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坏时刻与好时刻

把坏时刻和好时刻混在一起，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有坏，我们才懂得欣赏好。这就是传说中的路西法存在的原因：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例如，没有疾病，谁又能恰如其分地看待健康的奇迹？没有苍蝇和小飞虫，谁又能看见翱翔的雄鹰？所以，让特殊需要教室里的每个人都经历一些路西法般的时刻，是我的责任。拿上周五来说吧；没有那样的时刻，谁也不会为周一的好时刻感谢上苍。¶

一切从考拉开始

在我们的特殊需要课程中，每天早晨，我们都要上一节来自某个教育网站的短课。这课像一份热腾腾的早餐，被端到我们面前。主题也恰如其分地“特殊”。它得照顾到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状况，因此实在不能太有挑战性。毕竟，有蒂托主义、丹主义或埃斯特拉主义的人，和有鲍比综合征、沃尔特综合征或贝尔麻痹的人坐在一起。这是面向最小公分母的教育。¶

我们的老师加德纳先生确切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总会选择最高尚的主题。他兴冲冲地走进来，手里拿着从学校电脑上下载、又用打印机打出来的材料。那台机器的噪声是这栋楼里一个熟悉的存在。在我的云上，我曾看见它被各式各样的老师围着——嗓音粗哑的、嗓音柔和的，穿白衬衫的、皮鞋锃亮的，脑袋上长着头发的、脑袋上闪着光的，应有尽有。每个人都等着轮到自己使用打印机。还有哪一件设备能比它更忙？他们三番五次告诉我，不要走近它——不要按任何按钮——但我似乎从来都没能真正领会这个命令。¶

我敢肯定，加德纳先生等的时间，比教典型学生的老师更长。毕竟，联邦政府规定了典型学生必须学些什么，而每天在校的时间就只有那么多。相比之下，加德纳先生毫无这种压力。他允许我们按自己缓慢的节奏学习——或者说，按他的节奏。事实上，当他出现在教室里，兜售他那份特殊教学时，通常已经迟到了20分钟。¶

那个周五，他看上去特别兴奋。他捧着练习纸的样子，让我想起一个小女孩抱着洋娃娃——像个小心呵护的妈妈，或是护士。一个画面跳进我的脑海：“要是教室里刮起一阵非常强烈的风，会怎么样？”但我没心情当飓风。我从自己蒂托主义的眼睛里向外张望，脸上带着一种鼓励的神情：“让我看看你有什么！”¶

加德纳先生小心翼翼地把纸放在我们每个人的桌上，好像在为我们颁发奖杯。今日主题！今日主题被醒目地展示出来！我读了标题：“澳大利亚的考拉熊”。¶

与考拉熊相伴的生活

埃斯特拉·斯旺哼着一支陌生的曲子。她坐在西藏附近的一座山顶上，召集一群雪人围在身边。一位课堂助理想让她别再哼了。埃斯特拉·斯旺的包里通常装满毛绒动物；当她哼得厉害时，它们就会被拿出来——也许是想让她停下，也许是想转移她的注意力。谁知道呢？那天早晨，它们全都出场了，但埃斯特拉·斯旺把它们推开，几只还掉到了地板上。“他们为什么不能做些毛绒雪人呢？”我想。¶

在遥远的某个地方，在某座山顶寺院里，一位喇嘛用他的心灵感应能力感觉到了她，点了点头。丹主义的创始人丹，现在受到了启发。我能听见有人叫他别那么使劲地点头。我看着纸上白底黑字的印刷内容，打量着那只考拉——斑马的一位黑白相间的远亲。这两种动物似乎都在抗议彩色摄影的兴起。有了这么美妙的花纹，谁还需要颜色？¶

坐在云上的我，其实看不见生活在自然栖息地里的考拉。我想成为它那个世界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一个旁观者。我想像风一样，让某件事情发生。（太多时候，我都是旁观者，或者只是行动的承受者。）但我的选择有限：要么把桉树的气味从澳大利亚吹到非洲，要么从椅子上站起来。斑马需要从嗅觉的单调中喘一口气——谁愿意一辈子都闻草味呢？——但从椅子上站起来，似乎更容易。¶

考拉熊——我的证人

于是，我站了起来。我一站起来，滑铁卢的指挥官们便各就各位。他们知道，拿破仑跨上马背之后，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他们必须有所准备。他们必须有所准备，因为“什么都有可能”就是什么都有可能。比如，既然不准我嗅闻加德纳先生的脑袋，我就可以嗅闻他的手。我可以比较右手与左手的气味。我可以把研究结果推广开来，把鼻子移向另一位助理杰克逊女士的手，惹得她用自己的母语尖叫：“Big hatari!”（译成英语就是：“大危险！”）¶

或者，我可以转过身，敲一敲得克萨斯州地图，那是谁挂上去激发指挥官们的爱国心的。“还记得阿拉莫吗？”在西藏群山之中那座隐秘的寺院里，喇嘛会理解我的意图。虽然丹还在不停点头，大家却似乎忘了他那颗来回摆动的脑袋。神经典型者的那些脑瓜，都在琢磨怎么阻止我。¶

只要站起来，我就什么都能干。我可以沿着教室边界来回踱步，向指挥官们发出信号，告诉他们埃斯特拉·斯旺正在唱一支陌生的战歌。或者我可以去拜访副校长——他的办公室就在隔壁。为什么不来个不打招呼的驾临，让他也沾沾光呢？只要能打乱他那副“年度最重要人物”的架势，干什么都行。但考拉可以为我作证：我什么都没干。我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就像刚才突然站起来一样，突然坐下了。我甚至无视了埃斯特拉·斯旺那首挑衅的战歌。一声如释重负的和平叹息，从所有看不见的战马那警觉的鼻孔里涌了出来。终于，有人发现了丹那颗来回摆动的脑袋，命令他停下。¶

和平重归考拉

接下来的10分钟里，我们这些能够朗读的人——比起真的说出声，我更多是在用嘴做出那些词的口形——轮流一人读一段。像埃斯特拉·斯旺和丹这样不能朗读的人，则获准在西藏高地的角落里哼唱或摇晃身体。轮到我的一段读完之后，我又回到云上，好俯瞰地球上大大小小的生灵——包括斑马和考拉。不过，很快我就有必要再次离座站起来了。将军和他的指挥官们，已经变得太过安逸。¶

好中掺坏

正如我说过的，把好与坏混在一起很有用。比如，挖鼻孔。谁都知道，在公共场合挖鼻孔不好。但挖过的鼻孔，会让没被挖的鼻孔显得像天使一般。丹把一杯黏糊糊的橙汁，从课堂助理德科斯塔女士低领衬衫的领口灌下去之后，等到他不再往她的低领衬衫里灌橙汁时，我们就更容易表扬他了。对于好事，我们通常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必须引进一些坏事，来衬托“光明美好的一切”。¶

况且，滑铁卢的指挥官们必须保持警惕。特殊教育中的“卓越”，需要挑战与艰辛。毕竟，把考拉的知识装满有特殊需要的学生的脑袋，绝非易事。就连亚历山大大帝，也要让他的士兵保持紧张，因为他害怕他们变得自满。于是，怀想着亚历山大的伟大，我再次站了起来。¶

我所做的，只是（又一次）站起来

站起来的方法有很多种。有一种理想的站法，像伊丽莎白女王起身同她的国民握手。有一种充满诱惑的站法，像戴安娜王妃以她迷人的同情心，赋予非洲力量。谁在乎肚子是不是空的？一个大陆的心正激动得怦怦直跳。还有一种“足球迷”式的站法。在这种起立中，双脚双腿都避开了地面。不过，假如对方进了球，这条蜈蚣就会把体育场踢塌。还有一种“我真的非站起来不可吗？”式的站法。在这种情况下，起身又慢又不情愿，身架没能挺直。这是一种“差不多站起来了，但又没完全站起来”的站法——就叫它“站起来除以2”吧。¶

我的站法与众不同。它又引出了一声“Big hatari!”（译成英语——大致是：“格蕾塔，收拾行装！犀牛准备冲过来了！”）¶

“为了澳大利亚的有袋类！”

“为了谦卑的平胸鸟类及其幸存的后代！”

“‘快！拿我们的枪来，’他们说！”

当他们准备好迎战犀牛时，我平静地坐下了——那个喊过“狼来了”的男孩，还会再喊“狼来了”。看不见的战马鼻孔里，又呼出了沉重的气息……¶

在那之后……

B 先生赏脸，循循诱导着我的笔，去完成那张练习纸。有一刻，他发现我把桌面当成了纸，似乎吃了一惊。他俯下身，看着我的脸，才发现原因：我写“桉树”这几个字的时候，闭着眼睛。“难怪！”他像一个老练的雕刻家，从一块石板上雕凿着我的成长。我被黄色校车从矿山运来；把我雕琢成个样子，就是他的工作。¶

我像任何一块质地密实的材料那样，填着练习纸上的空白。毕竟，石板就得像石板那样思考！问考拉住在哪里，我答：“罂粟田。”问它们属于袋鼠科还是猫科，我写“猫”。“为什么不呢？袋鼠又不上树。”我知道，我们正在研究的这种有袋类不会在意。我也知道，B 先生会在意。¶

果然，他给我指出了错误。作为回报，我让他看到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出色。为什么不让这个人有点成就感呢？再说，谁需要 A 呢？特殊需要教室里的评分——任何地方的评分——都荒唐可笑。凭什么 A 就比 Z 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实行字母民主？短吻鳄什么时候才能和斑马一同躺下？〔译注：短吻鳄为 alligator，以 A 开头；斑马为 zebra，以 Z 开头。〕¶

一个人怎样回答问题，并不重要。选择怎样回答——对也好，错也好——该由回答的人自己决定。我本来可以选猪或公牛、狗或曲棍球杆。这些选择彼此竞争，然后我选出了胜者。“胜者就是——猫！”¶

而在那个“在那之后”之后……

许多时刻过去了。新的时刻出现了。我的练习纸终于完成，B 先生松了一口气。订正错误花了好几个小时，因为我总是忘了还有任务要做。我站起来，坐下去，站起来，坐下去，把坏的和好的混在一起。¶

丹坐在远山上的椅子里，摇晃着身体。埃斯特拉·斯旺对着山上的积雪哼唱。雪人听见哼声，围着冰隙跳舞。¶

我盯着通风口，等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