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每一种教育方法都有自己的寿命。若干年前合适的方法，今天未必还合适，即使它看起来依然稳定。（毕竟，停滞也是稳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世界的发展超出了某种方法所能容纳的范围，无论它最初出自多么高尚的情怀，都应该改变。不妨这样想：每一个“右”都有一个左。就连“正确”的方法，也可以从左边看。〔译注：英语 right 兼有“右边”与“正确”之意。〕而自闭症，我的朋友们，嗯，那当然会提供一个偏左的视角。¶

我把这本书叫作《我在特殊教育中学到的事》，因为我确实在特殊教育中学到了东西——不是本来要我学的那些，但同样是重要的东西。虽然我有别的途径学习历史、物理和数学——母亲从来不等学校来教育我，而是自己承担起这个角色——我仍然想知道，一个有组织的学习环境会怎样对待交到它手里的学生。我在美国尝到了个中滋味。¶

12岁时，我受邀来到美国，接受“立即治愈自闭症”（Cure Autism Now）组织的神经科学家们的测试；这个组织后来成了“自闭症之声”（Autism Speaks）。测试之后，母亲和我本该返回印度。但情况让我们多留了一阵子，因为母亲受邀用她教我的方法，教有障碍的孩子如何交流。（这叫作快速提示法，简称 RPM。）她要工作，白天我就得另有去处；虽然我在印度已经掌握了十年级的课程，特殊教育教室仍是唯一的选择。母亲初到这个国家，发现自己只因宣称我有那些能力，就遭人嘲笑。她是在向听不懂、或不愿听懂音乐的人吹笛子。¶

于是，在一个新的国家、一所新的学校里，我以一种新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教育。母亲一直教我要向境遇学习。这里的境遇是羞辱，一位格外能教人的老师。我发现，受辱远非人生中偶然出现的一章。如果一个人能学会忍受它，并在这个过程中克服自己的骄傲，就能获得远超任何德高望重的教授的智慧。我本人就拥有一个受辱学博士学位。¶

但我并不是在抱怨。毕竟，羞辱让我成了哲学家！我就是那个学会从受辱中发现幽默的哲学家。为此，我要感谢我的特殊教育老师们。我感激自己的智力遭到怀疑的每一个时刻，因为不相信，难道不就是不相信的人关上了通向知识的一扇门吗？我不正是一个低声说着“Eppur si muove”（“然而它确实在转动”）的伽利略吗？¶

羞辱也让我成了科学家！我就是那个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自闭症的科学家：为的是体验智力被自己的身体囚禁，并以荒谬的从容来承受它，而别人甚至难以理解这种囚禁。不过，身为社会科学家，我知道没有人能免于囚禁。比如，人会受自我、社会义务、工作要求等等的囚禁。你们这些神经典型者，有谁能自由地在公众面前嗅闻一本书？我拥有不受惯常举止约束的自由；作为一名嗅闻科学家，我待在我们称作社会规范的那个盒子外。你们其余那些据说自由的人，却困在这个社会盒子里面。¶

如果你问我，是否指望个别化教育计划（IEP）会教我数学或科学，我会说：“不。”我心里明白，除了一个人为编排的学习体系和严厉的行为规则，不该抱任何指望。如果我需要真正的知识，家里有书，那是母亲从所有能找到书的地方搜集来的。我并不住在书籍稀缺的黑暗时代。通过坚持不懈的家庭学习，我获得了一个作家所需要的那种教育。¶

母亲工作的时候，我在学校干什么？那些时间，我怎样打发？我研究那个叫作“特殊需要教育”的体系。谁是它的船长，谁是它的水手？那些船长为什么当上船长？有没有领航员？船长有没有罗盘？特殊教育这条船要驶向哪里？¶

我制定了自己的学习目标，而这些目标又制造出一些很有趣的情境。我分析人们对这些情境的反应——这就是我所谓的社会实验。我成了一名经验主义者。自闭症者为什么不能研究神经典型者？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时间用得富有成效？通过成为科学家和哲学家，我得以制服自己的无聊。¶

请把这本书看作某种教学大纲——我在特殊教育里可没有这样的东西。我在这门课上学到的东西，实在是无价之宝。我要感谢那些促成我成长的人。按照保护研究对象匿名性的惯例，我改了他们的名字。其余一切都是真的，尽管有时以喜剧性的夸张加以润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