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对功能失调的易感性：议题类型

三重功能失调假说只考察问题，并不试图说明构成其基础的选举过程五项要素所作的积极贡献。寻找弱点至关重要，因为如第2.1节所指出的，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通常会争夺提供这些物品所需的资源。这些资源可能是人力资源、人造资源或自然资源；政府的任何失灵都可能被那些希望利用它们生产私人物品的利益方乘虚而入，从而造成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为了初步了解三重功能失调可能有多严重，并帮助辨识哪些情境会使它造成高昂代价，下文提出公共物品议题可能具有的若干特征，认为这些特征很可能造成对公共物品所负民主责任的某种失守。这种失守包括不顾外部国家、群体和个人的利益；其所以构成失守，不仅因为这种不顾他人的行为损害他人的利益，也因为它会招致报复。¶

4.1 给自由民主政府造成问题的议题特征

本书认为，涉及公共物品的议题可能具有以下八项特征，而这些特征很可能导致自由民主政府忽略或错误管理这些物品。认为前五项特征会产生这种影响，是因为三重功能失调往往使民主政府陷于无知（见图2.1，原书第126页）。最后三项——普遍性、竞争性与“可外部归因性”——则被认为即使在这些政府掌握充分信息时也会引发功能失调，因为它们很可能缺乏有效应对具有这三项特征中一项或多项的议题所必需的高度责任感（同见图2.1）。任何一个议题具备这八项特征中的项目越多，民主政府就越容易对它管理失当，原因正在于其三重功能失调所产生的无知和不负责任。¶

1. 复杂性。具有这种特征的议题，可能包含漫长的因果链、反馈回路，或者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议题网络的一部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富含反馈和网络结构，但政治人物往往采用简短的线性思维，以便选民容易理解（H. Muir 2008, 41），因此，他们为社会与环境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能使问题恶化（例如 Forrester 1971; Yaffee 1997）。¶

2. 抽象性。政治人物可能忽略建设性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国际政策，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更有形的政绩纪念碑上，如建筑、桥梁、贸易利润和迅速创造就业，因为它们在视觉、金钱或个人层面的影响会立即给选民留下印象（Bennett 2008, 2–3）。发展平等、公共信任、社群团结、公共理性和教育等抽象的社会问题，往往过于偏重思辨，难以向大多不参与政治的选民轻松传达。以统计方式呈现的风险问题是抽象的，因此，人们和社会往往忽略短期发生概率较低的事件，即使从较长时期来看，其概率会变得很高，甚至必然发生。心理学家埃尔克·韦伯（Elke Weber，引自 Bennett 2008, 2）指出，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风险不是一项统计数字。风险是一种感觉……如果我感到害怕，这种感觉就会压倒再多苍白的统计信息”。因此，抽象风险如果涉及重大利害，就可能因不采取行动而导致灾难，例如核扩散、恐怖主义、飓风、洪水、海啸、地震、大流行病、全球变暖以及日冕物质抛射等空间天气事件（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见 Brooks 2009）。¶

3. 隐晦性。隐晦性描述的是一些社会从未经历过的情境，或已经遗忘的情境；也可能如韦伯所说（引自 Bennett 2008, 3），人们不能识别它们，是因为人类缺少相应的演化经验，未能演化出对该情境的先天反应。不关心治理的选民不能把某个议题识别为公共物品问题，也会造成无法识别。隐晦性的另一种形式，是人们无法察觉问题正在发展，分别被称作“景观失忆”和“渐进常态化”（Diamond 2005, 425）、“基线漂移综合征”（Arbesman 2012, 38）以及“温水煮青蛙综合征”。缺少明显的行动门槛或最后期限，也可能构成隐晦性。气候变化就呈现出这种模糊性。塔斯马尼亚是否应在富兰克林河筑坝发电的争议，是门槛的出现打破渐进常态化、促使人们作出积极的民主社会选择的一个例子。原定于1982年末正式动工兴建水坝，为公民带来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最后期限，激发了公民抗命，最终保护了这条河。这一门槛促使人民付诸行动，作出一种十分直接的民主社会选择；若没有这一门槛，这种选择原本可能不会出现。¶

富兰克林河水坝争议的另一个激励作用在于，这场危机可以直接归因于人。人很容易被妖魔化，例如要求廉价电力的商人（“贪婪的资本家”），以及想给自己建造纪念碑的政治人物和工程师（“狂妄自大”“建立王国”“政治恐龙”）。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克（Paul Slovic，引自 Bennett 2008, 3–4）通过对比美国对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的冷淡反应，以及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强烈得多、持久得多的反应，为人类对行为者的这种情绪反应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虽然人为全球变暖可能促成了卡特里娜飓风，但它是一种自然行为，因此没有像9/11那样触发人类千百年来对陌生人侵入家园、危及生命的恐惧。演化心理学家指出，我们的演化适应环境（EEA）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既依赖他人、又容易受到他人伤害的社会生活。这一情境创造了“演化‘棘轮’”，或“操纵与读心之间的演化军备竞赛”（Orbell et al. 2004, 3, 13），从而产生“人类对其他人所具有的非凡敏感性”（Smith 2006, 1021）。由于这种对他人的敏感性似乎是一种“‘硬接线’于我们生物构造中的倾向”（Smith 2006, 1016），它也会在民主制度中表现出来。正如我们所预测的，民主政治体存在不负责任和无知的倾向，因此我们可以预期，民众这种根深蒂固的本能会占据上风，而不会针对每一议题审查其是否适当。反过来，如果某个议题与我们的EEA中至关重要的议题不同，未能唤起人类的先天倾向，那么不采取行动是否适当，也可能不受审查。因此，这样的议题可以归为具有“隐晦性”。英国新经济基金会政策主任安德鲁·西姆斯（Andrew Simms）指出，全球变暖就有这种特征。¶

[英国]政府无法采取与气候问题的规模和时间框架相称的行动，这一点受到……英国自身历史的嘲弄……挑战在于迅速转变经济，在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内生活，同时维持并提高我们的整体福祉。在一些重要方面，我们以前就经历过这种情况，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在不同的情境下，英国在准备、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文如此]及战后恢复的过程中，完成了惊人的事业。在1938年至1944年的六年间，经济被重新改造，资源使用和家庭消费大幅削减。（Simms 2008）

4. 后果在时间上的遥远性。具有这种特征的议题是长期问题。斯洛维克（引自 Bennett 2008, 3）指出，“我们大幅折减未来负面结果的重要性，尤其当应对它意味着必须推迟某种眼前利益时”，是“有关人类行为的一个已经确立的事实”。如上文第2.6.1节所述，马什和延肯在《走向未来：澳大利亚政治对长期问题的忽视》（Into the Future: The Neglect of the Long Term in Australian Politics）一书中，分析了这一议题特征对民主政府的影响。¶

5. 后果在空间上的遥远性。这类问题在地理上远离决策者，因此往往很容易被忽略（Diamond 2005, 424–25）。¶

6. 普遍性。某个议题的规模，或公民对它的习以为常，可能要求民主政体付出极大努力，才能形成处理这一问题所需的政治意愿。这包括确保大多数公民既知情、关心此事，又相互支持，从而具备使他们能够承担责任、产生有效集体行动的团结精神。民主制度对究竟由谁指挥公共政策的困惑，束缚了它们创造团结的能力，其结果是，人口过剩、物种灭绝、大流行病风险和全球变暖等普遍问题，很可能在应对它们的政治意愿得以形成之前，就造成惨重后果。威权政权可能更容易预先防止这样的灾难——前提是它们能预见这些灾难，而且愿意采取行动。中国能够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出生率，以限制人口过剩，而民主的印度却无法以同样坚定的努力面对同一问题，就是这种能力的例子（见下文第4.2.1节）。¶

7. 竞争性。在代议民主制下，政治人物之间的过度竞争，可能把围绕分裂社群的议题展开的对抗放大到具有破坏性的程度（Dahl 1998, 150, 154–55）。如第2.3节所述，这可能抑制人们对公共物品的责任感。所有国家都难以接受分离诉求，似乎就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这些情境具有竞争性：分离主义者与国内其他民众的部落本能相竞争，而这种本能告诉人们，他们所属群体的成员必须忠诚，并展现团结。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原因之一，似乎是民主政治中的竞争性斗争加剧了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敌对（Courtemanche 2003, 191–93）。生态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2005, 317–8）支持这一看法，指出除人口过剩造成的激烈土地竞争之外，此处的种族灭绝还源于政治精英为了保住权力而蓄意煽动的仇恨与恐惧。¶

8. 可外部归因性。这里使用“可外部归因性”，是指某个问题容许公民及其政治代理人把它解释为不存在，或认为它由他们自身及其有归属感的群体之外的事物造成或容许发生，尽管这些公民或其群体实际上应对该问题负部分或全部责任。政党和国家是可能扮演这种角色的两个群体例子。这里把这种不负责任地否认问题、或误解其原因的做法称作“外部归因”。它的一种形式是阴谋论：公民把问题归咎于他人的邪恶意图，而不是归咎于那些人所处的环境，也不是归咎于自己或自己所属的群体。例如，许多美国人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归咎于贪婪的银行家，而不是归咎于自己选出了主张放松金融市场监管的政治人物（Stiglitz 2010, 6）。外部归因有三种方式：（a）心理否认，通常通过拒绝承认现实，来避免预想令人痛苦的结果；（b）群体迷思，即“对相互支持和认可的需要，可能导致疑虑和批判性思考受到压制”（Diamond 2005, 435–36）；（c）逃避责任：在试图解决一个问题时，忽略对其直接结果随后产生的影响作出预判。如后文第5.4节所讨论的，最后这种外部归因（即不“想到第一阶段之后”）非常常见，主要原因无疑是，含混授权几乎不能激励公民或其政治代理人把事情彻底想清楚。第4.2.3节提供了一个例子：为了提供充分就业这一公共物品，人们执拗地尝试把解决方案的大部分从政治转移到市场。关于这种外部归因及相关问题的其他外部归因所带来的不利后果，见第5.3节。在那个案例研究中，外部归因产生反馈，使问题无法解决。¶

一个议题是否容易被人们以外部归因式的懒惰、冲动或一厢情愿的思维对待，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具备前述七项难处理的特征中的任何一项。例如，复杂性可能诱使人们疏于思考，或以责怪他人的方式混淆视听，而不是面对现实。抽象性、隐晦性、时间上的遥远性、空间上的遥远性和普遍性，也可能鼓励类似反应。竞争性则可能为外部归因提供更直接的动机。不过，虽然议题的这些特征常常鼓励外部归因（例如，普遍性鼓励否认，竞争性鼓励群体迷思，复杂性、抽象性和隐晦性鼓励忽略对整个后果链的充分预判），外部归因也可能取决于议题的其他特征，例如其社会背景使得将责任归于其他行为者颇具吸引力，以及它能够唤起恐惧或与某种世界观相抵触，因为这些情况可能引发否认。¶

可外部归因性会诱发三重功能失调理论为自由民主制所预测的不负责任。指挥权的混淆与激烈的争票竞争，强烈驱使政治人物在应对可外部归因的议题时选择那些不要求选民付出努力或牺牲的“解决方案”，无论这些选民是否造成了问题、助长了问题，或最有能力解决问题。这种把解决方案推向外部的倾向很可能相当强烈，因为演化心理学表明，人类不仅欺骗他人，而且欺骗自己的能力也高度发达（Trivers 1991）。因此，每个公民同样进行外部归因的利己倾向和亲社会倾向，会支持政治人物的外部归因行为。¶

人们把问题的解决方案推向外部时所表现的一厢情愿，其强大动机之一，是倾向于拒绝与自己世界观相冲突的证据。斯洛维克（引自 Bennett 2008, 5）解释说，人们“竭尽全力坚守自己的世界观……因为他们的个人身份和社会关系网络，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维护[这些世界观]联系在一起”。他指出，对感知和行动最有影响的两种世界观，似乎是平等主义世界观和等级主义世界观（Bennett 2008, 4）。平等主义世界观偏好财富、权力和机会广泛分配的社会；等级主义世界观则偏好领导者居上、追随者居下的社会。斯洛维克观察到：¶

我们通过这项研究发现，平等主义者通常更关心各种危害所带来的环境风险，包括全球变暖。等级主义者往往较不关心……这项研究真正令人不安之处，是它表明，以事实信息改变人们的观点与行为是多么困难……人们会扭转信息的意义，以使自己的世界观保持完整。（引自 Bennett 2008, 4, 5）

这种对世界观的坚持，似乎鼓励了观点相近的人聚集成孤立群落（Sunstein 2002）。在富裕社会，人们可以通过选择居住地、选择交往对象，以及选择最合自己心意的信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组建并加入这样的群落。因此，财富通过隔绝相反观点和证据，往往会激活人们思考议题时的外部归因倾向。¶

对这八项特征的评论。第2.5节曾预测，三重功能失调主要会在战略政策方面产生政府失灵。这里所描述的八项棘手议题特征支持这一预测，因为它们出现在战略议题中的可能性，比出现在战术和操作议题中的可能性更大。这意味着，三重功能失调所产生的无知与不负责任，在应对战略议题时，比在应对战术或操作议题时更容易导致疏忽。¶

4.2 自由民主政府不负责任的三个案例

上文描述的困难议题八项特征，可能使民主政府产生程度各异的失灵，其程度随每个议题中这些特征的强弱而变化。由于三重功能失调会使政府产生一定程度的不负责任与无知，它往往使民主政体专注于提供从公民个人角度看具有个人性、即时重要性的公共物品。此类物品的例子有工作机会、繁荣的经济、良好的公共教育与医疗设施，以及免受犯罪侵害。三重功能失调中的不负责任，还会使民主政体倾向于通过处理症状、而不是深层原因来追求速效，因此，大多数政府失灵将发生于那些只有从长期看才会产生净收益的公共物品供给中。这种参差不齐以及失灵影响的滞后，使其中很大一部分不为许多公民所察觉。公民可能忽略的其他政府失灵，包括其政治体内部少数群体面临的问题，以及本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中的问题。这些以群体为基础的议题，可能在空间上远离大多数公民，而且往往具有竞争性和可外部归因性；二者都容易使公民本能地对其他群体成员漠不关心，甚至怀有敌意。¶

现在我们描述三个具有战略意义、且经常被民主政体错误管理的公共物品议题，以考察这种政府失灵可能有多严重，以及三重功能失调是否似乎能够解释它。当三重功能失调的三个组成部分（含混授权、过度竞争和过度妥协）中的一项或多项似乎助长或造成失灵时，就表明三重功能失调存在。这里选择的三个战略议题是人口过剩、全球变暖和失业。对它们的管理强烈影响自然资本的人均可用量（自然资本定义见第2.2.3.2节“广告造成的分心”）；第5章通过分析第四个战略性公共物品议题，进一步追踪这一共同线索：民主政府煽动其公民的欲求，使其迟早因自然资本的限制而受挫的问题。¶

对自然资本的这种关注，在那些没有认真思考过可持续发展的人看来可能很奇怪，但当我们考察文明在几十年、几百年或几千年尺度上的可持续性时，它必不可少。在这样的时间尺度上，文化能够演变，经济能够调整，转而关注最有用的事物，无论它们是服务、知识产权、大宗商品、制成品，还是其他东西。但生活质量始终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资本与人口之比，因为这一比例为人们提供其生物物理需要：空间、土地、淡水、清洁空气、稳定宜人的气候、野生生物、渔业资源、荒野、吸纳废弃物的生态能力，以及许多其他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产。如果这一比率较高，这些事物就会被视为充裕，而其中进入市场的事物也会更让公民负担得起。由于自然资本与人口之比属于战略政策问题，本节下文及第5章便利用影响这一比例的议题来检验三重功能失调理论。鉴于这一比例对人们极为重要，这些检验也表明，消除三重功能失调对于人们的福祉至关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在下述三个政府失灵案例写成之后，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独立指出了其中两个问题——全球变暖与失业。¶

气候科学明确告诉我们，到本世纪中叶，我们需要使能源系统的很大一部分实现“脱碳”。然而，当今经济与政治讨论的主流，却是开采化石燃料的先进技术——水力压裂、新型深海钻探等等。这些措施或许能暂时提振经济，但它们最终会挤出对低碳技术的投资。化石燃料的繁荣注定是条死路。短期优先事项与长期需要彼此冲突。

就业政策领域同样存在这种脱节。青年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因为传统就业岗位败给了信息技术、机器人技术和外包的发展，导致就业减少，尤其使缺乏技能的年轻人收入下降。作为回应，经济学家执着于管理[消费]需求的政策。但那无法应对这些结构性变化。我们还需要新的教育与培训战略，以及帮助年轻人顺利完成从学校到工作这一困难转变的战略。

这些例子说明了主流经济学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政策之间的差别……主流经济学把短期与长期割裂开来。前方可能存在重大问题——气候变化、粮食短缺、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培训不足的年轻人——但宏观经济学家宁愿今天临时应付，将来再担忧未来。这种做法也合乎政治人物的需要，使政策周期与选举周期保持一致。但它并不是产生稳健、包容性增长的良方。（Sachs 2013；增加强调，以突出一个关键的战略层面）

现在，我们来考察本章三个战略政策失灵的案例，以衡量其重要性，并评估三重功能失调是否是罪魁祸首。¶

4.2.1 人口规模

民主政体不愿认真对待人口过剩问题，既是无知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与三重功能失调的预测一致。许多观察者都注意到了这种不情愿（例如 Butler 2004, 194; Attenborough 2011; Sulston 2012）。1960—70年前后，公众对人口增长的关注曾一度高涨，其中很大程度上受到保罗·R.埃利希（Paul R. Ehrlich）1968年《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一书的推动；此后，这种兴趣开始消退，如今人口过剩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政治上不正确的话题。为纪念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这种态度被称为“哈丁禁忌”；哈丁（n.d.）曾指出：¶

太平洋岛民显然毫不犹豫地明确以禁忌作为停止讨论的理由。相比之下，西方人珍视言论自由和公开讨论的传统，因此会不好意思说（例如）：“我们不讨论人口，因为这是一项禁忌。”他们会转移话题。

英国科学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拉普利（Chris Rapley，2006）观察到：¶

[人口规模]这个话题极具争议，以至于成为可持续性大辩论中的“灰姑娘”——无论公开场合，甚至私人场合，都很少见到它。在讨论地球如何作为一个整体运转的跨学科会议上，人口学家和人口问题专家通常以其缺席而引人注目……除非这种情况改变，否则像蒙特利尔峰会（“超越京都”）这样只处理问题一部分的会议，充其量也只能取得极为有限的成功，未来世代的福祉和生活质量则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

世界观察研究所副所长罗伯特·恩格尔曼（Robert Engelman，2008）描述了这一禁忌极为个人化的根基：¶

对这一话题的不自在无处不在，在每天都努力应对人类改变自然界方式的环保人士中，尤其如此……谁愿意把人类简化为一个数字，或把自己看成一个数字呢？人口趋势又触及我们经验中一些最敏感的问题：性、种族、生育、家庭规模、堕胎。然而，任何关注人为气候变化，或全球能源和食品价格持续飙升的人，有时都不得不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究竟有多少人。

正如三重功能失调中的含混授权和过度妥协所预测的，在民主制度中，这种个人的敏感和厌恶会传递给政治人物，而几乎不经过可能为了共同利益而约束它的反思或批判性思考。这或许就是民主政府无法就人口问题制定理性政策回应的原因。¶

那些强烈关心易受人口压力影响的公共物品的人，例如环保人士和绿色政治人物，似乎很快就认识到了政治制度的这种不负责任。他们发现，谈论自然和社会承载力，并据此建议相应的人口上限，会招来政治上的讥讽。不过，他们由此产生的、对尝试降低人口增长的反感，或许并不完全是因为公民缺乏思考这一障碍——含混授权鼓励这种思考不足，过度妥协又将它表达为政治立场。过度竞争看来也可能发挥作用，例如马克·奥康纳（Mark O’Connor）和威廉·莱恩斯（William Lines）在《超负荷的澳大利亚：政府与媒体如何在人口问题上犹疑与否认》（Overloading Australia: How Governments and Media Dither and Deny on Population）中的如下叙述（2008, 11）。他们指出：¶

十多年前，工党战略家、前国务特别部长加里·约翰斯（Gary Johns）就认为，高移民率及缺乏人口政策，是基廷[工党]政府垮台的关键原因。约翰斯说：“多年来，无论工党还是联盟党执政，澳大利亚民众都以压倒性的多数不赞成澳大利亚的移民规模。”

在分析中，约翰斯赞同道格·科克斯（Doug Cocks）的一项建议：澳大利亚应争取把人口稳定在2,000万至2,300万之间，将移民保持在每年约50,000人。约翰斯说，实施这样的政策也许困难，但它有可能为工党赢得选举。这项政策“从国家利益角度看具有压倒性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会尊重选民的意见。

然而，即使胜选系于此，工党是否有“胆量”与移民游说集团抗衡呢？在1998年霍巴特举行的工党全国大会上，时任工党领袖金·比兹利（Kim Beazley）打破了基廷时代的沉默之墙，承诺工党将为澳大利亚制定一项人口政策。

遗憾的是，比兹利很快就开始朝其他方向调整措辞，于是在商业晚宴和筹款活动上，他给出了相反的印象：工党的新人口政策将主张快速增长……不久之后，比兹利就开始谈论确保我们的人口达到5,000万。毫无疑问，他的竞选筹款主管松了一口气。

这段叙述表明，虽然澳大利亚人多少担心本国人口已经——或不久就可能——太多，但政治人物感觉到，他们在个人层面更关心自己的就业与收入，因此希望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政治人物希望在争取连任的竞选中得到企业的资金和其他支持，这也迫使他们推动经济增长，而鼓励移民就能轻易做到这一点。推动这种政策组合的争票动机，从根本上说，就是三重功能失调中的过度竞争。¶

澳大利亚在选择人口规模方面发生民主功能失调的另一个迹象，是两个最有理由就人口对有限自然资源造成的压力发声的政党，似乎很快就认识到了这种失灵：关心环境的澳大利亚民主党和澳大利亚绿党（O’Connor and Lines 2008, 166–75）。到1984年，对人口议题的种族主义解读及其对个人的影响，已使它在选举上的伤害大到这两个政党无法处理，因此它们一直忽略这一议题，直到2008年末。那时，绿党领袖鲍勃·布朗（Bob Brown）参议员（2008）受到选民忧虑的推动，采取了行动；选民担心人口增长对全球变暖、石油峰值、几乎遍及全国的淡水短缺，以及许多其他议题造成影响。他呼吁展开全国辩论，试图打破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瘫痪。¶

澳大利亚移民部长菲利普·拉多克（Philip Ruddock）在2002年就观察到了这种瘫痪（2003, 108）：“过去十年中的两次人口调查……凸显出政府可用来影响人口规模的政策杠杆极其有限……我们确保某个特定人口目标真正实现的能力非常有限。”拉多克所指的是1991年国家人口委员会的调查，以及1994年众议院长期战略常设委员会对“澳大利亚人口承载力”的调查。这些并非仅有的调查。1975年，“博里委员会”向联邦政府提交了人口政策报告，随后又于1978年发布了补充报告。¶

近年来，澳大利亚的海外净移民不断上升，在截至2008年12月的一年中达到创纪录的253,400人（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0），引发公众对2050年人口超过4,000万的担忧。虽然作为“船民”到来的难民引起激烈政治争论，但其年度最高人数为2010年的6,535人，而澳大利亚官方接收的难民约为每年14,000人（Economist 2011c）。2010年4月，联邦政府宣布，将再次就未来理想人口规模展开调查。意见征集于2011年截止；曾仔细研究澳大利亚承载力的经济学家兼农业科学家道格·科克斯说，这是一项“转眼之间就炮制出150页精美粉饰和胡说八道之杰作的调查。简直就是土拨鼠之日。20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Cocks 2012, 28）。尽管1994年的委员会强调，“迫切需要一个扎实而全面的数据库，据以详细推算各种人口情景的后果”（Newman 1994–5），此后政府却没有研究可持续自然资本与人口之间的理想比例，也忽略了科克斯等人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他最初为该委员会写过一份报告（见 Cocks 2012, 28），后来鉴于该委员会不愿处理这个问题，就通过一本书把这个议题呈现在公众面前（Cocks 1996）。¶

对比中国和印度应对各自人口问题的方式，可以看出民主制度下的政治人物对限制人口规模的反感。中国的威权政权于1979年实施了一孩政策，而民主的印度却无法如此果断地回应同一挑战。正如扎卡里亚（Zakaria 2003, 251）所说：“印度之所以无法开展持续改革，主要是因为政治人物不愿让选民承受任何痛苦——无论这种痛苦多么短暂。”中国政府在2008年估计，如果没有这项政策，该国到当年年中将有16亿至17亿人口，而不是当时的13亿。中国由此确保，其GDP增长所带来的人均财富增幅高于印度所能达到的水平（如后文第7.3节“PO2”标题下所述，为每年1%的人口增长提供所需条件，可能耗去超过12%的GDP）。与人口增长更大的情形相比，中国也以更小的人均国内自然资源可用量降幅，提高了人均财富（有关这一效应的讨论，见第5.3节）。《经济学人》（Economist 2009, 31）报道，把生育率（平均每名女性一生所生的孩子数）从例如六个降至两个，可以在几个方面帮助经济。首先，它提高了劳动力人数相对于需要赡养的儿童和老年人人数的比重。这一效应的一部分是，当女性需要照顾的孩子更少时，她们更容易从事有偿工作。降低生育率帮助经济的另一种方式是：由于需抚养的人口更少，家庭有更多钱可供储蓄，这些储蓄能够用于投资，产生资本。此外，尽量减少人口增长，能使资本的人均增长最大化；这正是上文比较中国和印度时提及的人均财富增长的一部分。清华大学经济学家胡鞍钢（Economist 2009, 31）估计，1978年至1998年中国GDP增量的一半，来自人均资本积累速度。¶

民主政体不愿应对人口增长的另一个迹象似乎是：“中国迅速的人口变化（从大家庭转向平均有两个或更少子女的小家庭）的作用，很少被视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因素”（Butler 2004, 193）。例如，马凯硕（Mahbubani 2008, 67–78）反而把中国相对于印度的经济成效，归因于中国对其公民能力的运用好得多。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中国人消除了阶级区别，而印度的种姓制度继续阻止大部分人口参与教育、政治和经济。因此，当中国共产党主席邓小平于1978年决定把中国的指令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时，该国就能够快速发展。邓小平务实地坚持在中国共产党和商业领域实行贤能原则，极大地促进了这一过程。从1980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而印度在同一时期为5.5%（Gittins 2006）。[译注：原文将邓小平称为中国共产党主席；此处保留原文说法，邓小平并未担任该职。]¶

民主社会的观察者忽略人口控制在中国经济成功中的作用，可能是三重功能失调的另一个迹象，因为含混授权的影响，可能已经使这些民主社会的观察者习惯于不期待通过公民作出必要牺牲来解决政策问题；在这个例子中，必要牺牲就是限制家庭规模。除了战争等危急情势外，自由民主政体通常不是这样运作的。通常只有当一个群体突然面临生死危机时（例如外来者威胁它时），人类的团结反射才会被激发到这样的程度：个人愿意承认，为了共同利益，每个人都必须付出代价。只有在这类不寻常的时刻，公民才能通过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来克服含混授权。¶

民主制未能应对人口增长究竟有多重要，下述严峻看法也许值得铭记。提出这一看法的是一个对未来思考甚多的人——多产的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政治记者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问他：“如果人口继续按目前的速度增长，你认为人类尊严这一观念将会怎样？”阿西莫夫回答：¶

它会摧毁这一切……人口过剩之下，民主无法存续。人的尊严无法存续。便利与尊严都无法存续。世界上增加的人越来越多，生命的价值就不只是下降，而是消失。死一个人都无所谓了。（Moyers 1988）

4.2.2 全球变暖

民主制度不负责任的一个突出例子，是美国对全球变暖的现实与前景所作的回应。其他大多数自由民主政体对这一议题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负责任：它们在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方面表现不佳；欧盟在1992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后花了十三年才推行一项功能失调的排放交易体系；民主国家拒绝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其后的2010年坎昆会议和2011年德班会议，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2012年里约+20地球峰会）上发挥领导作用，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这些失灵也许没有美国的失灵那么值得谴责，因为在这个问题发展的过程中，美国一直是世界首要温室气体排放国，而且美国与中国如今仍排放着比其他国家更多的此类气体。直到2007年12月3日之前，澳大利亚一直跟随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2008年布什政府任期结束时，美国仍无意批准应对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也没有提出可信的替代程序。本书写作时，由于共和党人的顽固态度，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这种立场，尽管奥巴马总统正试图通过监管限制排放来改变局面，并于2014年11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议，二人又于2015年9月重申该协议。考虑到有关这一议题的科学知识发展史，可以说到2008年，美国的回应已比应有的水平落后20年（Stern 2009）。三十多年来，人们一直知道全球变暖是一种发生概率很高、利害关系极其重大的风险。197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就警告：“观望政策可能意味着一直等到为时已晚”（Environmental Defense 2003）。对这一问题的国际认识促成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1988年成立；1990年，49位诺贝尔奖得主、700位科学家与IPCC发表声明，强调采取预防行动的迫切性（Environmental Defense 2003）。¶

人们一直承认，这一议题在政治上极难处理，但每拖延一年，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任务规模就成倍扩大。它提高了为阻止变暖而必须削减排放的速度，也增加了改造经济的成本，因为年复一年，经济对排放这些气体的依赖越来越深。这种政府失灵实际上比不应对全球变暖更糟，因为它还没有处理世界海洋酸化及“石油峰值”问题——即这样一种前景：世界石油产量目前已接近历史最高点，几年内将进入加速下降阶段，而需求却继续上升。第三项失灵最近被新的钻探和“水力压裂”技术的前景掩盖了，这些技术能够开发页岩和煤层中蕴藏的大量油气储量。然而，研究表明，每口压裂井的产量都会迅速下降，因此这种技术未必能够阻止石油峰值（Strahan 2012）。¶

美国是温室气体累计排放最多、石油消费最多，同时也是最富裕、 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因此最有责任领导向无碳能源的转型。这场革命需要新的供应、配送和消费系统；在廉价化石燃料的竞争下，要建立这些系统极为困难。奥巴马政府开始应对这一局面，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促进科学研究；但由于政治上的反对声音非常强大，这种转变未必能够持续和发展。¶

美国应对全球变暖的历史中的几个细节，说明了它的不负责任，也表明三重功能失调是原因。在1992年巴西里约地球峰会上，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引自 McKibben 2005）面对控制CO₂排放的建议时宣称，“美国的生活方式不容谈判”。他似乎既服从了美国公民无意识的指挥（这属于含混授权造成的混淆），也服从了其资金支持基础的利益（这属于过度竞争带来的压力）。随后的克林顿政府在言辞上显得更有环境责任感，但采取的基本上是同一种做法（McKibben 2005）。2001年7月，有人问乔治·W.布什的新闻秘书阿里·弗莱舍（Ari Fleischer），新总统是否会呼吁美国汽车驾驶者减少燃油消耗，以帮助应对全球变暖。他回答：¶

绝对不会。总统认为，这是一种美国生活方式，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应当是保护美国生活方式。美国生活方式是受到祝福的。（引自 Miller 2001）

但到2006年，随着越来越多选民清楚看到迫在眉睫的石油危机，乔治·W.布什总统终于承认美国对外国石油“上瘾”（KRT-Washington, 2006）。这距离卡特总统尝试通过要求选民对本国民主制度的行动负责来处理这一问题，已经过了27年（Elliott 2006）。卡特这样做，实际上是在试图克服含混授权造成的混乱。卡特于1979年7月15日发表能源危机演说；他原本打算更早向人民讲话，却推迟了十天，以便进行更广泛的咨询，并对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国际关系学者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 2008, 31）认为，卡特的认真尝试表现出他对美国民主的极大误解，尽管在能源问题上它“展现了非凡的远见”。巴切维奇写道：¶

他开头解释，自己决定把眼光放到能源之外，因为“我们国家真正的问题要深得多”。他指出，1979年的能源危机，不过是一场更大危机的症状……

随后，卡特迅速葬送了自己赢得连任的一切机会。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根本威胁按定义就是外来的……认为普通美国人的行为也可能构成同样的威胁，简直是彻头彻尾的异端……

整个国家正在经历“一场信心危机……对我们自身生活意义的怀疑日益加深，并且失去了国家目标的一致性……现在，我们中太多人倾向于崇拜自我放纵和消费。人的身份不再由其所做之事界定，而是由其所拥有之物界定”……

卡特提出了一项六点计划，旨在终结他所称的“这种对外国石油无法容忍的依赖”……

虽然卡特表示相信美国有一天能够重新获得能源独立，但他承认，短期内“根本不可能避免牺牲”……

人们对这篇演说的反应充其量只是冷淡——尽管卡特从未用过那个词，演说却立即被贴上“萎靡不振”演说的标签……

作为一种重新调整公共政策方向的努力，卡特的呼吁完全失败了。美国人对总统这种带有高尚节俭意味的自由观，几乎没有热情。面对一种不同于数量式解决方案、不同于追逐“更多”的替代选择，他们拒绝了。不喜欢这个信息，美国人便枪毙了信使。只要能够选择，“更多”看起来仍然更好……

里根比吉米·卡特准确得多地理解了美国人的动力所在：他们要的是自我满足，而不是自我克制……卡特总统曾号召美国人改正生活方式，这意味着需要批判性的自我意识；里根总统则只是邀请同胞继续照旧生活，就免除了他们进行任何内心反省的必要。（Bacevich 2008, 32–41）

巴切维奇对美国人追逐“更多”的描述，见下一章第5.2.1节。卡特试图纠正的民主制度在能源问题上的不作为，似乎源于对究竟由谁指挥的混淆，也就是含混授权。主要是人民在这一点上感到困惑，但卡特同样困惑，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人民的困惑有多深，因此也没有认识到由此造成的政治疏离有多强烈。¶

乔治·W.布什总统在2006年承认美国对外国石油上瘾时，与卡特不同，他顾及了民主制度的这一缺陷。既然人民是指挥者，他就不能、也因此没有要求他们帮忙（节约能源）。如果他提出这种要求，选举授权的含混性就会使格外尽责的少数服从者感到挫败，而其余人则选择不服从。因此，布什把解决能源问题的责任推向了外部：他通过向企业提供不具对抗性的激励，鼓励企业用新能源来拯救美国，把责任从一个混乱、无能为力的政府制度中推出去。布什还提出成立对抗《京都议定书》的AP6集团，该集团未规定碳排放上限（Hamilton 2007），继续了这种功能失调的行为。这与白宫此前二十年的表现一致：其间，白宫压制、修改或否定了十二份有关气候变化的重要报告，包括2002年9月美国环境保护局（EPA）的年度报告，后者关于气候变化的整个章节被删除了（Flannery 2005）。这种行为可以部分理解为，过度竞争迫使历届政府避免要求信息不足的选民为应对全球变暖付费，以免疏远他们。含混授权也发挥了作用：它使选民可以继续不为自己的民主责任做好准备，并乐于投票给那些不打扰他们昏睡的政治人物。¶

在2006年的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中，阿尔·戈尔（Al Gore）对民主政体，尤其是他自己的国家，无力面对全球变暖感到绝望。《纽约客》撰稿人伊丽莎白·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2006）哀叹布什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刻意不作为：“一个技术先进的社会竟会在实质上选择自我毁灭，这似乎难以想象，但我们如今正在做的正是如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所长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引自 Herrick and Owens 2006）判断，如果到2015年温室气体排放还未得到遏制和减少，正反馈就很有可能把地球推入一个不可逆转、失控的全球变暖过程。他警告，布什政府正在阻止这一信息传达给选民。布什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含混授权，并拒绝尝试消除这一含混性。按这种解释，布什的这一认识告诉他：不要指出人民应当通过承担阻止全球变暖的相应成本，履行本国民主制度指挥者的责任，以免打扰他们。布什的政治经验也会使他适应过度竞争，让他养成避免以责任问题正面挑战选民、从而丢失选票的习惯。如上所述，卡特总统似乎较缺乏政治洞察力，这会使他对授权的含混性、政治竞争的威胁以及妥协的必要性，缺少敏锐认识。他仅当过一届佐治亚州州长，是一个彻底的政治局外人，就这样来到华盛顿，因此显然从未掌握激励人民、与国会合作，以及与自己所属政党合作的艺术（Kuttner 2008, 55–57）。¶

民主制度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表现，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方面，就是埃克森美孚等化石燃料产业的部分企业操纵政策；它们更关心眼前的销售前景，而不是社会的未来（例如 Bull 2007; Hamilton 2007）。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歪曲公共信息，并向政治人物提供诱因，使政策产生偏向；结果，哥伦比亚大学气候系统研究中心古气候模型研究者马克·钱德勒（Mark Chandler，引自 Williams 2006）观察到：“我们没能让政治人物根据科学检验他们的言论……反倒出现了科学家不得不担心自己说了什么的局面——你能看见我现在正在冒汗吗？”汉森（2006, 12）在警告温室气体排放的严重后果之前，先援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表现出了这种恐惧。然而，一些依赖化石燃料的公司却十分关切（无论是关心社会、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公众形象，还是投资未来的利润），因此它们警告政府和公众，有必要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它们的资本支出回报期限很长（例如一座燃煤电站的寿命为50年），因而促使它们努力推动健全公共政策的制定，为投资提供更可靠的基础。《华盛顿邮报》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Worldwatch 2006）指出，企业的积极行动，可能是推动美国政府应对全球变暖的最大希望，并观察到几家大型公司正敦促英国政府加大减少碳排放的力度。在美国经营九座燃煤电厂的辛纳吉公司（Cinergy），要求乔治·W.布什总统对其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监管（Fonda 2006）。杜邦首席可持续发展官琳达·费舍尔（Linda Fisher）说：“我们认识到，必须走在立法前面”（引自 Kluger 2007, 42）。¶

与美国联邦全球变暖政策的失灵相比，加利福尼亚州采取了更有建设性的办法，但这看起来仍然符合三重功能失调。2006年9月，州长施瓦辛格批准《全球变暖解决方案法》，要求该州温室气体排放到2020年削减25%，到2050年削减80%。这样做，他实际上是在违抗自己的政党，因为该法案只得到了一张共和党赞成票（Breslau 2007）。2007年初，他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到2020年所有运输燃料的碳含量降低10%。施瓦辛格（引自 Breslau 2007, 70）认为，联邦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否认“令人难堪”，并指出，“我们基本上是在对联邦政府说：‘瞧，我们不需要华盛顿’……让我们告诉世界，美国实际上正在抗击全球变暖”。美国另外几个州也采取类似立场，虽然力度没有这么大。施瓦辛格的做法，既反映了他长期以来对环境的关心，也反映了他对技术解决问题能力的信心。但一个使之成为可能的因素，可能是新墨西哥州州长比尔·理查森（Bill Richardson，Breslau 2007, 70）所称的施瓦辛格的“明星力量”。他作为昔日的硬汉健美选手和电影明星所享有的人气，可能使他能够自由选择某些政策，而对于没有这种额外公众支持来源的政治人物，这些政策会摧毁他们的选举前景。不过，记者卡伦·布雷斯劳（Karen Breslau 2007, 72–73）指出：¶

有人担心，他的做法过于忽视美国人改变消费习惯的必要性——从全天候开着空调，到开着他们的（没错）SUV。塞拉俱乐部驻萨克拉门托代表比尔·马加文（Bill Magavern）说：“他喜欢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一切都能兼得。他对市场解决我们问题的能力过于乐观。”

因此，虽然政治人物的“明星力量”看似能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三重功能失调中过度竞争的压力，但这种压力仍可能使他拥护民粹政策。而这往往造成功能失调，因为授权的含混性鼓励公民认为，自己不必认真考虑公共事务。¶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行为与美国类似。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台《四角》节目中的“温室黑手党”（Cohen 2006）提供了一个例子：前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气候研究主任格雷姆·皮尔曼（Graeme Pearman）表示，“科学家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可以自由发言了”。前CSIRO气候影响研究负责人巴里·皮托克（Barrie Pittock）证实了这一点：“有人明确告诉我，不要谈论……如何减少温室气体。”在同一期节目中，曾为澳大利亚一位环境部长撰写演讲稿的盖伊·皮尔斯（Guy Pearse）声称，“温室政策正在受到采矿与能源部门的驱动”。蒂姆·弗兰纳里（Tim Flannery，引自 Hodge and Wahlquist 2006, 8）总结了澳大利亚政府的这种不负责任：¶

我们对煤炭的做法，就是尽可能快地把它从地下挖出来，助长一个全球污染问题，然后又说，我们不想与旨在处理这个问题的国际条约——即《京都议定书》——有任何关系。对铀，我们也是如此。我认为这在道德上令人憎恶，而且极其、极其错误。

这种行为似乎表明，含混授权有利于不参与政治的选民表达利己利益，而政治人物之间的过度竞争，则有利于富有的特殊利益集团表达狭隘利益。针对这种政府失灵，英国石油澳大拉西亚地区总裁格里·休斯顿（Gerry Hueston，The Mercury 2005, 4）呼吁其行业共同努力，开发碳氢燃料的可再生替代品：“在我看来，我们用于处理化石燃料环境后果的时间，其耗尽的速度，远快于我们消耗这些燃料储量的速度。”澳大利亚商业理事会也表达了对公共政策缺陷的类似担忧，呼吁在政治上开展更有效的战略规划（Marsh and Yencken 2004）。因此我们看到，一些本来负责供应私人物品的澳大利亚私营企业，试图连政府的工作——提供公共物品——也一并承担。和杜邦的琳达·费舍尔一样，一些澳大利亚商界人士认识到，他们必须介入，尝试为自己的投资创造稳定而富有生产力的环境。但他们的反应也可能部分源于社会责任感：企业管理者是社群成员，而且由于他们往往比较了解情况，可能早在普通选民察觉这些问题之前，就已开始关切社会的未来。¶

前披头士乐队成员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的一番抱怨——后来环境作家乔治·蒙比奥（George Monbiot，2015）也表达了相同意见——为民主政体应对全球变暖时的三重功能失调提供了另一个迹象。麦卡特尼所回应的，是联合国2006年的一项报告：从全球范围看，养牛产生的甲烷所造成的温室效应，比运输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更大。¶

任何人能够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作出的最大改变，就是成为素食者……非常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主要环保组织，在列出遏制全球变暖的最佳方法时，都没有把转向素食列入其中。（引自 Reuters 2008）

环保非政府组织（ENGOs）对素食保持沉默，就避免了让其成员和支持者面对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自律挑战。它们或许认识到，这样的倡议可能损害其事业，因为它对人们提出的要求超出了许多人能够容忍的限度，尤其当他们无法确定大多数公民会共同参与、使自己的努力奏效时。环保非政府组织避免要求人们成为素食者，也可能表明，它们认识到民主制度下的政治人物处于类似境地。他们同样无法要求公民为了公共物品额外付出显著的个人成本，尤其当大多数人不太理解这些物品及其必要性（这就是过度妥协之所以“过度”的原因），也无法确信会有足够形成有效多数的人响应呼吁时（因为含混授权没有向所有公民明确说明，他们对公共政策负有共同责任）。上文在另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议题——人口规模——上，也观察到环保组织与政治人物面临同样的情况。这两个政策瘫痪的例子表明，民主国家的公民：（1）不觉得自己应对关键公共物品负责，因而倾向于（2）不了解这些物品，也不了解自身对它们的需要；同时，（3）政治人物追随这种不负责任与无知。这就是三重功能失调：上述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分别由含混授权和过度竞争产生，而第二种情况，如上所述，正是过度妥协之所以“过度”的原因。¶

4.2.3 失业

当就业不足成为显著问题时，自由民主政府几乎一成不变的回应，是将其为所有人提供就业这一公共物品的责任推向外部：到选民与政治人物所构成的政治世界之外，到工商世界中寻找答案。为此，它们试图创造更多经济增长，以提供更多工作，并希望由此为需要工作的人创造就业岗位。私营企业欢迎这种做法，因为这意味着更多利润。而取悦私营企业在政治人物看来也是好事，因为企业为其竞选活动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经费，并经营着大多数媒体。因此，取悦企业至少部分是政治人物对彼此竞争的回应。¶

除了通过创造更多经济增长来尽量减少失业，还有一种替代方案，就是更公平地分享任何已经存在的工作（例如 Bosch 2000）；但政治人物通常忽略这一办法，因为它要求他们把议题纳入政治内部，组织这种分享。这就要求他们让大多数选民改变生活方式：减少工作时数、天数或周数，降低收入，使失业的少数人也能分得一份工作。它看起来还要求政治人物让企业重新组织自身，以便于分享工作。这种表象由含混授权造成，因为它让公民可以自行假定，负责的是政治人物而不是他们自己， 应当对工作机会等公共物品负责。政治人物之间的过度竞争强化了这种表象，迫使政治人物避免向公民指出：在民主制度下，对公共物品负最终责任的是公民。政治人物通常不会冒着下次选举丢失选票的风险，要求选民为公共物品付出个人成本，例如投入时间与精力参与公共倡议，推动企业提供更多兼职工作。¶

因此，政治人物和公民都把问题从民主政治中推向外部，试图扩张经济，而不是分享就业。含混授权与过度竞争由此制造了一种荒谬现象：节省劳动的技术被引入后，却被用来使人们和过去一样多地工作，甚至可能工作得更多（下文第5.3.1节将把这种效应称为“富裕病”），而不是给他们更多闲暇。含混授权让公民可以回避消除失业的责任，也可能使他们形成一种抱怨文化：遇到个人困境时责怪政治人物，而不是自己处理这些情形。公民承担这一责任的方式，可以是更为肯定并支持政府的失业救济，把换工作视为人生中可能多次发生的正常现象（从而更愿意为将来的就业搬迁或接受再培训），并要求政治人物组织分享工作的激励措施与机会。¶

过度妥协也发挥着作用。大多数公民没有对失业作足够思考，因此没有认识到，工作分享是这一问题的切实解决办法，同时还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短期内可以改善个人的工作与闲暇平衡，长期则可以限制对自然资源的影响（下一章将讨论）。于是，民意忽略了这一选项，过度竞争又迫使政治人物把这种忽略付诸实行。¶

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强调了工作时间缺乏弹性对生活质量的不利影响，呼吁限制广告，使其不再驱使人们花更多钱，因而长时间工作。¶

对古典经济学家而言，工作日的长度是一个关键变量：劳动者（自耕农或手艺人）借此平衡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与收入、闲暇的边际效用，从而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工业化之后，工作日的长度从变量变成了参数（在卡尔·马克思看来，它是剥削率的关键决定因素）。我们需要使它更多地成为劳动者可以选择的变量。我们还应停止利用广告刺激更多消费、以及为了支付这些消费而付出更多劳动，从而扭曲劳动与闲暇之间的选择。广告不应再被视为可税前扣除的普通生产费用。（Daly 2009, 4）

经济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及其哲学家儿子爱德华（Edward，2012, 208–11）也主张，取消公司广告支出的税前扣除。他们指出，如果“广告煽动我们永不满足的倾向，就有充分理由限制它”，并指出许多欧洲国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这样做。广告扭曲了在工作与闲暇之间作选择这一公共物品，导致许多其他公共物品被忽略；上文第2.2.3.2节和后文第5.3节都对此有所讨论。经济学家戴维·乔治（David George）把这种扭曲称为制造“不被偏好的偏好”，并在考虑如何纠正它时指出：¶

公共行动之前必须迈出的一步，是公众越来越理解不受约束的劝诱可能有害……因此，纠正市场在塑造喜好方面的低效率，第一步必然是说服当代社会：评估喜好是一项合乎逻辑、具有正当性的活动。只有这样，市场力量不断扩展的正当化才会放慢，才会出现具体措施，有效引导创造偏好的力量。也只有这样，个人长时间工作的欲望才会减少。（George 2000, 138）

蒂姆·杰克逊（Tim Jackson 2009, 180）认为，工作分享对于提供经济可持续性这一公共物品不可或缺。“在一个劳动生产率仍然增长、但产出受到上限约束（例如出于生态原因）的经济体中，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并保护人们生计的唯一办法，就是分享现有工作。”杰克逊指出，减少工作时间通常还会带来其他好处，如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然而，它通常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会成功。社会学家格哈德·博施（Gerhard Bosch 2000, 185）观察到，德国和丹麦的经验表明，减少工作时间的一个根本前提是“稳定且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新自由主义的收入差异化政策会破坏重新分配工作时间的尝试，因为雇员不愿接受工时缩短”。¶

戴利呼吁美国处理这个问题，不仅要通过尽量减少广告的立法来限制人们对不平等的感知（如上文引述），还要通过立法直接限制不平等，规定：¶

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完全平等不公平；无限不平等也不公平。应为不平等的范围寻求公平的界限。公务员体系、军队和大学以15倍或20倍的收入差距，照样能够运作。美国企业界的差距达到500倍或更多。许多工业国低于25倍……在当今美国如此巨大的差距之下，很难维持民主所必需的共同体意识。相差500倍的富人与穷人，几乎成了不同的物种。（Daly 2009, 3, 4）

如后文第8章所述，保守派相对不关心、甚至支持不平等。这种倾向使他们成为以工作分享解决失业的一大政治障碍；而他们抵制变化的态度，又可能促使他们反对工作分享所要求的产业变革，从而强化这种阻碍作用。¶

博施（2000, 192–93）警告，要通过集体缩短工时，以及提供可选择的较短工作时间选项，创造额外就业，就必须作出若干此类改变。¶

必须创造就业得以扩大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积极的培训政策、与生产率提高相匹配的工资增长、实际工作时数的标准化、减少全职与兼职人员之间的时薪差异、为灵活的工作生涯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改变工作场所根深蒂固的全职文化，以及使社会保障缴费与有薪工作时数成比例。其中许多条件，只有在社会伙伴之间达成共识后才可能满足，荷兰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就是如此。

博施又补充了两个条件：纯粹通过提高兼职人员比例来分享就业，长期而言难以持续；而要在竞争对手采用更长工时的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缩短工作时间必须通过能够提高效率的工作重组来实现。所有这些困难都意味着，一个民主政府如果要管理其经济，为所有人提供就业，而不依赖无休止的增长，就必须非常称职；因此，按照本书的分析，它必须基本摆脱三重功能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