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A：关于《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的评论（Appendix A: Comments on How Nonviolence Protects the State）

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How Nonviolence Protects the State）的续篇。那本书写于2004年，2005年出版，2006年扩充，次年再版。由于美国的反警察骚乱和占领运动（Occupy），以及英国的学生运动和托特纳姆（Tottenham）骚乱，围绕非暴力的辩论在英语世界再度升温，我曾考虑借此机会修订并重新出版它。¶

《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的思路相当直白。它首先驳斥了关于民权运动、印度独立运动、美国占领越南期间的反战运动以及反核运动的非暴力历史叙述和胜利宣称。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模式都很清楚：非暴力的倡导者把一场异质的、往往具有战斗性的运动粉饰成非暴力的；他们把部分的胜利、或重要但有限的成就描绘成最终的胜利，与国家异口同声地为一场事实上仍在斗争中的运动宣告圆满结局（当然，还隐瞒了非和平主义成分在争取到任何成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下一章考察了非暴力对殖民主义、对镇压和收编解放运动的用处，以及白人进步人士利用非暴力来控制有色人种运动时表现出的家长作风与种族主义。“非暴力是国家主义的”一章考察了非暴力实践中的威权主义，考察了非暴力如何迎合国家平定和收编社会斗争的需要，以及政府和媒体为何相应地鼓励非暴力。“非暴力是父权制的”一章探讨了父权制社会平定被压迫者的迫切需要，并讲述了跨性别者、酷儿和女性的反叛故事，以期抵消对那段历史的噤声。¶

第五章探讨了非暴力为改变世界而提出的几种主要战略类型，并试图表明它们全都通向死胡同，正如多个历史例子所证明的那样。倒数第二章拆解了支持非暴力的最常见论点中的矛盾、操纵和不实之处，比如“暴力只会招致更多暴力”这类与历史记录相悖的陈词滥调。最后一章则就采用策略多样性的斗争形式提出了一些建议。¶

最终，我决定与其修订旧作，不如写一本新书。《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写作的背景，是一场日渐衰落的反全球化运动，其中无政府主义者的存在感不断增强，同时也有相当多较为传统的和平主义者参与。那时还没有出现推特（Twitter）和平主义者，吉恩·夏普（Gene Sharp）名下还没有那么多胜利，非暴力的当前形态也尚未定型——如今它已与“铸剑为犁”（plowshares）和公民不服从年代的模样毫无相似之处。我当时还使用了一套如今我已不再认同的分析框架和术语。归根结底，那本书是它那个时代的产物。¶

我想借这本新书的机会，回应针对旧书的一些批评。¶

首先是外部的批评。有几位评论者只想抹黑这本书。有人搬出了扔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一老套的漫画形象。一位评论者声称这本书鼓吹恐怖主义，他引用的段落是我论证基地组织（al-Qaeda）在马德里的爆炸袭击比一百万人和平抗议更有力地促使西班牙结束了对入侵伊拉克的参与，却略去了我明确指出的那部分：这类爆炸袭击并不构成革命行动的榜样，因为冷酷地判处无辜者死刑在根本上是威权主义的。¶

一位在《左转》（Left Turn）上撰文的评论者反对说，我对“革命”的定义与切（Che）会给出的定义不同，接着又对我在书中所说的内容做了一系列不实陈述。^[1]¶

转向更严肃的批评：有些人反对这本书的语气，它对非暴力活动人士的处理往往相当尖刻。语气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方面，我认为在这些辩论中必须避免学院式的客气，仿佛我们谈论的是抽象概念，而不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我认为，面对伪善、操纵、谎言、与当局的合作，以及装扮成老练的怯懦，愤慨不仅是可以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反对这种语气的人一般并不试图证明我关于和平主义者伪善与合作的指控是错的，仿佛他们可以耍任何花招，而我们其他人却不能为此动怒。我想，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既想往溪水里撒尿，又想从中喝水。¶

另一方面，团结需要一定程度的尊重。凡是我的批评之尖刻有失公允、构成了对真正献身于为更美好世界而斗争的人们的不尊重之处，都是我的错。希望那些感到不被尊重的人能够体谅我们许多人为何在这个话题上感到愤怒，也希望双方都能发展出一种更具团结精神的交流方式。¶

《新罗盘》（The New Compass）上的一篇书评指责我的书存在“一种无政府主义偏见，[它]在整部作品中如此压倒一切，以至于这一批判时而显得不过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社群间论战，从而限制了它重启一场重要辩论的能力”。^[2]这是我在本书中试图改进的另一个缺陷。“偏见”一词本不应带有任何负面含义，因为一切写作都反映着写作者的视角。我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我书写斗争，不是作为一个假装客观的观察者，而是作为一名参与者。我的经验和思考来自无政府主义的视角，对于那些通常只读带有进步主义或资本主义偏见的作品的人来说，这可能令人震惊或刺耳。我不想隐瞒自己的立场，但我也想与不认同我信念的人交流，而且我知道读一本沉溺于自我审视和圈内暗语的小册子会有多烦人。希望我在本书中找到了更好的平衡。¶

《和平新闻》（Peace News）的编辑米兰·拉伊（Milan Rai）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这本书以及我所做的一次新书介绍。^[3]他的书评有思考深度，但并不那么坦率。在提到他在我的介绍之后的讨论中所发表的一条意见时，他说：¶

我发言时，一开头就说，作为《和平新闻》［致力于非暴力革命］的编辑，我显然是“受了蒙蔽”，“在思维上隐含着国家主义”，而且作为一个有色人种，我有点太过享有特权了，以至于在暴力与非暴力的问题上无法持有有效的意见。

我觉得他不提我的回应有点不够光明磊落：我在书中明确说明，我的这些批评针对的是作为整体的非暴力，而不是每一位倡导者和实践者（事实上，我还特意提到了一些我只怀有敬意、我的批评并不适用于他们的实践者）；而且我对种族主义的批评，明确针对的是以家长式方式使用非暴力的特定白人。¶

拉伊断言：“如果你要比较战略，那你就得确保它们有相同的目标（否则你无法比较它们）。”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在非暴力革命者与其他革命者之间进行任何战略比较都将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显然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并因此想要不同的东西。拉伊把战略说成通往既定目的地的道路，而我越来越不认同这种观点。我所用的比较基点是革命这一理念本身。在当时的反全球化运动中，以及在今天的其他社会冲突中，都能找到大量相信革命的人，尽管他们对革命的理解方式各不相同。正如我在本书中所澄清的，每个人实际上都想要不同的东西，即使他们有时使用相同的术语。在第一本书中，我未能把这一区分讲得足够清楚以避免误解，但我确实指出过，辩论双方的许多人都有类似的革命目标。正因为他们对革命意味着什么有不同的看法，比较才成为可能。这些看法反映在他们的战略中，反之亦然。当他们使用某种战略遭遇失败或困难时，这种经验可能改变他们的目标以及他们对革命是什么的理解。我们面对的不是固定的、彼此分离的目的地，而是相互关联、不断变化的流动实践。因此，最好使用一种灵活的、流动的“欲望相似性”概念，而不是固定的、在分析上更简单的“相同目标”概念。¶

尽管这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对具有类似目标的不同战略之有效性的比较（例如在反全球化抗议内部、在民权运动内部、在结束越战的运动内部、在当代反战运动内部，以及许多其他例子），拉伊却声称我所做的唯一比较，是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与意大利移民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比较。这一说法毫无根据，但从拉伊的角度来看却很方便，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无视那些构成对非暴力主张之严厉控诉的直接比较，比如马丁·路德·金（MLK）在奥尔巴尼（Albany）运动中的失败，与骚乱爆发之后伯明翰（Birmingham）运动的成功之间的对照。拉伊无法为非暴力的这一失败作出解释，于是便对其视而不见。¶

在讨论他屈尊承认的那唯一一个比较时，他又提出了另一个成问题的论点。¶

格尔德洛斯的讨论没有把握到的是：意大利团体使用致命武力，是否使“红色恐慌”（Red Scare）时期的镇压超出了原本可能达到的程度。我的猜测（未经历史考察）是，西方社会运动的常识认为，暴力确实加剧了镇压，而爆炸袭击在今天也很可能使镇压升级。

正如我在《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中所指出的，当一场运动变得更大、更强或更有效时，镇压总是会加剧，这一教训在非暴力的历史事件中同样存在。而且正如所引的例子所表明的，IWW放弃破坏行动和暴力对抗的决定并没有减少政府的镇压。恰恰相反，政府利用了IWW被削弱的状态来加剧镇压。¶

近代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清楚的例子。以欧洲共同市场（European Common Market）的国家为例——这是一个各组成单位在社会经济上大体相似、但各有独立政府的实体——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在过去二十年里，拥有使用战斗性策略的最强激进运动的国家可能包括希腊、西班牙和法国。没有人会认真地提出荷兰和英国，这两个国家的对抗性斗争经历了某种沉寂，而且和平主义者所占比例很高。¶

如果我们把第二个变量设定为镇压措施的加强以及更精密、更有效的社会控制技术的实施，结果就会走向相反的方向。希腊和西班牙虽然都像几乎所有国家一样，经历了社会控制技术令人不安的推进，却并不在这份名单上。希腊有效的无政府主义与反资本主义斗争使用了大量暴力，阻碍了政府实施新的镇压战略或监控技术的能力，有时甚至使其倒退。法国或许可以列入名单，但离榜首还很远。那些位置无可争议地留给了恰恰最为和平的那些国家：荷兰、英国，或许还有德国（这是另一个其冲突性社会运动已部分消失的国家——柏林之外——而且和平活动人士的比例很高）。荷兰和英国都可以被视为绝对监控的社会，其中所有居民都通过一个综合情报系统被追踪，这个系统包括摄像头、银行卡、公共交通、垃圾收集以及其他系统。¶

尽管武装的或危险的斗争无疑会促使政府加倍努力进行镇压——这是所有革命者都必须面对的事实^[4]——但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断言以下几点：在镇压问题上，政府是主动出击的，而不是被动反应的；在社会和平时期，或面对大多是和平的社会抵抗时，它们对社会控制技术的强化，比面对战斗性抵抗时更为广泛。换言之，非暴力在系统层面上加速了镇压。当人们开始发动袭击、制造暴行时，政府往往被迫进行逮捕或以某种方式予以还击，但在为社会控制而重新改造社会的更深层面上，非暴力为镇压的质的推进创造了有利得多的气候。这一论断得到了历史的支持，同时也源于对国家之主动性质的现实评估。但像拉伊这样的非暴力倡导者，把国家描绘成一个只在回应我们的活动时才进行镇压的中立机构，从而为国家效了劳。他所提到的“常识”，是顺从公民眼中的国家图景。¶

拉伊用一种严重的歪曲来概括我的书：¶

所以，如果你致力于非暴力，教育、另类机构等等都毫无意义；如果你在搞爆炸和枪击，它们就极其有效；而即使你眼下没在搞爆炸和枪击，只要你在理论上致力于在需要时使用这类策略，它们就是至关重要的。

他以煽动的方式退回到暴力恐怖分子的漫画形象，反复念叨“爆炸和枪击”，尽管我在全书中提到了一长串其他策略。他那篇书评的戏剧性标题“炸弹客的战略”（A Strategy for Bombers）操纵得荒唐可笑，几乎是在将与他意见不同的人入罪。在2008年的英国，称某人为“炸弹客”基本上就是把他们标记给警察，并鼓动公众作出恐惧的反应。¶

拉伊声称我论证说教育或建设另类选择是“毫无意义的”。这是错误的，但他重复了好几次，而这向来是让谎言深入人心的好策略。接着，仿佛他在揭露一种伪善的双重标准，他说：“不过，等等，教育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并声称我认为除非伴随着爆炸袭击，否则一切都毫无意义。他在这里所歪曲的论点是：创造和教育的活动对于革命斗争都极其重要，但如果它们不伴随着抵御政府镇压、摧毁统治结构和破坏现存体制的能力，那么教育和另类选择的建设只会通向死胡同，无法实现革命。我非常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引用了多个历史事例来说明那条死胡同是如何形成的，并表明非暴力无法调动起所需程度的自卫与破坏行动。但拉伊对这一切视而不见。¶

如果要为他所有这些歪曲找一个出于善意的解释，那或许是这本书不合时宜的语气使他受到了惊吓，让他想象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恐怖主义式的斗争方案，而不是我实际提出的那一种。他显然因为我竟敢提到爆炸袭击而大感震惊，尽管我的目的是在没有非暴力倡导者协助制造的那种震惊和道德恐慌气氛的情况下，自由地讨论一切可能的策略。拉伊和书中其他许多论点一样没有注意到：我从未鼓吹过爆炸袭击，而且在谈到造成旁观者死亡的爆炸袭击时，我特别对其提出了批评。¶

拉伊的结尾要好一些。在谈到我的介绍之后的讨论时，他指出听众中许多人对有效运用策略多样性抱有实际的疑虑，然后表示，要由非暴力的倡导者通过提出和展示有效的非暴力行动来指明道路。他在这两点上都是对的：由于有效的镇压，英国的战斗性实践和反资本主义斗争当时确实陷入了僵局；而如果非暴力想要赢回多年来失去的任何支持，它就确实必须推出一种有效的、或至少是鼓舞人心的实践。在那次辩论之后的几年里，事态已经清楚地表明，战斗性斗争重新找到了前进的道路，而非暴力的实践者仍深陷于同样的弱点之中。¶

除了已发表的书评，我还收到了许多对这本书的意见。最常见的意见之一来自非暴力的倡导者，说我把和平主义与非暴力混为一谈，可以说是拿同一根棍子把两者一起打了。我要具体说明：事实上，我是拿许多根不同的棍子打它们的。¶

《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并不是对某一种连贯的非暴力实践的集中回应，而是对任何将非暴力强加于社会斗争之企图的回应。它同时处理了许多各不相同的话语和实践。这种处理方式的连贯性存在于街头：在那里，我们这些为消除强加于我们斗争之上的限制而战的人，面对的是一大群名副其实的论点和反应——来自强大的机构，也来自我们身边的人——而它们全都以非暴力的价值为中心。¶

从任何一位具体的和平主义者或非暴力活动人士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很可能让人觉得不公平，因为他们会遭到大量批评的轰炸，这些批评针对的是他们并不认同的非暴力概念，还有大量回应针对的是他们可能从未采取过的姿态。我只能再次重申，我试图驳倒的每一个论点、陈词滥调、理由、话语、策略、战略和姿态，都是我在社会运动中亲身遇到过的。虽然任何一位非暴力活动人士都可能不认同我提出的许多批评，但我保证，每一个反对使用“暴力”的人都能在书中找到与自己相关的内容。¶

诚然，非暴力与和平主义的不同流派对革命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我本可以把这些观点各自作为独立的整体来处理，而不是把它们放在一起批评。然而我感觉，这些流派中较为高调的倡导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话语在街头混杂到了何种程度，术语的含义如何从一个活动人士到下一个活动人士就发生变化，以及典型的非暴力活动人士如何常常混用来自多个流派的理论和战略。和平主义与非暴力或许确实是截然不同的两样东西，但就连它们的理论家也说不清其间的区别。例如，吉恩·夏普和马克·库尔兰斯基（Mark Kurlansky）都倡导非暴力而非和平主义，但他们对非暴力意味着什么却有着天差地别的理解。¶

正如我在书中所说的，我批评的对象是自行选定的：一大批形形色色的团体和个人，尽管他们对非暴力这一概念的解释各不相同，却围绕着对它的共同承诺团结在一起。作家和理论家的传统做法，是优先对待纯粹形式的话语，即出自其他作家和理论家笔下的话语。但他们所书写的那些论点是在街头产生的，而不是在他们的书里。如果我们参与辩论的动机是作为斗争的参与者，而不是作为观念的分类学家，那么我们的对话就必须在那个话语相互碰撞、断裂与重组的混乱场域中进行。尽管对于某一非暴力或和平主义流派的某些忠实拥护者来说，这本书读起来可能令人失望，但我写这本书的目标并不是批判某一特定的思想体系，而是要打破一堆大杂烩式的非暴力形式对社会变革运动的钳制。¶

作为对这一点的简短反驳：他们批评我没有按照他们的定义来使用非暴力与和平主义这两个标签，这似乎颇具讽刺意味，因为他们经常把我们称为暴力的，而这离我们自己选择的术语还要更远，并且往往带着一种入罪的口吻。¶

我自己对《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也有一些批评。首先是一个相当表面的术语问题。大约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发表了对某种他们称之为“行动主义”（activism）的实践的批评。其中一些批评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但它们都提出了一个非常必要的观点。他们所痛斥的那种实践已经奄奄一息。在他们看来，行动主义意味着为做而做，是自行选定的专家们的公式化活动：它把社会冲突分割成彼此分离又相互关联的单一议题，每个议题都有其现成的团体或抗议形式，意在一边为所涉问题贴上一块创可贴，一边吸引新成员，以实现组织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据说会以某种方式让我们更接近革命。这种实践缺乏对社会冲突的取向，倾向于把战略简化到策略或运动（campaign）层面，把分析简化为一串糟糕的“主义”清单；而且它与大学和非政府组织的世界（许多这类活动人士从前者毕业后就去后者工作了）的契合度，远远高于它与对抗、冲突、镇压和起义的世界的契合度。¶

我用行动主义的语言写那本书，主要是因为我们许多人都认同上述批评，但并没有把它们等同于“行动主义”这个词。批评者把行动主义重新定义为他们不喜欢的某一套特定实践，这有点不公平，因为这个词此前从未被明确定义过，而且很多人把它与很多种实践联系在一起。把一种细致入微的批评简化为对术语的讨伐，是一种不幸的倾向。但事实是，行动主义是一个难看的词，用它来标记一种已经失效的实践也恰如其分。希望它会逐渐消失，不是因为它过时了，而是因为人们已经消化了这一批评。¶

至于用来指称与非暴力相对立的人和实践的术语，我选择了“militant”（激进的）。这是另一个难看的词，而且直到这本书被译成西班牙文，我才知道这个词最初是用来指工会和政治组织的积极成员的，不管他们在暴力问题上持何种立场。在本书中，我最终选定了“战斗性的”、“非法的”和“冲突性的”这几个词，试图用它们来指称一种从根本上具有对抗性、并准备好承担冲突的实践，而又不把它简化为道德主义的旁观者可能认定的其中的暴力成分。¶

与我在前一本书中使用行动主义语言相平行的是，我使用了一个反压迫框架，把权力划分为父权制、白人至上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这几个彼此独立的压迫体系。一方面，我认为这个框架有助于避免把一切社会等级从属于阶级等级、把一切压迫形式都简化为其经济层面的传统错误。它也有助于分析暴力与社会权力动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非暴力与权威之间的多重盟约。但这样的框架也可能助长一种计算谁更受压迫、谁更享有特权的游戏：给对手贴上种族主义者或性别歧视者的标签，通过把一种观点归类为“特权的”来使其失去可信度，这与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把任何他们不同意的东西都称为“小资产阶级的”如出一辙。我认为，许多非暴力的倡导者在殖民主义的、家长式的态度或对历史上受压迫群体的受害者化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而我所转述的大部分具体批评都来自这些群体中的同志；然而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耐心对待的长期问题，而通过给那些真诚地（无论多么无效地）想要消除种族主义的白人贴上“种族主义者”之类的标签，我可能助长了一种动态：它抑制批判性思考，鼓励己方进行排斥或取消资格，并促使另一方寻找他们自己的侮辱和取消资格的说辞来回击。一个直接受到殖民主义或父权制等压迫体系打击的人，可以在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地方使用“种族主义者”或“性别歧视者”这样的词，但我们这些从这些体系中获得了特权的人，在批评同侪时或许应当更有耐心、更坚持不懈、也更谦逊。我想指出的书中另一个错误，是历史参照范围上的不足。这反映了当时很大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弱点——既体现在无政府主义出版商选择出版哪些书，也体现在我们其他人选择为哪些故事而兴奋——在谈论某些斗争时，我把焦点集中在了那些被浪漫化的、自视为先锋队的武装团体上。其他团体也参与了同样的斗争，还有一些并不以任何组织的名义行动的人。例如，六七十年代激烈的社会冲突，在美国被简化为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和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在意大利被简化为红色旅（Red Brigades）。一个复杂的局势被简化为单一组织的符号。那个组织的错误，甚至它的无关紧要（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都被抹去了，汲取战略教训的机会也随之丧失。¶

这样的战略教训之一，是对二战后发展起来的武装斗争实践的批判；这些实践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团体发展起来，尽管早期也受到了反抗佛朗哥（Franco）政权的流亡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重要影响。为了消除非暴力对暴力抵抗所作的全部妖魔化，也因为我不想强加一个并非直接产生于具体斗争经验的新伦理框架，我常常以一种冷冰冰的、脱离语境的方式谈论战斗性活动和武装行动，结果接近了非暴力和媒体所散布的暴力革命者的漫画形象，从而削弱了我自己的论证。为了避免用一个关于人们应当如何斗争的具体方案来限制策略多样性的概念，我最终把武装斗争模糊地描绘成非暴力的对立面，而抵抗的可能性本来是、也应当是无限的。¶

在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我无法获得那些从冲突本身的视角来考察这些历史冲突的更详尽的资料。当时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复制了左翼的圣徒传式叙述，把斗争与试图主宰斗争的组织混为一谈。幸运的是，我们似乎正在纠正这种倾向，尽管那些浪漫化的、先锋主义的叙述似乎仍然是畅销书。¶

还有最后一个细节我想修正。一位评论者提出异议说，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的IWW主要是由移民组成的。我曾指出，自治的无政府主义者（即自治小组〔Gruppo Autonomo〕的成员：我曾不准确地称他们为“加莱亚尼派”〔Galleanist〕无政府主义者，尽管他们的活动早于其最著名的理论家路易吉·加莱亚尼〔Luigi Galleani〕的出现）比他们在IWW中的同时代人更好地挺过了政府的镇压，这不是尽管、而恰恰是因为前者采用了非法的、秘密的实践，而后者在镇压面前转向了越来越和平的手段。在那一论证的语境中，我断言自治的无政府主义者几乎全是意大利移民，因而更容易遭受镇压。表面上看，这一点是不准确的，原因正是那位评论者所提到的：IWW的移民基础。然而，我认为这一论证的精神仍然是准确的。首先，许多IWW成员是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在当时的种族等级中远高于意大利人，也不易受到我特别提到的那种“WASP仇外心理”的伤害。其次，也更重要的是，显而易见，通过采取更和平的手段并放弃使用破坏行动，IWW并没有使自己免遭镇压，而只是成功地平定了自己。它放弃了自己的对抗立场，从而也放弃了其资本主义批判的精神本身。短短几年之内，它就几乎消失了。¶

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大约在同一时期，西班牙的全国劳工联合会（CNT）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正常运作的反资本主义劳工组织存活下来，只是因为它诉诸了秘密实践，包括抢劫银行以充实罢工基金、以武装行动恐吓老板、报复性地杀死杀害过工人的警察和杀手，以及破坏行动。CNT不仅顶住了粉碎它的企图，还成长为全国最强大的工人组织，并很快引发了一场革命形势。CNT在IWW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它们对对抗的看法是造成这一差异的核心。^[5]¶

关于《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我还有更多想要改动的地方，但写作的根本矛盾恰恰在此。思考永无止境，而一本书总有一天必须付印。¶

在过去八年里，关于这个话题的思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反映了我们斗争中的巨大变化。反全球化运动曾经是许多关于非暴力和策略多样性之辩论的舞台，如今它要么已经消失，要么已变得面目全非。无政府主义者在许多国家登上了舞台，导致政府镇压加剧，并迫使媒体改变策略，从无视我们转向试图驯服我们。反资本主义及其更为包裹糖衣的替代品，如反新自由主义或“99%”，再次成为流行现象。从奥巴马（Obama）到莫拉莱斯（Morales）的政客们再一次俘获并背叛了人们的希望，这表明遗忘始终站在统治者一边，而记忆站在反叛者一边。许多新人正开始第一次参与社会斗争。而非暴力已经被决定性地重新定义为一种务实的政权更迭或改良主义：它把安全置于牺牲之上，寻求与警察和媒体等精英机构的迁就与合作——这些特征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非暴力，但从未如此明显地占据主导。¶

《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试图与一种立场展开辩论，这种立场在我当时所处的环境中牢牢钳制着关于斗争方法的讨论。本书虽然话题相同，目标却不一样。非暴力与策略多样性之间的辩论已不再进行。非暴力的倡导者已经放弃了这场辩论。他们的实践在街头辜负了他们。他们没有回应对他们提出的严肃批评，甚至连他们用来代替有事实支撑之论证的陈词滥调都没有换过。但他们已经堕落到更低的深度，经常攻击、告发其意识形态对手，或散布针对他们的不实指控。他们还与警察、媒体、非政府组织（NGOs）和政府结成了更紧密的联盟，孤注一掷地试图争取更大一部分人群——这些人群正开始抗议，有时甚至开始对压迫他们的东西采取行动。他们中较好的那些人背弃了这场辩论，但没有使用任何那些卑劣的伎俩，而是出于一种单纯的个人需要去从事非暴力斗争；不过，他们也没有大声谴责其和平主义同伴的暴力与合作。¶

在界线的另一边，那些赞成策略多样性的人已经在他们的辩论中向前推进，浸润于几年来激烈的新反抗、新运动和新理论之中，以至于“策略多样性”这一术语如今显得陈旧得令人尴尬。但是，在参与这场辩论的人及滋养这场辩论的经验，与那些刚刚投身战斗的人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后者被社会训练得以为唯一合法的反叛者就是顺从的反叛者，而他们在街头的经历又向他们表明：非暴力不仅有失尊严、毫无感召力，而且完全不足以实现他们的梦想。¶

本书的意图，是向那些已经开始质疑非暴力的人介绍那些非暴力与国家一道想要对他们隐藏的集体经验和历史；阐明非暴力在捍卫权力方面所扮演的系统性角色；并为一场正在进行的辩论作出贡献，这场辩论关乎如何参与一场总是包含无数视角、欲望和方法的斗争，而这种混合拒斥任何同质化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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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