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公地与公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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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真的能够学会以日常化、大规模的方式彼此合作吗？大量证据表明，我们能够做到。合作并不存在先天的遗传障碍，事实恰恰相反。在发展心理学与比较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开展的一项令人难忘的实验中，一个眼睛明亮的幼儿看着一名男子抱着满怀的书，一次又一次撞上储物柜的门。这位成年人似乎打不开柜门，幼儿为他着急。孩子自发地走到门边，把门打开，示意这个笨手笨脚的大人把书放进柜里。在另一项实验中，一位成年人反复尝试把一块蓝色板片放到一摞已有的板片上，却总是失败。坐在这个笨拙男子对面的幼儿抓起掉落的板片，小心地将它们一块块整齐放到那一摞上面。还有一项测试中，一位正在房间里装订文件的成年人走了出去，拿着新的一叠文件回来时，发现有人挪走了他的订书机。房间里一个一岁大的婴儿立即明白了这个大人的困难，热心地指向那台不见了的订书机——它现在放在一个架子上。
从这些及其他实验中，托马塞洛逐渐看清了一个核心洞见：人类本能地愿意帮助别人。为了理解人类合作的起源，托马塞洛及其团队进行了细致而艰苦的探索，力图单独辨识这种人类冲动如何运作，并将它与其他物种，尤其是灵长类动物的行为区分开来。通过多年的研究，他得出结论：“从大约一周岁起——也就是刚开始走路、说话，成为真正的文化存在之时——人类儿童就已在许多情境下表现出合作与助人的行为，当然，并非所有情境都是如此。他们不是从成年人那里学会这些的；这是自然而然的。”[1] 即使十四至十八个月大的婴儿，也表现出这样的能力：原书14拿取别人够不到的物品，移走别人面前的障碍，纠正成年人的错误，并为一项特定任务选择正确的行为。
当然，随着幼儿长大，复杂情况会出现，并且越来越多。他们会发现，有些人不可信，有些人不会以善意回报善意。孩子们学着将社会规范与伦理期待内化，尤其是那些来自社会制度的规范与期待。随着他们逐渐成熟，他们把学校教育与经济成功联系起来，学会把个人声誉包装成可销售的品牌，并从买卖中获得满足。
文化习得的历程虽然以许多不同方式展开，但人类这一物种更宏大的故事，是其多样而灵活的合作能力。我们具有表达共享意向并据此行动的独特潜能。托马塞洛说：“让我们〔人类〕真正与众不同的，是我们能够群策群力，做出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独自完成的事情，创造我们单独无法创造的新资源。归根结底，这一切都关乎沟通、协作和共同工作。”我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能理解，其他人也有情感与意向，也有内心生活。我们开始意识到一种共同处境，它超出了狭窄、自我指涉的身份认同。任何个人认同，也始终是集体认同的一部分；集体认同引导一个人如何思考、行动和解决问题。我们与同伴、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构成我们文化的语言、仪式和传统，都不可磨灭地塑造了我们每一个人。
换言之，认为我们是“白手起家、自我造就”的个人，是一种自负的幻觉。不存在孤立的“我”。正如我们稍后将探讨的，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是“嵌套之我”。我们不只是嵌入关系之中；我们的身份认同本身，就是通过关系创造出来的。“嵌套之我”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更诚实地面对人类身份认同与发展所处的整体实境。诚如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与赫伯特·金蒂斯所说，我们人类确实是“合作的物种”。[2] 问题在于，这种深植于人性的本能能否得到鼓励，得以展开。而即使合作受到鼓励，它的目标又是服务于所有人，还是被导向服务个人主义、狭隘局部的目的？
公地实践无处不在，却广受误解
在我们先前的《公地的财富》（The Wealth of the Commons，2012）与《公地实践的模式》（Patterns of Commoning，2015）两本书中，我们记录了数十个引人注目的公地案例，原书15说明公地实践在当今世界的实际范围与影响相当广泛。我们有能力独立于国家或市场，自行组织起来满足需要；社区森林、合作经营的农场和渔场、遍布全球的开源设计与制造社群、地方及区域货币，以及生活各领域中无数其他实例，都展示了这种能力。我们与生俱来的人类基本冲动——帮助他人、改善现有做法——逐渐发展成一种稳定而又有无数变化形态的社会形式：公地。
共同营造公地的冲动，在极其不同的情境中展现出来：贫困的城市街区，遭遇自然灾害的地方，非洲腹地的自给农场，以及在网络空间汇聚的社会网络。然而，奇怪的是，公地范式很少被看作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形式，或许是因为它常常生活在国家与市场权力的阴影之下。人们没有认识到，它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和制度形式。在我们看来，谈论公地，就是谈论联结之中的自由：一种社会空间，在这里，我们能够重新发现自身、重塑自身，成为完整的人，并享有相当程度的自主决定权。围绕公地与公地实践的讨论帮助我们看见，个人共同努力，能够带来更人道、更合乎伦理、更负生态责任的社会。设想一种稳定、相互支持的后资本主义秩序，并非不切实际。公地实践本身，随着它不断扩展、在更广泛的文化中产生影响，就会催生新的政治与经济可能。
让我们说清楚：公地不是乌托邦幻想。它是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无数村庄与城市，全球南方与工业化北方，开源软件社群与全球网络，都能看见它。我们的首要挑战，是为身边种种公地实践命名，让它们能够被文化所识别。只有先被看见、被理解，它们才可能得到滋养、保护与扩展。这正是后续各章的任务，也是我们提出一套理解公地与公地实践的新的一般框架的原因。
公地不只是“分享”——分享发生在生活的无数领域。公地关乎分享，也关乎建立持久的社会系统，以生产可分享的事物与活动。公地也不是“公地悲剧”这一误导性观念所说的那回事。
“公地悲剧”这个说法因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的一篇著名文章而广为流传；这篇题为《公地悲剧》的文章，1968 年刊登于影响很大的《科学》杂志。[3] 保罗·埃利希当时刚刚出版《人口炸弹》，以马尔萨斯式的观点，描绘了一个仅仅因为人口数量就不堪重负的世界。在这个背景下，哈丁讲述了一个虚构的寓言：在一块共享牧场上，没有任何牧人出于理性动机，愿意限制自己的牛群放牧。哈丁说，必然的结果是，每个牧人都会自私地尽可能多占用共有资源，而这又必然导致资源被过度使用，最终毁坏——这就是所谓公地悲剧。哈丁认为，可能的解决方法，是为该资源赋予私人产权，或者由政府将其作为公共财产管理，或按照先到先得的方式管理。
哈丁的文章后来成为《科学》杂志历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公地悲剧”也成为一个文化流行语。他凭空想象的故事，被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政治人物无休止地重复，使多数人相信，公地是一种失败的管理制度。然而，哈丁的分析有一些显著缺陷。最关键的是，他所描述的根本不是公地！他描述的是一种任人争抢的局面：没有任何东西有所归属，一切都可以免费拿走——有人会称之为“无人管理的公共池资源”。正如公地学者刘易斯·海德诙谐地建议，哈丁的“悲剧”论应当改名为“无人管理、放任自流，而且任由彼此不沟通、只顾自身利益的个人轻易进入的公共池资源的悲剧”。[4]
真正的公地，情况有所不同。一个特定的共同体治理着某项共享资源及其使用。使用者协商制定自己的规则，分配责任与使用资格，并建立监督制度，发现和惩戒搭便车者。毫无疑问，有限资源可能被过度开发，但这种结果更多地与自由市场相联系，而非与公地相联系。我们所处的这个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市场与私人产权支配着大多数地方，也造成了地球历史上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前所未有的肥沃土壤流失、水循环紊乱，以及危险的大气升温；这绝非巧合。
正如本书将展示的，公地具有如此丰富的面向，很难用一个定义将它完整包容。不过，弄清某些常与公地联系在一起的用语，原书17实际上为何并不等同于公地，仍会有所帮助。
什么是公地，什么不是：几点澄清
公地是有生命力的社会系统，人们通过它，以自我组织的方式处理共同问题。遗憾的是，有些人错误地用这个词描述无主之物，例如海洋、太空和月球，或描述水、森林与土地等集体所有的资源。其结果是，“公地”经常与表达着迥异世界观的经济学概念混为一谈。“共同物品”“公共池资源”和“共有财产”等用语，会歪曲公地的含义，因为它们强调的是对象与个人，而非关系与系统。以下是几个与公地联系在一起、却具有误导性的用语。
共同物品（common goods）：新古典经济学用这一术语区分若干物品类型：共同物品、俱乐部物品、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据说，共同物品很难围起来不让人使用，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具有“非排他性”；它们也容易被用尽，即具有“竞争性”。换言之，共同物品往往会在我们分享它们时逐渐耗竭。传统经济学假定，共同物品的可排他性与可耗竭性，是物品本身固有的属性；但这是错误的。是否被排除在外的，不是物品，而是人。这里发生的是一种社会选择。同样，共同物品是否会耗竭，与物品本身关系不大，却完全取决于我们选择如何使用水、土地、空间或森林。把土地、水或森林称作“物品”，经济学家实际上是在作出一种社会判断：他们预设，某样东西是一种适合市场估值与交易的资源——而另一种文化可能希望拒绝这一预设。
公共池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简称 CPR）：公地学者，主要是沿袭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传统的学者，用这一术语分析如何管理渔场、地下水盆地或原书18牧场等共享资源。公共池资源被视为共同物品，事实上，这两个术语的用法十分相近。不过，“公共池资源”通常用于探讨，人们如何能够使用某项共享资源，却不过度使用它。
共有财产（common property）：CPR 指资源本身，而共有财产指赋予人们正式进入权或使用权的一套法律制度。例如，CPR 与共同物品指向资源本身；共有财产则指向规范人们如何使用资源的法律制度。因此，谈论财产制度，与谈论水、土地、渔场或软件代码，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达层面。上述任何一种事物，都可以由多种不同的法律制度管理；资源与法律制度是两回事。公地实践者可以选择使用共有财产制度，但这种制度并不构成公地本身。
共通（common，名词）：有些坚持传统用法的人，用“the common”而非“commons”指称共享的土地或水；文化理论家安东尼奥·奈格里与迈克尔·哈特则在 2009 年的《共同财富》（Commonwealth）中，赋予“common”一词新的含义。他们谈论“共通”，是为了强调人们合作时参与的社会过程，并将这一观念与作为物质资源的公地区分开来。哈特与奈格里指出，“我们创造的语言，我们建立的社会实践，以及界定我们相互关系的社会交往方式”，共同构成共通。在他们看来，共通是一种“生命政治生产”，指向一个超越财产的领域；这个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并存，却通过调动我们的情感自我而展开。虽然这与我们使用的“公地实践”——作为动词的公地——相似，但哈特与奈格里使用的“共通”一词，似乎不问目的，涵盖所有合作形式，因此也可能包括帮派与黑手党。
共同福祉（the common good）：这一用语自古希腊以来就一直被使用，指对社会中每个人都有益的结果。它是一个漂亮却空泛的笼统说法，没有明确含义，因为几乎所有政治与经济制度都声称，自己能为所有人带来最多益处。
现实生活中的公地
认识公地最好的办法，是了解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因此，下面我们提供五个简短介绍，让人更切实地感受公地实践所处的情境、它们各自的具体实况，以及极其丰富的多样性。这些例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公地既是一种治理、供给和社会实践的一般范式——也可以说，是一种世界观与伦理——又是一种极其具体的现象。每一个公地都独一无二。没有任何通用模型或“最佳实践”，能够定义公地与公地实践；有的只是富于启发的经验，以及可供学习的模式。
扎塔里难民营
约旦的扎塔里难民营，是 78,000 名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的聚居地，他们从 2012 年开始陆续抵达这里。这个难民营似乎不太可能成为本书理念的例证。然而，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人们构建了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住所、街区和道路系统，甚至建立了地址系统。曾负责该营地的联合国官员基利安·克莱因施密特说，2015 年，扎塔里难民营拥有“14,000 户家庭、10,000 个污水池和私人厕所、3,000 台洗衣机、150 座私人花园，以及 3,500 家新商店和企业”。一位到访的记者指出，那里一些最讲究的房屋，是“用临时住所、帐篷、煤渣砖和集装箱拼凑出来的，里面有庭院、私人厕所和简陋搭建的下水道”。这个聚居地有理发店、宠物店、花店，还有自制冰淇淋生意。这里有披萨外送服务，也有提供机场接机服务的旅行社。扎塔里的主街名叫“香榭丽舍大街”。[5]
当然，扎塔里仍是一个处境艰难、问题很多的地方，约旦政府与联合国也仍掌握着管理权。但它作为难民营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在建设这座临时拼成却又稳定的城市时，自我组织、自下而上的参与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只是一个权宜的求生营地，不只是让可怜的人们排队领食物、让管理人员提供服务、把人们当成无助受害者的地方。在这里，难民能够投入自己的精力与想象力来建设聚居地。他们得以承担部分原书20自治责任，掌握自己的生活，从而获得可贵的尊严。可以说，扎塔里的管理者与居民，无论认识得多么不充分，都已看到公地实践的长处。扎塔里的经验向我们展示了自我组织的力量，而自我组织正是公地的核心概念之一。
荷兰 Buurtzorg 邻里照护
在荷兰阿尔默洛市，护士约斯·德布洛克对居家照护质量持续下降深感忧虑。他说：“质量越来越差，服务对象的满意度不断下降，费用却越来越高。”德布洛克与一个由专业护士组成的小团队，决定建立新的居家照护组织 Buurtzorg Nederland。[6] 这家公司不按工厂传送带的模式来安排病人照护，不靠严格分工提供可计量的市场服务单元，而是依靠训练有素的护士组成自主指导的小团队，为同一街区的五六十人提供服务。（组织名称“Buurtzorg”在荷兰语中意为“邻里照护”。）他们提供整体性的照护，关注病人多方面的个人需要、社会处境和长期状况。
护士第一次探访新病人时，通常首先做的，就是坐下来聊聊天，喝杯咖啡。正如德布洛克所说：“人不是自行车，不能照着一张组织架构图来安排。”在这一点上，Buurtzorg 的护士践行的是〔公地中〕“花时间”的逻辑，而非通过“省时间”来成为更高效的竞争者。有意思的是，更重视与病人相处的时间，反而使病人需要的专业照护时间减少。仔细想想，这其实并不令人意外：照护者基本上是在努力让自己尽快不再成为病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这鼓励病人变得更加独立。2009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Buurtzorg 病人结束照护的速度是竞争者服务对象的两倍，最终只使用了医嘱照护时数的 50%。[7]
护士为病人提供全方位的帮助，从医疗操作到洗浴等支持服务。他们还会寻找病人所在街区中的非正式照护网络，支持其社会生活，促进其自我照护与独立生活。[8] Buurtzorg 由护士自行管理。简单、扁平的原书21组织结构和信息技术帮助实现这一过程，其中也包括德布洛克鼓舞人心的博客文章。Buurtzorg 能够有效地大规模运作，既不需要等级制，也不需要共识。2017 年，Buurtzorg 雇用了大约 9,000 名护士，照护荷兰全国 100,000 名病人，并在美国与欧洲开展新的跨国项目。[9]
事实证明，Buurtzorg 对居家医疗照护的重新构想，以相对低廉的成本，提供了优质而人性化的服务。根据毕马威的一项研究，到 2015 年，Buurtzorg 的照护使急诊就诊次数减少了 30%，也降低了纳税人在居家照护上的支出。[10] 安永的一项研究还发现，在员工超过 1,000 人的荷兰企业中，Buurtzorg 的员工满意度最高。[11]
WikiHouse
2011 年，两名刚毕业不久的建筑专业学生阿拉斯泰尔·帕文与尼古拉斯·伊罗迪亚科努，加入伦敦一家名叫 Zero Zero Architecture 的设计事务所，在那里尝试他们关于开放设计的想法。他们思考：如果建筑师不再为那些付得起设计委托费的人建造房屋，而是帮助普通公民设计和建造自己的家，会怎样？这个简单的想法，成为一套令人惊叹的开源住宅建造工具包的核心。帕文和伊罗迪亚科努了解到，一项熟悉的技术 CNC，即计算机数控加工，能让他们制作数字设计，再依据这些设计，用胶合板或其他材料加工出大块平面构件。于是，他们提出发布住宅开源文件的构想，让许多人能够根据不同情况修改和改进设计。它也能让没有专业技能的人，快速而廉价地搭起住宅的结构外壳。他们把这套新的设计与建造系统叫作 WikiHouse。[12]
WikiHouse 从一个不起眼的起点出发，逐渐发展成全球性的设计社群。2017 年，它在世界各国拥有十一个分会，每个分会都独立于最初的 WikiHouse 运作；后者如今已成为一个拥有相同使命的非营利基金会。简言之，WikiHouse 的参与者希望“把建造低成本、低能耗、高性能住宅的设计方案，交到原书22地球上的每一位公民和每一家企业手中”。他们希望鼓励人们采用“全球协作、在地生产”，这一模式将在第六章介绍。他们也希望“培育一种新的分布式住宅产业，由许多公民、共同体和小企业组成，为自己开发住宅与街区，减少我们对自上而下、债务沉重的大规模住宅体系的依赖”。
《WikiHouse 宪章》由十五项原则组成，阐明开源住宅建造在技术、经济和程序方面的基本要素。它是众多实例之一，说明公地实践者在发展同侪治理时，如何“宣明共同目标与价值观”（参见第五章）。其中包括若干核心理念：通过设计标准，降低建房所需的时间、成本、技能与能源门槛；对设计要素采用开放标准以及要求以相同方式共享的开源许可；赋予用户修理和改造住宅各项设施的能力。WikiHouse 邀请用户根据自身需要调整设计与工具，力求提供一套丰富的“共生工具”，即社会批评家伊万·伊里奇所描述的工具。工具不应该规定狭窄的做事方式，以此控制人类。软件不应该被加密措施和修理障碍所束缚。共生工具的设计目的，是释放个人的创造力与自主性。[13]
社区支持农业
在马萨诸塞州宁静的哈德利镇，每逢星期六早晨，你都会看到一家家人来到 Next Barn Over 农场，在田里采豆子与草莓，剪新鲜香草与鲜花，再领取他们这一周份额里的土豆、羽衣甘蓝、洋葱、小红萝卜、番茄及其他农产品。Next Barn Over 是一家 CSA 农场，也就是社区支持农业农场：人们预先买下农场当季收成的一份，然后从四月到十一月，每周领取新鲜农产品。换言之，CSA 成员在生产之前集资，再由全体成员分配收成。世界上数千家 CSA 都采用这一做法，它启发我们将“汇集、设限与分配”识别为公地经济的一项重要特征（参见第六章）。
Next Barn Over 供两人使用的小份额价格为 415 美元，适合六人的大份额则为 725 美元。成员在种植季开始时购买原书23收成份额，给农民提供所需的营运资金，同时分担生产中的风险：恶劣天气、作物病害、设备问题。可以说，他们是在为公地供给提供资金。
然而，CSA 首先并不是一种商业模式，因为追逐利润不是它的目的。它的目的，是让家庭与农民彼此支持，以对生态负责的方式种植健康食物。Next Barn Over 的 34 英亩土地上，所有作物都按有机方式种植。农场使用覆盖作物、有机肥、堆肥与粪肥改善土壤肥力，定期轮作以减少病虫害；利用谷仓屋顶的太阳能板，并通过滴灌系统尽量减少用水。Next Barn Over 还定期举办聚餐，让各家人联络感情，伴着本地乐队的音乐起舞，并更深入地了解，在当地生态系统中从事农业的实际情况。
自 1986 年第一家 CSA 成立以来，这个理念已发展成一场国际运动。仅美国就有超过 1,700 家 CSA〔2018 年〕，世界其他地方还有数百家。虽然一些美国 CSA 的运作几乎与企业无异，但 CSA 背后的原初理念依然有力：尝试在农民、劳动者与主要作为消费者的成员之间，发展新的合作形式。有些 CSA 受到日本“提携”（teikei）模式的启发；这一类似模式，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就在日本广泛采用。“提携”意为“合作”或“共同经营”。它同样着眼于小农农业、有机耕作，以及农民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伙伴关系。日本有机农业研究会是提携模式的创始推动者之一，它曾表明自己的愿望：“发展一种不依赖传统市场的替代性分配体系。”[14] CSA 的经验，如今正启发世界各地各种区域农业和食物分配项目；它们具有同一个目标：赋予农民与普通人力量，加强地方经济，并避开大型农业造成的问题——农药、转基因生物、添加剂、加工食品和运输成本。CSA 的社会经济模式如此稳固，以至于曾参与孵化第一家 CSA 的舒马赫新经济中心，如今正为地方生产发展“社区支持工业”的构想。其理念是运用社区互助共担的原则，创办和支持 原书24地方企业，例如家具厂、苹果酱罐头厂、采用人道屠宰方式的屠宰场，以增强地方的自立能力。
Guifi.net
多数人认为，只有拥有政治关系和大量资本的大型有线电视或电信公司，才能建设 Wi-Fi 服务的基础设施。加泰罗尼亚顽强进取的合作社 Guifi.net 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个组织表明，公地实践者完全有可能建设和维护优质、价格可负担、面向所有人的互联网连接。Guifi.net 坚持共同所有、网络中立和社区控制的原则，从 2004 年的一个 Wi-Fi 节点，发展到 2018 年 7 月的 35,000 多个节点和 63,000 公里的无线连接，主要覆盖加泰罗尼亚乡村地区。
Guifi.net 的起点，是甲骨文公司的一位西班牙工程师拉蒙·罗卡，对几台市售路由器进行了改装。改装后的路由器，连接到西班牙电信公司为市政机关提供的一条 DSL 线路上，能在类似网状网络的系统中充当节点。这套临时拼装的系统，让人们可以使用其他经过类似改装的路由器，收发互联网数据。随着消息传播，罗卡为解决互联网接入稀缺而作出的创新，很快受到欢迎。《连线》杂志记述，Guifi.net 通过一种临时摸索出来的众筹制度扩展系统：“罗卡说：‘做法就是公布计划，说明成本，然后征求出资。’款项并不支付给 Guifi.net，而是付给设备供应商和 ISP〔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网络服务。所有这些行动，不仅为扩建整个网络打下基础，也促成了一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Guifi.net 所做的，就是“汇集与分享”（参见第六章）：汇集资源，分享互联网接入。
2008 年，Guifi.net 成立了一个附属基金会，协助监督志愿者、网络运营与整个系统的治理。正如《连线》所描述的，这个基金会“处理发往各服务提供商及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网络流量；接入大型数据‘交换中心’，在西班牙南部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提供大量带宽；规划光纤部署；尤其关键的是，建立制度，确保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公平承担整体数据与网络管理成本中应付的份额”。[15]
指导整个项目的，是《自由、开放与中立网络公约》。这份章程确立了 Guifi.net 公地的主要原则，以及用户的权利与自由：
- 你有自由将网络用于任何目的，只要不损害网络本身的运行，不侵害其他用户的权利，也不破坏让内容与服务免受蓄意干扰、自由流动的中立原则。
- 你有权了解网络及其组成部分，并分享有关其机制与原则的知识。
- 你有权按照自己的条件，向网络提供服务与内容。
- 你有权加入网络，也有义务按照同样的条款，把这些权利扩展给任何人。
任何使用加泰罗尼亚 Guifi.net 基础设施的人或组织——个人互联网用户、小企业、政府、数十家小型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都承诺致力于“发展一个以公地为基础、自由、开放而中立的电信网络”。因此，Guifi.net 能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好的宽带服务；相比之下，例如美国人向宽带寡头支付高昂费用〔2017 年月费中位数为 80 美元〕，得到的却是更慢的连接和糟糕的客户服务。2016 年，使用 Guifi.net 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为千兆光纤连接收取的月费是 18 至 35 欧元，约合 20 至 37 美元；Wi-Fi 的价格则低得多。正如沃尔夫冈·萨克斯曾指出的，公地非常节省金钱。它使我们减少对金钱的依赖，从而更能摆脱市场的结构性强制。
此外，开放技术倡导者萨沙·迈因拉特指出，Guifi.net 的经验表明，完全有可能“在比现有电信〔电话〕公司更多的地方，建设大规模、归当地所有的宽带基础设施”。[16] 在公地制度中共担成本、共享收益，是这种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真实环境中整体地理解公地
如何理解这些如此不同的公地？刚接触这个主题的人，往往会困惑得无所适从，因为他们无法原书26立即看见那些使公地成为公地的深层模式。他们感到不解：如此多样的现象，怎么能用同一个词来描述？这实际上是一个训练感知能力的问题。每个人都熟悉“自由市场”，尽管其不同形式——股票市场、食品杂货店、电影制作、采矿、个人服务、劳动——至少与公地一样多样。然而，在文化上，我们把市场的多样性视为正常，却几乎看不见公地。
一个奇怪的事实是，我们几乎完全没有一种通俗语言，来理解当代公地。有关这一主题的社会科学研究，往往晦涩而高度专业化；经济学文献则倾向于把公地视为物质资源，而非社会系统。不过，与其聚焦于每个公地赖以存在的资源，不如关注它们在哪些方面相似，这样更有意义。每个公地都依赖社会过程、知识分享以及物质资源。每个公地都面临同样的挑战：如何把社会、政治〔治理〕和经济〔供给〕结合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每个公地都以自然资源为基础。
每个公地都是知识公地。
每个公地都依赖一个社会过程。
因此，我们挑战中的很大一部分，是重新发现被忽视的公地社会史，理解它如何适用于当代情境。这需要一套概念框架、一种新的语言，以及人人都能理解的故事。用资本、商业和标准经济学的词汇解释公地，是行不通的。这就像用钟表装置与机器的隐喻，来解释复杂的生命系统。为了了解公地如何真正运作，我们必须摆脱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培育一些新的视角。
一旦认识到，不存在评估公地的单一、普遍模板，这项任务就容易一些。每个公地都带有其特定起源、文化、人群与情境的独特印记。但同时，也存在许多深层而反复出现的公地实践模式，让我们能够原书27谨慎地作出一些概括。表面看来很不相同的公地，在如何自我治理、如何分配资源、如何抵御圈占、如何培育共享意向等方面，往往有显著的相似之处。换言之，公地不是可以按照同一张蓝图制造出来的标准化机器。它们是生命系统，会随时间演化、适应，并以其创造力和广阔的可能性给我们带来惊喜。
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模式”一词，需要稍作解释。我们的用法，源自建筑师、哲学家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在其 1977 年名著《模式语言》（A Pattern Language）中提出的理念。这些理念又在他的四卷本巨著《秩序的本性》（The Nature of Order）中得到进一步展开；那是二十七年研究与原创思考的结晶。亚历山大及其合著者，把经验科学的视角，与美和优雅如何塑造日常生活及设计的理念，精彩地结合起来，产生了我们所谓的“焕发生机”。[17]
在亚历山大看来，一种模式描述的是“一个在我们的环境中反复出现的问题，然后描述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核心；这样，你就能将这个方案使用一百万次，却从来不会有两次采用完全相同的方式”。[18] 换言之，模式思维及基于它的解决方案，从不脱离情境，也不与我们的思想感受割裂。我们建议，仔细观察蓬勃发展的社会过程背后的模式，从中获得启发，同时记住：成功的公地不能复制粘贴。每个公地都必须发展适合自身、扎根当地、针对具体情境的解决方案。每个公地都必须满足实际需要，以及更深层的人类愿望与关切。
在本书中，我们试图辨识那些模式：它们正在全世界构建一片不断扩大的公地群落——公地世界。我们对这一领域的叙述，既有描述性，也有愿景性：在评估不同公地如何运作时，我们是在描述；在尝试想象已知的公地实践机制如何能够合理地扩展，并成为政治经济与文化中一个独特领域时，我们是在展望。我们借助社会科学，讨论公地的重要方面。但我们也依据自己广泛的第一手经验：与公地实践者交谈，了解他们卓越的共同体。我们希望描述一个原书28丰富而层次细腻、却被忽视了太久的人类创造力与社会组织领域，同时让读者放心：公地并没有复杂晦涩到只有专业人士才能理解。事实上，它们源于普通人做相当普通的事情；只是身处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这些事情才显得不普通。
在我们的行旅中，公地实践发生于如此广泛、多样的情境，令我们惊讶。这使我们不禁思考：既然公地首先是满足共同需要的社会系统，为什么那么多关于公地的讨论，却依赖经济学分析范畴——“物品类型”“资源配置”“生产率”“交易成本”？这个问题推动我们踏上一段探索历程，力求在最充分的意义上，重新构想参与公地实践意味着什么。
我们认为，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更广泛的范式转变。它帮助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这一理念本身，并扩大民主行动能够发挥作用的范围。公地既满足真实需要，也改变文化与身份认同。它们影响我们的社会实践、伦理和世界观，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变政治本身的性质。为了理解这些更深层的潮流，我们需要一套更丰富的框架来认识公地。我们需要它，更好地解释同侪治理与供给的内部机制，也解释公地实践如何把更广泛的政治经济与我们的内心生活联系起来。简言之，我们必须看到：公地要求一种新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