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在本书的开头，我写道，气候变化打断我们，在每一个转折处都使我们失去方寸。它当然也这样对待了我：它打断了我的学术生涯，要求我暂停惯常的工作，去处理那些压倒一切的公共关切之事。因此，我首先要感谢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的鼎力支持，它不仅通过"教师休假补助"（Faculty Leave Supplement）提供资金，使我得以研究和撰写本书，而且明确鼓励教师承担起更广泛的使命，去增进它所谓的"公共福祉"。学院对学术之公共维度的这种难得的支持，令我由衷感激。¶

我深深受惠于那些科学家，他们持续不断地向一个抗拒的、有时充满敌意的公众描述气候变化的轮廓。他们不顾重重困难坚持完成这一任务，为今天的伦理勇气树立了很高的标准。我同样感激我在人文学科中的前辈，尤其是解构主义、拉康派和左翼传统中的前辈，他们示范了一种富有伦理勇气的能力，即不顾另一种根深蒂固的抗拒，而与否定性相伴停留（tarry with the negative）。我希望本书能在某种程度上使这两种思想传统之间深刻的亲缘关系显现出来。¶

我感激我在浪漫主义研究及相邻领域的同事们，他们以其工作的严谨和深入交谈的能力，持续示范着我们共同志业的最佳可能。我尤其要感谢蒂洛塔玛·拉詹（Tilottama Rajan）、托马斯·普福（Thomas Pfau）、威廉·加尔佩林（William Galperin）、弗朗西丝·弗格森（Frances Ferguson）、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詹姆斯·恩格尔（James Engell）、特雷莎·凯利（Theresa Kelley）、奥林·王（Orrin Wang）、罗布·米切尔（Rob Mitchell）、雅克·哈利普（Jacques Khalip）、南希·优素福（Nancy Yousef）、维瓦斯万·索尼（Vivasvan Soni）、安妮-莉丝·弗朗索瓦（Anne-Lise Francois）、蒂拉尔·马泽奥（Tilar Mazzeo）、伊丽莎白·费伊（Elizabeth Fay）、斯科特·荣格尔（Scott Juengel）、珍妮弗·费伊（Jennifer Fay）、琼·施泰格瓦尔德（Joan Steigerwald）、寺田丽（Rei Terada）、阿尔卡季·普洛特尼茨基（Arkady Plotnitsky）、理查德·沙（Richard Sha）、尼克·哈尔米（Nick Halmi）、科林·耶格尔（Colin Jager）、马克·卡努埃尔（Mark Canuel）、乔尔·法弗拉克（Joel Faflak）、特雷斯·派尔（Tres Pyle）、乔希·威尔纳（Josh Wilner）、尤金·施特尔齐格（Eugene Stelzig）、戴维·鲍尔奇（David Baulch）、罗恩·布罗利奥（Ron Broglio）、托比亚斯·梅内利（Tobias Menely）、安德鲁·沃伦（Andrew Warren）、亚历山大·施卢茨（Alexander Schlutz）、乔治·欧文（George Erving）、安迪·伯克特（Andy Burkett）、艾莉森·杜沙恩（Allison Dushane）、珍妮弗·霍兰（Jennifer Horan）、克里斯托弗·邦多克（Christopher Bundock）和雅各布·里辛格（Jacob Risinger）。近年来他们对我工作的回应极大地影响了本书，尽管本书可能与我们通常使用的语言相距甚远。¶

鲍登学院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共同体，本项目得以在其中成形。鼓励我从事这一项目的根·克里登（Gen Creedon），以及在一个关键节点为我提供有益修改建议的汤姆·科特（Thom Cote），是尤为重要的对话者。我感激已故的汤姆·康奈尔（Tom Cornell）、苏珊·韦格纳（Susan Wegner）和戴维·赫克特（David Hecht）在我研究本书期间提出的具体建议；感激约翰·利希特（John Lichter）、菲尔·卡米尔（Phil Camill）、玛丽·亨特（Mary Hunter）、科林·勒斯勒（Collin Roesler）、伊丽莎白·普里查德（Elizabeth Pritchard）、马特·克林格尔（Matt Klingle）、埃米莉·彼得曼（Emily Peterman）、凯西·米汉（Casey Meehan）、安妮·威蒂（Anne Witty）和凯特·斯特恩（Kate Stern）对本项目的支持与回应；感激我在英语系、环境研究、男女同性恋研究以及性别与女性研究等领域的同事们，他们对具有伦理担当之学术的理解持续激励着我；也感激近年来我所开设的几门课程——尤其是高级研讨课——的学生们，感激他们在本书核心主题上思考的新鲜、强度与清晰。我热忱感谢塞莱斯特·古德里奇（Celeste Goodridge）、莉兹·马瑟（Liz Muther）、盖伊·马克·福斯特（Guy Mark Foster）、路易莎·斯沃维亚切克（Louisa Slowiaczek）和里奇·克莱纳（Rich Kreiner），感谢他们友谊的深度和支撑的力量。我感激缅因州沿海地区乃至更广泛共同体中的那些人，他们的友谊和交谈常常帮助奠定了本项目的基础，或重新照亮了它的轮廓；其中最重要的是卢辛达·科尔（Lucinda Cole）、罗伯特·马克利（Robert Markley）、弗兰克·威克斯（Frank Wicks）、苏坎雅·拉赫曼（Sukanya Rahman）和杰勒德·多里安（Gerard Dorian）。¶

我很高兴在此致谢"批判气候变化"（Critical Climate Change）丛书的编辑克莱尔·科尔布鲁克（Claire Colebrook）和汤姆·科恩（Tom Cohen），感谢他们看到了本书的价值，并将其纳入人文学科中日益增多的气候变化研究之列；我也感激开放人文出版社（Open Humanities Press）志愿者集体的典范工作，从出版社的联合创始人兼联合社长西吉·约特坎特（Sigi Jöttkandt）和戴维·奥蒂纳（David Ottina），到密歇根出版（Michigan Publishing）的玛西娅·拉布伦茨（Marcia LaBrenz）、凯莉·威琴（Kelly Witchen）及其他人，他们引导本项目走过了许多阶段，并帮助将本书的内容和封面整理成可以出版的形式。¶

我最深切的感谢献给特丽·尼克尔（Terri Nickel），感谢她在每一个阶段对本项目严谨的回应，感谢她以无尽的耐心、以全新的专注阅读每一份新的草稿，最重要的是，感谢她那独有的温柔与喜悦的天赋——正是这种天赋，使得即便是阐述这些黑暗思想的任务也成为一项肯定性的事业。没有她坚如磐石的支持和出色的回应，我绝不可能写成这本书。无论在这件事上，还是在其他一切事业中，她都真正是我心智与心灵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