23）虽然本人并未使用新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但她论证说，后结构主义对女性主义文化理论的影响导致了“在对女性处境的分析中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之首要地位”的移位，并导致人们开始考虑“性、主体性与文本性问题”的首要地位。谢里丹主张，这种表面上的转移建立在对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误读之上，在这种误读中，词与物被分离开来（突然之间，“词”获得了首要地位），而后结构主义如果以非论战的方式来阅读，并与近期关于物质的著作结合起来，则“表明了在考察知识‘对象’的话语建构以及该话语权力的物质效应时，象征之物与物质之物是何等不可分割”（ibid., 25）。换言之，在谢里丹的理解中，后结构主义与新唯物主义不应被解读为二元对立面，而二者合起来也不应被视为超越女性主义社会学唯物主义的理论举动。这一制图与拉赫曼和威茨所呈现的制图有质的不同，并且在法国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例如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1975] 1976, 879, 884）——的著作中得到印证，毕竟，西苏的主要关切之一就是表征主义。¶

谢里丹和布拉伊多蒂一样，把自己置于这样一批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之中：她们论证说，文化建构论女性主义“不够唯物主义”（ibid., 27），并抨击了“对自然／文化二元划分本身的还原性（本质主义）表征”（ibid., 28）。在这里，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理论似乎被以二元论的方式与一种“文化建构论”对立起来。据说，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批判文化建构论使用的是一个“去物质化的身体”，而另一种批判则是，当语言被视为展演性的时候，它们一直在使用的“对‘话语’的理解”是“有限的”（ibid.）。与此同时，据说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理论也抨击了女性主义社会学（聚焦于物质之物）和文化建构论（聚焦于文化之物）二者的还原性本质主义。横贯女性主义社会学与文化建构论这两个非穷尽的对立面，并分析那种基于对物质或话语之依赖而造成的还原论，正展示了横贯性。换言之，谢里丹论证说，文化理论中新唯物主义分析当前的兴起表明，以语言为导向的文化建构论和社会学导向的女性主义都应受到批判，因为二者都未能充分运用物质的能动性质。谢里丹对女性主义理论中她所谓的“新阶段”（ibid.；参见 Hekman 2010, 7 关于“新的定居”［new settlement］的论述）的解读，不仅产生了对生物物质或对吸纳了自然科学洞见的文化理论的关注，而且产生了对政治经济之物质的关注，从而在质上转移了那种把物质视为纯粹物理的、与社会之物或语言之物相对立的物质概念。¶

这一新阶段的学科横贯性，由斯泰西·阿莱莫（Stacy Alaimo）和苏珊·赫克曼（Susan Hekman）（2008, 9–10；参见 Squier and Littlefield 2004）完整地勾勒为一种新唯物主义（在这里被称为“物质女性主义”［material feminism］），它可以在“科学研究、环境女性主义、身体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残障研究、种族与族裔理论、环境正义、（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全球化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等学科中找到，并且作为一种认识论潮流，它致力于“将它们整合进一种相当于女性主义思想之新范式的东西之中。［……］这一范式目前正在涌现，而且［……］对当代女性主义来说是一个必要且令人振奋的举动”。在《知识的物质：女性主义的揭示》（The Material of Knowledge: Feminist Disclosures）中，赫克曼（2010）甚至进一步表明，新唯物主义存在于所有学术学科之中，横切了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跨大西洋的断裂，并将女性主义理论置于最前沿。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新唯物主义使我们得以在女性主义理论以及更广泛的文化理论中，从学科转向元学科（meta-disciplinary），这一主张暗示了研究并处理这一举动可能对当代文化理论之范式所产生的效应的重要性。新唯物主义以何种方式横贯诸范式？¶

生成新唯物主义：与范式周旋（Generating New Materialism: Playing with Paradigms）

为了展示新唯物主义的运作方式，也就是说，为了生成一种新唯物主义，而不是依赖一种早已预先生成的新唯物主义，布拉伊多蒂（2000, 160）论证说，在后现代文化理论中（即一旦理论建构被定位于一幅全球分类地图上，便被视为最前沿的那一批社会／符号建构论文化理论）所能找到的，是一种“对身体性自我之物质性的否认”，它与关于人类身体的数量过剩的理论话语和文化表征的快速流通悖论性地结合在一起。换言之，后现代时代的文化理论一直无法充分说明物质性，尽管它发现自己被大众文化以及文化理论中对（身体的与非身体的、有机的与无机的、总是已经被女性化的）物质的过度表征（从而是客体化）所包围。布拉伊多蒂认为，造成这一奇特局面的，正是后现代主义建构论那种肯定表征主义的特定形式的反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建构论被发现是这样一种范式：在其中，用阿利斯泰尔·韦尔奇曼（Alistair Welchman）的话来说（2005, 390），唯物主义的空间是“受限的”；而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则被干脆归入“那些使用一种继承自非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贫乏物质概念的批评家”（ibid., 388）这一庞大类别之中。后现代文化理论在其他方面被视为构成了理性的危机（Crisis of Reason）、也由理性的危机所构成，但它似乎仍在现代主义基础主义的遗产之内运作。依赖于理性（以及逻各斯、心灵、表征等概念）的现代主义思想体系并未被彻底打破，这就是为什么先验倾向与人本主义倾向仍然萦绕着当今的文化理论。我们已经解释过，一种以二元论方式与现代主义相对立的后现代主义，所能带来的只能是同一者（the Same）的延续（参见 Alaimo and Hekman 2008, 2–3, Hekman 2010, 48）。新唯物主义如何成功地从质上转移了这一据说早在1968年五月之后就已退出学术舞台的范式？它又如何引入一种并不贫乏的物质概念？¶

如前所述，布拉伊多蒂的新唯物主义——她也称之为一种“身体的”或“肉身的”唯物主义（2006, 182）——始于“肉身化的德勒兹式主体”，这一主体是“外部影响的内折，同时也是情动向外的展开”。外部与内部、主体（的）与客体（的）、个体、社会与象征，都被概念化为共同构成的，而非预先确定的层次或层面。这一德勒兹式主体的谱系是在欧陆思想中创造出来的；它包括“笛卡尔的噩梦、斯宾诺莎的希望、尼采的抱怨、弗洛伊德的执念、拉康最钟爱的幻想、马克思的疏漏”（Braidotti 2000, 159）。这一制图表明，新唯物主义对理性／现代主义范式以及理性的危机／后现代主义范式都有话要说。换言之，这是一种有限定的（qualified）制图，它为一个二元对立的质的转移开辟了道路。这一转移是通过重新思考物质来完成的。布拉伊多蒂肯定一种激进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或者干脆说激进的内在性，而不是从理性（无论是否被加上形容词，从而被后现代化）出发，因此她并不把物质界定为坚固而稳定的、自我同一的东西。一种激进内在的物质概念化必然肯定物质持续不断的“变形”（metamorphosis）（Braidotti 2002a），或者用德兰达（1996, 2002）的话来说，肯定其持续不断的“形态发生”，因为它关注强度的物质过程以及这些过程所能产生的现实形式。¶

根据一种由柏格森式时间概念（绵延［durée］，而非线性与进步）所启发的激进内在性哲学，物质不被思考为大写的物质（Matter），即理性、逻各斯、心灵或表征的照相底片，而是通过聚焦于“［被插入］物质之中的绵延”（Grosz 2005, 111）来加以思考。这确实是对变形或形态发生的一种聚焦：¶

那绵延着的、从根本上浸没于时间之中的东西，并不是那随着时间推移而保持不变或同一的东西，即一种柏拉图式的本质，而是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分歧并转化自身的东西（ibid., 110）。

这归结为：物质以内在的方式逃离一切可能的表征——无论是在现代主义的、科学主义的意义上，还是在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或符号建构论的意义上，按照后一种意义，表征并非科学主义的“自然之镜”，而是同样表征主义的“文化之镜”（Barad 2007）。这就是说，现代主义的科学唯物主义容许对物质的一种、唯一真实的（True）表征，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建构论则容许过多同样真实的表征，而新唯物主义所质疑并加以转移的，正是二者所共享的表征主义。物质本身就是一种转化性的力量，它在其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不会容许任何表征扎根。这也是米格尔·德贝斯特吉（Miguel de Beistegui）（2004, 110）将德勒兹与海德格尔合读的方式，他意味深长而又难以捉摸地总结道：“在每一个对象、每一个表征、每一种物理的或形而上学的观念性背后，或者也许更好的说法是在其下方，存在着一个现象，它是世界的血肉，是那在存在之中并通过存在而继续生活着的生命——此存在乃是如其在自身之中被表征的存在。这是如其被活出的存在。”^[9]¶

在《什么是女性主义批评的物质？》（“What is the Matter of Feminist Criticism?”）中，玛丽亚姆·弗雷泽（Mariam Fraser）肯定了布拉伊多蒂的新唯物主义，其方式是处理一位被克莱尔·科尔布鲁克（Claire Colebrook）（2004, 293）称为当代（女性主义）后现代文化理论之典范的学者：朱迪斯·巴特勒。表征主义或语言性是巴特勒著作的关键。^[10] 弗雷泽（2002, 613）主张，在这些著作中，语言最终只触及外部。其必然结果是，内部显得从根本上无法把握，因为任何把握都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巴拉德和维姬·柯比（Vicki Kirby）——弗雷泽将她们与布拉伊多蒂并置，视为新唯物主义的生成者——如何从质上转移物质／物质性与语言之间、身体的外部与内部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放弃关于语言性、关于由谁来言说／书写的种种假设。对巴拉德来说（1998, 105, 转引自 ibid., 618；强调为原文所有），“我们的理论所描述的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我们在自然之内的参与”。她将观察者、被观察者与观察工具的内在互动加以理论化，这三者都是“能动的”。与此相一致，柯比从物质的读写能力（literacy of matter）出发，重读德里达和索绪尔，以表明对其著作的细读同样会揭示出他们对变化中的物质性（materiality-in-change）的强调。在柯比的著作中，物质显现为某种不仅仅是被谈论或被借以谈论的东西，而毋宁说是其本身就在径直言说的东西。自然与文化、词语与肉身“都在一个最终意义上没有外部性的差异化力场之内涌现”（Kirby 1997, 126–7, 转引自 Fraser 2002, 619；强调为原文所有）。这两个由“之内”（within）所标示的横贯性案例，都意味着抛弃语言／文化或物质／自然二者中任何一方的首要地位。换言之，一个虚假的二元论得以被横贯。也就是说，新唯物主义横切了后现代主义范式与现代主义范式，因为它表明这两种认识论都是从科尔布鲁克（2004, 56）所谓的“表征／物质性二分”的某一特定极出发的。对这一二分的质疑包含以下内容：¶

当女性主义者批判或拒斥那种认为女性深陷于物质具身性之中的观念时，她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物质被认为缺乏动力。当随后那种对物质的恐惧受到质疑时，恰恰是因为心灵与物质之间的边界被认为是某种先前的语言生产或社会生产的效应。而当“语言主义”（linguisticism）转而受到挑战时，这是因为语言曾被错误地当作一个强加于生命之上的固定的、决定性的、非人的网格，而不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Colebrook 2008, 64）。

布拉伊多蒂说，身体是依据基因编码而展开的文本，这意味着横贯物质之物与表征之物。¶

因此，新唯物主义范式的关键在于强调“物质-话语的”（material-discursive）或“物质-符号的”（material-semiotic），这是我们从哈拉维那改变范式的著作中所熟知的（1988, 595；强调为原文所有）：¶

［……］作为知识对象的身体是物质-符号的生成性节点。它们的边界在社会互动中物质化。边界是由制图实践所划定的；“对象”并非作为对象而预先存在。对象是边界计划。但边界从内部发生移动；边界是非常棘手的。边界暂时所容纳的东西仍然是生成性的，生产着意义与身体。定位（看见）边界［siting (sighting) boundaries］是一种有风险的实践。

就文化理论的宽泛（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范式而言，这样一种主张是横贯的。对身体及其他所谓研究对象之物质化的关注，展示了在新唯物主义文化理论中，“绵延”实际上是如何被“插入物质之中”的（例如，德兰达是如何开始关注“物质-能量之流”的），以及“表征／物质性二分”是如何确实被打破的（例如，布拉伊多蒂是如何将身体概念化为“一块被欲望之电波激活的肉，一个由基因编码之展开所书写的文本”的）。借助哈拉维所称的“物质-符号能动者”（material-semiotic agents）来展开工作，使得物质过去被界定的方式得以复杂化。对象不再是必须被再-现（re-presented）的被动物质；意义的生成是在一条双向轨道上进行的。^[11] 在这里也表明了，新唯物主义并不抛弃意指（参见 Ahmed 2008, 34），而是将其引向其恰当的位置，并相应地（即以非二元论的方式）从质上转移语言学转向。¶

在上面所引的段落以及她后来的著作中，哈拉维都聚焦于身体与学术意指／表征系统彼此并行地物质化的方式。新唯物主义的哈拉维式实例化肯定了巴拉德（2007）所谓的本体-认识论（onto-epistemology），乃至伦理-本体-认识论（ethico-onto-epistemology），据此，存在与认知（以及善）变得不可区分。受哈拉维和巴拉德的启发，我们最后希望讨论一种制图学方法论，它生成着新唯物主义的学科横贯性与范式横贯性，也为这些横贯性所生成。¶

是制图，而非分类（Cartography Rather Than Classification）

新唯物主义是一种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文化理论，它试图表明，后现代文化理论尽管宣称并非如此，却一直在使用一种二元论的“后”（post-）的概念化。后现代文化理论再度确认了现代文化理论，从而使先验传统与人本主义传统得以在理性的危机之后继续萦绕着文化理论。新唯物主义文化理论转移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并为先验人本主义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回答。它是一种非基础主义但又非相对主义的文化理论。与本书第一部分的受访者们一致，我们已经表明，从后一种论证中可以获益良多；毕竟，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一方面是多种多样的，另一方面在认识论上又非常相似。正是出于这一理由，新唯物主义继续重写哲学史。如前所述，德勒兹所提出的那一少数传统如今已被广泛阅读和评论，但越来越多的过去的伟大心灵也正在得到其著作所需要的关注。因为没有必要把这一传统局限于一系列人物，甚至局限于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所标定的某一特定“类型”的思想。像柏格森、怀特海、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这样在现代主义之内工作的学者，都曾被二元论思想推到一边或加以重新解释，他们需要严肃的唯物主义重读，而今天事实上也正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进行这样的重读。甚至没有任何理由把黑格尔排除在这份名单之外。因为当他说“行动把［精神］分为实体和对实体的意识”（Hegel [1807] 1977, 第444段）时，这不仅非常接近本章开头所提到的斯宾诺莎对心身问题的解决，而且也使我们得以把马克思（受黑格尔启发）的唯物主义重新思考为一种（非二元论的）新-唯物主义。所有这些哲学的丰富性，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受困于由二元论所主导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前一节中新唯物主义被生成的方式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绵延不仅被插入物质之中（本体论），而且同时也被插入理论建构之中（认识论）。换言之，理论建构同样意味着边界的物质化。从运动出发展开理论建构，暗示的是制图而非分类，这是我们在本章中意图突出的横贯性的第三种实例化。¶

我们在导论中主张，新唯物主义不仅施行了一种不同于分类式的关于理论建构的思考（新唯物主义启动了一种非二元论的认识实践），而且也使我们得以理解理论建构过去是如何被思考的（遵循一种辖域化模式）。我们主张，分类例示了疆域性之物，并且是彻头彻尾二元论的；在整个本章中，我们已经阐明，那些看似对立的认识倾向或类别实际上是如何构成非穷尽的对立的。新唯物主义不仅批判把“一门学科”或“一个范式”当作预先确定之物来使用，而且沿着它所施行的对二元对立的拆解，同样批判对理论潮流之分类的预先确定。对据说在文化理论中盛行的认识倾向进行分类，意味着沿着疆域性的路线展开工作，这是一种先验化的姿态，同时还援用了序列性否定和进步叙事（即它是二元论的）。这就使得文化理论的（展）开——理论建构的物质-能量之流、非线性的编码实践、对物质与意指的横切——无从被捕捉。新唯物主义对文化理论被分类的方式进行解域，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制图式的。我们在上文提到了科尔布鲁克，她质疑了把“语言”概念化为“一个强加于生命之上的固定的、决定性的、非人的网格”的做法。她将新唯物主义界定为使我们不仅能把物质、而且也能把语言视为一种“活生生的力量”的东西。因此，对固定性的质疑开启了以一种非线性的、制图式的方式来思考理论建构的可能性。¶

巴拉德的《重新（构）形空间、时间与物质》（“Re(con)figuring Space, Time, and Matter”）有助于解释从分类式向制图式的转移。我们在前面提到了巴拉德的新词“内在互动”，它使我们得以表明，诸如心灵与物质、或社会学与新唯物主义这样的术语，在它们开始互-动（inter-act）之前并不独立存在。巴拉德（2001, 98）对内在互动的机制作了如下解释：¶

［……］结构应当被理解为物质-话语现象，它们通过持续进行的物质-话语内在互动而被迭代地（再）生产出来。这台机器并不是一个欧几里得式的装置，也不仅仅是一件具有非欧几何的静态仪器。它是一只拓扑的动物，通过内在能动性（intra-activity）的动力学而发生突变。连通性、边界形成与排斥的问题（拓扑学的关切）必须补充并充实关于位置性与定位的关切（后者太常以几何学的术语来加以表述）。

巴拉德肯定本体-认识论，她谈论划定边界的制图实践，并主张，同样的对象／边界在非穷尽地相互对立的制图实践（欧几里得空间对非欧空间中的静止状态）中物质化。这种制图实践生成着内在互动，也通过内在互动而被生成，它转移了这两种选项，并沿着以下路线展开运作：¶

我们所需要的，是关于生产的物质-话语装置的谱系学，它们要考虑到那些重新构形时空流形的、内在互动的拓扑动力学。尤其重要的是，它们要包括对不同尺度上现象之连通性的分析。［……］空间、时间与物质的拓扑动力学是一种能动的物质，并因此要求一种关于认知与存在的伦理：内在互动所具有的潜能不仅仅在于参与权力几何学的构成，它们还为其拓扑结构的变化开启可能性，并因此，对所提供的诸多可能性之流形的介入，会重新构形二者中将会是可能的东西。可能性的空间并不表征一个固定的事件视界——在其中，认知者的社会位置可以被标绘出来——也不表征一个由各种选择构成的同质的、固定的、均一的容器。毋宁说，时空流形的动力学，是由在其自身的重新（构）形之中成为可能的能动介入所生产出来的（ibid., 103–4）。

这些谱系学，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这些“制图”，是对理论建构的非二元论进路，它们容许绝对的解域。新唯物主义首要关注的并不是表征、意指和学科性，它着迷于情动、力和运动，因为它向所有方向行进。它所寻求的不是物自体的客观性，而是现实化与实现的客观性。它寻求的是物质如何进入能动实在论，物质如何在其中被物质化。它关注速度与缓慢，关注事件如何依据居间（the in-between）、依据内在互动而展开。新唯物主义主张，在我们知道（社会的）身体能做什么之前，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它赞同去研究那些穿行于自然文化之中的样态的多样性，而自然文化则是它总是已经所是的那种永恒之流。¶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探讨非二元论的问题，并将详细讨论新唯物主义如何把二元论推向非二元论，从而使一种对物质与语言的非还原性理解成为可能。¶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