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语言与公地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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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钉子和纸。
如果你问一位说英语的人，上面三样东西中，哪两样属于一组，多数人会说铅笔和纸。但如果问一位说博拉语的人，你会得到不同答案；博拉语是亚马孙西北地区的一种语言。博拉语使用者“……有大约七十个词，描述事物的形状：一个用于长而细的东西，另一个用于圆的东西，还有一个用于边缘笔直的平面事物，等等”。[1] 民族语言学家弗兰克·赛法特，对博拉语使用者开展了一项“关联事物”的实证测试，并把结果与英语、西班牙语使用者的结果进行比较。他发现，博拉语使用者百分之百都回答：“铅笔和钉子”属于一组。在他们看来，形状相似的事物之间有联系，似乎是不言自明的。
正如这个小实验所显示的，语言深刻地塑造感知。词语、术语与思想范畴，会把现实中的某些方面单独提取、加以强调。它们决定我们注意到某个现象或事物的哪些方面，又把其他方面置于边缘。按照某种文化观或理论，术语，尤其是分析范畴，会指示哪些东西“真正重要”。它们微妙地引导原书52我们如何感知世界。如果一种语言的词语更注重形状而非功能，那么，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偏好按形状而非功能把事物归类，也就不足为奇。
词语、术语与范畴
词语（word）是一种特定的符号，通常是一个语音或一组字符，使我们能够传达特定意义。通过句法，把一个词与另一个、再另一个词组合起来，形成无数排列，人类沟通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灵活多样性。
术语（term）是用来表达较抽象观念或概念的词语、短语。由于术语源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情境，它就成为思想史与文化史中的一个能指；例如，“无马马车”反映汽车出现以前的文化，“四元素”——气、水、土、火——则指向古希腊的前科学时代。
范畴（category）是一种基本的分析术语，使某个现象的一个特定维度显现出来。范畴通过明确、系统的方法产生，它决定我们能够看见什么。例如，使用“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而非“嵌套之我”作为分析范畴，我们的认知范围就会非常不同。
关系范畴（relational category）是建立在关系性世界理解之上的范畴，第二章已对此作出说明。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疾病与国家被当成事物，而事实上，它们是关系现象。一个人并不是“拥有”结核病或癌症，而是置身由活细胞、病毒、细菌等组成的动态作用向量之中。同样，“经济”和“国家”这两个词，也把极其庞大的社会与政治关系集合物化了。
因此，即使我们愿意相信，日常语言忠实地表达了自己所经历的实际现实，事实也并非如此。我们不只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不只是以不同的表达方式描述自己的世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我们还通过语言，居于并创造原书53不同的世界观。“铅笔和纸”似乎理所当然地属于一组，但任何人类学家都会证实：我们继承的、或为自己构建的社会秩序，具有相当强的人为性。
我们的词语、术语与表达方式，微妙地决定我们认为什么相关、哪些逻辑关系重要。某些词语与术语的缺席，间接表明我们认为什么不重要，毕竟，我们没有为它命名。总之，我们也许以为，词语的意义不言自明，自己的生活方式很正常；但事实上，二者都高度取决于具体情况与情境。想想这样一个简单手势：掌心朝上，指尖并拢，在不同文化中却有不同含义。埃及人用它说：“耐心一点！”意大利人用它问：“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希腊人则在惊叹：“真是太完美了！”[2] 再次可见，我们各自栖居的现实，可能让人感觉稳固而不言自明，但我们最终使用的意义符号，无论是手势还是词语，其实都具有一定的任意性。
三只做手势的手。
上一章结尾，我们指出，要把公地看作一种一般范式，就需要学习以新的取向面对现实，即实现本体论转向。本章，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这种取向只能通过新类型的语言来表达。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常常迫切需要一些术语，来更恰当地描述公地的现实。例如，我们发现，经济学家原书54与政策制定者所使用的“资源”一词，暗含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非人格化、工具性的、以市场为导向；它其实不适用于公地。我们发现，“私人”与“公共”这组二元对立，暗示世界被分为市场与国家，却未能承认公地独特的现实。无数次，我们发现自己被主流文化的语言困住，也因缺少能让公地发声的词语、术语和关系范畴而感到挫折。我们渐渐认识到：如果渴望社会与政治变革，却试图使用市场经济、国家权力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语言来实现，就会失败。我们必须设法摆脱旧范式语言强大的引力，提出能够为另一种社会现实秩序命名的词语！那些在一般文化中几乎不可见的关系，以及存在与行动方式，必须通过语言明确表达出来。
意见体系的顽固性与幻象的和谐
纵观历史，当用来呈现现实的语言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与愿望时，问题就会出现。如果一种旧的思想框架，无法恰当地为人们为了共同管理事务而需要看见的现象命名，它就失效了。这不仅关乎准确分析与表达，也关乎传达价值、情感和关系。在第二章，我们看到，爱德华·希区柯克因深深沉浸于《圣经》世界观中，无法构想并确立新的事实。他也没有足够的术语，来想象和解释恐龙的史前世界。达尔文、莱尔等人却有。他们提供新的术语，重新解释现实，为后代搭起持久的认知支架。这种经历在科学史上反复出现：打破传统的人提出另一个理解框架，挣脱旧框架的钳制；尽管新框架陌生新颖，却仍有足够多的人认为，它更具解释力，也更“真实”。
托马斯·库恩在 1962 年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旧思想框架如何在新解释、新观念面前瓦解，作出了著名描述。他认为，原书55科学中的突破性发现，往往出现在新锐挑战某套根本规则与假设框架之时。他们取代了一组关于如何解释世界的集体承诺，提出新的假设、规则和解释，从而为范式转移铺路。[3] “范式转移”虽然可以有很广泛的解释，也已经有些沦为陈词滥调，但我们在第二章中，将自己对它的理解描述为“本体论转向”。当我们对现实的根本预设发生变化时，真正的范式转移就发生了。政治变革推动者很少处理的挑战是：如何走出根深蒂固的世界观，质疑那些嵌入认知、却从未被审视的假设。
波兰微生物学家、科学哲学家路德维克·弗莱克，在 1935 年就以一种比库恩更激进的进路，预示了库恩的思想。他注意到“思想共同体”内在的保守性。弗莱克写道：“当一种观念足够有力地渗透一个思想共同体，以至于深入日常生活与语言表达，并且成为字面意义上的一种观点时，任何与它矛盾的东西，都会显得不可思考、无法想象。”[4] 弗莱克回忆，哥伦布认为世界是圆的，这个想法在人们看来太疯狂，无法想象。谁能相信，世界另一边的人是头朝下行走、双腿悬在空中的呢？
一个思想共同体，就像身体的免疫系统，不停地在世界中搜寻病毒以及其他威胁既有智慧的东西，同时准许那些被认定为“友善的外来者”进入。弗莱克写道：“不符合体系的东西，始终不会被看见。或者，如果被注意到了，它就被保密；要不然，人们便费尽心力，用不违背体系的说法来解释这一例外。”[5] 当然，有些思想共同体比另一些封闭、恐惧得多。有些共同体的设计与方法是封闭的，敌视变化；另一些在结构上则更能接纳异端见解、异议、渐进演变，以及能够整合不同认知方式的方法。当伽利略质疑哥白尼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观时，他遭遇了极其猛烈的宗教否定。但最终，新范式战胜了那些试图借助轨道“本轮”来维护哥白尼体系的反驳。以肯定自身优先关切的方式来解释现象的倾向，即确认偏误，原书56都属于弗莱克所谓“意见体系的顽固性与幻象的和谐”。[6] 现行秩序必须得到保卫，反叛观点必须被驳倒，持异议者必须被贬低，甚至遭受迫害。
新范式的到来，通常由新的思想范畴、新术语与新词语宣告；它们照亮现实中被忽视、或从未被想象过的维度，使这些维度进入文化视野。即使经验事实也是相对的，世界观与文化框架也是偶然形成的；对于自认开明的现代人，这个想法很难接受。正因如此，仔细审视语言，就会发现，经语言中介的现实感，充满人为设置的意义标记。请记住前面的纸、铅笔和钉子的例子。
任何社会都可能拥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感知与意义框架。这无疑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个人只能从文化庞大的知识库中取得极小的碎片，但共识性框架能够让人间接接触一个社会的集体知识。这种认知框架，相当于身心的一种操作系统，既有长处，也有限制。它预先只允许某些感知与思想的可供性，其中一些还被强大的制度与领袖积极强化。当某个思想共同体的方法与信念变得令人窒息、甚至有害时，问题就来了：如何引入一种新的“思想风格”，挑战并取代旧的风格？我们相信，一项重要策略，当然不是唯一策略，是使用一种具有新鲜、更加宽广的可供性的新语言。
语言与世界的建构
我们已经看到，语言是想象世界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通过社会建构决定什么算作事实的力量。它还不止于此：语言是一种共同创造世界的手段。例如，仅仅在过去两百年中，土地与某些形式的人类劳动，才被视为“资本”；[7] 这个术语对现代历史而言，具有相当核心的重要性。一整套经济学词汇，使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比直接经验更显得真实，也更具有规范性。资本家追求自身财产更高的生产率，于是“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等词被采用，用来表达对人与自然的关系。
同样，互联网与数字文化，也产生了全新的词汇，描述网络生活中的突出实况：“垃圾邮件”“网络钓鱼”“骂战”、表情符号，以及 LOL〔大笑〕之类的缩写。亚马孙西北地区的博拉语使用者，发展了自己高度具体的术语，为重要的事物命名，并据此穿行于自己的社会与物理环境。马来西亚北部原始雨林中的贾海人也是如此。他们有十几种不同的词，描述弥漫于周围环境的气味：一个表示煮洋葱的气味，另一个表示肉的香气，还有一些表示烧焦橡胶，以及“会吸引老虎的血”的气味。[8] 英语或德语使用者不太需要这样的概念，所以，仅仅要粗略翻译，就需要“煮洋葱的气味”这样一段详细的类比。
自然写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在《地标》（Landmarks）中，收集了数百个地方共同体发明的词，用来命名当地景观的独特方面。例如，在爱尔兰的刘易斯岛，èit 这个词指的是“把石英石放进荒原溪流，使它们在月光下闪亮，从而在夏末秋初吸引鲑鱼游来的做法”。[9] 在英格兰赫特福德郡，史前箭头被称为“仙女飞镖”（fairy darts）；在科茨沃尔德，腐木被称为 droxy。[10] 麦克法伦写道，这些极小地方范围内的人群所使用的无数词语，具有一种“压缩的精确性”，能够作出“极其细微的区分”。[11] 几百年来，这些词汇“把自身的诗意倾注进日常生活。它们汇集地方历史、轶事与神话，把故事与地方联结起来。它们具有实用功能，充当领地标记与所有权标识”，帮助人们为地标命名、辨识路径，并与祖先的历史联结。词语发挥着“记忆地图”的作用。正如亚历克·芬利所说，世界“被词语的助记之光照亮”。[12]
研究景观与语言的著名民族志学家基思·巴索指出，亚利桑那州西部的阿帕奇人，认为自己的特殊词语远不只是指称工具。它们是在美学、伦理和音乐层面表达自身的方式，也提供强有力的途径，把人们与自身的地理、文化和历史联系起来。在我们这个时代，营销者运用词语的表达力量，推动销售与品牌认同，甚至为体育场馆和城市地标购买“冠名权”。[13] 当公地实践者 原书58以自己的命名体系，取代商品化的地名与品牌化文化时，他们恢复了语言的表达力量，也为公地重新赋魅。文化本身成为公地，因为这些词语在人们内心与经验中产生共鸣，而不只是富有公司花钱买来的营销图腾。
鉴于语言的这种作用，全球资本主义的单一文化不断强化、语言灭绝不断加速，就令人忧虑。生物与语言的多样性，使人类能够以细致而富于洞察的方式，理解非人类世界。如今，人类文化中这个关键要素正在消失。澳大利亚原有的 250 种原住民语言，大多已经消失，这使人类丧失了一部分能力，无法再想象和命名人与自然之间不同的可能关系。[14] 正如一位民族志学者所说：“没有一个由我们口中说出的名字，一种动物或一个地方，就很难在我们的心智和内心中获得立足之地。”[15]
框架、隐喻与我们的认知用语
正如这些例子所显示的，建构世界的一些最重要方式，是通过语言发生的。语言的力量，不仅在于它是我们相互沟通、协调的工具。它也组织我们的认知与自我意识。语言是我们表达共享概念、宣示哪些东西值得关注的最重要载体，因此，对文化的创造至关重要。问题在于：我们要宣布哪些概念、事实和视角值得关注？我们想传播什么类型的共享知识与文化？
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框架与隐喻的重要性上。社会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在许多著作中写道，嵌入语言的框架，会实实在在地实施我们的认知。[16] 企业界自鸣得意地称自己为“就业创造者”，赞颂自身的力量，却把真实的人所做的实际劳动置于边缘。零售商喜欢把花钱购买促销商品说成“省钱”，因为据说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低于原价。框架与隐喻的作用，是预先编排我们的视野，并把情感意义与价值微妙地植入感知和思想。框架通过预设什么重要、首先允许问什么，预先决定了问题可以得到什么答案。由于框架强有力地传递其所依据的本体论，我们几乎注意不到，原书59它们如何悄悄渗入我们的头脑。即使我们否定主导话语——“资本主义糟透了”——仍可能通过自身的语义结构与术语，在无意识中把它再度实施出来。框架就这样塑造政策。事实上，它们就是政策。
在很大程度上，框架通过在神经层面发挥作用的隐喻来运作。我们最终把框架中的观念内化于心，视为正常。把自己想象和描述为“敬畏自然的宾客”〔如道家传统〕，还是“自然的征服者”〔如现代西方传统〕，两者会带来不同的结果。[17] 隐喻常有强烈的道德联想，影响我们如何面对某个话题。例如，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把资本主义比作“创造性破坏”，这一隐喻被用来赞美“创新”，将其描绘为新鲜、现代、进步的事物，而非沉闷守旧的东西。[18] 这个词携带着隐含的判断与道德评价。合在一起看，我们语言中的隐喻与框架，编织出一张文化联想和态度之网。在市场文化中，主流框架与隐喻无法把握公地和公地实践的现实，也就不足为奇！
范式及其假设，隐喻及其所创造的框架，范畴及解释它们的术语——这些成分汇聚起来，表达出弗莱克所谓的“思想风格”。一种感知世界的标准方式，会产生“进行程式化〔也就是被引导、被限制的〕感知与行动的准备状态，直到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预先形成于问题之中，决定只限于‘是’或‘否’，或者也许是一个数值的确定，直到方法与仪器自动替我们完成绝大部分的思考工作”。[19]〔着重为原文所有。〕只有在思想共同体认为话语本身是可接受、真实的范围内，答案才算正确。为了留在思想共同体的边界之内，大多数评论与研究，归根结底只是对根本前提的进一步阐发。那些挑战主流思想共同体的观念，例如公地与公地实践，则无法被其理解。它们被回避、拒绝、否认；提出它们的人被忽视，有时还会遭受迫害。
为了超越限制性的思想框架，开创新框架取而代之，我们可以做很多事。首先，必须解构主导话语中的主导框架与隐喻，包括其隐含的逻辑、价值与情感联想。原书60本体论、框架与术语构成的整条链，都必须连根拔除、加以替换；显然，这只能随着时间逐步发生，不可能一举完成。之所以有此必要，是因为继续使用原有框架、概念和隐喻，只会让我们试图超越的旧世界观重新活跃起来。例如，把工作规范性地理解为在一份有薪职位上所做的事，就会召唤出一整套世界观：人们必须通过商品化的劳动赚钱，才能在世上生存和发展。一整套世界观与社会制度，就这样嵌入我们的日常语言，并内化为我们解释社会现实的方式。
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更自觉地认识那些巩固现有思想秩序的概念与术语，也需要学习新的词汇，指向更能带来自由的存在方式。我们需要学习一种语言，帮助我们实现本体论转向，用关系性的方式思考一个可能的新世界。为了让人们对日常词汇中带有隐含立场的用语更加敏感，我们提供一组“一个渐逝时代的关键词”，其中包括若干“误导性的二元对立”。为了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为公地实践命名、看见它、理解它，我们也提供一份“有利于公地的术语表”。你可以先浏览这些词汇表，稍后再回头查阅。
语言唤起并维系一种世界观
我们试图辨识这样一些术语：它们内嵌的含义，把人引向错误方向。它们微妙地把注意力引向旧范式的感知与思维方式，同时阻碍更具建设性的认知与沟通。在现代社会中，许多极其熟悉的词语，唤起的其实是正在瓦解、衰败的现实。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一个渐逝时代的关键词：曾经举足轻重，如今却日益陈旧、过时的用语。
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份词汇表？研究资本主义及其语言的文化历史学家约翰·帕特里克·利里解释说，我们使用的关键词，揭示了一个群体的逻辑、价值与感受方式。他指出，它们“把看待文化与社会的方式联结起来”。利里引述雷蒙德·威廉斯 1976 年关于关键词的经典著作，[20] 指出，今天那些吸引我们注意的词语，“与对等级制的偏爱，以及对竞争、‘市场’和我们时代虚拟技术的美德的赞颂有关”。[21]
这正是我们写作本书时的经历。我们面对一个特殊挑战：试图用含义深深嵌入另一种以市场为中心的文化的词语，来传达公地与公地实践的微妙现实。根本行不通！词语本身完全没有问题，但我们总觉得，它们无法真正表达关于公地的某些真相。许多术语具有隐蔽的误导性，因为它们让人想到坚实、可信的观念，而实际上，其所指向的现实正在消失。词语正变成空壳。想想“可持续性”这个词。今天，它被用来描述商业模式，而不是指审慎使用共享的自然财富，以确保其再生能力。某些术语，表明人们信奉一种有问题的世界观。当你谈论“人力资本”时，你就在认可这样一个世界：人类的主要角色，是成为劳动力市场的资源。当你谈论“经济增长”时，你就在邀请听者相信一种貌似平等主义的叙事，认为增长会让所有人的处境水涨船高，而现实却很不一样。
在这个意义上，词汇是一个通过个别词语传递意义、富有生命的宇宙，而不只是分类法那样的分类系统。词汇常被描述为一个“附带解释的词语领域”〔拉丁语为 vocabularium〕。观察词汇实际上如何运作，就会发现，它们更像一些开放、不断演变的词语与术语集合，反映出隐蔽的逻辑与关系之网。一套连贯、共享的词汇，能照亮词语之间多重的关系，并帮助我们与他人分享经验与知识。〔这就是这些词汇表的用意！〕
一个渐逝时代的关键词
公民（Citizen）：也称“国民”（a national），通过一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来界定此人，并暗示这是他或她的主要政治角色。“公民”一词，常常暗示非公民在某种程度上低于平等的同侪，甚至可能是“非法”的。[22] 一个更普遍适用的词，是“公地实践者”。
发展（Development）：美国与欧洲国家使用的一个政治经济学术语，推动“未发展”国家拥抱全球商业、资源开采主义与消费主义，同时改善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保健。“发展”的有害原书62副作用，通常包括生态破坏、不平等、政治压迫和文化剥夺。德国生态学者沃尔夫冈·萨克斯，把发展称为一种心态：它把所有国家的政治经济都放在同一条轨道上。“领跑者指示方向；他们处于社会演进的前沿，即便对那些过去路径高度多样的国家，也指向同一个目的地。许多不同的历史，汇成一部‘总历史’；许多不同的时间尺度，汇成一种总时间尺度。被想象的时间是线性的，只允许前进或后退。”[23]
治理（Governance）：指引导和控制人类行为的多种安排。它与 government〔政府〕一词一样，最终源于希腊语 kubernaein〔κυβερνάω〕，字面意思是掌舵。问题在于：谁在引导谁，使用什么技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重新铸造这个词以来，它暗示的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权力集团或制度机构，凌驾于他人之上，对其施加治理；换言之，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彼此分离。“治理”的标准用法，不包括人们自己进行集体协调与控制的观念。我们暂时以“同侪治理”来替代“治理”。
激励（Incentives）：指使用某种东西，通常是金钱，激发人们，并把他们的行动引向期望的方向。在奖励体系中，激励通常是为了鼓励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难怪它在 1943 年美国战争经济的背景下得到普及。〕外部激励当然有其作用，但研究发现，金钱及其他激励，常常挤出人们本能的创造和贡献动机。在一个场景中引入金钱，会传递这样的信号：非人格化、以自利为目的的社会规则，才是常态；这继而会妨碍人们自由贡献。米基·卡什坦写道：“金钱极其不适合以关怀的方式回应需要。”[24]
创新（Innovation）：指新的观念、工具或装置，并隐含它们比原书63现有事物更具原创性、更有益、更进步、更有效。创新对社会与市场所谓的颠覆力量受到赞颂，即使这种变化往往价值微不足道、有损社会，或有害生态。归根结底，“创新”被视为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和资本投资回报的引擎。因此，这个词带有积极光环，尤其当它与“静态、传统、陈旧”这组暗示缺乏想象力的二元对立面相对照时。然而，“创新”的替代方案，并不是这个二元对立面，而是以共享、共生互助的方式，创造性地适应不断变化的需要。
领导力（Leadership）：这一术语暗示一位大胆、勇敢、有洞见的单一领袖，动员追随者实现本来可能无法实现的集体目标。毫无疑问，有些个人确实能鼓舞人心、催化变化。但按照大多数组织情境中的方式理解“领导力”，会在我们头脑中激活并认可一种等级结构。于是，领导力与取得支配过程和他人的权力联系起来。这遮蔽了公地实践实现变革、组织我们生活的潜能；或者用米基·卡什坦的话说，是“在不握有权力的情况下，践行领导的意向”。[25] 催化性的变化，可以通过权力分布与共同目标的过程实现；社会治理法（sociocracy）、[26] 全体治理法（holacracy）、[27] U 型理论[28]和同侪治理实践，都体现了这一点。
非营利（Nonprofit）：暗示一个组织有道德、关注社会，推想起来，恰好与自利的营利公司相反。但“非营利”首先是组织的一种法律地位，为其提供某些税收豁免。这个词具有一定误导性，因为它暗示，人们可以用关注社会的方式参与资本主义经济，却不获取利润；更准确的说法是，非营利组织把利润重新投入社会目的。它们最终仍直接或间接依赖更广泛经济中的营利活动，并不能在结构上摆脱资本主义自身的要求。
组织（Organization）：通常指一种机构或团体，其成员相互协调，追求共同目标，并以统一声音发言。如今，开放网络的力量正在颠覆原书64这一含义，使得由明确成员与边界构成的稳定组织这一观念，显得过时。政府、公司等传统组织发现，随着组织边界变得更容易穿透，与“外部人”的合作越来越常见，互动也更流动、更动态。有意思的是，“组织”一词源于希腊语 órganon〔ὄργανον〕，意思是一种工具，能够“组成一个可存续、富有生命的整体”，就像身体器官所做的那样。与其关注组织这一形式，我们认为，更有用的是关注机构内部组织过程的品质：有意识的自我组织、网络联结与同侪治理。
公司（Corporations）：组织的一种形式。商业研究学者罗纳德·科斯提出过一个著名观点：面对高昂的交易成本，公司是一种更高效的解决方案。如今，开放平台与公地中的分享，正颠覆这一分析；人们可以在信任共同体内部合作，从而把交易成本降到最低。通过公地实践灵活地即兴应变，能够开始与公司结构和市场竞争，尽管这种做法通常受限于基础设施与资金不足。
参与（Participation）：常用来描述公民介入政府事务、共同体生活和组织。今天，这个词通常以积极的方式使用，暗示公民参与——参与听证、决策，或参与式预算项目——实现了民主理想，并赋予结果民意正当性。然而，这恰恰就是“参与”一词的缺陷：它往往被限制在一组事先确定、自上而下的政策选项和执行策略之内。公众并没有真正发起行动，也没有在更充分的意义上，展现自主的政治行动能力。它只是按照政治人物、监管者和其他国家官员早已认为可接受的条件，“参与”公共辩论与程序，为最终决定覆上一层正当性的薄饰。相比之下，公地实践是一种更有力、更独立的政治能动行动。
扩展规模（to scale）：“我们如何扩大这个想法的规模？”往往是换一种方式问：如何让它变得重要、产生后果？这个词暗示 原书65某种垂直关系——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仿佛必须依靠中央集中的等级制，才能扩大一种观念或实践的运作范围。但正如我们在“借鉴并联合”这一用语中所解释的〔原书 202–203 页〕，地方项目可以通过自愿参与、同侪组织与联合来扩展，无须中央集中的控制体系操持。支持性基础设施往往有所帮助；但项目一旦扩大规模，总会产生新的复杂问题与固定管理开支，同时减少简洁精巧的解法、地方灵活性和个人判断发挥作用的空间。[29] 到了某个阶段，大规模系统为了维持运转，需要越来越多的能源供应与工作量——戴维·弗莱明称之为“令人遗憾的必需品”——从而可能抽走原本用于满足真实需要的资源。大规模从根本上剥夺人的自主能力。弗莱明说：“它就像海浪：你能乘上它，却无法为它掌舵。”[30] 设计师托马斯·洛梅的睿智之言恰如其分：“下一件大事，将是许许多多小事。”[31]
稀缺（Scarcity）：按照通常理解，指一种不足，可以由市场经济通过发明、创新与经济增长解决。石油、土地和水的“稀缺”，可能显得不言自明，但事实上，这个词不反映资源的任何固有属性。石油、土地或水，只是有限的。“稀缺”反映的是使用某项资源的社会系统的世界观。如果供给不足以满足实际或潜在需求，某样东西就被视为“稀缺”。在资本主义情境中，即使供给充裕，也会人为创造稀缺，知识、软件代码与信息就是如此。版权法与专利法的确切目的，就是阻止知识与创造性作品被分享。艾伦·罗森布利思写道：“如果我们体验到稀缺，问题出在我们的制度，而不是宇宙。”[32] 非洲卡拉哈里地区的布须曼人，体验的是“没有丰裕的富足”，正如一本关于他们的书的标题所说。[33] 应对有限资源，是公地面对的核心挑战之一。对于土地这样的有限资源，通常通过“设限”的方法应对，限制共享财富的使用。对于软件代码被人为制造的稀缺，自由、开放源代码软件〔FLOSS〕社群，则作出了回应。
多元主义（Pluralism）：常被视为一种社会美德，因为它声称容忍、接纳不同的种族、族群、性别、宗教等。但在自由主义市场国家内部，多元主义对于社会愿望、对于资本主义与治理的态度，有其规范性期待。例如，个人在公司世界中向上攀升，会被视为种族解放和女性解放的证明。这与欢迎一个“多元世界”非常不同；后者意味着承认人们在世界中存在的多种方式。多元主义在其所及范围内是重要的，但它通常意味着，“多样性”必须从根本上接受人类学家阿图罗·埃斯科瓦尔所谓“只有一个世界的世界”。[34]
误导性的二元对立
使用二元或两极对立时，一个人会暗示：每一极都体现着与另一极非常不同的逻辑，而且二者在本质上不相容。但在具体情境中，公地实践的经验，会化解或超越许多被假定存在的二元对立。例如，参与献血系统或某个学科等协作事业的人，可能体验到自己是“嵌套之我”，超越个人与集体的两极。因此，当我们进入公地世界，也就开始离开“误导性二元对立”的世界。以下是一些例子。
集体／个人（Collective/Individual）：这组二元对立，常被用来暗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对立。这类冲突当然可能存在，也可以在具体情境中处理。然而，当“我”与“我们”被置于对抗关系，或者以否定“我们”的方式来宣扬“我”时，问题就出现了。个人被认为与他人完全分离、截然不同，例如“白手起家的人”。这是一种幻觉，因为个人只有通过参与更大的集体，才能发展才华与身份认同；反过来，集体也只有通过个人才能形成。换言之，二者联结而相互依赖，并非彼此分离的两个极端。我们用“嵌套之我”与“乌班图理性”的观念，来强调这一点。
合作／竞争（Cooperation/Competition）：这两个词常被设为对立面。但进化科学家与人类学家指出，它们往往原书67密切相关：物种常常具有共生关系，依照具体情况，同时包含竞争与合作。即使经济学家，也注意到各种市场情境中的这种动态：人们与企业同时竞争、同时合作。在装配线上，工人经常共享工具，彼此帮助。因此，声称或暗示“竞争是坏的，合作是好的”，具有误导性。二者无处不在，时时发生。真正的问题在于，合作的成果能否归于合作者，还是会像所谓分享经济那样，主要被投资者与公司攫取。
消费者／生产者（Consumer/Producer）：标准经济学通常把消费者与生产者看作一对关系：企业生产，个人消费。但随着公地与开放网络赋予人们自我供给的能力，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地供给，这两种功能之间的二分正在模糊。有些观察者试图承认这一事实，谈论把生产与消费融合为一个过程的“产消者”（prosumers）。这个新词有其价值，但仍把讨论放在经济、物质的层面：通过资源开采、改造和分配来生产与消费物品。
客观／主观（Objective/Subjective）：在现代生活中，这两种感知与理解方式被视为对立面。“客观”被认为是物理的、可验证的、可测量的；“主观”则被赋予较低地位，被视为只是某个人的感受、心情与直觉，因此不够真实、不够可靠。客观性指向坚实、不变、“科学的”事实，主观性则被认为不可靠、转瞬即逝。然而，神经科学家、行为科学家与经济学家已经表明，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分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构，因为它假定理性只属于认知与意识，并假定主观性按定义就是非理性的。实际上，客观与主观完全整合在一起。非认知性的、具身的洞见与感受，也可以相当可靠、真实。
理性／非理性（Rational/Irrational）：上述“客观”与“主观”划分的一种变体。据说，“理性”是客观的，“非理性”则只是个人的、主观的。其预设是，非理性的原书68理解方式，即定性的、情感的、精神的、直觉的理解，不值得信任。事实上，非理性曾被与女性和女孩联系起来，被认为更适合生活的私人领域，例如家庭与个人关系；理性则被与公共生活，以及男性和男孩联系起来。这种基本区分，常常成为某些制度的基础：它们忽视非科学、无法量化的因素与感受，却声称自己在作理性决策。
公共／私人（Public/Private）：这组熟悉的二元对立，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的一项前提：政府与市场彼此分离，而且多少相互对立。据说，政府是服务“公共”、集体目的的力量，市场则是“私人”选择与自由的领域；尽管自由市场倡导者又巧妙地把“私人选择”重新定位为公共目的的引擎，即所谓“看不见的手”。这一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当代政治已表明，国家权力与资本主义市场实际上交织得多么紧密。公共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任何分歧，若与它们对彼此的坚定承诺、对以市场资本主义为基础的世界观的忠诚，以及市场经济在结构上对公共资金、民用基础设施、监管等的依赖相比较，都显得微不足道。围绕“公共”与“私人”对立展开的政治辩论，依赖一个浅薄、似是而非的框架，未能承认公地及其他非资本主义秩序形式。
自利／利他（Self-interest/Altruism）：假定一个人的行为要么自利、要么利他，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观念的另一个面向：人本质上是与更大社会集体分离的“孤立之我”。在孤立之我的世界中，经过算计的理性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实用性。但只要看到，自我照护是照护他人的前提，反过来也一样，就会发现，自利与利他的二元对立似是而非。自利与利他，事实上相互交融。高度关心他人，也是增进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照顾自己，则能发展一种使自己有能力照顾他人的身份认同。自利与利他的二元对立，由此消解。
公地实践如何超越开放／封闭的二元对立
当互联网打开一个即时分享信息的新世界时，一组熟悉的二元对立很快就被拿来使用：开放与封闭。这个框架往往令人安心，因为它简化了一个人看似面对的选择。人们常在讨论领土边界与产权时援引它：某样东西要么开放，可以进入；要么封闭，受到限制。一切非黑即白。但事实上，开放与封闭，只是一个丰富谱系的两个极端；在二者之间，有许多可以采用的进入规则。
在数字空间中，开放与封闭，指信息与创造性作品的一般法律地位或实际可获取程度。如果所有者援引版权法、使用加密技术，或在网站设立付费墙，限制他人访问作品，那么作品就是“封闭”的。封闭作品通常是专有的，因为所有者使它具有排他性，并人为制造稀缺；这是把它作为产品在市场上出售的前提。
相反，“开放”作品，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获取、使用的作品，例如开源软件、文字作品、按知识共享许可发布的照片，或版权法界定为处于公共领域、无人所有的作品。所谓开放平台，通常被用来让人们分享作品。科学家常用开放数据库共享数据，教授有时用开放教材，让学生免费取得教学内容。为了让学术研究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过去十年中出现了超过 12,800 种开放获取学术期刊，[35] 利用知识共享许可，使作品永久免费可得。
“开放”一词，暗示一种开放与“封闭”相对立的二元结构；后者通常被理解为专有、私有，或不能自由分享。这个框架在一些微妙之处存在问题。例如，当我们谈论“开放”或“封闭”的数据库时，焦点完全落在数据库本身，仿佛它自身就具有这种特征。这个框架不允许我们讨论，最初创建原书70数据库的人们的利益。例如，那个共同体可能希望，允许可信赖的同事对数据作有限使用；也可能希望为了某些目的分享数据库，但在外部人使用时要求付费。
遗憾的是，当讨论围绕“开放”或“封闭”展开时，这些可能性甚至无法提出。人们认为，唯一的选项内在于作品本身，也就是数据库，而这些选项又是粗糙的二元选择。整个开放／封闭框架，使创作共同体的行动能力隐形了。在概念上，作品被与最初创造它的共同体分离开来。
开放与封闭的语言，还忽视了共同体生成作品的社会动态：协作过程、创作逻辑、金钱在生产中的社会作用，等等。这个框架使上述因素变得无关紧要，因此，我们看不见一个完整的创造与分享的社会生态系统。我们看不见共同建立共享数据库的公民科学家群体，为维基贡献内容的作者，或在线分享图片的摄影爱好者；作为公地实践者，他们都可能希望控制和管理对自己作品的访问。公地中的分享，可以随情境而变，可以限定时间，也可以取决于公地实践者究竟想与谁分享。这是开放／封闭框架无法表达的。它无法承认通过公地实践展开的同侪治理，也无法阐明那些超越绝对开放或封闭、介于其间的作品分享方式。
在实践中，处理访问权和使用权，有许多可能的方法。知识共享许可——今天已用于超过 11 亿件作品，包括本书[36]——代表了一次巧妙解决这一问题的尝试。它们为版权所有者提供简单、标准化的选项，使其可以预先准许分享和使用创造性作品。这些许可可以允许他人创作自己的衍生作品，例如译本或教材摘要；也可以允许他人复制、分发、展示和表演作品，但附上某些条件，例如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再利用时不得改动，或者复制的作品也必须允许其他人分享。
通过这种方式，知识共享许可比封闭内容提供更多自由。但知识共享这一进路的问题在于：所有决定都只由个人作出。这反映了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我们作为分离的个人，独自创造事物，仿佛身处孤立小室，没有从公地汲取，也没有共享更广泛的利益。它还暗示，我们应当通过财产权利主张来表达个人利益。尽管知识共享许可是对版权法的一种法律巧用，它们仍隐含地接受这些前提。在法律上，人们没有承认：创造力来自一个不可分割的群体，即公地；公地实践者也应具有作为群体作出这些选择的法律行动能力。这正是许多原住民共同体对西方版权法与专利法的抱怨，而这些法律往往通过国际贸易体制被强加给他们。法律没有承认，任何内容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当代及过去社会集体的影响〔参见“产权关系化”〕。开放／封闭的二元对立，只给我们两个选择：无偿送出，或保留私有权，通常是为了赚钱。
在这种二元结构下，许多人把“开放性”与公地混为一谈，认为公地普遍的、决定性的特征，是一切都可任意免费拿取，也就不足为奇。这完全不对。公地的要义，是尽可能扩大共同控制与共同收益；这一目标需要经过周密思考的访问和使用规则。开放性只有在所使用的资源具有非竞争性时才行得通，也就是像数字信息一样，使用和分享不会使其耗竭。〔即使这样的资源，也需要管护，才能免费提供。〕对于具有竞争性、可能被耗尽的自然资源，成功的公地会限制使用量，在特定时间、对特定人群限制进入，等等。
超越这组二元对立，是为了认识群体在创造价值——共享代码、信息、创造性作品——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主张一定程度的整理、维护与控制。公地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一个群体的集体行动能力与精神气质。[37] 这种视角的转变原书72十分重要，因为在一个由“开放与封闭”界定的世界里，把作品无偿送出，会被视为利他的、愚蠢的，或者二者兼有。只有傻瓜或理想主义者，才会把本来可以卖钱的科学发现或精美著作送给别人。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文化情境中，人们甚至很难想象，一本书可以同时自由分享和销售。[38]
但这正是我们需要理解的：它是可能的！不过，确实需要处理某些复杂问题，其中包括金钱；我们将在讨论公地筹资的部分探究这一点〔原书 159–161 页〕。如果通过市场调节作品的获取——“支付这个价格！”——那么有钱的人就会自动拥有更多访问机会与控制权，尽管知识、信息与代码，往往越分享越有价值。公地实践者已学会绕过这个问题：他们选择“慷慨分享知识”，再发展其他方式来支付相关成本，例如“汇集、设限与分配”、实物支持、有选择的市场销售、交叉补贴，等等。公地实践者之所以采用这些策略，恰恰因为它们长期有利于个人与群体，例如带来更多读者和使用者。超越开放／封闭的二元对立，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些可能。
但这种取向需要新的词汇，承认公地实践的集体行动能力和价值管护。我们提出“分享与管护”（Share & Steward）。这一用语，超越了开放／封闭框架强加的、只关注作品本身的狭窄视角。它也超越了这样一种想法：让作品可以分享，就是愚蠢地把东西送掉，仿佛放弃了它们的价值。公地实践却完全合乎道理：如果一个群体创造了某些形式的价值，例如开源软件、维基贡献、全球协作与在地实践相结合的设计网络，那么，它当然应该能够持续保护并增进这些价值。“分享与管护”帮助我们表达一个事实：公地实践通过让作品对所有人更加有用、更加容易获取，创造出新的价值与可供性。“开放”或“封闭”的二元对立，对这些可能性视而不见。
有利于公地的术语表
巡界（Beating the Bounds）：描述这样一个过程：公地实践者巡视公地边界，防止圈占，同时庆祝自身作为共同体的身份认同。这个说法源自英国一项古老习俗：共同体成员，无论年老年幼，一起沿公地边界行走，让每个人熟悉自己的土地，并拆毁任何圈占土地的树篱或围栏。巡行之后，常常会举行宴会。
设限（Capping）：指设定绝对上限，确定人们可以从土地、木材和水等有限、可耗竭的财富中取用多少。设限提醒人们，不能想拿多少就拿多少，从而有助于避免损害群体赖以生存的自然财富。中世纪英国的公地曾采用设限，即 Stints〔使用限额〕；当代全球治理中也有采用，例如“天空信托”所概述的“设限与分享”提案。[39]
关怀（Care）：是一种态度和富于同理心的投入，体现在一个人如何从事某项活动，包括经济活动。关怀也描述一些基本的人类活动，它们显示，人们意识到相互依赖、有所需要、彼此关联，是人类的基本处境〔参见“嵌套之我”与“乌班图理性”〕。养育孩子、照护家人与朋友、同侪治理与供给、管护自然，以及为共同福祉工作等活动，都体现关怀。这个术语在女性主义研究中有悠久历史，它承认去商品化劳动与内在价值的重要性，而市场文化通常忽视或低估这些东西。关怀有时被错误地与“照护工作岗位”混为一谈；在市场情境中，这些岗位更强调生产率，而非真正的人性关怀。事实上，关怀包含慷慨地花费时间；照护岗位却往往出于经济原因，采用节省时间的逻辑。
关怀财富（Care-Wealth）：人们照顾森林、农田、水或城市空间时，这些事物就成为其共享记忆、文化、社会生活与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因此，当公地实践者为自己供给，以自身完整的存在与世界互动时，他们就在践行另一种宇宙观。他们并不按照经济学家的描述，作为理性个人来生产物品或商品。原书74他们成为关怀财富的管护者：这些事物、生命系统与关系，承载着爱意、关怀、共享经验和情感依恋。“资源”一词，邀请我们把共享财富看作可被使用、提取并转化为经济计算要素的东西。关怀财富则由人与其日常生活及文化之间的情感关系构成。
协作金融（Collaborative Finance）：描述为公地提供资金、为公地实践提供结构性支持，同时保护这些活动免受金钱与债务有害影响的方式。其主要目标之一，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非人类世界之间的关系去商品化。协作金融以这样的方式使用金钱和信用：强化公地制度，使人们在减少对市场依赖的过程中，感到安全而自由。协作金融的重要方面，包括轻货币公地实践、同侪间信贷、使用金钱时的温和互惠，以及新的公共部门／公地融资循环。历史上，协作金融包括互助信用社与保险共担池、合作金融、由社区控制的小额金融和地方货币等模式〔参见“众筹”〕。
公地—公地实践—公地实践者（Commons—Commoning—Commoner）：先简要探究这几个词的词源。每个词都把拉丁语 cum 与 munus 联结起来。Cum，相当于英语 with〔与……一起〕，表示要素的结合。Munus 也出现在 municipality〔自治市〕一词中，意为服务、职责、义务，有时也意为礼物。所有把 cum 与 munus 联结起来的词，例如 communion〔交融〕、community〔共同体〕、communism〔共产主义〕，当然还有 communication〔沟通〕，都指向一种共同义务，也就是使用权、收益与责任之间的联结。正如皮埃尔·达尔多与克里斯蒂安·拉瓦尔所写，公地“不仅指被汇集起来的东西”，也指公地实践者自身，即“那些‘负有共同义务’的人”。[40]
公地（Commons）：是一种广泛存在、具有生成力，却被忽视的社会生命形式。它们是复杂、适应性、有生命的过程，创造有形与无形的财富，使人们极少依赖、或完全不依赖市场与国家，就能满足共同需要。人们在使用某项资源或关怀财富的过程中，原书75开展公地实践的社会活动，参与同侪治理，发展协作的供给形式，公地便由此产生。每个公地都不同，但它们最终都依赖自然的物质馈赠，依赖分享、合作、相互尊重与温和互惠。公地始终在生成之中。
每个公地都通过公地实践产生。公地实践具有三个相互共生的方面：日常社会习惯、同侪治理与供给。这就是公地实践的三元结构。
公地实践者（Commoner）：是人们从事公地实践时获得的一种身份认同和社会角色。它与实际行动相联系，而不是被授予的法律或社会头衔。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公地实践者。一个人越契合公地的实践与世界观，就越成为公地实践者。
公地实践（Commoning）：是一个探索过程：人们设计并实行针对具体情境的供给与同侪治理系统，作为展开我们人性的更大过程的一部分。普通人自己决定如何辨识并满足共同需要、管理共同财富、与彼此相处，公地实践就发生了。人们运用情境化认知来评估问题时，便获得力量，能够发挥创造性的行动能力，发展在自己看来公平而有效的解法。他们也学习与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共处，尊重人类处境中的奥秘。公地实践，是成为公地实践者的唯一方式。公地实践的力量，不限于群体内部的人际关系，也延伸到更大社会的组织方式。
没有公地实践，就没有公地；没有同侪治理，就没有公地实践。
公地—公共部门伙伴关系（Commons-Public Partnership，CPP）：公地实践者与国家机构之间，为满足特定需要而缔结的长期合作协议。双方任何一方都可以发起 CPP，但公地实践者保留对过程的原书76控制权。国家机构向公地实践者提供关键的法律、资金和／或行政支持，公地实践者则为彼此及更广泛公众提供服务。例子包括社区推动的 Wi-Fi 系统，护理和养老等照护，以及由街区管理、获得政府支持实施的项目。CPP 让公地实践者能够创建共生互助的组织结构，使他们有能力自行决策，形成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公地世界（Commonsverse）：描述不同类型公地松散联结起来的世界，可以把它看作由公地联合而成的多元世界。与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和自由民主制〔政治领域〕不同，公地世界把经济与政治、社会领域整合起来。
交融（Communion）：公地实践者参与与超出人类范围的世界相互依存关系的过程。交融，使一个人对于人类／自然关系的理解，摆脱经济主义框架，例如“资源管理”，或“自然服务”的商品化、金融化，转向尊重非人类世界内在价值的框架。这种根本性的自我觉察，在组织人类供给的方式中，引出对生命神圣维度的感恩、尊重与敬畏。
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自我组织、自我修复的生命系统，例如大脑、细胞、蚁群、生物圈、社会生态系统，以及许多公地。这个术语用于复杂性科学；复杂性科学是一种非正统的科学进路，常用于进化科学、化学、生物学与物理学。复杂性科学的洞见，帮助人们超越牛顿式的因果世界观，转向整体、非线性、互动的世界观。行动者在局部层面遵循简单原则，自由互动，即使一开始并不掌握全局，也没有最终目标，仍能自我组织成更大、更复杂的系统；或用生物学家琳恩·马古利斯的话说，相互生成新的生命系统，这称为“共生发生”。[41]
共生工具（Convivial Tools）：这一用语受到伊万·伊里奇《共生工具》〔Tools for Conviviality，1973〕的启发。它指能够增强创造力与自主决定能力的工具、技术及基础设施，例如日常通用工具、本书提出的公地实践模式，或 OpenStreetMap 等基于开源软件的工具。[42] 共生工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提醒我们的，“我们塑造工具，此后工具塑造我们”。[43] 一件工具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就具有共生性：人们能够取得制造它所需的设计与知识；它允许人们根据自身处境，作出创造性的调整；它适合特定的当地情境。〔能否取得合适的材料与技能？它是否与当地景观和文化相容？〕共生工具从根本上赋予人力量，因为它们帮助人们发现、发展自己的优先事项、学习能力与技能。它们使我们摆脱那些妨碍个人学习、分享、修改和再利用的专有封闭工具。不过，在某些情境中，共生工具因所需时间较多，可能不切实际。
全球协作、在地生产（Cosmo-local Production）：一种由互联网支持的供给系统：人们通过同侪学习与互联网，分享“轻”的知识和设计，同时在当地制造机器、汽车、住宅、家具和电子设备等“重”的物质事物。[44] 采用全球协作、在地生产，可以避开基于专利或商标的专有设计成本；也能使用较便宜、可在当地取得的材料，以及支持互操作性的模块化设计，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促进汇集与分享。
众筹（Crowdfunding）：一种基于数字平台的协作筹资实践。它指大量人群，而不只是群体的直接成员，汇集小额资金，为能够产生集体收益的事业提供经费。众筹不一定有利于公地，因为有些筹款活动，只是在为初创公司提供免费的种子资本，没有共享股权，也没有同侪治理。不过，许多众筹活动，例如马德里 Goteo 平台所主持的项目，有意识地运用这一筹资技术来推进公地实践。
一起动手（DIT）：是 do-it-together 的缩写，与 do-it-yourself，即 DIY〔自己动手〕互为补充；而在实践中，自己动手往往就是一起动手。DIT 帮助我们为一种以公地为基础的 DIY 命名。二者都力求避免依赖金钱和市场，有助于轻货币公地实践。
分配（Dividing Up）：区别于分享，指在群体成员之间，以不要求回报的方式分配对象，例如食物、金钱、物品、土地、自行车和工具；这些群体可以是家人、陌生人、小团体或大网络。分配时，不把每个人的个别收益按离散单位计算。分配有时是对默示或正式要求的回应。
涌现（Emergence）：生命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在更大尺度上，意外地产生全新且更加复杂的组织形式的过程。新的系统性质，并不包含在任何单一要素或这些要素的简单集合中，而是在没有明显因果关系的情况下自发涌现。无数局部、个体的互动，产生语言与文化的复杂结构。同样，开源软件、科学研究和全球协作、在地生产的网络社群中，同侪之间的互动也展现涌现行为。
圈占（Enclosure）：把土地、森林或牧场圈起来，将公地实践者赖以满足需要的共享财富，变为私有财产的行为。历史上的圈地，是封建领主，以及后来的早期资本家和议会推动的政治行动。今天，圈占通常由投资者和公司推动，常常与民族国家勾结，把各种共享财富——土地、水、数字信息、创造性作品、基因知识——私有化、商品化，在这一过程中剥夺公地实践者。圈占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例如数字版权管理和付费墙；也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例如私有化、贸易协定和金融化；还可以通过社会手段，例如消费文化、广告，以及强迫人们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圈占与公地实践相反，因为它把公地实践所联结的事物拆散：人与土地，你与我，当代与后代，技术基础设施与 原书79其治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荒野土地与世代管护它们的人。尽管圈占是一种敌对行为，我们仍把它列在有利于公地的术语之中，因为它使我们能够为私人攫取共享财富的行为命名。
焕发生机（Enlivenment）：把生命与生命活力，视为思考世界、建构世界的根本范畴。这意味着，感受、主体性与意义创造，是生命存在的经验性维度；科学必须把它们视为进化中能够产生实质后果的力量。焕发生机，是生态哲学〔安德烈亚斯·韦伯〕、模式哲学〔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与公地中的核心观念。乌班图理性、关怀以及共生工具的使用等活动，能够带来焕发生机。
外称（Exonym）：外部人使用的名称或术语，对某种现象作出失真的描述，而内部人对它的经验却非常不同。例如，经济学话语尝试描述公地实践时，通常使用本体论上不正确的术语。经济学家眼中的“资源”，是可相互替代、具有功利用途的东西；公地实践者眼中的，则是对其共同体具有意义的生命财富与关怀财富。经济学“理性”预设的人类理想，公地实践者无法认同。政治学家、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谷物的反叛》（Against the Grain）中，首先把这个词带入了我们的视野。[45]
伪公地（Faux commons）：用来描述那些类似公地实践，实际上却由企业、国家实体或投资集团等非公地实践者主持、治理的合作活动。一个显著例子是 Facebook：这是一个封闭、专有的分享网络平台，却为私人商业目的利用用户数据。Airbnb、Uber 等数字平台声称促进分享，实际上却是以交易为基础、由资本驱动的企业，而非公地。具有互惠利益的契约性伙伴关系，例如制药商之间的专利池，也是伪公地的一个实例。它们主要为特定的市场目的而组织，不是参与者之间为了长期共享管护责任与收益而订立的约定。这些区别很重要，原书80因为商业企业往往急于掩饰自身的逐利动机，假装关心分享、共同体和共同福祉，以获得民主正当性；也就是说，进行“公地洗白”。
联合（Federation）：一群作出承诺的参与者、团队或组织，基于商定的目标、伦理价值或共同历史，自愿彼此协调、合作。虽然 federation 通常与民族国家或其他国家机构以某种形式结合起来有关，因此也与 federal〔联邦的〕一词联系在一起，但社会集体和组织也可以联合，以寻求相互保护、协作和支持。联合与网络不同：网络中的参与者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共享目标或深层承诺；联合中的参与者，则积极致力于共同使命。另一个区别是，一个分布式网络完全是水平的，是充分发展的同侪结构，而联合可以具有多中心异序结构〔参见“多中心异序结构”〕。
自由与开源软件（Free/Libr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FLOSS）：其源代码开放分享，并获许可供任何人使用、复制、研究和修改的软件。这些自由，由各种反转版权法通常运作方式的许可所授权，鼓励使用者修复漏洞、改进与发展软件。相反，专有软件利用版权法，禁止使用者查看或修改源代码，制造人为稀缺；即使代码几乎零成本就能分享，获取仍受限制。FLOSS 提高代码透明度；更多人可以审查代码，因此也提高其安全性与稳定性。它还让人们能够依照自身目的调整代码，在软件中建立更安全的隐私保护，从而赋予人力量。为数百万台服务器、桌面电脑及其他设备提供支持的 GNU/Linux 操作系统，或许是最知名的 FLOSS 程序。
联结之中的自由（Freedom-in-Connectedness）：一种承认我们与自然、他人、共同体和制度相联的自由观。人正是通过这些联结展开自身、发现身份原书81认同并蓬勃发展。相比自由意志主义的自由观，它是一个更符合现实的理想；后者总把个人选择与自主程度的最大化，作为焦点。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通常使用的自由观念是一种幻觉，因为我们没有谁能以“孤立之我”的方式生存，更不用说展开潜能。完全自主、完全靠自己造就自身的个人这一观念，实际上荒谬可笑，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在缺少他人心理与社会支持的情况下活下来〔参见“嵌套之我”〕。
生成过程（Generated Process）：一种探索性、逐步推进、不断演变的过程，用来生成公地这样的、能够焕发生机的环境。它是有生命、动态而适应性的，始终在生成中，始终不完整。它不同于按照固定、预先确定的计划制造某样东西的制作过程。生成过程，是形成有韧性的结构、深化关系的唯一途径，因为只有活的过程，才能孕育活的系统。凡是如此生成的事物，都能创造更深的共鸣，以及完整性与生命活力的感受。[46] 促成本书的合作，不只发生在两位合著者之间，也包括他们众多同事与顾问；它就是事物如何通过生成过程产生的实例。在《自由、公平而有生机》的创作中，每个参与者，以及观念本身，都在成长和转变。
温和互惠（Gentle Reciprocity）：与严格互惠具有不同性质。在严格互惠中，交易双方试图精确计算谁欠谁什么。在任何一来一往、对等回报的关系中，目标都是获得比付出更多的价值，至少也要获得相应的货币等值。公地中的互惠，通常是温和互惠：人们选择不精确计算，谁欠谁一份人情、时间、金钱或劳动。在公地中，友好相处很重要，不能只是作为“理性的”市场行动者行事。公地为把温和互惠变成习惯，提供适宜的环境；这一习惯建立社会信任，以及建设性合作的能力。
多中心异序结构（Heterarchy）：其希腊语原词 ετεραρχία，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概念：heter 意为“其他、不同”，archy 意为“统治”。在多中心异序结构中，不同类型的规则和组织结构结合在一起。原书82例如，它们可以包括自上而下的等级制、自下而上的参与，这两者都是垂直的，以及水平的同侪动态。在多中心异序结构中，人们通过把多种治理方式结合在同一个系统内，能够实现顾及社会的自主。例如，等级制形式可以存在于多中心异序结构之中。多中心异序结构，不只是同侪式的分布式组织方式，后者往往受缺少结构所妨碍；它也不只是等级制的简单反面。它是一种混合形式，使更大的开放性、灵活性、民主参与与联合成为可能。当任务变得模块化，多中心异序治理结构就更容易蓬勃发展。
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不同的工具、计算系统或技术产品，能够相互连接、无缝协同，无须为此专门设计。按定义，互操作性由特定的数据格式、协议和开放标准支持。ASCII〔Abbreviated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缩略信息交换标准代码〕就是一个例子，它是一种用于电子通信的字符编码标准。互操作性，是流程在全球协作、在地生产等网络环境中良好运作的关键。它也对于防止某一个行动者或市场参与者，通过控制设计标准取得垄断、控制他人，至关重要。
内互作用（Intra-Action）：物理学家、哲学家卡伦·巴拉德提出的概念，描述个别实体如何聚合，创造一种新的“纠缠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本不存在于预先存在的个别行动者中。想想人群行为与病毒式传播的文化现象。当两个实体发生内互作用时，它们的行动能力从关系本身内部涌现，而非相关离散个体的功能。纠缠能动性随着关系本身不断变化、适应。这个概念帮助我们超越简单的因果解释，并表明：行动责任分布在发生内互作用的实体之间；每个实体可能具有不同程度的意向性，也可能在延迟之后才显现。从内互作用的视角看，主客二元论、线性时间和个体能动性等熟悉观念，都是理解世界中事件如何发生的不完整、具有误导性的方式〔参见“涌现”〕。
市场—国家（Market/State）：市场与国家虽然常被描绘成对手，即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但事实上，它们共享许多深层承诺，并且高度相互依赖。把它们称为共享愿景中的伙伴，是有道理的。二者都把市场活动、经济增长、个人主义和技术创新，视为人类进步的驱动力，也以具体方式彼此依赖。资本驱动的市场，指望国家提供补贴、法律特权、研究支持，并缓解污染和社会不平等之类的市场外部性。国家则指望市场提供税收、就业与地缘政治影响力。
轻货币公地实践（Money-Lite Commoning）：一种力求减少对金钱和市场的需要的公地实践方式。公地实践，使去商品化的问题解法成为可能，因此可以避免依赖市场与支出，而这两者都要求某人获得更多金钱。公地实践本身具有轻货币特征，因为公地实践者按定义会尽可能依靠一起动手、共同使用、分享、分配与互助化。轻货币公地实践的要义，是帮助人们聚焦真实需要，摆脱消费主义文化通常带来的无休止购买与自主能力被削弱的循环。
互助化（Mutualizing）：指为一个具有更广泛、持久社会目的的群体事业作出贡献，并成为其中一员；这种结合，又使参与者有资格获得特定的个人利益。然而，成员并不一定像市场交易那样，因自己的付出而得到等值或相同的回报。他们通常依据需要或其他标准，获得某种规定的利益。互助化的利益由社会共同商定，往往依据不同份额和预定公式。保险共担池与社会保障基金，是典型实例。无论互助化如何组织，关键在于：每个对互助共担池有利害关系的人，都必须对协议有发言权。这是一种由同侪确定的互惠，是践行温和互惠的一种具体形式。
嵌套之我（Nested-I）：描述人类在存在层面上，对其他人和更大世界的相互依赖；这些关系共同创造、支持我们的个人发展。使用“嵌套之我”而不是原书84“个人”，就是承认，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才华和愿望，归根结底扎根于关系。有了这种自我觉察，把自己理解为嵌套之我的人，就会认识到：自身利益与更大集体的利益并不相互对立〔参见“个人／集体”〕，而是可以协调一致的。嵌套之我，不同于现代世俗社会所赞颂的人类理想：每个人的生活都由自己的成就与追求来定义，不受共同体、历史、族群、种族、宗教、性别等归属的牵系。经济学家使用的人类模型“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完美地描绘了“孤立之我”：一个自利、理性、追求效用最大化且完全自主的人〔参见“联结之中的自由”与“乌班图理性”〕。
无歧视基础设施（Non-Discriminatory Infrastructures）：以普遍向所有人开放的方式，促进移动、沟通、交换与能源流动的系统。基础设施的所有者或管护者，不根据族群、性别、社会地位等特定标准，限制访问与使用，也不向某一类使用者收取比另一类更高的费用。
本体论（Ontology）：作为哲学术语，指研究一个人关于现实本性及其结构的根本预设。本体论是一个人信念体系的“宪制框架”，是观看世界的窗口，是我们看见和把握现实的方式。世界是否被划分为人类与自然、个人与集体？世界是静态的地方，还是处于不断生成之中？我们根据对现实的假设，感知、描述世界，也常常据此行动。参与现代政治的人，所追求的宇宙观，通常不同于例如某种原住民文化；后者把自然、人类、过去与未来的世代，视为一个完整整体。由此可见，一个人相信的本体论叙事，会深刻影响他或她认为什么样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可信而值得向往。
本体论转向（OntoShift）：指一个人对于现实本性及其结构的根本预设与视角发生转变。
人们的本体论视角，体现在他们如何理解人与对象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由此，也体现在他们认为什么类型的文化、政治经济与协调结构，是可能且值得追求的。
本体论叙事（OntoStory）：“关于本体论的叙事”的简称〔参见“本体论”〕。
模式（Patterns）：理解世界中秩序本性的一种方式。模式帮助我们辨识不同现象，例如公地实践之间的结构规律与关系，无须依赖那些往往忽略情境和历史的僵硬抽象概念，或规定过度细密的原则。人类互动的一种模式，提炼出许多成功解法的精髓；这些解法，是公地实践者等人在长期实践中，为相似情境下反复发生的问题找到的。例如，每个公地都面临这些挑战：建立信任，作出顾及每个人感受的决定，以有益于社会的方式使用金钱，避开其有害影响。模式是开放的，而且始终相互联结；没有任何模式能够自成完整体系〔参见“词汇”〕。
同侪（Peers）：相对于群体或网络其他成员，拥有平等社会与政治权力的人。同侪拥有不同的才华与个性，但他们认为，彼此拥有同等的权利与能力，可以为一个协作项目作贡献，也可以决定项目如何推进〔参见“嵌套之我”“乌班图理性”〕。
同侪治理（Peer Governance）：公地实践中的一个部分，人们通过它作出决定、设定边界、执行规则、处理冲突；既包括公地内部，也包括不同公地之间。在同侪治理的世界中，个人把彼此看作具有平等潜力参与集体过程的同侪，而不是争夺中央权力机构控制权的对手。同侪治理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设计原则为基础，是一个核心概念，因为没有同侪治理，就没有公地实践，也没有公地世界。它不同于为人民治理，也不同于与人民一起治理〔参与〕。它是通过人民来治理。
同侪网络（P2P，Peer-to-Peer Networks）：一种强有力的组织形式，参与者以非等级制方式，为公地的生产作贡献。互联网与数字技术，促成了重要的 P2P 网络，致力于自由与开源软件、包括维基百科在内的各种维基、协作内容创作网站与档案库，以及全球设计与生产社群。P2P 网络是分布式网络，允许任一节点直接连接任一其他节点，因此能够释放某些协作创造力；而在所有节点都必须经过单一中心的中心化网络，或所有节点仍需经过某种中心的去中心化网络中，这些创造力根本无法实现。
多元世界（Pluriverse）：一种世界理解：无数人群创造并重新创造各自独特的文化现实，每种现实都构成一个世界。这个术语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许多当代危机，源自一种信念：只有一个世界的世界，也就是单一的欧洲现代现实。说世界是一个多元世界，就是说，存在没有单一来源——即诉诸一种多元本体论——也没有哪套知识体系天生优于其他体系。正如萨帕塔主义者所说，多元世界是“一个容得下许多世界的世界”。这指向一个难题：构成人类物种的不同社会，如何才能接受，许多世界必须在同一颗星球上共同存在？
汇集（Pooling）：向某项共同基金或任何类型的共同供给作出贡献的一种形式。人们为商定的目的，汇聚足够数量的贡献，再按商定方式，分配给特定用途。
定价主权（Price Sovereignty）：拒绝市场所提供的条件，包括价格的能力。公地实践者获得一定程度的市场独立性之后，通过公开透明地协作，由参与互动的所有伙伴共同自主确定交换条件，从而取得定价主权。因此，他们可以选择免费满足人们的需要，或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满足需要。这是一种常被忽视的战略力量，让人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自主应对市场压力与国家强制。因为原书87公地实践者是在退出市场，而非寻求支配市场，所以，此处的定价主权，并不意味着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反竞争行为。
供给（Provisioning）：通过公地满足人们需要，称为供给。这个词，是“生产”的替代用语；“生产”无法摆脱与忽视家庭、共同体及关怀等非市场领域的联系，也总聚焦于市场价格、效率、成本外部化等。供给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生产的目的，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则是为生产物品与服务的人，通过生产这些东西创造利润。通过公地开展供给的情形无处不在，但公地运用不同的配置、分配方式，来生成共享财富。供给的一项基本目标，是把经济行为重新与生活其余部分整合起来，包括社会福祉、生态关系与伦理关切。
公共部门／公地融资循环（Public/Commons Circuits of Finance）：一种协作筹资策略，使政府管理的纳税人资金，能够用于支持公地，甚至优先支持公地优先的策略。然而，它不同于国家对企业的补贴；后者主要旨在刺激经济增长，把收益导向股东。公共部门／公地融资，力求扩展公地实践与以公地为基础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帮助人们重新安排生活，使其更能自我维持，减少对市场—国家体系及其要求的依赖。
关系本体论（Relational Ontology）：认为实体之间的关系，比实体自身更加根本。这意味着，生命系统通过彼此的互动与内互作用，发展、兴盛。公地作为一种以人们如何走到一起、协作并维持自身为基础的社会系统，建立在关系本体论之上。这种视角，不同于支撑市场资本主义的现实观；后者认为，世界以孤立、自我造就的个人为基础，不具有历史、宗教、族群、地理、性别等原书88首要关系。通过关系本体论来构想现实的本性，需要“嵌套之我”“乌班图理性”等不同的关系范畴。
产权关系化（Relationalized Property）：关乎“拥有的其他方式”，这些方式契合公地实践，超越传统财产所有权所伴随的排斥、攫取与市场化。一个围绕财产所有权建立的社会，往往会产生有产者与无产者，以及造成滥用的资本和权力集中。产权关系化，是一种新的社会法律治理与供给类别，部分或完全化解对被视为财产的事物的排他性所有权。人们自行决定采用产权关系化制度，通过同侪治理来管理共享财富；这一制度并不强加于他们。它使相互关联的财产占有形式成为可能，增进生命，并加强人与人、与非人类世界、与过去和未来世代，以及与共同福祉的关系。
半透膜（Semi-Permeable Membranes）：公地的边界应该具有的形态。与其他有生命的社会有机体一样，公地需要保护自己，抵御可能伤害自身的外部力量，同时对来自环境的滋养与信号保持开放。因此，公地为自己发展一层半透膜，而非紧闭、僵硬的边界，能够运作得最好。打个比方，这层灵活的皮肤，既通过防止圈占与其他伤害来确保其完整性，也让它能够与其他生命有机体，发展滋养彼此的共生关系。
分享（Sharing）：一个一般而不具体的用语，指不要求回报的配置形式。根据被分享的事物不同，我们把它区分为分享、分配与共同使用。所有这些形式之前，通常都有汇集的过程。
- 分享：自愿、不要求回报地传递知识、信息、观念、代码、设计，以及其他复制成本低廉的无形事物。自由与开源软件社群，是分享的典型实践者。
- 分配：配置有限、可耗竭的资源。它不同于分享，因为分享通常会增加被分享之物的使用价值；这种效果不适用于分配。〔分享也必须与“分享经济”区分，后者实际上不关乎分享，而关乎微型租赁市场。〕
- 共同使用：针对共享资源或关怀财富的访问与使用，作出的社会安排。
情境化认知（Situated Knowing）：在某个特定领域生活与工作所形成的直觉性、具身的专门知识和实际诀窍。人们从小在某种环境中长大，就沉浸在特定节奏与技术中。他们学习关于植物、木材、手工材料、猎物、天气及当地景观其他要素的微妙线索，对自身处境形成深刻熟悉；这是书本学习无法带来的。
使用限额（Stint）：防止某种事物被过度使用或滥用的准入规则。在自给性文化中，一个人如何、何时可以从森林采木，或从湿地收取灯心草，往往有非常具体的规则。因此，“实行限额的公地”，是通过管理来保护自然系统再生能力的公地。公地学者刘易斯·海德写道：“没有使用限额，就没有真正的公地。”[47]〔参见“设限”。〕
乌班图理性（Ubuntu Rationality）：描述一种人类互动逻辑，承认个人利益与他人福祉之间的深层联系。它指向一种动态：一个人的展开，需要他人的展开，反之亦然。这个词，与传统的经济理性观相对照；后者被定义为自利、算计、占有性的行为，往往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当人们把自己看作嵌入多元世界关系集合中的嵌套之我时，就开始展现乌班图理性。Ubuntu 是南非多种班图语言中的一个词，表示“我”与“他者”之间深刻的相互依赖。
价值主权（Value Sovereignty）：尽管多数公地存在于市场—国家体系之中，因此容易遭受圈占，公地原书90通常仍努力保护自身的道德与文化身份，控制自己创造的价值。简言之，它力求确保自己的价值主权。
民间法（Vernacular Law）：一种发源于社会非正式、非官方领域的法律形式，作为道德权威与社会秩序的工具。民间法本身，在道德上可能是好的，也可能不是；它与国家法形成对照，后者反映国家权力与法理学的特定关切。习俗通过表达扎根于特定地方或处境的人们的实践判断、伦理智慧与情境化认知，发挥民间法的作用。