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被窃取的未来

由于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传统对我们而言比生物圈（biosphere）本身更为真实，我们所需要的生态革命不大可能发生，除非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本身变得更有说服力，除非生物圈以明白无误的方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改变，它真的会大批毁灭我们。到那时，我们才终于会明白它对我们的要求，并以我们仍然可能的方式改造我们的社会。一个受损的生物圈终将迫使我们采取行动，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我们面临一个基本的抉择：要么我们今天就以一种保存我们最熟悉之物的方式实行一场生态革命——要么气候变化将在日后摧毁我们的社会，迫使我们去适应并非我们所选择的条件。在这里，我们的处境同样是前所未有的：那场必要的生态革命，无论多么不便，都是一种被迫选择的产物，是一个为防止日后一个侵扰性强得多、混乱得多的事件而作出的决定。¶

如果我们确实行动得太晚，那也不会是第一次。许多观察者会指出，在这方面，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危机与我们已经经历过的许多其他危机如出一辙。美国高原上的猎人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野牛，几乎使这一物种灭绝，却没有引起多少公众的强烈抗议；大屠杀之后，只剩下了几个小小的牛群。发达国家把滴滴涕（DDT）注入食物链，时间之长，足以让这种分子把一些物种逼到濒临灭绝的境地，直到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行动呼吁最终促成美国禁用这种产品。在20世纪70年代，等到各国终于采取行动时，公海上的拖网渔船已经消灭了相当大比例的经济鱼类种群。我们几乎可以无限地往这份清单上添加条目，每一条都会非常清楚地表明，在无数情况下，我们都是在损害已经造成之后才采取行动。¶

然而这一次，行动太晚的后果将更加糟糕，这要归因于我们当前困境的又一个奇特之处。由于我们今天排放的二氧化碳将在大气中存留一个多世纪，我们今天的行动将产生跨越数代人的后果，因此不采取行动，将永久性地削弱乃至可能抹除未来任何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现代史上充斥着引发反革命——即恢复先前事态的运动——的革命。今天，我们自己的不作为将构成一场永久的反革命，一只摧毁后代创造力的沉重之手。这就好像未来的民兵（minutemen）无论多么足智多谋地坚持战斗，都将无休止地被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击败。¶

如果情况如此，那么我们同时在损害生物圈的未来，并且蓄意窃取未来人类有效应对这一事实的能力。我们的排放（emissions）不仅在损害生物圈；它们正在摧毁人类与生物圈两者的未来历史。事实证明，二氧化碳不仅是一种能够持续存在到遥远未来、在数代人的时间里助长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的分子；它还是一种历史污染物，以过去的事件使未来变得模糊不清，以早先世代的愚蠢窒息潜在的光辉。这就好像我们自己的时刻，通过某种奇怪的时间褶皱，将出现在我们之后的那一代人之后。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越多，我们对自己后代的能动性所表现出的蔑视就越多。在生育和抚养他们的过程中，我们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向他们表达着爱与关怀，但与此同时，我们把一笔未来灾难的遗产传给了他们，一份即将到来的灰烬的遗赠。¶

因此，我们的处境是彻头彻尾地怪异的。我们对如何及时行动毫无真正的头绪，而我们的不作为又将严重限制行动在最终发生时所能带来的益处。革命不仅将来得太晚；当它到来时，它将事先就已被击败。由于我们的缘故，即使它真的到来，其效力也将远远低于它本应有的程度。我们是未来的窃贼。¶

面对这一挥之不去的认识，我们可能倾向于停下来，倾听一种浸透着对人类愚蠢和生态破坏的犬儒式接受的观点。例如，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目前的不作为没有什么值得哀叹的。在他们看来，如果我们违背自己的长远利益行事，我们就将承担后果，正如我们在过去经常承担的那样。人类事务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智慧或远见；我们在当前这件事上未能行动也不例外。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毕竟，他们可能会进一步辩称，我们赋予自然世界的价值并非自然世界内在固有的；它讲述的是我们作为人类所享受和所热爱的东西。自然本身对伤害没有意识；如果我们摧毁它，它不会抗议。在伤害自然时，我们伤害的只是我们投射到它上面的东西，仅此而已——除非我们伤害了自己，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最终将吸取教训，并尽我们所能地加以运用。没有必要让任何人试图为生物圈代言；它遭遇什么，只有在以一种人人可见的方式关系到人类时才是要紧的。¶

这种态度经不起简单的现实检验。我们真的相信世界的生态系统只为我们而存在吗——仅仅因为我们拥有某种意识？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认知的力量置于存在的力量之上了。然而，在关于我们如何形成为人类的一种解释中，我们的认知能力来自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责任保护他的创造。在另一种解释中，这种能力是通过我们在特定生态系统中的进化而产生的，是在与其他物种的竞争中、在对许多环境压力的回应中产生的；它把我们与成千上万种其他生命形式直接联系在一起。在任何一种说法中，我们所拥有的任何能力都归功于我们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

此外，我们“认知”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对自身存在所掌握的东西少之又少，对其他生物的生命了解得更少，对它们可能的意识形式则了解得更少。这种能力非但没有使我们成为价值的唯一仲裁者，反而诉说着神圣力量的一个易错的回声，或者说它出自一种特定的进化适应模式。人类意识固然非凡，但它并不是一种赋予我们无限主权（sovereignty）、让我们对生物圈为所欲为的特征。我敢说，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会接受仅仅作为意识形式而存在，却没有具身生活的种种乐趣。我们不会希望牺牲自己作为自然存在者的存在，成为纯粹的精神实体。但既然如此，我们就是众多自然生物中的一员，而我们希望过得好的愿望，反映了一切生命都想同样如此的基本驱力。如果我们尊重人类存在的这些维度，我们也必须尊重其他生命形式，并尽我们所能不去摧毁它们。¶

尽管如此，这一反对意见确实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把我们一切制度赖以建立的那种深刻的人类中心主义明确地揭示了出来。正如我已论证的，这种态度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清晰可见，这些体系理所当然地认为生态系统是供人类使用的“自然资源”。它也内在于我们的政治传统之中，这些传统很难把人类以外的视角纳入考量。事实上，它体现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几乎每一个维度之中，这个社会处处都把人类主权视为理所当然。¶

气候变化驳斥了这种态度，而且是一劳永逸地驳斥了它。由于我们仅仅把自然视为人类活动的背景，并继续随心所欲地生活，我们正威胁着我们所知的生命的条件，从而破坏着现代社会本身。我们正在一劳永逸地证明：没有一个繁荣的生物圈，人类生活单凭自身丝毫不能繁荣。¶

但如果情况如此，气候变化就告诉我们，出了问题的远不止气候变化本身。它只是一系列广泛的人类中心主义活动的后果之一，而其中每一种活动都威胁着生物圈。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我们已经闯入了无数的地貌景观，为我们自己的活动腾出空间；向陆地和海洋上不计其数的生态系统倾泻污染物；并把大量物种逼向灭绝。在过去三四十年里，我们已开始采取措施遏制这些做法，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有这些问题，包括气候变化，都源于伴随先进工业化而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借助化石燃料（fossil fuels）提供的能源，工业能够以前所未有的低廉成本和丰富数量生产商品，并生产出使现代农业的生产力大幅提高的化学肥料。以这种方式获得动力的工业和农业共同维持了多得多的人口。这些人口以其高度发达的生活方式，如今期望未来也有类似的生活水平，发展中世界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尽管发达社会一年比一年更善于以更少的能源生产商品和服务，但为全世界所有人提供发达的生活水平，仍将需要使用远远多于这个星球上可用的资源。在现有能源技术下，发达的生活方式能够为世界上所有人、甚至大多数人所共享，这连一丝一毫的可能性都没有。尽管如此，我们在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方面，仍继续把生物圈当作人类取之不尽的资源来对待。¶

如果我们设法转向完全可再生的能源，这种状况会改变多少？值得再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我们确实决定尽一切所能尽快改变我们的能源经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戴维·麦凯（David MacKay）关于在不排放任何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es）的情况下为不列颠岛（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提供能源需要什么条件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出发点。在书的后半部分，麦凯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几种不同途径，并把选择留给读者。一种方案严重依赖核能；另一些方案使用清洁煤；还有一些方案则回避这两种能源，而严重依赖风能。当他把一个有代表性的方案标注在这座岛屿的地图上时，这样一种转变的真正意涵就变得清晰了。大片乡村被转变为生物燃料或木材生产系统；全国各地冒出十一座核电站；沿海出现若干波浪能和潮汐能发电场；地图上人口密集地区附近到处出现垃圾焚烧厂；风电场在岛屿周边的合适地点拔地而起；来自撒哈拉沙漠太阳能设施的大量太阳能电力，经由长途输电线路输送而来；此外还出现了几座清洁煤矿。^[1]¶

麦凯这部堪称典范的著作，间接地适用于任何其他人口稠密的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如果我们大幅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我们就将不得不以其他方式侵入我们的环境。我们将需要在风力足以证明其成本合理的任何地方安装风力涡轮机，在日照充足的地点铺设数千平方英里的太阳能电池板，在一切可行之处收集波浪和潮汐的能量，在可持续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收获植物和树木的每一分能量，以及更多的事情。简言之，我们将需要以我们所能想象的一切方式开发地球，唯独不把化石燃料的废气排入大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认真汲取教训、努力避免气候变化，将迫使我们把对地球系统的开发从一种模式转向另一种模式，致使我们在陆地和海洋可见表面上留下的印迹大大增加。¶

这个思想实验表明，我们这些依赖能源的庞大人口需要如此之多的能源，以至于我们若不在这个星球上留下某种巨大的印迹，就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如今，我们通过燃烧以石油、煤或天然气形式存在的化石化生物，向生命以往的历史借贷。我们开采铀，提炼它，并在核电站中利用其辐射能，但这一过程会留下核废料，其半衰期以数千年计。看来我们必须要么殖民这个星球的过去，要么殖民它的未来。如果我们希望避免这些选项，我们可以在陆地和海洋上建立数以百万计的能源场，以提取太阳、风和波浪的能量，以及草地和森林的能量。但这样做将不可避免地以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方式侵入所有这些生态系统。如果我们尊重西南部沙漠的生态系统，我们希望把那里的多大面积覆盖上太阳能电池板？如果我们为了自身利益而收获风和潮汐运动的很大一部分，地球的动态流动会发生什么？实际上，我们最终将以一种即便对我们而言也是新奇的方式，殖民地球的现在。¶

有一项创新可能是这一模式的例外：我们可以尝试捕获二氧化碳并将其储存在地下。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将占用地球上相对隐蔽、未被利用的部分，尽管我们必须确保储存的气体不会在遥远未来的某一天逸出，并在那时造成损害。除了这一个例子之外，似乎我们庞大的数量本身就使我们有必要为了自身利益而殖民地球，乃至殖民时间本身。¶

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我们从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当前的处境，我们的数量太多了。如果我们希望避免以这种规模吸干这个星球的资源，我们将不得不把人口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也许要减少到前工业化时期的水平。无限增长时代最大的单一遗产近在咫尺：那就是我们自己。毫无疑问，在过去几十年里，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已经大幅下降。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抵消这样一个现实：自18世纪中叶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使人类生命的数量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我们如今已经远远超过了小威廉·R. 卡顿（William R. Catton, Jr.）在几代人以前所描述的这个星球的“承载能力”（carrying capacity），即地球生态系统可以可信地供养的人口数量。^[2] 现代农业只有通过使用巨量的化石燃料、过度使用可用水源、并用氮肥的流出物污染地下水和海洋，才能养活数十亿人，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在可持续的方法下，让我们所有人都活下去将困难得多。就像气候变化一样，我们自己也是一种已经持续了数代人的巨大过度的症状。¶

如果情况如此，那么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由特定的过去所创造的未来之中。我们并没有选择以这样的数量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之中，我们是并非出于我们自己的决定的继承者。此外，我们以这样的数量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我们今天行动的巨大约束。正如我们正在从后代那里窃取未来，我们自己当下的行动也受到我们祖先行动的严重削弱。¶

但是，若要暗示我们回过头来会否定他们的决定，这几乎说不通——因为如果我们那样做，我们就是在选择不存在。我们被困在一种悲剧性的矛盾之中：一边是我们自己对生命的热爱，一边是对这种生命让生物圈付出何种代价的意识。我们既是一个新未来的施动者，同时又是对这个未来的威胁。这种矛盾也出现在我们与现代工业时代的关系之中：我们感激过去的革命，乐于在我们记不清的诸多方面获得了解放，惊叹于向我们敞开的丰富知识和享受。无论我们怎么说，我们都不可避免地是现代世界的产物。但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正在杀死生物圈，不能再继续下去。现代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自己的呼吸和血液，然而如果我们坚持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就将摧毁地球。¶

就我们的困境源于我们庞大的数量而言，我们不能不意识到，我们的未来也已经被从我们这里窃取了。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已经在使地球负担过重。即便是现在，这场革命也早已错过了它的时机。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这一事件本应在很久以前就发生——与为驱动现代经济而大量采用化石燃料同时发生。廉价化石燃料的到来在把我们从古老的匮乏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启动了我们现在必须回应的生态破坏。因此，我们的任务部分在于促成一场早该发生的转变。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能谴责我们的祖先；他们不可能知道自己行动的最终后果。他们从我们这里窃取了未来，却丝毫没有这样做的意图。我们沉浸在一种巨大的历史反讽之中：我们祖先那些旨在解放我们的行动，在他们无意之间也诅咒了我们。¶

因此，难怪我们发现直面当前的危机如此困难。作为巨大丰裕的继承者，并且以我们庞大的数量本身构成这种丰裕的一个实例，我们无法轻易地消除数代人留下的遗产。在上一章中，我列举了一系列理由，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革命为何迟迟未至。在这里，我可以为那份清单再添一条理由：归根结底，那场革命要求我们消除一场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的人口爆炸的某些后果。它要求我们赶上一个本应在很久以前就发生的事件——而由于我们的无知，这一事件未能在其适当的时间发生。我们出生得太晚，而从我们的愚蠢中觉醒得还要更晚。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把握自己的处境，在时间这遥远的边缘，仿佛是在我们自身的终结之后才醒来。¶

那么，在这颗并不完全是、或者说尚未成为我们真正家园的星球上，在这个奇怪的时刻，我们身处何处？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论证的，这个时刻呼唤着一场革命——但这场革命并不向我们许诺任何熟悉的解放，任何释放。我们必须行动，却不会行动；我们必须回应某种比我们更伟大的东西，却几乎听不见它的声音。如今，当我们在我们的政治传统之内行事时，这些传统阻挠我们的行动，而不是使之成为可能。在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时，我们发现自己还被要求给出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我们为阻止即将到来的恐怖（horror）所能采取的措施相对简单，其目的也很清楚，然而实施它们却显得难到不可能的地步。¶

然而，正如我在本章中一直暗示的，即使我们这样做了，我们也会发现，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我们仍然在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这个星球。即使在我们试图阻止即将到来的危机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们自己，以我们庞大的数量和过度的需求，已经是一场这个星球无法承受的过于巨大的危机。我们在被找到之处迷失，在我们的知识中无知，在我们的财富中贫穷，继承了一份诅咒我们的祝福。在这十字路口，我们已经越过了它，已经栖居在一个我们并未选择的未来之中。在从后代那里窃取未来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自己的未来也已缺失。回顾起来，我们也许会得出结论：现代世界的整个历史都被另一个不会到来的未来所笼罩——那是一场生态革命所许诺的未来，而这场革命无论何时发生，都将来得太晚。简言之，我们是一种悲剧性矛盾的继承者，一种无人选择的僵局的继承者。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不仅是与这一僵局作斗争，促成那场必要而又不可能的革命；也在于发现如何在一个未来正在消失的世界中生活。我们现在就转向这最后一个、毁灭性的挑战。¶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