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6. Real Democracy Now）

2011年5月15日，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在西班牙各地城市举行协同抗议。当晚或次日，抗议者在各自城市的中心广场召开集会，并开始搭建营地。这些抗议由马德里一个名为“Democracia Real Ya”即“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Real Democracy Now）的活动人士团体发起，该团体受到了非暴力的颜色革命、经过淡化与安抚的媒体版埃及暴动，以及——如果从表象来判断的话——民粹主义／阴谋论系列影片《时代精神》（Zeitgeist）第三部的影响。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设想。广场占领的规模和数量成倍增长，从每处仅有几十或一百来人，发展到大城市中多达十万人以上；它蔓延到西班牙各地的小镇，在希腊、荷兰等地激发了类似的运动，带来了一整年国内乃至全欧洲的大规模动员，改变了西班牙的社会运动，并最终对美国的占领运动（Occupy）产生了重大影响。¶

15M运动——或称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的两项创立原则，一是拒绝政党，二是通过开放集会实行自我组织。这表明多年来无政府主义思想已传播得多么广泛，因为它们甚至在立场鲜明地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团体中也扎下了根。但这些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实践，却与运动创立者的民主诉求发生了冲突。他们把抗议日期定在5月15日，恰好是大选前一周，希望广场占领能一直持续到选举日。由于西班牙宪法明确禁止在选举日及其前一天——即法定的“反思日”——举行任何政治示威，这一安排大概是意在引发一场宪政危机，迫使当局接受他们的诉求：进行选举改革，以终结两大主要政党（工人社会党和人民党）的历史性垄断地位。¶

15M运动的另一项创立原则是非暴力；而且，完全符合民主的一贯做派，这一原则从未被拿出来辩论，参与者也从未被允许集体决定何为“暴力”。^[1] 鉴于这场运动的规模、范围和持续时间，据我所知，它是本世纪迄今为止非暴力最重要的一次体现。颜色革命或2003年的反战运动，尽管其中一些在数量上或许更为庞大，却不过是昙花一现，缺乏15M那样的复杂性与实践广度。¶

虽然我们可以说愤怒者——那些始终未能超越忧心忡忡却忠诚的公民之愤慨的人——是非暴力的，但把15M运动本身描述为非暴力的，却完全不准确，无论它那些自封的领导者多么努力地想让它保持这个样子。¶

事实上，15M运动兴起之时，其他一些根基深厚得多——而且，说句显而易见的话，经验储备也丰富得多——的社会斗争早已在不断推进。这些其他运动往往是反资本主义的，而“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则是肤浅的民主派，把压迫与剥削的复杂问题归结为坏政客的腐败，并主张可以通过改革选举法来解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那时，德国——这个或许对西班牙紧缩措施负有最大责任的政府——早已实行着一种与“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所要求的相近的选举制度）。前一年秋天，一场总罢工让整个国家停摆了一天，使团结与斗争的概念重新回到了日常话语之中。而就在5月15日前两周，巴塞罗那数千名反资本主义者以游行至富人区萨里亚（Sarrià）的方式，延续了五一劳动节这一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传统，并用一个小时焚烧垃圾箱、砸毁银行、汽车经销店和奢侈品精品店。尽管媒体出于逐利本性渴求戏剧性画面，它们却压下了这次游行的新闻，恰恰是因为它们知道，这一暴力行为在下层阶级中会多么受欢迎。^[2]¶

“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对这段反对资本主义与权威的丰富斗争历史只字不提，从上个世纪的经验到此前数月的成果，统统略而不谈，其目的正是要把一场潜在的革命运动重新安置到选举诉求这一改良主义的地盘上。而当他们的婴儿长成了巨人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按照历史上重复过无数次的模式）便打算组建政党，驾驭这个巨人走向权力，却被来自基层的强烈反弹当头喝止。¶

在15M运动中，正如在许多其他运动中一样，非暴力意味着失忆，意味着压制关于斗争的集体记忆，以及随这种记忆而来的全部经验与智慧。记得数百年来反抗权威之斗争的人，不会被一项许诺通过修改选举法让事情变好的简单改革所蒙骗。记得数百年斗争的人知道，他们所拥有的那一点点东西，都是战斗得来的。他们记得如何筑起街垒，如何组装燃烧瓶，如何使用枪支，如何在地下状态中生存，如何防范渗透者。正如“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的改良派抹去了埃及暴动那充满街头战斗和被焚警察局的真实历史一样，他们也试图抹去西班牙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丰富历史。他们试图告诉那些一生都在街头度过的人：获胜的唯一途径就是保持和平，因为电视上就是这么说的。¶

恰恰是在那些社会斗争依然生机勃勃的地方——巴塞罗那、马德里、巴斯克地区——非暴力未能控制住运动，这绝非巧合。在15M爆发时尚无强大社会运动的城市里，愤怒者成群地接受了改良主义与非暴力的话语，而且往往在一个月左右之后便销声匿迹。在巴塞罗那，突然从一种现实转换到另一种现实，令人颇为不安：在前一种现实中，你在街头可能遇到的那一百或一千人都知道非暴力是个拙劣的笑话；而在后一种现实中，街头突然挤满了五十万人，其中九成的人认为，要有所成就，我们就必须劝阻破坏行为，并在媒体上表现得体面。鉴于这几十万人中的大多数刚刚离开沙发、初上街头，这一情形印证了我们的论点：权威训练人们奉行非暴力，而经验则训练人们采取对抗性的方式；只是进展缓慢得令人沮丧。但人们一点一点地克服了非暴力。15M运动中较为强健的部分重新接续上了更为悠久的斗争历史，而较为孱弱的部分则如风中尘埃般飘散了。¶

那些已有斗争经验的人进行辩论、争论，散发传单，张贴海报，在墙上涂写，构思口号，并开展旨在打破非暴力之桎梏的行动。至于警察，他们试图以大量挥舞警棍来终结这场运动，这反倒帮助人们认识到：与银幕上不同，在现实中，所谓坐下来挨打是有尊严的这种想法纯属胡扯。当警察的暴行成功压垮了加泰罗尼亚广场（Plaça Catalunya）上数千人的非暴力抵抗之后，许多人开始检视自己的预设。人们逐渐意识到警察是他们的敌人，开始支持对银行和政党办公室的破坏，开始支持策略多样性。在本书写作之时，这场辩论仍在继续。那些主张安抚的人依然拥有更优越的资源，偶尔还能动员起规模庞大但消极被动的人群。而在少数地方，一些对战斗性方法有所试探、却仍为可接受的策略设定界限的活动人士，发展出了相当有意思的公民不服从与对抗实践，足以维持一种独立的活动。但总体而言，15M运动开始以来的两年表明，对严格非暴力实践的支持在流失，而对战斗性实践的支持则呈指数级增长。¶

2011年10月，当警察逮捕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指控他们在6月封锁议会期间——这次封锁是在15M运动的框架内组织的——袭击了政客时，三千人自发走上街头举行声援抗议（这是巴塞罗那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自发抗议），沿着一条通常禁止抗议的中心街道游行，打断了商业主义的景观，并在所有银行上喷涂了涂鸦。2012年1月，学生罢工期间的一场大规模抗议挣脱了其自封领导者的控制，施展出一套有效的策略多样性，令警察无从控制街头。考虑到学生运动此前一直由非暴力的倡导者所掌控，而且随着15M的大规模化，非暴力本应正处于凯旋时刻，这一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两个月后，即2012年3月29日，一场总罢工带来的人群，其规模足以与15M所召集的群众相匹敌。但在许多城市，这些人群已经认定非暴力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以诸多例子中最有力的巴塞罗那为例，多达一万人直接参与了激烈的骚乱，焚烧银行和跨国公司，并与警察展开了持续数小时的激烈战斗。骚乱者的人数比以往有了关键性的增长。但更重要的是，数以万计的人留在现场，间接支持骚乱者；而在巴塞罗那以往的骚乱中，凡不是战斗性策略坚定支持者的人，一听到玻璃破碎声或警察到来就会四散奔逃。这一次，人们留了下来，拒绝抛下骚乱者，阻止警察包围他们，为他们欢呼，与和平主义者和记者争辩，并帮助转移伤者。¶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人们坚持团结，反对政府为粉碎抵抗而采取的新镇压措施，并支持数十名被捕者。¶

在15M运动之初，响应“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号召的大多数人都甘愿服从非暴力纪律。但事实证明，非暴力不足以捍卫他们已开始争取到的空间，而与之相伴的民主辞令也缺乏词汇，无法描述权力坑害他们的种种方式。¶

这种不足不能归咎于非暴力发展得不够完备。愤怒者远非只是一群消极被动的群众，他们试图发展出一整套完整的和平策略：抗议、静坐、封锁、新闻发布会、拒缴新税、向欧洲议会或马德里进军、网络抗议，以及在同一天集体从个人银行账户取款、以“打在他们最痛的地方”的运动（那并不是真正让他们最痛的地方）。所有这些都没有奏效。¶

愤怒者的非暴力很快就变成了对其自身的拙劣模仿。堵塞街道成了“暴力”，在墙上写字成了“暴力”，甚至把广场上的一小块草坪变成游击花园也成了“暴力”，因为这违反了法律。他们很快就把“暴力的”变成了“非法的”的同义词。这尤其虚伪，因为广场占领运动的根本前提——在选举周末期间维持抗议——所违反的恰恰是西班牙宪法本身（在最后一刻，面对抗议的规模和决心，一名法官裁定，根据某个漏洞，占领是合法的，因此警察不必驱逐他们；否则驱逐将会引发一场两大政党都不愿看到的巨大丑闻，玷污选举。这再次证明，法律和正义不过是一出戏，是对潜在权力关系的形式化谈判）。¶

不止一次，活动人士以非暴力之名，扑倒、殴打或试图逮捕那些犯有喷涂涂鸦、佩戴面罩或实施某种轻微破坏行为之“罪”的人。他们对非暴力的执着还迫使他们为警察的行为辩护，宣称警察是朋友和公仆，同时又声称戴面罩的抗议者是“警方的挑衅者”。以非暴力之名，他们成立了负责将反社会分子拒之门外的委员会，还组织了公民巡逻队，试图把那些在被占领广场上避难的非法移民赶出去，或把他们交给警察。¶

还有一些问题与某些在广场上安营扎寨的瘾君子和醉汉有关，他们不断骚扰甚至袭击女性。和平主义组织者和“共处委员会”（Convivencia Commission）试图阻止广场上的女性主义集会组织自卫课程、自行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以家长作风提出由他们来保护她们。^[3]¶

对非暴力的这种诠释，并不是西班牙15M运动所特有的歪曲。在世界各国，非暴力都构成了一道通往日益驯服之策略的滑坡。正如第一章所解释的，赋予“暴力”这一范畴以战略重要性，就等于把权力拱手让给媒体，由它来告诉我们哪些策略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在一个以不可调和的冲突为前提的社会中，非暴力由于其反冲突的立场，寻求与支配我们的同一批权威和解，这就意味着它倾向于回避在权力眼中最具争议的东西。和平主义者将“暴力”定义为“违法”，只是时间问题。毕竟，法律与和平是相互关联的概念。在实践中，它们指的不是自由或福祉，而是秩序；而在这个社会中，秩序的基础是以一切手段使人屈从于权威。最后，由于非暴力的倡导者推卸了为艰难的斗争方法争取民众支持的任务，他们依赖媒体来赢得一种虚拟的声望或传播其信息（而这些信息必须被简化为一个图像），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这种对媒体的依赖要求他们采纳媒体的某些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正是拥有媒体的那些公司的价值观。¶

非暴力的倡导者以其和平方法之名对其他抗议者进行人身攻击，这也并不矛盾。我第一次在抗议中遭到袭击，不是出自警察之手，而是被一名“和平警察”（peace cop）所袭，即一名受指派在抗议中防止混乱的和平主义者。这是非暴力立场的逻辑延伸。非暴力的一个基本信条是：将单一的方法和一套有限的策略强加于整场运动是正当的。这是威权主义的思维。非暴力活动人士赋予自己强迫他人以某种特定方式参与、或将他人排除在外的权利。就此而言，非暴力是对社会运动、对公共空间、对集体活动的篡夺。无论他们是通过殴打意见相左的抗议者、借助同伴压力让他们噤声或遭到排斥，还是让他们暴露在警察的逮捕之下来实施这场政变，他们都只是在将非暴力的威权本性付诸行动而已。¶

“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认为自己拥有15M运动，因而可以把决定强加给它，比如对非暴力的承诺。但这场运动并非由“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所创造，尽管号召是他们发出的。它是由许许多多走上街头并开始自我组织的人所创造的，他们出于多种多样的理由，怀着多种多样的目标。只要有可能，非暴力活动人士就会利用某个集会或联盟的决定，为他们将一种斗争方法强加于一场多元运动的做法披上合法性的外衣。但当不存在这样的合法性门面时，他们的意识形态仍会驱使他们做出同样的强制行为。在众多组织者已就策略多样性达成一致的抗议中，从多伦多八国集团峰会到圣保罗（St. Paul）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NC），无一例外都有非暴力活动人士违背协议，在媒体上谴责“坏抗议者”。在15M运动中，非暴力的意识形态鼓吹者把一个几十人集会所作的决定，强加给了一场最终涵盖数十万人的整个运动。¶

如果全体大会上有发言者批评非暴力的实践，主持人往往会打断他们，说“我们已经同意保持非暴力，况且如果我们使用暴力，我们就会失败”，然后结束辩论，把麦克风交给下一个排队等候的人。当无政府主义者预订了音响系统和广场的中心场地，准备举办一场关于非暴力的辩论时，记录预订的那张纸却离奇地消失了。他们再次预订，那张纸又一次消失，而一张新纸出现了，上面写着同一天同一时间的另一项活动。没有音响系统，能参与这场活动的不超过一百人，而活动也只能在广场边缘举行。聚集起来的人群中既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民主派，还有不少非暴力的支持者，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赞成被强加于运动的那种非暴力。然而，这场辩论是非官方的。它被排挤到边缘，在全体大会上毫无分量，也无法推翻运动领导者的决定。尽管如此，这场运动最终还是违抗了那些领导者，抛弃了非暴力的实践。大约一个月后，大多数人都已离开广场占领，把那里留给了死硬的活动人士和想当政客的人。那些没有放弃斗争的人——这些人依然为数众多——开始参与街区集会、某个工会、抵制房屋止赎的动员、对大学、医院和初级医疗中心的占领，或其他领域的斗争。所有这些都是早于15M运动就已存在的结构或空间，它们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更深刻的批判，也具有更好的历史感。¶

但15M运动的经验已经汇入了那段斗争史，而其教训是明确的：非暴力服务于媒体、警察和想当政客之人的利益；但对于那些想要触及自身所面临问题之根源、并改造社会的人来说，非暴力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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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