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回望容器

Containers, Retrospectively¶

佐伊·索福利斯（Zoë Sofoulis）¶

关键词：容器、容纳、行动者网络、泡泡隐喻、电子艺术（CONTAINERS, CONTAINMENT, ACTOR-NETWORK, BUBBLE METAPHOR, ELECTRONIC ARTS）¶

本章以自传式的回顾，考察〈容器技术〉（Sofia 2000）一文的背景，其中包括对太空与科幻文化的研究，以及 1990 年代关于女性与电子艺术的研究——“智能空间”的观念正是由此而来。本章反思该文的若干偏向与不足，并概述近年的学术研究如何厘清了两者之间的区分：一方面是作为在其内部承载事物之对象的容器，另一方面是作为一种过程的容纳，即把由实体、事物与场所构成的、渗漏而偶然的网络维系在一起的过程。对疫情中泡泡隐喻的讨论，探讨了这一区分的若干方面。容器可以被设计用来保存、保管与承载；容纳则相反，它可能通过改变世界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而激发世界的变化。¶

〈容器技术〉（第1章）在本书中重刊，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反思那篇文章的背景，并承认其若干偏向与不足——后来的学者（包括作者本人）一直试图纠正这些问题。本章考察曾为该文提供思想养分的一些空间观念，并通过讨论新冠（COVID-19）疫情语境下的“泡泡”，来梳理容器与容纳之间的区分。¶

科幻文化

朱庇特空间

我对容器的兴趣，其前史在于我在科幻研究以及后来对女性电子艺术家的研究中所辨识出的一些空间观念。在西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读荣誉学位的那一年，我在高科技神话中辨认出一个关键的空间：大脑即子宫的隐喻，我称之为“朱庇特空间”（Jupiter Space）（Sofoulis 1979; Sofia 1984）。这个术语取自电影《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中的一个高潮时刻：在那里，它在言语上指的是木星附近的外太空，同时在视觉上指的是银幕上所呈现的“发现号”（Discovery）飞船电脑哈尔（HAL）那红色的、子宫般的内部。^[1] 在希腊—罗马神话中，宙斯（朱庇特）生下了女神雅典娜（密涅瓦），她从他的头颅中一跃而出，生来便已成年。我把这看作一则男性神话，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与男孩对女性生育力的嫉羡相关联，也与随之而来的、通过生成“心智之子”（mind children）来绕过这一匮乏的欲望相关联。¶

1980 年代，朱庇特空间的意象在电影中、在《Omni》和《Wired》这类大众科技杂志上的高科技产品广告中十分流行。高科技的脑—子宫是一个母体（matrix），在其中，外太空、电脑或大脑空间之间被建立起视觉上的平行关系，其形式常常是笛卡尔网格，或者是硅芯片或电路板、摩天大楼的立面以及城市交通网格。在这一空间之中、以此为背景，漂浮着各种高科技产品，从宇宙飞船、机器人到汽车、电脑或高保真音响系统（图1；Sofia 1987）。¶

[图 1：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图注：朱庇特空间情结。

1980 至 1986 年间，我住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在其意识史（History of Consciousness）博士项目中继续研究朱庇特空间以及“科幻文化”的其他神话。我入学成为博士候选人之时，恰逢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作为女性主义理论教授加入该项目。我荣誉学位论文中的思想英雄之一、精神分析史学家诺曼·O. 布朗（Norman O. Brown）仍在任教，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是项目负责人。^[2] 这个跨学科项目中的其他研究生，有的从事 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有的从事女性主义、性别、酷儿与种族研究，有的从事文化理论，有的从事民族志。我们的教授教导我们认真对待故事、神话与隐喻（以及其他修辞格），并成为能够在不同知识框架之间、跨越不同知识框架进行协商的比较认识论者。^[3]¶

启蒙与再资源化

科幻电影与高科技大众文化是我博士研究的主题，但我的博士论文最终聚焦于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以及关于科学好奇心、发现、视觉与启蒙的隐喻（Sofoulis 1988）。其中有两个重要的空间形象：一是“lumen”或光孔（lumen 既指光，也指开口），一个通往启蒙的、既是眼睛的又是阴道的入口；二是科学家的实验室——弗兰肯斯坦那“污秽造物的工坊”——其中容纳着排泄性生产的作品，即启蒙的阴暗面。子宫嫉羡的观念借由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关于前俄狄浦斯期的精神分析研究得到扩展，尤其是关于认知癖（epistemophilia，即最初针对性与生殖的好奇心）的作用，以及关于侵入并劫掠母亲身体以获取好对象与坏对象的幻想（图2）。玛丽·雪莱笔下那啃噬着死去母亲身体穿行而过的墓虫形象，被我视为永远好奇的科学家的隐喻：他执着于一种认知癖式的追索，在半明半暗中挖掘知识与资源，这些知识与资源据称将造福人类，同时又使男人得以在没有女人直接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繁衍。¶

[图 2：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图注：克莱因式的母亲与孩子（仿《异形》，1979）。

补充这一精神分析视角的，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关于技术的著作，以及启蒙的计算理性——这种理性涉及开采地球资源，以形成可被调动用于生产的“持存物”（Bestand）。^[4] 论文的一个要点是把这些不同的观念与“升华”（sublimation）概念联系起来，并追问：与认知癖相关联的那些反常的、非道德的口腔施虐与排泄幻想，是如何在当代高科技生产中备受珍视的产品与基础设施里获得公共表达的。升华即再资源化（re-sourcing）：从源头开采材料，对其加工并与其他材料组合，再通过一种“第二自然”将其重新发放出去。这可以是污秽造物的工坊，也可以是高科技文化的母体——在那里，闪亮的商品仿佛从外太空降临，完整成形，即插即用。¶

与化学意义上的升华不同——在化学升华中，物质直接从固态转变为气态，而不经过中间的液态阶段——在高科技生产中，升华的印象是通过全球化、漫长而复杂的供应链以及离岸制造等手段实现的。这些手段把闪亮商品（shiny goods）的消费者，与那些不得不由贫困地区、矿区和工业区的他人去忍受的排泄性的“黏腻坏物”（slimy bads）分隔开来。开采、精炼、生产与运输这些凌乱的中间阶段被忽视或掩盖，于是“黏腻乃是崇高的秘密”（slime is the secret of the sublime）（Sofoulis 1988）这一点依然成立。¶

这种通过置换而实现的“升华”把戏，赋予消费者一种奢侈：他们可以对同样被打包进其珍爱的闪亮商品之中的剥削、牺牲、破坏与污染浑然不觉。越来越多的环保与消费者倡导者以及股东，正要求更多地了解生产所涉及的材料与过程，并要求对此进行问责；而人文地理学和 STS 等学术领域，则为研究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与消费文化提供了“促进性环境”（facilitating environments）。例如，在关于看似无形体的“云”与“网”的计算机话语中被掩盖的那些“黏腻坏物”，近来已成为批判性研究的对象（Lebel 2016; Hogan 2015; Crawford 2021; Pitron 2023）。¶

母亲商店

1986 年回到澳大利亚之后，我在默多克大学讲授文化、传播与女性主义研究方面的多门课程。与符号学本科生一起进行的田野工作，使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技术空间进入了焦点：郊区购物中心——一个封闭的、气候受控的环境，我将其解读为一种宇宙飞船。由此产生的文章（〈在母亲商店里神游太空〉［“Spacing Out in the Mother Shop”］，Sofia 1990; 1996b）运用了再资源化的观念，思考购物中心——它那似乎取之不尽的、令人渴望的“闪亮商品”供应，通过一个由隧道与小巷构成的不可见的内部网络，由送货卡车秘密补给——如何构成了那种使消费者远离“黏腻坏物”的逻辑的一部分。这种把消费品与其来源“隔开距离”（spacing out）的结构，使得对消费、过度消费或超支的责任，得以从那些在改造地球之最前线的企业、基础设施与工人（劳工、矿工、司机、工程师等）身上转移开去。取而代之的是，对消费的指责与责任被置于个体购物者身上——在历史上，这一形象的典型是一位为家庭操持供给的女性。¶

智能空间与艺术品—网络

在圣克鲁兹期间，能够结识几位 20 世纪的著名学者并随他们学习，是莫大的荣幸，尽管遗憾的是，我当时过于专注于自己的问题，没有太关注教授们的著作。不过，到了 1990 年代，我确实重新回到了哈拉维，尤其是她的〈赛博格宣言〉（“Manifesto for Cyborgs”）（Haraway 1985）（Sofoulis 2002b; 2015），因为那时哈拉维的赛博格以及“社会—技术”（the socio-technical）的观念正在 STS 之外获得影响力。1990 年代中期，我横跨大陆，转到西悉尼大学（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并有了新的研究生需要指导；我们中的一些人与墨尔本大学（Melbourne University）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教师和研究生组成了一个松散的网络，一路上又吸纳了其他人，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的若干年里举办了各种活动，交流知识与文稿。^[5]¶

〈容器技术〉中关于空间观念的一些理论贡献，源自我在 1990 年代对教育计算与性别（Sofia 1993）以及对女性电子艺术家（例如 Sofia 1996b）的研究。关于女性艺术家的工作，大部分是与弗吉尼亚·巴拉特（Virginia Barratt）合作完成的。她是澳大利亚艺术团体 VNS Matrix 的成员，该团体的〈21世纪赛博女性主义宣言〉（“Cyberfeminist Manifesto for the 21st Century”）（VNS Matrix 1991–92）试图在男性主导的赛博空间领域为女性争得一席之地。^[6]¶

女性在装置艺术领域的贡献之活力引人入胜、数量之多，令我印象深刻。装置不仅仅供视觉观照，它们构成了能够环绕乃至吞没参观者的环境，带来一种沉浸式体验，提供一个让参观者的身体可以与其他身体和物体互动的空间。新近可用的个人计算技术——借助它可以对其他机器进行编程——以及无线和红外传感器、微型监控摄像头等价格低廉的电子设备，使得创作能够探测并回应参观者在场的作品成为可能。例如，诺拉·法曼（Nola Farman）与安娜·吉布斯（Anna Gibbs）的装置《问题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约 1994）是一间灯光昏暗的起居室，其中有一把扶手椅，椅上放着一颗巨大的塑料心脏，心脏由内部一盏脉动的灯照亮。探测运动的传感器使参观者靠得越近，心脏跳得越快（图片见 Farman 2023）。在萨拉·沃特森（Sarah Waterson）的装置《绘制情—动》（Mapping E-motion，1992–94；见 Sofia 1996b, 8–9）中，不显眼地安置的运动探测器，使安装在有机玻璃上的、由不同乳房翻制而成的乳胶模型能够对画廊参观者的运动作出回应：它们会脉动、“勃起”，或发出细小的啾鸣声。观看这些乳房的参观者可能要过一阵子才会意识到，正是他们自己身体的运动在影响着这些乳房的运动：他们不再仅仅是观看者，而是被卷入了我（本着拉图尔［Bruno Latour］及其他行动者网络理论家的精神）所称的“艺术品—网络”（artwork-network）之中——一个由身体、技术与空间中的物体构成的互动性组装体。这个空间不再仅仅是广延物（res extensa），即事物在其中占据位置的那种盲目而愚钝的空无，而是已经——尤其在女性创作的当代装置作品中——成为一个互动的、有回应的、具有能动性的智能空间。¶

为了探讨这一智能空间的观念，我借鉴了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关于阔纳（chora）的理论，以及这些理论的先驱——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与费尔贝恩（Ronald Fairbairn）所阐述的过渡性客体与过渡性空间的观念，以及“环境母亲”（environment mother）的观念。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Stern）（1985）关于不同种类前语言互动的图式，对于理解装置如何运作非常有用：例如通过“活力效应”（vitality effects）——运动、灯光、声音——唤起短暂的多感官体验，或者通过“核心关联”（core relations），即人与物体作为身体一起在空间中共存、互动，四处晃荡。斯特恩关于人际互动的图式，与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1990）的技术现象学纲领之间，存在着一些有趣的部分平行关系。伊德区分了具身关系（工具重塑知觉经验）、诠释学关系（技术呈现为一个可诠释的、进行诠释的界面）、他异关系（与作为“他者”、作为第二自我的技术的互动），以及——我最感兴趣的那一类——背景关系，或者说我逐渐将其视为容器技术的东西：它们包裹着我们或承载着我们，从衣服、鞋子和栖身之所，一直到像购物中心那样精心营造的、气候受控的人工环境。其中不少观念被汇集在一章之中，该章把（《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的）“企业号”星舰（Starship Enterprise）作为智能空间的一个例子加以分析——这种智能空间可以作为叙事中的一个角色出现（Sofoulis 2001；斯特伦格斯与索福利斯，本书第10章）。¶

容器谵妄

我早期的工作属于一项技术—生态—女性主义计划，它批判高科技神话（“科幻文化”），视之为对反常而具破坏性的男性认知癖幻想与生殖幻想的升华。但是，在研究了女性在与高科技的创造性游戏中所做的事情之后，同时一边讲授符号学、女性主义、文化与技术方面的课程，一边经由伊德的现象学被重新引回到海德格尔式的技术哲学兴趣之中，我已准备好从一种不那么否定的（或许可以说更哈拉维式的）视角来审视性别/文化/技术问题。在回顾了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历史论述——包括他对工具、器具与机器的区分，他对技术史中阳具中心与机器中心偏向的批判性观察，以及他关于那些其形式与功能暗示着母性与生殖能力的技术的观念——之后，我开始思考一种女性主义的技术哲学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我没有从一种典型的社会学立场出发——即考察“女性与……”或“……中的女性”这类问题——而是以一种更具思辨性与诠释性的方式，去探究那些可以被视为隐喻上具有女性特质、或者执行着母性或女性功能的技术，并聚焦于容器。我将此与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关于有机体/环境关系的观念，以及海德格尔关于技术与承载的部分思考联系起来。〈容器技术〉就这样诞生了。它最初于 1998 年在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举行的“走向澳大利亚：重构女性主义与哲学”（Going Australian: Reconfiguring Feminism and Philosophy）会议上发表，后来与该会议的其他论文一起刊登在《希帕提娅》（Hypatia）的一期特刊上（2000）。¶

2001 年，我在波鸿鲁尔大学（Ruhr Universität Bochum）担任玛丽·雅霍达（Marie Jahoda）客座教授，在几所大学做了〈容器技术〉的报告，同时讲授一门硕士课程，其中布置了一项以容器为主题的作业。2000 年代初至中期回到澳大利亚后，我设法让一些同事和研究生对容器产生了兴趣。我们大约 10 个人在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ultural Research，即现在西悉尼大学的文化与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Culture and Society］）举办了一次研讨会，以简短的报告概述我们所计划的一本书各章的关键观念。2006 年，梅雷迪丝·琼斯（Meredith Jones）、英格丽德·理查森（Ingrid Richardson）、迪内什·瓦迪维尔（Dinesh Wadiwel）和我在堪培拉大学（University of Canberra）举行的澳大拉西亚文化研究协会（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asia）年会上，组织了一场关于容器技术的专题小组。¶

从这些经历来看，首先，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容器技术的观念可以很容易地被他人采纳、应用或拓展；其次，我认识到了“容器谵妄”（container delirium）：一旦你开始寻找容器，你就能在任何地方找到它们。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被视为容器，这使得这个概念几乎过于不加区分，以至于难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概念。正如英格丽德·理查森经常援引莱考夫（George Lakoff）与约翰逊（Mark Johnson）（1980a; 1980b）来提醒我的那样，这种无处不在，是因为容器是一种基本的本体论隐喻，它植根于我们对自身身体以及那些有内与外、能够在内部承载某物之事物的身体经验。调动这一隐喻，“涉及把实体或实质的地位投射到某种本身并不具有这种地位的东西上”（Lakoff and Johnson 1980a, 196）。换言之，把某物称作容器，是一种隐喻性的举动，它可能使该物显得比它实际所是的更像一个物——这是一种物化（reification）。¶

回过头看，我意识到自己在偏向把容器技术视为对象这一点上，成了物化的牺牲品。尽管我是出于对智能空间的兴趣而接近容器的；尽管我宣称自己的兴趣在于“通过将容纳重构为一种（互）动的过程，来超越对西方哲学中把空间视为被动的、女性的、无智能的观念的批判”（第1章，19）；尽管我借助海德格尔来思考“持存物”中资源的调动——但归根结底，我仍然相当固守于把容器技术看作一个物的观念，并没有大胆地去探索容纳的互动过程。在我心目中，典型的“容器”是一只密封的玻璃罐、一个特百惠（Tupperware™）保鲜盒^[7]、一台冰箱，或者也许是一座房子。这种偏向的一个症状是，我很难确定该如何看待那些让事物从中流过（或溢出）的管道与渠道。它们显然属于承载与容纳的领域，却似乎又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容器。而且，虽然我的文章曾简短提及过滤器或滤锅之类的多孔容器（28），曾略微触及“失禁”（incontinence）和灾难性的容纳失败（31），也讨论过“喷涌而出”的能力（30），但我不记得自己曾经思考过：在界定容器时，渗漏性或许与承载同等重要。¶

跳出盒子

其他学者对容器理论的应用，帮助我走出了塞满封闭的容器—物的壁橱，并让我更多地了解到渗漏与渗出在容纳领域中所扮演的构成性角色。例如，达妮埃拉·阿戈斯蒂尼奥（Daniela Agostinho）与南娜·邦德·蒂尔斯特鲁普（Nanna Bonde Thylstrup）（2019）在对泄密、吹哨与黑客行为之性别化社会技术的细致讨论中，把与社交媒体相关联的数据库讨论为本质上渗漏的容器。她们援引了那种卑贱的（abject）、失禁的母性身体——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哲学曾把它辨识为理性之人那隐含地有节制的、受规训的身体的对立面：这是一个边界不清或经常遭到侵犯的女性身体，而女性自身则在话语上被贴上失禁的标签，被称为长舌妇、“大嘴巴”和泄密者。两位作者有益地提醒了我：一个在隐喻上具有女性/母性特质的容器，或许不只是承载与保管，也会泄漏与渗出；它可能在本质上、必然地就是失禁的。她们（继温蒂·春［Wendy Chun］与萨拉·弗里德兰［Sarah Friedland］2015 年的研究之后）辨识出一种泄漏的政治：一种典型的企业修辞策略是，把泄漏归因于容器的一次性故障，或某个不良行为者的多嘴多舌，而不承认可渗透性与渗漏性是有意为之的、具有功能的设计特征——两位作者的首要例子，是卷入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丑闻的社交媒体数据库。¶

我对失禁如何在容器与容纳之区分中发挥作用的理解，最近因伊格纳斯·肖特（Ignace Schoot）与查尔斯·马瑟（Charles Mather）的一篇论文（2022；本书导论中有所讨论）而得到澄清。他们梳理了“容器”的各种定义，发现除了“能在内部承载某物的对象”这一主流含义之外，还有一组更古老的“contain”（容纳）一词的用法，其词源来自拉丁语 con-（一起）加上 tenēo（承载），在这些用法中，容纳可以意指“维系在一起”（holding together），就像在一个组装体或网络中那样。他们对容纳的“打开”向我表明，如何把〈容器技术〉的主题与我在原文中遗憾地略去的行动者网络/STS 视角重新联系起来；^[8] 它也为把通过管道、管线与网络进行的容纳工作概念化提供了一个框架，而这一点在我那种物化的容器—对象路径中发展得很不充分。¶

容器本身作为一种联网装置的观念，在唐娜·哈拉维为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的手提袋一文所写的导言中十分突出。她写到在哥伦比亚一次工作旅行中收到的三只手工编织的 mochila（手提袋），说它们“各自把那些制作 mochila 的人和那些携带 mochila 的人，置于如今岌岌可危的诸世界之中”（2019, 10）。即使是空着的，每只 mochila 也承载着故事、意义，以及关于它所来自的那些人与土地的复杂困境、威胁与韧性的背景叙事。对哈拉维而言，了解那些故事及其讲述者，意味着“我已被收集进这只手提袋之中”（18），因此，她对于使那些他者的故事与声音得以被承载、被听见负有某种责任。¶

疫情泡泡

在我们 2021 年的容器技术工作坊上，我谈到了泡泡（bubble），这个词当时在围绕应对新冠（COVID-19，或 SARS-CoV2）疫情的话语与实践中十分突出。泡泡吸引我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名声不佳的”或不够格的容器的例子，对它的讨论或许可以缓解 2000 年那篇文章的一些偏向。典型的肥皂泡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结构，除了让人对一层闪亮、飘浮的薄膜投以片刻注意之外，它保管或承载任何东西的能力都很有限。泡泡隐喻长期以来被用来描述以骤然崩溃告终的市场膨胀，比如“房地产”泡沫、“互联网”泡沫和“科技”泡沫。类似地，“思想泡泡”（thought bubble）是一个轻蔑的说法，指一组轻率而缺乏根据的想法，它冒出来只是为了消散于无形——用澳大利亚的说法，就是“脑屁”（brain-fart）。¶

撇开肥皂泡不谈，泡泡持续的时间对其物理定义而言并非本质性的；在物理上，泡泡不过是一种物质被另一种物质包裹起来。一层脆弱的肥皂膜暂时承载着一定体积的空气，而地质意义上的泡泡（例如晶洞^[9]）则可以存续亿万年。当作为社会群体的隐喻来使用时，泡泡与其说像一个用来把东西关在里面的容器，不如说更像肖特与马瑟所描述的那种容纳过程，即把由诸实体构成的互动性组装体维系在一个渗漏但半稳定的网络之中。正如迪伦·马尔文（Dylan Mulvin）与凯特·麦金尼（Cait McKinney）在根据此次疫情重新审视艾滋病（HIV-AIDS）泡泡时所理解的那样，“泡泡［既是］一种过滤技术，又是一种‘结构中的结构’——一个与更广阔的社会世界进行有限的、受限制的或经过处理的互动的地带”（2023, 3）。¶

《韦氏在线词典》（Merriam-Webster）把泡泡的一般社会含义定义为“一个封闭或孤立的经验或活动领域，在其中，一个同质社群中志同道合的成员支持并强化他们共有的观点”（2021）。例子包括“自由派/保守派泡泡”，或围绕社交媒体平台与网络群组形成的社群，以及以政治权力中心为基地的政客、幕僚与媒体精英，例如威斯敏斯特、华盛顿（也被称为“沼泽”）以及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堪培拉泡泡”（Canberra bubble）被澳大利亚国家词典中心（Australian National Dictionary Centre）评为 2018 年度词汇，用来指联邦政客的自我沉溺；这些政客常常以一种民粹主义的姿态援引这个词，“以便与堪培拉泡泡拉开距离，说他们不是其中的一部分”（Hayne 2018），而他们当然是。或者，他们用这个词来回避记者关于政治细节的提问，把这些问题判定为泡泡之外无人关心的事——这是一种虚伪的姿态，因为媒体和政客都知道，公共利益新闻恰恰依靠来自泡泡内部的泄漏而兴盛。正如 2021 年澳大利亚“#MeToo”运动中的女性主义活动人士所指出的，“堪培拉泡泡”是一个男性主导的泡泡，它借助惯常的一整套性别歧视、厌女和虐待性的手段，充当着排斥、压制和无视女性声音的过滤器。¶

泡泡隐喻是新冠疫情最初几年里的一个突出模因（meme）。2020 年，“泡泡”再次进入澳大利亚年度词汇榜单，以微弱差距位居第二，仅次于“iso”——isolation（隔离）或 quarantine（检疫隔离）的缩写，指因感染新冠或接触病毒而进行的隔离。2020 年和 2021 年，在线词典中增加了泡泡的新定义：检疫泡泡、社交泡泡、家庭泡泡、体育泡泡和旅行泡泡。澳大利亚国家词典中心为泡泡新增的定义颇具代表性：“一个地区、区域或一群人，被视为一个封闭系统，与其他地区、区域或群体相隔离，作为一项公共卫生措施，以限制新冠病毒的传播”（ANU Reporter 2020，强调为笔者所加）。我在这个定义中所强调的两点，凸显出这种泡泡与其说是一个容器，不如说是一种容纳策略。首先，被界定为泡泡的群体实际上并非完全孤立的系统，只是“被视为”仿佛如此；其次，试图把事物保持在泡泡之中，人们并不指望它能阻止病毒，而只是“限制”其传播。¶

我的工作坊论文考察了围绕疫情的话语与实践中一些突出的泡泡，引用了《M/C期刊》（M/C Journal）那期出版时机颇有先见之明的“泡泡”专号（2021）中的一些例子。各国政府为限制病毒传播，对社会接触和人员流动施加了一系列限制，而不同司法管辖区对诸如“住户”“家庭”“伴侣”以及“社交泡泡”这一新类别等社会单位的定义与预设各有不同（相关讨论见 Sofoulis 2020a; 2020b）。¶

疫情冲击澳大利亚时，政府关闭了表演艺术（其破坏性影响至今仍在处理之中），而高知名度的体育赛事则被视为“能够帮助维持集体心理乃至精神福祉的基本服务”——这是阿黛尔·帕夫利迪斯（Adele Pavlidis）与戴维·罗（David Rowe）在其关于体育泡泡的研究中的发现（2021）。普通人忍受着严酷的封锁，而某些体育协会却为精英职业男运动员（以及少数女运动员）队伍争取到豁免，得以建立体育“泡泡”或“中心”，让球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生活、出行、训练和比赛，代价往往是与家人长期分离。体育泡泡变成了一只“镀金的笼子”，“既是特权流动性的标志，也是被监禁的运动员劳动的标志，既是庇护所，也是监狱”。在澳大利亚，大型体育俱乐部、体育转播机构和体育博彩业表现得格外出色，因为“每周的赌博支出增长了 142%”（Pavlidis and Rowe 2021）。帕夫利迪斯与罗的结论是，体育泡泡是一种使人从疫情创伤中分心的“闪闪发光的消遣”，它“诱人地漂浮在”众人“够不着的地方”，同时却让少数人致富：也就是那些“把泡泡打造成装甲车，以便在全球疫情之中抢救任何可得利润”的体育企业家。¶

这一把体育泡泡视为装甲抢救机器的出人意料的形象，夸大了泡泡承载与保管的能力。然而在其他大多数方面，疫情泡泡都是一些容纳技术，它们把一群群人、物——以及病毒——维系在偶然而渗漏的网络之中。疫情泡泡把我们卷入种种暂时的境况或不完善的临时安排之中，置于任意且不断变化的规则之下，让我们去应付我们碰巧在那里遇到的人和物。比起肥皂泡那令人感伤的短暂性，偶然性与临时性或许才更能刻画一般意义上的泡泡。¶

疫情泡泡减缓了、但终究未能遏制（contain）病毒的传播，这种病毒在全世界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尽管如此，疫情泡泡仍是肖特与马瑟所讨论的那种“激发性容纳”（provocative containment）的形式：它们通过改变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世界的变化。一些家庭因为被迫过多地生活在各自的家庭泡泡中而破裂。许多人被困在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国家或省份，不得不在所在之处建立新的关系，或者发展出与家人和朋友、同学和同事交流的新方式，例如通过在线视频会议和社交媒体，甚至通过 iPad 经历最后的告别。新冠疫情一项持续至今的遗产是，居家办公变得常态化，并且看来将作为一种弹性工时选项，为（主要是）白领工作者所延续。¶

容器之后

对于一个对容器感兴趣的文化研究者而言，水以及水技术以其多样的自然形态与自然—技术（或社会化的）形态，提供了丰富的例子：从河流、湖泊、含水层和泉水等自然的容器与管道，到人类用以截取、储存、运输、引导和输送水的无数中小规模的技术与装置（例如葫芦、水袋、长颈瓶、瓮；水井、管道、雨水箱、灌溉渠；浴缸、游泳池、喷泉）。水技术的不同配置意味着——并且建构着——不同的政治与社会安排。从 1880 年代开始的大约一个世纪里，我所称的“大水”（Big Water）系统（Sofoulis 2005）通过重大的金融、技术与政治投资得以建立：扩大自然集水区，以大型水坝的形式创造宏观容器——这些水坝集中体现了现代性的“技术崇高”（technological sublime）——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管道网络。（Sofoulis 2006）

这是我在 2006 年澳大拉西亚文化研究协会会议上我们那场容器技术专题小组中所作报告的开篇。在那次小组中，英格丽德谈的是手持技术与口袋微世界（Richardson 2007），梅雷迪丝的话题是手提包、化妆品容器与社会呈现，迪内什讲的是监禁暴力，尤其是涉及动物的监禁暴力，而我的主题则是被“黑箱化”的水基础设施。这是我少有的一次明确地把容器理论与我的水研究联系起来。^[10] 因为到那时，我已经把科幻、赛博女性主义和技术哲学搁置一旁，投身于一个研究中心的工作——该中心处在将文化研究应用于当代问题的前沿，主要与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合作。^[11] 来自性别、文化、技术研究，尤其是关于容器与基础设施研究的洞见，（大多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为一些更具实践性和政策导向的项目提供了思想养分：先是关于驾驶文化的研究，然后是关于水的社会技术的研究，包括对日常家庭用水实践的研究以及对水务管理者的访谈。我在研究生阶段所受的比较认识论训练，在关于用水消费者与服务提供者之“知识生态”（knowledge ecology）的工作中重新浮现（Sofoulis 2015; Fam and Sofoulis 2017）。¶

在这整个时期——其中包括 2008 年离开我的终身教职（以及此后的研究员职位和研究项目工作）——我在一个小小的写作小组中获得了支持，小组成员是我的朋友、同为蓝山（Blue Mountains）居民的彭妮·罗西特（Penny Rossiter）和卡罗琳·威廉斯（Carolyn Williams）。通过各种会议和活动（其中一些由我协助组织），在澳大利亚和英国逐渐形成了一个由（主要是）女性组成的非正式网络，她们研究城市水问题及相关议题的社会与文化维度。^[12]¶

正如理论家阿丽安娜·约翰逊（Ariana Johnson）所观察到的，在索菲娅（Sofia）的容器理论与索福利斯（Sofoulis）关于水的报告和文章之间的间隙中，“容器技术与供给不再被明确地理论化，而是隐含地存续着”；我的理论装置被“黑箱化”了，就像我所声称的城市水基础设施——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容器——被贬入了背景之中一样（Johnson 2021, 114）。¶

虽然关于容器与容纳的理论在面向水务管理者和社会科学家的写作中没有保持在前景位置，但学术引用列表让我得以随时了解〈容器技术〉一文的流传情况。继早期与英格丽德·理查森和梅雷迪丝·琼斯一起拓展这些观念之后，我欣喜地发现，其他人已经采纳了该文的框架，并将其应用于具体的例子——包括 MP3（Sterne 2016; Boudreault-Fournier 2019）、播放列表（Eriksson 2020）、数据库（Agostinho and Thylstrup 2019）、档案（Hogan 2015; Lee 2020）、人口偷运（Galis, Tzokas, and Tympas 2016）以及电话通信（Richardson 2007; Çelik 2011）。此外，那些在原文的缺失之处——例如泄漏、包装和废弃物——进行建设性推进的人，也极大地拓展了我对容器与容纳的理解。¶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本书这部源自 2021 年工作坊、经过深思且发人深思的各章合集。我感谢所有那些让我不断学到更多关于容器、容纳乃至我自己的写作的人，并特别感谢玛丽-路易丝·安格勒（Marie-Luise Angerer）、其他几位合编者，以及那些章节收录于此的“被容纳者”（containees）。我希望，《容纳：承载、过滤与泄漏的技术》（Containment: Technologies of Holding, Filtering, Leaking）除了让撰稿人享受作为作者被折叠进本书内容之中的乐趣之外，还将证明自己是一条富有成效的渗漏管道，与远近各处那些对以下问题怀有好奇的人建立联系：容器与容纳的技术、技巧、空间实践与促进性环境，如何能够塑造我们的自我与我们的世界。¶

感谢玛丽-路易丝·安格勒教授以及波茨坦大学（University of Potsdam）的勃兰登堡媒体研究中心（ZeM, Brandenburg Center for Media Studies）对这一容纳项目及本书出版的支持，这对我个人而言意义非凡。我始终感激西悉尼大学，尤其是其文化与社会研究所（及其前身），特别是洪美恩（Ien Ang）教授。多年来，研究所一直支持我的研究项目、国际交流以及各类会议与研讨会。本章写作于从未被割让的瓦朱克·努加尔人（Whadjuk Noongar）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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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