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容器技术

玛丽-路易丝·安格雷尔等编 · 2024 年原著 · Claude 辅助全译AI 辅助初译，未经人工终校第 2 / 15 单元

Container Technologies

佐伊·索菲娅（Zoë Sofia）

关键词：容器；母性供给；海德格尔；技术哲学（CONTAINERS, MATERNAL PROVISION, HEIDEGGER,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本章重印自佐伊·索菲娅（Zoë Sofia）2000 年发表的〈容器技术〉（“Container Technologies”），原载《希帕蒂娅》（Hypatia）“走向澳大利亚”（“Going Australian”）特刊，由克里斯蒂娜·巴特斯比（Christine Battersby）、凯瑟琳·康斯特布尔（Catherine Constable）、雷切尔·琼斯（Rachel Jones）和朱迪·珀德姆（Judy Purdom）编辑，第 15 卷第 2 期：181–201。https://doi.org/10.1111/j.1527-2001.2000.tb00322.x。方括号中的数字指原刊的页码。

本文超越了对西方哲学中将空间视为被动的、女性的、无智能的这类观念的批判，把容纳重新构想为一种（交互的）主动过程。作者借鉴了技术史研究、一种强调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依存的控制论认识论，以及关于母性供给的主体间性精神分析理论。一个更出人意料的盟友是海德格尔：本文对他关于承载与供给的论述加以解读，以助于发展一种亟需的容器技术哲学。

自早期现代科学诞生以来，西方便把自然想象为一位充满宝藏（物质、土地、知识）的大母亲（Big Mother），任人掠夺、重新取用为资源。借助横跨全球的技术与工业事业，另一位“超级母亲”（Super Mother）已在流动资源的母体中被创造出来。我们这些贪婪的大都市居民（以及其他许多人）想要一个促进性环境（facilitating environment），能够顺畅地提供全年可得的时令食物；我们想要 24 小时随时可用的热水、燃气、超市、银行服务等等；我们还想要有助于获取其他商品与服务的技术，比如有线电视、电话、传真、手机、电子邮件（尽管后面这些技术也会把它们所谓的“用户”本身变成流动资源，几乎随时随地都可被取用）。然而，在这一片丰足的供给之中，无家可归的现象却在增加——既发生在人类身上，也发生在栖息地遭到破坏或污染的非人类身上。随着我们逼近这颗星球的极限，资源匮乏的幽灵在地平线上愈发庞大：这颗星球曾被想象为一个无限的资源容器，如今却显露出其本身就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思考技术时聚焦于容纳与供给的问题，有助于让我们注意到自己在所生活的世界中对供给所持的种种假设，并引向更宏大的问题：如何维系这颗星球的“促进性环境”，避免其供给枯竭，包括基因库中未来生物多样性的供给。[182]

本文勾勒出一个框架的若干要素，以及以容器与供给——或更一般地说，以重新取用资源（re-sourcing）——为中心的女性主义技术史与技术哲学进路的几个方向。用于容纳与供给的人造物不仅很容易被解读为隐喻意义上的女性之物；它们在历史上也与女性的传统劳动相关联。正如女性在一般的历史与哲学中历来遭到忽视，技术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也注意到，那些通常与女性相关联的器具（utensils）和装置（apparatus）在技术史与技术哲学中一直被忽略。迄今为止，纠正这一失衡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落在了女性主义的技术社会研究身上（例如 Cockburn and Fürst-Dilic 1994；Cockburn and Ormrod 1993；Wajcman 1991），我希望自己的贡献能够推动更多关于这些主题的理论工作和历史研究。

为了帮助动摇那种习以为常的假设——即空间只是一个无智能的容器，或者容器只是愚钝的空间——引言部分调动了两方面的思想：一是认识论学者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他的控制论生态学强调有机体与栖息地的相互依存与动态协同演化；二是精神分析学家 D. W. 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他把婴儿描绘为从一个由母亲促成的环境中浮现出来的存在者。接着，借助历史学家芒福德，我考察了我自己家庭生活世界中的容器技术，并论证：对容器及容纳功能的忽视，不仅是西方思想中反母性偏见的结果，也受到容器与器具之不显眼性的助长——它们在生产中所起作用的痕迹，并不一定在最终产品中显现出来。最后，我转向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他后期（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关于技术的著述，对理解容纳与供给在晚期现代时期的重要性提供了若干关键洞见。

智能的情境，或“没有环境，就没有存在者”

生存的单位是有机体加环境。 ——格雷戈里·贝特森（1972, 483）

贝特森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70 年代的学术贡献，横跨人类学研究、控制论、心理学与家庭治疗、生物学和传播学。他在文集《心灵生态学导论》（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1972）诸篇论文中发展出的关于生存单位的认识论视角，是一种以心灵与主体性之内在性（immanence）观念为基础的控制论视角。它所关注的主体或有机体，其可生存性、能动性、接受性与智能都延伸到“皮肤之外”（这是贝特森反复使用的说法）。有机体不能脱离容纳它的栖息地来加以考虑——当前一场拯救考拉运动的口号“没有树，就没有我”（“No tree, no me”）正说明了这一点——而且“毁灭其环境的有机体也毁灭了它自身”（1972, 483）。意[193]义以差异之转化、转译与嬗变的形式在有机体/环境之中循环（差异即信息，“造成差异的差异”〔1972, 315–17〕）。因此，“个体心灵是内在的，但并不仅仅内在于身体之中。它也内在于身体之外的通路和讯息之中；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心灵，个体心灵只是它的一个子系统”（1972, 461）。在这一视角中——贝特森的讲演〈形式、实质与差异〉（“Form, Substance, and Difference”，1972, 448–65）对此作了最好的概括——智能并不局限于有意图的自我或我思（cogito）的审慎思虑，而是可以在有机体—环境整体之内、并由该整体所经历的相互适应与协同适应的变化模式中找到（460–61）。环境本身就是智能的承载者（另见 Bateson 1979）。

如果我们比较原型“智能住宅”（smart house）与加贝住宅（GaBe house），就可以把这种贝特森式的控制论智能观念，与那种把控制论理解为自上而下的、以数字为中介的控制的流行观念对照起来。智能住宅（如 Berg 1994 所讨论的）布满线路、可通过电子编程来控制许多男人感兴趣的事物：信息流，以及安保、照明、娱乐、通信和垃圾处理的控制。与此相对，加贝自清洁住宅——由女性建筑师弗朗西丝·加贝（Frances GaBe）于三十多年前设计（Zimmerman 1983；Wajcman 1991, 102）——巧妙地利用容器技术，把家务苦役降到最低；而所谓“智能”住宅仍然需要这些苦役：它那可编程的洗衣机仍然得靠人手装进、取出衣物，洗好的衣物仍然要晾干、折叠等等。加贝住宅拥有利用水、蒸汽和空气的专用橱柜，以及一系列用于清洁的管道和喷头，使脏碗碟可以在橱柜里洗净并留在其中以备下次使用，衣物可以就地洗涤、烘干并继续挂在原处，地板也可以自动清洁。布线住宅之所以显得智能，是因为它拥有可数字编程的组件；而加贝住宅的智能，则内在于它为尽量减少苦役而作的适应之中：它的“智能”浮现于环境对有机体、有机体对环境、家与操持家务者之间动态的相互适应之中。

与贝特森关于生存单位的观点——或者说“没有树，就没有我”的关系——强烈共鸣的，是客体关系精神分析学家 D. W. 温尼科特提出的一句挑衅性论断。温尼科特以其对婴儿生活世界的洞见而闻名：

根本没有婴儿这回事（Winnicott 1960, 39 fn）。

或者，如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托马斯·奥格登（Thomas Ogden）富有助益地扩展的那样：

根本没有［脱离母性供给的］婴儿这回事（Ogden 1992, 620）。

换言之，离开了促[184]进性的母性情境，婴儿就不存在。这不仅在生理上是真的——人类出生时极不成熟——它也是一个关于本体论（ontology）的陈述：如果没有（m）other〔母亲/他者〕的活动来为自我的养育、浮现与探索创造一个“促进性环境”，人便不可能形成。对温尼科特以及较近的“主体间性论者”（如 Stern 1985）而言，婴儿被视为其环境——即母性供给——的一部分。它离开了自己最初的容器技术（子宫），进入一个子宫外的母体（matrix），在这个空间里，如果一切顺利，它的需求会不显眼地得到供给，而供给者在它的体验中是一位“环境母亲”（environment mother）。它无情地利用着这个看似无人格的存在，只是逐渐地才在一种相互关爱与关切的关系中认识她。

奥格登对温尼科特式进路的评述，突出了早期一种重要的人格机制——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在其中，“自我的某些方面并不只是被投射到客体的心理表象之上（如在投射中那样），而是被投射‘进’客体之中”（Ogden 1992, 617）。这建立起容器与被容纳物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用比昂（W. R. Bion）的话说，它“使……〔婴儿〕得以在一个足够强大、能够容纳其感受的人格中探究他自己的感受”（Bion 1959, 314）。理想情况下，母亲既认同婴儿（通过温尼科特所说的“原初母性贯注”〔primary maternal preoccupation〕以及斯特恩〔Daniel Stern〕所说的“情动调谐”〔affect attunement〕〔Stern 1985, 13861〕），又与婴儿充分分离，从而能够充当其经验的容器和诠释者，“借此让她的在场被感受到，却不被注意到”（Ogden 1992, 620）。

在这一观点中，婴儿的主体性内在于、并浮现于主体间容纳的情境之中：

〔此处原书引用奥格登（Thomas Ogden）一段文字，大意为：个体的主体性悖论性地以两个主体的存在为前提，二者共同创造出一种主体间性，婴儿正是借此被创造为个体主体；作为主体的婴儿从一开始就在场，但这种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婴儿与母亲关系中心理—人际的（容纳/被容纳）维度之中。〕(Ogden 1992, 619)

婴儿所体验的其他空间，是幻想的内部世界和社会技术现实的外部世界；这两者中的某些片段会作为“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s）被卷入第三个空间，温尼科特称之为“潜在空间”（potential space）（1971, 107）。能够在这一潜在空间中安全地游戏，在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在自我与（m）other〔母亲/他者〕之间进行协商，是婴儿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温尼科特认为，这还是日后创造性体验与文化生产的基础，后者正是在幻想与现实的边界上游戏（或工作）的。^[1]

在主体形成的主体间性模型中，自我被理解为一个通过各种动态容纳关系而获得形状的存在者；这些容纳关系既建构着、又发生在种种空间之中——这些空间是人际的、想象的、真实的、主动的，既是有意识努力的产物，也是无意识或自[185]动劳动的产物。这些洞见可以如何应用于容器技术？以下清单提示了一些可能的方向：

促进性环境：有一种适应性智能在起作用，以确保顺畅运行；空间与容器技术或许并不像我们传统上所以为的那样愚钝或静止。
容纳：不仅关乎什么承载我们或容纳我们，也关乎我们把自己的东西放进什么之中，并因而与之认同；关乎我们自身有哪些部分是我们能够容纳的、哪些是不能容纳的。
原初母性贯注与调谐：这使婴儿与照料者彼此同步；与之对应的技术现象涉及环境/空间/容器对我们的适应程度；一个技术物越是适应于回应甚至预见我们自己的愿望和能力，它就显得越“用户友好”。
婴儿的无情：正如我们不会注意或承认（m）other〔母亲/他者〕主动的给予，我们也把容器及其供给的资源视为理所当然，它们只不过是我们从中取东西或往里放东西的空间。
作为过渡性客体的玩具或工具：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工具从来不是纯粹的物质对象，而总有一部分起源于内部世界，也就是说，它总是有意义的，是某种叙事或一组人类目的的一部分。
潜在空间：与婴儿的游戏空间——一个介于内部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想象空间——相对应的，是用于发现与发明的工作空间：作坊、实验室、工作室、图书馆、书房。因此，人们或许可以把温尼科特的“根本没有婴儿这回事”转换为“根本没有［脱离潜在空间的］发现/发明这回事”。

不显眼者的技艺

那些既与女性传统劳动相关、又与储存、转化和供给的女性器官之隐喻相关的技术形式，过去和现在都对技艺（technics）与人类发展至关重要，却经常在技术史和技术分析中遭到忽视。就像课堂上吵闹捣乱的男孩一样，具有攻击性的工具和充满动力的机器，比容器技术中那些安静地接受、转化的“女性”元素吸引了更多注意。这正是芒福德在以下引文中所概述的视角，第一段出自他在《技术与人类发展》（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1966）中对定居农业社群兴起的叙述：[186]

〔此处原书引用芒福德（Lewis Mumford）一段较长文字，大意为：许多学者乐于承认工具是男性身体肌肉与肢体的机械仿制品（锤是拳头、矛是延长的手臂、钳子是手指），却拘谨地不愿承认女性身体同样可以外推——子宫是保护性的容器，乳房是盛奶的罐子；因此他们未能充分重视各种容器恰恰在女性开始作为食物提供者和有效管理者发挥更突出作用之时大量出现这一事实。工具与器具如同两性一样，发挥互补的功能：一个操纵、攻击，另一个停留原地，承载、保护、保存。烹饪、挤奶、染色、鞣皮、酿造、园艺在历史上都是女性的职业，都源自对受精、生长、腐败等生命过程或对灭菌、保存等阻止生命过程的处理，因而必然扩大了容器的作用，离开篮、罐、箱、缸、仓便无法想象。保护、储存、围合、积累、延续——新石器文化的这些贡献主要源自女性及其职业；而在我们当下对速度、运动与空间扩张的专注中，我们往往贬低这些稳定化过程，甚至连我们的容器，从饮水杯到录音带，也被设计得和它们所容纳的材料或所服务的功能一样短暂。〕(1966, 140–41)

芒福德早先在《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1962〔初版于 1934 年〕）中就容器所受的贬低及其持续的重要性提出过类似观点。在那里，他把机器和工具与容纳和供给的技术区分开来，后者被归类为器具（如篮子或罐子）、装置（如染缸、砖窑）、公用设施（utilities）（水库、渡槽、道路、建筑物）以及现代动力公用设施（铁轨、输电线）：

〔此处原书引用芒福德一段文字，大意为：对环境的一些最有效的适应并非来自机器的发明，而是来自同样值得称道的器具、装置和公用设施的发明；但由于人们的注意力最容易被环境中较喧闹、较活跃的部分所吸引，公用设[187]施和装置的作用一直遭到忽视；而〔工具与器具〕二者都在现代环境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历史的任何阶段，这两种适应手段都无法被割裂开来，每一个技术复合体都同时包含二者，我们的现代技术复合体尤其如此。〕(1962, 12–14)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女性身体为我们提供了第一个庇护性的容器和供给之源，容器往往被解释为一般意义上的女性之物，芒福德也是这样解释的。不过，尽管我也有兴趣探索容器技术的女性与母性维度，但必须记住，男性的身体和女性的身体一样，除了性别特有的器官之外，还包含许多天然的“容器技术”，包括皮肤、口腔、胃、膀胱、肠道、血管；甚至阴茎也可以算是某种可扩张的容器，眼睛和耳朵也被体验为接受性的器官。实际的容器技术既与女性相关联，也与男性相关联（事实上，一些男性可能对容纳技术格外感兴趣，以此补偿他们自己在生殖容器方面的相对欠缺）。

芒福德哀叹技术史中对公用设施、器具和装置的忽视——他一般统称之为“器具”，而我一般称之为“容器技术”——这种哀叹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技术史与技术哲学：哲学家沉思的原型工具通常不是杯子或碗，而典型地是某种探针或棍子。两个重要的例外是马丁·海德格尔（下文将讨论）和唐·伊德（Don Ihde）。伊德（1990）用于诠释人—技术—世界关系诸种类型的现象学纲领，将容纳列为其四个基本范畴之一。在伊德所称的“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s）中，技术发挥着庇护所、茧或一个世界的作用；它也可以是一种文化“氛围”，比如核恐惧（1990, 112–15）。这一范畴涵盖了范围极广的技术与关系：从衣服、鞋子或避孕套这类贴身穿戴的容器，到房屋、电影院、购物中心或城市这类可步入的、部分自动化的空间，到船只或潜艇这类漂浮或可潜水的容器；核反应堆安全壳（containment vessels）；以及电脑/电子游戏的虚拟世界。

如果芒福德说得对，即器具或装置与机器或工具各自都“极其重要”，那么一种强调器具/容器一面的技术分析，就可以有效矫正像伊德那样的进路——后者对工具和机器作了精细区分，却把所有器具和空间一股脑归入背景。而如果确实“在历史的任何阶段，这两种适应手段都无法被割裂开来”，那么或许不仅可以研究容器，也可以研究工具与器具的混合体，以及一系列技术和技术整体的类容器方面或功能，包括那些（过于）轻易地被解释为男性[188]或阳具式的技术。这里的例子包括：摩天大楼，如此明显地具有阳具意味，但从内部看却是一个“带景观的子宫”（“womb with a view”）；汽车，其广告一方面强调它阳具式/排泄式的“猛劲”（“grunt”），另一方面强调它如子宫般的舒适和储物空间；计算机，基本上是一种数据储存技术，却常被表现为某种飞行器，甚至在广泛的联网使互联网“冲浪”成为可能之前就是如此。

为什么容器技术在技术史中相对受到忽视？芒福德认为，人们对以女性之名来命名或解释技术存在一种拘谨的尴尬，并偏爱那些充满动力、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男性的技术。人们或许可以提出，这种忽视与其说与端庄有关，不如说与一种厌女的形而上学有关：这种形而上学把空间表现为一个被动、中性的接受器（柏拉图，《蒂迈欧篇》〔Timeaus〕〔1971〕），把母亲表现为一个无人格的滋养器皿（亚里士多德，《论动物生成》〔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1979〕）。正如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所指出的（Luce Irigaray 1985；另见 Elizabeth Grosz 1995；Sue Best 1995），这种表现的问题在于男人未能长大成人，未能承认自己亏欠于空间/母性环境，亏欠于那些维系这一促进性空间者的劳动。这些劳动几乎总是被认为是“卑微的”，因为它们并不生产某种充满动力、经由英雄式发现而供人惊叹的对象，而是再生产一个不显眼地、逐步地被整理好的空间，这个空间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充当其他活动的背景。

这是一条有说服力的批判路线，但并非故事的全部。问题不只是糟糕的形而上学或厌女症，而是生产与再生产本身的结构。容器是生成的一个结构上必要、却常常无法被承认的前提条件。例如，当你吃蛋糕时，你可能会好奇它的配方和原料，但你通常不会去想那些作用于原材料的筛子、碗或打蛋器，或者烤它的烤箱，或者那台烤箱的电力供应。在工具使用的实践层面上，如果说就连锤子这类猛冲、动态、敲击的物件——正如海德格尔那段著名的描述——都倾向于从使用者的意识中“隐退”（Heidegger 1962a, 98），那么容器就更容易从注意中隐退，被利用却不被注意：存放钉子的不起眼的罐子或塑料袋，放锤子的破旧工具箱，更不用说进行这项活动的棚屋或作坊了。要把器具、装置和公用设施记在心上是困难的，因为这类技术物被设计得不显眼，像环境母亲一样，“让其在场被感受到，却不被注意到”（转述自 Ogden 1992, 620）。因此，容器技术的分析者必须不断地逆着这些物件和空间本身的纹理而工作——更不用说逆着那种把妈妈维持空间的劳动视为理所当然的根深蒂固的社会习惯——才能把被设计为背景的东西带到前景。

基于这样一种想法——我们与容器的关系有点像[189]我们与环境母亲的关系——我们可以对芒福德的容器技术范畴作如下推测性的解释：

器具：一般的容器，篮子或碗，或许对应于作为容器的母亲：我们把自己多余的东西倾倒其中，并逐渐将其视为自身的延伸。
装置：专门化的容器，如烤箱或大缸，某物可以在其中被创造或转化。装置，以及容纳它的专门化空间（厨房、实验室、作坊），可以被解释为相当于潜在空间：在发现/发明的过程中，内部与外部世界在此得到协商。
公用设施：这些可以包括建筑物（从简陋的小屋到购物中心或机场航站楼这类巨大的环境受控空间），以及各种用于动态流动的通道（如管道、电缆、水库）。这些技术再生产出某种类似“环境母亲”的东西：她不显眼地工作，以确保“顺畅运行”，并确保对婴儿的持续供给，同时调节婴儿的身体状态和感受。

将容器前景化：一次家庭调查

为了加深我对容器技术的作用，以及我自己生活世界中一系列技术之容纳维度的理解，我对自己所居住的庇护技术中的厨房/餐厅/起居区域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的视点是我餐桌旁的一台“供人坐的机器”。厨房里的容器包括调味汁瓶、盐瓶和胡椒瓶、锅和平底锅、花瓶、水槽、碗碟架、杯子、玻璃杯、碗；抽屉和橱柜（它们本身就是容器，带有用于承放其他容器和装置的隔板）；一个塞满塑料购物袋的布筒，以及套着其中一个袋子的垃圾桶。此外还有具备专门容器功能、用于加热或保存食物的装置，如电水壶、烤箱、微波炉，以及内部自带一套容器的冰箱。有些容器是策略性地低效的：筛子、滤锅、水槽下水口盖、纸质咖啡滤纸。毛巾和抹布也是某种盛液体的容器。这个传统上属于“女性”的家用设备领域，也并非没有用来对植物、动物和矿物质施加施虐性动作的工具或机器：用于切剁、搅打、穿串、研磨、切丝、捣烂、液化等等的器械。

起居室那一端的容器技术，包括一些舒适的、承托身体的技术（其中最大的一件藏着一个可展开的睡眠装置），一张放着信架、文件夹和信封的桌子。书籍、照片和相册、电话簿、电视机、音响、[190]磁带和 CD：经过反思，我认为所有这些媒介技术都有其类容器的方面。这些电子和印刷媒介以类似记忆之承载功能的方式运作，并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与微缩物相联系的那种空间诗学——微缩物“展开为一个宇宙的维度”，在其中“大被容纳于小”（Bachelard 1969, 157）——它们是储存其他空间和经验的技术。一张 CD 或一盘磁带可以打开一整场音乐会，或一片情感的听觉景观；一本书可以揭示另一个世界。我的手提包和挎包瘫在笔记本电脑旁边的角落里。这台用魔术贴和拉链封在尼龙套中的虚拟储存技术，在我无法感知的维度中运作。我对这个小巧、致密的灰色盒子有一种投射性认同，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假体式大脑，我（通过键盘和鼠标）已将我职业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嵌入其中。

在起居区和厨房/餐厅区的幕后，对于让这些装置发挥功能至关重要的，是公用设施：燃气管道和阀门、电线导管、给排水系统——全都是诸多用于引导动态流动、确保供给的容器，它们不显眼地把这处住所连接到能量与制度权力的巨大网格之上（只要我持续缴费）。

这次家庭调查揭示的一点，是容器类型的多样性，即便在家中也是如此。我的一些设备接近“经典的”容器或器具，即基本的碗状承载器皿。但容纳也可以由平面和金属丝架来实现，也可以由 CD 或计算机这类硅基储存设备来实现。有些容纳技术是机器或包含机械装置，比如可伸展的桌子或可展开的沙发床。食物料理机基本上是一个碗，配上一把由电动机器驱动的旋转刀片：它是“静态”的碗与“动态”的、由机器驱动的带刃工具的结合。

芒福德对“动态”的工具和机器与“静态”的容器或器具所作的区分，最终是无法成立的。如果按他的说法，“机器与工具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其运作独立于操作者技能和原动力的程度：工具适于操纵，机器适于自动运作”（1962, 10），那么容器技术即便在其最基本的形式中，也带有某种机器性。与需要操纵才能发挥功能的工具不同，容器可以自动地发挥其承载功能：一个罐子可以就那样满满地放在架子上，满负荷地工作着。工具或机器与器具或装置之间的区分，取决于动态/静态的区分；但可以争论的是：承载或容纳究竟只应被视为一个成形空间被动内在的属性，还是应被视为一种行动本身。^[2] 我倾向于后一种解释，这遵循了主体间性论者的论述：主体在一个空间中形成，而这个空间的承载与供给[191]被理解为母性劳动的结果，是需要付出努力和关怀的行动。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从海德格尔对一种容器技术的分析中了解到的，容纳并不是我们起初所以为的那样简单的功能。

海德格尔与壶/物

与许多忽视技术之容纳方面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相反，马丁·海德格尔是一个重要的反例：他相当关注位置、物、空间、容器以及承载与供给的技术。

他的论文〈物〉（“The Thing”，1971c〔初版为 1962b〕）以讨论现代的切近与遥远开篇，其中包含对一把壶的精彩沉思，其中一些对于更一般的容器技术分析颇有意义。首先，海德格尔煞费苦心地论证，壶对他来说并不仅仅是视觉或思想的对象，而是一个通过制作过程被创造出来的物本身，因而“作为器皿，〔它〕自立而独立”（1971c, 167）。壶作为物的特征“在于它作为器皿的存在”（1971c, 169），也就是说，在于它作为容器的容量。海德格尔追问壶的承载功能，认为进行承载的并不是壶那不透水的壁和底。当我们注满壶时，我们是往它的空虚之中倾注，“空虚，即那虚空，才是器皿进行承载的东西。空的空间，壶的这一无，才是壶之为承载器皿所是的东西”（1971c, 169）。制壶者与其说是在塑造材料，不如说是在塑造这一虚空。

海德格尔提出“壶的虚空如何承载？”（1971c, 171）这一问题，并回答说：承载是主动的，并且含混地具有双重性，包括“接纳”（taking）和“保持”（keeping）两种行动。此外，这一作为接纳与保持的双重承载活动，只有通过第三种行动——“倾注”（the outpouring）——才得以完成，借此容器的内容物涌流而出：“对倾入之物的接纳与对已倾入之物的保持是共属一体的。但它们的统一是由倾注所决定的，而壶之为壶正是为了倾注而被制成的”（1971c, 171–72）。海德格尔注意到“涌流”（gush）一词最早的意思是“献祭”，于是他把一种慷慨的、献祭性的、神圣的涌流，与“单纯的倒入和倒出”或酒吧里“单纯的灌装和倾析”区分开来（1971c, 173）。^[3] 与之相对，他所推崇的倾注是一种馈赠：“壶在倾注的馈赠中作为壶而现身。馈赠聚集了属于给予的东西：双重的容纳、容器、虚空，以及作为捐献的倾注”（1971c, 173–74）。倾注的馈赠由此被解释为海德格尔所讨论的容纳诸维度的聚集。

海德格尔关于作为器皿的壶的观念，能够为分析和诠释容器技术的计划贡献什么呢？[192]

第一，重要的是，海德格尔并不认为承载是被动的；对他而言，承载是一种复杂的行动。

第二，有趣的是，海德格尔对这一容器技术的分析最终竟然颂扬溢出。这就把重点从承载转移到了供给。（根据芒福德关于女性器官与容器技术之间关系的评论，人们很容易把海德格尔对献祭性、慷慨倾注的强调，解释为对母性的一种致敬：母亲破裂而出的羊水和过于充盈的乳房，正是赋予生命之涌流的原型。）

第三，记住容器的接纳与保持功能是在“倾注”——或更一般地说，在供给——中得以完成的，我们就可以把壶或瓮这样的承载器皿解释为一种重新取用资源的技术：它可以从一个来源被注满，然后自身又成为它所保持和保存之物的来源。请注意，基本容器技术的这一功能不仅涉及我在此强调的空间维度，也涉及时间性：容器在丰裕时期吸纳，并随时间保持和保存其内容物。正如芒福德（1966）充分认识到的，这是新石器时代最有力的发现：当时容器技术大量涌现，作为平抑食物、材料、水的供给之自然波动的手段，从而为其他文化追求腾出更多时间。

第四，重要的是要注意，海德格尔的壶这一例子对于更一般的容器分析存在某些局限。并非所有容器都被设计成不透水的，或像壶那样能够倾注：有些用于缓慢渗漏，有些用于吸收滴漏，另一些则用于我们希望是永久性的容纳。因此，一种扩展的容器分析就必须考察“失禁”（“incontinence”）——各种容纳的失败：有意的（如滤锅或咖啡滤纸）、灾难性的（如泰坦尼克号或切尔诺贝利），或者仅仅是令人尴尬的（！）。

壶是一种容器技术，它作为一件用具（equipment）而存在于家、教堂、餐馆或酒吧这类用具性（equipmentality）领域之中。但这些场所本身就是各种各样的容器技术，是自身构成（或共同构成）环境和位置的容器。海德格尔 1954 年的论文〈筑·居·思〉（“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1971a）就以这一层级的容器技术为主题，其例子包括房屋、船只、神庙、农舍、一座古桥。该文开篇阐释了“栖居”（dwelling）的观念如何成为德语中表示建筑（bauen）和存在（bin）之词的词根。栖居作为人类生活一种基本的、习惯性的、被居住的状态，这层意义在把建筑（bauen）视为一种生产活动的通常观念中往往退隐了（1971a, 147）。海德格尔想要突显人作为栖居者、建筑作为让—栖居（letting-dwell）的意义。栖居意味着“停留，逗留于一处”（1971a, 146），在海德格尔的阐述中也意味着“珍爱和保护，保存和照料”：“真正的保护是[193]某种积极的东西，它发生于我们事先让某物保持在其本质之中，发生于我们特意把某物归还给它的存在，发生于我们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把它‘释放’到一个和平的保护区之中”（1971a, 149）。

这种人类或其他存在者得以成为其自身的安全保护区的观念，与主体间性论者对母性功能的论述之间存在显著的共鸣：母性功能是主动地容纳一个正在浮现的主体，让它在潜在空间中安全地游戏，以便它能成为它所是的样子。两种情形的重点都不在单一的存在者（主体、物、有机体）上，而在于对一个主动容纳和保存的环境的归属，以及在其中的互动；这个环境是与各种存在者——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共享的：“……栖居本身始终是一种与物同在的逗留”（1971a, 151）。与海德格尔把承载视为既是接纳又是保持的观念相平行，他的“让出空间”（making room for）观念也同时涉及容许（admitting）与安置（installing）：“位置容许四重整体，并安置四重整体。这两者——在容许意义上与在安置意义上的让出空间——是共属一体的。作为双重的空间设置，位置是四重整体的庇护所，或者同样可以说，是一座房屋”（1971a, 158）。

在〈物〉一文中，如果海德格尔想要一个真正好的、用于倾注的容器技术例子，他本可以选择一只水桶。但选择壶，就像〈技术的追问〉（“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1977b，初版于 1954 年）中的圣杯一样，强调的是一种可能用于仪式性奠酒的容器。这是海德格尔引入某种神圣感的一种方式，这种神圣感存在于诸元素被聚集到作为“物”的人造物之中。在多篇论文中，海德格尔都写到“四重整体”（the fourfold），即大地与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的统一，人类就栖居于其中；在他的诠释中，这四者被视为经由壶、桥、小屋或圣杯这样的物与空间而聚集在一起。尽管我个人对这一观念的某些宗教意味感到不太自在，但我身上具有生态意识的那部分确实认识到，某种类似四重整体的概念是必要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即便是日常物件，也是许多因素的凝聚，这些因素在一个特定的情境或网络中聚集在一起，并且在该情境之外没有存在或“立足之地”（“standing”）。因此，我个人把海德格尔的四重整体转译为一种简便的思考方式，用来思考物、对象如何是许多要素、力量、目的和维度的聚集，其中既有人类的，也有超出人类的。这正是海德格尔在〈物〉中所作分析的要点，他在那里调动了德语中“物”（Thing）作为“聚集”的古义（1971c, 174–77）。物并不像符号或记号那样仅仅表征这样一种聚集：它们只作为那种聚集而存在——那些材料的聚集，那个特定的位置以及空间的塑形与结合，那一组历史与文化的计划与目的，物为之服务，也是其结果。或者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精辟地表述的：“每一个存在者都是一个事件”（1993, 81）。[194]

对我而言，这里的关键主题是浮现（emergence）：物浮现于一种“切近”之中，或者毋宁说浮现于一个“趋近”（nearing）的过程中，这一过程把遥远的要素聚集到自身之中；因此，一个地方性的、特定的对象也是其宏观情境的显现，是世界之世界化（the world's worlding）的一部分（1971c, 177–81）。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就全球化文化中的地方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她写道，“地方也是过程”，任何特定地方都是一个“相遇之所”，是地方性与全球性的社会、经济和通信关系的聚集与显现（Massey 1993, 239）。因此，一个地方的独特性与其说由某个单一的、不可避免地被虚构化和同质化的地方社群的某种“本真”历史来界定，不如说由“每个地方都是更广泛的和更地方性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独特混合这一事实”来界定（1993, 240）。

在海德格尔关于让物在其切近关系中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而获得浮现之空间的观念，与温尼科特式和主体间性心理学中正在浮现的主体的观念之间，存在一种重要的平行关系。我也希望在别处阐明这些观念与另一观念之间的联系，即技术科学对象作为一个从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中浮现出来的存在者所具有的偶然性特征。^[4] ^[5] 物、正在浮现的主体或社会技术行动者（Latour 1993, 1994），都应在其特殊性中加以理解：不是以孤立考察的存在者之特有属性来刻画它们，而是把它们视为在空间和时间上偶然的显现，是整个环境、场域或网络的一部分。

因此，在温尼科特格言“根本没有婴儿这回事”的诸种变格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海德格尔式的变体：

根本没有［脱离四重整体的］物这回事；

以及一个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变体：

根本没有［脱离网络的］行动者（人类的或非人类的）这回事；

或许还有一个地理学家的转换：

根本没有［脱离其全球性的］地方性这回事。

宏观容纳：持存物

现代技术科学时代中容纳与供给的全球秩序化，是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一文的核心主题。为了揭示现代工具性因果观念的局限，海德格尔对一种类似壶的容器技术——圣礼用的圣杯——的制作进行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因果分析。制作圣杯的工匠从事的是一种技艺（techne）实践，这是一种在创造性的、虔敬的“产出”（“bringing forth”）物的过程中揭示世界的方式，它把四因聚集在一起（1977b, 6–12）。海德格尔将这一点[195]与现代那种侵略性地利用资源、大规模生产与供给的模式对照起来（1977b, 14）。古代或前现代欧洲以工匠为主导的生产模式中，艺术与技术在技艺之中交汇；与之相对的是现代，有着大型发电厂、飞机、核反应堆和工业化的科学。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及相关论文（尤其是〈世界图像的时代〉〔“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1977a，初版于 1950 年〕和〈科学与沉思〉〔“Science and Reflection”，1977d，初版于 1954 年〕）中对这一时代的分析，把以下诸方面联系起来：把地球作为可计算资源来开发利用，利润驱动的发展的需求，现代研究的特征，依赖装置的科学，以及世界的数学化或“信息化”。“产出”已被化约为某种类似强加与撕扯的东西，即通过一种侵略性的技术科学的“促逼”（“challenging-forth”），迫使世界以供消费的资源和信息的形式揭示自身，海德格尔称这一过程为 Herausforderung（1977b, 14）。如今，大地或一条河流被揭示为可开采资源（如矿石或水电）的来源，其范围和产量都已被事先测绘和计算好了（1977b, 21）。

这种促逼的结果，是海德格尔称为 Bestand 的一种宏观的重新取用资源的技术。这种“持存物”（standing reserve）是一个可调动的资源储备，可供即时供给：“处处都被订造为随时待命，即刻上手，而且正是为了能够为进一步的订造而随叫随到”（1977b, 17）。跑道上准备起飞的飞机，正是资源这种随叫随到之可订造性的缩影：飞机看起来可能像一台自主的机器，但它只是为了“确保运输的可能性”而存在（1977b, 17）。另一个意象或许是一排排堆叠起来的大型集装箱（containers），同样随时准备经由公路、铁路或海路运输。在这一现代构型中，使资源可资利用压倒了对物之独特品质的欣赏。对象失去了作为 Gegenstand（对象）——即那抵抗并与之对立之物——的品质，机器也失去了作为自主工具的地位，消融在 Bestand 之中，在那里它只不过是被资源化的世界那抽象的全球网格中又一个“完全不自主的”要素（1977b, 17）。

于是，我们可以为温尼科特式的变格再添一个海德格尔式的变体：

根本没有［脱离持存物的］技术这回事

大众文化把每一台新机器或每一件新商品都当作革命性的奇迹来颂扬。但对于供给的宏观装置（Bestand）来说，用它手头的资源不断供给新的工具/玩具是容易的。更难改变的，并且继续给当代生活与发明打上其特定印记的，是这一宏观装置本身，以及为其排序的重新取用资源与供给的逻辑。海德格尔把那种要求世界将自身揭示为可用资源的、[196]危险的现代技术心态命名为 Gestell（座架）。正如迈克尔·齐默曼（Michael Zimmerman）所解释的，这一框架的危险之一在于，它把一切，甚至我们自己，都变成同样的东西：既非物、非对象，亦非主体，而是原材料、持存物、人力资源：“虽然人类本身永远不可能被完全转化为持存物，但技术化的人类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原材料，而这一过程不再对不同种类的存在者作出基本的本体论区分”（Zimmerman 1990, 215–16）。

海德格尔描述了持存物如何通过促逼世界使自身成为一堆可流动的资源而被创造出来；这一描述暗示的过程，不仅涉及推土机、钻机这类用于开采和解锁资源的“动态”机器，也涉及用于储存和分配这些被解锁之宝藏的器具、装置和公用设施：

这种促逼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自然中蕴藏的能量被解锁，被解锁的东西被转化，被转化的东西被储存，被储存的东西又被分配，被分配的东西又被不断重新转换。(1977b, 16)

这段引文几乎同样适用于计算机网络上信息的解码、重新编码、储存与分配，正如它适用于海德格尔所举的莱茵河上的发电厂及其附属配电线路网之例。但除了互联网或电网这类横跨世界的公用设施——每一个都是承载（能量或信息之）动态流动的网络——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技术参与资源的分配与转换：从马车到运煤列车，从卡车到货船，还有道路、铁路和港口，更不用说郊区购物中心这家母亲商店（Mother Shop）（Sofia 1996）、不起眼的超市手推车，或无处不在的塑料购物袋了。

Bestand 或许是通过对被解锁资源进行数学上高效的计算和排序的过程而被创造出来的，但它同样且重要地实现的，是确保丰足供给这一目标。这一目标既回应了我们对一位环境母亲的原初要求——希望她顺畅而不显眼地供给我们的一切需要——也与消费社会和利润驱动的发展严丝合缝。容纳与供给的过程，以及帮助从持存物中开采、储存和分配资源的器具、装置和公用设施，并不是前现代的遗物，而是继续界定着晚期现代时期技术之所是的一个根本方面：技术关乎供给，关乎确保获取，关乎迅速使资源可供分配和消费。

我一直在构建的温尼科特“变格”清单，现在包括以下几条：

根本没有［脱离四重整体的］物这回事；[197] 根本没有［脱离持存物的］技术这回事。

海德格尔的追随者通常把这两种诠释人造物的方式对立起来：物与四重整体被评价为领会我们与物共在的更丰富、更开放的方式，而技术资源与 Bestand 则被视为贫乏的揭示方式，由一种服务于权力与贪婪的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所滋养。但我在此强调的是二者的相似之处：壶/物与持存物都与聚集、容纳和供给有关。工匠的物（壶、圣杯）之所以显得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可以借以领会它在四重整体中所“留住”并“被其留住”的诸存在者和诸要素的聚集，不仅是因为它所唤起的那种人类与非人类相互亏欠的虔敬感，也是因为海德格尔方便地略去了即便在工匠生产模式中也维系着供给的那些凌乱而令人不快的方面。

海德格尔关于圣杯的因果性讨论（1977b, 6–13）略去了一个问题：制作圣杯的银从何而来？然而，材料之所以能出现在铁匠的作坊里——矿石、用于加热和冶炼的煤、用于提炼和加工的装置与工具——只有通过一套先在的技术与技艺才可能：用于开采、运输和储存资源；用于获取或强制人类劳动力（例如古代的奴隶矿工）；以及用于开凿隧道、挖掘、收集、搬运、储存、交易、航运和交付。海德格尔在谈论工匠生产模式时略去了这种开采、运输与供应的活动，从而能够更戏剧性地将其与现代宏观容纳和超大规模供给的强度对照起来。然而，我在此强调的是两种模式对资源供给的依赖，这种依赖在现代被提升为一项支配性原则。此外，我认为，不仅仪式中使用的神圣之物，而且高科技持存物中的任何可流动资源，都可以从其联系的角度来加以领会——即便不是与宇宙的四重整体相联系，至少也与社会技术存在的全球多重整体（multifold）相联系。事实上，把当代的技术事实（technofacts）拆解为其行动者、关系和效应（未必总是有意的或可欲的）的地方与全球网络，常常正是学院中技术的物质符号学家（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家）以及更广泛社会中的环保团体和消费者团体的任务。

结论：根本没有……这回事

在本文中，我（在芒福德的帮助下）盘点了在技术史上和在我自己家庭生活世界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容器技术，并收集了一些理论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在对容器与容纳之不显眼技艺的更持续的分析与诠释中得到发[198]展。贝特森、温尼科特（以及此处未讨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家）的视角可以为这一计划作出贡献，因为他们都强调容纳着演化中或浮现中的存在者的背景或情境。我已论证，对容器及容纳功能的忽视，不仅是西方思想中反母性偏见的结果，也受到容器之不显眼性的助长——它们在生产中所起作用的痕迹，并不一定在最终产品中显现出来。然而，正如我借助芒福德和海德格尔所提示的，容器（器具、装置、公用设施）确保供给的功能，在那种动员资源使其作为持存物随叫随到的现代技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容器技术计划被构想为对技术诠释中阳具中心偏见的一种矫正，也被构想为一种途径：超越对西方传统上将空间视为被动的、女性的、无智能的那些观念的批判，转而探索和发展更新近的观念，即在一个存在者—环境复合体中，什么算作智能，以及智能位于何处。除非我们更好地关注容纳与供给的问题，否则我们将误认日常大都市生活世界的技术特征：这一生活世界依赖于大型公用设施网格，并包含许多工具—器具、机器—容器的混合体（阳具式子宫般的摩天大楼，带刀刃的碗式食物料理机）。尽管我希望，某些技术在隐喻上或功能上属于女性的这一观念，能够增加女性主义对技术研究的兴趣，并有助于动摇技术本质上属于男性的观念，但我并不打算奉行一种框架，把工具或机器设定为男性的、阳具的、“坏的”，而把具有救赎性的器具或容器设定为本质上女性的、母性的、“好的”。更有意思的是芒福德的观点：工具与器具是技术适应中不可分割的手段。用于穿透秘密、解锁资源的动态机器，帮助建立起一个横跨世界的储存与分配、容纳与供给的网格：两种“适应手段”在晚期现代技术复合体中紧密地相互联系。

温尼科特的挑衅性论断“根本没有婴儿这回事”，对我而言已经成为一项指令：学会把正在浮现的存在者思考为被容纳于一个促进性环境之中。最后，让我把我对这一观念所作的各种“变格”（外加几条我在此只能略作暗示的）汇集起来，不是把它们作为结论，而是作为进一步探究的基础：

根本没有［脱离母性供给的］婴儿这回事
根本没有［脱离环境的（贝特森）］有机体这回事
根本没有［脱离网络的］行动者这回事
根本没有［脱离潜在空间——实验室、工作室、书房等——的］发现/发明这回事 [199]
根本没有［脱离作坊、用具性领域的（海德格尔）］工具这回事
根本没有［脱离四重整体的（海德格尔）］物这回事
根本没有［脱离持存物的（海德格尔）］技术这回事。

我要感谢〔《希帕蒂娅》的〕编辑们，尤其是雷切尔·琼斯，感谢她们极有帮助的意见和耐心，也感谢她们在沃里克会议期间（当时我暂时拄着拐杖）对我的悉心照顾。还要感谢在沃里克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和西悉尼大学听过本文不同版本口头报告并提出问题的人们，以及那些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意见和批评的读者。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安娜·吉布斯（Anna Gibbs）博士向我介绍了奥格登和斯特恩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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