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乡村与城市、北方与南方之间的自由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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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智利瓦尔帕莱索的Mariposa山。右侧蓝色建筑是Torres de Mesana社区中心。
上一章讨论了自由网络与总体历史发展之间的一些更深远的关联,将整体发展描述为一次未完成的范式转变,其特征是信息社会持续的结构性危机。本章从一个问题开始:什么能使网络持续发展?表面看来,农村地区的增长条件更好,因为电信行业在那里没有提供良好的替代选择。西班牙、德国和希腊的例子表明,把社区倡议与地方政府结合起来,可以形成成功的模式。这在美国似乎成效较差:2000年代初虽有良好开端,如今却几乎没有无线社区网络存在。美国富人与穷人的关系,似乎近乎发达过度的世界与南方贫困国家之间的关系。本章最后将更深入地考察全球南方的若干项目。
正如本章引言所述,在无线社区网络的需求方面,最主要的差别似乎常常在于:能否以合理成本获得宽带。在东柏林和德国东部,Freifunk最初得到大量支持,是因为当地存在OPAL网络——一种妨碍部署ADSL的光纤骨干网。能否获得宽带,往往归根结底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因此,西班牙的Guifi.net起源于加泰罗尼亚的乡村地区。
在加泰罗尼亚乡村,过去和现在的问题都是:很难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获得宽带互联网。正如第一章所指出的,Guifi.net起源于较大的城镇Vic附近的一个小村庄Gurb。十二年前,Gurb没有宽带,即使出很高的价格也没有。如今可以通过电信运营商接入,但价格非常高。Guifi.net创始人Ramon Roca认为,原因在于商业与政治相互勾连。在位的电信服务商没有动力改变经营做法。自西班牙电信法律自由化以来,并未出现能与在位运营商有力竞争的对手。Guifi因实际需要而在乡村兴起。根据我对Ramon Roca的访谈,他们最初可以使用一所公共图书馆作为接入点:
最初有件事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我们家里也许没有互联网,但可以去寻找有图书馆等公共机构的地方,这是共享互联网的一种办法。对我们来说,就是一所公共图书馆,它的费用来自我们的税款。因此,这个互联网接入我们其实已经付过钱了;而他们也很乐意分享。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免费的,也就是说,费用已经由纳税人的钱支付了。
Ramon提出,社区网络和公共机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合作。因此,这像是一种社区网络与市镇这些小型地方政治实体之间的开放合作模式。它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市政无线网络方案。世界各地曾有若干计划:城市信誓旦旦地宣布,要为公共场所提供免费无线局域网,但很快又因种种原因不得不退缩。Guifi.net倡导的是另一回事:建议社区与公共实体合作。对于想要连任的政治人物来说,支持Guifi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可以说自己为市民带来了廉价宽带;对于Guifi来说,地方政府的支持也让事情容易得多。德国也建立了类似模式,Freifunk社区与当地社区或企业开展了成功合作;在希腊,Sarantaporo地区也正在建设无线社区网络。[1]
Sarantaporo周围的热情提醒我们,这一切曾经多么令人兴奋,就像十年前其他地区的情形一样。如果社区无线局域网能够回应某个地区或社区的其他需求,它似乎就更有希望蓬勃发展。Sarantaporo的果蔬农民希望能更直接地进入市场,从而获得更公平的价格。
巴塞罗那这样的城市则不同。在那里,多家服务提供商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提供从ADSL、有线电视宽带到光纤的各种宽带服务。一个普遍的假设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参加无线社区网络需要有其他动机;而地方政府支持 这种网络的动力似乎较小,因为政治人物可以说,市场已经满足了所有需求。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
我建议对这类假设保持谨慎。在仍然持续的经济危机中,宽带费用不容忽视,尤其对于低收入者而言。城市里也存在数字鸿沟,但它属于更大鸿沟的一部分,也就是阶级社会中的社会分层;而阶级结构往往被一种暗示社会只有一个庞大中产阶级的话语遮蔽。这种阶级结构也常与不断变动的城市地理格局重合。我认为,社区网络明智的做法,是采取策略,突出强调集体、非营利的网络供给也更便宜、更公平;即便在城市里,它仍然具有经济优势。第二点是,在城市里,社区网络与政治实体之间的合作也可能有益。
在柏林,一个有益的发展是地区政府为Freifunk建设的柏林骨干网提供了财政支持。这让Freifunk获得可以利用的资源,例如购买硬件的资金、使用公共建筑的机会,也提升了它在公众眼中的正当性。Jürgen Neumann表示,获准使用柏林Neukölln区市政厅等高层公共建筑,并将其用作无线骨干网枢纽,对公众和媒体看待Freifunk的方式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多年来,Freifunk一直使用柏林的一些高层建筑和教堂来搭建无线骨干网。但直到获准使用Kreuzberg和Neukölln的市政厅后,Freifunk才突然被赞誉为网络社会的罗宾汉;尤其是因为他们不仅把这些建筑用作骨干网的超级节点,还通过它们向公众提供开放无线接入。在柏林一些处境较艰难的内城区,市民如今可以在等候办完公共事务时,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网。
Guifi和Freifunk似乎都已成功建立了让社区网络跨越大都市区域增长的模式。实际情形确实如此:它们的网络不仅覆盖柏林和巴塞罗那这样的城市,也覆盖加泰罗尼亚、德国东部和北部等整个地区。关键是回应真实需求——这些需求总带有一定的具体性和地方性——并找到一个层面,将需求与资源结合起来。不过,在这里,资源意味着动员人们走到一起、开展合作。
这在美国似乎奏效得较少。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监管环境和整体商业环境如此强烈地偏向企业,以至于社区网络连起步都很困难。美国确实令人费解。2003、2004和2005年,那里有NYC Wireless、Seattle Wireless,以及俄勒冈州波特兰的Personal Telco等社区网络。这些倡议相当活跃,参与地区和国际讨论。如今,要找到它们却如同大海捞针。正如这篇文章[2]所示,美国仍有一些无线社区网络。这确实很好,但匹兹堡拥有11个节点的网状网络, 与此时(2015年4月9日)Guifi近28,000个节点,或Freifunk近13,000个节点相比,就显得有些单薄。
New America的这份报告讲述了其中一个项目Wireless Philadelphia(无线费城)的故事。[3]费城市成立了一个准自治非政府组织(quango)——Wireless Philadelphia,目标是建立覆盖全市的无线网络。然而,这个组织犯下了一个错误:把网络建设委托给一家私营公司,而没有考虑其他选择,例如社区行动者提出的倡议。这造成了依赖关系,削弱了Wireless Philadelphia实现其弥合数字鸿沟这一既定目标的能力。如今,经过重组的Wireless Philadelphia正在寻找其他扩大网络接入的方式。说得温和一些,监管环境相当艰难。公司利用法院阻止城市支持面向贫困市民的非商业网络,因为这被认为是不公平竞争。
7.1 全球南方的自由网络
研究无线社区网络时,有个问题总会摆在眼前:尽管开放技术研究所(Open Technology Institute)等组织竭力推广和研究无线社区网络,如今美国似乎仍几乎见不到这种网络。OTI原先隶属于New America Foundation(现已更名为New America[4]),它推动了底特律的Digital Stewards等项目,派人深入贫困地区提升数字素养。近几个月弗格森和巴尔的摩的骚乱提醒了世界:美国社会贯穿着种族与阶级分裂,让人联想到富裕、发达过度的世界与贫困的全球南方之间的分裂。Digital Stewards这样的计划,让人想起多年以前,在曾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地区,所谓运用ICT的发展项目所采用的方法。
这类项目背后的基本故事是:来自北方的善良骑士骑着马、身披闪亮铠甲,为受苦的南方人民带来互联网。当然,这里的马和闪亮铠甲,可以想成吉普车、笔记本电脑和太阳能电池板。很早以前,人们就认为,在贫困农村地区使用无线网络是个好主意。我在《自由网络》(2004)中有一章介绍了若干此类项目(原书第152—157页)。Lee Felsenstein不仅是计算机科学先驱,也是社区网络的先驱:1972年至1974年间,他在伯克利地区建立了Community Memory(社区记忆)项目,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化社区网络。2000年代,Felsenstein参与了在老挝和柬埔寨开展ICT项目的JHAI基金会。他们开发了一种耗能低、能够抵御极端气候条件的专用计算机,用来连接村庄,帮助村民解决选择作物、把收成送往市场等重要问题。我想,如今这类项目应该已经多得多了。
我丝毫不怀疑所有参与者的善意,但这些计划的问题在于它们的单向性,以及它们通常伴随的特定发展观和援助观。Wire.less.dk的Thomas Krag和Sebastian Büttrich曾参加Geekcorps,前往加纳搭建无线网络。他们准备充分,带去了由太阳能供电的Autonokit等技术。这套硬件和软件组件,原本应能让人们在非洲乡村建立基于自由与开源软件的无线社区网络。但他们不得不发现,我们关于自由与开源的观念,在非洲未必以同样方式发挥作用。在贫困普遍存在、教育与知识成为发展瓶颈的地区,一些与他们合作的人,例如当地商人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并不喜欢分享知识的想法。他们担心,如果培训人们掌握建设无线社区网络的能力,这些人就会离开,自己开公司。

图26. Espacio G工作坊中的Elektra(右侧)。
即使社会分隔远没有撒哈拉以南非洲那么严重,社会环境本身也会产生障碍。据Ignacio Nieto报告,2010年,智利圣地亚哥启动了一个极其有趣的项目。在拉丁美洲自由网络行动者于乌拉圭举行的一次聚会之后,这个团体与长期参与Freifunk的行动者Elektra一起来到圣地亚哥,开展一个利用无线社区网络连接海盗电视台的项目。他们通过无线网络建立了一个互联网门户,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它发布视频,再由电视台转播。项目几乎成功了,但在提供大量技术专长的Elektra离开后,技术开发就停止了。似乎还存在资金使用方面的问题。

图27. 在Mariposa山安装天线。
2014年,Elektra再次受邀前往智利,这次邀请来自瓦尔帕莱索的Espacio G——一个另类画廊兼黑客空间。当地郊区的贫困地带遭到火灾重创。居民住在山上,而所有公共服务都集中在谷地。因此,项目的构想是通过网状网络连接两处山坡。Elektra再次帮助搭建了原型。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她把这类项目称为“直升机空投项目”。出于善意,她参与其中,但当时已意识到,这可能不太可持续。果然,Elektra离开后不久,项目又因多种原因瓦解。根据Ignacio的报告,[5]其中一个原因是瓦尔帕莱索贫困社区的人们缺乏足够动力。他们可能并不觉得自己与这个项目有切身的利害关系。
事情未必非得如此。Carlos Rey-Moreno在南非东开普大学工作。他的项目还获得了欧盟Confine项目公开征集计划的支持,在东开普省曼科西(Mankosi)人居住的一个部落地区,建立了无线网状网络和互联网语音(VOIP)项目。[6]在这里,项目从一开始就以尽可能让社区参与为目标,希望为村庄电信建立一种可持续模式。Carlos Rey-Moreno在访谈中告诉我,重要的是考虑那些汇合在一起的具体条件。
曼科西由十二个村庄组成,周边约有6,000人,分属500户家庭。每户约十人,平均收入约为53欧元。这个社区有移动电话运营商的信号覆盖,但它们的服务针对的是较富裕的城市用户。就收入分配而言,南非是世界上第二不平等的国家。在移动通信方面, 中间商使情况更加恶化:他们进城购买通话额度,再带回来加价销售,因此当地人支付的通话费用比其他人还高。我们说的是,约30%的家庭收入用于电话通信,这也给健康、教育等其他领域带来种种风险。
项目采用Village Telco项目的Mesh Potato设备作为硬件,选定十二所房屋作为节点,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与天线。当地居民参与了项目的各个方面,例如选择房屋和安装全部设备。Carlos说,这一过程并不总是顺利。当地人习惯于所有决策都依赖部落长老,结果是事情并非总那么透明。例如,一些安装节点的房屋所有者,没有告诉其他所有人,这套新基础设施是共有财产。离开七个月后,Carlos回到当地,开始推动公开会议。
现在我们定期开会,每月大约有十人参加,各个村庄都有人,因此作出决定容易多了。一起合作是更好的办法,这一观念如今正开始扎根。他们也开始把它应用到其他领域。除了网络本身之外,似乎还发生了某种转变性的影响。
最初的计划主要是用网络实现十二个村庄之间的语音通话。但后来,村民提出还希望拨打接入外部电话网的呼出电话。于是,他们成立了一家合作社,并取得了本地网络运营商的地位。作为小型服务商,他们可以与一家商业VOIP公司谈判,争取更好的条件。Carlos强调,如今项目已能自我维持。他们利用太阳能电池板为手机充电,收取少量费用以获得收入。拨打外部电话的成本仅为通常费用的四分之一。网络的维护和运营如今掌握在曼科西居民手中。的确,西开普大学提供了启动资金,Carlos在克服初期技术与社会问题的障碍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译注:原文在前文称“东开普大学”,此处称“西开普大学”;两处按原文保留。〕他认为,在项目历时二十个月的过程中,自己约有十个月住在曼科西,这一点很重要。同时,他也认为,自己注意不干预他们的决策过程,让他们逐渐独立,也是重要的。但如今他认为,这已经创造了一种模式,在其他类似地区复制它,可以少费许多工夫。
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