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方法的多样性（10. A Diversity of Methods）

拒绝非暴力，并不意味着要跑到另一个极端，围绕暴力这一概念去构建一种革命实践。这样的实践或许会显得有趣而有价值，尤其是当暴力被理解为僭越——即通过在象征层面和物质层面打破社会规范而令人震惊、令人不安的东西——的时候。但对立面往往再生产出同一种逻辑；要作为对立面发挥作用，它们就必须存在于同一个范式之内。¶

策略多样性的优势（The advantages of a diversity of tactics）

策略多样性的概念包含若干观念，而非暴力作为一个更简单化、更不成熟的概念，是无力认识到这些观念的。非暴力给整个社会运动预设了一套限制。这种预设源于一种不成熟的抽象：在其中，斗争是被界定的、有边界的、可控的，是一张棋盘，人可以在上面挪动己方的全部棋子。¶

威权式思维无论在伦理上还是在概念上都是最不成熟的，它要求把复杂的现实简单化。国家之所以建立军队，部分原因就在于压制一个混沌世界的种种复杂性；而许多非暴力的倡导者则利用道德说教以及媒体和警察的压制力量，来压制社会运动中那些不符合其宏大战略的成分。¶

策略多样性的概念构成了思维上的一次质的扩展。它至少在潜在意义上承认：社会冲突不是一张我们能够控制甚至能够看清全部棋子的棋盘，而是一个无边无际、往往不透明的空间，其中有无数行动者，他们的欲望并不总是彼此相容，他们散布在一片本身就处于变动和迁移之中的地形上。¶

由于这一概念是为那些吸引了会使用截然不同、有时互不相容的策略的人们的抗议动员而创造的，它主要发展成了一个实用但有限的框架，用来规划一个多形态的抗议空间，让非暴力的封锁者、和平的游行者和黑群（Black Bloc）的破坏者都能走上街头，造成最大程度的扰乱，而又不相互妨碍。总之，它让人们得以选择自己的参与形式。¶

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策略多样性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通过就不同策略划定区域达成一致，抗议组织者协调出了这样的局面：数以万计的人能够包围世界领导人正试图决定我们未来的峰会会场，并同时运用和平游行、静坐、锁链封锁与三脚架、路障、在附近商业区制造骚乱以引开安保力量，以及与警察直接进行街头对抗等手段，对峰会加以封锁或扰乱。我猜想，这正是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这样的非暴力倡导者在谴责它是不负责任的暴力骚乱者的工具时，对历史记录（格伦伊格尔斯、海利根达姆、圣保罗、温哥华、多伦多，等等……）只字不提的原因：因为一个运转良好的策略多样性框架证伪了非暴力的至上地位之说，让和平的活动人士能够与其他截然不同的抗议形式和谐共处地以和平方式行动，从而削弱了非暴力。在多样化的抗议中获得的和谐或互惠的经验证明，我们并不需要非暴力的保护，因为我们能够在不同方法之间创造出一种有益的平衡。策略多样性的成功迫使非暴力的倡导者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要么参与一场更广泛的斗争，要么对一场规模更小、效果更差的斗争施加控制。其中叫得最响、最活跃的那些人压倒性地选择了后者。在很多场合，按照策略多样性框架组织起来的抗议都顺利进行，人们尊重了不同的抗议区域，但事后，非暴力团体的发言人却在媒体上谴责其他抗议者，把警察暴行归咎于他们，仿佛城市一处的警察仅仅因为城市另一处的某些人几个小时前砸了些窗户，就去殴打和平抗议者，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事。这种行为展示了非暴力的另一个本质特征：倾向于寻求安全而不是接受危险；倾向于为国家镇压辩护而不是反对它；并且倾向于吞下这样一种民主信念，即只要避免暴力就能避免镇压，就能不付出任何代价地进行一场革命。这真是讽刺，因为他们系统性地利用其形象、又大量审查其思想的那两位标志性人物，最终都为自己的努力送了命。不过，这话以前就说过了：非暴力是一种妄想。¶

策略多样性的局限（The limitations of a diversity of tactics）

这些和平主义者的回应尽管荒唐，却揭示了策略多样性的局限。要实现其全部潜力，这个抗议框架必须发展为一种以方法多样性为前提的斗争观。我们不能只在每年聚到一起举行大规模抗议时才进行这场辩论，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就把它降格为一个单纯的策略问题，把斗争的场域缩减为正式的大规模抗议，把斗争中的行动者缩减为那些投身于此类抗议的个人和团体。¶

虽然策略多样性框架中有非暴力的容身之地，但对斗争更深入的理解要求拆解非暴力。一场解放性的社会斗争不可能以单一的战略或哲学为基础来组织，因为所有从属于国家的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可能性、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欲望。正如统一的解决方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乌托邦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历史可资借鉴的话，这样的乌托邦在实践中恰恰构成了最糟糕的独裁），统一的斗争同样是不可能的。¶

尽管策略多样性框架比非暴力留出了更多辩论的余地，它仍然倾向于以一种相对主义多元论的精神来限制辩论。这是因为它几乎完全是作为一个抗议框架被创造出来的。在一场大规模抗议中，许多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包括和平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进步派、美国式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怪人，以及其他人；往往还有以非政府组织和政党为形式的大量机构性存在。任何一种专门为调和这样一个空间而创造的策略多样性哲学，都无力质疑这一空间的中心主义或多元主义。但一场社会冲突远比它所催生的抗议广阔，而且并非所有在一场抗议中并肩游行的人，都站在某一特定社会冲突的同一边。¶

集中化的危险（The danger of centralization）

国家是一场延续了数千年、走向集中化的运动。我们需要打破这种集中化，为一千个不同世界的繁荣开辟空间。尽管反威权的理想长期以来受到精英及其御用科学家的嘲笑，但再也没有人能够否认：最明智的解决方案，是由地方行动者依据地方条件，并在能够借鉴长久的历史记录和其他地方的对照经验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这与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一个联邦式的或相互联结的世界的愿景相似——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任何结构凌驾于个人之上，也没有任何结构凌驾于由自由个人所创造的自由联合体与共同体之上；也与许多原住民群体的愿景相似——那是一个由许多不同民族居住的世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并与其自然环境紧密相连。¶

非暴力和左翼主义都是这一自由愿景的敌人。非暴力之所以是，是因为它抹去了作为我们自身本质组成部分的种种斗争史，因为它不承认个人或共同体对自卫的需要，还因为它强加了一种统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斗争形式。左翼主义之所以是，是因为它把自由等同于一种新型国家，却很方便地无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历史上没有哪个革命国家、没有哪个进步政府，是在不杀害或监禁其反对者的情况下登上权力宝座的。从俄国到尼加拉瓜的社会主义政府都曾监禁或杀害异见者，并加速了针对原住民族的种族灭绝进程，而民主政府则干脆延续了从其君主制前任那里继承下来的对穷人的战争。美国革命之后，美国政府一开局就声势浩大，镇压了培根起义（Bacon’s Rebellion）中负债的农民，并资助了一场疯狂的、种族灭绝式的西进扩张。正因如此，与十三殖民地有接触的大多数原住民族，要么置身于战争之外，要么站在英国人一边作战。¶

每一个自称要创造更好政府的人，最终想要的都是权力，而政府所行使的权力，正是从我们所有人那里窃取来的自我组织的权力，其目的恰恰是让政府能够推行它那些统一的解决方案，推行它那些我们必须被说服或被迫接受的高明主意。社会将永远充满冲突，而冲突可以——也应当——是健康的，但在政府统治下的社会被一种不可调和的对抗所分裂，因为统治者的存在就是以剥夺其他所有人为前提的。¶

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将与非暴力的鼓吹者以及所谓更好的政府形式的支持者共享斗争空间。毕竟，国家直接资助并奖赏这两种立场。在批评他们的信念的同时，我们无法设想一场没有他们、也没有其他许多与我们不同的人参与的斗争（正如阅读本书、可能认同其基本论点的人，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也会意见相左，也就是说，我们从来不是一个同质的“我们”）。我们必须找到与斗争中的其他人相处的方式。¶

但是，接纳其他人，不应意味着接纳他们可能为之工作的那些机构。在努力保持开放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对过去的失败所提供的某些最明确的教训视而不见。在所有斗争空间中，至关重要的是传播对政党、非政府组织、工会^[1]以及类似机构的拒绝。反全球化运动、西班牙的广场占领运动或美国的占领运动（Occupy）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对政党的拒绝。这样的组织根本不值得任何信任。但有时，人们在某个非政府组织或工会里工作，同时又作为自主的个人参与斗争。在巴塞罗那的广场占领中，许多左翼政党的激进分子参与了进来，但民选官员或候选人是不受欢迎的。在街区议事会中，许多参与者是那两大曾签字认可紧缩措施的工会的成员，但他们是普通会员，常常对工会领导层持批评态度。¶

作为一种绝对哲学的非暴力，在一场多样化的斗争中没有容身之地，因为它无法尊重解放的多元性质。但是，那些个人偏好和平策略的人，甚至那些把革命理解为致力于和平、奉行不伤害哲学的人，都应当作为斗争的一部分而受到尊重。尊重的基础是承认他人的自主：无论我们偏好什么，他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为自由而战。我们批评我们尊重的人，因为我们认定他们足够成熟，能够接受批评，但批评的目的不是让他们皈依或变得和我们一样。我或许会批评和平的革命者低估了对抗与摧毁在革命中的作用，但这种批评的目的，是在我们的分歧相冲突之处进行集体学习，而不是把他们变成黑群无政府主义者。¶

非暴力违背了尊重的最低要求，因为它试图消灭他者，还因为其践行者经常与警察和媒体合作，把我们当中被他们贴上“暴力”标签的人入罪。但那些希望保持和平的人，并不必把自己的方法论强加于整个运动。¶

诸多活动，诸多愿景（Many activities, many visions）

在这场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方式理解的多形态斗争中，需要有一整套完整的活动。恢复我们与土地的联系，出版和传播我们的思想，辩论，了解世界以及在不同地方发生的冲突，破坏那些危害我们的环境和我们自身的开发项目，照料婴儿、病人和老人，养活和疗愈我们自己，学习自卫，自我教育，提供衣物和住所，支援囚犯，运营社会中心、出版社、网站和电台，创造一种自由至上的文化，学习如何在没有积累逻辑的情况下分享和交换，摆脱那些被强加于我们的角色，夺取空间并保卫它们，有能力在街头击败警察，让经济停摆，攻击统治结构，阻止强制驱逐，组织诊所和工作坊，建立安全屋和地下铁路，找回我们的历史，想象其他世界，学习如何使用武器和破坏工具，发展颠覆或抵御军队的能力，以备政府认定民主式镇压已不够用之时。这份清单可以一直列下去。¶

这些活动当中哪些是“暴力的”、哪些是“非暴力的”，丝毫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以其独特的方式适合于其中某些活动而不适合另一些，这取决于他们的性情、能力、经验以及他们对革命的看法。在我的革命愿景中，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必要的。那些把非法的、战斗性的策略奉为偶像的人，由于看重其中一些活动甚于另一些，便错失了斗争的丰富性，也错失了斗争借以自我更新的种种方式。他们再生产了这样一种动态：和平主义者自我孤立，并寻求某种话语来为自己的优越性辩护——因为对立面总是相互再造。¶

在这一点上，我的论证分成了两路：一路是我个人的斗争愿景，另一路是能够容纳我的以及其他许多斗争愿景的总体框架。这个总体框架意在取代绝对的非暴力，或左翼政党的强制性统一，或简单化版本的策略多样性。¶

我自己的愿景是无政府主义的：我们为摧毁国家、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而战，为创造一个由自由个人和自我组织的共同体构成的、去中心化的、异质的世界而战。我并不希望每个人都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但我相信，只要诚实地审视历史和当今世界，就足以表明：国家本质上是侵略性的、殖民性的结构，因而是其臣民自由的摧毁者，也是其邻人自由的威胁；自由是一项集体性的命题，只要还有任何人身陷囹圄，我们当中就没有人是自由的；而且，与基督教的道德说教和科学理性主义相反，我们是大地的造物，我们对大地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对我们自己所做的。将这些信念推向其自然的结论，便是这样一种信念：只要国家存在，只要当前这种毁灭生态的工业秩序继续运转，我们就不会自由。我们不必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才能为这一革命愿景而战，但迄今为止，认识到这两种相互交织的结构与自身的自由和福祉不相容、并将这一认识付诸实践的运动，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某些原住民斗争、一些国家中未被体制化的农民运动，以及非洲的各种反工业斗争。¶

然而，自由不是一个目的地，也不是一种臻于完美的状态。许多革命者以共同的亲和性为基础来界定自己。他们认为，如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想要一个没有国家的世界，而一个社会主义者想要一个有国家的世界，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毫无共同之处，现在也不应合作，因为将来他们会成为敌人。这种无懈可击的逻辑把我们想象成沿着一条直线朝向远方某一点运动的物体。在当下这一刻，几何上的巧合让我们靠得非常近，但精确的测量证明，我们的轨迹只会分道扬镳，而且用不了多久，这段距离就会变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历史似乎证实了这种逻辑；每当社会主义者掌权，他们都会清洗异端的革命者，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盟友。但让我们把这种逻辑再往前推一点。仅仅因为两个人都自称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意味着他们想要同样的东西。一个人可能希望工人在自己的工作场所中自我组织起来，而另一个人则可能反对劳动制度和工业体系本身。同样的分歧也可能出现在任何两个进步派之间：他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持什么立场？他们支持水电大坝还是风力发电场？于是，无政府主义者分裂为不同的倾向，比如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绿色无政府主义者，而进步派则分裂为不同的组织或政党。但即便在这些更小的派别内部，仍然存在重大分歧，只是由于他们意见相左的那个抽象问题过于遥远，这些分歧才被遮蔽了。¶

一种不同的斗争分析并不根据我们的目标来界定我们，仿佛我们是在空间中坚定不移地运动的、主权的、彼此分离的个体。这另一种分析重视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在当下栖居于同一片斗争地形之上。自由、革命，不是未来的目的地或臻于完美的状态，而是一种与世界持续交互的实践。¶

我们所有人都在变化，我们所有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来创造自己的。我想说，最有效的解放斗争，是在上面列出的所有多样活动之间创造出一种互补性——相互支持的循环——的斗争。这意味着要找到种种方式，使我们的长处和短处以及我们各不相同的实践能够相互补充，让每个人或每股潮流都能以自己的方式更好地斗争。但我承认，许多与我一同走上街头的人并不认为重新与土地建立联系、照料老人、砸银行或者表演街头戏剧与革命有任何关系。一个进步派可能认为现政府应当为我们开设诊所。一个社会主义者可能对医院和西方医学毫无批评，并设想一个拥有更大的医院、更多的机器和更便宜的药品的工人政府。一个虚无主义者可能会争辩说，在统治结构尚未被摧毁的情况下去创建我们自己的自我组织的医疗保健，不过是被收编的配方。但事实是，他们谁也无法否认，在我们所有不同的斗争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性，无论它是共生性的还是适得其反的。¶

拒绝那些管理冲突的机构（Rejecting the institutions that manage conflict）

社会从根本上说是混沌的。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控制一切。认识到这一点，就意味着要尝试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构想我们的斗争：让它能够得到同样身处街头的所有其他多样且不断变化的潮流的补充。只有当我们拒绝那许多用来控制、操纵和收编社会冲突的机构——政党、媒体、非政府组织、工会和警察——的参与时，这一点才能得到助益。当然，我们无法阻止这些机构在场。只要它们存在，我们就会与它们发生或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但如果我们对它们的角色保持清醒并直言不讳，我们就能阻止它们作为机构的参与，并鼓励它们的成员叛离。其中的关键或许在于准确地区分机构与个人。由于一个政党或非政府组织可以持有与某个个人相同的观点，在观念层面上与这些机构打交道就成了一个问题。与一个机构辩论是浪费时间，而与个人辩论，即使他们的想法在我们看来荒谬可笑，却往往是必要的。¶

机构是这样一种结构：它能够规训一个人，使其为机构的利益而非个人的利益行事。机构由人组成，但它们绝不是其各部分的总和。任何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你永远不能相信一个政客。这并不是因为政客在基因上有缺陷或者没有人性（尽管最糟糕的那类人往往会被政客或警察这一角色所固有的权力所吸引，与之同来的还有少数对如何改变世界抱有非常天真想法的人），而是因为机构的代表在扮演一个机械性的角色。他们交出了自己的判断力和裁量权，以便再生产机构的逻辑，而这一逻辑从根本上说就是扩展其自身的权力。警察所行使的权力与非政府组织所行使的权力截然不同，但警察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里系统性地施暴于人，或者非政府组织系统性地出卖它们本应保护的穷人或野生动物，这都绝非巧合。^[2]人被他们为之工作的机构所利用，就像工厂工人沦为其机器的附属品一样。¶

当我们承认我们所有人都受到了机构话语的影响时，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我们几乎所有人与电视的对话都比与真人的对话多。就电视而言，对话显然是单向的，但每当我们与一个机构展开对话时，情况总是如此。当我们表达不满时，一个政客也许会微笑点头，但说真的，我们与其坐下来和一个政客交谈，还不如在收音机上画个笑脸。当我们与一个机构交谈时，我们实际上并不是在和真实的人交谈，尽管它们使用人类代表制造了这种错觉。只有当我们采纳权力的逻辑时，才有对话的可能，但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就已经放弃了斗争，被机构吸纳了——无论我们是在和政客做交易，给非政府组织开支票，把我们的抗议拆解成新闻片段式的只言片语，还是允许警察帮我们规划游行路线。¶

由于我们的思维受到权威如此深重的规训，但也由于自由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可能性，甚至那些为强大机构工作的人也可能倒戈，因此不可能在谁是作为真实的人在行动、谁是代表一台长着人脸的机器在行动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我们当中许多人从来没拿过报酬却在为国家干活，而警察从来没有真正下班的时候，政客也从不停止竞选。首先，信任那些没有权力的人要安全得多：工会的普通会员，或者从未竞选过公职的党员。任何曾经有过一份工作或上过学的人，所受到的灌输和他们一样多，得到的回报也和他们一样少。¶

除此之外，在认识到并不存在清晰界线的前提下，我们只要表达对这些机构的拒绝，并以怀疑和敌意看待它们，就能为斗争创造一种健康得多的氛围。围绕慈善、自卫、媒体、景观式抗议、代表、决策以及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世界的辩论，都需要展开。如果这些辩论能够在一个机构逻辑不占上风的空间里进行，在那里我们能够开始独立于机构的利益和话语去辨识和表达我们自己的欲望和信念，那么它们对我们的斗争而言就会连贯得多、有用得多。¶

这些辩论会影响我们，我们的实践也会随着经验而改变。我们当中有些人会走得更近，另一些人则会走得更远。我们当中没有人是在奔向一个稳定的目的地。把我们聚在一起的，不是一个共同的目标或哲学，而是我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都与那些最初把我们带上街头的社会冲突有着联系。¶

我们在社会冲突中的位置（Our place in a social conflict）

我们越能扩展相互尊重与团结的空间，我们的集体力量就越大，实现一种明智的互补性的潜力也就越大。从这个角度看，斗争至少有三个圈层，每一个都比下一个更大并包含着下一个。第一个是混沌的、无法控制的圈层，由所有以某种方式参与某一社会冲突的人构成，他们人数太多，不可能全部认识，又太过多样，不可能参与同一场对话。第二个是彼此相认的人的圈层，他们创造了一个相互尊重的场域，就团结原则达成了一致，以便创造出合作的最低可能性，尽管并非必要性（这第二个圈层有时被称为“运动”，尽管这两个术语并不总是重合）。第三个是朋友和同志的圈层，他们每天相互影响，即使不共享同样的思想，至少也共享辩论的措辞，并且创造了一起组织项目或集体决定其斗争实践的可能性。¶

只有在这第三个圈层里，个人才有可能直接影响他人所用的方法。在整个运动的层面上，或者更进一步，在整个社会冲突这一巨大的层面上，我们没有任何直接的途径去影响他人如何斗争。我们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反威权的方法，即阐明自己的方法，希望他人受到启发，相信他们会汲取自己的教训并独立成长；另一种是威权的方法，即依靠媒体或警察之类的权力机构去规训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或者创建一个诸如政党那样能够接管和控制整个运动的机构，并让那场运动之外的社会冲突的存在消失不见。只有当我们致力于前一种方法时，团结乃至单纯的尊重才有可能。这意味着放弃控制整个运动的野心，仿佛我们在下棋，而所有棋子都握在我们手里。¶

但是，在缺乏控制并接受所有其他参与者的独立性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与更大的整体相联系？考虑到其中所涉及的巨大距离，我们如何运用方法的多样性来增强我们的力量和效力？¶

一个完整的答案取决于任何特定的人为何而斗争。但我们可以探讨几个困难的领域，找到那些或许能让当前的策略多样性框架扩展为一种真正的、互补的方法多样性的材料。¶

斗争的去中心化（The decentralization of struggle）

第一步是认识到：任何斗争中都不存在中心空间，不存在一个所有斗争者都能出席的议事会，也不存在一个能够针对无限多样的情境决定恰当回应的会议。这一点使为社会运动民主地作出决策这一想法本身遭到了质疑——只要民主意味着集中化，而民主在历史上一直如此，在其主要倡导者的用法中也是如此。¶

例如，在1999年西雅图反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抗议中，有一套非暴力准则。但谁同意了这些准则？在这个案例中，是工会和DAN，即直接行动网络（Direct Action Network）——一个承担了抗议前期准备工作中很大一部分的活动人士团体。凭什么可以把他们的决定正当地强加给那些从未参与讨论的抗议者？许多不属于DAN的人也为西雅图抗议做了准备。难道只有当他们是一个正式组织时，才被允许作出决定吗？难道唯一有效的决定就是在公开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吗？那些没有时间前往西雅图、或者没法提前一个月开始参加会议的人又怎么样呢？他们因为有全职工作就丧失了决策权吗？¶

而如果这些决定是由大多数抗议者作出的（事实并非如此），难道就意味着少数人不被允许独立采取行动吗？而如果我们谈论的是多数，那么是谁在做人口普查？总人口是多少？如果一个小团体开始组织一场抗议——而行动从来都是由少数人发起的，多数总是事后才出现——难道他们吸引来的志同道合者会多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这一点就无关紧要吗？如果大多数人不来参加议事会，是因为他们要上班，或者他们不同意那份号召，那么哪一个才是多数，是赢得投票的那个多数，还是从未在议事会上露面的那个多数？多数几乎总是由最先到场的那个小团体决定的，这难道只是巧合吗？至于工会，“工会决定”采取非暴力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工会是一个人吗？工会游行队伍中的一大部分人违抗命令，来到市中心，加入黑群一起骚乱，这又意味着什么？既然“工会决定采取非暴力”，他们就不再是工会的一部分了吗？如果一个人在会议上同意非暴力，然后在警察攻击他们的那一刻决定反击，他们是反民主的吗？哪一个决定更有效——是他们在正式会议上作出的决定，还是他们在现实情境中作出的决定？如果工会代表是选举产生的，如果工会主席拥有行政权力，而一个活动人士团体采用共识决，那么工会与活动人士团体之间的协议是哪一种决定——代议制的、独裁的，还是直接民主的？¶

所有这些问题都揭示出，围绕决策的种种民主标榜不过是一场闹剧。民主是一种用来作出看起来更具正当性的决定的机制，而不是用来作出更好的决定，也不是用来更公平地作出决定。¶

一切形式的统一决策，无论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其设计目的都是迫使人们遵守他们并不同意的决定。君主制做到这一点的方式，是教导人们尊重统治者甚于尊重他们自己。民主制做到这一点的方式，是教导人们把集体的决定视为他们自己的决定（毕竟，我们全都是人民，而人民已经作出了决定）。民主政府和专制政府都拥有警察力量和军队，用来对付那些不遵守他们理应接受的决定的人。直接民主的社会运动没有这些镇压机器，但它们确实拥有排斥的道德权力。那些不遵守决定（包括那些他们从未参与其中的决定）的人，被描绘成暴力的外来者，说他们不尊重、危害甚至压迫正当的抗议者。如前所述，这正是DAN中的非暴力活动人士——比如索尔尼特一家——对那些在西雅图参与骚乱的人所做的事。他们把黑群描绘成凌驾于民主程序之上的威权主义外来者，仅仅因为后者自己作出了决定——往往也是通过共识，只是在另外的空间里；他们还无视了数量庞大的工会工人，这些工人违抗了自己的领导，加入了骚乱，或者至少采取了更具对抗性的姿态，因为这些工人的在场彻底戳穿了非暴力的叙事。¶

组织抗议与筹备抗议（Organizing a protest vs. preparing it）

集中化，无论是民主的还是其他形式的，都与一场自由的、横向的、多样的斗争相敌对。一个承认方法多样性的框架，意在同时克服非暴力的威权主义与政党或中央决策结构的专制。它还意在避免把一场具体的运动与整个社会冲突混为一谈，并超越正式抗议这一有限的空间。在所有这些方面，它都超越了策略多样性框架。然而，由于大型抗议是我们最常与那些使用不同方法的人相聚的空间，因此有必要讨论某些对于创造真正横向的抗议至关重要的观念——在这样的抗议中，参与者以团结的精神相互补充。¶

没有人拥有一场抗议。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个特定团体发出号召，并投入大量工作来组织这场抗议。但如果我们接受他们作为抗议组织者的叙事，那么按照逻辑，其他所有人就都只是一群绵羊，是一串被期待着出来实现组织者对抗议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预设观念的数字。如果他们不在组织者之列，他们在抗议中就没有任何能动性。¶

我们应当使用的叙事是筹备抗议。发出号召的团体承担的任务是邀请更多人参与并让他们的参与更加便利，而不是规定这种参与应该采取什么形式。筹备工作包括：通过海报、互联网和电台上的公告、口耳相传、涂鸦或者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媒介来宣传这场抗议；发布一份号召，解释为什么需要这场抗议（这并不是其他所有前来参与的人的理由，而只是这个团体决定投入精力筹备这场抗议的理由）；可能的话，为从外地赶来的抗议者安排食宿；为受伤和被捕的抗议者安排医疗救护和法律援助；向不熟悉当地的人分发地图、传播本地知识，标出可能的抗议目标，标出重要的街区，比如那些正在经历士绅化的街区、经常遭受警察暴力的街区、有着悠久斗争历史的街区、当地精英居住的街区、金融区，等等。他们还可以准备一条游行路线，其他抗议者并不被迫遵循这条路线，不过如果他们没有想出更好的计划，不妨就照着走。¶

通过把这些活动仅仅视为抗议的筹备工作，我们就否定了任何一个小圈子以“组织者”身份宣称拥有一场抗议的权利。这是因为每一个参加抗议的人都以某种方式做了筹备，也许做得很少，也许做得很充分。那些最先开始筹备的人所从事的，与其他所有人是同样的活动；他们的计划和决定并不比其他人的更重要。一些亲和小组为一场抗议的行动计划倾注了大量心血。非法行动的计划通常不能与大群人分享，也不能在公开会议上分享，但这并不使它们比其他计划更缺乏正当性。那些没有参与起草最初号召的人所制定的计划，并不因为他们较晚加入这一过程就更缺乏正当性。¶

尊重与我们一同抗议的人（Respecting those we protest with）

如果我们承认一场抗议并不属于它的组织者，那么我们也需要更审慎地对待自己与其他抗议者的互动方式。通常所实践的那种“组织一场抗议”的观念，运用的是一种把人当作幼儿的逻辑：必须告诉其他抗议者该如何抗议、在哪里抗议、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正如马丁·路德·金的首席组织者之一贝亚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所说：“组织一场群众游行，你得从一个难看的假设开始。你要假定每个来参加的人都只有三岁孩子的心智。”^[3]¶

拒绝这种逻辑，需要每个人都更加成熟，这不仅意味着自己决定如何抗议，也意味着思考这些决定会如何影响他人。使用战斗性或危险策略的人可能犯下一些错误，从而损害相互尊重或团结。¶

其中之一，是在自己不熟悉的地方闹事。在任何有外地人参与的抗议场合，本地人都应尽力让外地人了解不同街区的特点，而外地人则应从本地人那里寻找线索，了解该如何行动、哪些才是正当的目标。不过，金融区并不是一个街区，那里充斥着给每个人的街区制造麻烦的机构和企业。它永远是可以攻击的对象，因为任何人、所有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去攻击它。¶

然而，关于“外来捣乱分子”的指控，更多时候是媒体、警察和非暴力活动人士散布的谎言，而不是真实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大多数包含骚乱的重大抗议，至少在北美，都有一部分是由当地居民组织的，并且有大量本地人参与。在英国，导致伦敦发生骚乱的几次大规模学生抗议，参与者或许大多来自外地，但他们之所以前来捣毁执政党总部以及其他建筑，恰恰是因为那个将权威扩展到整个国家、作出伤害远在约克（York）的学生之决定的政府，就设在伦敦。如果有人不希望喧闹的抗议发生“在他们的城镇”，那他们就不应接受那些在世界遥远角落坑害人们的政府机构设在“他们的城镇”。前往另一个地方，去攻击一个在你家门口伤害你的机构，是完全正当的。¶

我们还应当审视“街区”这一建构，以及它归谁所有。如果一个街区协会谴责一场骚乱是外来煽动者所为，或是街区之耻，我们就会自动相信他们吗？许多街区协会由企业主或其他地方精英成员把持。如果只有十个人参与街区协会，而有二十名本地青年和一百名外地人参与了骚乱，那么这场骚乱正当吗？我知道好几个例子，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这样的大型全国性组织的“地方分会”，只由一两个人组成。如果警察在奥克兰（Oakland）杀害了一名黑人男子，随后他的几十个朋友和邻居与来自伯克利（Berkeley）和旧金山的一百人一起发动骚乱，而他的家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以及一百名同样来自奥克兰以外的活动人士谴责这场骚乱，我们站在哪一边？^[4]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把自己呈现为代表美国全体黑人的组织。白人可以不同意它的政治立场而不被视为种族主义者吗？当我们的行动与种族动态、与受影响最深者和受影响较浅者之间的差异交织在一起时，我们必须保持敏感、谦逊，并对批评保持开放。但如果我们的框架鼓励我们求稳，使得无所作为比采取行动更能安全地避免被称为种族主义者，那我们就有严重的问题了。¶

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某个议题与某些人的关系比与另一些人更近。在一场反对紧缩措施的抗议中，每个受紧缩影响的人（实际上是整个社会）都可以成为主角。由于紧缩并不以同样的方式影响每个人，任何人都不应决定其他人可以如何参与。在一场学生抗议中，学生以及那些因经济或其他因素被排斥在学生身份之外的人，都应当能够发挥带头作用。但比如说，在一场声援原住民的抗议中，非原住民或许应当从原住民那里寻找指引，而不是强加自己的节奏或方法。任何时候，当某一独特斗争中的人们呼吁他人支持时，倾听他们想要何种支持、这种支持应是什么样子，是基本的礼貌。反过来，他们也应以尊重和团结对待支持他们的人，而不是把他们当作羊群或可供利用的资源，否则这种支持不太可能持久。而那些只以支持者或盟友身份参与他人斗争的人，应当问问自己：如果这个体制待他们如此之好，以至于他们没有任何个人理由去斗争，那他们到底在街头做什么？有时，声援抗议或行动是为远方的人组织的。2013年春天土耳其暴动期间，我参加了在美国一个小城镇发起的一次声援示威。召集这次抗议的人当中有一些土耳其移民。其中有几个人试图强加一种统一的话语，称土耳其的暴动关乎民主与人权。他们还把土耳其国旗用作那场斗争的象征。他们试图把抗议引向一条比该城镇惯常情况和平得多的道路，例如走人行道而不是占据街道。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参与其中。他们中有些人在伊斯坦布尔（Istanbul）有朋友和同志，这些人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的占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温和地批评了把土耳其国旗用作斗争象征的做法，并喊出了批判资本主义、警察和一切形式政府的口号。民族身份竟如此轻易地被用来区分局内人与局外人，并将他们的想法本质化地划分为正当或不正当，这令人震惊，虽然可悲的是并不令人意外。仅仅因为生为土耳其人，一名抗议者就可以宣称代表一场他从未参与过的运动；而另一个族裔身份的人，尽管有朋友亲手促成了那场占领及随之而来的斗争，当他试图宣扬与其伊斯坦布尔同志相同的话语时，却可能被扣上不正当的局外人的帽子。¶

同样可悲而不令人意外的是，在场的一名白人左翼人士竟能以土耳其抗议者盟友的身份自居，以强加他自己的改良主义政治。他一度声称，抗议现场“所有土耳其人”都同意国旗是恰当的象征，这场运动只关乎人权与民主，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在那里没有位置；换句话说，那些在土耳其暴动中大量存在且颇具影响力的话语与思想，必须出于对土耳其人的尊重，在美国的一场声援抗议中被噤声。但在这个案例中，就像在许多其他案例中一样，进一步的交谈揭示了另一种现实：在场的许多土耳其人并不赞同使用国旗，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跟着喊起了那些反资本主义的口号。即便有人确实接受某次抗议中土耳其人所谓共识的无可置疑的有效性，这种逻辑也是可疑的。它把土耳其人推到台前，使其成为其国家一切事务的代言人，而不顾他们实际的知识、经验、阶级背景或其他上百种因素。一个土耳其人与另一个土耳其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分歧必须被压制，以便投射出一种本质上属于土耳其人的立场或信念的形象。这一操作可以由该身份群体中的某人来完成，也可以由一个自称盟友的局外人来完成，但他们声称中立地支持的那个统一立场，总归是他们先入之见的投射。¶

声援土耳其的一场斗争，并不意味着建构出一个本质化、同质化的土耳其立场来加以支持。它意味着正确地认识自己与那场斗争的关系，并对那里的人们为之奋斗的思想作出某种承诺。而思想必须被认真对待。如果有些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土耳其，声称伊斯坦布尔的人们是在为民主和人权而战，我们就应当戳穿他们的虚张声势，而不是支持一种有害的浪漫主义。通过占领塔克西姆广场发起暴动的人，是违法者和罪犯，他们藐视了作为民主基石的正当程序。他们没有试图选举新的代表，甚至没有就那座公园举行全民公投。一小撮激进分子蔑视法律，采取直接行动占领了公园。其他人受此鼓舞而加入，但并没有任何成文的人权保障某一特定地点必须存在一座公园，否认国家在公园上建购物中心的特权，或允许人们违抗警察的驱散命令。世界上任何地方经批准的人权表述，都没有禁止警察清除棚户区或阻止人们睡在公园里；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民主政府，会剥夺其警察部队对在街头筑起路障的人群使用催泪瓦斯之类“非致命性”武器的权利。¶

无论你喜不喜欢，伊斯坦布尔的激进少数派之所以鼓舞了全城、继而全国、继而全世界的人们，恰恰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信念置于法律之上，置于民主政府的正当程序之上。那些试图把这一切转译为一场人权斗争的人，如果我们也蒙上面、筑起路障、为保卫自己街区的绿地而战，他们很可能会是最先谴责我们的人之一。当这样的人喊出“塔克西姆广场无处不在！”的口号时，无论有意与否，他们都在说谎。他们不得不用漂亮话来掩盖塔克西姆占领者的犯罪性质，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已经在背叛这场斗争：他们把国家的守法与民主价值，置于暴动核心的直接行动与反资本主义价值之上。¶

反战抗议常常试图在完全没有个人关系的情况下，与远方的人们建立团结。可以采取何种行动，取决于当地条件，也取决于所声援的那场斗争中正在使用何种行动。例如，为声援争取西藏自由的运动而放火烧银行，就会有点奇怪，甚至是不尊重，因为那场运动绝大多数是和平主义的。在另一个极端，在声援伊拉克的反战运动期间，和平活动人士谴责对征兵站的破坏行动，或试图强制推行非暴力准则，则是完全不恰当的，因为伊拉克人自己并没有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抵抗。¶

当然，我们选择与一场斗争中的某些成分团结，而从不与一场斗争的整体团结，因此美国的一群和平主义者没有理由不去与伊拉克一小群和平主义者团结，而不是与规模更大的武装抵抗团体团结，正如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曾试图与伊拉克抵抗运动中为数不多的反威权或反资本主义民兵建立团结。而如果我们在一场遥远的斗争中找不到任何让我们感到亲近的成分，我们仍然可以、也应当采取行动去阻止战争（或阻止对他们土地的掠夺，或视具体情况而定的其他事）。这就不再是建立团结关系的问题，而变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攻击使战争成为可能的东西——按照许多非暴力倡导者的说法，那是公众支持（历史记录将表明这是错误的）；按照另一些人的说法，那是征兵以及武器生产和运输的基础设施（这稍微不那么错误，尽管看起来在上个世纪，一个大国只有在面对有效的武装抵抗和部队叛变——两个密切相关的因素——时，才会被说服在占领战争取得有利结局之前结束战争）。¶

为了预先防止对上述论证的任何荒谬曲解，我想说清楚：仅仅因为伊拉克人使用了路边炸弹，并不意味着任何想要支持他们的人都应当这样做。首先，那些没有能力使用高度违法而危险的策略、而又不会全员立即被捕或被杀的人，或许就不应该使用这些策略。其次，我们永远不应使用我们在伦理上不认同的策略，比如可能杀死无辜旁观者的策略。不过我必须插一句：军事入侵会造成一种新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非战斗人员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这看起来或许像是双重标准，但我认为，在两种人的心态之间存在真实而重要的差别：一种人可能在社会和平时期决定接受附带伤害——这可以用冷冰冰的道德计算来证成，却无法用当时情境的情感现实来证成；另一种人则是在公开战争的局面下接受杀死旁观者的风险。而在公开战争这一艰难局面之内，在市场里放置炸弹以制造动荡的人，与用炸药瞄准占领军士兵、偶尔也造成路人死亡的人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第三，我们行动所处的心理与社会地形，也就是说，我们的行动向他人传达了什么，以及它们将如何引起共鸣或影响事态，在构思最明智的行动时，应当始终被赋予最高的重要性。¶

不伤害同行的抗议者（Not harming fellow protesters）

我们可能破坏最低限度的相互尊重与团结的另一种方式，是用我们的行动危及他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扔东西砸中了同行的抗议者。这种事竟然发生过，而且竟然有必要指出在参加抗议之前练习一下投掷这门精妙的技艺有多容易，或者在警察与抗议者混杂在一起时应避免投掷硬物，这实在令人难堪。当然，在与警察近距离对峙时，最合理的做法是让靠后的人投掷，而前排的人守住阵线或设法把警察推回去。但在想扔东西的人捡起石块、瓶子或油漆弹之前，他们应当确保自己能够命中目标，而不会砸到第一排的任何人。¶

其他的抱怨在于：战斗性的抗议者把人群当作发动骚乱的掩护，或在人们难以轻易脱身的地方、在小孩和其他更容易遭受警察暴行的人周围制造冲突局面。然而，这种担忧是复杂的。确实有过这样的情况：对抗性的抗议者投机地利用他人，丝毫不顾及他们的意愿或安危，只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被动的人群来实现自己的策略，这是对团结的背弃。但同样常见、甚至更常见的情况是，骚乱开始时，一些抗议者留在现场，对玻璃碎裂的声音感到欣喜，沐浴在火光之中，可后来他们被捕了，便指责骚乱者危及了他们。虽然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但一场骚乱毫无征兆、毫无逐步升温地凭空爆发，是相对罕见的（尤其是在那么多参与骚乱的人都是有备而来、蒙着面、愤怒地呼喊口号的情况下）。¶

一些斗争的安抚者超出了从身体上危及其他抗议者这一问题，谴责那些使其他抗议者面临被捕危险的人。虽然一个人确实可能做出某件直接而即刻导致另一个人被捕的事，但总的来说，这种指控是荒谬的。那些如其说辞所言“承担不起被捕风险”的人，就不应该去参加抗议。警察有时会一次性逮捕整整一个街区的抗议者，一抓就是一千人；或者根据人的外表抓人；或者因为某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有时，在连一块玻璃都没砸的抗议中也会有人被捕。只要你张开嘴批评现存秩序，你就冒着被捕的风险。更何况，我们并不能通过做好抗议者或坏抗议者来决定警察如何行事。警察做他们选择去做的事，有时这就意味着抓人。在一场抗议开始之前，警察就已经决定了他们的镇压战略。2003年在迈阿密（Miami）举行的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的抗议中，警察的战略是提前数周就开始恐吓抗议者，其中包括任意逮捕和酷刑。在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的几次抗议中，警察选择了大规模预防性逮捕的战略。在旧金山，警察有时选择大量使用“非致命性”武器和投射物，有时又选择降级处理。在英国，有好几年最常见的警察战略是侵略性的监控和社区治安，以劝阻违法行为。¶

如果第一种战略未能维持秩序，警察可能会中途改变战略，但我们永远无法控制警察是否决定抓人、打人，声称相反的说法都是不诚实的。把镇压归咎于那些采取行动的人，不过是为镇压辩护、将警察的肮脏勾当自然化的又一种方式而已。¶

至于对骚乱者躲进人群的抱怨，我们应当把事情放在适当的视野中来看。理想情况下，参与骚乱的人与想要进行和平游行或静坐的人之间，应当保持足够的距离，以免彼此冲突；而且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案例是非暴力的倡导者同意了策略多样性的框架，随后对抗性的抗议者又把骚乱带进了本应是和平区的地方。但当情况变得复杂、你正被警察追赶时，有时你不得不躲进人群。说真的，人群本来就是干这个用的。几个世纪以来站在法律对立面的人们早已认识到这一点。正因如此，直到最近，工人阶级街区和乡村地区一直是绝佳的藏身之所。把城市和乡村空间的一切褶皱抚平，使之更加网格化或透明化，一直是国家主义城市化的一个主要特征。现代城市的设计就是为了防止人群的形成。当人群确实在抗议中形成时，就需要非暴力来使这些人群成为对违法者充满敌意的空间。如果我们任由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就会背叛被压迫者和边缘化人群的斗争史，站到他们的压迫者——那些自封的法律与秩序的执行者——一边。¶

拒绝给同行的抗议者提供掩护，要糟糕得多，是对团结更严重得多的背弃，因为那就是在与警察合作，帮助他们完成逮捕；然而这样的合作已经司空见惯。抗议组织者经常设置“安全警戒线”和和平纠察，其具体职能就是阻止坏抗议者进入人群，即便警察正紧追在他们身后。试图阻止某人在人群中扔石头是一回事——在某些情况下是威权的，在另一些情况下是合理的——但拒绝保护一个正在躲避警察的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们需要的是支持战斗性抗议者的人群。如果我们现在不加批判地接受人们的偏好，把可接受的策略交付一次性的投票，斗争将永远不会前进，因为大多数刚开始参与社会运动的人，并不接受那些被政府和媒体最严厉地污名化为犯罪的策略。而在他们接触到这些策略、亲眼看到并亲身感受到这些策略在实践中是什么样子之前，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偏好，也无法形成自己的判断。而只有当其他人不顾多数人的反对仍然使用这些策略时，这一切才可能发生。¶

非暴力一方对尊重与团结的背弃（Nonviolent breaches of respect and solidarity）

在界线的另一边，和平的抗议者也做了大量完全背弃尊重与团结的事情。告密本来根本不值一提，然而可悲的是，许多谈论改变世界或挑战体制的人，却把向警察提供信息视为可以接受的。对于那些奴颜婢膝到认为告密没问题的人，我们大概改变不了他们的想法，但在我们其余的人当中，我们需要把排斥告密者以及任何为告密辩护的人变成一种普遍做法。¶

和平主义者常见的那种强行扯下试图保护身份者面罩的做法，就是一种告密：它把一名同行抗议者的身份交给警察，使其面临牢狱之灾，尤其是在如今，在大多数对抗议进行常规监控的国家里，蒙面这一简单行为，即试图保护自己免受政府监控，已经被定为非法。由于使某人面临牢狱之灾比往脸上揍一拳要暴力得多（后者通常过几个小时或几天就好了，而监狱却可能给人留下终生创伤），扯下同行示威者面罩这种卑劣做法，应当以同样的方式回敬。¶

下一个大问题是摄像头。每个人都需要认识到，什么都拍会危及同行的抗议者。我们还应当传播这样的批评：如果人人都拿着摄像头，那他们就不过是被动的旁观者，是在把自己的抗议变成纯粹的景观。手里多一台摄像头，就少一块石头、少一块标语牌、少一面旗帜、少一罐喷漆或少一沓传单，说真的，也就是少了一个任何积极意义上的抗议者。景观化的问题固然重要，但安全问题是根本性的。在抗议中拍摄，会使任何选择对抗性方法的人面临被捕和监禁的危险。这是对相互尊重与团结的严重缺失。而且，拍视频和拍照也会危及其他所有人。警察在那里不仅仅是为了逮捕违法者。他们在那里是为了帮助确保我们的运动失败。他们监视每一个他们认为可能对权威构成威胁的人，并为之建立档案。¶

这样的事在许多国家都发生过，今后还会再次发生：民主政府被独裁政权取代，而独裁政权利用的正是民主政府早已编制好的国家敌人名单。另一个现实是，在民主国家受到监控的移民会被驱逐出境，并在其母国面临更严重的后果。至于民主政府，新技术正在迅速赋予它们全面监控的能力，而它们毫不手软。鉴于脸书（Facebook）已成为执法部门收集社会运动数据的主要工具之一，大多数拍照的人只会把照片上传到他们那些愚蠢的脸书页面上，这一点意义重大。¶

许多人认为，有必要把摄像头用作对抗警察暴行的工具，或用于反信息与另类媒体。但对抗议者来说，一台摄像头比一枚燃烧瓶危险得多。任何人都不应在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在抗议中使用摄像头。在警察监察（Cop Watch）团体、法律援助团体以及独立媒体中心（Indymedia）或其他反信息活动人士开始组织工作坊，讲授如何在不助长警察监控的前提下拍摄、如何编辑图像以抹去人们的可识别特征、何时可以把抗议者的面孔放上互联网、如何安全地存储、上传和删除图像之前，他们都不应带摄像头去参加抗议。在抗议现场，他们应当表明身份，好让别人知道他们不是警察或企业记者。而其他所有带着摄像头的人，都应被要求把摄像头收起来或离开。当然，我们无法阻止围观者拍视频或拍照，而且归根结底，如果每个人想保护自己的身份，就必须自己为此负责；但如果我们能在抗议内部劝阻使用摄像头，我们就会创造出一个对策略多样性——或者仅仅是一场积极的、非景观化的抗议——友好得多、而对警察监控不友好得多的环境。¶

许多非暴力活动人士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另一种背弃团结的行为，是与警察合作规划游行路线，或申请抗议许可。在未能有效控制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反抗之后，警察理论家发展出了社区治安的理念。其双重目标是：一方面树立一张友善的面孔，并建立在街区内部收集情报的另一种途径；另一方面发展出与抗议组织者合作的实践，散布一种警察与抗议者在公共秩序上拥有共同利益的幻觉。但如果好抗议者与警察联手，那就是为了进一步孤立所谓的坏抗议者并将其入罪。与警察一起规划游行路线，甚至只是提前把路线告诉他们，都是把强制性的和平主义施加于所有游行者的又一种方式，因为警察会竭尽所能把抗议者圈起来，保护银行和其他权力象征——反对毁坏财产和骚乱的人在宣称“暴力正是国家想要的”时，最好想想这一事实。¶

申请抗议许可，就是允许国家从我们的抵抗可能性中狠狠咬下一大口。那些申请许可的人，是在使这样一种观念正当化：我们上街需要请求许可；是在强化开放空间属于国家的观念（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试图强行推行这一观念，为宣示其主张杀害了无数人）；并且是在给予警察更多镇压反抗者的手段——在这里，就是交出申请许可者的姓名，一旦发生任何骚乱，便使他们面临刑事指控，从而制造出让抗议者自我管控的压力。¶

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当非法地、未经许可地走上街头。这对于选择和平的人与对于选择冲突的人同样适用，因为从长远来看，赋予国家给予我们许可或规划我们游行路线的权力，会影响每个人的抗议能力。¶

为了让人们能够以不同程度的对抗和风险进行抗议，采用策略多样性框架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活动人士形成了设立不同抗议区域的做法。例如，绿区用于群众抗议，黄区用于非暴力封锁，红区用于对抗性策略。这种做法在不少场合都效果良好。尽管这让警察知道该如何准备以防止骚乱，但使用多种方法和多种进攻计划的庞大人群，仍能够以机动胜过行动迟缓、等级森严的警察部队，并使一座城市陷入停摆。但这种做法也有一些弱点。它严重限制了自发性，限制了抗议者对意外情况作出反应的能力。它还实质上把实践不同的人隔离开来，使他们无法相互挑战，也无法改变这样一种现状：黑群（Black Bloc）和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抗议者只是少数派，旁边是一个与世隔绝的被动抗议者多数派，他们像羊群一样，追随着任何一个预算最多、或与媒体和警察关系最好的组织，由其来组织它们将宣传为主游行的那场游行。¶

遗憾的是，只要非暴力作为一种排他的、绝对的哲学仍然保有可信度，就不可能克服这些弱点，从而发展出一种成熟而有效的互补性。那些偏好使用和平方法的人，仍然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对抗、破坏行动、攻击和违法，一直都是斗争的一部分。战斗性的社会反叛者可以帮助传播这一观念，办法是不傲慢地把他人的方法置于低人一等的位置，不把和平策略贬低为单纯的支援，仅仅是他们眼中真正重要的战斗性策略的辅助。¶

和平策略与战斗性策略并肩（Peaceful and combative tactics together）

如果我们能够支持彼此参与斗争的形式，我们就能开辟出全新的可能性。2012年3月29日巴塞罗那（Barcelona）总罢工期间——距“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Real Democracy Now”）运动把大规模非暴力强加于正在进行的社会斗争还不到一年——人们显然已经受够了非暴力。当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游行队伍沿着豪华街道保罗·克拉里斯街（Pau Claris），从格拉西亚区（Gracia）走向位于市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广场（Plaça Catalunya）时，人群中的人们砸开并焚烧了沿途经过的几乎每一家银行和奢侈品店。在加泰罗尼亚广场，警察攻击并驱散了游行队伍，但队伍迅速融入了数以万计的庞大人群之中：青年与老人，移民与本地人，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进步人士以及其他人，他们都还没抗议够，却拒绝加入附近那些出卖工人的大工会所举行的群众抗议。有一阵子，人群平静但躁动不安。随后，年轻人开始在广场的一角焚烧垃圾箱并攻击警察，警察当时正在那里保护一座大型购物中心。当警察后撤时，人群向前涌去，骚乱再度全面展开。他们烧了一家星巴克、一家银行和那座购物中心，并与警察激战了数个小时。¶

此前在巴塞罗那，骚乱可能只有几百人参与，并且持续到警察赶到为止。这一次，有数千人直接参与，而且他们守住了阵地。警察无法把他们推回去（警察花了几个小时才夺回失去的那个街区，然后拿下广场的上半部分），而且由于数万人挤满了广场，警察无法从侧翼包抄或包围他们。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这场骚乱更为重要的特征。如果我们暂时把焦点从参与前线的人身上移开，就会看到，这个人群包含了多种多样的位置和参与的可能性。在广场中央，有老人和带着孩子的家庭；靠近上方，有人为骚乱者欢呼、向警察喝倒彩，有人帮忙抬走被橡皮子弹打伤的人，有人帮忙运送石块和其他投掷物，还有人在与那些四处走动、试图保护银行或给人拍照的和平主义者争论。¶

这场骚乱为一种更强有力的行动形式提供了一个范例，在这种形式中，每个人都有一席之地，只要他们接受其他参与方式的正当性，并拒绝警察试图规定我们如何占领街道的企图。愿意的人可以反击银行、大企业和警察，回敬它们伤害我们的种种方式。如果他们不把其他抗议者视为对立面，而是视为同志，他们就更有可能以尊重的方式行事，不危及他人，并挺身而出保护人群免受警察侵害。在人群的另一端，和平的活动人士可以尝试封锁警察，或以静坐封锁一个十字路口。如果活动人士同意，另类媒体活动人士也可以在那里拍摄。在中间，人们可以唱歌、跳舞、为骚乱者和活动人士加油、在街道上作画、保护儿童和老人、照料伤员。而那些想要承担更具对抗性角色的人，可以给骚乱者运送石块、准备燃烧瓶，或者把试图拍摄骚乱者的记者赶出去。¶

这样的人群，一条多头的九头蛇，将比一支纪律严明的非暴力游行队伍或一群与他人隔绝的骚乱者强大无数倍。尤其是如果参与者培养出一种相互尊重和集体性的意识，人群就会享有一种独特的优势：泛中心性。人群中的每一个点都是它的中心，每一种参与形式都至关重要。那些在街道上作画的人，并不单纯是作为骚乱者或非暴力活动人士的支援而在那里，而是因为在街道上作画是他们为斗争作出贡献的方式。孩子们在那里，并不单纯是作为父母的附属品、需要保护的被抚养者，而是因为让他们成为斗争的一部分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而那些参与骚乱或封锁街道的人，也不仅仅是一场英雄之战的主角，他们同样在为人群服务，随时准备冒着自身危险去保卫更大的整体。¶

斗争的情绪（Moods of struggle）

非暴力的强加还堵住了发展方法多样性的另一条可能出路。正如并非每一次抗议都应当是和平的，也并非每一次抗议都应当演变为骚乱。我们需要一种共同的方式，去辨认并表达斗争中不断变化的情绪。我们需要培养一种集体的智慧：什么时候是进攻的恰当时机，什么时候是坚守阵地的恰当时机，什么时候该呐喊、制造声响，什么时候只需在场。有时我们必须走上街头去庆祝，有时则是去哀悼。有时是去进攻、去摧毁，有时则是去跳舞，或者去占领，或者去砸开沥青、开辟一座花园。¶

然而，每当两种不同的行动情绪发生冲突，非暴力的倡导者便在随之而来的讨论中注入了一种隐含的等级秩序。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战斗性的抗议者“毁掉”了一场抗议。这种说法强化了一种观念，即抗议属于那些据称正当的和平抗议者，而违法者则是一股外来的、异己的力量。这是媒体的逻辑，是警察的逻辑，也是镇压的逻辑。在方法多样性之中，非常不同的人可以共同工作；但如果其中一些人认为自己拥有公共空间，规定别人应当如何参与这些空间，并强化政府关于暴力外来者的话语，那就不可能了。而这种话语一向被用来为更严厉的控制手段辩护并引入这些手段，其中包括殴打、逮捕、驱逐出境、酷刑、杀戮和监视——对象不只是所谓的坏抗议者，而是所有人。¶

假如那些偏好战斗性策略的人开始谴责和平抗议者“毁掉了我们的骚乱”，会怎样？假如有人来到“我们的”抗议现场，却没有也捡起一块石头或一罐喷漆，我们便设法让他们感到不自在、不受欢迎，甚至感到自己有罪，又会怎样？这种事从未发生过，这一事实表明，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两个对立阵营之间对称的冲突。恰恰相反，那些偏好非暴力的人，其实践本身往往就建立在对他人的全然不尊重以及支配整个运动的企图之上。这不是大家只需和睦相处就能解决的问题。要让社会斗争向前推进，现存形态的非暴力必须被拆解。¶

做出不同选择的人并不会毁掉公共的抗议空间。重要的标准在于，一个人的行动是否伤害了该空间中的另一位参与者。不停拍视频、拍照片的抗议者确实伤害并危及了同伴。但那些一身黑衣去攻击银行的人，已经清楚地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如果附近有希望保持和平的抗议者，他们并没有危及这些人。在这种情境下，任何观看毁坏财产发生的旁观者都能看出谁在做、谁没有做，尤其当所有参与砸毁的人都身着黑衣、戴着面罩时。蒙面抗议者砸窗时，警察绝对没有任何合理借口去攻击和平抗议者。正是非暴力的倡导者发明了这样的借口：他们谴责同伴抗议者，隐含地为警察的行动开脱，而不是谴责警察。如果他们对其他抗议者确有批评，就应当在直接的对话中提出，或者在运动刊物、网站上发表书面评估。把他们的谴责喂给媒体，让那些他们声称想与之辩论的人失去正当性，这是不可原谅的。¶

采用多样方法的人们有可能以相互尊重与团结的精神共同斗争，平衡不同的活动和斗争情绪；但如果其中一些人把警察当作朋友，把主张违法行动的人当作敌人，那就不可能了。¶

由于警察、媒体和和平主义者夺走了我们反击的能力，我们首先必须重新找回这些技能。这是当务之急。只有当我们懂得如何战斗，才能明智地决定何时战斗。假装和平抗议与战斗性抗议眼下处于平等的地位——尤其是在如此多的体制压力不断鼓励前者、惩罚后者的情况下——只会让我们无法变得更强大。我们需要找回被偷走的抵抗工具，才能谈论平衡，才能运用真正的方法多样性。¶

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总是试图把其他斗争方法入罪或加以禁止的人，当他们对我们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实在不能信任他们。¶

运动的中心化（The centralization of movements）

以上这些要点涉及的是在抗议时刻发展出一种相互尊重的互补关系的方式。但斗争远不止于抗议。如果说没有一个大会能够容纳一场抗议中的所有人，那么对于整个运动而言就更是如此。没有任何办法能做出适用于一场斗争中所有人的决定，甚至没有办法知晓参与某一斗争的所有人。¶

因此，在更广阔的斗争领域中，阻碍相互尊重的方法多样性的方式之一，就是建立一个试图代表整个运动并为之做决定的大会或组织。作为相遇、辩论、协调或规划的空间，建立大会或组织往往是必要的。但是，没有一个大会是人人都能参与的，也没有哪一种组织风格能适合或包容每一个人。这类结构的倡导者需要始终牢记：他们不是整个运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为粗鄙的是某些活动人士试图充当整个运动代言人的习惯。所幸，普遍存在的对领袖的不信任使他们无法造成太大危害，但仍值得重申：替那些完全有能力为自己发声的人说话，是不尊重的，也是不团结的。它用单一的声音取代了斗争中多元的声音、视角和经验。¶

企图将据称正当的决定强加于整个运动，不仅使多样的斗争形式边缘化，还为某个特定组织的领导层接管运动打开了大门。可悲的是，时隔这么多年，仍有许多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的邪教式团体在等待一场可以由它们来领导的群众运动出现。收编并接管无产阶级运动，明明白白就是这些团体战略的一部分。许多派别甚至有得手的精巧伎俩，比如隐藏自己真实的政治立场、使用民粹主义修辞来赢得更多支持；设立由它们控制的外围团体，借此制造多数的假象；以及事先编排辩论剧本来操纵会议，由不同的成员假装互不相识，提出对立的论点，最后达成一个预定的妥协。2001年至2003年间美国的反战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被一个斯大林主义邪教团体及其外围团体ANSWER所控制，后者又进一步建立了另一个外围团体，组织了规模最大的几次抗议。¶

这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派别的习惯。进步团体“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Real Democracy Now）在2011年西班牙的广场占领运动中也使用了其中一些同样的伎俩。令人瞩目的是，所有那些口头上附和民众对政党和等级制领导的拒斥、暗地里却只想着夺权的隐性威权团体，都一致支持中心化的结构。西班牙的广场占领结束后，所有威权团体都把精力投入到建立新的结构来取而代之，例如试图迫使街区大会接受它们所创建的一个中央协调机构的领导。如果不存在能够为整个运动做决定的中央结构，它们就没有可以控制和领导的东西了。¶

将单一的决策结构强加于整个运动之所以危险，还有另一个原因。有时，那些想要平息斗争的人会提议在公开大会上对是否使用暴力策略进行表决，仿佛这是一种公平的决策方式。但是，支持和平、合法的策略与支持战斗性、违法的策略之间并不对等。由于警察重重地站在非暴力一边，在公开大会上对违法策略进行表决或讨论是不安全的。在某些国家，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哪怕只是举手投票赞成一项违法计划，都可能让你锒铛入狱。要讨论某些有风险的行动，秘密会议是完全必要的。然而，肤浅的民主修辞再一次阻碍了讨论。非暴力的倡导者常常用“搞秘密”“不受问责”之类的字眼来形容这类会议——这些批评原本是针对政府缺乏透明度而发的——目的是把决策推回到公开的全体会议中，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那里占据优势。这是对修辞的操纵性使用，是对警察暴力的卑劣利用。政府替我们所有人做决定。与进步人士所说的相反，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们偷走了我们自我组织的力量。无论它们对我们生活的决定是秘密做出的还是透明地做出的，它们做的仍然是本应由我们自己来做的事。相反，一个在秘密会议中策划行动的行动小组，并不是在替其他任何人做决定，只是在为自己做决定。说一个亲和小组不应被允许单独开会，就等于说女性、酷儿、有色人种或其他任何人都不应被允许拥有自己的会议空间，等于说人们一般不应被允许自由结社，不应在中央大会之外拥有任何组织空间；或者说这类空间应当从属于中央大会，其一切倡议都需要获得更大机构的许可。¶

斗争的传统（Traditions of struggle）

并非所有决定都是在某个特定空间、某个单一时刻做出的。有些决定是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做出的。流传给我们的少数几种斗争传统弥足珍贵。像五一节这样的传统节日，像罢工这样的抵抗传统。它们向我们讲述被偷走的一切，讲述我们从何而来、如何走到今天，以及我们如何赢得了自己所拥有的那一点点东西。¶

这些传统也可以成为如何行动的有益指引。但斗争的收编者总是试图抹去它们的意义。直到不久以前，五一节在美国几乎被遗忘了，而那个反叛之日的最近一次化身正是起源于这个国家。^[5] 在欧洲及其他地方的社会民主国家，它被变成了一个官方的、由政府主办的节日，一个“劳动节”。但五月一日并不是对雇佣劳动的庆祝，而是对工人及我们的抵抗的庆祝，它纪念的是1886年那场规模浩大的总罢工，以及随后对参与组织罢工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那场镇压以其中五人被判处死刑告终。五一节是一个反叛之日。谁也没有资格告诉我们要以和平、合法的方式来庆祝它。¶

最近，随着罢工在一些它们几乎已经消失的国家重新被使用，合法化、官僚化的工会，连同媒体和非暴力的倡导者，都告诉我们：要参加罢工，就必须保持和平、遵守法律。但罢工不是一种和平的活动。它不只是停工或抵制。最早的罢工会被处以死刑，自那以后，罢工也常常带来严重的后果。这是有原因的。罢工的目标不仅仅是不去上班，而是要让企业停摆，组织纠察线阻止任何其他人去上班，痛打任何试图越过纠察线的工贼（因为工贼是机会主义者，为了夺走你的生计会践踏你的斗争），并对公司进行破坏行动，直到它屈服。而总罢工走得更远。总罢工的目的是让整座城市停摆，如果是全国性的，就是让整个国家停摆。瘫痪交通，阻断商业，关闭所有工厂、商店、消费中心、高速公路、港口，切断电力，让游客滞留，设起燃烧的路障，如果警察试图恢复秩序，就给他们一记乌眼青。¶

罢工既不和平，也不民主。任何对此有意见的人，尽可以想怎么和平、怎么民主就怎么和平、怎么民主，但他们应当放弃自己的咖啡时间、抽烟时间和上厕所时间，跟病假和带薪休假吻别，交出他们的遣散费、加班费、工伤赔偿、退休金和医疗福利，自愿每周工作六七天、每天十二小时，夜班和节假日照同样的工资率上，并且在没有防护装备的情况下工作。许多美国读者在浏览这份清单时会想：这些福利里的大部分，他们本来就没有享受到。这是因为罢工作为一种抵抗工具已经失落了，因为自1950年以来美国几乎没有过几次罢工，70年代以来更是少之又少，因为再也没有人看不起工贼，甚至几乎没有人记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还因为美国工人总体上以被剥削、被虐待、被欺骗、被贬低却从不反击为荣，或者照他们的说法：“我们不像法国人那样怕干活。”^[6]¶

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为了生存而出卖劳动力的人，或者需要出卖劳动力却找不到工作的人，都有权利诉诸罢工，也都有理由让这一宝贵的工具复兴。同样，酷儿群体有权利要求同志骄傲（Gay Pride），也有理由掀翻那些在骄傲节上搞机会主义营销的商家的桌子，因为骄傲节是对石墙骚乱（Stonewall Riots）的纪念，而1969年许多骚乱者为之斗争的东西至今仍未实现。¶

并非每一种传统都是战斗性的。反资本主义的“雅典学堂”（athenaeum）传统在许多方面是社会中心的前身，它是一个用于教育、辩论和集会的场所。卡巴莱（cabaret）是好几个国家都有的传统，它是一个展示解放性艺术和突破边界的表演的时刻。守夜（vigil）是另一种具有和平性质的集会。带着烟花去参加烛光守夜的人，要么显然误解了这一传统的历史性质，要么是在有意不尊重组织者。在斗争中的同志去世时举行的送葬游行，可以是肃穆的场合，也可以是战斗性的场合。这大概应当取决于逝者生前从事何种活动、他们如何死去，以及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希望怎样。不过，这些不同的因素可能指向不同的方向。在警察杀人之后，媒体总能找到一位家属说他们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回应。但说实话，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希望由父母来决定自己的葬礼和墓志铭？当父母呼吁和平时，骚乱往往是由遇害者的朋友们发起的，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最了解我们的是我们的朋友。但即便如此，国家对一个社会反叛者的谋杀影响着我们其余所有人，所以我们所有人都与如何回应休戚相关。¶

后一种情形表明，在自由意志主义的意义上，传统并不是一种确定的指引，因为在我们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我们不接受强制性的或僵化的传统。在需要决定如何回应的时候，一个异质群体的各种愿望常常会相互冲突。但对于那些试图改造斗争传统、而不是践踏斗争传统的人——无论这种践踏是把五一节和平化，还是在烛光守夜期间砸银行——这种冲突更可能是一种丰富，而不是一种消耗。¶

从亲和到互补（From affinity to complementarity）

一旦我们接受斗争有不同的情绪，我们就可以通过恢复并进一步发展这些抵抗传统，为不同形式的斗争创造空间。如果对抗性的人从不去参加守夜，和平的人也从不去参加噪音示威或五一节庆祝活动，这就行不通。把我们分隔开来的某些分歧是很有道理的。在一场斗争中总会有另一些人，其政治立场令我们鄙夷，而且往往有充分的理由。但如果我们唯一尊重的人，是那些与我们有着完美亲和的人，那就充分暴露了我们自身的弱点。如果我们能在那些典型分界线（比如暴力/非暴力）的另一边找到朋友，找到我们至少部分尊重其愿景的人，我们就能为斗争创造新的可能性。这种联系使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更为强健的整体，一个有着沉思、创造与毁灭之时刻的集体动物。正如我在前面写到的，我们策略库中的破坏性策略，赋予了斗争中所有其他至关重要的活动以更多的意义。它们清楚地表明，我们并不是在试图建立一个简单的替代方案，在世界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时候守着我们的有机菜园和合作社过和平的生活。它们表明我们明白，资本主义有能力收编一切替代方案，我们必须在它毁灭我们之前毁灭它。它们表明，我们不会与现存体制做任何妥协，因为它与我们的幸福和生存根本对立，我们决意彻底铲除它。一个儿童照料集体、一幅涂鸦壁画、一场音乐会、一座社区花园、一间木工坊——如果这些项目不与斗争中冲突性的部分划清界限（媒体和警察会不断施压要它们这样做），而是拥抱那些其他活动，那么所有这些项目都会获得全新的意义。它们可以在审美上做到这一点——艺术家可以为囚犯和在斗争中死去的人绘制壁画，工坊和社会中心可以张贴骚乱的海报——也可以在物质上做到这一点——所有这些项目可以构成一个自我维持的共同体，一种互助的基础设施，让人们在与体制斗争的同时得以生存并养活自己。¶

共同对抗镇压（Standing together against repression）

由于国家竭尽全力将战斗性策略入罪，由于民主成功地从我们手中偷走了我们反叛的历史以及对所用方法的认识，我们斗争的一项当务之急，必须是重新掌握进攻的技能。从前，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懂得如何对权力的基础设施搞“扳手破坏”（monkeywrench）。国家或老板所需要的任何机器，他们都能让它停止运转。破坏行动是一门精湛的艺术，是我们已经失去的、我们历史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我们需要把它找回来。¶

但尤其在美国，政府已经成功地将大多数形式的破坏行动入罪到了极端的程度。就连纵火或激进的抵制这类经典行动，如今也被当作恐怖主义来惩处。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玛丽·梅森（Marie Mason）因纵火烧毁一处基因工程实验室和伐木设备，正在服22年的刑期。数名动物权利活动人士因“动物企业恐怖主义”（Animal Enterprise Terrorism）被判入狱，刑期最长达六年，原因是他们运营了一个网站，鼓动对一家恶行尤为昭彰的动物实验公司进行激进的抵制。¶

考虑到大公司在法律的全面保护下，经常把小公司挤垮，将此作为其扩张的常规部分，而业主和黑心房东经常为了骗取保险金而放火烧自己的楼，这种对反恐政策的使用就显得格外荒谬。事实上，许多城市之所以仍然需要消防部门，为数不多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补贴这种精英保险欺诈并保护公众免受其害，因为如今很少有现代建筑会意外起火。¶

恐怖主义是国家对反对它们的人所做的事，恐怖主义也是国家用来妖魔化和镇压某些抵抗形式的一种话语战略。在这两种意义上，恐怖主义都是国家的工具。在少数情况下，恐怖主义曾是弱者的一种战略，用以恐吓资产阶级、提高镇压的代价（如一百年前的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或者用以惩罚统治国家、提高新殖民占领的代价（如当代的一些案例）。但后一种意义与今天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几乎没有关系。在我们的经验中，恐怖主义是一个被召唤出来镇压我们的妖怪。¶

如果我们敢于挑战权威，我们就需要抵制反恐政治，抵制任何其他创设新法律或新警察权力、使镇压更加容易的企图。这些是政府用来使局面变得对自己有利的政治手腕。在许多场合，当人们对警察权力的扩张感到愤怒时，政府都撤回了所提议的措施，以免激起更激烈的抵抗。¶

可以预料，那些斗争方法不涉及较大被捕和入狱风险的人，不会在支持囚犯上投入那么多精力。但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对警察权力的扩张和新镇压措施的出台做出反应。尽管这些措施总是被说成是针对违法者和暴力分子的回应，但每一项镇压措施都是对整个斗争的攻击。反恐法的使用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首先，政府为制定并使用这类法律来对付基地组织（al-Qaeda）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共识。接着，他们开始用这些法律来对付激进环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而后者所做的不过是一些简单的——尽管有力的——毁坏财产行为。纵火成了恐怖主义罪行。然后，政府开始在多起高度引人注目的诱捕案件中动用反恐法，对付参与占领运动（Occupy）等大型社会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事情不会就此止步。2013年5月15日，就在本书即将完成最后润色之际，在反恐的政治化使用方面堪称先驱的西班牙，其警察以在脸书（Facebook）上发表煽动性言论为由逮捕了五名无政府主义者。大约同一时间，在美国，一名18岁、梦想成为说唱歌手的青年因为一条提及不久前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脸书评论而被捕。¶

反恐法的问题并不是在它们开始被用来对付据称正当的政治活动人士时才出现的。问题从政府试图扩大其权力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我们可能憎恶那些在人群中引爆炸弹的人的行为，但这种憎恶让我们去寻求政府的保护，是毫无道理的。国家不是我们的朋友，它也不是为了保护我们而存在的。它是看守鸡舍的狐狸，而我们就是那些鸡。如果说基地组织因蓄意杀害无辜者而应受谴责，那么国家就应当受到一百万倍的谴责。联邦调查局（FBI）在审讯期间处决了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一名凶手的朋友易卜拉欣·托达舍夫（Ibragim Todashev），而他们几乎用不着给出什么解释。在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警察和军队每一天都在杀人，但与基地组织的战斗人员不同，他们是从强势和怯懦的位置上这么做的，而不是从弱势和绝对风险的位置上。¶

政府总是以将被用来对付恐怖分子、强奸犯、猥亵儿童者或毒贩为由，为新的镇压权力辩护。然后，它们总是接着把这些权力用在我们所有人身上。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自卫形式，来对付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以及那些可能在我们的社区里作恶的人。始终如一地反对镇压，正是这种自卫的一部分。¶

对于那些可能认为自己并非直接目标的人，镇压还有另一种影响。我们抵抗的可能性范围越是受到压缩，我们的斗争就越弱，我们的选择也就越没有意义。一些和平的活动人士认为，把另一边脸转过去，或者不戴面罩走上街头，是更有勇气的。但如果蒙面被入罪，任何形式的反击都受到严惩——如果把另一边脸转过去是任何人唯一被允许做的事——那么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而不只是战斗性的人，因为不戴面罩或把另一边脸转过去，都不再是一种出于良心的选择。到头来，所有的懦夫都会不戴面罩、把另一边脸转过去，因为老大哥没有给他们任何其他选择。¶

和平者如何能从暴力中获益（How the peaceful can benefit from violence）

我们面对的不是两个平等的选项。尽管和平的人和方法也有其角色，但他们同样需要经历一场转变，以克服自身的被平息状态。许多至今拥抱非暴力的人或许会发现，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软弱，而不是出于对和平的深切信守。¶

将不同的斗争方法结合、并置起来，对这一学习过程是必要的。被平息的人可以克服对反击的恐惧。而如果那些真正信守和平的人是对的，即我们中的一些人确实把暴力当作了拜物对象，那么他们就会以自己的榜样激励我们。如果他们未能激励我们，或许他们就会检视自己的假设。无论如何，只有当他们不与警察和媒体合作，不使用其他卑劣手段来压制、排斥或镇压我们时，这样的结果才有可能出现。¶

即便是那些认为自己不喜欢暴力的人，也会从策略多样性发挥作用时所创造出的更富活力的空间中获益。姑且不论那些犬儒的非政府组织——它们成群结队地涌向显然会发生骚乱的抗议，好在事后垄断随之而来的媒体关注，因为它们自己根本做不出任何有趣到足以引起关注的事情——当人们反击时，会出现一种胜利的感觉，一种对令人窒息的现状的打破。¶

过去几年间在巴塞罗那发生的两次少数派总罢工，说明了这种益处。2011年1月27日，以及2012年10月31日，规模较小的反资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工会在没有主要工会支持的情况下举行了总罢工。这造就了这样一种环境：离开岗位、走上街头的人较少，但这样做的人有着更激进的目标。在第一次罢工中，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和其他工会没有试图劝阻战斗性的活动，于是除了停工和大规模游行之外，还出现了燃烧轮胎的路障、破坏行动以及对银行的攻击。街头的情绪是一种力量与欢庆的情绪，这种情绪延续到了其他行动之中，成为接下来几个月里不断加速的反抗节奏的一部分。然而在10月31日，工会试图平息罢工。结果，更具战斗性的反资本主义者大多没有参加，那一天完全是和平的。它也彻底失败了，即便从工会和和平抗议者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参与人数更少，几乎无人注意，还对接下来的几个行动日产生了打击士气的效果。¶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方法多样性对所有参与者都更有效。¶

分开的空间（Separate spaces）

尽管抵抗镇压，连同组织罢工、占领街道、举行抗议以及日复一日地在斗争中维持我们自身，当我们以多种参与形式集体进行时，都会做得更好，但这一理想还很遥远。许多人仍然不接受战斗性的斗争方法，或者只看重他们自己的贡献，而肤浅的、裹着糖衣的革命愿景眼下仍占据主导。¶

与此同时，占据空间、分开工作可能是最好的做法。毕竟，让和平主义者进来，往往会导致斗争被平息。90年代，智利国家想要在阿尔托比奥比奥（Alto Bio Bio）修建一座水电大坝，那是马普切人的领土瓦勒马普（Wallmapu）中的一个河流地区。当地原住民开始以他们的传统方式抵抗大坝：在社群之间建立联系，采用直接行动和破坏行动，“打在资本主义的痛处”。^[7] 出于与其他群体合作的考虑，马普切人邀请智利环保主义者与他们一同抵抗大坝。但环保主义者带来了他们的非政府组织倾向、他们的非暴力，以及一种殖民主义的智利人态度，认为自己比在那里生活了几千年的原住民懂得更多。他们还带来了他们更优越的资源、他们的金钱和他们的媒体经验，这让他们得以接管运动，并压制传统的抵抗实践。他们制造了大量的媒体关注，得到了摇滚明星的支持，把两位当地妇女变成了名人和斗争的象征，带着她们在南美和欧洲各地巡回演讲。他们几乎做成了所有事情，唯独没有阻止大坝。他们的方法中还有一部分，是压制任何违法的直接行动，并把注意力从这场斗争中的囚犯身上移开。尽管马普切人此前曾挫败过一些重大开发项目，这一次，由于他们非暴力的盟友，他们被缚住了手脚。大坝建成了，一条重要的河谷被淹没，土地和社群永远地失去了。¶

分开工作或许是必要的，但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使得将来有可能共同工作——如果我们终有一天能克服那些使当下的合作不切实际的局限的话。但不共同工作并不一定是坏事。我们的实践不应当不断地受制于共识与妥协。和平行动的发展，不能依赖于那些想要攻击和摧毁统治结构的人的参与。同样，战斗性的、违法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发展某些破坏行动的实践之前，也不能等待别人跟上。统一是中心化与统治的特洛伊木马。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自主的生态位，一种回应我们独特需要的斗争方法时，在更广泛的联盟中共同工作的好处才会成为现实。唯一自由的组织形式，是自由的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协调。如果我们无法与最亲近的人一起发展出自己的实践，我们就永远无法在我们所有人之间发展出合适的实践。¶

有时，斗争中不同的人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例如，有些人相信革命是一个对抗性的、冲突性的过程，其中某些结构或社会阶级必须被推翻；另一些人相信革命必须以渐进的、进步的演化方式发生；还有一些人相信革命必须是一种千禧年式的缔造和平与和解的行动——很难在这些人之间找到共同点。面对这种无法弥合的鸿沟，如果不同的各方不可能干脆互不理睬，那就有必要确立一些基本的底线。和平的一方绝不应协助警察逮捕或监视战斗性的一方，战斗性的一方应确保绝不做任何在身体上伤害和平一方的事，而任何一方都不应阻止另一方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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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革命不是一个短期的提议。它是我们为之献出一生的事业，既因为我们致力于以不同的方式生活，也因为我们投身于一场将跨越几代人展开的斗争。¶

作为一种强加于整个社会领域的排他性方法论，非暴力是革命的障碍，是国家手中的工具。但构成斗争的活动数不胜数，用来构想和协调这些活动的战略也不计其数。真的每个人都有一席之地。但并非每一种实践都是正当的。任何以统一之名试图强加同质性的实践，都违背了多样的斗争潮流得以共存所必需的团结与相互尊重之感。还有许多其他的陷阱可能阻碍我们之间联系的增长。但我们会在经验中学习。在许多地方，我们的斗争在过去几年里变得更加强大、更加明智。如果我们继续我们的辩论，从我们的错误和分歧中学习，并敢于采取行动，我们很可能会挺过未来岁月中的种种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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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