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今日的革命（3. The Revolutions of Today）

当我们证明了非暴力在历史上的那些胜利从革命的立场来看并不算胜利——它们没有终结压迫与剥削，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关系，更没有创造出一个无阶级的、横向的社会——之后，人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反驳：可暴力从来就没有奏效过！¶

撇开“暴力”是一种方法这一信念中所包含的道德主义的头脑简单不谈，这一说法掩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与非暴力的倡导者不同，我们（在这里我只打算代表其他相信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发言，尽管许多其他反威权的反资本主义者，以及为摆脱殖民主义而争取自由的原住民，或许也会认同）从未宣称过胜利。我们指出过具体的战役取胜、阵地的获得或者向前迈出的小步，把它们当作鼓舞与学习的来源，但我们并不试图向任何人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廉价的希望或虚假的承诺。如果我们在某一个领域解放了自己，那么在国家于世界范围内被击败之前，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将再度失去。¶

国家不容忍任何独立于其统治或外在于其统治的东西，这正是它残酷地殖民了整个地球的原因。非暴力宣称肤浅的、虚假的胜利的倾向，暴露了它寻求与统治结构妥协的意向：它把压迫等同于“坏政府”的那种触目惊心的暴力，从而掩盖了“好政府”用来达到同样目的的更深层机制。非暴力的支持者把印度独立宣称为他们的方法的胜利，而支持战斗性方法的无政府主义者却并不把俄国革命宣称为胜利。他们凭什么要这么做呢？尽管他们与其他斗争潮流一起参与了革命，但他们所谈论的那个世界并没有到来；事实上，在其他势力接管革命之际，他们遭到了屠杀。俄国的事情显然改变了，但那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改变。¶

然而，完全相同的标准也适用于印度的非暴力运动。他们不过是多种潮流中的一种，他们的领导人被一一杀害，他们所谈论的那个和平、公正的社会从未诞生。^[1]尽管如此，非暴力的倡导者却迫不及待地宣布胜利，无论他们为此必须忽略多少令人难堪的细节。这不是简单的机会主义，而是非暴力与国家的结构性暴力之间功能性共谋的产物。非暴力的哲学本身就导向一种误导性的区分——好政府与坏政府之分，其依据是一个政府究竟必须动用骇人的、可见的暴力形式，还是能够通过其他不可见的手段来控制社会。¶

通过把俄国、西班牙、中国、古巴以及其他地方革命的失败归咎于一个简单的因素——革命者使用了这个叫作“暴力”的东西——他们省去了进行任何细致、透彻的历史分析的必要。总之，非暴力助长了肤浅、虚假的期望、不诚实以及草率的思考。更麻烦的是，它与当权者的叙事相吻合；当权者同样希望我们相信，是非暴力的甘地在印度赢得了胜利，而俄国的工人们起来反抗则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支持策略多样性的反威权者并不宣称自己在俄国、西班牙、海地以及其他地方的革命中取得了胜利。因此，他们不得不分析：人们是如何赋予自己力量去击败政府并开始自我组织社会的，哪里出了问题，以及不同革命潮流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什么。为了弄清自己的失败，他们必须探究人们在马龙人村落^[2]、俄国苏维埃或阿拉贡（Aragón）的集体公社中是否获得了有意义的自由，以及这些解放区在自我防卫方面是有效还是无效。这带来了多年的研究和辩论，以便为以下问题摸索出细致的答案：组织问题，涉及运动的团结与协调、志愿民兵、游击部队、秘密小组和工会；社会经济问题，比如反父权制斗争在这些革命中的角色，雇佣奴隶与无酬奴隶结盟的可能性，工厂的生产逻辑究竟能否被解放，加强对资本主义的攻击以及将社会资源集体化的努力，究竟会增强还是削弱击败法西斯军队或干涉军的尝试，等等，不一而足。在社会平静的时期，这看上去像是一种逃入遥远历史战役的偏执的逃避主义；但当社会运动在冲突重燃之时再度兴起，参与过这些辩论的人便能够把历史教训运用到正在进行的斗争中，避免重蹈旧的覆辙。¶

社会科学家埃丽卡·切诺韦斯（Erica Chenoweth）和玛丽亚·斯蒂芬（Maria Stephan）是一项研究的作者，这项研究是为数不多的关于非暴力有效性的统计分析之一。和她们之前的许多社会科学家一样，她们用统计数据来遮蔽更为复杂的真相。她们声称汇编了一份从1900年到2006年的323场重大非暴力运动或暴力冲突的清单，然后肤浅地将其评定为“成功”“部分成功”或“失败”。她们没有使用革命性的成功标准，在她们看来，“颜色革命”以及许多其他改良主义的、走进死胡同的或自我背叛的运动都是成功的。尽管她们把各场运动评定为客观上暴力的或非暴力的，但她们并没有给暴力下定义，而且还不加批判地使用“国际社会”这类带有倾向性的术语。在国际维和部队——也就是军队——不得不被召来保护和平抗议者的情形中，例如在东帝汶，她们把胜利归功于非暴力；她们还把胜利简单地定义为运动目标的实现，仿佛运动曾经就其目标达成过共识。¶

她们没有随原始研究一并公布运动和冲突的清单，而我经过大量搜寻也未能找到它。她们解释说，重大非暴力运动的清单是由“非暴力冲突专家”提供给她们的，换句话说，这些人几乎全都是非暴力的倡导者。鉴于这类“专家”普遍存在的操纵行为——他们经常把异质性的斗争描述为“非暴力的”，比如南非和印度的独立运动、民权运动或阿拉伯之春的暴动——我们只能假定，清单上许多成功的非暴力运动都包含武装的和战斗性的成分。她们研究中所纳入的暴力冲突则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来源：战斗人员死亡超过1,000人的武装冲突清单。换句话说，就是战争。她们是在拿苹果和橘子作比较，把社会运动与战争摆在一起对照，仿佛这些不同种类的冲突产生于相同的环境，并且仅仅是其参与者选择的产物。¶

她们确实在一个脚注中承认了一个方法论上的弱点：由于聚焦于“重大”非暴力运动，她们筛除了许多从未形成大规模的无效非暴力运动。但她们表面上为纠正这一偏差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将“数据在研究非暴力运动的权威人士中传阅，以确保我们把失败的运动考虑在内”是没有用的，因为重大运动与小型运动之间并没有客观的区分，而最大的失败永远不会成为重大运动。进行“跨非暴力与暴力案例以及仅在非暴力案例内部的多重检验，以确保所有结果的稳健性”也毫无价值，如果研究样本从一开始就被做了手脚的话。^[3]¶

她们的整个方法肤浅到了毫无用处的地步。她们是在用统计数据遮蔽复杂的现实。但即便在这番有缺陷的努力中，她们也不得不操纵统计数据，以证实她们预设的结论。她们论文的大部分内容集中于对其假设的详细解释，以及为何其假设必定正确的伪逻辑论证。例如，她们引用关于个人决策的心理学研究，其中隐含的假设是：机构与异质人群之间复杂的社会冲突会遵循同样的模式。^[4]对于“公众更可能支持非暴力运动”（第13页）这样的关键论点，她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也没有追问“公众”这一形象。她们还便利地使用不合逻辑的推论，如下面这段文字：¶

其次，当暴力叛乱者威胁到政权成员和安全部队的生命时，他们就大大降低了忠诚转移的可能性。艾布拉姆斯（Abrahms）发现，与把目标限于军队或警察的团体相比，以平民为目标的恐怖主义团体会失去公众支持。[脚注已删除] 向暴力运动投降或倒戈[……][第13页]

这段文字中随后的所有论点——都是缺乏任何文献或数据支持的修辞性论点——都指向该段的主题句。它们全都意在让读者相信，所谓暴力的运动在促使国家力量倒戈或“忠诚转移”方面效果较差。唯一提及任何证据的句子是第二句，即上面所引的那句。但请注意，所引用的研究实际上与主题句毫无关系，与倒戈问题或暴力/非暴力这一变量也毫不相干（艾布拉姆斯的研究只涉及暴力团体，区分的是以平民为目标的团体和不以平民为目标的团体）。¶

在研究的其他地方，作者们含糊地承认，统计数据并未显示面对非暴力运动时会出现更多的倒戈，但她们对整篇文章进行了结构安排，以掩盖这一不便之处，推进她们预设的论点。¶

这种行动上的成功偶尔会在暴力运动中出现，但非暴力运动更有可能产生忠诚转移。尽管在定量研究中这些发现受到数据限制的制约，但我们的案例研究揭示，三场暴力运动未能在对手精英中产生有意义的忠诚转移，而在菲律宾和东帝汶，这种转移确实作为非暴力行动的结果而发生了。[第42页]

说得更直白些，这些“数据限制”就是缺乏支持她们论点的数据，或者如她们在第20页所承认的，是“不显著的效应”。她们请来救场的三个案例研究，是为证明她们想要说明的观点而精挑细选的三个例子。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越南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的游击抵抗，以及俄国内战期间乌克兰的无政府主义抵抗。这五个例子都是武装运动在被派去镇压它们的军队中引发了大规模倒戈，而且所有这些都比菲律宾和东帝汶所引发的“忠诚转移”更具决定性、规模更大。¶

在总结其研究的一段文字中，切诺韦斯承认，“暴力派别”对一场运动成功率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接着却在下一段中说，“最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是，武装派别会降低运动成功的机会”。后来，她犯下了统计学中最基本的错误——混淆相关性与因果性——说“武装派别会减少民众参与［强调为她本人所加］”，尽管她自己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论断。^[5]¶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项研究的提及在许多非暴力网站上流传开来。就我所见，那些用这些统计数据来证明其方法优越性的非暴力鼓吹者，从未直接链接到这项研究本身。他们很可能连读都没读过。¶

为了评估冷战结束以来这二十多年间各场重大暴动的成败，我们需要一套公平而合理的标准。我们可以把“谁赢了？”这个肤浅的问题放在一边，因为除了那些继续统治我们的人之外，谁也没有赢。¶

我们也应当避免以一场运动是否招致镇压加剧作为标准。我记得无数次争论中，非暴力的支持者试图以某场斗争遭到严厉镇压为由，把它描绘成失败。过去那些半有效的非暴力运动，每当它们能够激发广泛的不服从时，都会招致政府镇压的加剧。现代和平主义者的信念——认为和平斗争可以避免来自警察和军队的残酷后果，这一信念金和甘地并不认同——已被有效地用作一种卖点，使非暴力运动的队伍中充斥着机会主义者、周末参与者、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朋友、懦夫、钻营者，以及以为改变世界可以轻松省事的天真公民。¶

在任何反对权威的斗争中，镇压都是不可避免的。能够挺过这种镇压很重要，但在最坏的情况下，一场被镇压彻底粉碎的斗争，仍然比一场因害怕镇压而任由自己被收编的斗争更有效——因为它能够在今天激励我们——而后者正是许多非暴力运动的遭遇。因此，由于镇压的长期效果尚待观察，我们不会把它列为一项标准，但我们会注明某场反叛是否被镇压或收编成功击败，以便读者能够注意到其中的模式：究竟是战斗性的运动真的如其批评者所说无法应对镇压，还是如我们所说，非暴力运动经常被收编。¶

一项极其重要的标准是，一场运动是否成功夺取了能够付诸实践新关系的空间。新关系指的是：人们是否共同分享并直接获取其生存资料，还是社会财富被异化了；人们是否能够组织自己的生活、活动和周遭环境，还是决策权被政府结构所垄断；女性、跨性别者和酷儿是否享有自卫和自决的手段，还是完全暴露于父权制的暴力之下；有色人种和原住民是否拥有自卫与自治的手段，还是任由市场和警察这类殖民结构摆布？尽管形式各异，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与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根本上是相同的，而在一个无国家的公社或一片独立的原住民领土上，社会关系则有显著差异。即便自治空间通常会被国家重新征服，我们也会带走自我组织的经验。我们赢得的这类经验越多，我们的斗争就变得越有力量，我们在更高层次上自我组织的能力就越强，知道服从现存体系并非唯一选项的人也就越多。这就引出了第二项标准：一场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传播了对其理念的认识。而这又需要从以下方面来评估：这些理念是作为被动的信息传播开来，还是作为值得为之战斗（或者就非暴力者而言，值得为之采取行动、作出牺牲）的理念而得到传达。¶

由于收编在击败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一项重要标准是一场运动是否得到精英的支持。如果一部分精英支持某场运动，那么这场运动就更有可能看起来取得了胜利，而实际上这一胜利是空洞的，并让精英得以改善他们自身的处境。这一标准还能表明，究竟是和平主义者说政府希望我们使用暴力是对的，还是事实恰恰相反——精英希望我们保持非暴力。¶

最后，一场运动是否取得了任何具体的成果，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恢复了他们的尊严，或者证明了斗争是值得的、政府并非无所不能？根据这一标准，我们必须排除纯粹形式上的成果，比如实现了自由公正选举的民主化运动，因为这是一种多余的胜利，只对那些任由自己相信民主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自由或更好生活的人才有意义。当苏联集团国家从独裁过渡到民主时，公民的行动自由丝毫没有增加，而他们的生活质量却急剧下降。换句话说，民主的实现仅仅是权力如何组织自身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必然影响普通人如何生活的问题。然而，如果成功抵抗独裁意味着人们可以走上街头而不必害怕被逮捕和拷打，那么我们显然可以把这算作一项具体的成果。但愿其中关键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6]总之，四项基本标准是：¶

1. 一场运动是否为新的社会关系夺取了空间；

2. 它是否传播了对新理念的认识（其次，这种认识是被动的，还是激励了他人去战斗）；

3. 它是否得到精英的支持；

4. 它是否在改善人们生活方面取得了任何具体成果。

由于我们所有人仍然受制于一个压迫性的体系，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加强我们争取自由、尊严和福祉的斗争上。上述标准衡量的是我们斗争的健康状况，以及不同的方法是否能让我们获得所需之物，以便我们有任何机会创造一个新世界。¶

奥卡危机（The Oka Crisis）

1990年，莫霍克（Mohawk）战士拿起武器，阻止在他们的土地上推进一项开发项目。据《战士出版物》（Warrior Publications）所述：¶

1990年的奥卡危机涉及莫霍克人的卡内萨塔克/奥卡（Kanehsatake/Oka）和卡纳瓦克（Kahnawake）两块领土，两者均位于魁北克省蒙特利尔附近。对峙始于1990年7月11日警察对卡内萨塔克一处路障发动的武装袭击，在短暂的交火中，一名警察被击毙。此后，2,000名警察被动员起来，后来又由4,500名配备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的士兵接替，并有海军和空军支援……卡内萨塔克和卡纳瓦克两地的武装战士激起了全国各地原住民的广泛支持与声援。抗议、占领、封锁和破坏行动纷纷展开，这显示出原住民之中蕴藏着巨大的反叛潜力。

这种团结与声援的展现，限制了政府在结束对峙时动用致命武力。总的来说，奥卡事件对原住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重新唤起我们战士精神的最重要的单一因素。这场持续77天的对峙也成为原住民主权的一个范例，并表明了有必要以武装力量保卫领土和人民，抵御外部势力的暴力侵犯。^[7]

奥卡危机是一场武装冲突。¶

1. 它成功地夺取了空间。
2. 它传播了原住民主权的理念，并激励了北美的许多其他人奋起反击。
3. 它没有得到精英的支持。
4. 在他们土地上扩建高尔夫球场的计划被挫败，冲突以对莫霍克人而言有尊严的方式结束。

萨帕塔主义者（The Zapatistas）

1994年，萨帕塔主义者——一支以墨西哥恰帕斯（Chiapas）为基地的原住民军队——起来反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以及整个新自由主义。他们是一场武装运动，但他们也开展了大量和平行动。换句话说，他们采用了策略多样性。尽管存在对萨帕塔主义者内部等级制组织、民族主义以及其他问题的批评，但就目前而言，他们似乎已经与其他被证明是威权主义的游击运动显著区别开来。¶

1. 萨帕塔主义者为新关系夺取了空间，解放了若干村庄，并在十多年间举行集会和聚会（encuentros）。
2. 在90年代，萨帕塔主义者在传播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性认识、激励人们采取行动方面，所做的几乎比其他任何团体都多。
3. 萨帕塔主义者在墨西哥没有任何重要的精英支持。他们确实得到学者和极左政党的支持，但在最近的公报中，他们似乎因这种支持的家长作风或威权主义而拒绝了它。
4. 尽管墨西哥政府的封锁和惩罚行动使萨帕塔主义者的生活艰难，但他们能够保护自己免受准军事部队的侵害，自我组织以满足基本需求，而且从许多迹象来看，他们重新夺回了自己的尊严。

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化运动（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Indonesia）

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成千上万的人抗议并发动骚乱，反对苏哈托（Suharto）政权和经济状况。士兵进行了镇压，一千多人遇害。军方与一位抗议领袖谈判，取消了一场大型集会。当民主派政治团体通过成功取消集会证明了自己对运动的控制之后，苏哈托下台了。总之，这场运动并不是和平的，但其领导层倾向于非暴力。¶

1. 这场运动占领了街道，学生抗议者在大学里举行集会。然而，大部分骚乱带有自相残杀的性质，包括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攻击。
2. 尽管这场运动成功赶走了苏哈托，但它并没有与任何传播到印度尼西亚之外的社会批判相联系。
3. 苏哈托在接到美国国务卿的电话后下台，民主派团体在推动民主过渡的过程中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还有人指称，军队中的某些势力把人群的暴力从政府建筑引开，转而引向少数族裔。总之，运动中的民主派成分确实得到了精英的支持。
4. 这场运动确实成功摆脱了一个格外残暴的独裁政权。然而，它未能改变作为许多参与者主要不满所在的深层经济状况。

第二次因提法达（The Second Intifada）

2000年9月，巴勒斯坦人起来反抗以色列的占领和种族隔离制度，直接起因是时任以色列反对党领袖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他是对1982年萨布拉和沙提拉大屠杀负有责任的最高官员）造访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所在地——这里是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1980年被以色列吞并。在战斗的头五天里，以色列安全部队杀死了47名巴勒斯坦人，而巴勒斯坦骚乱者杀死了5名以色列人。这场暴动，即因提法达（intifada），蔓延至全国，持续了大约五年。巴勒斯坦人使用了大规模抗议、总罢工、弹弓、自杀式爆炸和自制火箭，而以色列人则试图用坦克、步兵、武装直升机、狙击手、导弹、饥饿和大规模监禁来镇压暴动。超过3,000名巴勒斯坦人和大约1,000名以色列人丧生。因提法达以僵局告终。¶

由于这场冲突的性质，从解放的角度评估因提法达的结果极其困难。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大部分损失——无论是生活质量方面，还是就他们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夺程度而言——都只能归咎于以色列镇压的凶残。一些非暴力的倡导者会把镇压性的状况归咎于巴勒斯坦斗争的暴力，但这掩盖了一个事实：犹太复国主义的理念一向以抹除恰好已经生活在“应许之地”上的任何民族为前提，而且在巴勒斯坦抵抗相对和平的时刻，以色列政府只会更加咄咄逼人地窃取巴勒斯坦的土地。我认为，唯有凭借战斗性的巴勒斯坦抵抗和国际声援，今天才仍然存在一个可以谈论的巴勒斯坦民族。但由于我们处理的是历史假设，这一论点无法得到证明。¶

不过，因提法达是一场得到巴勒斯坦人压倒性支持的、民众性的、自发的斗争，这一点并非没有意义。生活在其他处境中、并不是在为自己的生存——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而战斗的人，若要论断这场斗争是否值得，就不可能不带有极大的傲慢和家长作风。作为局外人，如果我们尊重他们的事业，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尊重他们对于如何斗争所作的选择。¶

我身处远方，不敢断言这场斗争所开辟的解放空间是否多于反动势力所关闭的空间。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全球精英中的较大部分反对因提法达，尽管它确实得到了伊朗等少数政府的支持；在国内，强大得多的以色列精英一致反对这场暴动，而巴勒斯坦精英中的一翼（法塔赫，Fatah）试图使暴动温和化，另一翼（哈马斯，Hamas）则支持暴动。至于理念的传播，第二次因提法达很可能直接促成了以下几点：让巴勒斯坦人的困境重新引起世界各地人们的关注，使对以色列种族隔离的批判普遍化，以及传播关于新殖民主义、国家地位、城市作战和社会控制的理论与辩论。¶

在如此血腥的斗争中谈论具体成果是极其困难的，但有几件事可以清楚地指出。尽管以色列拥有或许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军事/安全机器——就在国内和局部层面投送武力的能力而言——它却未能决定性地镇压这场暴动。不仅如此，它还被证明无法保障其特权公民的安全、解救人质或保护其自身的经济。据以色列商会（Israeli Chamber of Commerce）称，2002年因提法达造成的损失高达450亿美元，主要是旅游业损失。这占了国内生产总值（GDP）足足三分之一。¶

由于巴勒斯坦抵抗提高了占领的成本，以色列政府无法回避其后果。第二次因提法达中代价高昂的僵局，与以色列此后在2006年入侵黎巴嫩和2009年入侵加沙中的失败分不开，与其2012年不入侵加沙的决定分不开，也与其2013年的预算危机分不开。¶

在2012年那场险些发生的加沙入侵中，许多媒体分析人士宣称这场冲突是哈马斯的胜利——这个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能够逼退以色列军队。一位主流记者克里斯·海斯（Chris Hayes）更进一步，说这场冲突是暴力策略的胜利。在他的分析中，哈马斯使用火箭袭击换来了政策上的胜利。而法塔赫的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劝导非激进的、非冲突性的抵抗形式——以及试图阻止修建种族隔离墙的非暴力抗议者，却一无所获。他们的非暴力失败了。海斯接着建议美国决策者奖励非暴力行动，以便巴勒斯坦抵抗中的暴力潮流不再继续赢得支持。在海斯的分析中，巴勒斯坦人仍然是恐怖分子，是必须证明自己不暴力的一方，而以色列则被开脱了责任。海斯对非暴力的巴勒斯坦抵抗的倡导，显然是以一种把以色列权力置于优先地位、把暴力行动视为对现存等级秩序更大威胁的观点为前提的。由于海斯并不是非暴力的意识形态鼓吹者，他可以坦诚地承认非暴力完全无效。他所主张的，是修改当前的政治体系，以制造非暴力有效的假象；这是一种权力哲学，它奖励非暴力行动，鼓励一种对话实践——在这种对话中，当权者的需求将永远被置于首位，但会有更多精心安排的面包屑被允许掉落到地上，落入社会金字塔底层那些按照当权者规定的方式进行抗议的人手中。^[8]教训是清楚的：非暴力是无效的，这正是当权者希望我们使用它的原因。¶

尽管把如此简单直接的标准应用于如此复杂的局势必然是化约论的，但我们可以粗略地断言：¶

1. 因提法达夺取并保卫了空间。
2. 它在全球传播了对以色列种族隔离、军事化和城市化的批判，从而与全球的占领与抵抗历史联系起来；它激发了声援运动，也是后来突尼斯、埃及以及其他地方反抗的重要灵感来源。
3. 因提法达得到了巴勒斯坦精英以及全球精英中少数部分的支持，尽管这种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促成和平协议。
4. 因提法达在此后数年间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构成了一种限制因素。

卡比利亚的黑色之春（The Black Spring in Kabylie）

卡比利亚（Kabylie）是被阿尔及利亚国家占领的柏柏尔人领土，2001年在这里发生了一场大规模暴动。警察杀害了卡比利亚青年盖尔马赫·马西尼萨（Guermah Massinissa），由此引发了持续数月的激烈骚乱，警察和军队都无法将其平息。事实上，骚乱中的柏柏尔人把政府军赶出了他们的领土，多年之后这片领土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自治。约有100名青年在与政府军的战斗中遇害，5,000人受伤。¶

1. 在暴动所开辟的空间里，人们恢复了“阿鲁什”（Arouch）——一种以集会为基础的直接、公社式自我组织的传统形式——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阿尔及利亚政府对柏柏尔文化的侵蚀。
2. 最初由少数人发起的骚乱迅速蔓延，直到数十万人参与其中，包括阿尔及尔（Algiers）的数万名柏柏尔人。这场暴动让柏柏尔人对卡比利亚自治的诉求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他们的公社集会实践甚至影响了欧洲及其他地方的无政府主义者。
3. 这场暴动没有得到精英的支持，甚至在卡比利亚内部也没有。事实上，暴动永久地改变了卡比利亚解放运动的政治，促成了阿鲁什运动的草根式创建，并彻底削弱了现有的卡比利亚政党。
4. 这场暴动为卡比利亚赢得了很大程度的自治，促使宪兵部队撤出，并使柏柏尔语塔马齐格特语（Tamazight）获得官方承认。

阿根廷的畜栏（The Corralito in Argentina）

2001年12月，为应对日益加剧的债务危机，阿根廷政府冻结了所有银行账户，并让本国货币自由浮动。结果，许多人失去了积蓄，而私营企业却得以减少债务，并买进骤然变得廉价的财产。紧随畜栏（corralito）而来的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暴动，在短短几周内接连逼走了一届又一届政府。许多参与者指出，这场骚乱——数万人走上街头、砸毁银行、洗劫超市、与警察搏斗——终于打破了1976年至1983年军事独裁（它杀害了约30,000名异见者）所遗留下来的恐惧：唯有起来反抗，人们才能战胜恐惧；自那以后，阿根廷政治便不复从前。过去，这个国家一直处于军方的阴影之下，政府由右翼和新自由主义者控制；而自2003年以来，阿根廷一直由一个左翼政府执政，该政府支持起诉独裁时期的人物，并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以及与美国的其他自由贸易协定。在街头，许多事情也改变了。各大城市的街区都成立了集会，以便在经济、文化和政治层面上促进自我组织：改善街区基础设施，组织施粥所、食物和衣物银行、图书馆和剧场，并协调抗议活动。工人们接管了因债务而陷入瘫痪的工厂和其他工作场所，经常把这些被占领的工厂连接成一个生产网络，并在邻居的帮助下保卫它们免遭警察侵扰。¶

这场暴动有着多元的根源，早在畜栏之前许多年就已存在。其中一个根源是贫困郊区居民的斗争，他们占据闲置土地并建立自己的社区，或者封锁高速公路以争取他们的诉求。在反抗被中产阶级家庭接管之前，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反抗的主体；而中产阶级家庭一般只是在他们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之后才参与进来。¶

另一个根源是五月广场母亲协会（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这是一个由孩子被军事独裁政权“失踪”的母亲们组成的团体，她们从1977年开始每周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五月广场，要求知道自己的孩子遭遇了什么。人们普遍认为，正是这些母亲让独裁政权的暴行引起了关注，并为向民主过渡制造了压力。和平主义者抓住这一点作为非暴力力量的例证，但他们遗漏了更大的图景。被独裁政权“失踪”的许多人——也正是母亲们为之抗议的那些失踪者——都是武装左翼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构成了一场更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母亲们的抵抗只有放在他们的斗争与牺牲的语境中才能被理解。此外，母亲们未能终结独裁统治。随后的民主政体延续的正是军方在“肮脏战争”（Dirty War）期间以铁腕推行的那一政治计划。许多完全相同的人继续掌权，军方的主导地位依旧无人质疑。直到2001年人们在街头与警察搏斗、推翻一届又一届政府，军方的豁免权才最终被撤销。母亲们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平心而论，这是一个采用了策略多样性的进程，从封锁到骚乱再到和平守夜，不一而足。¶

1. 通过骚乱、占领街道、占领土地或工厂，并保卫自己的成果免遭警察侵犯，阿根廷人民得以夺取空间，让自我组织的社区、街区集会和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在其中蓬勃发展。这场运动绝非和平主义的，它构成了一次重大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实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曾论证，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生产的自治工厂，会再生产出与传统管理的工厂相同的异化社会关系。尽管如此，阿根廷的工作场所占领构成了一次新社会关系的实验，即便它提供的是一个反面例子——一个证明新的社会关系会导回旧的社会关系的例子；因为像这样的反面例子有助于为未来的斗争照亮道路。而且这一批评并不是要压下这些工作场所占领的许多参与者的坚持——他们坚持认为，自己的经历确实是一种解放性的经历。
2. 毫无疑问，阿根廷的暴动传播了对新理念的认识，并激励了其他人去战斗。街区集会和工作场所自我管理的经验被直接传递到其他国家的类似实验之中。总体而言，这场暴动壮大了反全球化运动，并帮助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了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
3. 在这场民众运动被代表庇隆主义党（Peronist party）左翼的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estor Kirchner）收编，被引导去支持一个民粹主义政府的慈善项目，并接受一种沙文主义的南美资本主义（以拒斥占主导地位的北美资本主义模式）之前，它并没有重要的精英支持，尽管五月广场母亲得到了非政府组织（NGO）和国际法律组织的重要支持。
4. 这场反抗很可能导致了美洲自由贸易区在南美的失败，这无疑是一项具体成果，尽管很难论证从长远来看，基什内尔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对人民或地球而言会更好一些。更直接的是，它打碎了独裁统治的心理残余，并让穷人得以通过洗劫超市来组织他们自己形式的紧急经济救济。

世界对战争说“不”的那一天（The Day the World Said No to War）

许多非暴力的倡导者就是这样称呼2003年2月15日那场规模空前、而且几乎完全和平的全球抗议的，这场抗议针对的是当时即将发动的伊拉克入侵。“我们的运动改变了历史，”进步派记者菲莉丝·本尼斯（Phyllis Bennis）在抗议十周年之际为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撰文写道。她指出，这些抗议因其空前的规模而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Guinness Book of World Records）。但这些抗议没能做到的，是阻止战争。和平的抗议者证明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如今愿意走上街头游行，表达他们的反对”^[9]，但正在准备这场战争的几十个国家政府很快就证明，人们在街头游行根本无关紧要。反战运动的成员是否把这当作教训，从而改变他们的策略？完全没有。抗议领袖和非暴力的倡导者宣布“胜利”，同时继续排斥非和平主义者，并压制关于策略的辩论。绝大多数参与者很快就消失了，面对抗议显而易见的无用，他们失去了继续抗议的动力，尽管十年之后，非暴力活动人士还会把那一天称为“鼓舞人心的”。¶

在美国，人数相对较少的无政府主义者会对征兵中心和用于战争动员的基础设施实施破坏行动，同时也参与公开抗议和反征兵活动，有时还与退伍军人一道进行。策略多样性的倡导者与非暴力的倡导者合作，封锁了奥林匹亚（Olympia）和旧金山的港口，阻止了军事物资的运输。然而，总体而言，后者把前者排斥在更广泛的运动空间之外，拒绝给予他们支持，并在他们成为镇压对象时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几乎唯一一个广泛的运动采用策略多样性的案例，就是旧金山港口封锁，不过，非暴力的组织者后来以一种典型的背叛方式，把这次行动描述为和平方法的胜利。¶

这场运动没能阻止战争。伊拉克人民只能尽其所能地抵抗入侵和占领，而他们选择的方法绝大多数都涉及使用武器。这些团体中有一些在意识形态上是原教旨主义和威权主义的，许多是左翼的，还有少数是反威权的。尽管如此，表面上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者和非暴力的倡导者却从未谈论伊拉克人的抵抗。对他们来说，伊拉克人只有在成为受害者时才会被提及。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公众舆论并没有转而反对战争和占领——这最终成为一个重大的选举议题，帮助奥巴马凭借撤军纲领赢得大选——直到伊拉克人有效的武装抵抗使美军伤亡开始不断累积。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越南战争中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

伊拉克人的武装抵抗与全球反战抗议之间隔着一道宽阔的鸿沟。就抗议运动而言，我们必须承认，它绝大部分是非暴力的。¶

1. 总体而言，这纯粹是一场抗议运动，并没有提出或实践新社会关系的发展。
2. 这场运动所传达的只是一个简单的词——“不”，而在一个殖民、支配和大规模屠杀可以通过军事入侵之外的许多手段来实施的世界里，这几乎算不上一个思想，何况这些手段当时已经被用来对付伊拉克。再考虑到这场运动几乎一夜之间就消失了，这个和平的“不”不能被认为是鼓舞人心的，甚至对运动的大部分参与者来说也是如此。
3. 这场抗议运动得到了文化精英（演员和其他名人）、进步派富人、一部分主流媒体，以及众多政党和其他精英机构的支持。
4. 这场运动一事无成。它没有阻止或限制战争，没有结束占领；如果说它对参与者的生活产生了什么真正的影响，那也是毫无痕迹的，因为他们那么快就抛弃了它。

颜色革命（The Color Revolutions）

2000年，塞尔维亚的公民青年组织“抵抗”（Otpor）领导了一场运动，促成了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adan Milosevic）的下台。这被称为“推土机革命”（Bulldozer Revolution）。这场运动是非暴力的，其组织模式与后来在格鲁吉亚2003年“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和乌克兰2004年“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中实现政权更迭的模式相同。由于这三场运动极为相似，我将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它们都是非暴力的，都成功赶走了执政党，而按照有效革命运动的标准来评价，它们的表现都相当糟糕。第四章专门对这些运动作更深入的研究。¶

1. 这些运动没有把新的社会关系付诸实践。尽管它们常常占领首都的中心区域，却没有发起自我组织的实践，因为它们团结的核心就是抗议选举舞弊、把反对党送上台。
2. 这些运动没有传播新的思想。它们以政治上的最低公分母为基础来动员民众。例如在乌克兰，它们的口号是“是的！”，标志是橙色。它们的社会批判始终停留在肤浅的层面。
3. 这些运动不仅得到了精英的支持，而且正是依靠精英的支持才得以壮大。在每一个案例中，它们都有媒体支持，有来自美国政府和/或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之类富有金主的资金，并且与本国主要的反对党有直接关系。如果没有得到的这一切精英支持，这些运动是否会引起任何注意都是值得怀疑的。
4. 这些运动在取得成功的国家并没有改善生活质量。它们通常甚至没有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在每一个案例中，在所谓的革命之后一年、两年或三年，基本的经济状况都没有改变，政治腐败和精英主义依然如故。

科威特的“蓝色革命”和黎巴嫩的“雪松革命”（Kuwait’s “Blue Revolution” and Lebanon’s “Cedar Revolution”）

2005年，受颜色革命方法启发的非暴力运动纷纷兴起，在科威特是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在黎巴嫩则是为了结束叙利亚的军事占领。¶

1. 科威特的运动通过赋予妇女完全的公民身份，确实改变了社会关系，尽管选民所再生产的关系依然以异化和被动为特征，而不是自我组织或集体福祉。黎巴嫩的运动与其他颜色革命类似，没有改变社会关系。
2. 这两场运动都没有传播新的思想或社会批判。妇女应该能够投票的观念早已是定论，并且很快就被政府接受了。妇女应该平等、或者应该摆脱男性控制而获得自主的观念，至今在科威特仍未扎根。
3. 这两场运动都得到了精英的支持。科威特因为不允许妇女拥有选举权，在国际上多少有些难堪；而黎巴嫩政府中的许多人都赞成脱离叙利亚而独立。
4. 投票通常并不能改善人们的生活，尽管被视为平等的公民可以改善人们的心理状态。就黎巴嫩而言，结束军事占领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尽管叙利亚仍然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在这两个案例中，这些改善都不是迈向社会革命性变革的步骤，因为它们完全没有触动国家和资本主义，对父权制也只是略有改变。

2005年郊区暴动（The 2005 Banlieue Uprisings）

2005年10月，法国各地城市的郊区（banlieue），即城市贫民区的青年，在一起警察杀人事件的引发下，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骚乱。他们焚烧汽车、政府建筑和学校，并袭击警察。媒体、政府和左翼把这些骚乱当作一种完全非理性的现象，并通过一系列警察和政治行动对其进行镇压。骚乱者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声称领导他们。¶

1. 骚乱者占据了街道；然而，这场动乱几乎完全围绕着袭击和纵火展开，而不是集会或其他活动。尽管如此，移民社区中边缘化青年的自我组织——其目的是反击一个只给他们带来种族主义和朝不保夕的体制——不应被忽视。而且，赢得自卫的能力本身就构成了社会关系的一种改变。
2. 这一点同样没有定论。骚乱者清楚地表明，在一个处于经济繁荣顶峰的富裕国家的心脏地带，种族主义、贫困和警察暴力是巨大的问题。他们的袭击构成了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尖锐谴责。但他们总体上并没有尝试与外界沟通，而是任由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读。他们的影响或许在嘻哈音乐这一媒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3. 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精英支持。
4. 尽管郊区居民因为烧毁自己的街区而受到富裕阶层冷嘲热讽的批评，但他们确实让警察在欺凌他们之前要三思而行。

玻利维亚的水战争与天然气战争（Bolivia’s Water War and Gas War）

2003年，玻利维亚城市科恰班巴（Cochabamba）的数十万居民起来反抗警察和军队，接管了这座城市，阻止了供水的私有化。多年来，组织成水务委员会的较贫困街区早已在运用直接行动建设自己的供水基础设施，不受政府或私人公司的干预，为自己提供饮用水。2005年，整个国家都起来了，他们封锁高速公路，与军队作战，阻止天然气储备的私有化。数十人在战斗中丧生，但他们守住了阵地，击败了政府军。与此同时，在全国众多的原住民村庄里，居民会以私刑处死镇长——他往往是政府在村里唯一的代表——作为维护原住民自治、反对新殖民主义干预的直接行动。¶

这些行动的累积效果是：击败了数十年独裁和军政府统治的遗产，面对持续的殖民主义维护了原住民自治，并在专家们坚称别无选择的时候扭转了新自由主义的推进。¶

1. 这些暴力的运动成功地夺取并捍卫了用于自我组织、更具公社性质的生活形式以及原住民文化的空间。
2. 早期地方性的斗争激励了后来全国性的斗争，而所有这些斗争又反过来激励了世界各地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运动。
3. 直到2005年，这场运动都没有获得实质性的精英支持。在那之后，一个由工会和其他运动机构组建的政党突然被“认真对待”，获得了精英支持，并被选上台执政。这个政党在军队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收编了社会运动，并让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项目重回正轨。
4. 这些各式各样的暴动取得了多方面的具体成果：在人们的生活质量上，在他们敢于对抗政府的心理能力上，以及在他们对殖民主义的文化抵抗上。

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Kyrgyzstan’s Tulip Revolution）

郁金香革命本来打算成为又一场非暴力的颜色革命，但反对派既不够团结，也不够有纪律，无法强制推行严格的非暴力，也无法把群众赶进单一的战略之中。事实上，他们甚至没有就口号和颜色达成一致，同一场暴动有时被称为柠檬革命、丝绸革命、粉红革命或水仙革命。“郁金香革命”这个名称实际上来自被赶下台的那位吉尔吉斯总统。¶

2005年3月，当警察试图镇压一场针对有争议选举的抗议时，人群没有以非暴力的方式回应，而是投掷石块和燃烧瓶，殴打警察，并占领了政府建筑。当首都的大规模抗议冲破警察和士兵的阻拦、占领了众多政府建筑、并迫使总统阿卡耶夫（Akayev）乘直升机逃离国家时，政权更迭便宣告完成。¶

然而，由于他们的要求纯粹是选举性质的，一旦一位反对派政客被扶上台，他们就宣布了胜利。他们没有尝试把新的社会关系付诸实践或传播社会批判，而在几年之内，他们全都对新政府彻底幻灭了，因为在新政府之下，所有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什么都没有改变。¶

1. 他们没有把新的社会关系付诸实践。
2. 除了对腐败的抱怨之外，他们没有传播社会批判。
3. 他们得到了部分精英的支持。
4. 他们成功地赶走了一个政府，却没能改变根本的体制。

瓦哈卡叛乱（The Oaxaca Rebellion）

2006年，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的原住民、教师和工人起来反抗政府。他们设置路障，赶走警察，举行集会和原住民文化节，并解放了村庄。瓦哈卡的大部分地区自治了六个月。在叛乱的最后阶段，成功接管了中央大会的运动政客们说服人们不要反击军队的入侵，尽管从整体上说，这场运动并不是非暴力的，而且几个月来一直在用石块、烟花、弹弓和燃烧瓶作战。¶

1. 在夺取空间、把新的社会关系付诸实践方面，这场叛乱是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成功之一，它质疑了政府权威、资本主义与私有化、性别歧视，以及殖民的种族主义。他们实践了横向的自我组织形式，并采用公社或集体的方式来养活和照顾自己。这些形式中有许多源自原住民。
2. 这场叛乱传播了思想，并为墨西哥其他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运动提供了自我组织的范例。运动的文本或对运动参与者的访谈被翻译成其他几种语言并广为传播。
3. 这场运动没有精英支持。它遭到媒体的诽谤，并受到警察、准军事组织和军队的攻击。
4. 在叛乱持续期间，它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可以说，在叛乱中赢得的一些经验至今仍是瓦哈卡持续进行的社会斗争的基础。

2006年反CPE抗议（The 2006 CPE Protests）

2006年2月、3月和4月，法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起来反对新的CPE法——这是一项紧缩措施，将废除数十年来来之不易的劳动保护，让老板几乎不受限制地解雇年轻工人，大大加剧工人的不稳定处境。他们占领大学和政府建筑，封锁街道和高速公路，和平抗议，发动骚乱，焚烧汽车，举行罢工，并与警察搏斗。在被占领的大学里，学生们举行集会，辩论的话题远远超出了CPE法的具体问题，谈到了雇佣劳动、资本主义和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组织。最终，他们击败了这项法律。¶

1. 罢工者、抗议者和骚乱者夺取了空间，在其中可以实践自我组织，讨论新的生活愿景。
2. 在法国各地，这场运动帮助复兴了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传播了社会和经济批判。
3. 它没有精英支持，而且总体上被媒体幼稚化或消音。
4. 它击败了一项本会使工人生活条件大大恶化的法律。

2007年番红花革命（2007 Saffron Revolution）

2007年8月，缅甸的独裁政府取消燃油补贴，导致价格上涨66%，学生、政治活动人士、妇女和佛教僧侣走上街头，进行非暴力的抗议和公民不服从。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挑战军政权，因为他们顾及1988年的政变——当时一场基本和平的民主运动被彻底粉碎，3000人被杀，另有数千人遭受酷刑。几个月之内，军政府就控制住了抗议，逮捕了数千人，杀害的人数从13人到数百人不等，视消息来源而定。¶

1. 这场抗议运动无法守住街道，也无法为组织新的社会关系开辟空间；就其抵御警察的能力而言，它是彻底的失败。
2. 这场抗议运动成功地表达了对经济状况的反对，但在国内，它回避表达反对政府的思想或关于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愿景。这些内容是由国际评论者和支持者加进去的，尽管它们也许代表了至少一部分运动参与者的真实愿望。
3. 据传缅甸军方在如何回应这场抗议运动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可以确定的是，这场运动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精英支持，其后盾甚至包括联合国这样的机构。无论与这场运动相关的信息或思想是什么，它们几乎完全是通过国际企业媒体传播的（这造成了一种成问题的态势，迫使批判性的观察者追问：为什么抗议者提出的是关于生活成本的经济要求，而媒体却把它完全描述为一场民主运动）。
4. 就其主要要求——恢复政府燃油补贴或降低生活成本——而言，这场运动是失败的。如果有朝一日军政府被民主政体所取代，这场运动无疑将获得一部分功劳，而像克伦族（Karen）少数民族那样的武装反叛运动则会被排除在历史书之外。但如果这样的变化真的到来，绝大部分压力将来自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世界各地的军政府都表现出自行向民主过渡的倾向，因为民主政府往往更加稳定，而且让精英能够比在独裁统治下更多地中饱私囊。如果缅甸有一天取得了这样的胜利，他们仍将面对贫困、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一切变幻无常。

2008年希腊起义（The 2008 insurrection in Greece）

2008年12月6日，雅典警察在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主的埃克萨希亚（Exarchia）街区开枪打死了一名少年。当天晚上，几个主要城市就爆发了骚乱，并迅速演变为一场席卷全国长达一个月的起义。数以百万计的人参与其中，有年轻人也有老人，有移民也有公民。在此前几年里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会采取的对银行和警察局的纵火袭击，瞬间普遍化，变得司空见惯。据一些说法，全国几乎没有哪个警察局逃过了袭击。这场起义把希腊各地的人们团结在一起，激励了全世界的人们，从而让和平主义者“暴力会疏远民众”的说法成了一个笑话。这场暴动的势头激发了该国的社会斗争，并把它们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10]¶

1. 起义所创造的势头直接导致众多废弃建筑、政府建筑和空地被占领，用于创建社会中心、街区大会、社区花园，以及艺术家、批判性记者、医务工作者等群体的大会。需要指出的是，雅典第一个街区大会诞生于此前的一场斗争之中，而在那场斗争中，直接行动、与警察的对抗以及破坏行动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2. 希腊的起义在世界各国掀起了一轮强有力的无政府主义活动新周期，它传播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深刻影响了起义理论，重新引发了关于地下状态和分散的武装团体的辩论，还传播了一些概念，这些概念作为革命斗争的具体组成部分将在其他地方被复制，比如公共的或临时的占领、基层工会，以及攻击。这场起义甚至激励了像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这样的非暴力倡导者，而他后来一旦看到离自己家更近的地方窗户开始被砸碎，就立刻跑回了法律与秩序的一边（见第八章）。
3. 这场起义没有得到任何精英支持。最左翼的政党试图收编它、安抚它，结果碰了钉子。警察试图镇压它，结果被放火焚烧、被痛击、被打得落荒而逃。军队试图威胁它，而军队自己的士兵却传阅了一封信，说他们会把武器交给起义者。学者们试图把它解释过去，结果无人理会。媒体诽谤它，起义者就用自己的话语涂满了墙壁。然而，媒体是所有控制机构中最有效的。一个月后，它们成功地把很大一部分参与者重新变回了无助的旁观者，随后又展开了一场公开鼓吹右翼、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大规模宣传运动，这些年来逐渐削弱了社会斗争。
4. 这场起义让警察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杀了人不可能逍遥法外（至少，在没有更好地掩盖的情况下不可能）；也让所有人清楚地认识到，警察是可以被击败的，尽管和平主义者坚持说我们没有希望战胜国家的武装力量。这场起义还见证了街区大会、社会中心、社区花园的蓬勃发展，见证了烧毁债务和税务记录的纵火行动，以及有组织的抢夺——它让没多少钱的人可以免费获取昂贵的食品。简而言之，在起义期间和之后的几个月里，人们（不包括警察、政客和富人）看上去比平时快乐多了。

净选盟集会（Bersih Rallies）

净选盟（Bersih）集会是马来西亚在2007年、2009年和2012年发生的一系列民主抗议。这场运动的要求纯粹是形式主义的，全都与选举改革有关，其动机是希望看到国民阵线（Barisian Nasional）政党联盟长达数十年的统治走向终结。前两次集会规模达数万人，完全是和平的；而所谓的净选盟3.0集会之前，参与其中的一个穆斯林组织发布了一道法特瓦（fatwa），即号召反抗的宗教裁决。这次集会的规模要大得多，吸引了数十万参与者，其中包括一些骚乱、针对警察的自卫，以及约20名警察受伤（这又提供了一个例证，否定了暴力运动会吓跑支持者的说法）。截至2013年，由于媒体对这场运动的持续支持，马来西亚政府已经放缓了对运动的打压，允许集会举行而不实施逮捕。^[11]¶

1. 作为一场形式主义的民主运动，净选盟集会并未在马来西亚的社会关系中带来任何改变。
2. 净选盟集会与任何社会批判或直接改变社会的尝试都没有关联，只追求换一批代表。它们没有传播新的思想。
3. 这些集会得到了媒体机构、非政府组织、政党、宗教组织以及一部分有产阶级的支持和组织。其中，媒体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一贯试图把它规训为一场纯粹非暴力的运动，而一些宗教组织在这方面态度暧昧。
4. 作为一场纯粹的民主运动，它有意用代表权问题取代生活质量问题，并且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

瓜德罗普总罢工（Guadeloupe General Strike）

2009年1月，在加勒比海的瓜德罗普（Guadeloupe）和马提尼克（Martinique）这两个法国殖民地岛屿上爆发了一场总罢工。引发罢工的是恶劣的生活条件、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低工资，不过种族紧张和反殖民情绪也是重要因素，因为这些被留作富裕白人游客度假胜地的法国殖民地，其居民主要是非洲奴隶的黑人后裔。由于被迫在经济上依赖旅游业，岛上居民不得不应对高物价、低工资、短期而不稳定的就业，还要在自己的家园里被异域化，供外国度假者消遣。¶

由于失业率已经超过50%，罢工者明智地选择用更具力量的策略来配合他们试图实现的经济停摆。在四周的谈判失败之后，岛民们开始骚乱，焚烧汽车和商铺，投掷石块，并最终向警察开枪。¶

仅仅三天之后，法国当局就带着好得多的方案回到了谈判桌前：把最低工资每月大幅提高200欧元，并答应罢工者全部20项首要要求。萨科齐（Sarkozy）总统——一个彻头彻尾的强硬派和法律与秩序型政客——对骚乱者采取了道歉的语气，并承诺审查法国对其所有海外属地的政策。¶

1. 尽管自我组织和集体化并不是这场暴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在抗议过程中，岛上居民质疑并直接挑战了白人精英的支配地位，迫使殖民国家在谈判桌上低头。
2. 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的罢工激发了世界各地其他法国殖民地的声援罢工，从（印度洋上的）留尼汪（Réunion）到法属圭亚那（French Guiana）。
3. 罢工和骚乱同时遭到岛上精英和法国本土精英的反对。
4. 如前所述，这些行动实现了罢工者的要求，并改变了岛上种族和阶级的力量对比。仅仅几天之内，骚乱就拿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英国学生运动（UK Student Movement）

2010年秋，英国数以万计的学生开始抗议一项新法律，该法律将大幅削减高等教育经费，并把大学学费上限提高到现行数额的两倍以上。运动的主要抗议活动于11月举行，由全国学生联合会（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和大学与学院联合会（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联合组织，它们呼吁非暴力。起初，大多数学生是和平的，进行静坐或简单的抗议。另一些学生则毁坏财产、与警察搏斗，并占领政府建筑。在11月10日的游行中，远非什么“一小撮人”，而是数千名抗议者冲破了警察的阻拦，包围并占领了保守党竞选总部，砸碎窗户、放火、喷漆、向警察投掷物品，并高呼“希腊！法国！现在轮到这里！”¶

在试图控制抗议的过程中，伦敦警察对和平的抗议者与违法的抗议者一视同仁地施以暴行。NUS和UCU的领导人，连同主流媒体、政客和警方发言人，全都站出来支持非暴力，谴责毁坏财产的行为，并试图把一切都归咎于一个外来的少数群体。然而，尽管警方作了额外的准备，这个由政府、媒体和自封的抗议领袖组成的三驾马车，还是没能在后来的抗议中强制推行非暴力，因为骚乱、袭警、蓄意破坏和毁坏财产发生得越来越频繁。12月9日，当政府批准拟议的紧缩措施时，学生抗议者又掀起了一波骚乱，砸碎了女王陛下财政部的窗户，试图冲破警察的包围圈（kettle），还轻度袭击了查尔斯王子和卡米拉公爵夫人的车队。¶

学生会领导人由于与警察合作、谴责骚乱者，声望急剧下跌。有一次，学生们发出嘘声，冲上讲台，打断了NUS主席利亚姆·伯恩（Liam Byrne）的讲话。在媒体所制造的那个虚拟多数——它总是赞成社会金字塔底层的人保持和平——之外，很难说毁坏财产、占领以及与警察搏斗不是学生运动集体意志的一部分。一如既往，最先突破法律许可的抗议形式的是少数人，他们的行动引发了巨大争议，但这个少数群体迅速壮大，并对运动产生了动态的影响。¶

尽管非暴力的鼓吹者一如既往地急于宣称暴力抗议是年轻白人男性的专属领域（常常伴随着“被宠坏的”或“中产阶级的”之类的形容词），《每日邮报》（Daily Mail）却（在2010年11月25日）表示惊讶地发现，许多最具攻击性的、“冲锋在前”的骚乱者是年轻女性。¶

1. 学生运动完全专注于提出反对紧缩措施的要求，而不是教育的自我组织、夺取空间或新社会关系的实践。
2. 总体而言，除了反对紧缩措施之外，学生运动没有传达任何社会批判。然而，在11月10日的骚乱之后，运动内部展开了一场关于可接受策略的辩论，许多人主张采取占领行动。随后，在其他游行和其他城市中都出现了对大学和政府建筑的占领。
3. 学生运动中的非暴力派得到了大体上象征性的精英支持，尽管政府各派都赞成某种形式的紧缩措施。
4. 尽管紧缩措施在英格兰获得通过，威尔士议会（Welsh Assembly）却为回应抗议而宣布，它不会允许提高学费。

突尼斯革命（Tunisian Revolution）

突尼斯革命是所谓阿拉伯之春的第一场革命，由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于2010年12月17日自焚而引发。布瓦吉吉是一名菜贩，曾遭到一名警察的欺凌和抢夺，被剥夺了唯一的收入来源。作为回应，他前往警察局，点火自焚。他的死引发了小规模的抗议，警察试图用催泪瓦斯将其镇压下去。又有几名一贫如洗的抗议者自杀，还有几人死于警察的子弹。日复一日，一小群一小群的抗议者重新回到街头，他们受够了警察的羞辱和暴行、贫困以及言论自由的缺乏。工会和学生开始参与进来。1月3日，当一枚警察的催泪弹落进一座清真寺时，抗议者焚烧轮胎，袭击了执政党的办公室。从那时起，暴动便爆发开来（这再一次——请允许我鞭打一匹早该死掉的马——驳倒了和平主义者“暴力会疏远民众”的陈词滥调，并表明骚乱和反击权威如何激发社会斗争，并赢得那些不把体制视为朋友的人的支持）。抗议、罢工和骚乱蔓延至突尼斯全国。十一天后，自1987年起执政的本·阿里（Ben Ali）总统不得不逃离国家。抗议者继续违抗军方的宵禁、坚守街头，直到执政党彻底垮台。338人死亡，大多数是被警察杀害的。¶

1. 自我组织的空间在突尼斯似乎并没有像后来在埃及那样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重新夺回了抗议和传播批判思想的能力。劳工斗争在力量和数量上也都有所增长，因为人们如今经常通过封锁和抗议来向雇主强力推进自己的要求。不乏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杂志哀叹这场革命对突尼斯“竞争力”和“劳动力灵活性”的影响——这不过是工人面对老板时的脆弱处境的简称。
2. 尽管西方媒体竭力把北非的暴动描绘成非暴力的、纯粹民主性质的，但在阿拉伯语国家，这场革命引发了对资本主义和政府的批判的指数式扩展，而且不言而喻，这场革命激励了其他人也采取行动。
3. 起初，突尼斯革命没有得到精英支持。它的主要参与者是穷人和边缘群体。渐渐地，工会开始参与进来，然后是专业技术人员。由于政府控制的媒体反对并试图压制它，反叛者只能依靠他们自己能够组织起来的媒体形式。在国际上，精英的支持是在革命已成不可否认的事实之后才开始的，但这是一种操纵性的、脱节的支持形式，它帮助孤立本·阿里，以期遏制反对他的运动进一步蔓延。国际支持的设计目的，是施压让突尼斯人采取和平的、纯粹政治性的斗争形式。到了最后关头，当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时，那些一直在杀害反叛者的警察又试图加入他们，这是典型的鼠辈作风。
4. 突尼斯革命为人们争取更好生活的斗争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可能性：抗议、自由表达、封锁、罢工，以及直面警察的能力。由于迄今为止他们的主要成就是民主政府，构成这场革命主要动因之一的经济不稳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民主政府同样无力解决警察暴力和羞辱的问题，但只要警察还记得那场暴动、仍然畏惧人民，他们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肆意侮辱人。

2011年埃及革命（The Egyptian Revolution of 2011）

在突尼斯革命的点燃之下，埃及革命于2011年1月25日爆发，而且与突尼斯一样，它在2月11日穆巴拉克（Mubarak）总统被赶下台之后仍在继续。同样与突尼斯革命相似的是，埃及的运动触及了许多被国际媒体审查掉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因为国际媒体希望淡化这场暴动在很大程度上反资本主义的性质。还有一点相似之处：非暴力的倡导者（从吉恩·夏普（Gene Sharp）到美国政府，无一例外）公然歪曲斗争的现实，把它描绘成一场非暴力运动。¶

埃及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参与了罢工、封锁、和平抗议、骚乱、袭击警察、针对政府准军事力量的自卫、散发传单、经营博客，以及组织对中心广场的占领。他们主要受到突尼斯和巴勒斯坦（暴力的）斗争的影响，尽管白人非暴力大师吉恩·夏普恬不知耻地试图把功劳揽到自己身上。埃及的抗议者烧毁了九十多座警察局，一次又一次把警察打得落荒而逃，用棍棒和石块抵御政府打手，而在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年轻的志愿者四处募捐，为购买汽油筹款——燃烧瓶是这场运动的标配。¶

1. 由于在解放广场占领的集会与日常维持中获得了直接经验，革命中越来越多的部分不再谈论选举，而开始谈论自我组织。其中许多人把这场革命视为一场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父权制的运动的开端，他们一直留在街头，反对新伊斯兰政府的威权主义。作为参与革命的直接结果，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开始发生变化。

2. 埃及的暴动甚至比突尼斯革命更广泛地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明确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传播到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激发了进一步的暴动。解放广场占领也直接影响了西班牙的广场占领运动。

3. 与突尼斯一样，这场运动起初并没有精英的支持，但后来国际媒体和各国政府，以及国内的政党，纷纷跳上这辆花车，试图把运动引向改良主义和非暴力的方向。

4. 人们赋予了自己力量，瓦解了政府恐吓他们的能力，为斗争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并开始改变女性、工人和穆斯林在埃及社会中的地位。

利比亚内战（The Libyan Civil War）

尽管2011年利比亚的革命始于一场自发的暴动，但由于它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军事干预，因而很难把它作为一场社会斗争来分析。冲突的军事化，以及参与者与欧洲或北美的社会反叛者之间缺乏直接沟通（突尼斯或埃及的情况则不同，在那里的暴动展开之际，我们与参与者保持着直接联系），使得从我的立足点出发，很难了解这场暴动的社会内容。就我所能确定的而言，这场革命原本可能包含的任何社会内容，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军事考量和现实政治（realpolitik）侵蚀殆尽。但愿我是错的，但这场战争似乎具有纯粹的军事性质。这并不是战斗性的革命运动固有的问题——非暴力的颜色革命在社会内容上甚至更加空洞——而是那些主要着眼于夺取政治权力的运动的问题，无论这种运动是和平的还是武装的，是民主的还是军事的。真正希望终结压迫性社会关系的革命运动，绝不能让政治权力或军事胜利的问题占据优先地位。这并不意味着革命运动不能拿起武器，而只是意味着，一场革命运动无论发现自己不得不使用何种工具或武器，都必须始终专注于创造解放性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夺取政治权力。无论如何，利比亚内战的例子再次提醒我们：当国家决定释放其全部军事力量时，运动就无法再维持任何非暴力的假象。它们要么反击，要么消失。¶

由于信息匮乏，也由于利比亚冲突演变成了外部大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若套用衡量其作为解放斗争之有效性的标准，就会显得格外化约。¶

叙利亚内战（The Syrian Civil War）

2011年3月，在警察逮捕了在德拉（Deraa）市一面墙上涂写革命口号的学童之后，叙利亚爆发了暴动。一群人数相对不多的人走上街头进行和平抗议，士兵用实弹开火。第二天，人们再次回到街头，士兵又一次试图镇压抗议。革命由此蔓延开来。事实证明，和平的方法无法在子弹和坦克面前守住街头。政府军甚至杀害了开始向士兵献花的活动人士加伊斯·马塔尔（Ghaith Matar），这表明了该策略的不可持续（正如我在《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How Nonviolence Protects the State）中所说，一朵花丝毫不会妨碍枪支开火）。人们开始武装自己，暴动逐渐演变为内战。据莉娜·辛贾布（Lina Sinjab）为BBC撰文所述：¶

然而在暴力之中，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希望感。在平民当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团结感。人们共享住所、衣物和食物——尤其是与因战斗而流离失所的数十万人分享。自由的感觉触手可及，反对派的声音纷纷发出。尽管遭到镇压，仍有三十多份新的网络刊物在倡导民主。在一些反对派控制的地区，平民和反叛者正在建立地方委员会，以使公共服务运转起来。而随着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内战之后，一些人正在抗议那些犯下暴行的反叛团体，或者像努斯拉阵线（Nusra Front）那样试图将社会伊斯兰化的团体。叙利亚已经起来反抗暴政，再也不会回到从前。^[12]

1. 在解放了国家的大片地区之后，叙利亚反叛者无疑已经夺取了空间：至于他们是否正在把新的社会关系付诸实践，则是另一个问题，不过似乎至少反叛运动中有一部分是讲求团结、反威权的。
2. 与2011年其他阿拉伯反抗一道，叙利亚暴动激励了其他人为自由而战，但在传播新思想和社会批判方面，它似乎没有取得埃及革命那样多的成就。
3. 起初，暴动并没有精英的支持，不过它逐渐获得了国内一些未被纳入执政政府的精英阶层的支持，以及来自西方媒体和北约（NATO）各国政府越来越多的支持。
4. 在一场已夺去七万条生命且仍在增加的血腥内战之中，很难谈论什么成果，尽管上文引用的文章并非没有乐观之感。

15M运动与总罢工（15M Movement and General Strikes）

2010年9月29日，西班牙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参加了反对第一轮紧缩措施的总罢工，他们抗议、实施封锁、破坏交通基础设施，并在少数城市发生骚乱、抢劫以及与警察的搏斗。无政府主义工会联合会在筹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横向的街区集会也是如此。这一天事件的力量开启了一轮激烈的抗议与罢工周期，其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反资本主义的。此后又举行了多次总罢工：2011年1月27日，以及2012年的3月29日、10月31日和11月14日。与此同时，2011年五一劳动节发生了激烈的骚乱，两周之后的5月15日，直接受埃及暴动启发的广场占领蔓延到全国数百座城镇，赢得了数百万人的参与。在广场占领中，人们在公开的集会上组织抗议，也处理日常生存的事务。这场运动还带来了街区集会的扩展、因房贷止赎而失去住房的人对空置建筑的占领、对医院的占领、对高速公路和政府大楼的封锁，以及针对驱逐、裁员和医疗与教育私有化的集体抵抗。¶

15M运动（始于5月15日的广场占领）是马德里的非暴力活动人士的一次尝试，他们试图把日益壮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重新聚焦于严格的政治诉求，主要是选举法的改革。这一尝试建立在一个被操纵过的埃及暴动版本之上，这个版本把埃及暴动描绘成一场围绕纯粹政治性、选举性诉求而建立的非暴力运动。在这场运动内部，围绕非暴力发生了一场重大辩论（尽管那些想当领袖的人通常试图压制这场辩论）。大众媒体、政客和警察始终站在非暴力一边发声。2011年5月广场占领开始后，一场原本至少部分具有战斗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突然变成了一场压倒性地非暴力的民主运动。但这种状况开始稳步改变。工会、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人的批判性参与，以及反对房贷驱逐和医院私有化的斗争，很快就用对资本主义和政府的深远批判，取代了关于选举改革的天真诉求。而在巴塞罗那，警察对加泰罗尼亚广场（Plaça Catalunya）的残暴清场，以及非暴力抵抗在保卫广场上的彻底无能，成为侵蚀非暴力对运动战略话语之扼制的第一步。其他城市的类似经历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

几个月之内，越来越多的人公开支持策略多样性。2011年6月封锁加泰罗尼亚议会期间，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袭击了政客，运动中的和平主义者试图把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定罪，但当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在当年晚些时候被辨认出来并遭逮捕时，数千人走上街头声援他们。到2012年3月29日总罢工之时，人们已经受够了非暴力，数十万人参加了震撼全国各城市的骚乱。在政府的压力下，工会采取措施防止后续总罢工中发生骚乱，例如组织自己的志愿和平纠察（peace police），协助警察维持抗议中的秩序。尽管那一天许多人没有去上班，但警察控制了街道，人们离开时普遍带着一种挫败感和无力感。人们普遍承认，这些被平息的罢工不如早先那些战斗性的罢工重要。2012年3月29日那场骚乱式的总罢工，在街头营造出一种触手可及的自由感：人们微笑着，在火堆间嬉戏，与陌生人一起欢笑；它还激发了一轮全新的行动周期，包括一场充满活力的反资本主义五一抗议，以及10月和11月的又一轮总罢工。但那些被平息的罢工，尽管在停工方面达到了相近的参与程度，却未能激励很多人投身组织工作——此前，规模较小的激进工会宣布将与大工会一起设立和平纠察，并与警察合作防止骚乱；街头的情绪更多是绝望、恐惧或挫败；而且这一经历在其后并未激发新的行动浪潮，带来的反而是数月的停滞、迷茫和社会和平。政府的反应也表明，他们认为这些和平罢工的威胁要小得多。三月罢工之后，他们处于守势，试图推卸责任、为自己的失控辩解，利用媒体诋毁罢工者，并宣布新的镇压措施（其中一些在遭到激烈抵抗后被撤销）。而在相对和平的十一月罢工之后，政府就平静、从容得多。他们既不必应对对其统治的挑战，也不必如此清晰地暴露出他们与社会之间的对抗关系。¶

1. 这场多样化的运动——实际上包括15M运动、总罢工以及各种反紧缩运动——在争取空间方面所做的，大概比独裁结束以来西班牙的任何其他运动都要多。人们瓦解了国家要求使用公共空间须获许可的权力，他们赢得了为抗议而占据街道、为集会而占据广场的能力，他们组织了街区集会、工作场所集会、医院占领、初级医疗中心的“自主管理”（autogestion，即横向的自我引导的管理）、城市菜园、集体住房以及其他反资本主义项目。

2. 他们把反资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传播到整个西班牙社会以及邻近国家，在社会运动内部传播了对民主的批判，并激励其他人采取行动。广场占领运动是美国和希腊类似运动的重要灵感来源。

3. 总体而言，唯一支持这场运动的强大机构是大工会，而它们参与的目的，是把和平的群众带上街头，让他们举着工会的标牌、听工会的演讲，并乖乖接受工会与政府签订的妥协协议。当15M运动还只是一场非暴力的集会时，大众媒体给予了它大量关注，但当它变成一场更为复杂的运动、不再提出诉求并开始冲撞非暴力的束缚时，媒体便转而反对它。

4. 街区集会让许多人结识了自己的邻居，并使他们在直接决策方面得到了锻炼。广场占领的集会让人们在自我组织方面得到了锻炼（即便由于规模过于庞大而未能在决策方面如此），它们还创造了无警察区，让移民和其他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得以安全。与之相关的反对住房驱逐的运动使许多人免于止赎和无家可归，超市“洗劫”行动为工人阶级提供了免费食物，而反对医疗私有化的运动则为若干原本会失去初级医疗服务的街区保住了这一服务。

2011年英国反紧缩抗议（2011 United Kingdom Anti-Austerity Protests）

尽管2011年的反紧缩抗议很难算得上是一场暴动或革命运动，我仍把它们包括在内，以表明我并没有剔除非暴力运动。毕竟，许多非暴力的倡导者相信，一个事件仅仅凭借规模庞大且和平，就会变得重要。这场运动的标志是3月26日的一个重大抗议日，有50万人在伦敦游行，此外还有6月30日的一次抗议暨罢工日，以及11月的又一次一日罢工。这场抗议运动完全是和平的。据民意调查，52%的民众支持这些抗议，尽管有55%的人认为政府的开支削减是必要的。然而我们应当清楚，在民意调查中，“支持”并不意味着某人会参与一场运动，而只意味着他们对运动的理念有足够好感，愿意说出或点击“是”，这取决于调查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这是民主式的支持，其中理念与行动相互异化。这场运动的结果恰恰表明，一个被动的多数能有多大的力量，而那些寻求多数人支持而非坚定少数支持的活动人士又是多么“明智”。¶

1. 这场运动既没有尝试、也没有设法为新的社会关系夺取空间。
2. 这场运动不谈思想，只谈预算削减，它的实践也没有在其他国家激发类似的运动。
3. 这场运动主要由大工会和工党（Labour Party）组织，并得到部分媒体的支持。
4. 这场运动在政府政策上实现了零改变，在紧缩措施上实现了零削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实现了零改变。

2011年英格兰骚乱（2011 England riots）

2011年8月，在警察于一次拦车检查中开枪打死了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马克·达根（Marc Duggan）之后，英格兰各城市的人们发起了骚乱。按照标准程序，警察最初向媒体撒谎，声称达根先向他们开火，而媒体一如既往地不加批判地重复了这一谎言。当亲友们传播了事件真相后，托特纳姆（Tottenham）爆发了骚乱和抢劫，并蔓延到伦敦其他街区，继而蔓延至整个英格兰。参与者来自多个种族，他们的目标包括警察、政府建筑、公共基础设施、商店，以及被认为富有或属于中产阶级的人。这场被许多人形容为全面起义的骚乱中，也包含了相当多穷人对穷人的暴力或单纯的机会主义行为。无论人们是否认为骚乱者缺乏社会分析或政治批判，一些根本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而政府和警察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构成了对警察杀人行为的一种有效惩罚。这场起义还把英国社会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站在法律与秩序一边，试图把骚乱者定罪化或病理化，并支持严厉措施，比如恰恰是最初引发骚乱的那种截停搜身政策；另一个阵营则拒绝政府的安全话语，同情骚乱者，同时或许还试图鼓励一种团结意识和革命视角。¶

1. 就我所知，这场运动并没有为新的社会关系夺取空间。
2. 尽管这场起义使对警察的拒斥、社会排斥的现实以及严打犯罪政策的失败变得显而易见，但它并没有用自己的话语传播社会批判。然而，骚乱这一行为本身就足够雄辩，以至于被全国数以万计的人所效仿。
3. 不出所料，这场起义没有得到丝毫的精英支持。即便是少数敢于表达些许同情的左翼人士，也把这一现象当作某种可怜的疯狗来对待。
4. 我一直无法确定这场骚乱是否带来了警察更温和的做法或其他具体的改变。但至少，它暂时打破了骚乱者在社会上的隐形状态，并让他们难得一次地使警察陷入守势。抢劫者也采取了直接行动来改善自己的经济处境。

占领运动（Occupy）

与广场占领运动类似，但规模更小、怪人更多的美国占领运动（Occupy）蔓延到全国各城市，其中心是公共公园中的集会以及与当局不可避免的对峙。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这家最初的“特许经营店”，一开始就承诺奉行非暴力，但其他少数几座城市的占领运动尊重策略多样性。占领波士顿（Occupy Boston）是支持策略多样性的团体之一，曾以一些轻度的自卫形式抵抗警察的清场企图，它比占领华尔街整整多坚持了一个月。远非非暴力的占领奥克兰（Occupy Oakland）引发了一场总罢工，传播了超越占领华尔街（OWS）民粹主义言辞的资本主义批判，并且比其他任何占领行动都更严重地扰乱了政府和经济的运作。¶

1. 在一个高度异化的社会中，占领运动让人们（在许多情况下是他们生平第一次）获得了集体决策与自我组织的经验。成千上万的人举行集会，学习如何共同生活，彼此供餐，一起组织抗议和其他行动，并试图营造一种集体氛围，在其中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行为受到质疑和克服（他们在这方面究竟推进到何种程度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但在许多城市，这种尝试是存在的）。鉴于美国社会解体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以至于许多占领者此前从未参与过一场真正的辩论，更不用说集会或营地了，占领运动充斥着数不清的丑陋、悲惨或者干脆荒谬的经历。但正因为这种丑陋一直是北美社会中无处不在的一部分，占领运动构成了克服它的一步。总之，在占领运动所夺取的空间里，人们尝试了解放性的社会关系，哪怕只是以一种非常初生的方式。

2. 可悲的是，“99%”这样一个被稀释的民粹主义概念、阶级意识的一个孱弱替代品，竟然也能算作一种激进思想，但美国的社会意识从一开始就如此萎缩，以至于连这个口号都可以算作一项成就。毋庸置疑的是，许多激进思想和社会批判在占领运动的空间中得到了辩论和传播，而这些思想对许多参与者来说是新鲜的。占领华尔街的榜样激励了全国其他城市的人们采取类似行动。

3. 众多学者、媒体机构，甚至一些城市政府，都以正面的姿态呈现占领运动，试图讨好它并影响它的走向。这种精英干预总是朝着维持严格非暴力和提出诉求的方向推动。

4. 在占领运动期间，数百名无家可归者能够睡得安稳一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一个相对不受警察侵扰的栖身之所。人们还分享食物和其他资源。然而，占领运动大概并没有带来任何持久的成果。

2011—2013年智利学生抗议（The 2011–2013 Chile student protests）

从2011年5月开始，数以百万计的中学生和大学生走上智利各城市的街头，抗议教育经费不足和公立大学的匮乏。学生们开展了大规模的抗议、罢课和骚乱。他们筑起路障，与警察搏斗——有时把警察打得落荒而逃——袭击银行，甚至烧毁了一家百货商店。无政府主义者在运动中发挥了有影响力的作用，许多学生也开始采用无政府主义的策略。截至本文写作时，这场运动仍在继续。¶

1. 学生们占领了学校和公共场所，尽管公共空间仍处于初始状态。

2. 最初的学生抗议迅速激励了其他人，并蔓延至全国。学生们开始讨论和传播关于教育——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之角色的批判性分析。截至2013年，这些讨论仍在进行。无论是FEL——自由意志主义学生联合会（Student Libertarian Federation）^[13]——还是学生抗议中的黑群（Black Bloc）实践，都在运动过程中呈指数级扩展。

3. 学生们没有获得显著的精英支持，尽管一些小政党和工会在运动中有一定影响力。

4. 尽管截至本文写作时尚未赢得结构性的改变，学生们也一再拒绝政府的妥协方案，但这场运动迫使政府作出了多次让步，并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谈判桌前，每次都拿出更好的方案。他们拒绝这些妥协的坚定令人振奋。

魁北克学生运动（The Quebec Student Movement）

2012年2月，为回应政府提高学费的提案，魁北克的学生先是在一所大学、随后在其他大学投票决定罢课。罢课很快涉及30万名学生，其中的抗议游行有超过40万人参加，占蒙特利尔人口的四分之一。这场运动以集会的方式组织自身，也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双方都有许多人受伤。“由于无法像2005年那样占领建筑，学生运动转向了一种经济扰乱的战略：封锁企业、打断会议、在街头制造混乱。”^[14]¶

1. 魁北克学生运动让数十万年轻人通过辩论和集会获得了自我组织的直接经验。运动中的许多组织过程是通过集体直接行动、在没有代表的情况下完成的。学生们极大地改变了力量对比，以至于当选的学生领袖尽管得到了大工会的大力支持（其目的是推动他们接受妥协），却无法同意与政府达成一项保留学费上涨的协议。

2. 这场运动把对债务、紧缩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传播到整个魁北克社会和加拿大社会。它还激励了蒙特利尔的英语大学开始采用集会，而在此之前，这只是法语大学的特点。学生们把自己的运动与正在进行的原住民斗争和环境斗争联系起来，谴责并攻击整个精英结构，而不仅仅是那些专门负责大学学费决策的结构。^[15]

3. 学生运动获得了大工会的支持和资助，但遭到执政政客和媒体的一致谴责与诽谤。

4. 2012年9月，学生运动所制造的压力和扰乱，使新政府（旧政府已被选下台，部分要归功于这次罢课）废除了紧缩法案并宣布冻结学费。先是一部分大学、随后其余大学投票结束了罢课。许多学生认为这是运动的一个弱点，因为这场斗争关乎的远不止一次单纯的学费上涨。通过结束罢课，他们也使正在扩展的、对国家暴力、精英主义和整个资本主义等更深层问题的阐述脱离了轨道。然而，到2013年3月，魁北克学生又开始走上街头并发起骚乱，以回应政府再次提高学费的企图。

马普切人的斗争（The Mapuche struggle）

马普切人（Mapuche）是一个原住民民族，其领土被智利和阿根廷两个国家所占领，自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以来他们就一直在反击，而西班牙殖民者始终未能征服他们。马普切人是一个横向的或“环形的”（即互惠的、非等级制的）社会，在南美其他大多数原住民群体早已被征服或灭绝之后很久，他们仍有效地运用武装抵抗捍卫着自己的独立。他们最终是在智利和阿根廷的联合入侵中被占领的，这次入侵得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的支持。¶

马普切人的抵抗一直延续至今，包括针对跨国矿业和伐木公司以及侵占他们土地的大地主的破坏行动。他们还开展抗议、公路封锁、与警察的冲突、绝食、文化活动、宗教仪式、骚乱，以及以强力夺回被侵占的土地。2013年1月，在年轻的马普切weichafe（即战士）马蒂亚斯·卡特里莱奥（Matias Catrileo）被警察杀害而凶手未受惩罚五周年之际，马普切青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Santiago）发起了骚乱。在乡村，不明人士放火焚烧了大地主、马普切领土的侵占者维尔纳·卢钦格（Werner Luchsinger）的宅邸——警察当年从背后枪杀卡特里莱奥时所保护的庄园，正是属于他的堂亲。维尔纳和他的妻子在大火中丧生。截至本文写作时，马普切人顶住了将其斗争定罪化的企图。¶

1. 在自治的马普切社区内部，社区成员复兴他们传统的语言、文化和灵性，实践传统的横向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传统的集体农业形式；由殖民主义强加的产权已不再占据支配地位。在马普切社区中，土地是集体化的，归属于社区。
2. 马普切人的斗争推广了反抗殖民主义的方法，这些方法并不依赖同样经由殖民主义输入的左翼框架。马普切人激励了世界各地的其他原住民斗争，也激励了那些愿意放弃自身左翼立场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反资本主义者。^[16]
3. 尽管马普切人的斗争是异质的，也包含改良主义的成分，但斗争中那部分争取完全独立、不遵守非暴力的力量得不到任何精英支持；恰恰相反，它被媒体和政府打上了恐怖主义的标签。
4. 马普切人的斗争取得了数量可观的具体成果：解放了大片土地，清除了伐木公司种植的破坏环境的外来树种，保护其领土免受有害环境的开发项目的侵害，并在多个自治村庄实现了粮食主权。

综合评估（A Cumulative Evaluation）

上述评估既不完美，也并非无可争议。用严格的科学客观性去衡量社会反叛和革命运动的成败，只会摧毁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只会产生知识的幻象。我的目标并不是建立一个自诩能够客观或更准确地理解这类运动的框架，而是花一点时间，以简单的方式、以清晰的标准、不搞双重标准，来比较非暴力的成就与异质性斗争的成就。上面提到的所有反叛都复杂得远非一本书所能充分呈现，更不用说寥寥几段文字，但通过突出其核心特征和明显成就，我们开始看出若干规律。¶

我的某些描述无疑可能存在争议：我并不自称是上述各场斗争的专家。然而，在基于现成信息作出公正评估之后，有一点变得无可争议：自冷战结束以来，非暴力运动最大的成功在于促成政权更迭，帮助新政府上台，而这些新政府随后又让这些运动失望，甚至背叛了它们。尽管它们无数次宣告胜利，却从未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重新分配权力，也未能把革命性的社会关系付诸实践。另一方面，使用冲突性方法和策略多样性的异质性运动，在夺取空间、把新的社会关系付诸实践方面最为有效。¶

我还会主张，这些运动在激励他人和传播新思想方面也最为有效，但不同的人会受到不同行动的激励。和平主义者可以争辩说，保持和平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对于一个反资本主义者来说，这种论点应当完全无法令人满意，因为它丝毫没有触及社会中的权力或异化问题。不过，如果一个人相信革命意味着一切暴力的终结，并把压迫理解为一种暴力循环，那么单纯保持和平就是打破这一循环、传播一种重要的新社会关系的方式。^[17]但人们同样可以提出相反的论点：反击传播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因为我们与权威的关系本应是服从和被动的。为求公允，我没有把这种循环论证式的思想传播计算在内。一场非暴力运动若只是激励他人同样采取非暴力，或者一场战斗性的运动若只是激励他人同样起来反击，它所做的无非是传播自己的方法而已。因此，只有当自卫实践（无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的传播与其他统治结构直接冲突时，我才将其列为一项成就，例如，当那些被我们的社会训练得毫无防御能力、只会接受自身受害处境的边缘化和受压迫者拒绝扮演这一角色时。不过，在过去二十年里，我没有遇到任何一场运动传播了有效的非暴力自卫实践——这种实践在民权运动中曾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

在上述反叛中，边缘化人群所传播的自卫形式，压倒性地倾向于决然非和平主义的那一类。这或许是因为，完全非暴力的运动往往是公民的运动，而“公民”这一规范性身份会进一步把边缘人群边缘化。¶

撇开和平方法或战斗性方法的推广不谈，毫无疑问，异质性的、冲突性的运动始终与深刻的社会批判以及关于新生活方式之思想的扩散联系在一起，而完全非暴力的运动则系统性地与肤浅的、民粹主义的、最小公分母式的政治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种政治正是过去二十年间最“成功”的非暴力运动——颜色革命——的一个关键特征，下一章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总而言之，回顾冷战结束以来的革命和社会暴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使用策略多样性的运动，在夺取和保卫空间、并利用这种自主性把新的社会关系付诸实践方面，压倒性地更为有效——无论是通过自我组织的实践、集体自卫、原住民生活方式的复兴，还是通过集体化与公社化（终结资本主义财产的异化——这种异化规定一切都可以买卖——并以互助而非逐利的精神把我们的资源共同化）。^[18]
2. 使用策略多样性的运动更有可能扩散开来、激励他人采取行动，并且远比非暴力运动更有可能传播激进思想和社会批判；而大多数非暴力运动则与民粹主义式的抱怨和被稀释的口号联系在一起，这些口号要么缺乏社会内容，要么依赖于大众媒体所传播的同一套社会分析。
3. 非暴力运动获得大量精英支持的可能性要高出成倍乃至数量级。战斗性的运动获得精英支持的主要情形，是它们出现在与统治性国家不睦的政府的对立面之时（比如北约会支持反抗利比亚政府的人们）。
4. 撇开赢得自由选举这一成就——事实证明，战斗性运动和和平运动在这方面都同样有效——使用策略多样性的运动在取得具体成果方面有着更好的记录。

除了这四项标准之外，我们还看到：和平运动在赢得选举改革之类象征性的成果之后，更有可能逐渐消散，而战斗性运动则更有可能继续追求更深刻、更有意义的社会变革；战斗性运动更有可能与对资本主义和国家权威的批判联系在一起，而非暴力运动则无论实际状况如何，都把民主政府奉为绝对的善；参与人数最多的运动往往展现出策略多样性，而严格非暴力的运动则往往规模较小或持续时间较短（它们能为一场抗议聚集起庞大人群，却很少能为更持久的行动做到这一点）；在所考察的时期内，非暴力运动从未能够抵挡军事力量，而在某些情况下，战斗性运动却能够击败警察和军队；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有时确实会对和平抗议者动用致命的警察和军事力量，这与和平主义者的说法恰恰相反——他们声称政府无法有效镇压非暴力运动，因为公众舆论会阻止它们这样做。¶

而除了革命和暴动这些引人注目的例子之外，我们在那些未曾达到同等规模的普通抗议和运动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规律。¶

尽管非暴力的组织者经常声称，使用战斗性或非法策略的抗议者毁了“他们的”抗议——这清楚地暴露了一种所有权问题——但那些人们毁坏企业财产、与警察搏斗、打断社会和平的景观、或者扰乱世界领导人所策划的任何精英峰会的反资本主义抗议，显然比那些人们被捕、实施公民不服从、举着机智的标语牌却并不发起攻击的抗议更为有效。¶

不妨比较一下2000年至2004年间在华盛顿特区或纽约市举行的各次反全球化抗议——那里人群庞大，却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骚乱——与1999年西雅图反世贸组织（WTO）抗议。如今已经没有人记得前者了，而后者却常常被称为（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但资本主义往往会侵蚀记忆）反全球化运动的诞生。几乎没有人否认，西雅图在传播对反全球化运动的认识方面，比北美或欧洲的任何其他峰会抗议都做得更多，也没有人会把这份荣誉授予像华盛顿特区那样严格和平的抗议。^[19]在帝国的心脏，在克林顿式和平与繁荣的巅峰，人们发起了骚乱。¶

一些非暴力的倡导者声称，西雅图的反响是由于有组织劳工的大规模参与，或者是由于活动人士的非暴力锁链封锁（lockdown）。非暴力组织者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和戴维·索尔尼特（David Solnit）曾撰文批评媒体和好莱坞对抗议者的描绘，但明显意图抹去那些参与骚乱者的存在。戴维写到“五万名普通人”和“数以万计”“加入了非暴力直接行动封锁”的人，却拿起一块大橡皮擦，把黑群（Black Bloc）以及许多其他实施各种形式的毁坏财产和针对警察的自卫的人统统抹掉。^[20]在评论斯图尔特·汤森（Stuart Townsend）的电影《西雅图之战》（Battle in Seattle）时，他反对把抗议者描绘成缺乏“大多数美国人共有的日常不满”的职业活动人士（这实在颇具讽刺意味），却对把黑群无政府主义者描绘成令人反感的暴徒或警方卧底毫无异议。在他的“人民的历史”中，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对手显然理应被涂白抹去，而在这一点上，媒体的谎言突然就变得可以接受了。¶

索尔尼特夫妇介入历史修正主义的一个似乎是有意为之的效果，是把黑群描绘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几十个人在几分钟之内砸了几扇窗户而已。而在与其他到过西雅图的人交谈时——其中包括一位曾与dan（即直接行动网络（Direct Action Network），它制定了非暴力准则，尽管它并不负责所有的封锁，更不用说所有的抗议形式）一起组织过行动的人——我们会得到一幅关于当天抗议的截然不同的图景。首先，黑群持续了一整天，上午实施分散式的袭击，下午汇聚到耐克城（Nike Town），再来一轮完全正当的打砸。当工会领导人拒绝向市中心游行，以帮助警察恢复秩序、并把自己的支持者与骚乱者隔离开来时，劳工游行中的一大批人脱离队伍，来到了市中心。尽管劳工领导人和非暴力的支持者都极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他们很愤怒[……]其中一些人也在砸东西——窗户和报箱。然后就是很多没穿黑衣的人也加入进来，这种事常常发生。”在我的记忆中——尽管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随着那一天陷入一种仿佛末日战争般的状态，弥漫在空气中的主要情绪并不是非暴力，而是愤怒和震惊。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是“暴力的”，无论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但有些人确实很愤怒，并在街头用垃圾箱和垃圾保护自己。^[21]¶

游行的工人和用锁链封锁的活动人士无疑是西雅图抗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他们，世贸组织第一天会议的取消就不会发生，这一点千真万确。把西雅图等同于黑群，往好里说也是自恋。但那些抱怨媒体操纵和警察暴行，转身却与媒体和警察站在一边，把运动中与自己策略不合的人定罪化的人，实在难以令人信任。¶

尤其是当以下这一点不言自明时：那些策略理应为这场胜利获得最大的功劳，而活动人士领袖们事后却想要掌管这场胜利。如果工会游行是西雅图抗议中最具决定性、最重要的因素，是激励了全国最多的人并激发出新一轮斗争周期的因素，那么为什么在西雅图抗议之后，工会活动只是继续停滞不前？如果是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那么在国王巨蛋（Kingdome）外取得那场巨大成功之后，这类实践是否出现了繁荣？1999年之后的几年里，全国各地确实出现了“非暴力直接行动”培训的大幅增加，尽管主持这些培训的人员相当有限，以至于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见到的都是同一批面孔。至于被一些人猥琐地简称为nvda的实际实践，其增长似乎充其量也只是微小的。其部分原因或许在于以下几个事实：那些临阵磨枪学会这些策略、而不是通过多年封锁皆伐林地的经验习得它们的人，往往运用得并不好；警察很快就学会了轻而易举地拆除这类封锁；在实践中，几乎没有人真正受到这样一种经历的激励：把自己交由警察处置，随后被人用沾满胡椒喷雾的棉签擦眼睑——对大多数人来说，一次就够了；人们也对nvda感到幻灭，因为主持培训或会议的职业组织者常常把他们当作羔羊或炮灰。我亲眼见过戴维·索尔尼特多么善于操纵一场大型共识会议，让一群热血沸腾的大学生兴奋地去用锁链封锁、去坐牢，以满足一个事先制定好的战略计划。^[22]¶

简而言之，西雅图之后，非暴力行动出现了一次温和的增长，但很快就因自身的缺陷而偃旗息鼓。那么黑群呢？¶

奇怪的是，黑群策略呈爆炸式增长，在全国各地的抗议中变得司空见惯。如果这种策略真的无关紧要，如果西雅图的反响真的与那些蒙面骚乱者毫无关系，那么为什么自1999年以来，正是这种策略，而不是其他任何策略，在全国各地的人们当中引起了共鸣？即便到了现在，13年之后，黑群的使用仍在持续扩展。13年之后，非暴力的倡导者，包括索尔尼特夫妇，仍不得不使用同样陈腐的谎言和操纵手段，试图淡化或定罪化一种仍在把他们的nvda远远甩在身后的实践。¶

对于那些愿意面对现实的人来说，教训是清楚的。为了向人们表明我们是认真的、我们是坚定的、我们是在为生命而战，更好的做法是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是既定秩序的敌人，表明我们否定他们的法律、他们的对话提议和他们虚假的社会和平；更好的做法是发起攻击（并且为此穿上合适的装束），而不是打扮成小丑、扛着巨型木偶、跟警察玩欲擒故纵的游戏、用锁链把自己锁住并指望他们人道地对待我们，或者等着摄像机给我们机智的抗议标语来个特写。¶

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永远严肃阴沉，也不是说我们唯一的活动就是打砸。正如我们需要全部策略一样，我们也将在反叛中表达千百种情感，从街头节庆到送葬游行再到骚乱。但正是我们对现存体制的否定，赋予了其他一切以意义。只有因为我们并不把这看作一场人气竞赛，而是看作一场革命，一场摧毁现存体制、创造全新事物的斗争，我们斗争中所有节庆性的、创造性的方面，才能突破那些从一开始就被收编的忠诚异议与反文化的惯常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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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