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即将到来的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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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的现实,考虑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多么紧迫,而我们及时行动的任何希望又多么渺茫,我们就必须承认,一道巨大的阴影正笼罩着我们的当下时刻。生物圈(biosphere)正在迅速变化;土地干涸,冰盖融化,森林燃烧;那些领导我们公共机构的人争论不休,结结巴巴,然后陷入沉默;我们在日常活动中始终依赖的前景正在侵蚀和动摇;而激励我们政治生活的希望闪烁不定,终至熄灭。我们一向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宜居的未来就摆在我们面前,无论我们现在遭遇什么,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但我们再也不能如此确定了。
人类社会一向对未来怀有强有力的图景。传统社会假定未来将与现在大致相同——部落、王国或民族将一代又一代地复制自身,永远维系着与诸神的联系、祖先的遗产以及人类的根本生活方式。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则提出了全人类普遍解放的图景,以至于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不再有压迫或贫困、无知或暴力折磨这个地球。
然而,这些未来图景都依赖于一个更为基本的、此前从未受到质疑的假设:这个星球的生态系统将永远完好无损、繁荣兴旺。环绕着我们的生命系统那看似不可摧毁的连续性,使我们的一切想象成为可能。但是,如果这种连续性成了问题——当我们开始意识到地球的生态系统容易遭受毁灭或衰败时——会发生什么?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的首要任务只是去领会让这种连续性陷入疑问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想象未来时,我们最基本的假设会如何改变?例如,当我们认真对待普遍的气候变化、社会错位和永久适应的种种情景时,会发生什么?
当科学家们想象,如果我们照常行事,或者在几年之后(因而为时已晚)才改变我们的能源经济,一个世纪后的世界可能是什么样子,并提供关于熟悉的地貌景观将发生的变化以及我们最熟悉的地方将承受的后果的细节时,他们最终为我们描绘的是我们自身文化的废墟。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科学要求我们去想象这样一个美国:海岸线受损,森林衰败,土壤干涸,无数树木、植物和动物处于严重的困境之中——并且要求我们设想沿海城市的部分地区矗立在上涨的海水之中,而腹地的城市则蜷伏在从干裂田野上扬起的沙尘暴之下。
这些图景为我们捕捉到了我们自身未来的废墟。如果我们继续像今天这样生活,我们最终将发现自己身处陌生的、几乎无法辨认的地方。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将改变:因为它们将既有点像我们今天所知的样子,又截然不同,其中缺失了主要的元素,其他元素则适应了新的条件,所以它们也将成为废墟。
以这种方式思考废墟,会激起一种新的情感。我们都熟悉废墟的图像——那些很久以前建造的人类建筑,它们在创造它们的文化消失之后幸存下来,已部分坍塌衰败,作为一个遥远时代的提醒物,作为时间必将对一切人类事业所做之事的象征,留存在地貌景观之中。面对废墟,无论它是什么——从罗马斗兽场到路边一座废弃的农场——人们所沉思的不仅是自己的必死性,还有文化或历史时代的必死性;人们感受到我们追求自身目标时的那种强度与时间漠然的流逝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但现在,我们沉思的是未来废墟的前景,构想的是一种尚未发生的文化衰落。事实上,这些废墟的念头对我们如此富于魅力,以至于我们长久以来一直乐于在科幻小说和电影中虚构地描绘它们。(想想《人猿星球》或《未来水世界》。)然而,最近这些虚构的情景已经让位于对我们若继续如此生活将会发生什么的冷静预测。阅读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我们可以找到极其严肃、详尽的分析,说明如果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es)排放上升到某一水平,可能会发生什么。我们不再需要科幻小说来帮助我们想象未来的废墟:一代科学家如今正在分析我们的前景,同时努力从他们一丝不苟的估算中清除一切虚构的痕迹。我们现在可以吸收专业的评估:非洲中部和澳大利亚东部将变得多么干旱,五大湖的水位将下降多少,孟加拉国或佛罗里达将有多大面积被淹没,中国北方或美国中西部的粮食将有多少在更强烈的太阳热量下枯死。当我们开始考虑适应这些以及其他可能性时,曾经的科幻小说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成为我们必须准备在其中生活的废墟。
这些废墟并不怎么如画。沉思玛雅神庙的遗迹时,我们可能会从一个遥远文化的幸存建筑中获得乐趣。沉思我们自己的城市和地貌景观的废墟则完全不同,哪怕仅仅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其中。在观赏一个虚构的情景时,我们也许乐于把自己置于遥远的未来,带着惊奇或遗憾回望现在。但在现实中,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的生活会持续下去。因此,思考我们未来的废墟,最终就是要直面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即将转变为别的东西——某种我们也许根本不希望经历的东西。简言之,这些未来的废墟关乎我们的当下,给我们之所是投下了一道阴影。
这些未来的废墟在另一方面也很奇特。在它们之中,废墟的概念将从建筑延伸到地貌景观,从地貌景观延伸到大陆和海洋,然后延伸到地球本身。今天我们很容易想象,一个世纪之后的一位观察者在眺望科罗拉多州的一片松林时,将看到其中相当一部分树木已经变成褐色、正在死去,另一些则已经倒下、正在腐烂。这样一位观察者,亲历了上个世纪的一部分,并了解了其余部分,将在那片地貌景观中看到一片森林的废墟。以这种方式思考一个处于废墟中的生态系统,同样会激起一种新的情感。参观斗兽场的人可能会思考罗马的衰亡,从而思考即便是最强大的帝国也终有一死,而这位松林的观察者将沉思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自然不可避免的必死性?并不完全是:那些松树在那里矗立了数千年,大概本可以矗立得更久。一个文明的终结?也不完全是:那个文明无疑将以某种形式在附近延续下去,最有可能就延续在这位观察者自己身上。那么,这些废墟将诉说什么?诉说的是化石燃料文明使那片森林陷入不可逆转的衰败的力量。
那么,说这片森林诉说着一个文明的废墟,也许是说得通的。于是在那个场景中,一场文化灾难(disaster)将在一个受伤的生态系统中变得可见。但即便是这一不寻常的特征,也没有完全捕捉到我们未来废墟的奇特之处。通常当我们想到废墟时,我们不会想象建造它们的人仍然生活在其中;那些遗址是被遗弃的、空荡荡的。如今没有哪位恺撒会造访斗兽场观看角斗比赛;在某个时候,罗马的居民放弃了这类表演,也没有维护那座古老的建筑。如今没有士兵沿着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巡逻;它失去了原有的功能,被废弃不用,它的一些石块被掠去作了其他用途。某种文化连续性丧失了,但物理实体留存了下来。相比之下,我们必须想象我们自己或我们的后代实际上生活在我们所建造的城市的废墟之中——或者也许生活在附近条件不那么艰难的地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未来的废墟将与过去那些如画的废墟恰恰相反:我们将比我们所摧毁的环境活得更久。我们使用的建筑仍将发挥重要的文化功能,我们仍将生活在它们附近,然而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前景:最终我们对它们的使用将再也无法维持。我们愿意留在我们的城市里;我们希望维护我们的传统——然而我们的生活方式仍将被侵蚀。奇怪的是,那种生活方式,由于其“成功”本身所带来的生态后果,最终将打断它自身,使自己变得无法生存、过时作废。然而,在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或我们的后来者仍将继续活下去,在那些废墟的阴影中搜寻栖身之所和生计。我们将成为废墟的一部分,勉强维持一种受损的生活方式。
毫无疑问,过去的其他人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体验。当敌人攻占一座城市,焚毁它,并摧毁它的圣地时,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知道他们目睹了自己生活方式的消逝。但他们从不怀疑,至少他们敌人的生活将继续下去。当文明耗尽了周围的环境,比可供它们使用的资源存续得更久时——无论是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还是在尤卡坦——人们当然会哀叹自己文明的消逝,但他们仍然可以假定他们可能在别处幸存,他们或他们的子孙可以重新建设。[1] 一个文明的消逝,无论是多么巨大的事件,都从来不是决定性的;每个人都知道,别的事情将会发生,新一轮的历史将会开始。与人类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然环境的持久存续相比,所有这些变化都微不足道。罗马陷落了,全新世(Holocene)延续着,因此罗马可以再建。
如今不再如此了。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罗马仍然繁荣,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功。此前没有哪一代人经历过任何接近现代生活之丰裕的东西。现代工业文明正在世界各地被复制,“发展中”国家寻求加入富国俱乐部,对地球的肆意消耗不受遏制地继续着。然而,这种化石燃料的丰裕正威胁着全新世,即过去一万年来我们所享有的那种复杂而相对稳定的地球状态。如今,罗马繁荣得如此奢靡,以至于全新世将会陷落——其结果是,罗马也将陷落。我们不能确信其他社会将取代我们自己的社会而繁荣;降临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将以某种别的方式降临在世界上所有的文化身上。我们也不能假定我们将重新建设。我们也许还不知道如何在这个被改变了的地球上建造任何能够持久的东西;找到这样做的办法将是一项永久的挑战。至少在一个方面,我们未来的蚀没将是决定性的:它不容任何逃脱,因为它将适用于整个人类物种。
这种规模的失败,或许仍会把我们置于其他人曾经面临过的困境之中。毕竟,其他社会曾面临更加黯淡的前景,被阻止按照自身的条件维系其以往的传统。想想塔斯马尼亚原住民吧。在他们于自己的故土岛屿上被殖民、因疾病和暴力而大批死亡、并被他们的欧洲主人囚禁在他们以往土地的一小部分上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在精神上被摧毁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只是等待死亡,并在几年之内完全消失了。[2] 这种失败的一个破坏性较小的版本发生在不久以前,就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当资本主义席卷苏联,粉碎了共产主义诺言的残余时,男性的预期寿命急剧下降,仿佛那个社会根基的丧失使他们几乎没有理由继续活下去。[3] 这两个社会都没有因为另一种文化将会延续而感到特别的鼓舞,因为对他们来说重要的那个世界,那个为他们提供核心信念和关切体系的世界,已经消失了。
我们的困境有点像他们的困境:最终,当我们意识到没有人能够逃脱我们所创造的未来时,我们也将不得不怀疑我们的核心信念体系。但这一次,没有人打败了我们;我们不会被囚禁,也不会是冷战的失败者。我们将是被我们自己打败的。这一事件将既令我们苦恼——因为我们确实将被困在一个我们从未希望见到的地球上——同时也会给我们一些希望,因为作为我们自身毁灭的施动者,我们大概仍然有机会对此有所作为。我们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当然将经受一场危机,但我们仍将确信,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条件面对这场危机,找到适应的手段,或者发现某种继续活下去的方式。
但在这方面过多的信心将是虚幻的。直到我们历史上的这一刻为止,我们都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我们预见到对我们集体生活的某种危险,我们就能采取行动并抵御它。如果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就会看到结果。但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尽快行动,而那些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回路启动了,我们将进入一种真正怪异的状况。在那一刻——如果它尚未发生的话——我们将发现,无论我们在当下做什么,我们所恐惧的未来都将到来。在那个奇怪的时刻,未来将变得既不可避免又陌异;即使我们试图阻止,它也将带来毁灭性的事件。
在我们曾经能够以某种方式塑造未来的地方,在那一刻我们将发现未来已经变得疏离:那个未来同样将成为废墟。当然,即便在那一刻,我们的行动也将继续产生影响:它们可能阻止一个更具毁灭性的未来发生,或者可能为后代保存这个星球的各个方面。但对于阻止世界上所有文化遭受一场撕裂性的变化而言,它们将太少,也太迟。
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越过那些临界点(tipping points),这种可能性使我们的处境变得诡异(uncanny)。如果我们确实完成了那一转变,它将悄无声息、不被察觉地发生——就好像我们登上了一艘已被撞击、终将沉没的船,尽管我们对那次撞击毫无所闻,乐队还在继续演奏。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未来的事件将已经到来,而我们却浑然不觉地照常生活。尽管我们的文化将已经遭受打击,我们仍将继续参与其中,仿佛它们依然兴旺。最近有几部电影设想,鬼魂是尚未得知自己已经死去的死者;他们之所以纠缠生者,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4] 同样,世界上的各个社会由于不知道自己的实际状态,可能很快就会变成幽灵,在一种身后的状态中延续下去。
但是,这种对幽灵般的文化的描绘,可能仍然没有充分体现我们的困境。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在欣赏虚构故事还是在思考科学评估时,我们往往都把这些废墟置于未来。我们大多假定,由气候变化引起的重大文化错位尚未到来。但事实上,这些变化已经在发生。一些观察者认为,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更加干燥、炎热的条件,促成了那里冲突和反人类罪行的发生条件。[5] 建在永久冻土上的阿拉斯加城镇正在倾斜,它们的地基正在开裂。[6] 世界各地无数的农民,包括美国的农民,正在发现他们曾经依赖的季节节律正在被中止。
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被毁坏的未来之中,已经在经受生物圈中我们对之毫无准备的变化。但我们为什么没有准备好?为什么这个未来的到来会让我们感到意外?显然,尽管我们对奇异未来的念头津津乐道,在我们的虚构作品中无休止地投射它们,但我们终究并不期望它们到来:当它们到来时,它们显得为时过早,令我们措手不及。看来,未来这个范畴本身就飘浮在远方;即使我们以它为导向,作为我们当下行动的基础,我们也把它保持在一道概念之墙的另一边,保护当下免受它的到来。关于气候变化可能造成什么的科学研究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可能吸收了研究者告诉我们的东西,但他们的发现对我们来说往往仍然只是信息,而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鲜活的现实。即使我们知道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并且可能摧毁我们的家园,我们也可能并未真正向自己承认这一事实。那个未来的到来剥夺了我们在远处沉思它时所获得的安全感和乐趣,把我们生活的概念地图抛入混乱。当它到来时,它使我们自以为理解的东西短路。由于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变化,我们无法知道经历它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可避免地对这一事件毫无准备;它只能在我们不知不觉时发生。
我们把被毁坏的未来保持在远处的倾向,迫使我们陷入一种矛盾:如果它的到来尚未发生,那么显然我们仍然有时间(在国会里争论它,谈判新的条约,准备改变我们的技术),仿佛它还在多年之后;如果它已经发生,那么就为时已晚,我们什么也不必做。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相信自己其实什么也不必做。也许在这里,我们同样生活在未来的废墟之中:现代文化长久以来一直以其控制自身条件、为意外情况制定计划、预测趋势、提供长期安全与保障的能力而自豪。你可以说,未来曾是它的专长。但这一次,那些管理未来的人力不从心了。未来一向是他们的专长,只是不是这个未来。看来,这一版本的未来按其定义就是难以应付的:是我们造成了它,然而它却逃脱了我们的把握,主要是因为它与我们的基本假设相矛盾。我们一直在使生活变得更好得多,而不是更糟;一个遭到毁灭的未来这一念头,与我们一直努力去做的一切深刻冲突。如果未来成了废墟,那么我们在未来方面的专长也成了废墟。但这样一来,现代文化最基本的前提也同样成了废墟。
乍看之下,我们承受这些未来废墟之前景的方式,可能与我们回应自身必死性的方式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无法知道自己的死亡何时会到来;我们也许知道死亡终将发生,却并不认真对待这一前景;我们甚至可能已经患上了绝症而毫无察觉。但由此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思考这些废墟就有点像沉思我们自己的死亡?这些对即将到来的可怕事件的冥思在某些方面是否相同?在一个较古老的宗教传统中,信徒们曾经冥思“死亡警示”(memento mori),即诸如头骨之类提醒人们死亡的物件,以此教导自己:他们将会死去,他们所有热烈的依恋和强烈的渴望都将消逝,一切都会消融,从而把目光转向永恒。近来,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哲学家论证说,我们最本真的存在方式是向死而在(being-toward-death),即与我们的必死性的直接遭遇。[7]
但这一类比最终是失败的。气候变化绝对比任何个人的逝去——甚至是自己的逝去——都要巨大得多。它完全属于另一个层级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个人会在事物的通常进程中死去。但一个物种的死亡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一个个体的死亡,与它的出生、它参与繁殖、它在一个特定生态位中维持某种适应性行为,出自同一个过程。同样,在生物圈动态生命的语境中,一个物种的消逝,与它的出现、它的繁荣、它参与共生或竞争关系,出自同一个过程。它的灭绝契合于一种奇妙复杂却又连贯的相互作用模式。然而,我们所面对的不是这种灭绝,而是对物种、生态系统、海洋的谋杀——这纯粹是我们这个物种在生物学上并无必要的放纵的结果。这不是死亡,甚至不是灭绝,而是对生命之网的一种破坏性干预。
简言之,气候变化所做的远远超过必死性所能做的一切:它损害了维系我们这个物种的生活世界,并因此损害了赋予我们的死亡以意义的那些社会,损害了我们自身抱负和成就的文化语境。它给每一个物种、每一个社会、每一个生命强加了一层额外的困难——一层此前从未有谁必须承受的困难。结果,所有这些都将面对某种比必死性更多的东西,某种完全出乎意料、更加奇特的东西。
这一怪异的未来在另一个方面也不同于必死性。两个世纪以前,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在他为约翰·济慈(John Keats)所写的挽歌〈阿多尼斯〉(Adonais)的一段中写道,当自然在春天复苏而死者却不再归来时,我们便会想起,岁月的循环与个人生命的形态截然不同。春天不能带回死者;因此,它终究不能安慰我们,反而会唤醒我们的悲伤(grief)。他以下面几行诗结束了诗歌的这一部分:“只要天空湛蓝,田野青翠,/ 黄昏必引来黑夜,黑夜必催促明朝,/ 一月接一月伴随着悲苦,一年唤醒一年走向忧伤。”[8] 对于说出这些话的人来说,人类会逝去,而自然会延续。然而今天,我们面对的几乎是相反的情感。在气候变化之下,你、我或某位朋友,可能会比当地一片森林的死亡、附近一条溪流的沉寂或邻近一片绿地的枯黄活得更久。岁月无疑将会轮回,黑夜仍将催促明朝,但自然是否会复苏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曾经以为我们会死去而自然会延续,如今我们却可能在一个我们所熟知的生态系统消逝之后幸存下来。我们对周围地貌景观的回应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与经验的许多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会改变。即使在美国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季节的运行也是仪式年的基础,锚定着复活节和圣诞节、逾越节和赎罪日、独立日和感恩节;当季节漂移到日历上的新区域,植物在别的时候开花或凋零,自然世界变得更加混乱时,这些仪式性事件的意义也会改变,它们诉说的将更少是世界深刻的轮转,而更多是纯粹的惯例。如果春天来得太早,如果秋天延伸到冬天,我们把青春与春天、把老年与秋天联系起来的做法就开始动摇;我们的隐喻开始消融,尽管青春和老年仍然属于我们。我们的生活与季节脱节,我们的时间跨度与自然的节律错位,我们的神话联想变得破旧不堪。
因此,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为生物圈的脆弱所感到的悲伤,多于为我们自身的脆弱所感到的悲伤。这种情感也可能引导我们为我们过度的不可伤害性而悲伤——为我们在这些晚近的高科技时代战胜疾病、驾驭身体的病痛、普遍地抵御衰老和死亡的能力而悲伤,就此而言,也为我们保护自己免受寒冷或炎热、减少饥饿和干渴、缩短一切距离、征服未知之更远领域的能力而悲伤。我们最终可能会希望重新回到更大的脆弱性,更坦然地接受虚弱和必死性,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回归,我们才可能把其他生命形式从我们的支配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中解放出来。
然而,这样的思考最终将表明,与某种远为令人痛苦的东西相比——与我们的社会、我们所知的自然系统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生物圈本身可能的必死性相比——我们自身的必死性黯然失色。在我们的世界里,一个我们个体生命消失于其中的未来所具有的时间连贯性——简言之,必死性本身的连贯性——正在衰败。曾经充当终极沉思之范例的东西,如今在一个困难得多的思想面前相形见绌,那就是这样一种前景:我们关于何物持久、何物永恒的隐喻本身已经沦为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