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Introduction¶

英格丽德·理查森（Ingrid Richardson）、佐伊·索福利斯（Zoë Sofoulis）¶

〔此处原书以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的一段文字作为题记：她罗列树叶、葫芦、贝壳、网、袋、吊兜、麻袋、瓶、罐等种种“容器”，并把这只容纳一切的巨大袋子比作宇宙之腹、未来事物的子宫与过往事物的坟墓，亦即一个永无终结的故事。〕——厄休拉·K. 勒古恩

本书源自2021年3月举办的一场线上“容器技术工作坊”（Container Technologies Workshop），但其缘起可以追溯得更早。2018年6月，玛丽-路易丝·安格雷尔（Marie-Luise Angerer）与诺姆·格拉姆利希（Noam Gramlich）在波茨坦（Potsdam）召集了一场题为“与奇异同床者的女性主义思辨”（Feminist speculations with strange bedfellows）的工作坊，其中的报告构成了她们的文集《女性主义思辨：谱系、叙事、时间性》（Feministisches Spekulieren: Genealogien, Narrationen, Zeitlichkeiten）（Angerer and Gramlich 2020）的基础，该文集收录了格拉姆利希对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Le Guin）《小说的手提袋理论》（The Carrier Bag Theory of Fiction）的首个译本。这篇短文围绕袋子而非武器，重新想象了技术史，也重新想象了科幻小说的写作；在此期间，它已再版，并附有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撰写的新导言（Le Guin 2019）。原本的设想是在佐伊·索福利斯将于2020年在波茨坦发表演讲的一场研讨会上继续探讨手提袋理论。但与那一年计划中的许多活动一样，这场研讨会因应对新冠（COVID-19）大流行而实施的出行限制被取消了。随后，一场线上“容器技术工作坊”于2021年3月通过Zoom举行，为期三天，撰稿人在会上报告了下文各章的初稿。总的主题是，每个人都要在某种程度上回应〈容器技术〉（Container Technologies）一文（第1章），该文最初发表于女性主义哲学期刊《希帕提娅》（Hypatia）（Sofia 2000）。受玛丽-路易丝·安格雷尔与佐伊·索福利斯之邀参加2021年工作坊的，既有玛丽-路易丝目前指导的研究生，也有佐伊以前指导的研究生（如今已在学术界担任资深职位），还有其他一些工作与该主题密切相关的人。正如佐伊在她的回顾（第2章）中所概述的，英格丽德·理查森、梅雷迪思·琼斯（Meredith Jones）和迪内希·瓦迪维尔（Dinesh Wadiwel）是这一项目在2000年代中期的“前史”中不可或缺的成员，那段前史包括一场研究所的研讨会和一个全国性学术会议上的专题小组。¶

新冠大流行直接影响了本书，尤其是因为几乎所有作者都感染了病毒（有些人不止一次），这拖慢了工作进度，对于那些长期受“脑雾”（brain fog）症状困扰的人而言更是如此。我们的编辑会议常常以交流各自所面临的限制措施、疫苗、感染和理发（或者没法理发）的情况开场。2020至2022年间的大流行经历，提高了人们对容纳技术的意识，无论是戴口罩和手部消毒，还是封锁、隔离、“社交泡泡”（social bubbles）、户外活动限制以及工作场所和文化活动的缩减：这一切都是通过容纳和限制病毒可能感染的人群，来遏制并减缓病毒传播的努力。在我们于2021年3月举办线上工作坊之时，巨型集装箱船“长赐号”（Ever Given）横卡在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上，阻断了全球航运与供应链，这为保罗·雷文（Paul Raven）原计划关于集装箱的报告提供了一个时事焦点（该报告现已扩展为第6章中对包装更一般性的思考〔译注：原文如此；按本书目录，雷文关于包装的一章为第5章〕）。“长赐号”例证了集装箱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阻碍了它原本旨在促进的全球流动。不到一年之后，俄罗斯对其自身边界的“失禁”（incontinence）在其对乌克兰（Ukraine）的好战入侵中展露无遗，这又导致许多战争难民散布到欧洲各地，他们需要食物、援助，以及火车站之外的某处栖身之所。这些事件直接影响了我们的欧洲撰稿人。接着，在我们即将完成本书之际，2023年6月乌克兰南部卡霍夫卡（Kakhovka）水电站大坝被毁，造成了大规模去容纳的骇人景象：欧洲最大的水库之一被排空，数千人流离失所，农田被毁，下游随之发生了生态灭绝。同月，一艘严重超载的难民船在希腊附近的地中海倾覆，数百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溺亡；而世界媒体的注意力却更多地被五位亿万富翁的命运所吸引——他们在泰坦尼克号（Titanic）残骸附近的深海观光时丧生。这些只是众多事件中的一部分，它们使本书的撰稿人意识到，容器与容纳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与地缘政治关切。¶

容器／容纳之区分

2021年3月以“容器技术工作坊”起步的东西，如今成了一本关于“容纳”的书。为什么重心从容器转向了容纳？¶

正如佐伊在对其2000年文章的回顾（第2章）中所承认的，尽管她出于女性主义立场致力于把空间重新思考为智能的，并把容纳——或“封装”（encapsulation）（Otter 2017）——理解为一种主动的劳动，但她仍然偏向于一种物化的容器观，即把容器视为一件东西、一个盛放物品的对象，而对管道、通道和泄漏则着墨不多；此外，那篇文章对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s）的参照也十分有限。¶

然而，本书的主题更多关注围绕容纳的问题，而非作为对象的容器，这并不只是为了纠正索菲亚（第1章）的局限。它标志着过去二十年间关切的一种历史性转移：甚至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围绕容纳的种种问题，以及对不可避免的容纳失败所带来的危险与风险的恐惧，就已日益紧迫地压在我们自身的具身生活——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之上，因为空气、水体和土壤正越来越多地被辐射、温室气体、微塑料以及无数化学物质所污染。我们生活世界的这种污染，使得我们很难在不思考容纳之失败、不思量那不可容纳之物的情况下，去理论化任何形式的容器。¶

重心从容器转向容纳，并不意味着以某种方式“超越”容器。毕竟，索菲亚那篇文章的一个要点，正是呼吁我们关注那些促成生产、却常常被我们任其滑入背景、遭到忽视和遗漏的对象、器具和基础设施（第1章，27）。毋宁说，我们邀请读者把作为对象的容器置于一套更广泛的容纳技术与功能之中。正如本书副标题所意在暗示的，容器所执行的“承载”——通常意指“容于其内”（holding within），但也可以意指“维系在一起”（holding together）——是人们首先想到的容纳技术，但并非唯一的一种。“过滤”是另一种容纳，其重点在于区分什么被放入、什么被排除，此时容器作为一层可渗透的膜、一道围栏或一扇门户发挥作用。“泄漏”则意味着从（容器的）内部向其外部的移动。渗漏性不仅仅是容器失败的标志：它也可以是一种刻意的设计特征，比如在滴灌系统中。更令人担忧的是，渗漏性可能是那些表面上为容纳与承载而设计的系统和规程的一种构成性的、本质性的——尽管常常被隐藏或否认的——运作特征。¶

伊格纳斯·斯霍特（Ignace Schoot）与查尔斯·马瑟（Charles Mather）在对三文鱼水产养殖中的容纳问题进行理论化时，最近对容器与容纳作出了一个精妙的区分。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领域关于容纳的研究“聚焦于容纳技术与实践做了什么”，而他们自己宣称感兴趣的，则是“容纳实践未能做到什么，即成功地容纳”（2022, 941）。为了概念化容纳技术失败的问题，他们找回了“容纳”（contain）一词接近拉丁文原义的一个较古老含义，即 con-（一起）加 tenēo（握持）：“容纳不仅关乎容于其内与保存，它也关乎维系在一起——这是‘容纳’一词一个已经废弃的含义。”（937）正如两位作者所解释的（这让我们想起行动者网络方法），“在强调容纳作为‘维系在一起’的作用时，我们参与并借鉴了更广泛的STS介入，这些介入考察了事物与世界是如何被弄得彼此关联的”（939）。不可避免地渗漏的容纳的一个例子是输油管道：它们不仅连接着源头与其再资源化之处，还连接着沿途因渗漏管道的存在而被改变的所有生命与生计。作为创造并维系渗漏网络之过程的容纳，主要并不关乎静止、保有和保存：它关乎关系，并且可以通过“生成人与物之间的新关系”（940）而以“挑动性的”（provocative）方式改变世界。塑料水瓶既为瓶装水也为再生塑料开辟了新市场（Hawkins, Potter, and Race 2015）；薯片包装袋则要求种植不同的马铃薯以供加工和包装（Kenner, Mirzaei, and Spackman 2019）。斯霍特与马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而且我们斗胆认为是广泛适用的——观点，即“许多管理容纳基础设施的法规都容忍失禁与渗漏”（2022, 941）；他们自己的研究表明，容纳规程未能阻止非本地的海水养殖三文鱼逃逸到野生河流中，在那里它们与本地物种竞争和／或杂交，并可能被垂钓者捕获。¶

[图 1：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本书的封面图像（图1）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它唤起了这种二元性：容器作为“容于其内”，容纳作为“维系在一起”。它的球形形态暗示着世界与泡泡，其中一些似乎在内部承载着什么；而它大片的网格则描绘出动态的网络，以可渗透、渗漏的阵列将诸元素维系在一起。若隐若现的长方形块体暗示着背景中的塑形结构，而无定形的污迹似乎指向那些未被容纳的物质。¶

容器与容纳的这种二元性，与佐伊·索菲亚（Zoë Sofia）〈容器技术〉一文中所提出的物与网络之间的关系相互呼应。该文“把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四重整体（fourfold）转译为一种简便的思考方式，用以思考物、对象如何是诸多元素、力量、目的与维度——既有人类的，也有超出人类的——的聚集”（第1章，32）。物作为聚集这一观念——用拉图尔（Latour）的表述，“每一个实体都是一个事件”（1993, 81）——的推论是：网络可以被理解为物向其构成性行动者与因素的拆解。^[1]物是浓缩的网络，网络则是展开的物。¶

关系本体论与物质隐喻

本书可以被定位为社会与文化研究中“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的一部分。在二十世纪后期，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进路通过把语言和“文本”定位为我们通达世界的首要途径，专注于认识论——认知的“如何”。作为对这一“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反应，随后的物质主义与身体转向（Sheets-Johnstone 2009）试图恢复本体论——存在的“什么”——的重要性，以及人与“物”之间不可化约的关系，连同其中涉及的一切物质的、物理的和感官的方面。范围广泛的诸多领域都为这一努力作出了贡献，包括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现象学、女性主义理论、文化与媒介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建筑学和文化地理学。¶

在为其新物质主义文集所撰写的导言中，戴安娜·库尔（Diana Coole）与萨曼莎·弗罗斯特（Samantha Frost）（2010）辨识出一系列多样的研究焦点，它们都“关注当代共存中涌现的物质性”（28）。这些概念轨迹的共同之处在于这样一种观点：物质性是复杂的、动态的和多重的；以及这样一种认识：我们作为研究者和理论家，与所有人一样，彻底沉浸于“物质性的生产性偶然之中”（7）。宽泛地说，本书各章通过探究那些从我们与容纳和承载的比喻性及字面性遭遇中涌现的偶然性，加入了这场对话。以索菲亚的洞见为前提——任何容纳经验都是一个涉及人类与物质世界之能动性的“（互）动过程”（第1章，19）——每一篇稿件都批判性地探究了容纳这一“结构性必然”的动态约束与可能性。¶

正如此处以及全书所指出的，以各种形态出现的容纳常常被调动为一种有力的比喻（trope），因此值得简要提及隐喻的重要性及其对本体论的意义。对于诸多哲学家而言，例如诺曼·O. 布朗（Norman O. Brown）（1966）以及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与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1980；1999），身体是一切隐喻的来源，既作为约束，也作为潜能。也就是说，我们的概念系统总是已经经过物质中介，并且“通过我们的身体与大脑以及我们所栖居的环境的共通性”而产生（Lakoff and Johnson 1999, 5）。空间的、导航的和方向的隐喻是所有隐喻中最常见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在世界中经验自己的身体：上—下、内—外、前—后、开—关、深—浅、中心—边缘（Lakoff and Johnson 1980, 14）。这些方位对于我们的运动功能而言是内在的，并且相对于我们所处的重力场。类似地，诸如拥堵与传染这样的身体隐喻，以及关于在空间中移动与通行的管道隐喻，常常被采用为解释信息传输与损坏的比喻。本书关于承载、过滤和泄漏的隐喻，与身体憋住、进食和排泄的过程相互共鸣。¶

莱考夫与约翰逊将这些最基本的隐喻归类为本体隐喻——更具体地说，是实体隐喻、物质隐喻和容器隐喻。他们写道：¶

我们把自己经验为实体，与世界的其余部分相分离——经验为具有内部和外部的容器。我们也把外在于我们的事物经验为实体——它们往往也是具有内部和外部的容器。（1980, 58）

容纳隐喻与这样一种感知错综相关：不仅我们的身体，而且我们身体的部分——我们自己的头脑与心灵——本身就是承载、转化、“按摩”并拥抱思想和观念的容器（如英语表达“把你的脑袋绕到这件事上”〔wrap your head around this，意为“好好理解这件事”〕、“往里面放点心思”〔put some thought into it〕或“没法把你从我脑袋里弄出去”〔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对莱考夫与约翰逊而言，隐喻是我们的身体性向世界的延伸：只有那些能够凭借具身性而被隐喻化的东西，才得以实现或成为真实的。隐喻远非我们在学校里常被教导的那样，仅仅是概念性或比喻性的语言手段；它们对于意义而言是本质性的，并塑造着意义；它们确确实实是具有物质效应的世界塑造者。¶

然而，尽管作为隐喻来源的身体与容器之间看似存在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本书各章却揭示出，我们的容纳隐喻在一系列难以把捉的本体论状况中，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异与含混。正如本书标题所表明的，容纳的阈限状态——多孔性、过滤、泄漏——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凸显了抵抗、挑动和变化之点。¶

各章概要

关于容器的书的作者和编者可能会陷入“容器谵妄”（container delirium）（Sofoulis，第2章），并试图囊括全面乃至百科全书式的一系列例子：亚历山大·克洛泽（Alexander Klose）在《容器原则》（The Container Principle）（2015）中就高尚地作了这样的尝试；而苏珊娜·鲍尔（Susanne Bauer）、马蒂娜·施伦德（Martina Schlünder）和玛丽亚·伦泰齐（Maria Rentetzi）在其雄心勃勃且时而异想天开的600页物质文化与社会技术史研究文集《盒子：田野指南》（Boxes: A Field Guide）（2020）中则更为成功地接近了这一目标（尽管她们否认抱有求全的心态）。然而，我们的焦点从作为对象的容器转向作为行动的容纳，这使我们能够依据一些基本行动来思考容器与容纳；我们在此将这些行动归集于承载（容于其内或维系在一起）、过滤（放入）和泄漏（放出）这几个标题之下。¶

我们并未打算追求系统性，本书是在人文学科以及媒介与文化研究领域的撰稿人之间若干既有联系的基础上扩展成形的，他们受邀带来各自的兴趣和课题。令人遗憾的是，某些主题和章节付之阙如，因为在本书漫长的编撰过程中，一些青年研究者不得不撤回论文，以专注于自己的项目：诺姆·格拉姆利希（殖民过程）、贾斯普里特·尼贾尔（Jaspreet Nijjar）（监禁性容纳）、瓦妮莎·奥贝林（Vanessa Oberin）（外包的生命、生物容器）以及克里斯蒂安·施温哈默（Christian Schwinghammer）（承载本体论）。¶

各章分为四个部分，以“从容器到容纳”开篇，包括本导论、背景与概览。〈容器技术〉一文作为第1章重印，以方便希望研读原文的读者。该文由佐伊·索福利斯以笔名佐伊·索菲亚发表，旨在通过关注容器技术，为女性主义技术哲学作出贡献；这些技术在技术史中遭到忽视，却在象征上和实践上与女性的身体及劳动相关联。在〈回望容器〉（Containers, Retrospectively）中，佐伊概述了她走向2000年那篇文章的思想历程，反思了该文的若干局限及其近来的传播旅程，并通过对防疫泡泡的讨论探讨了容器／容纳之区分。¶

为了完善这一开篇部分，历史学家克里斯·奥特（Chris Otter）让我们一瞥容器的广泛范围及其对人类日常生活的深远影响。奥特认为，要理解人类，我们就必须研究我们与容器的关系。他将这些关系划分为身体性与建筑性的容器（衣服与房屋）、用于储存物品的固定容器（粮仓、仓库），以及用于运输货物的移动器皿（木桶、集装箱）。这些容器经由某些以时间、运动、通达和未容纳为中心的本体论轨迹，塑造了物、人及其关系——因为正如他提醒我们的，容纳从来不是完全的，容器也不可避免地无法完全留住它们的废弃物。¶

随后是三个部分，每部分三章，分别以承载、过滤和泄漏为主题标题。¶

与勒古恩的“手提袋理论”相呼应，梅雷迪思·琼斯关于手提包的一章可以说是一项关于容器本体论的研究，因为它思考的是这种便携式储存技术对人之存在（human being）而不仅是人之所为（human doing）意味着什么。琼斯考察了手提包的承载能力、其所装之物以及它要求使用者具备的仪态，并发现它作为一个便携的慰藉与供给之源，在私人家庭空间与公共领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包装的悖论是保罗·雷文所撰章节的焦点。一方面，包装的存在是为了通过把产品与环境隔离开来，保护它们免受时间和大气的侵蚀；但另一方面，环境正成为被丢弃的包装以及其他生产过剩物的、已遭毁坏的储存库。包装与集装箱一道，都是全球化贸易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然而正如“长赐号”的例子所表明的，全球供应链可能会突然崩溃。¶

“缠绕”（haunting）是汉娜·施梅德斯（Hannah Schmedes）一章所主题化的一种特殊的承载类别。该章将虚构的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精心建造的一个女性机器人（gynoid），与现实中的爱迪生实际生产的、功能失调得令人失望的会说话的玩偶相互对照。缠绕意味着，产品与生产场所可能仍然留存着——或者说被缠绕于——那些不可见且未受颂扬的劳动、双手和声音的幽灵般的在场；它们属于那些帮助赋予发明家的造物以生命的人——大多是女性，或生、或死、或介于生死之间。受萨拉·夏尔马（Sarah Sharma）“为破损机器的女性主义”（feminism for the broken machine）（2020, 172）的启发，施梅德斯在对铭刻于容器基础设施之上的规范性性别观念进行女性主义重述的视野下，把破损的玩偶指认为家用的、女性化的装置。¶

下一部分“过滤”着重讨论那些重点在于排斥与纳入之架构的容器与容纳策略：谁或什么被准入，谁或什么被排除，以及这些纳入与排斥的行为是如何实施的？¶

在埃莱娜·弗里肖（Hélène Frichot）与海伦·伦廷（Helen Runting）的一章中，容器隐喻身兼二职，该章探讨了大流行时期晚期资本主义中的高层公寓、城市空间与主体化。在街区的尺度上，存在着一些关键问题，涉及政策设置、强有力的社会网络、经济状况以及总体的时代精神——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促进性环境”（facilitating environment），让摩天楼住宅开发项目得以孕育并“早产”。在建筑物的尺度上，问题则关乎城市空间与主体之间的共同构成关系：这些建筑和空间预设了或者说帮助塑造了什么样的人？在因大流行而对各种空间中的人员纳入与排斥施加禁闭和限制的时期，繁忙的大堂作为一层膜，介于封闭的公寓与更广阔的社会、自然和商业的外部世界之间；后者体现为从毗邻人行道源源不断地过滤进来的人流以及食物与包裹快递。¶

承载、保护和保有未必意味着善意或关怀。作为监禁的容纳所具有的暴力与残酷，是迪内希·瓦迪维尔关于动物之容纳的论文的主要议题，该文是他关于这一主题的更为广泛的研究（2015）的浓缩版本。动物的驯化与工厂化养殖的发展凸显了容纳的一个约束性面向：暴力性纳入。正如伊薇特·瓦特（Yvette Watt）的摄影系列《动物工厂》（Animal Factories）的选图所显示的，这些暴力地纳入动物的场所，也竭力把我们排除在外，无论我们是路过的司机、好奇的食肉者，还是动物保护活动人士。无窗而匿名的金属建筑，以围栏隔开并远离道路，标牌威胁对“擅闯者”施以重罚，还有快乐起舞的工厂母鸡雕塑所带来的反讽——这些都是将我们与工业化肉类生产的暴力相隔离、对之加以遮蔽并使我们与之保持距离的众多策略之一。¶

数字游戏，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虚拟与混合游戏空间，其隐喻性的、物质性的和经验性的容纳，是英格丽德·理查森一章所探究的本体论领域。借鉴后现象学（postphenomenology），理查森认为，玩家、游戏世界与设备相互卷入于容纳的“比喻学”（tropologies）之中——即诸如“魔法圈”（magic circle）这样深层的身体性与概念性隐喻，它们界定了游戏的边界，并依赖于知觉经验的一种“仿佛”（as if）结构。然而，随着游戏变得可移动，随着我们把它们带入日常的生活世界，理查森认为，我们需要另一套隐喻，以更恰当地反映日常媒介化游戏那种不分明的、四处游走的、相互纠缠的性质。¶

最后三章归于“泄漏”这一标题之下，都讨论了容器与容纳的多孔性，即边界被突破、容纳失败之处。¶

数字语音助手——那些整齐地安置在柏拉图立体形状的多孔外壳之中、彬彬有礼且恭顺服从的聊天机器人——是约兰德·斯特伦格斯（Yolande Strengers）与佐伊·索福利斯一章的焦点。她们将其置于一部更宽广的、关于人造女人或女性机器人（包括施梅德斯所讨论的哈达莉〔Hadaly〕）的西方神话史之中。这些设备在用户面前既被呈现为伴侣，又被呈现为汇集来自整个网络之信息的集中器；它们窃听用户，并把关于用户的数据泄漏回制造商，从而侵蚀了所谓私人领域的隐私。斯特伦格斯与索福利斯思辨了当“去容纳”发生、对诚实的自我披露的限制被解除时可能出现的种种可能性。¶

个人数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泄漏到一个未知的储存库，也是接下来一章的主题。达妮埃拉·阿戈斯蒂尼奥（Daniela Agostinho）与娜娜·邦德·蒂尔斯特鲁普（Nanna Bonde Thylstrup）与埃弗里斯特·皮普金（Everest Pipkin）的网络艺术作品《蕾丝》（Lacework）展开对话，以此质询图像数据库构建中的伦理问题——这些数据库被用于训练机器学习系统去识别物体、动作、面孔和情绪。这些图像大多是未经许可在公共和私人场所拍摄的，从网络上抓取而来，由国家机构（监狱、移民部门）移交，或者由报酬微薄的“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s）众包工人制作和分类。大多数注意力都投向了在数据库（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容器）上运行的算法（类似机器的工具），而构建数据库所投入的劳动以及未经同意的数据捐赠，则仍然不可见且未获承认。¶

在最后一章中，渗漏性在玛丽-路易丝·安格雷尔对自我容纳之神话的批判性沉思中变得直抵肺腑。取自当代电影与艺术的例子向我们呈现了爆裂的大脑、敞开的身体和受污染的DNA结构，揭示出安全容器那淫秽而未被容纳的另一面。在观看电影时，我们尚可告诉自己，这些极端的边界侵犯只是电影特效；而安格雷尔则把我们引向一个可怕的现实：神经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已经越过了科幻故事，把一切——大脑与身体——都翻了个底朝天。¶

编者谨向各位作者致谢，感谢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为使本书得以完成所付出的耐心。克里斯蒂安·施温哈默与梅雷迪思·琼斯在编辑上的贡献，谨此致谢。非常感谢勃兰登堡媒介研究中心（Brandenburg Center for Media Studies，ZeM）和波茨坦大学（University of Potsdam）对本书出版的慷慨支持。感谢 meson press 的罗恩·库普兰（Rowan Coupland）和安德烈亚斯·基希纳（Andreas Kirchner）对本项目专业而周到的推动，以及对书稿的细致编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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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