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精神分析—笛卡尔式主体的形而上学考古

本书考察斯拉沃热·齐泽克在拉康精神分析之后对德国观念论的回归。其主题核心在于：齐泽克试图借助这两种传统中彼此相容的死亡驱力（Todestrieb）概念，让它们相互对读，从而发展出一种高度原创的主体性理论，解释主体如何既独立于其物质根据，又依赖于这一根据。但本书并不止步于此：它不满足于重述齐泽克关于主体性如何从自然中爆发式地诞生、并造成毁灭性本体论后果的论述，还试图将这一论述严峻的形而上学后果系统化。本书的基本论点是：如果象征界从实在界中的涌现，即由主体性的奠基姿态实施的从自然到文化的过渡，意味着一个完全自我封闭、自我维持的结构系统的出现，那么，这一奠基姿态不仅必须在建立象征界的行动中退出舞台，而且，为了解释这一行动本身，我们就必须把绝对者设定为一个由否定性和对抗所构成的、脆弱的非全体。或者，用齐泽克《少于无》（Less Than Nothing，他最新的巨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那本“又大又厚的黑格尔书”）中的表述来说，绝对者是一系列“少于无”，它们的本质构成一个在本体论上不完整的场域。¶

通过对精神分析—笛卡尔式主体的形而上学考古，即对弗洛伊德本人关于心灵如何从无意识驱力的冲突及其变迁中涌现的考古研究^[1]所作的必要补充，尤其是在拉康对其进行结构主义改造之后，我们将看到：齐泽克本人的主体本体论远远超出了精神分析方法论的通常限制（后者如此关注心理发生及其各种病理），并激烈地挑战了我们对自我和世界的通常理解。我从中提炼出“本体论灾变”这一概念，视之为其运作的关键环节，以概括这一挑战。在本书的展开过程中，这个概念呈现出若干不同含义。¶

在第一个环节中，它指的是齐泽克对死亡驱力的解释：死亡驱力引发了从自然到文化的过渡，是一种怪诞的生命过剩，无法按照自身既定的自然运作规则控制自己，由此为经验的可能性打开了空间。¶

在第二个环节中，它指主体性在自然中的自我设定，这一设定将自然撕裂为彼此无法调和的区域。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自我设定以生物系统在力比多—物质层面的崩溃为条件，但它作为纯粹行动，终究不能被还原为这种崩溃。综合起来看，主体性涌现背后的这两个环节，要求我们深入探讨这一论述所暗含的自然哲学。由于死亡驱力和纯粹差异以外密的方式存在于自然的最深处，自然显示出自身建立在痛苦的张力和自我破坏倾向之上。这种情形如此深刻，以至于自然的存在不仅与死亡、疾病和畸形之物的存在相伴而生，而且在冒险触及虚空时，也与那始终可能发生的、不可预测的失序爆发和彻底崩溃相伴而生。¶

在第三个环节中，对主体的形而上学考古被推向了最终界限。深入探讨存在如何能够在肆虐而毁灭性的否定性中维持自身时，我们将看到：越是走向宇宙最根本的层次，宇宙就越显示出，它在最深处并不是一种稠密而充分自存的现实，不是借助某种不言自明的盈余而凭自身存在的东西；相反，它是一系列未确定的原本体论状态，与作为其对照面的虚无之空仅有最微小的区别。思索这一虚无之空如何能够被打破、使创造本身得以涌现时，齐泽克主张，应当把本体论灾变的基本形式从主体这种自然在死亡驱力中的崩溃形式，或从自然自身的构成性张力所见证的自然的不完整性，扩展到作为这一虚空之必然扰动的世界本身。由此，形而上学的经典地形本身发生了倒转：“对于真正的辩证论者而言，终极奥秘不是‘为什么存在的是有而非无？’，而是‘为什么存在的是无而非有？’：为什么我们越是分析现实，就越是发现一个虚空？”^[2]¶

粗略说来，这就是我们要考察的领域。这个领域不只是因为细微复杂而困难、因为新颖而富有挑战，而且在根源上就是诡异而创伤性的。它迫使我们遭遇自我与世界的某些方面，而这些方面不仅通常不被我们承认，或不断遭到否认，甚至是我们试图压抑的对象。为了抵达并评价这一“本体论灾变”概念，我对齐泽克式精神分析—笛卡尔式主体的形而上学考古沿着三条路径展开：第一条穿越构成齐泽克项目背景的更广阔历史语境；第二条从内部重构他通过精神分析重新激活德国观念论的方式；最后一条则试图提炼齐泽克形而上学内在的原创性与大胆性，并对其提出问题。¶

第一条路径包括第1章至第4章。第1章勾勒拉康精神分析中实在界的歧义性。它表现出一种语言结构主义式的激进观念论，宣称象征界作为自我封闭的系统运作，无须任何外在支撑。这不仅意味着人的自由等同于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疯狂，而且似乎也封闭了说明那奠基性的、走向疯狂的过渡的任何可能。第2章表明，虽然齐泽克相信自己能够在德国观念论中找到克服这一困难的资源，但他只有通过精神分析，追溯并重构他所察觉的、贯穿这一传统的一段与主体性晦暗起源搏斗的无意识历史，才能做到这一点。由于实在界与象征界之间的精神病性非关系也是对我思的重新思考，第3章说明，为何在一个从各方面攻击主体性的思想环境中，齐泽克感到自己在理论上有义务使主体性重新焕发生机。第4章试图理解实在界如何能够产生象征界。与早期和中期拉康相反，齐泽克认为，象征界不可能是一个不知从何处来袭击实在界的外在寄生物，而必须产生于某种总已内含于实在界之中的自我破坏倾向。¶

第二条路径在第5章至第10章中展开，它通过回溯性地重写德国观念论的无意识历史，来论证齐泽克的主张：德国观念论与精神分析的奠基性洞见之间存在同一性。第5章借助晚期拉康对自然崩溃作为象征界前提的思索，勾勒康德如何同样被迫在有机失序之中设定先验者的元先验根据，甚至预示了拉康的镜像阶段。第6章表明，早期黑格尔如何在康德和费希特的先验论以及谢林自然哲学的不足的推动下，试图把主体作为爆发性的、摧毁世界的事件写入存在的褶皱，以调和观念论的自由与实在论的体系，从而将康德对主体性毁灭性起源的洞见激进化。随后，第7章说明，成熟时期的黑格尔如何在精神分析意义上退避于主体本质核心中的本体论灾变，把它归入概念的自我中介之下。只有到了中后期谢林那里，当他奋力对抗自己所感受到的绝对观念论的威胁时，康德观念论所发掘的真正真理内核才显现出来，同时显现的还有它对于我们理解自然、人的历史性以及绝对者所具有的严峻、甚至恐怖的意涵。第8章具体阐释谢林—齐泽克式主体作为实在与观念之间消逝的中介的含义。意义的象征宇宙并不是进化成就的高峰，而是一个错误：事物秩序中某种可怕故障的结果，而象征宇宙只是一种应对此故障的防御机制。鉴于主体性以这种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恐怖为基础，第9章说明：谢林尽管是思考主体性深渊般起源的那位思想家，但在正面遭遇其全部创伤之后，最终如何像黑格尔一样退避于自己的伟大洞见。这进一步支持了对德国观念论进行精神分析式重构的必要性。在具体考察齐泽克的方法论之后，第10章通过凸显其三项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来结束第二条路径：一种丰富的自然本体论、一种通过量子力学发展起来的虚空新形而上学，以及一种细致的无意识理论。这三者各自都超出了对德国观念论或精神分析的单纯重新激活。¶

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路径，可以用本书副标题“齐泽克与德国观念论的悖论形而上学”中的“悖论”一词来概括。第11章强调，激进观念论并非与形而上学相对立；它不仅要求一种形而上学，因为必须把带有全部内在悖论和自我指涉性的思维视为存在于世界之中，而且更根本地迫使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形而上学领域，这一领域在德国观念论中第一次明确显现。康德之前的一切形而上学之所以是独断的，在于它们假定思维凭借一种特殊能力就能伸出手来，触及存在的真理（巴迪欧和梅亚苏等人对数学形式化的抬升重演了这一姿态）。与此相对，在谢林与黑格尔那里出现的，是对如下问题的强烈反思：思维形成存在之图景的过程本身，如何作为一个事件被写入存在。由此，连理论形成的哲学立场本身，也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两个层面上被反身地主题化。由此涌现的形而上学可以被命名为批判的形而上学，因为它能够发展一种将实在论与观念论都推到最大程度的现实理论，因而最适合阐明一切存在者的形而上学整体，而不落入片面采取其中一方的理论所陷入的困境。^[3]第12章探讨这一事业的悖论性质：它如何在齐泽克对德国观念论这一主导主题所作的变奏中，表现为内在的原创性与大胆性；以及它可能给齐泽克本人的哲学，甚至给任何试图打破相关主义循环的激进观念论，带来怎样的问题。¶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